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爹说:“这是阎王捎来信了。耳聋，眼花，这不是捎来了两回信吗？早先一个人，梦里碰上阎王爷，阎王爷告诉他，你死前我会捎信给你的。以后这人死了，见了阎王爷，阎王爷问他，我的信收到了吗？那人说没有啊，阎王爷说:‘你的耳朵聋了吗？’那人说:‘是啊，聋了。’阎王爷说:‘这就是第一封信；你的眼花了吗？’那人说:‘花了。’阎王爷说:‘这不就是第二封信吗？’耳聋眼花，就是阎王爷捎信来了，就该去报到了。”

娘说:“快闭上眼吧。都90了，还壮实啊？”

爹说:“‘万事份一定，浮生空自忙。’早晚叫你‘黄金入柜’（尸体装入棺材）。像咱这么大的年纪，后晌（晚上）脱下袜子鞋，不知早晨穿不穿。”

那天，表姐来我家，给娘送来了一个新棉袄。

表姐说:“大姑，我给你做了一个三表新的棉袄。

娘撇了一下嘴说:“哎哟，这还不知道活几天。”

表姐说:“活一天也得穿得好好的。”

娘说:“我就寻思没一些穿头。”

爹在一旁又插话了:“阎王爷叫你的时候，你说我还有好几个袄没穿呢。”

说归说，死还没来，那就好好活吧。每年春天，娘总是把寿衣拿到院子里晒一晒。因为，家乡有个风俗，多晒寿衣会长寿的。有一次，我惊奇地在娘的寿衣里发现多了一条像放羊鞭一样的小木棍，木棍上裹着一个白字条。娘说：

“这叫‘打狗棍’，是邻居二奶奶送我的。她说我一辈子心善、行好，心肠太软，到那边要提防恶狗伤身。”

说着，娘把裹在木棍子上的字条取下来，递给我。我一看，上面写着一首打油诗，诗是这样写的：

这只鞭杆七寸长，两头都是金银镶。你把鞭杆拿在手，来来回回打恶狗。一打恶狗扬长去，二打恶狗回家乡，三打恶狗去西方。

这首打油诗，不识字的娘能一字不少地背下来。她一边背，一边笑，笑得十分自在。

死，是个可怕的字眼，一般人怕谈它，达官贵人更避讳它。然而，爹娘却不在意，从从容容地准备迎接它。爹娘是太平常的人了，也许正因为“太平常”，才活得这般从容。

爹娘剪彩(图)

在中国美术馆，爹娘用从老家带来的剪刀为儿子的影展剪彩。（1998年）

娘在火车上打着吊瓶，进京为儿子的影展剪彩。（1998年）

为爹娘拍了20多年照片，我想为爹娘办个影展，影展就定在中国最高的艺术殿堂——中国美术馆，影展的日子就定在娘的86岁生日那天。

那是在1998年的春节时定好的。

这一年春节前，娘的肺气肿病犯得早，犯得比哪一次都重，幸亏我回家早，赶快把娘送往医院，记得那是过小年的前两天。上了年纪的人过年等于过关。对于已85岁高龄往90岁上数的娘来说，这个关越来越难过了。民间有一句俗话:“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坐。”意思是70岁以上的老人，最好不要留他在外过夜，过夜就可能出意外；对于80岁以上的老人，连留他坐都不敢留，坐一坐就可能有出事的危险。这几年，爹常挂在嘴边上一句话就是:“到了俺这把年纪，晚上脱下鞋和袜，不知早晨穿不穿。”

这几句话，使我感到可怕。

我日日夜夜守候在娘的身边。娘的命大，我的福大，娘竟在年三十出院回家过年了。

初一，我们家融合在一片喜庆的气氛里，娘给前来拜年的孩子们一个一个发着压岁钱，嘴里一边嘟囔：

“我真没想到还能来家过这个年。”

临了，剩了一份，娘给了我：

“这个你拿着，也算娘给你压岁了。”

我说:“娘，我多大年纪了，都快抱孙子啦！”

娘说:“你年纪再大，有我和你爹，你还是孩子。”

一句话，把我说得热乎乎的，眼睛酸酸的。有娘好啊，有娘好啊！我在默默念着。

一会儿，我去文新大婶家拜年，大婶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地唠叨：

“侄儿啊，这回你又用钱把你娘买回来了！”

我说:“大婶，钱，花了咱再挣，亲娘不就是一个吗？”

我这句话，让大婶掉了半天泪。看见有人去拜年的，她就说：

“人家焦波说了，钱花了再挣，亲娘只有一个呢。”说着，又抹眼泪了。

这一天晚上，我几乎一夜未眠。面对家里的情况，我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决定今年办成三件事：一、开春后拆掉老房，盖一座新房，安上土暖气，让老人再不能受凉犯病；二、今年写出一本书，写本关于家里的书，书名就叫《俺爹俺娘》；三、年内在北京为爹娘办一个影展，让爹娘生前能看到儿子20年来为他们拍的照片挂到艺术殿堂里。展览的时间定在娘的生日这天，在美术馆为爹娘祝寿。

