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迁徙.6

下午4：35，船在武汉港稍事停留，又启碇远航，并很快穿越武汉长江大桥。

这一天，我在阅读《城堡》中度过。与读《审判》的感觉一样，极喜欢它浓厚的梦魇色彩和极其缜密的推导和心理分析。和《审判》一样，《城堡》也可以无休止地写下去，就像一个循环往复的圆。人物性格模糊，缺乏逻辑性和因果关系，但唯其如此才显得真实。卡夫卡的小说使我联想到余华和孙甘露，比如《四月三日事件》和《信使之函》。

19日夜间，我独自漫游甲板。冷月寒江，群山昏黑，云破月出，光气含吐，互相明灭。左岸一间间民房就像朦胧巨兽蹲伏江边。在缭绕的雾气背后似乎高悬着巨石险岩，朝头顶压过来，这使我惊惧得倒抽一口冷气。甲板上除了缆绳、绞盘和光秃秃的旗杆，别无他物。间或一声高亢又沙哑的汽笛在船头响起，惊得我毛骨悚然，让我产生置身远古的错觉。

20日早晨，忽听到有人嚷“葛洲坝”，遂跑到舱外。逼入眼帘的是看不到边缘的石墙，几乎就擦着船舷，原来船已进入闸洞。我爬上四楼甲板，目睹了巨大的轮船浮起、出闸的全过程。

过了坝，船便开始进入大三峡。一上午我都陶醉在三峡诗一般的秀丽景色中。脚下滔滔江水似乎幻化成几千年沉甸甸的历史汩汩流过。沉浸在美不胜收的山水中，我觉得整个人都溶化于湍急的水流、江滩横陈的鹅卵石和驶过万重山的轻舟小船之中。船过瞿塘峡后，我突然看到朝阳的山冈上墓碑林立，它们的背后是死者生活过的家园。这情景深深刺痛了我，我突然明白什么叫生于斯，死于斯。

在这一天的日记中，我这样矫情地写道：在餐厅晚餐，有可口的香肠和肉圆，有尖庄酒佐餐。但两个山里女孩突然进来，她们畏畏缩缩的样子、褴褛的衣衫和满脸菜色，竟使我不忍下筷，觉得享受美味对她们是一种伤害。21日上午9时，船泊万县码头，停留一小时。其时天色阴沉，呈铅灰色。我从地理资料上看到，四川一带的盆地云层厚，一年只有半年看到太阳。旅客们纷纷上岸观光，我下船去江边捡鹅卵石，准备带回家做个纪念。一对看上去颇似情侣的人儿在用石块打水漂，但是石块一扔出去就砸进水里了。打水漂应该用瓦片，石块是打不出水漂的。女孩有点扫兴，就奔我这儿来，看着我挑捡鹅卵石，突然对我说，你有诗人的气质。我抬头看了她一眼，对她笑了笑。女孩肤黑嘴大，长得不怎么样，甚至可以说是丑陋。我又低头做我的事。

女孩也开始弯腰挑捡鹅卵石。她的男友也过来了，看上去比她大许多。两个人打情骂俏，吵吵闹闹，我避而远之。江风浩荡，女孩大声问我，你也是江渝15轮上的吗？我点了点头。

中午，我在餐舱里又碰到了女孩，她非常友好地对我莞尔一笑。是那种很温暖的笑，有着母性在里面，在长江孤独航行了几天的我，不禁对她产生了好感。她和男友在喝啤酒，餐桌上摆满了佳肴。她招呼我，过来一起吃吧。我摇了摇头，踅到角落里用餐。

午夜时分，船到涪陵，有很多旅客在此下船。在甲板上遛达的我发现女孩和她男友也夹在人流里。我们几乎同时看到对方，彼此会心一笑。我问她，下船了？她笑着摇摇头，指了指身边的男友，送他。后来我才知道，那男人并非她男友，而是在船上结识的，两个人恰好是上下铺。男人走到舷梯边上了，又返身拥抱了一下女孩，样子显得伤感和无奈。

船又启航了，女孩告诉我，早晨就到重庆了。她并没马上回她的舱里，而是陪着我在甲板上站了会儿。她是那种性格爽朗的女孩，一点不拘谨，与陌生人自来熟。她问我从哪儿来，到何处去，住在几号舱。又问我姓甚叫何。我如实相告。她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嚷起来，原来是你啊，我最近读《上海文学》，上面有一篇《操练黑话》，是不是你写的？我点了点头。她惊奇得拍了我一掌，这么巧啊，这个世界真的是太小了！

我感到与她的距离一下拉近了。她说了声等着我，然后就咚咚跑了。很快，她又回来，手里拿着一个很厚的笔记本。她翻开笔记本，递给我，用邀功的语气说，我还收藏着你作品的剪报呢。我接过来一看，果然如她所说。那是我发表在《散文诗》和《黄河诗报》上的《日全食》和《船老大》。那本笔记本贴满了从报刊上剪下来的散文诗或散文小品，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语言极富特色的，一类是充满格言哲理的。女孩认为我的散文诗两者兼备，所以她很喜欢。她还喜欢六十岁才开始写散文诗的耿林莽，笔记本里有一半是耿林莽的作品。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是文学的末班车，我是说，那时候还可以通过文学在茫茫人海中找到知音。

