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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这样的水，一年也吃不到头。遇到夏天雨水少，村中所有水池里的储水连半年也吃不上。家家惜水如金，一小半盆洗脸水，全家人轮流着用，用完了舍不得泼，等水中的灰尘沉了底，再用上边的水喂猪、喂牲口。

打井寻水，挖水池储水，20世纪60年代初在我村形成热潮。区打井队、公社打井队在村里村外钻探了几次，结果几百米深的钻孔都是干窟窿。钻井的同时，生产队还组织社员多挖储水池。邻居文高大叔是挖水池的倡导者和领头人。一天中午饭后，他没告诉家人便扛着镢头第一个上了南山坡，到了新挖的池边，等了一会儿，不见同伴来。他想，在上边等也是白耽误工夫，何不早下去挖着等呢。他顺着辘轳上的绳子下到了五六米深的池底，就挖了起来。不一会儿雷声大作，下起雨来了。雨越下越大，若再不上去，水灌进池里会出危险的。大叔两手抓着辘轳上的绳子往上爬，等爬到池口，四周没有可抓的地方，于是又顺着绳子滑到池底，反复几次，都没成功。他拼命喊叫，但在这旷野、在这池底、在这雷声隆隆的雨天，哪能有人听到。一下午，用辘轳往上提土的同伴都没来上工。在农村，下雨天是休息的日子，谁也没想到大叔会提前上坡下到池里。晚上，大叔的家人开始找人。由于都怀有“下雨不可能上坡”的心理，所以没到南坡的池边去找。直到第二天上午，到池边干活的人才发现池底有人，文高大叔泡在半米深的冷水里，由于长时间的浸泡、惊吓和劳累，他已神情恍惚，救上来没几个月便去世了。那年他才38岁。

20世纪70年代末，我村终于钻探出一口深水井，家家户户安上了自来水管，村民终于告别了喝刷街水的历史。

又过了几年，博山城缺水，钻探队又到了我们村，在村东的沟底钻探出了20口深井，组成一个机井群，为20公里外的博山城区供水。城里还建起一块纪念碑，纪念天津湾“引水济博”工程。从此，“天津湾”才真正成为一个水灵灵的名字。

“破提篮”里出学子(图)

官厅是爹曾上过4年学的学堂，这是1949年前村里第一所官办学堂。爹在这里念完了《论语》，便跟爷爷学木匠营生了。比爹晚几年在这里上学的小伙伴们也已进入暮年，这里是他们每天必到的地方。夏天乘凉，冬天晒太阳，家长里短，点评着村里村外的“新闻”。他们自称“等死队”，一年中，总有几个从这里消失，又有几个年纪稍轻的补充进来。（1995年）

这是1950年土改后村里用地主的房子办的解放后第一所学校。（1988年）

这是1972年盖的新学校，当时是村里惟一宽敞的大瓦房。（1990年）

2002年，我在山东高青县找到了我的小学五年级班主任赵明堂老师。

焦家是我们村的大户，焦家林是村边最大的坟地。焦家林第一座坟的主人叫焦雄，他于明嘉靖九年正月初九去世。当年九月，他的三个儿子曰强、曰杰和曰远为他立碑。碑早已在“文革”中被砸掉。爹至今还记得碑文上有两句话:“南有行龙，北有岳阳，此村之佳境也。”据说焦雄的石碑两旁的厢板是两块响石，用手一拍，嗡嗡作响，悠扬动听，传出很远。有个风水先生断言，两山夹一村，村名天津湾，水能养木，木能成材，此村必定文人辈出。

爹说，村里也确实出过几个读书人。焦学之、焦习之兄弟俩，焦文时、焦文利、焦文和兄弟仨的名字，分别是从“学而时习之”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古语中取出的，显示了他们是读书人子弟的身份。

出个读书人，是家家做梦都想的好事。但兵荒马乱，人都吃不饱，有几家孩子能实现上学的美梦呢？爷爷常说一句话，不让孩子读书，就永远没有返气的时候。他给爹取名文崇，就是希望家人崇尚文化，以文耀祖。但爹只上了四年学，便不得不退学跟爷爷学木匠。爹说:“‘子曰：巫匠异然。’但只要混口饱饭吃，还管他‘异然’不‘异然’。”一般请人干木匠活的，给匠工吃的饭都是好一点的。有句俗语:“家里做好饭，匠工活路不用看。”是说饭食好了，匠工就会好好干活。娘说，我家每逢请人耕地，中午都是做油花卷给赶牛的人吃。有一次，耕了一个来回了，赶牛人突然想起，这是块吃油卷的地呀，便把犁放深了一寸。爹说，他吃人家最好的饭是馍馍，最好的菜是油条拌芹菜。碰上吃葱拌豆腐时，主人往往忘了放盐。村里流传这么一句话:“青葱拌豆腐，临吃再加盐。”是说如早放盐的话，葱和豆腐被盐腌长了，看起来菜的数量就少了一些。爹喜欢一边吃饭，一边看书，他看书看得有味，“嚼”得也有味。有时不吃一口菜，一个煎饼就已下肚，饭吃完了，还不知就的是啥菜。爹的许多知识就是在吃饭时学到的。爹的同辈人，上学的很少，上中学的没有一个。