想到这里，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让爹娘为影展剪彩，让爹娘在中国最高的艺术殿堂里享受一下大人物才能享受到的规格和荣誉。

盖房很顺利，桂花的丈夫方喜家兄弟十几个都是泥瓦匠，都来帮忙，从拆老房到盖起新房只用了半个月时间。

麦穗发黄的时候，我把几年没休的假凑到一起，请了一个长假，回老家写我的书。虽几年不写东西了，但这次写的都是有关爹娘、有关亲情的小故事，用不着构思，想咋写就咋写，因此写得很顺利，基本上一天写一篇，有时还写两篇。写不下去了，就到地里割麦子。割麦子是累活，用劲虽不大，腰弯得久了，又酸又痛。休息时，躺在麦捆上，看着天上飘拂的白云，任蚂蚁在胳膊上爬来爬去，我似乎又回到了那幸福的童年，写作的激情又来了。爹娘知道我在写书，每天晚上都愿跟我聊，往往一聊就聊出一段故事。就这样整整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书便写成了。

当我把书稿送给出版社以后，就该准备影展了。影展需要一大笔钱，正在我为经费犯愁的时候，8月份揭晓的首届中国国际民俗摄影比赛，我的《俺爹俺娘》组照摘得了人类贡献奖大奖，奖金66000元。影展的经费终于解决了。

得到了66000元奖金。我欣喜若狂，也想给爹娘一个惊喜，于是想了好长时间，才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

那是在老家的饭桌上，我说:“爹，我的照片获奖了！”

爹说:“不孬，不孬。”却只字不问奖金的事儿。

这位在京的打工妹拉着我爹的手直掉泪:“看见这些照片，俺想家了。”（1998年）

我憋不住了，跟爹说:“你猜多少奖金？”

爹说:“俺猜不着。”

我眉飞色舞地说:“六万六啊！”

爹听了却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了一句:“钱不钱的，咱要的是那名誉。”

听了爹的话，我傻眼了，望着平平静静吃着煎饼的爹半晌说不出话来。爹辛苦了一辈子，80多岁还依然下地，不就是为了养家糊口吗？他一辈子也没想到会挣这么多钱，但当这些钱放到眼前时，他却看得那么淡，把荣誉看得那么重，相比之下，我这个“文化人”实在赶不上俺这跟斧头锄耙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爹呀。

这件事，在我心里震撼了许久许久。

11月初，我把影展的照片放大制作完毕后，回家同爹娘商量剪彩的事。

“爹、娘，我要在北京为你们办摄影展览，把你们的照片展出来，你们看咋样？”我说。

“那倒是好，在哪个地方展？”爹问。

“在中国美术馆，那是最好的展览场地了。”我说。

“我知道，那是北京50年代十大建筑中的一个。”爹兴奋地说。

“到展览那天，你和我娘到北京去，给我剪彩。”

“啥叫剪彩？”娘问。

“就是两个人牵一根红绸子，你和爹把红绸子剪断。”我给娘解释说。

娘一听，撇了撇嘴:“那不就瞎了吗？”（山东方言，浪费了的意思。）

爹用手拨了一下娘的胳膊:“这你就不懂了，俺在电视上见领导人剪彩，知道咋剪法。”

过了一会儿，爹又说，“那里剪刀我使不惯，去的时候别忘了带咱家的老剪刀。”

娘说:“俺啥剪子也使得惯。”

爹说:“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使了一辈子剪子了。要论使大锯斧头，你还不能跟我比呢。”

俩老人像孩子一样叽喳了半天。

最后，爹告诉娘，“到时，咱俩得一块儿剪，你剪断了，我剪不断，人家要笑话咱。”

“到时咱还能喊个一二三？”娘堵了爹一句。

打这一天起，爹天天磨家里的老剪子，磨了一遍又一遍；娘对邻居们说：

“过两天，俺就上北京去开会。”

在老人的心中，能到北京“开会”的是啥身份的人，不是英雄模范就是干部，干部还得是大干部呢，村上乡里的干部能上北京开会的也不多。

“这回儿子能让俺上北京‘开会’了。”娘唠叨了好几天。

离影展开幕还有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回家接爹娘进京剪彩，娘却在两天前又犯病了。听外甥女桂花说，娘说还有几天就去开会了，非要洗洗头不可，这一洗，可就感冒了，感冒了就引起了肺气肿，肺气肿就引起了心脏和脑部缺氧。当我见到娘的时候，她正在医院里打吊瓶，吸氧气，脸憋得像紫茄子一样。

我问院长:“娘这种情况，一周后能去北京吗？”