我们在轮船上散步，彼此都不想回舱睡觉。不经意间，我们来到餐舱门口，便很自然的跨进去。虽然已是午夜，但餐舱里座无虚席，觥筹交错，烟气弥漫。我们在旮旯里找了个座位。女孩喜欢啤酒，而且只喝青岛啤酒。我看了看价格，竟比陆地上贵四倍。女孩一下子就要了七八罐。她也是点菜的好手，熟知哪些菜是精品，哪些菜是洋盘货中看不中吃。而这些菜我见所未见，说不上眉目，只好劳驾她了。她要了张菜单，斜睨着，这儿一勾，那儿一画。我试图阻止她。我说，要这么多，怎么吃得了啊。她说，谁让你吃了，是尝尝。我搞不懂吃和尝有何区别，只好听任她继续这儿一勾，那儿一画。

菜摆满了餐桌，女孩好酒量，一口气把一罐啤酒喝下去了。她说的尝，就是这一盘捯一筷，那一盘吃一口，此后不再光顾，只是一个劲喝酒。酒一下肚，嘴更快，话更多。她告诉我，她正在周游全国，她想在结婚前跑遍祖国的山山水水，所以她的话题全是旅途见闻。我却说，把菜都吃了吧，要不太浪费了。她咯咯笑起来，又不是猪，怎么吃得下呀。她醉眼朦胧地看着我，又笑起来，你真可爱。

翌日8时，船泊重庆港，终于结束了一周水上“监牢”生活，船上所有旅客都欢呼雀跃。因为怕再遇上女孩，船还没停稳，我就背着行囊朝出船口挤去。

走过一段柔软沙路，从绵长陡峭的石阶爬上了朝天门，已然汗流浃背。从朝天门俯视远方，长江就像一条曲折盘旋的蛇，蜿蜒从南通一路游过来，它所经之处，一片耀眼的水迹。

我朝雾锁烟罩的重庆街头走去。我想在这儿逗留一天，以便游览一下白公馆、渣滓洞。幼时读《红岩》，我对这两个地方有切肤之感。《红岩》还让我知道了重庆有个地方叫沙坪坝，一打听，沙坪坝离白公馆和渣滓洞很近，而且附近也有火车站、汽车站，便决定将沙坪坝作为落脚点。我沿路观街望景，回味《红岩》对重庆的描写，同时寻觅着去沙坪坝的中巴。忽听到背后有吃吃的笑声，我转身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是那个女孩，她背着双肩包，正在掩嘴偷笑。她告诉我，她一直就跟在我身后，她跟着我下船，跟着我爬到朝天门，跟着我进入重庆街头，她准备一直跟着我走下去，但是我东张西望的样子逗得她笑个不停。她说我东张西望的样子很傻，看上去完全是个乡下人。

她问我去哪儿住宿。我说，去沙坪坝。我没骗她。我想，她不至于也去沙坪坝吧。谁料，她也去那儿。她的话险些让我晕倒，她说，你是想参观白公馆吧，正好，我也想去看看。

有个伴总归比没有好，至少可以相互帮着拍拍照。我们挤上了去沙坪坝的中巴。

我们住进了沙坪坝区委招待所。在柜台前登记时，她一直以期待，焦灼的目光看着我，我叹了口气，掏钱给她付了房费。我又请她出去吃午饭，是久负盛名的重庆火锅。她建议我吃红汤。我从未吃过重庆火锅，也不知道什么红汤，清汤。便依她，吃红汤。我被辣得眼泪汪汪，苦不堪言，而女孩却吃得津津有味。

下午打车去白公馆和渣滓洞。置身在多年前江姐、许云峰和小萝卜头生活过的空间，恍然若梦。那种阴森森的气氛，让人不寒而栗。

傍晚，拖着疲惫的身子一步步挨下山。女孩穿的是高跟鞋，走一步便疼得哎哟一声。出租车一辆辆从身旁呼啸而过。女孩央求道，还是打车回去吧，我脚都肿了。我坚持要走回去，我对她说，走路挺好的，尤其是走山路。其实我也走不动了，也想乘车回去。可是我不想再花钱了。女孩又说，打个车吧，花不了多少钱的，要不走到半夜也到不了招待所。我没理她，快步朝前走去。我听到她在背后骂骂咧咧，发泄不满。她拦了一辆出租车，兀自坐上去。当车经过我身边时，她伸出头来骂了声狗屁男人。她和出租车一路绝尘而去。

我走到招待所时，早已是万家灯火。女孩就住在我隔壁，但她一直没有露面，我也再未看到过她，直到现在也不知她的名字。后来我才知道我碰上“傍女”了。所谓“傍女”，就是有些女人在旅行途中傍上一个男人，让这个男人为自己吃饭、住宿、游玩买单，直到“曲终人散”。

第二天下午3：15，我登上去自贡的长途汽车，沿路都是九曲十八弯的盘山公路，一侧是悬崖，一侧是深渊，总担心汽车随时会坠入山谷。我闭上眼睛，竭力让自己镇定，可是总觉得脑子里冷飕飕的。我想象长途汽车就像一只风筝，在山谷间飘荡。既不飞高，也不降落，就那样永无止境地飘着。

到自贡已是夜里零点，车门一打开即看到小峰和他新婚妻子杨春的笑脸。后来我知道，他们在停靠点冒着寒风等了整整两个小时。如果不是脸上的一大块胎记，我真的认不出小峰了。以前，只要我姥娘一提起小峰，我眼前就会出现一个刚会走路的小孩扭着屁股奔跑的样子。而现在出现在我眼前的，却是个成家立业的男人。小春长得小巧，样子很甜，小鸟依人般的贴在小峰左右。

