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迁徙.7

我在南京待了一天一夜，在那一天一夜里我不知往家里打了多少次电话，白天用街头的公用电话打，晚上则用宾馆的电话打。

那天晚上我在宾馆往家里打了三次电话。

第一次是六点半，我姥娘在看电视。电视摆在我房间，我姥娘一定是坐在我床上看，电话机就在她手边，所以电话一开始振铃她就接了。俺挺好的，你明天回家？她说。第二次打是八点半，她已经关了电视，正在她房间洗脚，接电话的时间长了点。不是刚打了吗，你怎么又打？你不心疼钱，俺还心疼呢！她说。最后一次打是十点钟。这个电话本来是没必要打的，十点钟，我姥娘早已酣然入梦了。我很累，倒头就睡。但睡不着，虽然睡意蒙眬，但脑袋里有一处地方异常明亮，就像被一束追光灯照着。我想躲到睡眠的阴暗处，但无论你躲到哪儿，那强烈的光束都追着你，让你无处可逃。我知道，我必须给我姥娘打个电话。只有打了电话，光束才会熄灭，我才能安稳睡觉。然而我说服着自己，晚上我已经打了两次，再打没有意义。我对自己说，姥娘安然无恙，你只管睡你的。可是我还是拿起了床头的电话，这也许是反作用力的结果：我抵抗自己，这是作用力，但反抵抗的力量（反作用力）却比抵抗的力量强大得多，它几乎是强迫着我拿起了电话。

在拨完号码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我不可避免地犯了个错误。振铃，嘟嘟嘟嘟。我家电话的铃声是轻柔的，就像一群蜜蜂受惊后发出的鸣叫。但是在阒寂的夜里，它会变成警报器，聒噪并且刺耳。它使电话震颤起来，使摆放电话机的床头柜震颤起来，继而，承受床头柜的楼板也震颤起来，也许它还会使整幢新建南楼都震颤起来，它聒噪刺耳的声音，从我的房间飘向我姥娘的房间，又从我姥娘房间的墙壁上反射回来，然后再次飘过去。它就这样在那个小套房里不断地往返回旋着。

第一遍振铃结束了，我又拨第二遍和第三遍，我期待着我姥娘拿起话筒，期待着听到她那种苍老的饱经风霜的山东腔，谁——啊？

然而，随着最后的一声“嘟”，振铃宣告结束，我的期待落空了。我又开始拨，我变得很有耐心，我对自己说，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不可能发生什么意外的。能发生什么意外呢？要发生意外，也是煤气泄漏什么的。不过，我姥娘不会使用煤气灶这种现代化的玩意儿。有一次我教她点煤气灶，她一拧开关，蓬的起来了一团绿荧荧的火，让她惊骇不已。临走前我拧紧了煤气罐，叮嘱她不要碰煤气罐。她说，你叫俺碰，俺也不会碰，不敢碰啊。她会用电饭锅煮饭。我做了几样菜，包括油煎“黄吉子”，到时搁电饭锅里馏馏，端出来就能吃。烧水用电水壶，她也会使用的。

可是一想到电饭锅和电水壶，我又担心起来了：会不会发生触电事故呢？我喜欢钻牛角尖，这一点像我母亲，也像我姥娘。我竭力不往这方面想，我对自己说，你怎么老是往坏的方面想呢？为什么不能朝好的地方想想？比如，我姥娘已经坠入了梦乡，她梦乡的背景无一例外是大庄，此刻她正在大庄专心致志地重温多年前的某个生活场景。她无法听到多年以后响起在一个叫新建南楼房间里的电话铃声。或者，即使听到了，她也可能会当作那个生活场景的背景音响。总之，她现在安全，安好，也安逸，我的担心纯属杞人忧天。可是，不行，我钻进去了，我真的钻进去了。我固执地认为我姥娘在使用电饭锅或电水壶时触电了，仿佛触电就是一个事实。它远远挂在数百里之外的新建南楼里。

为了证实我的判断，我一遍遍地拨着电话。我发觉我内心疯狂无比。我等不及振铃结束，就使劲按掉，再拨。有好几次我拨错了号码，话筒里有了说话声，我喜出望外，一听是陌生的人的声音，又赶紧挂掉。后来隔壁邻居告诉我，他们被电话铃声吵得心烦意乱。也许，那天夜里，整幢楼的住户都被电话铃搅得心神不宁。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应该毫不犹豫从紊乱中撤出来，比如，毅然走出房间，出去走走，让自己冷静下来。可是我却做出了另一个更不理智的举动，我给一个朋友打电话，请他即刻去新建南楼看一下，然后再打电话把情况告诉我。我回去后才知道，因为我，事情变得一团糟。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的朋友到了新建南楼后，怎么也叫不开门。在狭仄的堆满了各种杂物的漆黑楼道里，他的叫门声显得格外响亮。他制造出了三种声音。第一种声音是从他嘴里发出来的，他叫我姥娘“奶奶”。他一遍遍地叫着“奶奶”，在空旷寂寥的夜里，那不啻是一种热切的呼唤。因为怕惊动紧挨着的隔壁人家，他把声音压得很低。他的呼唤没有得到任何反应，他有点沮丧，便抬高嗓门喊叫起来，估计那层楼上的所有住户都被吵醒了。第二种声音是他手上发出来的，在喊叫未能奏效后，他便敲起门来。开始敲得很轻，可以说是叩。叩几下，耳朵贴上去听听，屋里没动静，再叩，用力叩，那不是叩，是拍。拍得门嘭嘭直响，拍得门楣上的泥尘纷纷坠落。还是不管用，屋子里还是没有一点回应的声息。这个时候，他也变得有点疯狂了，或者说跟自己较劲。他加重了拍门的力量，那不叫拍了，是擂，他把门板擂得地动山摇。就在他快要将门擂破的时候，那层楼上的住户不约而同开门出来指责他，而且二楼、底楼的人也都起来了，拥到三楼上看热闹。我的朋友欲罢不能，他产生了强烈的解谜欲望。于是他发出了第三种声音，他用砖头砸碎了门楣上的窗玻璃。窗玻璃破碎的声音，就像人的肋骨在一根根折断。然后他站在一张凳子上，打算探身进去，用手拨开门闩，进屋一探究竟。