乡村对女孩和男孩上学念书的态度很不一样。二姐都10岁了，家里也不提让她上学的事，是她自己跑到学校报了名，才读完了初中。大姐也是10岁上的学。我刚6岁，还不到上学的年龄，爹便给我虚报了出生年月，让我早早入了学。三个人上学，支付的学费书费是很多的。大姐只读了3年便下地干活，帮娘纺线织布。我记得，晚上，娘纺线常纺到深夜。纺完线后到舅舅家的织布机上织布，织出的布或用山上的郎棒枝熬水染成土黄色，或用水湾里的淤泥染成土灰色。到过年时，我们兄弟姐妹穿的都是洋布做的衣服，爹娘穿的都是自家织的粗布衣。

那时，我们家的经济条件还不是最差的，有的同学家就指望鸡屁股这个“小银行”，买个笔和本子，都拿几个鸡蛋到小卖部换。上中学了，同学中有城里工人子弟和干部子弟，他们的经济条件不知比我们农民子女好多少倍。他们每顿饭到食堂打饭买菜，我们是每周从家里背煎饼。夏天，煎饼两天就长黑毛，大家便在宿舍里拉上绳子，把煎饼搭在上边晾。宿舍里挂得满满当当，看起来像一面面小黄旗，到处是刺鼻的霉酸味。就是这样长毛的煎饼，每顿饭用开水泡一下，就着咸菜吃。同周围几个村比起来，我们村的生活最差，好多学生用破提篮盛饭上学，所以，同学们编了个顺口溜:“金郭庄，银源泉，天津湾的破提篮。”但我们村的学生学习最用功，每次考试，成绩总在前头，考大学的成绩也不赖。尤其是“文革”后恢复高考，我们村每年考出的大中专生都在20名以上。1979年，考出去了30名。近几年来，全村出去的大中专生总共500多人。爹说，五六十年代，我们天津湾西村的人口是1700多人，40多年过去，现还是那么多人，除了计划生育的原因以外，考学出去的人多是重要因素。我们村被称为“状元村”。还有位学者把村里出去的大学生称为“从破提篮里走出的学子”。

离开爹娘离开家这些年，我总喜欢这个拍摄像爹娘一样的普通百姓。这位老大爷见到我总说我像他的儿子。（1984年）

也许小时候娘给我割了绊脚线的缘故，我的路越走越远。1990年，我组织了红军长征路摄影考察队，9个多月的时间，骑自行车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图为在卢定桥上留影。下图为过草地的情景。

也许小时候娘给我割了绊脚线的缘故，我的路越走越远。1990年，我组织了红军长征路摄影考察队，9个多月的时间，骑自行车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图为在卢定桥上留影。下图为过草地的情景。

三年前，从“破提篮里走出的学子们”捐资为村里修了柏油路，盖起了一所设施完善的学校，教学大楼就恰巧建在早已铲平的焦家林边上。每天，上课的钟声在学校上空回响，比当年焦家林焦雄墓前的那块石碑厢板的响声更悠扬，传得更远。

“西方大路”与“东方大路”(图)

四爷爷的大儿子焦文俊（我的大叔）去世后，堂弟站在椅子上，为他举行“叫地门”仪式。（1998年）

“命归西天”是人们对死的结语。传说西天是一方净土，是一个极乐世界，是在争争夺夺，忙忙碌碌的人世间走了一遭的人的最好的归宿。

其实，“西天”再好，也不是人们向往的地方，临死的人仍留恋生活的这个“东方”世界，活着的人也总是千方百计地想把要去“西方世界”的人拉回到这个“东方世界”中来。我的家乡有种风俗，当人弥留之际，亲属用木勺子敲打门框，呼唤着他回来，有不少人果真会“死”而复生。

我10岁那年，爷爷硬朗朗的身体突然患病，在后脖颈上长了个肿瘤。据大夫讲，只要动个手术，摘除了就会痊愈，以后也不会复发。但爷爷脾气犟，死活不去医院，也不做手术。他说：

“我已活了76岁了，阎王爷已捎来了三封信：一是眼花，二是耳聋，三是行走不便，是该往西方路上走的时候了。”

但说归说，他还是对生活的社会十分留恋。他让人搀扶着走上南山坡，看着住了70多年的村庄，不愿离去；见了孙子孙女们也格外亲热，拉着我们的手久久不放开：

“要是看着你们都成人多好！”有时还自言自语:“俺要跟阎王爷说说，让俺在‘东方大路’上多走几天。”

一天夜里，他的病情恶化，从床上滚到地上，仅剩一口气了。爹赶忙给爷爷穿寿衣，娘跑到厨房，拿了把木勺子敲打着门框，一遍又一遍的高喊：

“爹，你回来吧！你回来吧！”

邻居听见了，纷纷跑到我家来，拿了两条长凳放到屋的正堂间，铺上一床高粱秸打的箔，将穿好寿衣的爷爷架到上面（因为传说人死在床上不好，所以在断气前就得架下来）。娘又敲打着门框喊了几声，爷爷真的动弹了，一会儿，平躺的身子侧了过去。于是，大伙又把他架回到床上。爷爷又活了一个多月。