院长摇摇头:“绝对不可能的，大娘这次病犯得特别重。能保住命就不错了，千万不能去！”

躺在床上的娘听到了院长的话，大声说:“不要紧，俺能行，俺能去北京开会。”

爹把我拉到一边，说：

“波，我知道这次影展是你这一生的大事，俺听人说了，能在北京十大建筑里办影展的，很不容易；又听说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为你主办，俺儿是摄影家了。我很光彩，父母之心人皆有之，都想望子成龙。这一回，你娘要是去不了，我就是拖着这条病腿爬也要爬到北京，为你剪这个彩，剪完彩，我这一生就算完成任务了。”

爹这一席话，说得我的眼泪直往下流。我给爹留了些钱，说给我娘治病要紧，我得赶快回京布展。并嘱咐爹：

“你们都不要去了，只要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

在回京的路上，我的心乱极了，老天啊，你咋就对我这么不公平呢，我想为爹娘尽这么点孝心，还爹娘一生一世待我的情，你咋就在关键时刻让我和老人都不能如愿呢！

11月30日，是布展的最后一天，朋友们都来帮忙，大大小小的照片摆了满满一地。下午1点多钟，我正忙活着往墙上挂照片，手机响了，我一看显示的号码，是医院的朋友王福义打来的，我的喉头一紧：坏了，家里出事了，就赶紧接电话。电话那头，福义告诉我，娘说什么今天也要出院上北京去，医生没办法就依了她。医院派了个救护车，直接把他们送到淄博火车站，现在已上了青岛到北京的26次特快列车，在车上，他正给我娘打吊瓶呢。

听了福义的话，望着眼前爹娘的照片，我像孩子一样“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娘啊，娘，我希望你能来给我剪彩，但却不希望你拼着老命来呀。”

晚上8点，我去北京站接爹娘。爹娘都穿着军用大衣，娘的脸还有些虚肿。我疾步冲上车，把娘背了起来，背下火车，背出车站。娘这次来得太不容易了，在北京，我不能让娘再走一步路。

第二天，我把娘背进美术馆。娘这一天精神特别好，说病已完全好了，不让我背她进展厅。爹娘十分庄重地一人拿一张影展的请柬，在儿女们的搀扶下进了展厅。展厅里掌声雷动，数十台照相机的闪光灯对着爹娘频频闪光。在中宣部、文化部、中国老龄协会、《人民日报》等部门领导的簇拥下，爹娘走到了礼仪小姐拉起的红绸前。我注意到，爹先慢慢地把从老家带来的那把剪刀举起来，停了片刻，又扭过头去看娘，娘拿着礼仪小姐递给她的剪刀，不知如何下手，她身后的领导们一个劲地给她比划，教她从哪儿下剪刀。

闪光灯又是一阵闪光，快门声响成一片。“咔嚓”一下，爹娘同时剪断了那根凝聚了儿子多少心血、泪水和孝心的红绸子。

掌声又沸腾了，我的眼睛又潮湿了。几乎每一个在场的人，包括爹娘身后的领导们，眼里都含着泪花。

剪完彩，爹娘看了一遍影展，回到了旅馆。

见娘精精神神地只是偷着笑，爹说话了：

“看把你乐的，剪了彩，就把你的病‘剪’好了。”

娘还是在乐，却不无遗憾地嘟囔了一句：

“俺还以为来开一个多大的会呢，原来就那么一点小营生（山东方言，小东西的意思）啊……”

娘不走，还要我给她照相呢(图)

田里劳动的娘和照相的我。（1998年）

爹娘从北京为我的影展剪彩回去后，精神很好，娘的身体也很快恢复了健康。在北京整日沉浸在影展成功的喜悦之中的我，听到这个消息，比影展的成功还高兴。谢天谢地，娘终于“闯”过来了，今年可以过一个欢欢乐乐的春节了。我盘算着，再过一年多，他们俩就跨过世纪了，跨过新世纪的门槛，他们结婚就满70周年了。我还能为爹娘拍好多好多的照片呢。

我是腊月二十七往家走的。快到我村子的时候，大姐夫打电话给我，说娘又住院了。是三天前犯的病，从乡镇医院又转到了市第一医院，因为目前还没危险，怕我担心，所以没告诉我，让我直接到医院去。

我一听，头马上炸了。娘啊娘，过年这个关，您咋就这么难过呢！

赶到医院，娘正躺在床上打吊瓶吸氧，这一次她的病犯得特别重，脑子都有点不好使了，看见我顿了一下，才认出了我。我叫了声娘，娘那被病痛折磨得有些扭曲的脸马上舒展了。

听医生讲，娘这次肺气肿影响到脑部缺氧，心衰，还得上了个带状疱疹，这个病是很痛苦的，小伙子都会痛得在床上打滚。

果然，没过多长时间病痛又在折磨我娘了。她发疯地叫着，失去了理智，吊瓶的针头也被挣脱出来。我和姐、表姐、姐夫两个人按着她的胳膊，两个人按着她的双腿，还是按不住。痛苦中的娘不知哪来那么大的劲儿，被我们按住不能打滚，就在床上拧着身子，转着圈子。这样整整折腾了一夜。