就在他站到凳子上，清理残留在窗框里的碎玻璃，以便探身进去的时候，他发现了我姥娘。当时屋内并没有灯光，但是新建北楼和新建南楼之间路灯的光芒，从我姥娘房间的后窗里映照进来，使得房间里充满了光线，并且光线像涓细的水流，在明暗之间轻微摇荡，房间里的一切忽明忽暗，有种梦幻效果。正是在这时，他看到一个站在床前的身影，那是我姥娘的身影。

其实，我朋友在喊叫时，我姥娘就醒了。最初，她是懵懂的，她搞不清楚深夜的喊叫声是来自梦境，还是来自现实。她屏气凝神地听着，终于确认喊叫声就来自门外，而且也听清楚了有人在喊奶奶，但她很疑惑，一是不知道谁在喊叫，二是不明白这个“奶奶”究竟是谁。在她记忆中，似乎自从来了南方，还没有谁叫过她“奶奶”。这儿的人一般都叫她“姥娘”，或“刘家老太”。疑惑使得她紧张地躺着不敢动弹，然后就听到了叩门声，这使她进一步确认门外的人是冲她来的，门外的人在找她。然而，这更让她疑惑了，谁会找她呢？尤其是在深更半夜找她呢？她惊恐不安起来，而随之而来的拍门声，又加剧了她的不安。她条件反射地爬起来穿衣服。条件反射，是因为她突然听到了来自多年前大庄夜晚的拍门声。那也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突如其来的拍门声惊得睡梦中的她一骨碌坐起来，全家人都坐起来了。她听到窗外人声鼎沸，火光冲天，纳闷间，门就被无数只拳头擂响，很多人破门而入，把家里人吓死了。

果然如她所料，拍门很快转换成了擂门，她站在床前骇然心惊，张皇失措。而就在窗玻璃被敲破的一瞬间，她觉得整个世界都破碎了。我朋友后来向我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他说，他从窗洞里看到我姥娘惊惧得瑟瑟发抖，像纸片那样飘荡起来，似乎随时都会从后窗飘出去。

我从南京回来不久，妻子也从长沙镇过来了。她已经大腹便便，步履艰难了。她开始休产假。她需要时间，为迎接一个小生命的诞生做各种各样的准备。在诸多的准备里，也许心理准备是最重要的。妇产科专家认为，通往临盆的孕妇，最健康的状态是忽略一个小生命的到来，或者说无视肚腹中小生命的存在，像“没事人”那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直到小生命哇哇出世。这样做可以避免或消解孕妇的紧张、不安、焦虑、恐惧的情绪，这对胎儿和孕妇本人都有好处，但是要做到“忽略”谈何容易，身体的巨大变化带来的沉重感和胎儿时不时的蠕动，都在提醒：你是一个孕妇。而孕妇意味着，你将会死一次。所谓的“置之死地而后生”。正因为“忽略”很难，所以“忽略”就是一种准备。

为了让她做好这个“忽略”的准备，我一有空就陪着她。我挽着她在幽深的掘港老街巷道里散步。那是在黄昏静默的时刻，缓缓行走在潮湿的布满青苔的石板上，会让人感觉到是在往生命深处里走去，似乎这样一直走下去，就能与即将出世的孩子相遇。这样行走的时候，我们是满怀喜悦的。而喜悦是会让人放松的，会消除焦灼的心境。那时，掘港还没有公园，被人们权当公园的，是烈士陵园。深秋的陵园到处是青松翠柏，连阳光都是绿色的。那种绿沉静，沉凝，也沉稳，让人安宁。在这样的绿色中漫步，再沉重的身子也会轻松下来。我对准她凸起的大肚子连连按动快门。那挺得很夸张的圆滚滚的肚子占据了整个画面，永远被定格在时间的帷布上了。我认为这是送给孩子的最好礼物，日后让他明了，安居在母亲肚腹里的其实并不是他，而是一个叫“时间”的物质，并且让他明白，时间是有形状的。我还陪她去图书馆，也不是去读什么书，只是去感受文字的气味。那个用一个个汉字构筑的世界让人感到安全，就像避难所，能够抵消我们在现实世界的恐惧和焦虑。

然而，我却忽略了我姥娘。我是说，我和我姥娘待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我顾不上她了，也没心思和她说话。有时匆匆忙忙说几句，我也显得不耐烦。我彻底冷落了她。我不知道我是在伤害她。她呢，也开始表示出自己的不满，比如，每天都怏怏不乐，冷着脸，少语寡言，整下午整下午的躺在床上。以前晚上，她还来我们房间看电视，现在却不再来了，让她来也不来，不是说困了，就是哪儿不舒服。而她的这些不满也被我忽略了。我的视野被即将出世的孩子占据了，此刻，他就是我的灵魂，我的生命，我的全部。