到爷爷真正死的时候，忙白公事（丧事）的人便在院子里搭一个席棚，接待前来吊丧的亲戚。一般的来人在席棚里对着牌位拜几拜就完了。若是女婿，拜完后，还要蹿灵，即“哇”的一声，不顾一切奔到屋里的棺材前跪下，再由亲属赶忙将他扶起，送出屋外。爷爷没有亲女儿，本家的一个大姑夫表示对爷爷的敬重，也蹿了灵。在这以前，我也见过几回蹿灵的人，姥爷死时，爹就蹿过灵。我发现，蹿灵的人就大哭一声，有的眼里有泪，有的眼里根本没有泪。我想，何必搞这个形式呢！我担心长大了给丈人蹿灵的时候，会掉不出眼泪。爹说王五死的时候，他的二女婿蹿灵以后，哭不出泪来，就直往眼上抹唾沫，在场的人扭过头去直偷笑。

丧事中，还要向土地庙送几次浆水，意思是死去的人还在土地爷那儿暂住，要给他送几次吃的。还要去坟上煎糕，即在坟底用两块砖支一个灶，点上一把豆秸火，放上锅，锅里倒上油放几片豆腐、馒头和年糕，温一下后，便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由几个穿孝服的女人使劲往坟外抛，一边抛，一边说唱：

“扔得高，过得高，踩着楼台磴磴高！谁高？俺儿高！”

扔出来的豆腐、年糕、馒头被围观的孩子抢来夺去。据说，谁吃了，谁长命。

最惊心动魄、撕心裂肺的时候是出殡前的“叫地门”那一时刻。“叫地门”是死者的儿子为老人叫开“西方大门”的仪式。记得爷爷出殡时，爹举着一根棍子，上边挂一杆秤，一盏马灯，一面镜子，一个筛面的罗子，爹站到一张桌子上。这时，送殡的人不许哭，院子里静得出奇。爹便连着高喊三声:“爹，你上西方大路！爹，你上明方大路！”还得一声比一声高。当时爹没喊完，就痛哭失声，险些从桌子上掉下来。接着，院子里哭声一片，亲属中有人将一个黑碗摔碎，棺材便由几个人用手从屋里抬到大门外。爹手执一片用黄纸包着的青瓦。等棺木在大门外用绳子封好，穿上抬扛要起棺时，爹再把青瓦摔碎。

顶包打瓦的人是死者的财产继承人。如果死者没有儿子，要从侄孙中过继一个来顶包打瓦。因牵扯到财产的继承权的大事情，往往会引起纠纷，有的家庭还会为谁来顶包打瓦而打得不可开交。我们家族有个大爷爷，膝下无男，只有两个女儿，大爷爷死前曾留下遗言让本家的侄子万真顶包打瓦，这引起了两个女儿的不满。于是大爷爷死后，他的两个女儿和万真家在财产继承上发生纠纷，还未出殡，便大闹起来。大爷爷的两个女儿用哀杖敲打着棺材盖，口中念念有词：

“敲敲棺材盖，绝了下一代！”诅咒承继人断子绝孙。

万真的媳妇也不示弱，她一手拿把铁勺，一手拿一口铁锅，铁勺敲铁锅，声音更大，嘴里叫得也更响：

“你敲盖，我敲锅，看看谁家死得多。”诅咒对方多死人。

为老人出殡的白公事，成了一场闹剧。

爹说，人死是悲事，但留下的笑话多着呢。方边他爹给父亲上坟，每次都舍不得买香、买纸、买供品，只在坟前放上十块钱。临了，对父亲的坟说:“爹，你不花，我可又要拿走了。”跟爹一起干木匠的张四叔，因为脸上有麻子，外号叫四麻子，四麻子爱说笑话，临终前还跟人开玩笑，他说:“西方大路准不孬，要不，去了的人为啥都不愿回来呢！至于那里到底怎么样，我去了以后给你们捎个信回来，或者回来跟你们说说。”他死了以后，人们又拿着他开玩笑了:“四麻子是个说话算数的人，都不回来了，西方大路不孬是肯定了。”张老业死时，他的儿子“叫地门”时，把“你上西方大路”说成了“你上东方大路”，当时众人不敢笑，事后却传为笑谈。张老业的儿子解释说：

“西方是空空世界，还是东方大路上有钱挣，等俺爹给俺挣足了钱，从岳阳山（我村的一座山）后不也同样能转到西方大路上去吗！”

我爹听了，骂他道：

“浑小子，地球是圆的，从东方大路上还能走到美国呢，那也是西方，让你爹在美国给你挣些美元，你再送他到更远的西方大路上不更好吗？”

窑货岭(图)

窑货岭上的桃花开了，娘说:“你们城里没有山里的景色好吧，多照几张带回去让他们看。”（1997年）

我家在村的南门外，正对着南山——回龙山。回龙山的脚下有一条光秃秃的山岭，叫窑货岭。听爹讲，200多年前，我们村也出窑货（瓷器），这条岭上排满了窑炉，村里人便叫它窑货岭。岭上原来林木繁茂，烧窑都光了。我小的时候，还能看见一孔旧窑。旧窑背依一面山坡，窑顶和山坡一样平，窑有两人深，顶已塌，窑壁是紫红色的，用手抠一下还很硬，爹说是多年的窑火烧成这样的。窑只有一个门，是小拱门，爹说那是装窑和出窑时的通道。我和小伙伴们曾经钻到窑里面玩。

