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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匆匆赶到那家煤矿，找到木工组，师傅们指点说，爹在宿舍里歇着呢。我走进低矮昏暗的宿舍里，环顾四周才发现墙角一个用木板搭成的简易床铺上躺着一个人，走近了，才看清是俺爹。爹见我来了，赶忙坐了起来，他左手抬了抬要我坐到木工凳子上，右手却藏在被子底下不拿出来。我叫了一声爹，把爹的右手拿出来一看，上边缠着厚厚的绷带，绷带上渗出了大片红红的血。我说不出话来了，眼泪“刷”地一下就掉下来了。

“看你这个孩子，都多大了，还这么爱哭。我没什么，只刮去了一点皮。”爹瘦了，蜡黄的脸上极力堆上好多笑。

这时，木工组长老陈进来了，对我说：

“别听你爹的，他让电锯削去了半截大拇指，刚去医院包扎好，又要干活，是我逼他躺下休息的。”

听了老陈的话，我的心更痛了，对爹说：

“爹，咱不干了，回家吧，我会多挣些钱养你们老的。”

爹说:“傻孩子，人家解放军是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我这也算轻伤，过几天就长好了，不碍干活。在家干了一辈子木匠活，都没伤身子，乍到这里接触到电锯电刨子这些新玩意儿，还不顺手。过些时候就适应了，你就放心吧。”

到吃饭的时候了，爹给我五毛钱菜票让我去打一个菜吃，说别给他打了，他的缸子里还有。我掀开放在他床头的两个搪瓷缸子盖一看，一个里边是清水煮的白菜帮子，一个里边是两个黑面馒头。爹干这么累的活，整天就是吃这样的饭菜呀。煤矿的食堂里有十几种菜，爹舍不得呀。爹说，他每天工资是两块四毛钱，得回家上交生产队里一块五毛钱买10分工（年终结算时，分配到社员手里，10分工才值一毛三分钱）。不然秋天分不到粮食。剩下九毛钱，花一毛钱买两顿白菜帮子，两毛五一斤的白面馒头他舍不得吃，就换成了两毛一斤的黑面馒头票，说这样每顿饭吃一斤，一天三顿可以省一毛五分钱。木工组长老陈常对爹说，焦师傅啊，三毛钱一个烩菜，你买个烩菜吃啊。爹白馒头都舍不得吃，还舍得买烩菜啊？！

爹给我一分一分地算账，我的心口窝堵得难受，眼泪又刷刷地流了下来。

这一顿饭，我去食堂给爹打了一个五毛钱的蒜黄炒肉，打了一斤白面馒头，看见爹吃完，才离开了那家煤矿。

三天后，爹就开始干活了。这是他一生惟一的一次“休养”。

爹在城里打工整整10年，1982年村里实行土地承包了，才回到家侍弄开了土地。这一年，他已67岁了。

以后，我的工作几年换一个地方，先是在最偏远的山村教学，又进城到了区教育局，后又考进了《淄博日报》社，离爹娘越来越远。1994年，我要到北京工作了，离家将更远了。

我回家与80多岁的爹娘商量，没想到我刚说完，爹就说：

“你往高处走，俺不拦挡。你学走路的时候，你娘就代表俺给你割断绊脚线了，这辈子你就放心地走吧，放心地跑吧。”

接着，爹又说:“《论语》中有一句话：父母在，不远游。我给它改了，叫‘父母在，可远游’。社会变了，老脑筋也得变变了。”

听说，我进京后，爹娘摆了一大桌供品，在灶王前上了一次隆重的喜供。

隔代情(图)

我儿子的第一步，是在娘的扶持下开始的。（1978年）

儿子上了大学，暑假回家看奶奶，非用小铁车推着奶奶在村子里转转。娘说：“坐俺孙子的小铁车，比坐儿子的小轿车还舒服。” （1997年）

“豆米糕，一包枣，孙子吃了爷爷饱。”这是我幼时跟爷爷学的一首儿歌中的一句。为啥孙子吃了爷爷会饱呢？我不懂。爷爷说:“等你当爷爷的时候，就知道了。”

从我记事到爷爷去世，只有几年时间，我总觉得爷爷待我比爹待我好。爹的嗓门大，动不动就训人。每当他对我瞪眼睛的时候，爷爷总是对他说，“你要咋？要是把孩子吓着了，我跟你算账！”爷爷成了我的保护神。有时看爹生气了，我便跟爷爷一块睡。一个夏夜，屋里闷得透不过气来，爷爷抱我到屋门的台阶上坐着凉快。全家人都睡了，不会有人出来，我和爷爷都是一丝不挂。我坐在他怀里，他的双腿和双臂包围着我，四周是黑洞洞的，我一点都不害怕。爷爷指着天上的星星告诉我，哪个是北斗七星、哪个是牛郎星、哪个是织女星，还跟我讲“七月七，天上牛郎会织女”的故事。我不懂，听着也没兴趣，他没讲完我就睡着了。

记得刚上一年级放秋假，下了几天雨，爷爷领我到豆地里拾胀豆子。收割豆子时，熟豆荚往往绷裂，豆子便掉到地上。下过雨，豆粒被水泡得鼓鼓的，拾回家去炒着吃可好了。我和爷爷用手翻着地里的豆叶，拾着一个个饱鼓鼓的豆子，心里甭提多高兴。爷爷说，假如现在不拾，翻过地后，种上麦子，麦垄上还会长出豆芽。不过这些豆芽和家里生的豆芽颜色不一样，家里生的豆芽是黄的，地里的豆芽是绿的，也可采回去吃。

