文章简介

《俺爹俺娘》

作者：焦波【完结】

图书简介：

《俺爹俺娘》从焦波给爹娘拍摄的万余张照片中精选出120幅，配以朴实文字，记录了两个世纪老人30年间的生活片断，真实、质朴，影印出一个个真情瞬间，编织出一个游子思念家乡、想念爹娘的图片散文故事。

焦波，用他的照相机，做了一件让每个为人子女者震撼的事情——他永远留住了自己的父母。当他把自己父母一生的音容相貌展现在中国美术馆，媒体评论：“感动京城，轰动全国”“是近年来惟一让人落泪的影展”，几十万观众哭了。每个人，透过照片，都能看到自己父母颤微的身影，看到一种无言的震撼。在这个纷杂重利的社会里，能让如此众多的人集体潸然泪下，是多么地让人慨叹。许多人留言：什么时候能把这些照片结集，出一本书，让我们抚摸我们的心灵，回望我们的父母，让我们再一次感受一种温暖和力量……

将父母留住，让震撼凝固。如今，《俺爹俺娘》已经正式出版了。我们想让中国人再次集体感动，我们想让中国人再次感受一种温情和朝拜。尽管，这种感动日渐稀少来之不易。

我们想到了您，我们想通过您，感动每一个读者，感动这个社会的角角落落。我们想为这个社会的和谐、温暖作一个文化人力所能及的事情。

当您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您也许能感知不同的温情：亲情、乡情、爱情……不错，每个人透过《俺爹俺娘》的一生，都会感受到不同的情愫，我们一生，是离不了“情”字的。

随意道来的平凡人的平常事，读者随手翻到哪里，都可以随时看起来。如唠家常，说来道去都成语。平凡人的生活，平常心，平常事总能咂出人生味道。

作者简介

曾任山东省青年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淄博市新闻摄影学会会长、淄博市青年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市青联委员。现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员、中国民俗摄影学会执委、最高会士──博学会士，南开大学与成都理工大学广播影视学院兼职教授。

30年拍摄亲生爹娘心血力作——《俺爹俺娘》，荣获首届国际民俗摄影比赛大奖——人类贡献奖 。

1、目录及序言

余秋雨：序

余秋雨

焦波这个人，我没有见过，他的爹娘，我却很熟悉。

——说这话，好像在故意跨越辈分讨便宜，但很多读者都会像我这样说。这个至孝男儿，就像中国自古以来乡村间的许多本分男子一样，恭敬地当众喊一声“俺爹俺娘”，就把自己的身子躲到了老人背后。人们见到的，只是两位老人的身姿，而且，大家都见到了。

作为著名摄影家的焦波，当他刚刚摆弄照相机的时候，一定是立志向越来越开阔的陌生世界捕捉镜头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也这样做了。但是，他终于发现，阅尽大千世界，自己最有必要、最有责任向广大读者介绍的，竟是那个养育了自己生命的温暖小天地。爹娘疲惫的笑容，是他万里行脚的归宿，爹娘满脸的皱纹，是他永远的“国家地理杂志”。

孝顺爹娘，尊敬父母，这种优秀的传统品德本应在当代中国大力提倡，但焦波的行动显然已经超越了一般门庭之内的孝顺和尊敬。他把自己的爹娘作为一种典型的文化图像呈现给社会，有血有肉地告诉人们何谓中国伦理，何谓东方亲情，何谓华夏子民。本来，这一些大概念已有诸多学术论定，但是一个民族的集体生态和心态是具体可感的，远比学术概念丰富。这一点连古人也懂，因此留下了《二十四孝图》之类的阐释例证。这种例证的弊病仍然是过于概念化，并由此走向了极端化和非人性化。焦波是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孝子，早已从陈旧概念走出，仅凭生命的感性，来传达天地间的亲情，因此，为了读解我们民族的精神结构提供了一份感性素材。

除摄影外，焦波还写下了不少文字。这些文字也是感性的，保持住了生活和感情的原生状态，与摄影相得益彰。应该说，它们离不开摄影，但如果离开了，也是上好的亲情散文。

天下的爹娘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焦波的爹娘生活在农村，因此更具有一种紧贴大地的典型性。华夏民族的主体立足农耕，世世代代繁衍在竹篱泥途河沟边。后人的种种城市行迹，大多也是由农村起步。因此，即使并非出生在农村的读者，看到这些摄影作品也会有一种整体意义上的感动，就像很多年前我们看到画家罗中立先生的作品《父亲》一样。

我是焦波作品的忠实读者，其中有一个特殊原因是，我也从农村走出。我的父母亲与他的父母亲属于另一种类型，但我非常熟悉焦波父母亲的那一种类型，也深知这种类型与我父母亲这种类型的关系。为此，我要对焦波深表感谢：是你的镜头，使我一次次更深切地怀念父母。我想，要向你表示这种感谢的，远不仅仅是我。

能为焦波先生的这部图文集写序，是我的荣幸。

自序(图)