我们坐出租车回去。虽是午夜，街上却依旧灯火辉煌，游人如织。

车在一个山脚下停住。这儿是机械一厂的厂区，半山腰是住宅区，我大姨的家就在那儿，而山对面就是机械一厂鳞次栉比的厂房。我们沿着陡峭腻滑的石阶往上爬。小峰说，他就是每天晚上背着姥娘，从这儿去厂里的值班室听我电话的。这道坡空着手爬也累，别说背个人了。真是难为了小峰。

到家已是凌晨1点，我姥娘、大姨和姨夫都没睡，等我。当他们听到脚步声时，都迎出家门。我姥娘说，你可来了。

第二天我睡到很晚才起床。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午饭后和小峰及他的两个朋友去逛街，游王爷庙（喝茶）、盐业博物馆和釜溪河，为妻买化妆盒和踏脚裤。晚上小宇的丈夫刘平来吃晚饭（今天是元宵，此地称为大年，而除夕却是小年，这一天嫁出去的女儿都要回娘家吃晚饭）。观中央台“元宵联欢晚会”。去年的今日是和妻在东工场看元宵联欢晚会，印象最深的是客串主持的人脑袋很大。与大姨、姨夫聊至凌晨一时多，定下带姥娘回江苏，他们说姥娘在此根本住不下。我在自贡满打满算待了四天。我对自贡的感觉非常好，女人们个个都衣着光鲜，如花似玉，女人味十足。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山深处的一个偏僻小城，女人们竟如此美貌时尚。自贡遍地的茶馆也让我吃惊，走在街上，一不小心就陷身茶馆里了。人们神情慵懒地坐在茶馆里悠闲喝茶，抽烟，打盹，从容地看着时间怎样在四周流逝，霎时，安静变得漫无尽头。

我在一个茶馆坐了一下午。我呷着茶嗑着瓜子。我遁形于一片烟气缭绕之中。我惊异于我的内心是如此安宁。我恍若觉得我是被世界吐出的一个瓜子。是的，我多么希望我能被世界抛弃。

我参观了著名的自贡恐龙博物馆，感觉新奇。我第一次唱卡拉OK，尽管自贡人都唱滥了。那是小峰和刘平借回来的音乐带子，当时最流行的是李春波的《小芳》。我们一遍遍地唱“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仿佛这样一直唱下去，纯朴善良的小芳姑娘就能从乐带里走出来。唱得最多的还有“抽刀断水水更流”。我很喜欢这首歌，因为我的男中音刚好能对付它。我还去看了三年才举办一次的自贡灯会。置身在火树银花、奇灯异彩的公园，仿佛置身在一个童话世界，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27日，开始收拾行装，惜别之情，萦于心间。晚上开始下起了淅淅沥沥的春雨，更添一份离愁。晚上十点，小宇找的吉普来了，小东背姥娘下楼。我们一起挤进车内（小峰和刘平已去车站购卧铺票），很快便到火车站。十点半，我和我姥娘，还有大姨和姨夫登上火车（宜宾至重庆的旅游车）。大姨和姨夫将送我们到重庆。小东和他妻子，还有小宇、刘平、小峰、杨春拥到窗前告别。挥手之间，欲泪欲笑。这一去不知何日再与他们相会。

28日的日记：6：18，车到重庆，我背着姥娘走过漫长的月台。出站时雨止，但道路泥泞，四个人乘出租车去朝天门。此时，雾都重庆正睡眼惺忪。下车后即有三个票贩粘上来。问了几处售票口，全无明天的四等舱（只有明天有船去上海，逢单），散席倒是有。无奈，先去候船室。后发现候船室内有一则“近水楼”旅馆的广告，言凡投宿该旅馆的，均可代买船票。旅馆不远，我去办理了入住手续（反正大姨和姨夫要住下，他们拟在重庆游玩），店方答应最迟20：00送船票来。

为了消磨时光，我和大姨夫去市中心的解放碑玩。解放碑因为有1949年解放重庆的纪念碑而闻名。解放碑附近的街区是重庆市中心，有着非常浓郁的现代气息，步行街，大商场，电梯，摩天大楼，玻璃幕墙，中国最时髦的红男绿女。人头攒动，摩肩接踵，仿佛天空都要被挤破了。但在市中心边缘的老街，我看到人们坐在茶馆里慢条斯理地聊天，老妇提着菜篮子不紧不慢往家走，找不到活计的挑夫坐在石坎上打盹。也许这才是重庆真实的日常生活。

又转车去周公馆，瞻仰周恩来遗迹。狭窄的木楼梯灰尘四溅，嘎嘎作响。我小心翼翼拾级而上，生怕惊动了什么。

13：00回到候船室，让大姨和姨父先去旅馆歇息，我陪姥娘坐着，因为要回江苏，姥娘精神抖擞的，毫无倦意。15：00，大姨过来。我遂去旅馆休息（大姨夫没起床），但睡不着，被褥上老有一股臭脚丫子味。16：00，店方送船票来，至此才放下心来。船上可以住宿，登船时间为20：00—21：00。19：00，叫出租车将姥娘，大姨和姨夫送到码头，我独自从朝天门台阶走下去。背姥娘过栈桥。在船口稍等，遇一天津老妇，与之闲聊，她对重庆印象极坏，说是看不到太阳，非久居之地。20：00，我们四个人上船，25室2、4床位（四等舱）。大姨和姨夫陪我们说话，却不知说什么好，一切都被离愁别绪所笼罩。我们更多的是沉默，目不转睛的看着同室的旅客走进来，找到自己的铺位，打开行李，或和衣躺下。听他们的南腔北调，吵吵闹闹。终于，21：00来临了，船上的服务员催促送客的下船。我将大姨和姨夫送下船，看着他们的背影一点点消失在夜色里，然后又站了会儿才回到船上。