第二天，娘终于平静了下来，她睁开眼睛，看见我在她身边，双手把我搂到怀里，说了一句:“你不要想我了！”说了这一句话，然后又迷糊起来，谁也不认识了。

娘搂我的这一动作，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想到有过。农村人，表达感情的方式一般没有拥拥抱抱的，但是娘却采取了这种方式，说了一句最使儿子心痛的话。娘和儿子是连心的，她知道几天不见我就想她，她在最痛苦的时候，还想到解脱儿子的痛苦。娘，您这句话却让我更离不开您了。

医生走了过来，他是这个科的主任，看到我的痛苦，劝我说：“焦老师，大娘这场病看来很难医治了，大脑缺氧，脑细胞死亡，心脏衰竭，都是很危险的征兆。再说她又患上了带状疱疹，病痛得不能配合治疗，连打吊瓶都打不进了，我们也真没办法了。”

我说:“按你的说法，就没有抢救的必要了？”

他说:“倒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几个科室都会诊过，像这样大的年纪，这种病人，即便救过来，往好处说是痴呆，往坏处讲就是植物人。”

我不假思索地说:“大夫，能把我娘救成个植物人也行，我回来，看见娘躺在那里，我起码还有娘呢。”

大夫们摇了摇头，一个个出去了。

两天后，就是除夕，我回家看了看爹，安慰了他几句，又遵照爹的意思，按家乡风俗给祖宗们上完坟，便和外甥女桂花赶回医院陪娘过年。我从街上买来两个红气球，挂在娘的床头两侧。桂花从家里拿来包好的饺子和一个电饭锅。除夕之夜，住院的除危重病人以外都回家过年了，我们住的六层只剩了娘一个病人，加上我和桂花，值班护士小范，总共就4个人。隔壁是一座居民楼，家家户户电视机里的春节文艺晚会的歌声掌声，满博山城的鞭炮声，不断传到这寂静的病房里。

娘似乎稳定了一些，喝了几口水就躺下了。我点了一炷香，插在了窗台上一个空水瓶里，让桂花先出一下。我扑通一声跪下，转着圈磕了36个响头，嘴里喃喃自语:“泰山奶奶，八方神灵啊，求求你们让我娘再闯过来！娘离不开我，我离不开娘啊！”

第二天，天气很好。当太阳晒到娘的病床上时，娘醒了过来。桂花煮好了饺子，我附在娘的耳朵边上说:“娘，今天过年了，起来吃个饺子吧。”娘听懂了我的话，说了声:“噢，过年了。”便要起身，我和桂花把娘扶起来，让她坐在床边的沙发上，桂花又给娘擦了脸梳了头。几天不开口的娘强硬着咽下去3个饺子。

爹佯说试试娘发不发烧，其实……（1999年）

过了一会儿，娘抬起头来说:“今黑夜外面放了一宿枪。”

我说:“娘，那不是放枪，那是放炮仗。”

娘说:“是啊，还放炮仗。”

这一天，爹来看娘，娘却愣愣地认不出他来。爹进门就掉泪，攥住了娘的手:“你咋就不认识我了呢？咱结婚68年来，这是第一回不在一起过年啊。”说着又抹眼泪。临走，爹深情地说了一句:“这次我回去就不来看你了，我在家里等着你。”

娘没反应，也许她啥都没听明白。

是我对八方神灵磕头求救得到了灵验，还是爹来看娘，给娘带来了生机。从年初二后，娘的神志清醒了许多，疱疹也不再那么强烈地折磨她，也能给她打上吊瓶了，还能吃一点东西了。

初八，我接到宝鸡市老年摄影协会的邀请，他们举办一个闹元宵摄影比赛，参加的也多是老年人，请我去当评委。

对这些老年人的邀请，我觉得不去对不住他们，去了又放心不下病中的娘。爹知道后对我说:“波，你应该去，你爹娘是你的老人，那里的老人需要你，也是你的老人，你娘这几天见好了，你就放心地去吧，办完后快回来就行。”

于是初九我乘机赶到宝鸡。在宝鸡的几天里，我每天给家里打电话，家里都说娘挺平稳的。正月十四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娘吃力地迈进家门口，使劲地唤我的名字。我哭喊起来，同室的朋友吴坚毅将我唤醒，问我怎么回事。我说家里可能出事了，便马上给家里打电话，这个梦还真准，家里人说娘不行了。其实我走后的当天，她就严重了，就再也不说话，不吃东西，再也打不进吊瓶了。是爹怕我不放心，让家里人一直瞒着我。电话中，家里人并告诉我爹的意思是让娘回家去。