记得那次，我和爷爷拾了半瓢胀豆子。回到家，爷爷把这些豆子分出一半，说晒干了换豆腐吃，另一半放在锅里炒。我心急，直往灶里续柴，火势很旺。爷爷说，这不行，“心急喝不了热黏粥”，这样炒豆子外皮煳了，里边还不熟，慢火慢烘，炒出的豆子才又香又酥。因我还要到学校参加秋假学习小组学习，便匆匆装了一把还软乎乎的豆子边吃边往学校跑。等傍晚从学校回家时，爷爷站在家门外的街上，叫住了我，从兜里掏出一包手帕包着的炒好的豆子。我抓起几个扔到嘴里，真香、真酥。听爷爷说，他慢火烘了半天才炒成这样。我往爷爷嘴里塞，他只吃了一个就不吃了。

我长大了，有了儿子。爹听说抱了孙子，甭提多高兴，出来进去乐呵呵的闭不上嘴。娘对爹说：

“你看你添个孙子恣（高兴）的！”

爹说:“敢情，‘抱孙子强起揽金子’。”

儿子小时候，曾由爹娘带了几年。我发现，就这几年，他跟爷爷奶奶建立的关系比和我还亲近。每逢假期，他都回家和爷爷奶奶团聚几天。爷爷奶奶几天不见他，就想。家里有点好吃的，总说留给我儿子吃，有时留得变味了，不得不扔掉。

爹不但望子成龙，还望“孙”成龙。他相信命相学，专门请先生给我儿子测八字。先生说：

“恭喜啊！你孙子生在八月十五，生辰不错。‘初一高官十五将’，你孙子是个将星啊。”爹听了，美得不得了，顺口就跟先生开了句玩笑:“俺家三辈匠星呢！”

先生听了不解:“怎么？三辈将星？我咋没算出来？”

爹笑了:“木匠。”

先生竖起了大拇指:“有你这样有智慧的爷爷，孙子差不了！”

爹73岁那年，生了场大病，病中一再念叨:“我不能死，要看着孙子上大学。”那时我儿子刚读初中。儿子大学毕业了，爹又说:“我最大的心愿是看着孙子考上研究生。”

大学毕业的儿子还是经常回家看望爷爷奶奶。有一天，他从老家回来，喜滋滋地对我和妻子说:“你们猜一猜在老家我睡在哪儿？我是和爷爷奶奶在一个被窝里睡的。”

娘的寿诞(图)

这两张娘过生日的照片，相隔10年。

这两张娘过生日的照片，相隔10年。

这两张娘过生日的照片，相隔10年。

以往爹娘过生日，家里只包水饺、煮点年糕就是了。10年前(1987)的那次娘过生日，我和姐姐给她买了一个生日蛋糕。喝完酒，该吃蛋糕了，娘拿来了切菜刀，划来划去，怎么也切不成块。她嘴里直念叨:“这像豆腐渣，花钱买这个干啥？切不成块反倒搅成一锅粥了，还不如咱家的年糕呢。”（见下页上图）

1997年，娘85岁大寿，我和姐姐们又给她买了一个大号带“寿”字的生日蛋糕，还插上了花花绿绿的生日蜡烛。孙男弟女们围在一起，拍着巴掌唱了一遍外国歌曲《生日快乐》，然后让娘吹灭蜡烛。娘把嘴凑到蜡烛前，吹了几次都吹不灭，还是大伙围上去才吹灭了。娘又念叨起来:“唉，俺这张嘴火能吹着，灯能吹灭，今天咋就吹不灭这几根蜡烛呢？老了，没牙了，嘴漏风！”（见下页下图）

粮食(图)

干完家里，又到场上，农忙时，爹娘一霎也闲不住。（1995年）

三年生活困难时期，小伙伴们都长得瘦瘦小小，只有我长得高，长得胖。上坡割草时，我们把绳子拴在树上，看谁跑得快，先摸到绳子。每次我都遥遥领先。和同龄的孩子们摔跤，没有一个人能摔倒我。大人们说，这都是俺家生活好一点的缘故。

1958年是一个难得的丰收年。老年人说，从来没见庄稼长得这么好。那一年“大跃进”，村里开始吃食堂。粮食都收到村里的仓库里，家家不能存一粒粮食。坡里的庄稼，离村近的就收割，远在山里的都不去收。成堆成堆的地瓜，就在地下挖三尺深沟，埋在里面，盖上几捆棒子秸，就算做好贮粮过冬的准备了。冬去春来，山上没收的庄稼让田鼠糟蹋得乱七八糟，埋在地下的地瓜都烂成稀泥。

1959年，天气大旱，地里庄稼稀稀落落。地里不打粮食，村里的粮库被大食堂的大锅“吞”得空空荡荡，连续三年的饥荒开始了。开始时还能吃糠吃野菜，后来吃树叶吃树皮。“大跃进”中那狂热的欢乐没有了，家家都有患浮肿病的人。