窑货岭也是爹小时候和伙伴们玩的地方，不过他们那时不像我玩得那么轻松。每天到岭上，肩上都背一个筐，或打猪草，或采树叶。不装满筐子，是不敢玩的，怕回家挨揍。爹说，他们那时玩得更调皮，更有意思：他们往窑里投石头，看谁投得准；从岭上偷偷摘了人家树上的柿子，抱捆干棒子秸，躲在窑里烧着吃。烧柿子的烟从窑里冒出来，远远就能看见，树主曾逮住过他们一回。有一天他和两个小伙伴看到一个比他们大几岁的男孩，领着一个女孩进了窑里，便相互挤了挤眼睛，悄悄走到窑顶上，解开裤子，一齐向窑里撒尿。撒完后，一边大笑，一边快步跑下山岭。

在窑货岭上，还有一个当年为躲日本鬼子而挖的土洞。娘说，这个土洞还有不少故事呢。

1944年的一天，传说日本鬼子快要进村了，男人们都跑进了山里，我家几个跑不动的女人和孩子躲进了洞里。孩子的哭声惊动了几个提枪的人，他们把女人们赶出来，要她们回家为部队做饭。听他们说话娘才知道，这哪里是日本鬼子，原来都是些“三本”（就是汉奸，因为当地读“日本”为“二本”，所以称为日本人干事的叫“三本”），还是住的不远的本地人。

“三本”到了我家，把娘养的鸡都杀了，让娘给他们炖。临走时，看到圈里有头猪，又要赶着走。娘不慌不忙地对他们说：

“老总啊，这猪还不肥，一身骨头架子，没多少肉。”

一个“三本”说:“不肥，也比鸡大。”

“猪骨头硌坏了你们的牙，俺可担待不起，等我养肥了，再给你们送去吧。”

那“三本”听了，笑了，提着娘炖好的鸡走了。

晚上，爹从山里回来，说那里也不安全，邻居大侄子没躲进洞里，让“三本”抓住了。问他叫啥，他回答说叫焦改方。一个“三本”说:“我们正要抓当共产党的焦方改，看来就是你！”说着，命几个“三本”挖坑活埋。当坑挖到齐腰深时，焦改方跪下大哭起来:“老总啊，可怜我吧，我还没娶媳妇啊！”“三本”们笑了:“凭这熊样，还真不像共产党。”随后把他放走了。

等我记事的时候，窑货岭上的地里都种上了果树，但过了几年又都砍了。过几年再种上，再砍，折腾了好几遭，以致多年以后窑货岭依旧是光秃秃的山岭。

1982年，村里分责任田，家里的地又恰巧分在了岭上的旧窑旁。旧窑早已被填平，上边生了一片荒草。爹利用空闲时间割去荒草，垦出一块几平方米的新地。他说，这块新地一年能打十几斤高粱呢。爹的两个叔兄弟分的地和我家的地紧挨着，他们都在地里种上了果树。春天开花时，桃红梨白，窑货岭像穿上了花衣裳。

近几年，窑货岭上建起了一个私营采石场，采石的炮声一天几次在岭上炸响。爹说，照这样干法，用不了几年，他的责任田和旧窑上的那块新地就会被炮声翻个个儿，兄弟俩的果园也保不住。那时他们就只好到村里另划分的土地上耕种了。

花盆灯(图)

乡亲们在我家的院子里做花盆灯。（2001年）

2001年元宵节，爹娘欢欢喜喜在看地方民俗表演。

2006年元宵节，我与家乡的父老乡亲。看戏的人群里没有了俺爹俺娘。

283 你敲你的锣鼓，我下我的棋，爹（左二）老喜欢看别人下棋，有时娘叫好几遍才回去吃饭。（1988年）

“咚咚锵！咚咚锵！”每年元宵节，天刚擦黑，大街上的锣鼓便敲得人吃不安稳饭。孩子们拿张煎饼，夹块咸菜，就往外跑。

闹元宵，在我们家乡一带称为玩十五。按我们村习惯，过了年初二开始扎戏台，初五开始唱戏，唱到初十歇两天，就该准备玩十五了。

玩十五前，爹娘一般要忙两天，把在关爷庙放了一年的玩十五的器具，拂去上边厚厚的尘土，进行检修。属木匠活的，由爹来干；缝补戏衣裳一类的针线活，则由娘和几位大婶“承包”了。干这些活每人都是尽义务，从上几辈传下来就是白搭力气的事，也是个人乐意尽力的事，没有人会想到要什么功夫钱。爹说，每年修理玩十五的器具，自家都要搭上不少木头。

我最盼望的是爹在忙完村里的事后，给我做个花盆灯。花盆灯的做法是先用高粱秸扎成花盆形状上大下小方形的空架，四周糊上色纸，然后找当过老师的胡先生在上边画上几笔水仙呀、兰草呀之类简单的画，写上几条灯谜，花盆边上扎一根树枝，枝条上粘上纸做的绿叶红花，花盆灯就做好了。花盆里装上一盏油灯，或一根蜡烛，花盆架上安上一段二三尺长的木棍，举在手中，在玩十五的队伍中穿行，甭提多神气了。爹给我做花盆灯，不用高粱秸，用木头，举着它，更神气。