现在想来，我姥娘的不满是有她的理由的——也许，所有的爱都是自私的，都是排斥外来者的。我姥娘早已经习惯了由我和她组成的二人世界。这个世界是逼仄的，也是牢固和独立的。在我姥娘看来，它似乎游离于现实之外。她喜欢这个二人世界。她觉得这个二人世界是她最后的安慰。她认为，在这个二人世界里，她可以专心致志爱我，我也可以专心致志爱她。这是一种平衡，也许所有孤寂无助的老人，都需要这样的平衡。只有这样的平衡，才能够让他们安妥地活下去。我姥娘这个人其实是很天真的，用我母亲的话来说，就是糊里糊涂过了一辈子。她也许以为二人世界会永远保持下去，她也许希望我妻子就待在长沙镇，我只是偶尔回去看她，或她偶尔来看我，就像走亲戚一样。是的，她要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格局。她不愿意主宰这个世界的爱流失掉。因此，当某一天，我妻子带着肚腹里的孩子，让她始料不及，猝不及防地走进新建南楼的家门，并且在这儿长久住下来时，她觉得二人世界分崩离析了，这样的局面她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不能接受也只能放在心里，但她有了抵触情绪，对我和我妻子新组合起来的二人世界产生了敌意，而她又没有城府，她永远做不到藏而不露，所以她的抵触和敌意就从表情和言行上流露出来了。除了抵触和敌意，她也伤心。从我妻子跨进家门的那刻起，她就担心我对她的爱会分给别人，就像把属于她水缸里的水一瓢一瓢舀出来一样。而事实上，她的担心终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她看来，我岂止是把对她的爱分给了别人，那完全是转移。她的水缸空了，空得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装进去。她认为受到了冷落，这是对她的伤害。在她这辈子所受到的伤害里，这个伤害可能是最大的，也可能是最无法忍受的。

一天下午，我和妻子在房间里说笑，桌子上摆着水果。有一种说法，孕妇要多吃水果，这样生出来的孩子才聪明。这种说法对未来的母亲产生了深刻影响，那阵子，这个未来的母亲对水果的迷恋到了病态的程度，认为多吃一个水果，孩子就会多一份智慧，而多一份智慧，日后就会多一份成才的希望。当时，我们在吃水果的时候，也没叫我姥娘来吃。现在想来，这是不可思议的。但凡有什么好吃的，都是全家人一起分享，这是我家的规矩。可是，那天下午，为什么就没叫我姥娘进来一起吃水果呢？只能这样解释：自从我媳妇来了后，我姥娘便冷冰冰地躲开我们了，晚上不进我们房间看电视，叫她来她也不来。她不再进入我们的房间，仿佛我们的房间成了她的禁忌之地。

开始的几次，我们叫她进来吃水果，她总是说俺不想吃，她的语气一听就是在赌气。于是，我便把水果送到她房间里去。送过去，她还在赌气，埋怨我送来了，说俺不想吃干吗还要送过来？其实她在等着我送过来，她在观察我是不是真的把她撇到一边去了。有的时候我忘了，这便成了我“抛弃”她的佐证。那天下午，她其实也在等着我把水果送过去，可是左等右等没动静，她就郁闷起来了。

我听到她在自言自语。现在她经常自言自语，尤其是当她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但是那天下午她的自言自语不同往常，以前，她自言自语的声音听上去轻柔，哀伤，时隐时现，就像是梦中的呓语，那是她在回忆，缅怀，在一遍又一遍地捋着乱麻般的前尘往事。而那天下午的自言自语更像是在骂骂咧咧，声调高昂，激烈，也许是怕我清晰听到内容，一俟声音高了，又拼命往下压，那种高低起伏的声调，让人觉得怪怪的。

我不知她发生了什么，便跑过去看。她正倚在床上，眼睛瞪着我，没好气地说，你来干什么，去陪你老婆吧。我噎得说不出话。我不知她是怎么回事。然后，我又听到她说了这么一句：你老婆来了，你高兴了吧？她几乎是恶狠狠说出这句话的。我一下子被刺痛了。后来我想，我被刺痛的原因，并不是她说的话，而是她对我造成的陌生感。是的，一定是这样。在那一刻，往日宽容，温良，安笃，慈善的姥娘倏然消失了，而代之的是不近人情，蛮横无理，心地阴暗的姥娘。我无法接受这种有着巨大差异的变化，而且也害怕以前的姥娘不再回来了。也许正是这个原因造成了我情绪的大波动，我是说，那天下午，我和我姥娘狠狠吵了一架。那是两个孩子的吵架，是两个孩子互不相让的争执，现在想来是多么不可思议。