大约第二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已睡着了，突然被爹捅醒，说是起来出去做点事。半夜里干啥呢？我迷迷糊糊地跟随着爹娘来到我家木匠铺的西屋里。娘点上一盏油灯，爹拿了把锨，在屋角铲去一层土，露出一块木板。爹弯下腰，小心翼翼地把木板掀开，下面出现一个水桶粗的坑，娘端过油灯一照，我才发现坑里是谷子。有多少，我不知道。爹拿过一个瓢，伸手要去挖粮，手还未接触到粮食，突然“啊”了一声，大叫“长虫（蛇）”！手像触电一样缩了回来。我一把拉住娘的衣襟，从她的身后偷偷地往坑里看一眼，果真有一条长虫在粮食里蠕动。因它身上花花点点的颜色和谷子差不多，灯光又暗，是不容易发现的。我平时对长虫怕得要死，让爹赶快打死它。爹说，家里的长虫不能打，打死了会遭祸殃的。前几年，东头阚家在屋里发现一条长虫，便把它打死了。结果没出几个月，家里遭了大火。长虫是护家的神，还是放了好。他拿来一条木棍伸到粮食里，把长虫挑出来，呀！长虫足足有学校拔河的绳子那么粗。爹把它放到地上，长虫迟疑了几秒钟，便快速地爬走了。爹说，没事了，就和娘放心地用瓢往外挖谷子。开始挖出来的谷子已发霉，直到挖下半尺深，才见到好谷子。爹娘一边挖，一边告诉我，地下埋的是两个大瓮，下边的一个正放，口朝上；上边的一个反放，口朝下。两个瓮的口一样大，扣在一起，严丝合缝，上边的瓮底早被敲掉，两个瓮便形成一个坚实的、不透水的地下粮仓。这两瓮粮食是在1947年存上的。那年我村刚解放，国民党残部和土匪还时常到村里来袭击、抢粮食，人民政府号召村民把贮存的粮食藏好，爷爷和爹便想了这个办法，藏起了这800多斤谷子。爹说，在粮食中，谷子是最耐贮藏的，只要干燥，是不会变质的。

爹用瓢往外挖粮，手够不着了，倒扣的大瓮也慢慢变粗了，爹便让我下去挖，一瓢一瓢往外递。瓮里边弥漫着粮食霉变的气味，直呛嗓子眼儿。爹便找来一把大蒲扇往里扇几下风，这样气味好多了。我使劲地挖粮，想尽快干完，生怕又有一条长虫藏在瓮底。

天亮前，才把这两瓮粮食挖出来，运到家里。白天，趁太阳好的时候，爹娘把大门关上，偷偷地在院子里晒。晚上，娘摸黑给周围邻居每家送了几斤。她没说是十几年前的贮存粮食，只说是从远方亲戚家借的，邻居们都说娘送来了救命粮。这两瓮救命粮，帮我家度过了灾荒。

驴驮子上的故事(图)

山里人跟山打交道。这条通往南山的小路，爹娘共同走过了70多年。（1997年）

入社前我们家养着一头毛驴，用它推碾、拉磨，上山驮粪。爹说，年轻时，他赶过不少毛驴。那是在日本鬼子时期，兵荒马乱，没有人做寿棺、打家具，我们家的木匠铺子冷冷清清，爹便赶着毛驴做盐的买卖。

从我家到太河集60里，要过九道河，驴驮子空着去，人可以骑在驴背上。但回来时，驴背、人肩都是满载。一头毛驴驮150斤到180斤盐，为了多赚点钱，赶驴人的肩上还要背上一个盛着三四十斤盐的布袋。有时爹能背50斤。遇到过河或走极险的山路，人还要先走过去，把肩上的盐袋放到路边，再回去牵驴过河或爬山。

驴平常很温顺，但脾气暴躁起来，也难管教。若是公驴和母驴相遇，驴性子一上来，更难制伏。

爹就遇上一回。那次过淄河，爹刚把盐袋放到河对岸的石头上，忽听“呜嘎呜嘎”的驴叫，回身一看，对岸拴在树上的大青驴，已挣断缰绳朝另一头驴跑去。我家的驴是公驴，爹知道另一头准是母驴，它俩相遇将有一场死去活来的“爱情”。爹急忙跑过去，想和牵母驴的人共同制伏这两头发情的毛驴。但无论如何拽缰绳，两头驴厮磨着脖颈就是不分开。爹和那人急了，拿起棍子去打驴屁股。也许“驴脾气”上来了，两头驴不但尥蹶子，还双双跑到河边的浅水里狂奔，结果，驴驮子上盛盐的布袋口开了，盐都撒到了河里，再也收不回来。至今爹谈起此事，还“驴脾气，驴脾气”地骂个不停。

我所体会的驴脾气是温和的，我骑在驴背上的往事是美丽的。在我5岁那年的一天傍晚，我的双脚被开水烫伤，大姐在给我脱袜子的时候，把两脚的皮都带了下来。爹和几个叔叔让我躺到一个盛粮的大簸箩里，抬着送到8里外的医院包扎。医生嘱咐每隔三天换一次药。

到换药时，我便不愿躺到簸箩里让人抬着去医院，而嚷着要骑毛驴去，并还要让五婶娘家的翠姐陪我去。爹不肯，我就哭闹，爹直骂我是“驴脾气”。他还是依了我，给驴上了鞍，上了驮。驴驮子的两个条篓我和翠姐一人占一个，娘骑在驴驮子中间，爹牵着驴缰绳，慢慢悠悠地往医院走。