有本书上说：“当父亲背起儿子时，父亲笑了；当儿子背起父亲时，儿子哭了。”（1997年）

“娘，您抱了我一辈子啦，我也抱抱您吧！”在故宫，我把娘抱了起来。妻子夏立群抢拍了这个镜头。（1996年）

多想再给你们照相啊，俺爹俺娘（自序）

在我学摄影之前，爹娘只照过一次相。

那是日本鬼子时期办“良民证”时村上让照的。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年，爹24岁，娘26岁，他们交了钱，到8里外的源泉村去照相。

“那时咋照相呢？”我问爹。

“男的女的分开，四个人一组，坐到一根长凳上照。照了再剪开。相片到了村里，伪村长控制起来，必须再交钱才能拿到相片。我又交了两份钱，却只得到自己的一张相片。”爹说。

“可能是没把俺照上，俺一直没见到俺那相片是啥样。”长到20多岁才照这一回相，还没见到相片，娘一直觉得委屈。

爹说:“年岁长了，俺当时照的那指头肚大小的相片也早找不到了。”

以后30多年，爹娘再没见到过照相机。也难怪，我们村太穷，人穷了哪有心思照相。

长大了，我走出了穷山村在外教学。1974年春天，我和女朋友夏立群（现在的妻子）带着她父亲抗日战争时期在战场上缴获的那台德国蔡司伊康相机回家时，爹用粗黑的手抚摸着这神奇的玩意儿，眼神里充满疑惑：

“这方匣子咋能照出人影呢？”

当我按女朋友给调好的光圈、快门，举起这“方匣子”要给他们拍照的时候，他们你看我，我看你，躲躲闪闪，不知所措。娘还说：

“别照了，俺长得又不好看。”

这一次，我拍的照片大多数都虚了，只有一张很清楚。以后，我还带着照相机回去过几次，终于拍下了娘扶着我不满周岁的儿子学步的瞬间，记录下当木匠的爹拉大锯的神情，还单独为爹娘拍了一张清晰的合影。

1982年，也是春天，我开始照着书本学习摄影。当时，正值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家承包了几亩责任田，爹娘如鱼得水。爹娘干啥都要强，种地也要种出个花样来。他们像过筛子一样细细地耕耙土地，像种花一样侍弄地里的庄稼。我在城里工作，也常利用星期天、节假日回去帮一下忙。刚学会拍照就如同刚学会骑自行车、开汽车一样，如痴如醉。跑街头、下工厂、到农村，工休日都搭在创作上，回家的次数少了。爹在地里忙不过来，他性子急、脾气倔、好强，但毕竟年纪大了，劳累时就冲着娘嚷几句，说我忘了家，忘了本，“修正主义”了。偶尔我回去干点活儿，也是一肩挑着担子，一肩挎着照相机。爹看见，又嚷起来：

“干活就要正经干，你这是啥样？‘要饭的牵个猴子——玩心不退’。”

娘出来圆场:“学照相咋不是正经事？都像你这一辈子只认得锄把、斧头？”

我的照片开始在报纸上发表了，我高兴地把报纸给爹娘寄回去。然而，好长时间没有见到回信。

秋天到了，庄稼熟了。我因单位有会议拍照不能按时回家秋收。过了几日，也没有收到爹娘催我回去的书信，我心里不安，等会议结束，便匆匆往家赶。为避免见面不愉快，我把照相机放在包里。走进家门，才知秋粮已收割进场，冬小麦也快种完了。望着年近七旬、疲惫不堪的爹娘，我歉疚极了。娘却安慰我说:“没啥，俺习惯了。今秋你爹就是不让捎信催你来家，说你正忙着正经事呢。”

山区的秋天是美丽的，农家院里满目秋实。我想创作几幅农家金秋的作品，需要爹娘参与到画面之中。跟他们一商量，行！我告诉他们，在镜头前面不要紧张，权当我不在场。我利用门口作框架构图，让高大的玉米垛充满画面，捕捉娘用簸箕簸粮的瞬间，取名《窗口》，透过农家丰收的院落这一“窗口”反映农村改革新貌。我还拍摄了爹手捧大地瓜由衷喜悦的镜头……这个秋天，我相机里的收获不次于丰收的田野。

报纸发表摄影作品，都在署名后带“摄影”二字。渐渐的，爹娘不再称我拍照为照相，而是改口为“摄影”。家乡人读“摄”为“聂”，“摄影”说成“聂影”，听别人这样说我觉得别扭，但从爹娘口中说出这两个字，我听着十分舒服。

“往上点儿，再往上点儿，你听见了吗？”（1995年）

1974年春天，我和女朋友（现在的妻子）同爹娘的自拍合影。那年爹60岁，娘62岁。这是迄今看到的爹娘最早的照片。

邻居们也喜欢让我拍照。每当有人说要我照几张相时，爹娘都要给他纠正：

“他这不叫照相，叫‘聂影’。不要绷着脸，要的是自然。”