我说不行，等我回去后再出院。

过了几分钟，我的手机又响了，是妻子打来的，她说:“爹说什么也要接娘回家，他说，‘每次住院出院都是听儿子的，今天也得听我一回了。俗话说亲不过母子，近不过夫妻，俺俩已经68年夫妻了，把她接回来，我亲自伺候她几天，她走了，我心里也好受点。再说，人死，也要死在家里的床上’。”

听完这些话，我无话可说了，既然这样，就按爹的意思办吧。

当天晚上，我回到家时，家里家外站满了人，都是我的亲戚和邻居，我快步跑进屋，见娘静静地躺在床上。我大声地叫了一声娘，娘竟然一欠身子，双手扶床坐了起来。她使劲睁开浮肿的眼睛看着我，艰难地说了句:“你回来了。”

在场的人都很吃惊，说娘几天都不说话也起不来，也不认人了。看来心中就是在等着我呀。

我从桌上端起一碗米汤，盛了一小勺，说：

“娘，这是我从北京给你带来的米汤，你就喝一口吧。”

娘竟然张开嘴，喝了一口。

我又说:“再喝你孙子的一口吧。”

她又喝了一口，便再也不张嘴了。

“娘，我求求您，再喝一口吧。”我没别的招了。

“你再求我，我也喝不下去了。”说完又迷迷糊糊躺下去了。

第二天下午，我去医院请教医生，看娘的病还有无办法救治。刚到医院，便接到家里来电话，说让我赶快回家。电话中姐夫的声音有些不对劲，听旁边还有好多人忙忙活活的声音。我知道不好，打个的便往回赶。

一进屋门，娘已穿上了寿衣，躺在了灵床上。

最可怕的时候终于来到了。我呼天唤地哭着喊着。爹说:“你娘还没走，还有一口气，不能哭，只能喊。”

我大声地喊着：

“娘！娘！您别走！你回来吧！我还要给您照相呢。

一想到照相，我马上意识到，我已给娘拍了20多年照片了，我要给她再拍一张遗照。

我取出了照相机，爹明白我的意思，对外甥方喜说:“快，换上个大灯泡。”

我跪在地上给娘拍了几张照片，又把相机递给儿子说:“你给我和你奶奶合张影。”

这时候，娘光往外吐气，不往里喘气，嗓子眼开始捯痰。脸上的皱纹也开始展平了，医院的福义兄弟和村里的医生都说:“最多再有两个小时，老人便会走了。”

然而，整整一夜，娘没有走。

天大亮了，太阳从窗外照到了娘的灵床上，又照到了娘的脸上。

我突然发现，娘的眼皮在动，她的手也在动。

我大声喊道:“娘又活了，娘又回来了。”

众人凑过来一看，娘真的睁开眼睛了。爹说:“快喊你娘！大声喊！不停地喊！她舍不得俺呀！从黄泉路上又回来了！”说着，爹又凑到娘的身边，俯下身子说:“我试试你娘发不发烧。”说着，把脸贴在了娘的额头上。爹说试试娘的体温，实际上是在亲吻娘的额头，我万万没有想到，当着儿女的面，爹竟用现代人表达情感的方式对娘表达他的爱。

听说娘活过来了，邻居们也感到我家，大伙儿赶快把娘抬回到里屋的床上。爹说:“把你娘的寿衣脱下来吧，让她歇歇。”

我赶紧同爹商量再把娘送往医院抢救:“爹，你是懂文识字有见识的人，人为啥非得死在家里的床上呢？你看那些大人物，也不都是死在医院里吗？”

爹点点头，同意了:“去吧，看来你娘的寿限还不到啊！”

于是，家人又把娘送到了医院。当春暖花开的时候，娘竟奇迹般的站了起来，清明以后，娘出院了。虽说开始脑子还有些糊涂，但慢慢地好多事都记起来了，生活也能自理了。

娘病重时，窗台上的一盆瓜叶菊也蔫了，过了几天，又活过来了。娘说:“这花活了，看来俺也死不了了。”

娘出院的那天，我又给娘在院子里照了一张相。我对娘说：

“娘，你还有好多好多寿限呢。再过一年多，你和爹结婚就70周年了，咱再去北京，去看看我那新家。到那一天，咱坐飞机去，在飞机上，我还要给你照好多好多的相呢。”

过年(图)

外甥用小车推着爹翻山走亲戚。爹说，他年轻时推的是木轮子车，推起来“吱扭，吱扭”，木轮声响出好远好远！（1997年）

2001年春节到了，爹娘离开在城里租的房子回家过年。

除夕之夜，山村大雪纷飞，礼花飞绽，鞭炮鸣响此起彼伏。

吃完饺子，在堂屋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爹看了一会儿，就进屋休息了，他自从胯骨伤了以后，坐不了多长时间就得躺下。电视机的歌声笑声，掌声吸引娘看了一个节目又一个节目，我劝她早躺下休息她就是不肯离开电视机。