外甥女桂花(图)

桂花十几岁就下地干活，这是1982年我拍她在山上采树叶的照片。

桂花是我的外甥女，是大姐的女儿，今年38岁。她虽不在我家出生，却在我家生活了近30年。

桂花出生在1968年12月，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年月。农村女孩儿取名晚，又加上当时给女孩起个英呀，花啊，兰啊的名字不时兴，弄不好给你扣个“四旧回潮”的帽子，所以桂花一岁多了还没个名字。有一天，村里的大喇叭里唱着革命历史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爹听到这首歌，灵机来了，对大姐说:“这个闺女，就叫桂花，有这首革命歌曲撑着，谁也不敢说咱复旧。”

1970年代初，农村只抓革命，不促生产，人气有了灾荒，地里也就不打粮食了。每家一年分三四百斤粮食，掺糠加菜地吃，也只能凑合半年。由于长期营养不足，桂花患上了黄疸型肝炎，睡一宿觉，白床单就会变成黄色。桂花要住院，姐姐却拿不出一分钱。爹娘把桂花生病的消息告诉了我。当时我已工作，虽说每月工资只有25元5角，我还是从仅有的200多元积蓄里拿出了100元钱，桂花才住进了市传染病医院，记得我去医院看她时，桂花看见我进门，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只叫了我一声“二舅”，泪就“哗哗”地流下来了。我连忙搂住她，一边给她擦着泪，一边说:“桂花，不哭，二舅有钱给你治病，有钱养活你，等病好了，到俺家去住吧。姥爷和姥娘给你做好吃的东西。”

就我这一句话，桂花还真拿着当个事儿。姐姐姐夫也同意。爹娘更不用说，他们说早就打算替大姐养个孩子了。桂花出院后就到了我家。记得桂花来的那天，穿了条露着棉花的蓝棉裤和一件盖不住肚脐眼的碎花破棉袄。

20多年之后，当桂花的女儿晶晶也有当年桂花来我们家那么大的时候，桂花告诉我：

“二舅，你猜当时我为啥来这儿住，我想住院用了你100块钱，家里肯定还不起，我来了，你就不好意思要了。再说我走了，也给家里省下点粮食。”一句话，说得我鼻子直发酸。

桂花刚来我家时，有一段日子融入不了我们这个家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懂事太早，太勤快。那时爹和娘也都上60了，懂事的桂花就开始帮干家务活了。娘摊煎饼了，桂花早已给她把柴火抱到煎饼炉子旁，要推磨了，桂花就赶快找磨棍，拿磨系套；每到吃饭时，她总是先让着老人吃，自己还不敢吃饱。我在外教学，每周回家一次，发现桂花总把自己当外人，觉得不对劲，便对她说:“桂花，你就是这家里人，别总是觉得自己是来走亲戚的。来就别打谱走了，长大了也别走了，咱永远是一家人。”爹娘也说:“你二舅说得对，俺没个孙女，就拿你当个孙女养吧。”

于是，桂花很快就改变了过去的做法，事事处处都像我们家里的一个人了。

桂花小学毕业，便再也不愿上学了，我劝过她也没用。她一个劲儿地说:“姥娘和姥爷年纪都大了，还在地里干活，我不忍心。我得下学帮家里种地了。”对于桂花是否继续上学，爹娘的意见由桂花自己决定。我看得出来，桂花不上学，爹娘也愿意，在他们看来，一个闺女家上学多了也没大用处，但是，爹娘不说这个话，要由桂花自己说出来，不然，长大了桂花再想过来，不就落埋怨吗？

桂花下了学，十三四岁便干开了大人的活，无论家里地里成了爹娘最好的帮手。家里大事小事爹娘当家，但事事都由桂花操办，无论办什么事，办得都叫爹娘放心，这样也省却了我不少心思。

1989年，我萌生了给桂花找一个工作的念头，听说区供销社有一种合同工，我就想给桂花办一下。桂花听了当然高兴，能离开土地，吃公家粮，拿国家的钱了，对她来说当然是一件大事。看得出来，那几天桂花特别兴奋，家里家外，都能听到她的笑声。当然，我也考虑到，桂花出去了，家里怎么办，一天比一天变老的爹娘就缺人照顾了。桂花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对我说:“二舅，我就是出去了，我也不愿意在城里，我会要求在离家很近的镇供销社工作，误不了照顾家里的老人。”

娘病重期间，神志不清，躺在桂花的身上才能安静下来。桂花就是这样托着娘也毫不埋怨。（1999年）

桂花说的是心里话，我是相信她的。但事情办得不顺利，我托办的人本来说得好好的，最终还是以桂花上学太少给了我一个委婉的推辞。

对于这件事，我好长时间没好意思跟桂花说，我想，桂花肯定会抱怨我这个在她眼中当记者的且很有能力的舅舅，怎么会连这么件事都办不成？过了几天，桂花知道了事没办成，她不但没埋怨，反倒劝开我了:“二舅，别拿当个事，人家公家那个大门也不是光朝着咱家开的，办不成也没啥，在家种地一个样儿。”