他们还有意跟我的拍照对象拉家常，说几句笑话，以便我在一旁抓拍。

“报社里的记者都是这样‘聂影’的。”他们告诉邻居。

过了不长时间，我还真的考进了报社，当上了记者，“方匣子”也换成了“长镜头”。报纸上隔三差五有我拍的新闻照片。从那时起，爹娘养成了看报的习惯。报纸一到村里，爹便抢着看报上的照片。如果报上有我的作品，他便拿回家讲给娘听。爹的脾气也似乎改变了许多，很少再听他吵嚷。我每次回家，也都跟随爹娘的活动“聂”几张“影”，他们在我的镜头前十分自然，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时间久了，我也为爹娘拍了不少“作品”。

1990年，我组织了骑自行车长征路摄影考察队，这二万五千里，便成了爹娘最关注的“热线”。每晚电视里播放天气预报出现中国地图，爹便指点着某一个点，告诉娘我已到达的地方。我在外考察的九个多月里，报纸上有关我们的报道，爹每期必读，有时还把报纸借回家读给娘听。雪山草地是考察长征路的“重头戏”，也是艰难险阻最多的地方，还几次出现危及生命的险情。我把这段感受最深的经历写成长篇通讯，见报后，爹一边看一边掉眼泪，但没把这篇报道读给娘听。以后的几天里，他不住地念叨:“聂影不易呀，比俺种地难哪！”

1994年9月，又是一个金秋。我已到北京工作，带着妻儿回家给爹贺80大寿。寿宴以后，我给爹娘留影。在他们的配合下，我又拍了两张十分满意的照片，回京后放大寄了回去。过了些时候，当我再回老家探望爹娘时，见这两幅照片并排镶在一个大镜框里，挂在爹娘的床头。惹人眼目的是，在两位老人照片下面，爹用毛笔写下四个字：焦波摄影。

2000年春天，我又买了一台摄像机开始拍摄爹娘生活。对我手里的新玩意儿，爹娘还是认为是照相机，但又觉得这个新玩意儿和其他照相机不同。一天，娘坐在我的身边，仔细地端详着摄像机，问：

“你这个照相机比原来那个照相机好是不是？”

我说:“是！”

娘说:“我看也是！”

我把摄像机镜头转过来对着我和娘，用手搂着娘的脖子说：

“娘，咱俩照张相！”

娘在寻像器里看到我和她在一起的镜头，乐呵呵地说:“还是俺儿白生啊。”

一句话说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

依偎在娘的怀抱里，我撒娇地说：

“娘，我照不够您，照不够您啊。”

“赶快照几张吧，再不就没啥照了。”娘乐呵呵地给我幽了一默。

爹在一旁也乐了。也许是看到我和娘这么亲近感到高兴，也许是我从来没有与他这样亲近过他有几分嫉妒，爹说话了：

“‘至亲不过亲父子，至近不过亲夫妻。’这是一句老话。照我看来，亲父子不如亲母子近。为啥呢，儿子出世前在他娘身上已呆了大半年了，能不亲吗？”

听了爹的话，周围的人也乐了。

自从我给爹娘开始录像后，娘就养成了爱看我的摄像机的习惯，时不时地凑到我跟前，看看寻像器里我拍的是什么。

有一天，娘问:“这不是照谁就是谁吗？”

“当然照谁就是谁了，对着小狗还能出来小猫了？”爹又和娘幽了一默。

“这不还是那个老汉吗？”娘指着寻像器里爹的影像说。

爹听了，拽了拽胡子说:“不是个老汉还是一个小青年吗？”

我又把镜头对着娘，爹马上和娘打趣:“快过去看看，里头有个新媳妇啊。”

这下娘懂了，撇了撇嘴:“还新媳妇？都老成啥样了。”

一天晚上，我正在给爹娘录像，娘突然问我:“你照的这些相（她还是认为我拍的是照片）是不是给那报社，他们印报纸啊？”

“俺儿子不是照片，他是‘聂影’，要得是自然。”爹说。（1998年）

“咋还这么‘聂影’呢？怪不好意思的。”娘说。（1997年）

“是啊，是印报纸啊。”我边录边说。

“就和这些一样吗？”娘指了指糊墙的几张印着照片的报纸问。

“是啊，就印这样的报纸。”我说。

“印成这样，不是祥好（家乡话，很好的意思）吗？”一会儿，娘又凑到我跟前问:“他们用你的相片印报纸，不是给你钱吗？”

没想到娘问我这个问题。拍照片这么多年了，娘第一次问我这个。

我如实回答:“给我钱。”

“只要给你钱就行。”娘似乎得到了一个很想得到的答案，点了点头，不再问了。

“那你愿意照吗？”我追问了娘一句。

“给钱，我还不愿意吗？”娘几分认真地说。

“那叫稿费，你不懂！就像我给人家干木匠活，人家给咱钱一个样。”爹对娘说。

岁月无情，爹娘老了。30年来，我为他们拍了12000多张照片，600多个小时的录像。这些照片和录像，记录下爹娘的日常起居，接人待物，喜怒哀乐，也记录下爹娘身边的风土人情，世事沧桑。儿子为什么总对着“长得不好看”的爹娘拍来拍去，他们或许不理解，这些照片会派上什么用场，他们或许也想不到。但他们相信，儿子做的事是对的，也只有儿子才会这样做。爹娘对儿子是无私的，儿子对爹娘也是无私的。