事情的经过很简单：我突然大动肝火，我不知说了一句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那句话伤人，也有敌意。亲戚邻居也许能够忍受，甚或一笑了之，但骨肉亲人却不能。亲人之间哪怕芝麻大的一点小事，都会斤斤计较，咬住不放，何况出口伤人？我姥娘真的是蛮不讲理了，她说，俺在四川好好的，谁叫你接俺来的？这本来是一句很孩子气的话，我完全可以不必当真，可事实上我当真了。我不仅当真了，甚至不能原谅我姥娘这么说。那一刻，我曾经很不以为然的我母亲的心理，不经意间在我身上复活了。我母亲始终认为，如果不是她让我姥娘去福建，并且一直赡养她，我姥娘早就殁了。所以，她在我姥娘面前一直扮演着“恩人”的角色，认为我姥娘欠着她。她倒不指望报恩，也无法报恩，但俯首帖耳总是可以的吧？或者说俯首帖耳就是最好的报恩。要是不能俯首帖耳，就被视为冒犯，而冒犯是无法让人忍受和原谅的。因此，我母亲经常说我姥娘太不懂事了。是的，我的心理与我母亲的如出一辙，或者说殊途同归。我觉得是我拯救了我姥娘，如果不是我吃尽辛苦去四川接她回来，她现在还在那儿度日如年。所以我潜意识里也要求我姥娘俯首帖耳，样样顺着我。我可以在你面前颐指气使，你却不可以冒犯我，否则我也无法忍受和原谅。事实上，我那天下午也脱口而出：你太不懂事了！话一出口，我也吃了一惊，我怎么和母亲说的一模一样，就像是母亲借我的口说出来的！

我姥娘是最反感别人指责她的，不管是谁，亲娘老子也不行。哪怕她做错了，她也不让人指责。她一听我说她太不懂事，就急了，下床跟我吵起来。我也中了魔似的跟她大吵大闹。她捶胸顿足哭起来，腿一软坐在了地上。你送俺走，你送俺回四川。她边哭边说。我没好气地说，要走你就走吧，我不送你。

我回到自己房间去了，随手把门关上。我气急攻心，只觉得天旋地转。我听到有个声音说，你会付出代价的。我知道，这个代价就是内心永恒的不安。直至现在，我还在为此忏悔，奢望以忏悔消解不安，但是忏悔又加剧了不安。我注定会在不安中度完此生。

我不明白，那天下午我怎么也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无情无义，这个人面目狰狞，这个人在我姥娘看来也是陌生的。她也无法接受这个巨大的差异。她也恐惧以前的那个人再也回不来了。她要我送她走，就是想远离这个人。

我不明白，那天下午我的心肠怎么变得那么坚硬。我用一扇门将我与我至亲的人隔开了。我在门里面没心没肝地看一部无聊的电视剧，而全然不顾门外面那个坐在地上哭泣的老妪。我为什么要跟一个将近九十岁的老人过不去呢？我为什么不去抱她起来，用毛巾擦去她的眼泪，像哄孩子那样向她赔不是呢？我不是千方百计要搭建一个房子让她在里面按自己的意愿过一个平静的晚年吗？然而，我却毫不犹豫地烧毁了这个房子。其实太不懂事的是我啊。

我就那样一直坐在房间里看电视，直至天渐渐黑下来。我去厨房做晚饭，顺便瞥了我姥娘房间一眼，我以为她又蒙着被子躺着。她一生气就会和衣躺到床上，拉过被子胡乱蒙在头上。然而，床上空空如也。整个房间都是空的，床，床头柜，桌子，木凳，衣箱，一切都不复存在，是家徒四壁的空。这当然是我的错觉，实际上，空的是我，我整个人都空洞了。我空洞的体内有一种可怕的寂静，它压迫得我喘不过气来。我那时的感觉，就是站在黄昏降临的海滩上，等着潮水缓缓涨起，然后铺天盖地压过来。

那一刻我六神无主，手足无措。我像只没头的苍蝇，在新建南楼和新建北楼之间的空地上窜来窜去。在傍晚，这块空地上有着与早晨迥然不同的生活气息，它有点颓败，有点怅惘，有点息事宁人。虽然是深秋了，但底楼的住户还是沿袭着夏日傍晚的习惯，将饭桌搬出来吃饭，他们就像电视里的人那样出来进去，端着碗碟，小菜或板凳。还端着将要在饭桌上展开的话题。他们完全沉浸在一天余下的生活里，有谁会注意到一个蹒跚的身影擦身而过？那身影就像一块橡皮，将温暖的傍晚擦掉一块。

起初，我往北边寻找。往北不远就是烟墩桥，过桥就是菜市场。我问路边开小店的女人，你看到一个白头发，拄着拐棍的老太走过去了吗？女人正趴在柜台上数角票，她看我一眼，摇摇头，又埋首数起来。再过去是修车铺，正关门落锁的修车师傅也没看到一个拄着拐棍的老太走过去。我掉头，朝南奔跑起来。

新建南楼西侧是一家小厂，新建南楼与小厂之间是一条路面坑坑洼洼的小巷。从小巷一直朝南，就是范堤路。我断定我姥娘是从小巷走过去的。她拄着拐杖，满怀着悲怆，忍受着脚被石块硌着的疼痛，走一步，抹一把眼泪。流了一辈子眼泪了，还是有那么多。她以为我是她最后的归宿，可是我却不要她了。她不知道要去哪儿，但她要急于逃离，仿佛逃离我，她就能得到安慰。当然，也可以说她用逃离来报复我。她已经垂垂老矣，她已经不能用别的办法报复我，她只能用逃离来报复我。

我穿过小巷，来到范堤路上。深秋的傍晚有了寒意，次第亮起的灯光显得暖意融融。暖意中的行人和车辆却有着伤感的气息。这是白天和黑夜作交接的时候，一些行人走进夜色里去了，另一些行人还滞留在白天最后的天光中。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没有我姥娘瑟缩的身影。我一路向西寻找，从海子牛雕塑朝北。远远的，我看到了我姥娘的寒瑟的背影。她朝长途汽车站走过去。几年前，我舅舅带着她，就是从这个长途汽车站坐车去东北的。那个寒霜满天的冬天早晨历历在目，时间仿佛一点都没有流逝，它就等在那儿，等着我姥娘走进去。