我6岁的时候，爹给我们做了一个花盆灯，但因为我还小，不让上街，只举着它在大门口过过瘾。姐姐去了，举花盆灯的都是像她一般大的十二三岁的小孩。

玩十五的队伍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桌搁”队。“桌搁”是我们村的传统表演形式，10岁左右的小孩子扮成古戏里的人物角色，站在两人抬的桌子上，两手比划着做一个造型，就称为“桌搁”。我不喜欢“桌搁”，觉得死死板板不好看，远不如相邻的崮山村来俺村串村表演的转“蕊子”好看。爹的看法不一样，他说还是“桌搁”好，耐看。我想大概因为他是每年抬“桌搁”的积极参与者吧。“桌搁”队后边就是花盆灯队，二三十个花花绿绿的花盆灯能占据村里的大半截街道。当时山村没电，四周没有一点光亮的东西，只有花盆灯那带有颜色的灯火在锣鼓声中 移 动，形成一条灯龙，煞是神秘、好看。每到街口，花盆灯队还要进行串花表演，其实就是相邻的两个举花盆灯的人前后、左右变换位置走动。娘告诉我，站在高处看花盆灯表演，才好看呢。我曾和五婶娘家翠姐站在她家墙头上，居高临下看花盆队的串花表演。“灯龙”远去了，锣鼓声也小了，我却站在墙头上不肯下来，真盼望花盆灯队再折回来表演一回。

第二天，我把看到的景象讲给举花盆灯表演的姐姐听，她瞪大了眼睛看着我说：

“真的，俺表演得那么神？”

八月十五闹元宵(图)

元宵节民俗表演，在我们那一带称为“玩十五”，这是一年中最热闹的时节。（2002年）

都知道闹元宵是在正月十五，没听说过八月十五闹元宵。爹说，我们村就有。

那是在1949年，那年阴历闰七月，到八月中秋，已是麦下种，秋场净。因年景好，世事也太平了，家家都想吃上块月饼，过个安安稳稳的中秋佳节。

爹记得八月十五午后，在村里当民兵指导员的舅舅突然到我家，对爹娘说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成立的时间是在两天前。爹掐指一算，是公元1949年10月1日。至于人民共和国如何成立的，当村领导的舅舅也说不清楚，爹自然也不十分明白，知道人民翻身做了主人这一点就够了，就足以让受尽千辛万苦的老百姓大喜大贺了。舅舅说，村里决定晚上像玩十五（闹元宵）一样开庆祝会，热闹热闹，让爹召集木匠们修好玩十五用的龙灯、蕊子和桌搁。爹立即跟木匠们一说，大伙自然高兴得很，一下午便把要用的器具都修好了。爹还在天黑前做好了十几个花盆灯，全都糊上了红纸，以增加喜庆气氛。

当又大又圆的月亮露出东山头时，锣鼓声便在官厅场里响了起来，庆贺的队伍按多年的玩十五的套路，表演起来。不同的是这次无论是舞龙灯的、转蕊子的，还是串花盆灯的，比哪一次都欢快。在官厅里教学的焦先生还唱起了“武老二”（快书）：

“明白了，明白了，反动派逃跑了。”人们一阵欢呼。

他又唱道:“明白了，明白了，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人们又一阵欢呼。还有人“噼噼啪啪”放起了鞭炮。

是啊，迎来这一天多不易啊！远的不说，七七事变后，日本鬼子占领了8里外的源泉，又修炮楼，又支大炮，加上汉奸恶霸与之勾结，为非作歹，老百姓吃尽了苦头。爹说，那时日本兵有多少，谁也不知道，只在山上远远地看见一辆汽车拉着些兵来回跑，后来才知道就那么几个日本人。他们尽指使汉奸进村干坏事。一听说日本人（其实大多数是汉奸）来了，人们就往山里躲。小孩不能上学，大人不能种地。1943年冻了玉米棒，闹了饥荒，全村饿死了许多人。

日本鬼子投降了，国民党兵又来了。我村从1947年春天解放后，南麻战役、孟良崮战役相继打响，我村的官厅成为后方医院。担架队把一批批伤兵从前方抬到这里医治。因当时医疗条件差，缺医少药，对腿有重伤的医治方法都是锯腿。伤员的腿一筐一筐地往外抬。晚上，引来了狼群，邻居家的九妮在碾盘上乘凉睡觉，被狼叼走，又被人追回，所以取名“狼剩”。听舅舅说，中央军委原副主席迟浩田上将也在这里养过伤。他住的是舅舅家的西屋，娘还给他送过饭。伤员在村里养伤期间，舅舅看护着他们。过了一段时间，国民党又要反攻，舅舅和村里的干部为转移伤员，动员群众出人出毛驴，出门板做担架，很快把伤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爹说，他曾两次抬伤员，送到桓台。后来，国民党兵来报复，村里的民兵及邻村北崮山焦裕禄领导的民兵，配合解放军，利用熟悉的地形进行还击。那一次，敌人啃了根硬骨头，死伤不少。舅舅说，还有12名伤员牺牲在我们村，舅舅带人把他们掩埋在村头，他们的名字是孙建福、王志保、王芝福、镇山新、李作红……还有三位未留下姓名。至于他们的籍贯，舅舅只知道镇山新是四川人，孙建福是本省牟平县碾子头村人。解放后，舅舅写信给他们的家人，告诉他们烈士牺牲的情况。