突然，里屋传出了爹的训斥声：

“你娘的，往我跟前靠靠，你听不见吗？”

我进里屋一看，爹躺在床上，一只手拿着尿壶，正给哥接尿。

哥自己不是不会撒尿，而是每次撒尿总不利索，不是没等解开裤子就撒，就是解开裤子，也往往撒到裤裆上。晚上，黑灯瞎火，爹怕他去院子里的厕所摔倒，就让他在屋里撒。爹每次都是让哥到他的床前，举着尿壶为哥接尿。

“靠近点，靠我近点。你离我这么远干啥？”爹的火气更大了，声嗓也更大了。

爹声嗓越大，哥越不敢往爹的床前靠。

“没搁进去！你再往前靠靠！我操你娘的，我给你割下这根营生（东西）来。”

哥更害怕了，“哗哗哗”尿全撒在了地上。

“啪！”爹伸手就给了哥一巴掌:“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你想叫我怎么样啊，你？”

也许娘也听见了爹的呵斥声，她走进里屋，一看地上，明白了什么事:“哎哟，都尿到地上去了。”

“我让你进来，你不进来，你看，他都尿到地上去了。”爹又埋怨开娘了。

“拿进地板擦来。”爹又冲着哥嚷了一句。

桂花拿着地板擦进屋，她一边擦地，一边说:“大过年的，人家不心焦。”她是说给爹听的，但没直接冲着爹说，因为她知道，就爹的脾气，在这个火候上，她批评爹就等于火上浇油。

娘没理会爹的脾气，像这种平常发生的太多了。她走到哥哥的床前，为哥哥铺好褥子，又整好被子，让哥躺下，又把哥的棉衣棉裤毛衣一件一件地平平展展地盖到哥的被子上。

给哥盖完，娘又给爹盖，见爹的衣服都盖到脚下，便一件一件地给爹盖到上身的被子上。

“别给我盖到上边，别给我盖到上边。”爹对着娘喊。

娘没听懂爹的意思，仍在按自己的想法给爹盖。

“哎哟，我那娘哎，你非让我起来不可？”爹一边说一边坐起来，从娘的手中拽过衣服又盖到自己的脚上:“我就是脚冷，怕凉啊！你咋就老往我身上盖呢？”

“你这也太不讲理了，你这样，俺姥娘咋躺下呢？”桂花看不下去了，低声对爹嘟囔了一句。

“是啊，俺娘和你通腿睡，你在这一头堆上这么多衣服，她咋躺下呢？”我看到这里，也忍不住了，也批评开了爹。

爹似乎觉得理亏，又似乎觉得自己小题大做了一点，看看我，看看娘，看看哥，又看看桂花，不说话了。

也许是风雪里来家受了凉，也许是受了爹的气，娘揉着肚子直喊难受。

桂花看见娘的肚子有点胀，便拿来了吗丁啉，让娘吃下，哥听见娘说肚子疼，凑到娘跟前，把手伸到娘的肚子上给娘揉着。我一看哥这样关心娘，又想起了一件事，对着爹说了起来：

“爹，不是我说你，昨天晚上为俺娘把你压脚的小被子给俺哥盖上了，你就吵俺娘，而且吵了一天呐，我算知道你吵了。”

“吵啥，炒豆子！”爹笑了，打开了趣。他好像在为自己找台阶下。

“还炒豆子，要是我的话，早气煞了，你就不会忍着点,总是吵吵？”

“嘿嘿，都炒干了。”爹又笑着说。

看到爹以这种方式缓和紧张的气氛，我还有啥说的，对料理不好生活的哥，爹的确也费了不少心，不说别的，单说每天晚上给哥接尿这一点，就很不容易了。爹是直肠子，有火就想发，发了就完事，他一辈子就这脾气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生就骨头长就肉了”,不好改了。我还能说什么呢。

爹看我不说话了，一把把娘拉到跟前，伸手给娘揉起肚子来:“来，我给你揉揉就好了，我这手是‘妙手回春’啊！”

我笑了，对于俺这样的爹，真拿他没办法。

“给我挠挠脊梁吧！”娘对爹说，娘转过了身子，靠近爹，爹一下一下给娘挠开了，一边挠一边说:“挠痒痒，就是这个样，得使上点劲！”