许多人问我究竟为什么坚持这么多年。说实话，动机很简单：看见一天天变老的爹娘，我舍不得他们走。用什么办法才能留住爹娘？只有照相机和摄像机才能留住爹娘,只有照相机和摄像机才能留住活生生的爹娘。

2002年12月，爹走了。2004年2月，娘也走了。我用照相机和摄像机记录下了老人离开这个世界的瞬间，为爹娘一生的故事画上了句号。然而，失去爹娘的痛苦使我长时间不敢面对照相机和摄像机，不敢看给爹娘留下的照片和录像。如今，我又在问自己，我真的把爹娘留住了吗？我说不出答案，起码在今天说不出来。我心里只有一个愿望——一个想起来心里流血的愿望！那就是：

多想再给你们照相啊，俺爹俺娘！

2、俺爹

爹的家谱(图)

我爷爷焦心铨，他活了76岁，仅留下了1950年拍的这一张照片。

爹在世的时候，我称他为活家谱。

上至十祖八世，下至三辈五代，我们家族里的事情，爹理得清清楚楚。

太爷爷的上几辈兄弟几个，每个人叫什么名字，活了多大岁数，妻室姓氏，生有几男几女，各叫什么名字，包括谁无嗣，谁续弦，爹都说得明明白白。

我们村焦姓是大户。我的家族原有一本家谱，爹说他曾看过好几遍。这本家谱在“文革”中被焚毁，从此纸上的东西变为老人口中的言传。爹从小喜欢别人讲这个，喜欢记这个。看了，听了，记下了，又喜欢讲给别人听。就这样“学而时习之”，爹把家谱记得非常完整。

我不太理会这个，所以从小听爹不知讲了多少遍的东西一点都没记住。

“唉，”爹叹一口气，“光给你们讲不行啊，你们记不住，咋能传给下一辈呢？”爹对“家族史”的后继是否有人的问题开始担忧了。

“趁我还不糊涂，是不是得给后辈留下一本家谱了。”有一次，爹征求我意见。

“你愿意干这事你就干吧。”我有些不以为然。

爹说这话的时间是1992年初。当我一个月后再回去探望爹娘时，爹看见我，第一件事就是从柜子里拿出（准确地应该说是“捧出”）一本用黄色的纸粗装的一本“书”，封面是歪歪扭扭的四个字“焦氏家谱”。当这本家谱放到我面前的时候，爹的两眼直盯盯地看着我，似乎在看我的反应，看得出，他的眼神里有一种满足感和成就感。

我顺手翻了几页，顺口说了一句:“挺好！”便又放到了爹的手里。对于我的反应，爹显然有些失望，但没完全失去兴致。他告诉我为修这本家谱，他请了写毛笔字最好的堂孙焦裕国代笔，人家忙活了十几天都没在咱家吃一顿饭；又说，远在60里外住的本家听说修家谱，特地选了三辈人代表来看望他。人家还带来了一条烟，一瓶酒，那可是一块五毛钱一盒的好烟，两块八一瓶的好酒。人家图什么，就图家谱修成以后，复印一下，送给人家一本就成。

爹说完了这些话后又看看我。

爹的这番话打动了我，我整天在外为报纸采访，拍照，写稿，目的是为了发表出来得到社会认可。爹一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见诸于纸上的“作品”，他也是希望得到认可，传播后世啊。

我把家谱带到城里，复印了十几份，给爹带回去。爹很高兴，他列了一个名单，让外甥女桂花代表他一家一家地送。爹把原底本留在了家里，让娘用一块家织的蓝印花布包了起来，压在老柜子里面的最底层。

一晃10年过去了。

2002年12月，爹去世了。桂花从柜子底翻出这本家谱，交给我说:“二舅，把俺姥爷留下的这个‘宝贝’给你吧，这是他生前多次交代的。”

我拿着（准确地说应该是“捧着”）凝结了爹的一生心血的“著作”，心潮难平。

我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爹修的家谱。这本家谱，编写得极为认真：有序言，有注释，书写得也极为工整。用我们编辑的眼光来看，“书”做得很到位。更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谱序竟是爹写的(准确地说，是爹口述本意，堂孙焦裕国执笔整理的)。文后工工整整地落着爹的名字：文崇。谱序写得结构严谨，古文语言运用得当，读起来十分流畅。也算是爹的作品吧，全文抄录如下：

族之有谱，所以详世序明支派也。吾族自明朝由冀州枣强迁居以来，计今约五百有余岁矣。其间经历史转折，沧桑之变，不无迁徙流亡，过嗣分居。前因无谱可考，以致世序不明，亲疏难辨，族众鉴此而兴叹，于一九四九年爰议修谱。遍诣章丘、莱芜、临朐、沂源，联合吾同姓亲族，究本追源，历经年余，谱整告善，按地区支系编册合集，付梓六部，各地分存保管，何其幸哉！所憾吾村存谱因动乱而失焉，至今杳无音迹，亦与无谱有何异耶！然前固无谱而兴叹，今为失谱而所感，是此再修家谱以补失欠。本欲照原谱重整，但无本参考，而且吾人能力有限，是以此谱仅自十四世。