经历了艰难的岁月，迎来了今天的胜利，乡亲们咋不欣喜若狂呢！这个庆祝会，持续到深夜，大伙还不尽兴，虽说反反复复的还是演出那些不知道看了多少年的玩十五，反反复复地听焦先生唱那几句“明白了”的“武老二”，但大伙听了还想听，看了还想看。此时，爹的“诗意”也来了，他跟焦先生一合计，一段简单“明白了”又加了几节新内容：

“明白了，明白了，天下从此太平了！明白了，明白了，日子越过越美好！明白了，明白了，八月十五闹元宵。”

村里这个老戏台和这棵老松树有500年的历史了，爹说，它们和村子的年龄一样长。（1997年）

又大又圆的月亮升上中天。山村仍响着震天的锣鼓，锣鼓声中是几十人、几百人的齐声唱和合:“明白了，明白了……”

铡草 捣药 踩箱罗(图)

“年纪大了，推不动碾子了，只能给你们罗罗面了。”娘对邻居的事总是这么热心。（1996年）

“以后你退休来家，俺养活你。”大婶紧紧拉着我的手不放。（1988年）

1993年，娘与六个老姐妹在一起，左边的小男孩才两岁。

2001年，老姐妹们与小男孩又聚集在一起。

幼年时代，有几种声响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那就是铡草声、捣药声和踩箱罗声。

我家喂着一头大青驴，皮毛乌黑，膘肥体壮，用它拉耧耩地，拉磨推碾，还用它驮盐到盐店去卖。爹说，村里的驴数它个大劲大，一次能驮200来斤盐，一天走七八十里路也累不垮。

驴壮，全靠喂得精细，喂得及时。每天傍晚，爹牵大青驴回家，把缰绳往驴槽边一拴，娘已把饭菜端到了桌子上。吃完饭，爹娘就开始为驴铡草料。

爹把墙角那口用了几十年的老铡刀提到屋门口，抱来几捆谷草。娘端来一盏油灯，放到铡刀边的小凳上。爹执掌铡刀把铡草，娘负责往里续谷草。铡草需要力气，续草需要技术。当爹两手把刀抬高时，两脚跟也随之抬了起来。这时坐在地上的娘已把谷草理好，准确地往铡刀下一续，续进去的长度不长不短，一指来长算合适，铡刀起落，便会出现“刷、咔”的声响。这一“刷”一“咔”是续草和铡草密切配合的和谐音律。我曾对着钟表数过，钟表每“咔哒”一下，爹娘的铡草声也“刷咔”一下，不快不慢，节奏悦耳。

我有时端着油灯蹲在地上看，有时躺在炕上，在铡草声中进入梦乡。铡草声是我家的“小夜曲”，它伴着我度过了美好的童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到了另一种动听的、有节奏的声响。大约七八岁时，娘病了。一天，爹让我跟姐姐去8里外的郭庄药铺抓药。中药铺里的老医生须发雪白，他细心地称好药后，把几块个大的药放进一个比捣蒜的臼子大好多的铜臼子里，拿起铜药锤，“丁丁当当”地捣起药来。捣药声不像捣蒜声，只是音调的“嗵嗵”声，而是时长时短的脆响。老医生拿药锤的右手腕，灵活地扭动着，有时还转个圈，药臼子便发出这样有节奏的声响:“当，当当丁，丁当当丁，当当丁。”我听得入迷，耳朵尽量往药臼子旁边凑，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老医生捣药的手腕。原来他捣几下药后，有意提起药锤在药臼边上空敲一下，这才使本来单调的捣药声变得那么丰富动听。

以后，只要家里需要去抓中药，我都抢着去，想多听听那动听的捣药声。但有时药里没有大块的，老医生就不再捣药，我心里就像少了点什么，提不起精神来。

至于踩箱罗，知道的人可能不多。我们村有一家开了个“馍馍坊”，每天卖上百斤馍馍。磨面粉需要两头大驴拉两个大磨，罗面不是用平常的圆形罗子，那样太慢，也太累人。他们用的是箱罗，就是一个方形的木箱里，有两根平滑的木条，作罗床。上边放上方形的大罗，罗壁上钉着一根传杆从木箱的壁洞里穿出来，连接在一根竖木柱上。木柱下方连一块尺把长的踏板，踏板下边是半圆形。两脚轮换踩动踏板，竖木柱就会左右摆动，带动箱内罗子的连杆来回晃动。这是一个虽说笨重，但又有一定机械原理的罗面机。踩箱罗的女人站在踏板上，两脚有节奏地踩动，木箱里的罗子就会发出“咚、咚咚”的声响。踩箱罗的人的身子随着脚左右摆动，在“咚咚”的声响中像在舞蹈，这是我幼年记忆中最美的舞蹈。

我家离馍馍坊只隔几堵墙，我有时和小伙伴们去磨面房看踩箱罗，有时趴在我家墙头上听那用脚踩出来的乐曲。

多少年过去了，这三种看似笨重或原始的劳作除了捣药还能在药店见到外，铡草和踩箱罗再也见不到了。

7、俺爹俺娘像太阳

爹娘和太阳的故事(图)