五天后，轮船抵达南通港。五天的水上旅行生活不堪回首。直到现在，一回想那五天，还是不寒而栗。主要是人太多了。从重庆到万县这段，船上旅客不多，安静，有着旅行的闲适气氛，我可以和我姥娘扶着栏杆看看江上的景致。但是一到万县，情势陡变。

那是傍晚光景，轮船缓缓靠岸。我在舱内突然听到类似千军万马般的喧嚷之声，不知怎么回事，便出舱来看。原来喧嚷之声来自麇集在码头上的黑压压的人流，一望而知是出川的农民工，他们回家过了年，现在又要背井离乡出外讨生活了。他们携带各式行李，山洪似的涌向轮船，很快就塞满了船上所有的空隙，而汹涌的人流还在源源不断涌上来。船头，船尾，过道，楼梯，到处睡满了人。最要命的是，去厕所的路也躺满了人，要去厕所就得小心翼翼从躺在地上的人们的胳膊腿间见缝插针走过去。铺天盖地的人很让我姥娘骇异，她拄着拐杖，怎么也不能从那些人身体的缝隙里走过去。于是，每次都是我背着她上厕所。

我背着我姥娘，用一条腿作支撑，另一条腿试探着伸进那些罅隙里，确定站稳了，再将重心从那条腿移到这条腿，然后那条腿再伸向那些缝隙。有时，找不到缝隙，腿就担当了拨拉的重任，轻轻地拨拉那些胳膊腿，以便现出缝隙来。就这样，如走蜀道般艰难前行。有几次女厕的下水管道堵塞，大量粪便外溢，流得到处都是，臭味冲天，不堪入目。人们呼叫着，四处奔逃。这时，我姥娘如果想上厕所，我就背着她去男厕方便。

那五天中，没正儿八经吃过一次饭。在重庆港候船室我买了些面包，我姥娘就是靠那些干得难以下咽的面包度过那五日的。她一点都不觉得苦。到家就好了，到家就好了，她时不时就这样说。我又一次感受到了信念的力量。她的信念就是为了早日到家，忍受一切。她还是一直把江苏当作自己的家，而去通化和自贡都是生活在别处。一个正在回家的人是开心的，哪怕路上再苦再难。

我吃干粮受不了，只好吃船上的饭食。播音员的嗓音是甜润的，旅客们，餐厅已给大家准备好了午餐，请大家去进餐。不知为什么，我再也找不到那天深夜躺在济南站候车室长椅上听播音员声音的感觉了，也许是缺少这样几个元素：深夜，寒冷，空旷，寂寥无人。

餐厅的饭食粗糙，又咸又辣，价格又贵，即便如此，买到手还需排一个多小时的队。

喝水也很困难。开水桶放置在轮船的中部，因此两头都排着长队，人们拿着水壶或茶缸挤在一处，好一会儿才往前挪动一下脚步。我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好不容易轮到我打开水了，可是一拧水龙头，却只有几滴出来，很快就戛然而止，原来水被打光了。没有开水，我姥娘就干咽面包。到家就好了，她总是这样说。

船过三峡夔门时，忽然鸣笛三声，舱内舱外一片喧哗，所有的空间都被长短不一、粗细各异的脖子占据了，人墙朝着舱外，朝着甲板骚动着。我想搀我姥娘出来看看夔门，但过道被堵得严丝合缝，只好作罢。我在窒息憋闷的客舱里感受着轮船在逼仄的岩石间穿行。轮船从上游朝下游行驶，要比从下游溯流而上快得多，轻快得多。似乎才进三峡，转瞬就过了西陵峡，再往下，走出南津关就是三峡的结束。古代文人到了这里都要心生感慨，苏辙说，“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黄州快哉亭记》）李白脱口而出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杜甫则说“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长江由开阔平坦变成狭窄高深，是以三峡作为分水岭的。开阔平坦是否意味着文明繁华，而狭窄高深是否象征着原始蛮荒呢？长江之水滔滔东流，昼夜不息，有些词语开始在江面上显现：“逐鹿中原”，“鱼跃龙门”，“金榜题名”，“春风得意”。是的，只有顺江东下，才能在江面上看到它们，因为南方的文人总是把顺江东下看成是去世界上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旷日持久的抱负。似乎只有顺江东下，自己一生的事业才能开展。最鲜明的例子是李白，公元725年，李白怀着“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的抱负，“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离开故乡江油，经成都到峨眉，“夜发清溪向三峡”，顺江东下出川。“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成为“金玉如来是后身”的伟大诗人。

出川到湖北境内后，船上才松动了。此时，阳光朗照，水天一色，让人心生欢喜。我搀着我姥娘走出船舱。我姥娘几天不动窝蜷曲在床上，乍一下地，一点都不能走了。扶着床架站了好一会儿，才勉强能挪步。那天的太阳真是好，清澈，柔和，澄明，照到哪儿，哪儿就散发出玉石般的光芒。在甲板上，我给我姥娘拍了一张照片。她拄着拐杖，穿一身黑衣，背景就是千古长江。我将我姥娘定格在这条中国的圣河上了，她的白发将永远飘在这条河流之上。