“再往上一点，往上一点。”娘似乎学着平日爹的口气对爹说。

娘怎么说，爹就怎么办，一场小小的家庭矛盾就这样化解了。

外屋的电视里，春节联欢晚会还正在演出，赵本山的小品《卖拐》把观众的情绪拉到了高潮。

爹娘睡了，里屋的电棍拉死了，只留一盏不很光亮的壁灯。这盏灯整夜不熄，为的是给爹娘起夜时照明。

我睡在爹娘对面的床铺上，迷迷糊糊,忽然，我听到娘的这一头有摆弄硬纸的声音，起身一看，娘躺在被窝里侧着身子数钱，这些钱都是我今天100，明天50给她的。钱大多是10元一张的，都是新票子，所以，娘数点起来，“咔吧咔吧”的声音特别响。一张一张，娘专注地数着。此时,表正指着1点半。我想看个究竟，娘到底有多少钱。不料娘突然一回头，看见我站在她的身边，赶忙回过头去，慌乱地把钱包到手绢里，拉了拉被角，盖了起来，一会儿，再抬眼看我一眼，咳嗽一声，闭上眼睛，假装睡了。

一阵鞭炮声把我惊醒。桂花和丈夫方喜还有晶晶已起来，在院子放开了鞭炮。我看了墙上的表，早上5点。

我赶忙起床，再起晚了，邻居的孩子们就会来拜年了。

爹娘也都起床了，娘已梳完了头，在整理床铺呢。

“坏了，坏了。”身后传来娘的声音。

我回头一看，娘拿着一沓钱，望着我:“坏了，那三张票子没了。”

“咋没有了呢，你手上不是……”我指着她手上的钱说。

“这些都是零的，那三张带人头的大票子没了，今天夜里我还……”

娘只说了一半就不说了，也许她突然想起了夜里她数钱被我看见的尴尬一事。

桂花听见娘说钱没了，进来说:“二舅，你看看她的兜里有没有，如果没有再看看是不是掉到她的裤筒里，不在裤筒里，就是在褥子底下，就这些地方，俺姥娘弄俩钱就爱数，数来数去，就忘了藏到哪个地方了。”桂花整日照料爹娘生活，经常见娘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

我把娘的褥子掀开一看，底下压着三张票子。

“娘，你看这是什么？”我说。

娘凑过去一看，乐了:“这不是在这儿吗？三张，没错，我说没不了吧。”

说完把三张100元的票子拿在手中，如释重负地笑着。

“你这个死老婆子，记性不如忘性快，还这儿藏那儿掖，我早早晚晚得把你的钱‘偷’了来。”

娘知道爹跟她开玩笑，拍了拍爹的腿说:“我就是拿着钱馋馋你，看你怎么样？”

俩老人又像孩子一样，叽喳开了。

外边的鞭炮声更响了，爹望了一眼初露曙色的窗户吟道：

“‘一夜之间连双岁，五更以后分二年。’这个年五更不孬，平风静浪，今年是个好年景啊。”

娘说:“年初一有点太阳多好！”

爹顺口来了一句:“‘艳阳天，春光好，北鸟飞还’啊。”

娘听不懂爹的文词，走到爹床前收拾被子:“别转文了，快起来吧。天大明大明了。”

爹顺口又“转”了一句:“大明江山一统,洪武家国难寻啊！”

然后他用小时候上学吟诗诵词的声调，抑扬顿挫地“唱”了起来：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窗外，雪仍在下。

白金婚(图)

爹娘坐飞机到北京，登机前，爹让我给他和娘合个影，说回去拿给乡亲们看。（2001年）

这对来自加拿大的夫妇，看到高龄的爹娘携手登上长城，羡慕不已。（1996年）

1999年，娘从灵床上又活了过来，在当地传为奇谈；连当时为娘会诊的几位市里边的高级大夫也认为这是难以解释的奇迹。更不可思议的是，娘还基本恢复了记忆。

起初，娘连我姐也不认识，她也不知道我的外甥女桂花是我大姐的女儿。有几次，我试着问娘去过几次北京，她时而说去过一次，时而又说去了三次，都不对。终于有一天，她说去了两次。我问哪两次，她说：

“一次是咱上天安门，还上了长城，另一次是你展览剪彩。”我一听她全说对了。

我接着问:“娘，剪彩好不好？”

“好啊！”娘说，“就是那些相片大的就着实大，小的就着实小。”

我又问:“您还想着什么？”

娘说:“你看那些照相的（指开幕式上采访的记者们），有跪着的，有爬着的，挤过来挤过去！怪笑人！”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你看那个闺女（指一个观众），看了俺和你爹的照片，挤眼就是泪，挤眼就是泪。”

这大概就是娘对进京剪彩的全部记忆，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娘病重的时候，我曾十分后悔，影展过后就没跟她交流一下她的感受。我想，永远不可能了。我永远不会知道娘当时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些什么。今天，终于和娘交流了，终于知道娘作为影展的嘉宾到北京开了这个“会”，到底是啥感受了。

就在娘出院的那一天，我对娘说：

“娘，等你身体好了，到你和爹结婚70周年纪念日那一天，咱再坐飞机去北京，您还没坐过飞机呢。”

娘说不出是苦笑，还是真笑，她的表情很复杂，一边摇头，一边说：

“俺这个样子还能坐飞机？”