1927年，我家的分家文书和分房分地的分单（部分内容）。

爷爷的三弟焦心温和三弟媳1942年的“良民证”。

永常祖始，详载本支系，同将十至十六世吾村祖先及传世文字，著于篇首，供传继参考，世序相续不紊，以利吾族兴旺发展。是为志。

公历一九九二年壬申，修谱人：文崇（二十一世）

爹不但修了家谱，还用文字记录下了他的爷爷的儿子们（我爷爷和他的兄弟）的生活故事。故事还蛮生动。这里，我整理一段给读者欣赏，故事的意思没变，只是由爹的口气变成了我的口气来讲：

我的太爷爷（爹的爷爷）叫焦纯名，与太奶奶赵氏没生女儿，只生了5个儿子。叫算命先生给孩子们起名字，先生琢磨了半晌，对太爷爷说:“若让你纯名在后世有名，必占‘五行’，那就让五个孩子的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分别带‘金木水火土’5个偏旁部首吧。”

于是，爷爷的五个兄弟便以长次为序分别取名为焦心铨、焦心标、焦心温、焦心炎、焦心培。

太爷爷兄弟五个，他是老三，惟有他学了木工，所以成了我家第一代木匠。木匠，在农村是“百匠之首”，是吃得开的人。他的大儿子焦心铨（我爷爷）出生时家境还好些，还读了两年书，以后4个儿子相继出世，家里增添了4张吃饭的嘴，家境便一年不如一年，爷爷的4个弟弟一天学校门都没进。所以爷爷常说，比起他4个弟弟来，他占了肚子里多两打字的便宜。

其实，比起他的4个弟弟来，爷爷还占了一个便宜，那就是完完整整地从太爷爷那里继承下来木匠手艺。其他几个弟弟都不上心学，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只学会拉个大锯。木匠业内有句行话:“百日斧子千日锛，大锯只需一早晨。”大锯一早晨就能学会，可见达到“三年学徒五年匠”的功夫，他们还相差得很远。太爷爷过世得早，4个弟弟都不大，就仗着是老大，就仗着读了两年书，就仗着比其他兄弟多买了几亩地，不但吃了上顿还能有下顿，而且手中还不断有几个铜子儿，爷爷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了“兄长”、“家长”两副重担。

爷爷找过两个媳妇，第一个张氏结婚一年后，因为生孩子难产，大人孩子都没命了。爷爷和第二个媳妇翟氏（即我奶奶）结婚后，借了几吊钱，办了一个木匠铺子，来做打棺材的生意，因为这种活不需要太精的手艺，几个弟弟都能跟着干，爷爷省却了许多不放心。在工钱分配上，爷爷按出力大小发放，五弟年幼，调皮又贪玩，心思不在木匠活上，爷爷总是苦口婆心地教导他:“心培呀，你要自立呀，大哥也会老的，你这样下去，我不放心呀。”

然而，五弟还是不争气，得到的工钱最少。但当他真到了揭不开锅的时候，爷爷便沉不住气了，他当着其他兄弟的面“宣布”:“五弟有难，这个月我多给他俩钱，你们也别眼红。”几个弟弟想不通，爷爷又说:“咱们是一母同胞，你们是我的弟弟，他是你们的弟弟。只要我锅里有的，弟兄们碗里也会有，不为了弟兄们，我开这个木匠铺子干啥？”

几句话说得弟弟们都不吱声了，他们心里明白，他们的大哥办起这个木匠铺子实际上就是给全家支起了一口锅，一口天天都冒热气的锅。

就在爷爷的木匠铺子办得最红火的时候，太奶奶死了。爷爷操持着把丧事办得排排场场，放鞭放炮，七天大殡，席棚从位于村中心的家一直扎到北门外。在送葬的路上，爷爷打头，4个弟弟依次排后，三步一作揖，五步一磕头。爷爷一边哭一边喊:“娘呀，我要让您放心，您的大儿子能把几个弟弟带好，能把这个家养好啊。”

然而，好景不长，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天下闹饥荒，死的人倒不少，但家家置不起棺木，草席一卷埋了就拉倒了。爷爷的木匠铺子再也办不下去了。没有了糊口的钱，几个弟弟也都不听爷爷的管教了，都要出去逃荒。爷爷嘴上不说，心里却非常难受。他跑到太奶奶的坟上跪了半天，喃喃地说:“娘，儿子无能，看顾不好几个弟弟，我对不起您和爹呀，对不住呀！”