3月5日，中午12点，轮船徐徐停靠在南通港码头。此时阳光灿烂，蕙风和畅，久违的家的气息迎面扑来，那种气息里有江风海韵，有鱼腥味和庄稼的清甜味。我对我姥娘说，到家了。她抓住我胳膊，连声问，真的？真的？

再次走进“旅客之家”，我有种恍如隔世之感。我和我姥娘坐了会儿。我抚摸着沙发上的粗麻布，心生惜别之情。我知道，我再也不会到“旅客之家”来了。事实也是如此，“旅客之家”成了我内心深处最柔软最温情的记忆。它其实就是我心里的一个房间，人这一生能有几个这样的房间呢？

从南通港乘中巴抵达掘港。在车站广场，我又看到来回奔跑的兔儿头，想起很久以前开进加弹厂的那辆兔儿头，不觉潸然泪下。我挥手叫来一辆。兔儿头将我和我姥娘送到东工场那座简陋的二层宿舍楼门口。我打开屋门，因为多日未住人，屋里的一切显得荒凉。我擦净木椅，让我姥娘坐下。一阵风刮来，门砰地一声关上了。我悚然心惊。我觉得世界之门永远对我姥娘关上了，她再无处可去，她注定终老在这儿。

生活又回到了从前，或者说从前的生活又接续上了。

东工场的住户陆续来看我姥娘。他们看到我姥娘时都很亲切。小媳妇是最先来看我姥娘的，她拉着我姥娘的手，动情地说，姥娘，我还以为再也看不到你了呢。

我姥娘仍旧睡在那间低矮狭小的草屋里。她说，金窝银窝都好不过自己的草窝。

生活又回到了从前，或者说从前的生活又接续上了。四川之行只是个省略号，可以忽略不计。但这个省略号也许有深邃的含义，我姥娘用她的一连串咳嗽对它进行了注释。

我记得好像是一进门我姥娘就开始咳嗽，咳得人佝偻起来，似乎随时要扑到地上。我以为是路上染了风寒，量了体温，又无热度。只是咳，干咳，没日没夜的咳，咳得天荒地老，咳得整个世界都颤抖起来了。现在我一想起我姥娘的那种就像玻璃破裂的咳嗽声，我就情不自禁冒冷汗。

我买来各种咳嗽药，可是一点不管事，相反，吃了倒咳得更厉害了。好像是要把盘踞在体内的什么东西咳出来，但它殊死顽抗，不想轻易拱手交出自己。这场争斗旷日持久，直到夏天来临。夏天来临的时候，我姥娘终于打败了对手，从一场劫难中走了出来。她的体内终于沉寂了下来，脸上是得胜还朝的喜色。她不停地出来，进去，腿脚也变得轻快了。有时会倚着门框，侧耳倾听着什么。我知道，她是在心有余悸地倾听着远去的咳嗽声。那些疲惫的，断成一截一截的咳嗽声，渐行渐远，心有不甘地粘附在后窗外的芦叶和麦穗上，然后随风而逝。

我姥娘从四川回来，工场里的住户们见了，都异口同声地说老了。人上了年纪，老的速度就变缓了，一般表面上轻易看不出，如果能看出来，那就说明变化很大。与去四川前相比，我姥娘变得出奇的瘦，看上去就像一身衣服套在一副骨头架子上，松垮，单薄，晃荡，似乎随时都会倒在风中。还有，就是脸色很难看，是大病初愈的那种脸色，也不是苍白，就是没有血色，完全是那种蜡黄加菜色。其实也没过多少天，人就缓过来了。脸上有了血色，深陷的颧骨变得丰润起来了，人也明显胖了。树挪死。我姥娘就是一棵树，一树皴裂的，满身疤痕的老树。这棵老树虽然生长在北方，但却属于南方，属于江苏，确切地说，属于一个叫如东的地方。这棵老树的根须注定伸展在这儿的土壤，阳光，天空，和空气里。只有它们才能滋养它，苍翠它，照亮它，使它的叶子在微风中摇响出风铃那样的充满生气的簌簌声。

那簌簌之声，有时是她的脚步发出来的。在早晨，它洇入到我梦境里来了。我还是习惯于晚睡晚起，而我总是在早晨做一些语焉不详的梦，虽然那些梦是模糊的，但它们是美好的，因为那时阳光开始照射窗棂，所以那些梦总是五光十色，绚烂夺目。在梦的结尾，我会听到我姥娘簌簌的脚步声。它在我窗前消失，片刻后，我姥娘敲响了窗户。快起来吧，太阳这么高了。她说话的语气很着急，好像太阳升高了是一件让人很恐慌的事似的。

我姥娘是喜欢早睡早起的。在长沙镇，她也许是第一个早起的人。那时候，天还黑着，最后一抹星光还闪烁在瓦楞上。这时候会闻到夜的腥味。夜是有味道的，那就是腥，很淡，但能闻得到。我姥娘打开门，最先闻到的就是这股腥气味。腥味迎面扑过来，她踉跄着倒退好几步。那时候，她还有力气，她到井台上去打水。她将吊桶投进水井。吊桶与水面相触的一瞬间，残留的夜会一激灵，与瓦楞上的星光一同消遁。