桂花说到做到，过了不长时间，她同意邻居大婶给她介绍对象，并提出条件结婚后男方必须住在我家，必须同意和她一块照顾老人。家里现状和以后的状况，桂花心里是一清二楚的，爹娘都快80岁的人了，智障的哥哥不到60岁便失去了劳动能力，整天不是拉下就是尿下，而且还添了个癫痫病，三天两头犯。在这样一个家庭里，种地做饭都已经是小事，伺候三个老人，才是最让人头痛的事啊！

我在外想起这些事来都头痛，何况桂花每天都面临这种状况呢？桂花却说：

“没事，怎么也能过得去。俺姥爷俺姥娘养我的小，我应该养他们的老，二舅你就放心吧。”

1992年，桂花和本村的阚方喜结婚了，婚后第二年有了个女儿，取名晶晶，方喜在村建安公司干装修工，每天早起晚归在城里上班，家里、地里的活就全部由桂花一人“承包”了。

桂花很想掌握点技术，开始她对照相着迷，以后又让我教她学摄像，她还催丈夫阚方喜也学，平时两人切磋技术，这两样他俩学得都很好。我在家里留了一台照相机和一台摄像机，让他们记录一下爹娘的生活。几年来，他们为老人拍了不少好照片和录像资料，爹娘在他们的镜头面前更为自然。

几年前，桂花还去城里学习了美容美发技术，在家里办了一个美容美发厅。邻居的姑娘媳妇们还有大叔大爷们都来找桂花整整头理个发，桂花热情接待，却不收他们的钱或者象征性地只收个三块两块。

俗话说，“两好才能合一好”，农忙的时候，邻居的媳妇姑娘也都帮桂花的忙。这些媳妇们按辈分桂花一般都得叫妗子，姑娘们桂花一般得叫姨或者表姐表妹。对于她们，桂花叫起来特别亲热，有时还爱和她们开个玩笑。家里来客人了，桂花忙不过来，就隔着几堵墙大声喊:“二妗，三妗，来帮帮忙，别忘了带棵葱过来当葱花用。俺家的葱吃完了。”于是一会儿，邻居的“妗子们”或拿棵葱或拿头蒜就过来了，过来后挽挽袖子就干活。当然，饭做好了，她们坐下就吃。即使不帮忙来串串门，赶上饭食头了，桂花也递给她们一个马扎:“妗子，坐下吃吧，不吃白不吃。”于是妗子们坐下就吃，一边吃一边开着玩笑。“嘻嘻嘻”，“哈哈哈”，满屋笑声。

对此，爹有时看不惯，但他也不好说，只是等我回家的时候，说起话来的时候爹会说:“桂花在咱家开了两个店，一个理发店，一个饭店，两个店都是义务服务。”娘喜欢这样的气氛，有时人家不在这里吃，她还不高兴。弟妹们都说:“桂花的为人随俺大娘（我娘），难怪俩人的名字正反一个样，一个是花桂（我娘叫乔花桂）一个是桂花。”

2001年7月，纪念爹娘结婚70周年家里人要陪老人坐飞机来北京游览，桂花主动提出自己在家照顾我的傻子大哥，她对我说:“二舅，我还年轻，以后有得是机会，就叫俺二姨和俺表姑去吧。她们退休了，在家闷得慌，也好出去散散心。”我提出可以让保姆老陈在家照顾我大哥，但桂花说:“俺陈叔在咱家照顾老人也不容易，遇到这样一个机会，哪能不让人家去呢。还是一句话，我年轻，机会还有。”

桂花就是这样，遇事总是想着别人，总是让着别人。我家保姆老陈早年丧妻，两个儿子二十四五了还没找对象，一家人三条光棍。桂花多次劝老陈再找一个老伴，组成一个完整的家。看着老陈动心，桂花便请我的大婶做媒，给老陈介绍了我们村的一个50来岁的寡妇，婚事很快成了，两人也很快结婚了。

对桂花这一善举，邻居们都劝桂花：

“你咋这样做呢，你倒成全他了，他结婚后能安心在这儿照顾你姥爷姥娘吗？”

桂花说:“人心都是肉长的，咱对人家好，人家还不对咱好？”

对此，桂花还大大方方地跟老陈说了个明白:“陈叔，你结婚了，不让你去俺婶子那里是俺不懂事，你就是掌握一点，你要是去的话和我说一声，我在家看着俺姥爷和俺姥娘，如我不在家，你千万不要出门，俺姥娘糊涂了，腿脚不好，万一她出去摔倒了，咱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听了桂花的话，老陈似乎很感动。一个劲儿地说:“这我保证，你不在家我决不出门。”

不料刚刚过了几天，桂花和丈夫孩子走娘家去了，晚饭后，老陈撞死门，便去他老婆家去了。我娘那几天神志不太清楚，迷迷糊糊地就转开了门锁，摸黑走到了街上，我哥在后边追，一边追一边喊。大哥的喊声惊动了邻居，他们跑出家门，才把我娘搀扶回家。邻居们对此议论纷纷，都批评老陈不是，老陈一气之下便不干了。

这一次桂花很伤心，也很生气，她对我说:“二舅，他不干就不干吧，我想好了，我把美发厅关门，我来照顾俺姥爷、姥娘和俺大舅。”我不同意，想再找一个保姆，桂花就是不同意:“二舅，有几个和咱们一心的，还是我来照顾老人吧。”