我看到我姥娘在暮色中踯躅。她被汹涌的人流挤得东倒西歪。她走不动了。走几步就拄着拐杖站在那儿喘气，满面愁容地四下里看看。她也许对自己的出走行为后悔了，她站在那儿喘气的时候，会不会产生往回走的冲动？她可能试着往回走了几步，但很快又掉转身来。她是个好强的人，不想把面子丢给晚辈。她四下里看什么？是不是想看到我的出现？她是不是怕我找不到她了？

我远远地看着她孤独无助的样子。看着她的衰弱，感伤，绝望，不禁泪流满面。我并没有急着跑过去，而是跟在她后面走。那一刻我多么需要哭泣，多么需要眼泪的冲刷啊。

转过年来是1995年。

春天，我终于有了儿子。他究竟走了多远才过来与我相会？我给他取名远远。为了生下他来，他母亲在产房里经受了三天三夜的生死煎熬。

小生命的出世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很多东西将会重新组合，有的被剔除，有的被建立。而最主要的变化是，我与父母之间的坚冰开始融化。他们似乎天生就喜欢这个迟到的孩子。从这个孩子出生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对他有一种血缘上的亲切感。这种亲切感也使他们内心世界发生了变化，比如，他们开始和颜悦色地看待周围的一切。他们变得宽容了，不再对我充满敌意。我相信，他们的这个变化是由刚出世的小生命带来的。家族里新添人丁，香火得以延续，固然使他们欣喜，但孩子的出世，也使他们听到了生命的挽歌，那种挽歌是用孩子的啼哭表达的。不同年纪的人听孩子的啼哭，感受是不一样的。年轻人会看作是颂歌，是对未来急切的向往，上了年纪的人会认为是亡魂曲，是对消失了的美好时光的哀悼。年轻人听孩子的啼哭会激情荡漾，而老年人心里会滋生出悲悯情怀。正是这种悲悯使他们变得柔和起来。

我们从新建南楼搬到宾东新村去了。宾东新村位于掘港东郊，那儿原先是一大片农田，房地产开发商圈了一块地，建造了如东第一批商品房。富有喜剧意味的是，我父母也从长沙镇搬到宾东新村里了，两家相距百米。

我父母的房子是我姐姐买的。此前，我姐姐已经去新加坡定居了，她用在新加坡赚的第一笔钱，在宾东新村买了一套八十多平米的三居室，让父母居住。三个孩子里，父母最喜欢的是姐姐，她也没让他们白喜欢。在父亲看来，应该是儿子买房子给他们住，老子住儿子的房子才是天经地义的。可是两个儿子都没有这个能耐，最后住上的是竟然是女儿的房子。女儿是什么？女儿是泼出去的水，是人家屋里的人，父母是不图女儿回报的，父母只图儿子的回报。而现在事情反过来了，女儿承担起了回报的义务，儿子却在一边袖手旁观，这让父亲很不好受。他倒不是责怪儿子无能，而是觉得欠女儿太多了，觉得太对不起女儿。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他并没有给女儿什么，而现在女儿却给了他一套价格不菲的房子，这让他如何消受得了呢？尤其是买这套房子的钱是女儿用血汗挣来的。

我姐姐曾向我描述过她是怎么赚下这笔钱的。她去新加坡时已经四十岁了，新加坡的年轻人都称她安娣。安娣是新加坡口音的auntie，代表着形象黯淡的中年女人。身无分文，一切都从零开始，而且还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这就是她面临的现实。她是夏天去新加坡的，不过，终年被热烘烘的雾气遮盖的新加坡是没有夏天的，那里终年酷暑炎热。如果说新加坡有夏天的话，那么新加坡的夏天就是一口火炉，把你全身的油都烤出来，然后熔化你。为了能在这个没有农业甚至饮用水也要进口的国家生存下来，她做家教挣钱。她的英语特别好，好到让欧美人怀疑她到底是不是中国人的程度。新加坡有很多华人家庭，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说一口流利纯正的英语，以便日后留学英美，所以做英语家教在新加坡是很有市场的。

为了能多挣一个美元，她每天都赶场子似的连轴转，从一个家庭出来，再匆匆赶往另一个家庭。她素面朝天。她穿着汗衫短裤赶课堂，一张脸终日赤红潮湿。她一刻也不让自己停下来。走在那个热带城市火辣辣的街头，她身体滚烫，胸口憋闷，脑袋晕眩。她摇摇欲坠，稍不留神就会倒在地上，但她拼命不让自己倒下来，她觉得一旦倒下来，她就会死去。做家教的那几年，她跑遍了新加坡，却不曾在著名的“多姆”咖啡馆喝过一杯咖啡。那家咖啡馆坐落在勿拉士峇沙路美术馆旁，是一百多年前殖民时代的建筑。那儿典雅安静，有长长的回廊，墨绿色的廊柱，色彩艳丽的花砖地，落地窗外则是大叶片的绿色芭蕉叶，很适合蓬头垢面奔波的人“歇一歇”，舒展一下紧张的四肢。消费也低廉，一杯普通咖啡才两三元。可是她从未进去过，并非舍不得钱，而是舍不得时间。她知道，时间远比金钱有价值得多。

