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迁徙.8

只有我姥娘坐在她的小床上无望地等待着。她不能躲藏到牌桌上去，也不能隐匿于文字里去，她只能遁迹到六角栏车里去。可是下午的六角栏车永远是空的。因此，她只有等待天色暗下来，好让自己躲藏到黑夜里去。在黑夜里，她又等待着白天，等待着上午的到来。她想躲藏的地方其实是上午的六角栏车，只有上午的六角栏车里才会有孩子。她最终躲藏的地方还是黑夜。那是属于她的黑夜。

然而，不久后六角栏车就彻底空了，六角栏车里的孩子进入了另一个生活空间——被送到私人托儿所去了。

托儿所就在汽车站对过的巷子里，六角栏车的孩子和一堆哭闹的孩子共居一室。我是多么喜欢去接他时看到的那一眼：他警觉地站在孩子堆里，但是却和任何一个孩子都保持着距离，他那么小就有了一种特立独行的气质，与他父亲如出一辙。这也是我疼爱他的一个原因。然后，我抱着他走出来。我抱着他站在汽车站的出口。那年，我姥娘和我舅舅、小光乘坐的长途汽车就是从这个出口出来，驶向东北的。我的孩子迟早也要从这儿驶向远方。养育一个孩子，最后就是为了让他驶向远方，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现在，我姥娘还能等待什么呢？她在等待山东姜客的到来。有一天上午，宾东新村来了个古铜色脸膛的山东姜客。山东姜客推着一车黄澄澄的生姜，边走边吆喊，卖——生——姜——喽！那时，我姥娘正衰颓地坐在她的小床上，她每天待在那个小房间里，不是坐着，就是躺着，谁说她不是一个囚徒呢？她听到吆喝就赶紧摸索着下床，趴到后窗往楼下看。她还是改不了那种喜欢动静，喜欢热闹的习惯。她看到戴着草帽，赤脚登着解放鞋的山东姜客，推着一车生姜走过来了。走到楼下的甬道上，山东姜客又敞开嗓子，用字正腔圆的山东腔吆喊起来，卖——生——姜——喽！一声吆喊，把我姥娘的眼泪吆喊出来了。她没料到一个山东老乡会天荒地老般的出现在眼前，大兄弟，你是不是从大庄来的？她差点推开窗户，这样问问山东姜客。也许，她还想这样问问：大兄弟，你能不能把俺捎回去？俺想家了，俺得回去。

山东姜客很快就推着生姜，从甬道上走过去了。宾东新村有很多甬道，它们连接起来其实就是一个圆，所以，推着生姜的山东小贩很快又过来了。卖——生——姜——喽！几个人围上来了，挑着拣着生姜，与山东姜客讨价还价。山东姜客很爽气，小本生意做得熟门熟路，他大大咧咧称着秤，秤尾都翘到天上去了，还掰一块添上。我姥娘心里赞了一声，真是俺山东人，不小肚鸡肠。山东姜客又推着车走了，不一会儿又过来了。一上午，我姥娘就趴在后窗上，看着山东姜客走过去，又走过来。她已经苍老衰弱得不能下楼了，她只能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她的山东老乡来来去去。山东姜客是不是让她有什么盼头？倒也不是，反正就是觉得温暖，透心彻骨的温暖。

有一天上午，她没听到山东姜客的吆喊。她趴在窗户上，四下里寻找山东姜客的影子。甬道上一拨一拨的小贩过去了，有收废铜烂铁，收旧书旧报的，有卖豆腐汤圆酒酿的，还有弹棉花的，就是没有推着大车吆喝生姜的山东姜客。那天上午她心里空得慌，她六神无主，在她的小屋里挪来移去，辗转起伏。她不知道山东姜客发生了什么。她不敢想这个问题：要是山东姜客不来了怎么办？

她后来告诉我，有天夜里，她梦到了山东姜客。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做梦都是梦见故去的人，爹呀，娘呀，公公呀，婆婆呀，大娘呀，婶子呀，叔叔呀。她和故去的亲人一起做营生，一起吃饭，一起在炕上睡觉。他们经常对她说，你快回家吧，俺们都等着你回家。可是现在她梦到了山东姜客。在梦中，她下楼去买生姜，她腿脚变得利索，一溜烟就从三楼下去了。她走到山东姜客跟前，对山东姜客说，给俺称几块生姜。那时，山东姜客正忙着招呼别的顾客。不知哪来那么多买生姜的人，人们手里举着钱，潮水似的从各个方向挤涌过来。快给俺称几块生姜，她再次对山东姜客说。她很慌乱，害怕没买上姜就被那些来势汹汹的人挤出去。山东姜客根本不理她，她急得一下抓住山东姜客手里的秤杆子。山东姜客回过头来看她，她大吃一惊，草帽底下的山东姜客原来是我姥爷。我姥爷看到她也是惊恐万状，喘着气说，俺满世界找你，俺总算找到你了，快跟俺回大庄吧。我姥爷扔下一车生姜，背起她就跑。我姥娘趴在我姥爷背上，朝四下里看。让她感到奇怪的是，宾东新村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大庄。俺们不是在大庄吗，快放俺下来，她对我姥爷说。我姥爷还是背着她跑。快放俺下来，她又一次央求我姥爷。终于，我姥爷把她从背上放下来了。脚一触地的一刹那，她就醒过来了。