时近春节，这是美发厅生意最好的时候。但是，桂花还是把美发厅的门关了，一心一意伺候开了老人。

老人越老越难伺候了，一阵糊涂起来就不像正常人，一阵任性起来又像不懂事的孩子。尤其是娘90岁以后，糊涂得更厉害了，有时刚吃了饭，就跟桂花说:“我还没吃，赶快弄饭给我，不给我弄不行。”有时刚上了厕所，她又说没上，还要再起来上。

娘腿脚不利落，脚一沾地就要摔跟头，桂花白天夜里不敢离窝，怕娘摔倒。每天夜里桂花都跟娘一屋睡，有时娘起来小便刚躺下不到10分钟，又说起来小便。桂花一听有动静，就赶紧爬起来，扶娘下床，一夜之间，多达十几次。

桂花太辛苦了，我每次回家看着她因为睡眠不足浮肿的眼泡，看着她瘦削的面颊，我几次心疼得掉泪，但桂花总是笑着劝我：

“二舅，你别拿这当个事，我还年轻，顶得住。再说，俺姥爷、姥娘、俺大舅都年纪这么大了，还能用我几天。”

桂花的几句话又说得我鼻子发酸。

桂花送走了我爹又送走了我大哥，2004年又送走了我娘。照顾老人的这些年中，尤其是爹娘的最后这几年，桂花忍辱负重，费了心费了力，受了委屈，付出了太多太多。她没有像同龄的女孩子那样享受一下自己的生活，却为了老人为了我们的家付出了她的青春年华。

我为爹娘拍了30年照片，社会上便把我誉为“孝子”。然而，30年来我在父母跟前累计起来也难说有三年。然而，桂花却服侍老人20多年，一天都没得闲，这容易吗？如今，好人都让我占了，名誉都让我赚了，成绩都记在我的名下了，而桂花却承载了巨大的责任，还忍受了许多痛苦和委屈。俗话说:“三年床前无孝子”，桂花20多年如一日照顾老人，默默地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该怎么干就怎么干，这种精神是多么伟大和崇高啊！

在送走娘的第二天清晨，我跟桂花说：

“桂花，你也该过过属于自己的生活了。休息些时候，你再考虑干点什么，比如说再把美发厅开张起来，或者是开一家照相馆。”

桂花沉思了一下，对我说:“二舅，今年晶晶中考，我得尽全力催促她的学习，一切想法都要等到她考上城里的中学再说吧。”

五婶娘(图)

五婶娘的全家福。（1962年，左一为翠姐）

我出生时，娘身体很差，一直没有奶水。听娘说，我吸吮着娘那干瘪的奶头，整夜地哭。娘抱着我，急得满院子转。该用的法子都用上了。有人说喝童茶（小孩子的尿）管用，娘喝了两次，却一点用也没有；有人说喝自己的尿务必（家乡话效果很好的意思），娘用大碗接了自己的尿，憋着气喝下去，还是下不来一滴奶水。

“去找他五婶娘吧，听说她的奶极好。”爹沉不住气了。

五婶娘的丈夫姓胡，早年当过道士，后来当老师，排行老五，论乡亲，我称他五叔。五婶娘每生一个孩子，奶都特别好，邻居几个奶水不足的孩子，都吃过她的奶。有一年，她还用剩余的奶水喂养过一只失去娘的小羊呢。

娘把我抱到了五婶娘家。五婶娘刚生了一个闺女，叫小翠，比我大几天。五婶娘一见我饿的那个样，赶忙抱过去，把溢着奶珠的奶头塞进我的小嘴说：

“看把俺儿饿的，咋不早把孩子抱过来呢！”

从此，我一饿，娘就把我抱到五婶娘家，五婶娘总是放下手中的活计，把我抱在怀里。有时，五婶娘正在喂翠姐，她就把翠姐放到炕上，先给我喂奶，不管翠姐是哭是闹。有时，一个奶头喂翠姐，一个奶头喂我。

这些，都是我长大后，娘告诉我的。我记事时，看到五婶娘宽宽的胸脯上，两只奶子鼓鼓胀胀，颤颤巍巍，奶水总往外溢，把大襟褂子的胸口都浸湿了。我眼馋了，跑上去抱着那大奶子吸上几口，两手像是抱着一只大葫芦。

从会说话起，我也叫五婶娘为娘。我唤亲娘时，是短短的语音:“娘。”唤五婶娘时，却是长长的一声:“娘——”

三四岁时，能跑了，我便和翠姐跟在五婶娘的屁股后边上山摘豆角，挖野菜。到了她家的地边，五婶娘嘱咐我俩在山坡上玩，她下地摘豆角。一会儿，她那高大的身影就隐在浓浓的玉米地里。我便大声喊：

“娘——”

“哎——”玉米地里传出五婶娘的应答。

我还是长长地喊，她还是长长地应答。翠姐也跟着我喊，我俩像是在比赛。我的声音总比翠姐的声音大，叫喊的次数也比翠姐多。就这样，我俩喊一声，五婶娘应一声，直到她挎着满满一篮子豆角出现在地头上。

我整日待在五婶娘身边，连吃饭也不愿回家，娘来领我，我就哭闹。娘只好把我吃的饭送到五婶娘家，每次都是送两份，让翠姐和我一块吃。晚上，我在五婶娘的炕上睡着了，娘才能把我抱回家去。

“你给孩子做干娘吧。”娘对五婶娘说。

“那敢情好！”五婶娘满口答应。

我不知道什么叫干娘，娘便对我说:“你只管叫娘就行了。”