宾东新村的这套房子就是这么来的。我父亲深知它来之不易，对它倍加珍惜。装修的那些天，他一步不移地守在那儿，痛惜地看着工人肆无忌惮地用坚硬工具凿墙钻洞，他觉得那仿佛是钻凿在自己身体上，有着激烈的疼痛感。装修好了搬进去，更是百般呵护房子，几乎每天都用抹布擦拭地板和墙上的瓷砖。似乎只有这样做，他对不起女儿的心情才有所缓解。可是，对我姥娘来说，却是磨难，她那种如履薄冰的心境一直保持到她最后离去。

现在把时间稍微往前推一点。我想说的是，父母终归是不会和子女计较的，哪怕子女再怎么不孝。他们对我有成见，而且是有着切肤之痛的成见，但是随着小生命的降生，这种成见像一堵墙慢慢坍塌下来。他们是那么喜欢呱呱坠地的小孙子。他们习惯这样思维了：看在孙子的份上，怎么怎么怎么。

看在孙子的份上，他们愿意分担我的困难。他们答应帮我带孩子，他们甚至让我姥娘去他们那儿住。我们形成了未成文的协议：一年中在我这儿住一阵子，到他们那儿住一阵子。他们的这种转变，对他们而言非常不容易。

我曾经咬牙切齿，信誓旦旦地对他们说，我来照顾姥娘，不用你们管。但是最后还是推给了他们。我印证了我父亲曾经的一句预言，他认为我总有一天会“自己屙屎自己吃”。现在我终于在吃自己屙出的屎了。问题是，我憎恨自己，厌恶自己，却又心安理得地一天天和自己相处下去。当我将我姥娘送到他们那儿时，我还虚伪地对自己说，不要管那么多了，只要对姥娘有好处就行。我还虚伪地给自己找出一大堆理由，什么忙啦，又要上班又要写作啦，什么经常要出去应酬啦，什么现在又添了个孩子，更无暇他顾啦。我堆积了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后，就顺水推舟地把我姥娘推出去了。

现在，当我回顾那段生活时，我的心里有无限的痛感。我永远记得，我动身去东北和四川接我姥娘之前，我对自己许诺，接我姥娘回来后，我一定要好好待她，要花很多时间陪她，和她拉呱，聊家常，扯扯道听途说来的新闻，或者什么也不说，就陪她坐在那儿，分担着她的寂寞。可是我并没有信守诺言。从某种程度而言，我是一个毫无诚信可言的骗子。我欺骗了我姥娘，也欺骗了我自己。

我记得，住在新建南楼的那段日子，我一有空就躲到外面去看书了，我怕待在家里被我姥娘打扰。有时，我也腾出些工夫，虚情假意地和我姥娘进行短暂的聊天。我知道我在敷衍自己曾经的承诺。可是，即便是短暂的聊天，我也是心不在焉。我东扯一句，西扯一句，心里非常急躁。我是怕我的宝贵时间被我姥娘浪费了。那时，浅薄的我自认为在从事伟大的文学事业，这是我人生的金字塔。这个金字塔是用点点滴滴的时间垒起来的。它在我心里有无比重要的位置，任何人，包括我至亲的姥娘，都无法替代。所以，我坚决不让我的宝贵时间被任何人，包括我至亲的姥娘剥夺。有时，因为某种原因我的宝贵时间不得不被他们“剥夺”，我就会觉得空虚，我会痛悔不迭，我会像一个丢失了宝贝的人那样郁郁寡欢。可见，我是一个多么冷酷，不近人情的人。

住在新建南楼的时候，有许多休息天，我本来可以用来陪伴我姥娘，一起看看电视，或者去菜市场多买些菜回来让她择。她是多么喜欢择菜。她也许认为只要还能择菜，就说明自己没有衰朽，说明自己还在生活着，更准确地说，她认为自己在自食其力。我等她择好了，就放到水池里洗净。煤气灶点燃了，油锅急切地期待着，将菜倒进去的一瞬间，发出一声爆响。是的，活色生香的日常生活就是这样被引爆的。如果这个世上没有了活声生香的日常生活，那么，还有什么？

那样的时刻是美妙的：锅里在有声有色地煮着什么，香气弥漫整个屋子，电视开着，在演一个乱糟糟的电视剧。我姥娘一会儿到房间里看会儿电视，一会儿又到厨房来看看菜有没烧好。她忙着拿筷子拿碗，摆到饭桌上。也许是不经意的，也许是故意的，碗碟相碰发出清脆的撞击声。是的，她是多么喜欢这种有声响、流动和烟气氤氲的生活啊。可是，我又给了她多少这样的生活呢？

在那些寒意瑟瑟的午后，我把她一个人扔在家里，躲到外面去看书。我之所以用“躲”，就是怕她缠着我说话。在我拉开门走出去的那一刻，我复制了1979年秋天的那个下午。那天下午，她乘坐一辆手扶拖拉机来掘港看我，她多么希望我带她在掘港逛逛，看看那些在长沙镇永远看不到的街景儿，而我却无情地撂下她，跑到烈士陵园里看书。现在我去看书的地方也是烈士陵园。它与1979年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它永远是落叶飘零，肃穆寂静，仿佛时间在这里是永远凝固着的，就像那座耸入云天几十年的纪念碑。我整半天整半天的待在里面，我捧着书卷，在陵墓间踱来踱去。我在那里读完了拉丁美洲文学爆炸时代所有作家的作品。我读了《琴声如泣》，读了一部名叫《巴黎，你烧了吗》的纪实作品。傍晚，当我自以为很充实地回到家里，看到我姥娘一个人孤寂地和衣躺在床上，脸上是落寞空洞的表情，我竟然一点也不觉得内疚，一点也没有滋生出恻隐之心。