2001年我生日那天，我搂着爹娘照了这张相，有爹有娘儿子多大也撒娇啊！

按照鲁中山区农民的习俗，爹娘一辈子通腿而眠。小时候，我有时跟爹睡，有时候钻到娘的被窝里。（1995年）

小时候，跟爹娘一块睡，爹一头，娘一头。我有时爱跟爹一头睡，有时也爱钻到娘被窝里。娘睡觉喜欢使劲地搂着我，我稍微离开她一点，她又把我搂到身边。那时娘还年轻，两只奶子鼓鼓的柔柔的顶着我，娘一动，奶子摩擦我幼嫩的胸脯，温柔极了。

跟娘在一头睡几天后，我又爱钻到爹那头的被窝里。爹的体温好像比别人都高，挨着他，像挨着一个炭火炉子，我幼嫩的皮肤会觉得发烫。冬天的夜晚，我总是紧紧地抱着他。爹的胸脯很宽，他平躺的时候，像一张小床，有时我就干脆趴在他的胸脯上。我还爱把耳朵贴在爹的胸前，听爹的心跳，“咚咚咚”，爹的心跳很响，像擂动一面大鼓。

每天晚上躺下后，娘的脚冰凉冰凉。爹说，那是因为娘从小就缠了小脚，脚趾都折断了，紧贴在脚心上，白天又把一根带子紧紧地扎在脚腕上，把血脉都隔断了，脚还有不凉的。

“来，伸到我这‘炭火炉子’旁边烤一烤吧，我这胸膛比炭火炉子还热得匀和呢。”

说着，爹把娘的脚拉到自己的胸前。

爹娘都爱讲故事，娘讲故事时一边讲，一边哼儿歌，像“长尾巴狼，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还有，“宝贝宝贝黄，出来看看娘，宝贝宝贝草，还是有娘好”，就那么常听的几个，而且还都是让人听起来凄凄苦苦，心里总不得劲。爹的故事多，什么三国啦，水浒啦，聊斋啦，他满肚子都是故事。多少年以后，大多数故事我都忘记了，然而有一个《太阳的故事》和一首《开开门》的儿歌，总是记在我的心头。

爹说，从前，有一家人家，有爹有娘，有一个儿子，三口人过日子。爹在地里侍弄庄稼，娘在家纺线织布，日子过得很舒坦。不料有一天，爹染了风寒，不几日便离开了人世，这孤儿寡母过起了无依无靠的日子。那一个冬天到来的时候，娘也死了，家里就剩下了这个年幼的儿子。没人给他缝棉衣，没人给他做棉鞋，好可怜的孩子，白天就找个背风的地方晒太阳。太阳光好暖和啊，在暖暖的阳光里，孩子甜甜地睡着了。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的脸原来就是爹娘的脸——一会儿是爹，一会儿是娘，孩子一边叫着爹一边叫着娘，直奔太阳的身边，太阳一把把他搂在怀里，脸紧紧地贴着孩子的脸，好暖和哟，好暖和哟，孩子幸福极了。正在这时，孩子突然觉得浑身冰凉，醒过来，见太阳已经落下西山，北风呼呼地刮着，雪花纷纷地飘着。孩子起身，回到家，走进了那个曾经有过温暖的冰冷的房子里。

“后来怎么样了？”我问爹。

“后来嘛，孩子也死了。在他死后，人们编了这么一首儿歌：

开开门，黑咕隆咚，

拿起火，点上灯，

灯看我，我看灯，

看不看的不做声。

伸伸腿，冰碴儿凉，

翻翻身，靠着墙，

谁是孩子他爹娘！

爹的故事讲完了，我哭了。记得那天夜里，我一手紧紧地抱着爹的胳膊，一手紧紧地抱着娘的腿，一夜都没有松开……

俺爹走了(图)

我给爹照的最后一张照片，一个月后，爹便去世了。（2002年）

昨夜，慈父入梦。蒙眬之中似在通往泰山的山路上。在三三两两的上山人群中，爹依旧穿着娘给他做的那件对襟的黑色棉袄和那条黑色棉裤。父子俩相对而视，老人的脸上竟无任何表情。

“你是俺爹吧？”我走上前去恭恭敬敬地问道。

“我不是你爹！我不是你爹！”老人连连摇头摆手，很快便消失在上山的人群之中。

爹走了10天了。

2002年12月8日早上，我突然接到家里电话，说爹夜里突发脑溢血，昏迷了。当我赶回家时，爹已躺在了医院里。任凭我怎么喊，他都不醒。

我每日每夜守候在爹的病床前，在静静的夜里，我仔细地端详着爹的脸，爹的面色红润，与病前相比，也没瘦削多少，如果没有插在鼻腔里的输氧、进食的管子的话，就跟平时睡熟了一模一样。我不断摸摸他那并不发烧但却滚烫滚烫的胸脯，爹的心脏还在有力地跳着。

爹的生命力是极强的，村里的老人都说他命大。在爹的身上有许多传奇的故事：

爷爷奶奶共生了11个孩子，11个孩子中，爹是老大。后边的弟弟妹妹两年出生一个，也基本上两年死一个。爹15岁时，流行瘟疫，他的弟弟妹妹一天中死了3个。患痨病的奶奶痛苦得昏过去3次，当木匠的爷爷打了三口小棺材。