有一年，我调到离长沙镇十里开外的北坎中学教书，有时晚上会骑自行车回来，翌日早上再赶到学校去。为了让我能吃上早饭赶路，她很早就起床忙活。其实也不用起多早，等到天色大亮，四乡八庄的人到长沙镇来赶集的时候起来也不晚，可是她非得摸黑起来不可。早饭做好了，就火急火燎叫我。快起来吧，公家的事可不敢耽误。我揉着眼起来一看，月亮还挂在天上呢。我记得，那年她八十一岁。

时间再往前推，我十一二岁，暑假里下海，刨文蛤。下早潮海，要凌晨三点从家里出发，扛着绑在扁担上的铁刨，一直往东走，走到三十里外的滩涂上。赶到滩涂上时，天刚放亮，启明星还未隐去，潮水却早已退尽，裸露出一楞楞的沙桁，文蛤就藏在那些沙桁里，下海人要干的就是想办法将它们刨出来，然后赶在涨潮前挑回家，到集市上卖掉。那时候，文蛤很便宜，大的三分钱一斤，小的一分或二分钱一斤。我一般一潮海能刨三十多斤，留下家里吃的，挑到八鲜行去卖，也能挣块把钱。我把挣来的钱交给母亲，便觉得这一天没白吃家里的饭，心里十分高兴。是的，我从小就是个懂事的孩子。

逢到我下早潮海，我姥娘就睡不好觉了。她不识字，却看得懂钟面上的十二个数字。隔一会儿就坐起来，撩开蚊帐，看看墙上挂钟上荧荧发光的十二个数字。蓦然的，挂钟“当”的一声响，就像是满地的月光被石头击乱了，静谧的夜突然摇晃了一下。我姥娘也没来由的慌张起来，窸窸窣窣下了床，那时才午夜十二点半。做好饭，盛了，和小菜一起，摆在院子里的小方桌上。又倒了一缸子凉开水，燃上一盘蚊香。那时至多也就是凌晨一点半的样子。那时也是我沉溺枕头，睡得正香的时候，似乎要把属于我一辈子的觉，在那个时候全部睡完。我姥娘走到我床头，看着我酣睡的样子，叹口气，又跑到院子里去，仰头看看暗淡的星光，又回到我床头。想叫醒我，又忍住，然后又跑到院子里呆坐。来回折腾了几回，终于狠狠心把我叫醒了。那时我刚开始做梦，还未全然进入梦境，一只脚跨进来了，一只脚还在外头。就在这个最重要的当儿，我被我姥娘叫醒了。我一看钟，早着呢，两点还没到。我对我姥娘发脾气，一边又闭上眼去追赶逃之夭夭的睡眠。我姥娘也不恼，她顽固地站在我床前，时不时就催我，快起来吧，早去早回。快起来吧，早去早回。我被催烦了，憋着一肚子火爬起来。往外走时，被小板凳绊了一下。我操起小板凳就扔到院子外头去了。现在想来，小板凳就像午夜惊飞的鸟，它从我手上起飞，掠过院子外头的江芦，但是它并没有降落在河流里，因为那天夜里我始终没听到它砸在河面所发出的砰然之声——它飞到哪儿去了呢？

我听到的是芭蕉扇的噗噗声。午夜的蚊子特别多，蚊香不管用，我姥娘坐在我边上，用芭蕉扇不停扑打着我的腿。我肚子里的气还没消，一边吃饭，一边怪我姥娘喊我喊早了。

一直到扛着铁刨走出家门，踩着被露水打湿的月色走在路上，我才消了气，平静下来。一俟平静，我就开始内疚。我回头看。我姥娘就站在院门外面的马路上，她穿着月白色的衣裳，头发也是白的。她就隐在月光里面。我看见她朝我挥了挥手。我知道她挥手的意思：快走吧，快点去，快点回来。这是她的口头禅。她总是要我赶在头里，念书，考试成绩要赶在头里，干营生也要赶在头里。

我一直往前走，走到陆边龙家西山墙了，我还看见她站在院门外面的马路上，朝我这边遥望。我隐身到一棵树的黑影子里，我从我姥娘的眼帘里倏然消失了。远远往北看过去，我姥娘一步步走下公路，走进院子里，这时我才从树影里出来，下坡，从陆边龙家门口的水泥桥一直往东走。那条路通向海边，路两边三三两两散落着民居，是苏中平原上那种典型的样式，青砖红瓦，平溜溜的瓦楞，两头屋角有点微微上翘，有的干脆砌两个老牛角般的翘檐。此刻，在月光下，那些民居白得出奇，白得犹如阿司匹林药片。

现在我来说说新建南楼。七十年代初期，为解决居民的住房问题，掘港镇房管所在县城某些区域建造了一些住宅楼。一律是三层，简陋，粗糙，笨拙，楼层低矮，墙面没用水泥粉刷，裸露着红砖，但它却不是筒子楼。它有一个个独立的套间，卧室，厨房，卫生间，总之，是一个封闭的生活空间。

1994年秋天，我和我姥娘搬进这样的住宅楼里。在三层上，面积将近四十平米，一大一小两个卧房，有简单的小厨房和厕所。还有一个观风景的小阳台。站在阳台上，满眼都是大片的屋顶，电视天线就像成群的蜻蜓定格在半空中，永远保持着起飞的姿势。幽深的小巷里会传来自行车叮叮的铃声，由远而近，或者由近而远，但你永远无法看到骑自行车的人，他们被纵横交错的屋脊遮蔽了。