以前，我经常对自己发出这样的质询：文学这个事业究竟有什么用？现在我知道了，与骨肉亲情相比，它并没有什么用。没用才是文学的真相。一个人去从事文学，并不是因为文学有用，而是他干不了别的事，只好退而求其次地从事文学，借助文学这个看上去很伟大的招牌聊以自慰。是不是所有从事文学的人，都是那种“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庸俗市侩的功利主义者呢？我经常想，我的悲剧在于我爱上了所谓的“文学”。我少年时代开始阅读《林海雪原》，《红岩》，《欧阳海之歌》，《拂晓记》，《儿女风尘记》，《红旗插上大门岛》，《战斗的青春》和《金光大道》时，也许我就不知不觉间爱上所谓的“文学”。当我在浅绿色的方格稿纸上写下第一个文字的时候，我就悬浮在文学虚无的天空中了。现在，我多么渴望回到没有所谓的“文学”的时光里去啊。谁能将我带回到那个时光里去呢？我知道，我永远回不到那个时光里去了。当我捧起第一本文学书籍时，我就离开了那个时光，再也不可能回去了。就像一个天涯孤旅永远离开了故乡的人那样，此后他的故乡对他来说仅仅只是村口的炊烟和牛羊在他梦中的投影而已。我想象没有文学的时光是无比幸福的，在那个时光里，我不病态，不纤细，也不敏感，对外界的人和事的反应是麻木和迟钝的，我像周围的人那样快乐地过着庸常的生活。我对时间不再恐惧，我和所有的人相亲相爱，我忠实信守我对自己的承诺，好好对待我姥娘，让她发自内心地觉得她最后投靠我是值得的。

可是我永远回不去了。我注定要虚伪地自命不凡地患得患失地活着了，我注定要像我父亲说的那样，永远自己屙屎自己吃地活着了。我已经看清楚了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伤害了所有的人，我把自己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我是大街上的一摊垃圾，或漂流在河里的一个腐烂菜叶。

现在，当我怀念我姥娘时，我最无法原谅自己的，就是我把她接回来后并没有善待她。仿佛我的责任就是把她接回来，一旦接了回来，我的责任就算完成了，然后就心安理得地把她丢弃在寂寞里。不仅如此，我还对她不耐烦，时不时对她使性子发脾气。这其中的原因，是不是除了我在她面前扮演着“恩人”的角色，还有我觉得自己委屈呢？我潜意识里会不会这样想：你有四个儿女，最后却是隔着一代的我揽过来了，真是不公平啊。我对她发脾气，是不是就是对这个不公平的控诉呢？

一个艰难过完一生的人，如果能够完美地死，那该多好？一个人一生过得幸福不幸福，真的是要盖棺而定，也就是说，要定义一个人一生幸福不幸福，应该取决于他最后有没有一个完美的死。一个人一生所做的努力，也许都是为了最后有一个完美的死。但是很多人都难如愿，不是这儿出了问题，就是那儿出了差错，所以完美的死是要靠运气的。这是因为完美的死是一张神秘的底牌，它总是在最后的时刻，在人们与人生赌博赌得一无所有的时候才亮出来。它永远不会早一点呈现出来，不会让你有时间决定自己是不是参与到与人生赌博这场游戏中来。

什么是完美的死？也许，听不到死亡向你走来的脚步声就溘然而逝的死就是完美的死。在死亡还未降临的时候，亲人们就簇拥在你身旁了。有些身处远方的亲人还未抵达你身边，但他们正日夜兼程赶回来，你冥冥之中能听到他们的由远而近的脚步声。其实，那是死亡的脚步声，可是，你误以为是亲人向你赶来的脚步声了。你对自己说，我要等脚步声消失才死，因为脚步声消失就意味着亲人到达了你的身边，而实际情况是，一旦脚步声消失，你就在死亡中了。你糊里糊涂地迎接了死亡。也许，完美的死就是糊里糊涂的死。

亲人们簇拥在你身旁，在你看来那是一种拱卫，你全身舒展地被拱卫着，仿佛这种拱卫能阻挡死亡的入侵。也许，完美的死就是被簇拥的死。他们弄出了很多声响——这个时候了，他们还有说有笑地和你谈家常，屋子里传来拖桌子的声音，动静很大，好像整座房子被拖走了。什么东西打碎了。谁家的狗在咬。一个孩子被吓得嗷嗷哭。院子外面响起一声唢呐，随即笙箫共奏，鼓乐齐鸣。不是哀乐，是欢快热闹的民间小调——这些声音彻底湮没了渐行渐近的死亡脚步声。它的意义就在于你能承受突如其来的死亡，当你来不及害怕，当你来不及思考死亡将会把你带到何方，当你来不及对人世眷恋，你就被死亡攫走了。

现在再来说说我姥娘。虽然是两头住，但她在我父母那边住的时间要远比住我这儿的时间长。他们的三居室，两个大房间向阳，一个七八平米的小房间背阴，我姥娘就住在背阴的小房间里。小房间刚好放一张小床，摆一个床头柜。吃饭的时候，她就被叫出来吃饭。吃好了，再进去。我姥娘一生中住过各种各样的房子，就数这个小房间是最好的房间，她应该感到满足了。可是她哪里会满足，她还指望有人跟她掰掰瞎话。“掰掰瞎话”是大庄的方言，意即聊天，说话。还真是有人跟她“掰瞎话”。这个人就是我幼小的儿子，远远。