几天后，爷爷的4个弟弟三个下了关东，一个去了江苏。每个弟弟走，爷爷都给他们凑足盘缠。爷爷对4个弟弟说:“哥哥对不住你们，把咱家的饭锅砸了。我们五兄弟要在一起才能有造化，如今分开了，造化也就没了。我当大哥的最后再立一个规矩：无论到了天南海北，咱们的儿子们的名字都要带一个山字，希望孩子们都能像山一样独立地站在地上。”4个弟弟离家的时候，爷爷都用大青驴把他们送了一程又一程。

爷爷的四弟焦心炎和四弟媳。这两张照片是1942年办“良民证”时拍摄的。

爷爷的四弟焦心炎和四弟媳。这两张照片是1942年办“良民证”时拍摄的。

解放后，爷爷的4个弟弟都回到了家乡，还真的带回了名字带山的8个后辈兄弟，连同我爹共9个。他们是爷爷的儿子焦文崇（我爹），爷爷二弟的儿子焦文峰，三弟的儿子焦文岚、焦文岩，四弟的儿子焦文峻、焦文岱（后改名焦文枫）、焦文岳，五弟的儿子焦文嵩、焦文岐。尽管有了这么多的“山”，但爷爷的４个弟弟晚境都不太好，活的年纪也都不太大，最长的四弟也只有69岁。我爷爷活的年纪最长，76岁那年安卧在自己的堂屋里。临终前，他说:“俺兄弟中，我又是长兄，活得又最长，也算是‘金命’了，值了。”

读了我爹的作品，亲爱的读者，您大概了解我爹的家世了吧！真的，从爹的“作品”里我才明明白白地知道了我的根，我的家史，了解了我的前辈人。并且，从爹修的家谱里，从爷爷和爹两代人身上，看到了我们家族里优良的传统品德，意识到肩上承载的辈分和品德承上启下的责任。

只有在这时，我才意识到爹修家谱是多么有价值的一件事。

拉大锯(图)

在做木匠活，他说:“墨线打在木头上就成了规矩，拉锯就得照着墨线走，凡事都要按着规矩走。”（1976年）

学木匠，得先学拉大锯。“百日斧子千日锛，大锯只需一清晨。”木匠活中，最好学的是拉大锯。

“拉锯拉锯，你来我去。”虽说简单，但真正拉好，也不是易事。拉大锯重要的是两手端平锯梁，拉锯和送锯用力适度。

我第一次拉大锯是12岁，爹说他比我还早一年。

那是一个假期的早晨，爹把一段最好拉的梧桐木放上墨线，让我跟他一起拉。我从小见别人拉得轻轻松松，欢欢快快，但我第一次把大锯端在手中，却不知怎么拉下第一锯。爹在大锯另一头告诉我，两肩放平，两手端平锯梁，往怀中平拉就是，锯是带齿的，只要移动，自然就越拉越深。爹轻松地拉过去了，轮到我拉过来时，不是锯条弹起来落不到墨线上，就是锯齿死卡在上边拉不动。爹说：

“锯条弹起来，是用力轻了，锯齿卡住拉不动是用力重了。应该两手放松，不要死死攥住锯把，这样，心也会放松，锯条才能轻松地拉过来，送过去。”

我照着他的说法试了几下，还行，锯条开始进入木头了。梧桐木木质软，好拉，但锯条也容易走墨。锯条偏右了，我就狠狠抬左臂，右臂使劲往下压，想把锯条再折回来走正墨，但越用劲，越不行，锯条离墨越远。爹在另一头知道我拉走墨线了，就跟我换过位置来，告诉我不要心急，不要用力太大，要把锯抬起，轻飘飘地往正墨上靠，这样锯条便走正道了。另外，初拉大锯，要目不斜视，才看得准，拉得准。我按爹说的话去做，虽说拉得好了一些，还是“飞龙走蛇”，锯条弯来弯去。这一天，把两厘米厚的板子，拉得厚薄不平。

第二天再拉，心情不紧张了，锯也拉好了。那时我个子矮，大人站在地上，我得站在矮凳上。到了十六七岁，才能和爹站着平拉。但遇到长木头，两人都需站到长凳上。我喜欢拉更长的木头，如果在两米高以上，凳子就要吊得很高，站在上边，虽晃晃悠悠有些不稳，但居高临下看四周，却很神气。以后，我不但学会了拉一抽锯，还学会了拉三抽锯。三抽锯就是拉过一段长的，再带两段小的，锯条的声响便由一抽锯的“嚓、嚓”变为“嚓——嚓嚓”，十分轻松欢快。爹给拉三抽锯起了个挺有诗意的名字“凤凰三点头”，爹说，名字虽好听，拉起来也欢快，出活却少，不如一抽锯，一下是一下，送拉的锯条长，出活多。

拉大锯，拉个一天半天还耐得住劲，若拉时间长了，就觉得音调乏味了。记得上初中时有一个暑假，我拉了20天大锯，便想打退堂鼓。爹看我不高兴，对我说：

“学木匠要先拉三年大锯，你知道为啥？不是说拉三年才能学会，是三年中让你悟两个理：一是懂得两人配合才能完成一件事，不论干啥事，要讲合作；二是磨磨性子，干事不图虚，要脚踏实地，一心一意。这个理悟通了，即使这辈子你不干木匠，干啥也能干好。”