但过了不长时间，五婶娘不让我叫她娘了，她对我娘说：

“我算了一卦，我是天河水命，孩子是霹雳火命，水克火，不能误了孩子。”

于是，我改口叫她五婶娘。

翠姐说话晚，都5岁了，还说不清。

“姐姐！”我清脆地叫她。

“兄弟。”她回叫我，却把兄弟说成“葱弟”。

“葱地？还韭菜地呢？”五婶娘大笑着说道。我娘也乐了。

笑完之后，五婶娘便教我们唱歌了。我从她那儿听到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她操着浓浓的家乡话唱，把“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个”字唱成“过”，把“呼儿嗨呀”唱成“呼噜嗨呀”。她唱一句，我和翠姐跟着唱一句，有时娘也在旁边学。学会了《东方红》，还学“嘿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地上开红花……”唱累了，娘盛上三碗米汤，一碗给五婶娘，另两碗给我和翠姐。

夏日天长，天黑就已吃完了晚饭。娘领我到五婶娘家去串门，五婶娘却还在灶上做饭。为了省油，她家晚上做饭是不点灯的，娘帮她往灶膛里续柴，灶膛里跳动着红红的火苗。我和翠姐咬着春玉米的甜秸，追着要五婶娘讲故事。她会的故事可多了，什么“孙猴子大闹天宫”了、“白娘子与许仙”了……娘也喜欢听，催五婶娘快讲。黑暗中，“嚓、嚓、嚓”是翠姐和我嚼玉米秸的声音，“啪、啪、啪”是灶膛里烧干柴的爆响，再就是五婶娘的讲故事的浑厚嗓音了。

一天，听五婶娘说，村里来了一个照相的师傅，她们照了一张全家相。于是我就天天盼望着相片洗回来，看看相片上的人是不是和他们一个样。我埋怨爹娘，他们就想不到全家照一个相。等了十几天，相片送来了，我看了看，就数五婶娘照得自然，翠姐依偎着她，一脸怯生生的样子。我想，要是我，才不怕呢。五婶娘看出了我的心思，对我说:“等照相的再来咱村，俺和俺儿照一张。”

我上学了，不能整日待在五婶娘家里。娘与五婶娘却来往更多了。你帮我推碾子，我帮你纳鞋底，就像亲姊妹一样。一次，娘生病两天没到五婶娘家，很少串门的五婶娘到我家看望我娘，她拉着我娘的手说：

“嫂子，听说你生病，俺就害怕。要是你死了，俺就像少了一根胳膊。”

五婶娘在生翠姐的弟弟时，娘也正怀身孕，快要生我的弟弟了。但娘还是拖着沉重的身子去给五婶娘接生。娘刚到院子里，五婶娘就在屋里喊：

“嫂子，你千万别进来！”因为家乡有种说法，带着身孕给别人接生，身上的孩子要搁月的。娘没管这些，还是进了屋。

后来听娘说，当老师的五叔被辞退了。他脾气坏，动不动就拿五婶娘出气。洗脸水烧热了或凉了，他劈头就给五婶娘泼过去，五婶娘又赶忙去给他烧一盆不冷不热的水。五婶娘常年做三种饭，最细的给五叔，差一点的给孩子们，最后用刷锅水放上点野菜煮一煮自己吃。她从未上过桌同五叔吃一顿饭。对五婶娘的处境和地位，娘同情她，常安慰她。说到伤心处，两人一块抹眼泪。三年困难期间，五婶娘家的生活更为拮据，吃棒子心、吃树叶，全家患浮肿病。我家也不宽裕，娘经常给她家送些粮食，我也经常找借口拿着煎饼到外面吃，其实是把煎饼送给翠姐和她弟弟吃。

到我上初中，离家远了，住在学校一周才回家一次。每次回去我先跟娘说几句话，便到五婶娘家去。娘也总陪我。五婶娘每次见到我，不是从柜子里拿出一把花生，就是拿出个梨，塞到我手里，我知道那是她回娘家时带回来给我留的。晚上，我还是喜欢在她那不点灯的屋里，帮她往灶里续柴做饭，听她和翠姐摸黑“呼啦呼啦”地喝粥。我把学校里的新鲜事讲给她们听，还给她们唱歌，有时，五婶娘也跟着哼。一次，五婶娘问我：

“儿啊，你长大干啥？”

我说:“当老师，挣了钱，让娘和您都过上好日子。”

不料没过多长时间，五婶娘查出病来了，而且病很重。娘买了很多东西，让我给五婶娘送去。这一次，她没有去，我想她是让我单独和五婶娘说说话吧。当我见到五婶娘时，她躺在炕上，脸色苍白，说话无力。我哭了，五婶娘那失去光泽的眼里也噙满泪水。一会儿，她把身子翻了过去，不再看我。

过了几天，五婶娘就去世了。娘说，五婶娘咽气前，一直唤着我的名字。娘看到五婶娘脚上没袜子，跑回家去把自己的新袜子拿来给她穿上，还扯了一块白布，给她做了一个枕头。出殡那天，我抱着五婶娘不满三岁的小女儿俊俊为她送殡。我哭得很伤心，几次在地上打滚。按家乡风俗，因五叔当过道士，五婶娘不能进胡家的祖坟地，只能安葬在偏僻的道士林。