她不止一次对我说起过这个梦。她说这个梦的时候，感到很后怕。要是你姥爷不放俺下来，俺就再也醒不过来了。她这样对我说。所以，这个梦让她欣慰。

死亡就是一次不再醒来的恬静睡眠。比起她后来饱经痛苦的死亡，我倒宁愿我姥爷不放她下来。

山东姜客再也没有出现，我姥娘以对梦境的遐想替代了对山东姜客的等待。或者说她不再等待山东姜客的到来了，她甚至惧怕山东姜客的到来。山东姜客让她有种不祥之感。

现在，她在等待什么呢？她在等待后窗对面楼房上一个老太太的出现。

那是个和她一样苍老羸弱的老太太，她和我姥娘一样特别怕冷，已经是初夏时节了，她还裹着厚厚的棉袍，戴着黑色的线帽。每天上午九点，她被搀到阳台上晒太阳。她坐在一张藤椅上。她虽然怕冷，但也怕热烈的阳光。她瑟缩着，往身体的最里面缩。她缩成了一团。那也是三楼，两幢楼相距很近，似乎我姥娘从后窗一伸手就能触摸到她。阳台上的老太太让我姥娘有了某种依傍感，她不再孤独了，她有了死亡的伙伴。

我姥娘每天早上就等着老太太出来。她盘着腿坐在小床上，一抬头就能看到对面的阳台。阳台上搁着几盆花草，在早晨阳光的照耀下，那些蓊郁花草上的露珠闪烁着银子般的光芒。一个穿着家居衣裳的女人出来了，她冲着太阳伸了伸懒腰，这时候她听到了鸟雀的啁啾声。她脸上是欢喜的神色。她拿起喷壶，依次给那几盆花草喷水。这是早饭前的事。

吃了早饭，女人又出来了，她把黄色塑料衣盆放在阳台的水泥扶手上，一件件拿出刚洗好的衣服来，晾到阳台前面的不锈钢衣架上去。她的身量，模样真像东工场的那个小媳妇。恍惚间，我姥娘还真以为是东工场的那个小媳妇。

女人又进去了。她把佼好纤秀的背影留给了我姥娘。因为有了不停跳动的阳光，在风中飘拂的衣衫，吸足了水的花草伸展开叶片，使得阳台陡然变得生动起来了。

现在，老太太被女人搀出来了。老太太就像一捆松散的枯草，倒伏在女人身上。看到老太太出来，我姥娘也从床上下来了，拿起倚在床头的拐杖，拄着，走到后窗跟前。脸就贴在窗玻璃上，看着阳台上的老太太。俺是叫你妹妹呢，还是叫你姐姐？她心里也许会这样说。她也许还会这样说：你是住在你儿子家里，还是像俺住在闺女家呢？可是，阳台上的老太从来不看她一眼，有时，明明眼光冲着我姥娘过来了，可是很快就掠过去了。不过，我姥娘并不懊丧，她只要能看到她就行了。她只要能看到她，心里就有踏实的感觉。俺们就做个伴吧，不管你是姐姐还是妹妹。

然而，这个伴并没有做多久。有一天上午，该是老太太出现在阳台上的时候，老太太却没有出来。那个女人也一直没有露面。正在焦急等待的姥娘，像受了重物的一击，一下子倾倒在床上。她年轻时有心口窝痛的毛病，那是在土改复查时落下的，一犯病就难受得在炕上打滚。这个毛病好多年都没犯了，可是现在又犯了。她用拐杖的把手顶着心口窝，那根拐杖也哆嗦起来，怎么也拿不住。

老太太没到阳台上来，可能是病了吧，等病好了，就会到阳台上来的。但我姥娘不这样认为，她认为老太已经——殁了。

随后的几天，我姥娘的判断得到了证实。当那个小媳妇模样的女人再次出现在阳台上的时候，她胳膊上已经箍上了黑色孝套。她已经好几天没给花草浇水了，那些花草没精打采，奄奄一息，有的都已经枯萎了。