远远早晨被送过去，晚上再接回家，所以整个白天他都待在奶奶家里。他被放在一个六角竹质栏车里，那是他来到人世后最先获得的世界。他饿了的时候，就被抱出来喂东西，喂饱了再放进去。他是一个安静的孩子，不是扶着栏杆瞪眼观察周围的世界，就是撅着屁股俯身捡脚下的碎屑，然后扔出栏车。他看着那些碎屑从他手掌里飘出去。如果那些碎屑又飞回来，落到他脚下，他又撅屁股俯身捡拾，再次扔出去。碎屑太轻盈了，总是被流动的空气吹回到栏车。于是，远远便一次次不厌其烦俯身捡拾着。每当我看到他乐此不疲的样子，便在心里感叹，他那么小就成了一个西西弗斯。

每天上午，远远的爷爷奶奶都要买菜做饭忙家务，看远远的任务就落在我姥娘头上了。这个营生是她最愿意干的。她坐在六角栏车旁边，无比疼爱地注视着这个比她小八十多岁的孩子。她漫无边际地和孩子说着话。你是远远？你喜不喜欢你太太？你这么小，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你长大了想干什么，是不是也像你爸爸扛笔杆子啊？你想不想尿尿？你想尿尿就告诉太太，太太老了，把不动你尿尿了，俺叫你奶奶把你。远远也啊啊地回应着。他还不会说话，可是他会聊天，他用无数个“啊”和太太聊天。他会向太太伸出小手，太太便将脸凑过去，让孩子抚摸她粗糙多皱的脸。她亲着孩子的小手，眼泪就掉在孩子手背上了。她看着孩子那么辛苦，就帮孩子捡那些碎屑。你快歇着吧，太太给你捡。但她的越俎代庖遭到了孩子的反对，孩子挥舞着小手抗议着，非要太太把碎屑再扔进栏车里不可。他那么小，就有了自己的意志。

午饭后，我姥娘多么希望远远能和她一起午睡。她要给孩子唱那首老掉了牙的民谣：拉锯拉槐，槐树倒了，木匠跑了，小孩好了。孩子实在是困了，一遍还没唱完，孩子就耷拉眼皮睡着了。她也瞌睡了，先是轻轻拍打着孩子，然后就搂着孩子沉到梦乡里了。即使两个人枕着同一个枕头，即使她紧紧搂着他，可是两个人的梦从未飘到一起去。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两个世界中间横亘着一道多深的时间沟壑啊。是的，哪怕有一次这样的午睡也好。可是我母亲从不把孩子抱到他太太床上去，更不会让孩子与太太一起午睡。她嫌孩子的太太身上有股老人味，这味道会脏了孩子。

在寂静漫长的午后，孩子就睡在奶奶床上。小房间与客厅隔着一扇玻璃窗，从玻璃窗里能看到孩子奶奶的卧室，六角栏车就摆在卧室的地板上，此刻它空着。我姥娘像一尊塑像正襟危坐在那扇玻璃窗里，眼睛紧盯着六角栏车。她在等待孩子被抱进里面去，这样她就能过去和孩子掰瞎话了。为了讨孩子的欢心，她甚至准备了一把碎屑，到时候撒到栏车里让孩子捡。可是孩子的睡眠也是漫长的，往往要天黑了才会醒过来，这时候他就不进栏车了，他将被他父亲或母亲接回家。是的，每天下午的等待都是落空的，但是即便这个等待像六角栏车那样是空的，她还是要等待。除了等待，她还能干什么呢？午后，她也就是打个盹，然后就爬起来坐在床上，透过玻璃窗看着静立在地板上的六角栏车。她的世界已经变得像六角栏车那样狭小了。她的世界狭小得只能容纳一个刚来到人世的幼小的孩子了。如果哪一天六角栏车消失了，她该怎么办？

下午真是寂静啊，孩子的爷爷丢下饭碗就出去打牌了。他在宾东新村有几个要好的牌友，他们年龄相仿，也都经历过磨难，那种磨难使他们对自己的人格彻底失望，而对人格的失望又使他们在岁月面前一步步退缩，最后就退缩到牌桌上去了。

我姥娘是希望孩子的爷爷出去打牌的，她不喜欢和他待在一起。只要他在，整个家里就会有一种剑拔弩张的紧张，而他一旦跨出门去，家里顷刻就松弛下来。

午后，孩子的奶奶和孩子一起午睡。她的睡眠永远是浅的，发生在福建永安触目惊心的往事像石头那样裸露在睡眠的河道里，她的飘忽的梦总是在那些石头上跳跃着，永远也跳不出那条河道。宾东新村是喧闹的，兜售各种吃食的小贩和废品收购者的吆喝声此起彼伏。甬道上会时不时响起摩托的发动声。某扇窗户里飘出钢琴的练习声，试图一次次将下午推向高潮。这些喧闹的声音都不能影响她，她在这些喧闹的声音里感到熨帖。相反，她不能忍受的是寂静。寂静是另一种形式的喧闹。寂静使她能清晰听到往事在她心头的回声。而房子里的下午是多么寂静。房子里的下午简直是一汪静水，窗帘的飘拂，钟摆的晃动，冰箱嗤嗤的电流，在明暗之间摆荡的光线，这些会吹得这汪静水起一层层的涟漪，而涟漪也是无声无息的。她在寂静中惊恐地坐起来。她将被孩子蹬掉的小被子重新盖好，顺手拿起一本杂志或报纸，于是，整个下午她就躲藏在那些喧闹的文字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