真没想到，在平平常常的拉大锯上，爹还讲出了这么多的道理。当然，那时我还不完全懂，等我走上了社会，经过了许许多多的坎坎坷坷以后，回过头再回味一下爹的话，才理解了其中的含意。搞摄影，做事业，还有做人，我何尝不是像拉大锯那样，目不斜视，照着墨线，一锯一锯地“拉”呢！

改大门 盖新房(图)

家里盖房，来了 30 多个匠人、小工帮忙，娘出出进进，忙着为匠工们备饭:“俺一辈子就是忙饭的命。”娘说。（ 1998 年）

我家的大门原朝东，靠街，出入方便，爹娘从这个大门进出了60多年。

十年前，一位风水先生看了说，大门改在院子的东南角，这样你家才会人丁兴旺，后世有为。爹十分相信风水学说，便把原大门堵了起来，在院子的东南角开了一个大门。门盖得高高大大、飞檐斗拱，迎面还建了一面带山水画的影壁，再往里是一个六角形门，十分漂亮，但从街上进出大门需绕一个弯。凡到我家的人，首先夸赞大门的气派漂亮，然后往往跟上两个字:“就是……”意思很明白：走着不方便。家里人也有同感，但碍着爹要强的面子，这话是绝对不能说出口的。

1998年春天，原大门旁边的三间旧房要塌了，我跟爹商量：拆掉算了，盖上三间新房，冬天烧个土暖气，也暖和，爹娘可搬进去住。原来住的北房给照料爹娘生活的外甥女桂花一家住。

爹开始不同意，想了几天，又同意了。看得出来，他是舍不得离开他用心血盖起的那三间海青房。这里原是爷爷结婚后分到的三间草棚，临时用土坯夹成住房，一家人一住就是40多年。1955年，爹把旧房拆掉，翻新成了村里的第一座海青房。爹在这座房子里安上了玻璃窗户，这在当时农村是极少见的，在我们一带山区还是第一家。为使隔间宽一点，爹不用土坯和砖石垒隔墙，而是发挥当木匠的优势，用木板做成了隔墙，这样大大减少了隔墙厚度，既增加了房间面积，又美观大方。至于天花板，开始用木板做成，过了几年又泥成了平滑滑的白泥顶板，同城里楼房一样，这比村里别人家先进了20年。开始，人们不理解爹的做法，说窗子大，收不住财；说玻璃窗扇不如木头棱子的安全，“顶棚（天花板）高，穷了腰（腰里没钱）”等等。爹没管这些，笑笑说:“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果然，1970年代初，像我家这样玻璃窗户和白泥天花板式的房屋时兴起来，人们开始夸赞爹的超前意识。

40多年后，又要盖新房了，但在新房的高度、宽度、门窗原大小上，爹却和外甥女桂花的爱人方喜产生了分歧。爹说：

“新房的高度不能超过海青房的高度，我盖的海青房是正房，别的房子高了，会压倒它的气势。”

方喜是村建筑队的技工，整天在外建房，他对爹说:“姥爷，现在农家没有再盖低于两米九的房子了，矮了不气派。”

爹说:“我不管外边咋办，咱家有咱家的规矩。”

“那么,咱把窗子和门大一点行吗？窗子一米八见方，门口的高度两米七，你看咋样?”

爹听了直摇头，接着又瞪眼睛:“我干一辈子木匠了，还不懂？！窗户、门口大了成了玻璃墙了，像啥样？作为一家之主，我说了算！”

我虽支持年轻人的意见，但又要考虑到爹的想法和面子，便在中间圆场。我对爹说：

“您老这么大岁数了，这房子还能住几年，以后这些房子还不都是给年小的？您一直说要顺时代、赶潮流，如今咋又这么固执了呢？”

爹想了想，说考虑考虑再说。我知道他动摇了。我又说服方喜让让步，门和窗户的高度分别矮下来了30厘米。爹终于“通过”了改动的意见，新房很快盖成了。

新房盖起来以后，外甥女桂花跟我商量，是不是在原大门的位置开一个小门，避免从街上往家搬运东西时走新大门绕远路，这个小门平时上锁，必要时开一下。我把这意思跟爹一说，爹当即同意:

“我不是榆木脑袋死脑筋，年轻人的意见只要跟我通个气，还有不能商量的事儿？”

这个小门开了以后，头几天还常锁着，过了些日子，又常开着了，走习惯了也就不锁了。有一天，爹要上街，不知谁把小门锁了，他便喊了起来：

“桂花，桂花，给我开开小门，腿脚不灵了，不想绕圈子了。”

爹精心建起来的豪华大门形同虚设，反倒上了锁，很少开了。

行人头(图)

堂兄的儿子结婚，娘帮着蒸喜饽饽喜糕。（1996年）

在我们家乡娶媳妇时，前往抬花轿、搬圆房（嫁妆）的人称为行人，在行人中有一个组织者，这人便称为行人头。行人头一般是识几个字、会说会道，办事热心和有威望的人。在村里，具备这样条件的也就那么几个人，爹是其中一个，年轻时，他当了好多年行人头。