给我乳汁，给我欢乐的五婶娘走了，我深深地怀念她。娘说，没了五婶娘，她也像去了一根胳膊。

最近，在五婶娘的女儿翠姐家里，我找到了记忆中的那张五婶娘家的全家相。相片上的五婶娘却不太像我记忆中的她：这一个太年轻。五婶娘两眼看着我，离我很近，又很遥远

——照片这东西，太真切，反而把记忆中残缺的碎片凝固起来的美冲淡了不少。我想假如五婶娘还活着，我会给她照好多好多的相，和给亲娘照的一样多！

姊弟情(图)

娘姐弟四人凑到一块，总有说不完的话。“舅舅、姨，歇歇了！”“俺不累！”（1997年）

2006年9月17日是二姨的90大寿，此时重病住院，我赶往兖州给她祝寿。她意识朦胧，但知道我来看她，嘴里直念叨:“我想你舅舅，想你娘啊！病好了，我要回家看他们。”舅舅和娘已先后去世几年了，因二姨久病卧床，家人一直瞞着她。

娘姐弟四个，她是大姐。

在她们姐弟四个中，数娘个头矮。舅舅的个子是一米七，二姨和三姨分别是一米六五和一米六二，娘只有一米四一。

姥爷隔几年下一次关东，长时间不在家。娘从五六岁起，便成为姥姥的帮手，知道疼娘，也知道疼弟弟妹妹。家里粮少，每顿饭舍不得多做，干的稠的，给弟弟妹妹吃，她和姥姥光喝点稀粥。姥姥家盖不起房子，只能典房住，十几年间搬了三次家。到十六七岁，娘便承担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

娘嫁到我家后，娘家的事有不少仍担在她身上：给姨和舅舅做衣做鞋，帮姥姥料理家务。好在婆家娘家离得不远，娘抽空忙完我家的活赶忙再去姥姥家忙。

舅舅至今还记得，娘曾救过他一命。舅舅20岁那年的一天，娘帮姥姥忙完活，没回家，住在了姥姥家。半夜土匪来绑票，当他们撞开大门，叫喊着让屋里的人开门时，娘急中生智，和三姨搬开土炕上的两个土坯，让舅舅钻进了炕洞。上边压了块面板，面板让边铺上席，又躺在了上边。土匪们撞开屋门，掀开床上的被子，见只有娘、三姨和姥姥，说了声不要女人，便离开姥姥家。第二天听说，文彤的大爷在夜里让土匪绑了票。家里人卖了三亩地去领人，结果土匪拿了钱去却没放人回来，因为文彤的大爷说了一句:“看你们都很面熟，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仅这一句话便送了命。

舅舅结婚后，妗子生了三个孩子，便去世了。舅舅从此没再续娶。因家穷，他把最小的一个女儿送给了人家，自己带了一双儿女，又当爹，又当娘。姥爷去逝，姥姥又年迈，娘承担起照料舅舅家两个孩子的责任。做点好饭，给他们送一份过去；给我们姐弟做鞋做衣服，同时给表姐和表弟也做一套。表姐出嫁后，经常去看我娘。她说:“俺大姑待俺比亲娘还亲，这里就是俺的娘家。”在娘生重病的日子里，表姐天天守在她身边掉眼泪。

舅舅老了，表姐到城里工作离家远，我的两个姨也离得远，所以离舅舅最近的亲人便是我娘。表弟经常让舅舅生气，舅舅自己做饭，冷一口热一口，吃不舒服。他心里有啥不痛快，都到我家，跟我娘说说。娘每做一顿饺子、包子，都让外甥女给舅舅送去。舅舅患腿痛病，走路一瘸一拐。娘住院的那几天，他一天跑一趟医院，8里路，他一跛一跛得用两三个小时。

邻居们说，娘不光是对自己的娘家人这样，对邻居、对乡亲也是这样关心、这样亲热。在我家住宿的客人清晨要早走的，娘总是提前起来做好饭，让客人吃饱再走，哪怕客人三四点走也是这样。若是人家执意不吃就走了，她便说:“咋没吃就走了呢！”就这句话，她念叨好多天。

读过书，在村里当过干部的舅舅说了这么几句话:“咱姐弟中，别看大姐长得最矮小，但她对咱家操心最多，出力最大。”

6、俺爹俺娘俺家乡

天津湾的水(图)

我的故乡天津湾村春天景色。（2006年）

我家在村南围墙外，这是南门旧址。爹说，村围墙是清同治六年（公元 1867 年）修建的。 1958 年上级号召大炼钢铁，为建炼铁炉拆除了南门。（ 1998 年）

农闲时节，山村的女人们却不得空闲。（1990年）

在我们村的村名“天津湾”三个字中，虽说有两个字与“水”有关系，但我们村却是远近闻名的缺水村，村民吃水全靠下雨流到储水池里的刷街水。水池一般有几丈深，池口和井口一般大，下边是直径数米的大圆筒。下雨之前，人们用石块，在水池的进水口前挡一道小埂，街上的雨水便能顺着小埂流进池里。雨后第二天，人们就到水池里打水，打上来的水浑浑浊浊。爹听人家说，苦杏仁能使水很快变清，便找来几颗杏核，取出杏仁，砸碎放进水缸。一夜过去，水依旧是黄色，烧开后倒在碗里，像黄黄的茶水。外来的客人端起它，憋着气才能喝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