打那以后，坐飞机这个事娘一直挂在心里。她常对大婶大娘们说：

“俺儿说，还让俺再上北京，还让俺坐坐飞机呢！”眉宇间露出的那种喜悦，那种企盼，就像两年前盼着去北京“开会”（为影展剪彩）一样。

为了让爹娘能盼到这一天，1999年冬，我就在城里的医院旁租了个两居室的房子，雇了个男保姆，照顾爹娘还有我那个傻子大哥。这所房子里水电暖齐全，爹娘不会再受凉风刺激了。再加上医院的兄弟王福义——这位与我相识相交20多年的朋友，每天上班前都到老人房中看一看，如老人身体不适，马上治疗。可以说爹娘在这儿，同住干休所，疗养院一样。因此，老人顺利地度过了两个冬天。每年都在春暖花开时，才回到乡下。

2001年夏天，我回去张罗庆贺爹娘结婚70周年纪念日活动，并请爹娘坐飞机到北京游览。

70年婚姻称为白金婚。为庆贺爹娘白金婚并答谢父老乡亲，农历五月二十一日（7月11日）这一天，我在村里的土墙上举办了《俺爹俺娘·乡里乡亲》摄影展，展出了20多年来为爹娘和乡亲们拍的几百幅照片。山村像过节一样热闹，看影展的人像赶集一样拥挤。

我家的老房墙上，贴上了一个一米见方的大红喜字。这是村里的老师用了大半天时间刻成的。爹穿上姐姐们给他做的米黄色的中式对襟大褂，他说比结婚时穿得气派多了。姐姐们又把一个紫红色的大襟褂子要给娘穿，娘说啥也不穿，说比当年结婚时穿得还红，表姐说穿这个衣服坐飞机好看，娘才穿了起来，并穿上了双星集团专门为她做的那双红色的尖脚鞋。

爹娘的这一打扮，光彩照人。在那个一米见方的大红喜字下，我为爹娘拍了最有纪念意义的合影，又拍了一张全家福。然后，在乡亲们的送行下出了山村，坐车直奔济南机场。

在去机场的路上，娘问我：

“飞机有多大呀，有咱家房子那么大吗？”

我说:“飞机上能坐二三百人呢，咱家房子才坐几个人。”

娘又问:“飞机那么大，咋能飞起来呢？”

这我就不好回答了。爹在旁边插话了：

“飞机大，能飞起来，是有机器嘛！”

登上长城，娘东瞧瞧，西望望:“五年前，俺和你爹来这里的时候，不就是在这个天井（烽火台）里和那两个加拉大两口子照了一张相。”“还加拉大，是加拿大！你老婆子知道啥！”爹给娘又较起真儿来了。（2001年）

娘说:“俺不信，光有机器就能飞起来，那鸟身上没机器光呼扇翅膀就飞起来了。”

我笑了，全车人都笑了，爹怎么也回不上话来了。

到了机场安检时，我背着不能行走的爹，娘自己拿着机票，身份证，泰然自若地从安检门走了过去。空姐用轮椅把爹娘推到飞机前，刚要上飞机，爹喊了我一声：

“波，给俺和飞机照一张相，拿回家给乡亲们看看。”

上了飞机，爹娘坐在椅子上前后左右地看，嘴里直嘟囔：

“还真是大，真是大，比咱家那房子大好几个呢。”

空姐要帮爹娘系安全带，倔强的爹娘说什么也不让别人帮忙，说自己能系上。但当把两根安全带碰在一起时，他们怎么也插接不上。最后还是我“指点”了一下，爹娘才看明白了，“咔嚓”一声，安全带系好了。

由于飞机晚点，起飞时已是黄昏，但在万米高空还能看到天边的红霞。机组人员知道机上有对白金婚老人，特意为爹娘准备了两份纪念品：两架东航最新飞机模型。接过飞机模型，爹一个劲地向空姐道谢，然后对娘说：

“看！人家奖给咱两架大飞机，咱想啥时坐就啥时坐了。”

娘说:“收起来，保存好，拿回去给晶晶（外甥女桂花的孩子）玩。”

爹逗着娘说:“咱年纪大了，也成小玩童了。”

说着，深情地拉起娘的手，娘也不挣脱，爹更高兴了，放开他那大嗓门，念了一句戏词：

“手把手儿把话拉！”

看着爹娘的举动，听着他们的话语，我的眼睛顿时湿润了。爹娘不易呀，相扶相携，度过了生活上的一个又一个难关，走过了70年漫漫长路。此刻，在通往北京的万米高空上，他们一定感慨万千，不知有多少话要相互诉说。但他们只是紧紧地拉着手，爹只说了句“手把手儿把话拉”这一句戏词，便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半个小时后，飞机快要着陆了。在北京城灿烂灯火的上空，我向爹娘指点我家房子的大体位置，并说明天一早就去我的家里看看。

娘突然问:“你住的楼有多么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