相比东工场的居住条件，这儿简直就是天堂。我姥娘住小房间。小房间北墙上的窗户很大，可以趴在窗台上看楼下人来人往，就像看电视里的人出来进去。我姥娘很高兴，她再也不用为上厕所犯愁了。东工场的住处离公厕很远，路上又磕磕绊绊，去一趟很麻烦。很多时候，她都用马桶，然后我端到公厕去倒。这让她很难为情，也过意不去，所以每次用了马桶，就会不安得像犯了错的孩子。

住宅楼位于烟墩桥菜市场河南侧，所以买菜很方便。紧挨着它后边，还有一幢相同样式的住宅楼，人称新建北楼，我们住的这幢楼便被叫做新建南楼。两幢住宅楼之间，原先有花坛，树木，但早已被住户毁坏殆尽，代之以自搭的棚屋，或在空地上堆放乱七八糟的坛坛罐罐，树干上则拉满了晒衣服的铅丝。早上有一阵子很热闹，几乎所有住户都把煤球炉子拎到这个空间，不约而同将引火的柴薪塞进炉膛，点火，烟起来了，很淡，是透明的蓝色，随风飘散。跟着，火舌往上窜，蜂窝煤便压上去了，这时从炉膛往外冒的烟陡然变得又浓又黑，游走在棚屋和树干之间，经久不散。有人开始咳嗽，因为隔着窗玻璃，那咳嗽听上去很缥缈，就像是从睡梦中发出来的。

等到烟散尽了，犹如舞台上的幕布被拉开，现出另一番景象。女人们把刚从烟墩桥菜场买回来的菜摊在地上，一边择着，一边叽叽喳喳地张家长李家短。男人们也在忙，擦擦自行车，给车子链条上油，用起子剔除挡泥板上的污泥。或者给在原先的花坛里种上的辣椒、西红柿浇浇水，疏松板结的泥土。摆在身边竹椅上的半导体正在“嘟嘟嘟”报时，末了的那声“嘟”高上去了，播音员说，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七点整。等到八点，或更晚一点，幕布又拉上了，那是刚从洗衣机里拿出来的床单，赤橙黄绿青蓝紫，什么颜色都有。那些床单顷刻就被晾晒在那些铅丝上，从楼上朝下看，满世界都是床单，它们在风中蜷曲，摆动，张扬。一阵风过来，它们像一片船帆渐次鼓荡起来，将那些草草搭起来的棚屋，花坛的残骸，坛坛罐罐，辣椒和西红柿，以及被择下来的蔬菜败叶，没推走的自行车，几张被遗弃的小板凳，遮得严严实实。它们会在这阵风与那阵风之间垂落下来，这时，先前被遮盖的物体又会一一重现。

每天早上，我离家上班，我姥娘就会趴在后窗台上，寂寞地凝望发生在楼下的这一切日常生活场景。她多想参与到里面去啊，可是她知道她再无这种可能了。她老了。老了就意味着远离了这个活色生香的世界。她能做的，就是眼巴巴看着楼下的人出来进去。

有一天上午，我从外面回来，看到她坐在楼底下的青草丛里，两只手前后左右划拉着，那种恐惧，焦虑和绝望的神态，让人心痛。原来，她的老花眼镜从三楼掉下来了。她是趴在后窗台上朝楼下看那些出来进去的人时，不慎使得老花眼镜滑落下去的。在老花眼镜滑落的那一瞬，她绝望得好像天塌下来了。没有了老花眼镜，这个世界在她眼里就是模糊和虚浮的，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在她眼里摇摆和晃动，这会让她产生自己也在摇摆和晃动的错觉。她扶着楼梯栏杆，摇摆和晃动着，一节台阶一节台阶地下，终于从三楼下到了一楼。

她弯腰在青草丛里找寻起来。青草丛在她眼里也是模糊，一片绿色的毛茸茸的轮廓。她就是在那个时候恐慌起来的。她担心再也找不到老花眼镜了，或者，即使找到也摔碎了。她身子一软，瘫坐在地上，两只手慌乱划拉起来。她划拉到这些东西：一只掉了一半齿的破梳子，一只孩子的塑料凉鞋，一根筷子，一块陈年的猪骨头，一只洋河大曲酒瓶子，几枚生锈的铁钉，就是没有划拉到她的老花眼镜。我就是在这个时候看到她的。我看到她周围惊慌失措的尘埃在光线中飘舞。我看到在一大片青草丛里，她显得那样的弱小无助，仿佛被遗忘在那团绿色里。我看到她划拉到一只破碗，碗口锐利的锋刃把她的手划伤了。

那只伴随她多年的老花眼镜，其实就压在她腿的下面。值得庆幸的是，它完好无缺。我替她戴上老花眼镜，她一下子平静下来了。刚才抛弃了她的世界，现在又接受了她。就像经受了一次猝不及防的劫难，瞬间一切都过去了。她似乎耗尽了所有的力气。她瘫坐在草丛里爬不起来了。

我珍藏着好几张她在新建南楼的留影，那是我用海鸥牌相机给她拍摄的。其中有一张，她坐在小板凳上，时间是上午八点，阳台上贮满了秋天纯净的阳光，她戴着老花眼镜，低着头聚精会神择韭菜。我说不清为什么特别珍爱这张照片。我拍这张照片的动机，似乎并非仅仅是记录她在新建南楼的日常生活片断。在那些片断里，我想突出的是她贯之一生的勤劳，闲不住，见了营生就要赶快做。每天早上，我从烟墩桥菜市场买回菜，她就赶紧择，择完了又拿到水池上洗，沥干，等我中午下班回来烧，不耽误吃饭。她还非要洗碗不可，不让她做，她会很不高兴，闷头闷脑跑到床上坐着，半晌不开腔，跟你拧着。我不让她做，倒不是完全怕她累着。我是嫌她洗不干净。她洗好的碗，每次都还残留着米粒。我采取了折衷的办法，将她洗好的碗再洗好一遍。这需要像做贼似的偷偷进行，绝不能让她发现。幸运的是，她一次也没发现。