爹很小就跟奶奶下地干活，八九岁就跟在爷爷屁股后边拿斧头、递凿子，11岁就开始拉大锯。艰难的生活，摔打得他结结实实像个木墩子。

一天，本家的一个老姑来我家玩，她细细打量了一番在院子里玩的爹和两个弟弟，指着爹的两个白白净净的弟弟说:“甭看这俩长得好，我不喜欢。他俩都是来要账的。”说完拉过我爹，搂在怀里:“这一个我喜欢，用石头砸也砸不死。”她还真说着了，过了些时候，爹的两个弟弟相继死去。待到我娘嫁到我家时，奶奶还生了两个孩子，也都先后死了。爹共11个兄弟姊妹，就剩下他一个。

爹长大后，遇到过几次险情，都躲了过来。30岁那年夏天，他去东山里买木头，那里流行霍乱，和爹一块去的三个人，都得上了病，回来死了两个，唯独爹没事。还有一次，爹在外村做完木匠活，天已黑了，一人抄小路往家走，不小心一脚踩进路边的水井里，幸亏肩上的大锯横卡在井口上，爹手抓着结实的锯梁，才没掉进井底……至于他50多岁时的那次遇险就更悬乎了，一天，爹在坡里给生产队干活，休息时，到一个僻静的石堰下解手，刚蹲下一会儿，忽听得不远的采石场里有人喊:“放炮了！”他提上裤子就跑，没跑出两步远，炮就响了，一块碗大的石头落在了他刚解下的大便上。爹说，当时他的腿发软，出了一身冷汗。

爹年轻时一直没生过大病，73岁那年春天，得了黄疸型肝炎。他很害怕，说吃不上新麦子了，但经过治疗，恢复得很快。到了80来岁，反倒更精神了。除了耳聋眼花，腿脚不灵便外，心脑血管和各个脏器都没有什么大毛病。爹非常乐观，他常说:“肚里没病死不了人。”

如今爹患上了这可怕的脑溢血，难道他真的要走吗？我多么奢望他能闯过这一关，在一个早上，他会伴随着太阳醒来，还会像往常一样，笑嘻嘻地对着我的镜头，让我给他照相呢。

爹住院后，娘在家里病得也不轻。在爹住院的第二天，我也把她接进了医院。娘住的病房和爹的病房只隔两个门，娘每天都问:“你爹说话了吗？你爹说话了吗？”我和姐姐都骗她说:“爹说话了，已好了，回家了。”

第六天早上，爹突然有点清醒了。我大声呼喊着:“爹，睁开眼看看我，我回来了。”

爹使劲睁眼，就是睁不开。

为测试一下他的神志，在一旁的我的同学王福国问爹：

“你儿叫啥名？”

“焦波。”爹几分吃力但很清楚地回答。

“他是干啥的？”

“摄影家。”

“给你照相了没有？”

说来也怪，给爹娘拍了30年照片，我却没有和爹单独照过相，如今爹已在弥留之际，这张照片能挽留住永远的遗憾吗！（2002年）

“给俺照了好多相。”

“他办展览了没有？”

“我和俺家里（老伴）上北京剪的彩。”

“你和老伴结婚多少年了？”

“（结婚时）她19，我17。”

“多少年了？”

停顿了有半分钟时间，爹艰难地吐出几个字：

“72年了。”

说完，又昏迷了。

娘在医院住了6天，肺气肿控制住了，但爹却不行了。为了让娘不受刺激，我和姐姐决定把她送到住在淄博市里的表姐（舅舅的女儿）家去躲一阵子。我对娘说：

“娘，这天还太冷，回家不行，你到俺表姐家住几天，天暖和了咱再回家好不好？”

“不去，哪儿我都不去！我就是回家！”娘很坚决。

“你这刚刚好了，回家后再犯病咋办？”我说。

“我死也死在家里。你爹说了，咱哪儿都不去了，还是在家里好。”娘把爹的话也搬出来了。

“你回去吧！你死了俺也不管你了！你又不听话。”二姐生气地对娘说。

娘不说话了。我们知道，她“同意”得很勉强。

我们搀扶着娘慢慢走出病房，下楼出院。下楼必须经过爹的病房，外甥女桂花搀着娘的胳膊，极力用身体挡着娘的视线，怕娘看到爹。娘缓缓地走着，路过爹的病房时，门半开着，爹仰面躺在床上，闭着眼睛，鼻孔里插着输氧管和进食管。此时，爹娘相距数步之遥。然而，相濡以沫72年的爹娘却没有相见，蹒跚前行的娘和弥留之中的爹不会想到这擦肩而过的永别啊。

这场面是残酷的。是我为保护娘的身体，没让她跟爹见最后一面的。我不知这样做究竟是对还是错，我不知是否“导演”了一场悲剧。爹呀，娘呀，宽恕我吧！儿子只能这样做呀！……

两天后，爹就去世了。遵照他的遗愿，临终前，我把他送回了家，爹在他亲手翻盖、并住了一辈子的老房子里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出殡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紧紧抱着20年前为爹拍的照片，嘴里只喊着一句话:“爹，我还想给您照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