按我们那一带的习俗，娶亲这天，天亮前行人们要去女方家搬圆房，抬新媳妇，天亮后按适合的时辰过门。迎亲的人们到了女方家门口，只让行人头先进门，其他行人被关在门外。女方家人抱一捆豆秸，点着，让行人们烤豆秸火，意思是豆（都）得好运，秸（皆）大欢喜。这时行人头跟女方的父母，说一些孩子到那边受罪了，不周的地方请你们老人多担待了等话。女方的父母也说几句孩子不懂事，不会干活了，到那边请老人多调教了等谦虚的话。客套之后，才把大门打开，行人们进院，按行人头的吩咐把嫁妆用绳子封到扁担上。负责抬轿的行人把轿放在大门口，新媳妇要由命相适宜的哥哥或叔叔用紧扣的两只手背托到轿上。新媳妇的长辈再向行人头叮嘱几句抬轿要稳了，不要磕碰了圆房了等话，迎亲队伍便启程了。

八九岁的时候，我也当了一回小行人，跟着大人们抱个布帘子。那次行人中有两个腿瘸的人，一个是本家的瘸子四叔，一个是叫狗剩的瘸子哥。那次的行人头是南门里的五爷爷，五爷爷爱说爱闹，唱村戏时是饰演丑角的老手。这一次，他把迎亲的两盏纱灯让两个瘸子一人打一盏。纱灯是迎亲队伍中的前导，两个瘸子并排前行，一走一拐，挑起的纱灯晃来晃去，引得满街看媳妇的人不再去注意新媳妇的花轿，而对两个瘸子的“表演”笑得前仰后合。

爹说，干行人头长了，热闹的事多着呢。1955年冬天，大义娶媳妇那天，正下大雪。爹是行人头，他嘱咐抬花轿的人一定注意脚下的山路，千万别有个闪失。爹按行人头惯用的说法，不断地提醒抬轿的行人和轿中的新媳妇：

“下一台！”就是要下坡了。

“前后打出！”是告诉抬轿人要换肩了。

“慢调慢甩！”意思是要转弯了，提醒新媳妇扶牢坐稳。

当花轿抬到龙湾口时，天已放亮。突然，前边的抬轿人失足滑倒，轿身猛烈前倾，新媳妇“扑通”一声从轿里滚到地上。幸亏雪厚，没有磕伤，却弄得满身是雪。一阵风吹来，掉落在地上的蒙头红布被刮得老远。行人们有的给新媳妇扑打身上的雪，有的去追蒙头红布。当再把新媳妇抱上轿时，爹突然发现新媳妇脚上的鞋没了，于是大伙又在雪地里找鞋。找了半天没找到，这时一个行人发现，新媳妇的鞋根本就没掉，是鞋套子把鞋遮住了。我们那一带有个风俗，新媳妇的脚不能沾地，所以都要套个红鞋套，猛一看，像没穿鞋一样。新媳妇受了一场惊吓，不高兴也说不出来。按那一带的风俗，新媳妇过门这天是不能说话的。

正因为新媳妇不能说话，有时爱闹的行人，总千方百计让她说话。爹说，四喜娶媳妇时，他们刚把新媳妇抬出村来，几个抬轿的行人就打赌看谁能让新媳妇说话。

“新媳妇，你渴吗？”没有回答。

“你坐得舒服吗？”还是没有回答。

点子想了不少，新媳妇就是不开口。快进我们村子了，爹对一个行人耳语一句，那人心领神会，便大声说：

“停下来！停下来！新媳妇要尿尿。”

话音刚落，轿里终于传出一声慢言细语：

“俺不尿。”

四根香蕉(图)

1998年大年除夕，爹从小卖部买来四根香蕉，说是祭祖用。“他们生前都没见过这稀罕物呢！”爹说。

1998年大年除夕，爹从小卖部买来四根香蕉，说是祭祖用。“他们生前都没见过这稀罕物呢！”爹说。

我第一次见这“稀罕物”的时候也十三四岁了。当时，对门的一个哥哥从南方探亲回来，带回来一些香蕉，给了我们家四根。等送香蕉的哥哥一走，我就缠着要吃。爹给了我一根，我不知咋吃，带着皮就咬了一口，又苦又涩，连忙吐了出来。爹尝了一口，也说不好吃，他也是带皮吃的。

爹的“之乎者也”

爹小时候上过四年学，读完了《论语》，《孟子》刚读了个头，便辍学跟爷爷学木匠了。

爹的记性好，学过的知识记得牢，平时说话，凡扯上点古文词句的，都搬出来和土话结合一下。土话里掺古文，白话之中加诗词，听起来十分有意思。

小时候，爹常提几个问题，考我和二姐，我总是抢先回答，也往往答错。但等二姐回答正确时，我又会说:“我也是这么想的。”这时，爹便会教训我：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