那么，我拍这张照片最真实的动机应该是什么呢？早上八点钟，我应该去上班了。那时我已经调到报社去了，我随身带着采访用的照相机。我将手伸向门把，就在我快要拉开门的一瞬间，我转身瞥向阳台。秋天八点钟的阳光多么明媚，它将阳台贮得满满当当的，似乎要将坐在小阳台上的我姥娘漂走了。这时，我看到阳台上方晾衣竿上晾着的衣服的阴影落在我姥娘的脑袋上，就像一个强大而恐怖的东西罩住了她的命运，我的心突然一揪，下意识地从包里拿出相机，调好焦距，按下快门。照片洗出来之后，我发现我姥娘并未被阴影笼罩，原来，就在我按动快门的时候，衣服被突如其来的一阵风掀开了，阳光乘虚而入。我喜欢并珍爱这张照片，也许是我喜欢瞬息之间发生的东西，那种不可捉摸，那种去留之间的悬念。这是不是就是生活或者人世的奥秘？如果将它破译，那是不是就叫命运呢？

那个时候，掘港很多人家安装了住宅电话，我也安装了一部。住宅电话给人的感觉是，那么遥远的世界突然就近在眼前了，伸手就可以摸到。而且，那么庞大无边的世界一下子就缩小了，小得可以像一只馒头或一块饼，抓在手里。住宅电话让我姥娘很激动，她想起了在四川每晚接听电话的艰难。

住宅电话就安装在我床头柜上，在漫长岑寂的下午，我姥娘会坐在我床沿上，等待电话铃响起。我已经将电话号码告知了我舅舅，大姨和小姨，希望他们经常打电话来，但是电话线很少接收到来自通化或自贡的电波。在那些无聊枯寂的下午，我姥娘多么期待他们的电话。漫长岑寂的下午，在一天天无望的等待中过去了。我姥娘有点心灰意冷，她不再痴守着电话了，像以往那样，用睡觉打发下午的时光，直到我晚上下班回来。也睡不着，只是迷糊着。也不脱衣服，有的时候鞋也不脱，就仄着身子歪在床上，似乎准备随时下床接电话。

经常打电话来的是我妻子。她还在长沙镇做她的会计工作。她又一次成了孕妇。一些有经验的老妇看了她开始鼓起的肚子，都说怀的是男孩。这让我异常欣喜。她对着话筒说话时，我似乎能听到儿子在幽暗世界的呼吸声。她知道我白天不在家，所以总是在晚上打电话。每次打完电话，我姥娘都要问，谁呀，是不是你舅？或者，是不是你小姨？或者，是不是你大姨？那时她已经睡下了，但是电话一响，她就从床上爬起来。她耳朵背得很厉害了，和她说话，得凑到她跟前去。可是她却能隔老远听到电话轻柔的铃声。

住宅电话还成就了我的南京之行。

就在电话装了不久，那是在1994年11月，天津的大型文学刊物《小说家》主编闻树国要来南京组稿，希望与我见面。我是在向《小说家》投稿时结识他的，他非常喜欢我的小说，欣赏我小说特立独行的气质，他有一次对《钟山》的编辑、评论家王干说，你们江苏又冒出个新人。然而，我在南京见到的并不是他，而是《小说家》的女编辑康伟杰。他临时改变行程，去哈尔滨找迟子建。后来《小说家》刊发迟子建的长篇《晨钟响彻黄昏》，就是他哈尔滨之行的成果。

那次康伟杰来，王干组织了一个小型聚会，除了我，还有鲁羊和朱文。后来，我们三个人的作品出现在同一期的《小说家》上。让我遗憾的是，直到闻树国溘然长逝，我也没见过他一面。但是我一直记得他说话的声音，低沉，缓慢，略带沙哑的天津味普通话。我认识的很多编辑都是这样的，从未见过面，他们都身在遥远的他乡，只能通过电话交谈，他们用睿智的声音照亮了我的写作之路。我永远感激他们。

对于去南京我一直犹豫不决，我非常想见闻树国，与他作一次倾心交流，但我又放心不下我姥娘。去南京，至少也要两天才能回来。这两天或三天里，要是发生个意外怎么办？安全倒不是问题，只要关好门窗，谁都进不来。那么，突然生什么病或不慎摔倒呢？最后，我让我姥娘作决定，她让我去，我就去。不愿意我去，我就放弃。她想了想，说，快去吧，公家叫你去，你就得去。你要是不放心俺，就多打电话给俺。

这倒是个好主意。我到了南京做的头一件事，就是给我姥娘打电话。那时，南京街头有很多公用电话，可以信手拈来。但是我需要在电话的振铃声中等很长时间，我想象我姥娘听到电话响，摸索着从床上爬起来——她越来越喜欢待在床上了——穿上鞋，从她房间颤巍巍走到我的房间，先要坐到床沿上，再伸手去拿电话。常常是，电话振铃响久了，自然挂断，我再拨第二遍，才能打通电话。简单说上几句，我姥娘说，快挂了吧，电话费贵，就挂了。其实说上一句也够了，只要能听到我姥娘的声音，我就放下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