以前，犯了心口痛，只要喝上一碗放上红糖的开水，就能好起来。现在不行了，我姥娘喝了一碗又一碗，还是疼得难受。俺不中了，她几乎要哭了。恐惧使她面如青灰。快送俺去医院，她用命令的口吻对我说。我和母亲商量，送她到县人民医院住院。

县人民医院是掘港最好的医院，因为是最好的医院，每天都人满为患，走廊上，楼梯上，甚至厕所门口都坐满了病人。病房根本住不进去，我打听到老干部病房有空着的床位，但收费是普通病床的几倍。我毫不犹豫将我姥娘送进老干部病房。偌大的一个独间，床也宽大，屋里还有卫生间，这让我非常欣慰。

安顿好我姥娘，天已经黑下来了。我回家拿东西。我父亲听说我姥娘住进了老干部病房，当即暴跳如雷。他吼了一声，她还住老干部病房？！他没说出来的话也许是：她又不是老干部，住什么老干部病房？老干部病房是随便住的吗？

我一直想不明白的是，住条件好一点的病房，而费用又不要他出，我父亲为什么要暴跳如雷呢？到底是谁激怒了他呢？是“老干部”这个字眼激怒了他吗？假如当年在福建永安不发生那件事，我父亲理所当然就是老干部了，他会享受离休待遇，享受老干部该享受的一切，比如免费旅游，医疗费全报，由公家给他订阅一大堆书报。他本来是有锦绣前程的，可是命运的木棒一下将他打入了生活最底谷。因为那件事，他被“双开”，又经受了牢狱之灾，有谁能知道他内心的疼痛？他被伤害得体无完肤，再无痊愈的可能。他一直生活在万劫不复的痛苦之中。他看什么都不顺眼，动辄满腹牢骚，骂骂咧咧。他几乎每天都在脑子里将“假如……那么……”这个句式搬来搬去。假如不是那件事，我就不会落到这个地步了。假如不是那件事，我就怎样怎样。假如不是那件事，我就怎样怎样。现实是多么强大，它残酷地压榨你，迫使你逃离它。迫使你坚决不承认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假如”。但是，其实这个世界上是有“假如”的，假如真的没有“假如”，那还怎么活？假如真的没有“假如”，那就活在对“假如”的向往之中吧——也许生活的真实姿势就是蹲在“假如”中向远方眺望。

我父亲迷恋纸牌，坚持早晨跑步。可是陪他打牌和跑步的，都是落魄者，是为生计发愁的小市民，是衣衫不整的引车买浆者之流。这时他会想起“老干部”这个散发着神圣光芒的字眼。老干部当然也打牌和跑步，但老干部是不屑与他们这种人打牌和跑步的。老干部有老干部的社交圈子，而这个圈子被一道铁栅栏封住了，他们永远进不去。当老干部生病了，也有他们治病的地方，那就是老干部病房。老干部病房是一个多么圣洁的地方，我这个从十七八岁就参加革命的人都住不了，怎么轮到你一个目不识丁的卑贱老太去住呢？

我陪我姥娘住院。深夜，她输了液后睡着了。我走出来，在飘荡着福尔马林气味的医院甬道上走来走去。急救室那儿传来一声凄厉的哭嚎，那种尖锐的哭声就像刀子扎在你心里。我跑过去。一个遭遇了车祸的小伙子正被人从救护车上抬下来。他的一条腿齐膝盖那儿断了，白森森的骨头被路灯照得惨白。

我在病区踱步。走到每个病房门口，我都要驻足，从门上的小窗户向里探望。几乎每个病人都在病床上呻吟，扭动。他们不甘心滑向死亡，又对回到生命之岸束手无策。

俺不想死。这是住院那几天，我姥娘对我说得最多的话。死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所有的人都害怕死。这是因为他们害怕死会使他们失去生活的乐趣，因为他们不知道死会最终将他们带向何方。所有的人都不想死，可是所有的人都必须死，这是生活展现给人类的法则。

1996年，我姥娘九十岁。那年初夏，我大姨和小姨从各自所在的城市出发，来看望我姥娘。让我奇怪的是，我姥娘并没有什么喜悦，她只是淡淡地对她们说，来了？

她知道她们的到来只是一种仪式，是对死亡告别的仪式。

我大姨给母亲买了件新衣裳，是那种嵌着花朵的紫红色衣裳，洋溢着喜庆的气息。经常在电视里看到年纪一大把的老太太穿着大红大绿的衣裳，很是精神。可是我骨瘦如柴的姥娘穿在身上松垮垮的，让人有怪异之感。她似乎和她的身体分离了，她已经不能安详地和自己的身体待在一起。

我对我大姨和我小姨一直感到很亲切，那种亲切感似乎是来自于生理上的。相反，我对我父亲那头的亲戚却很疏远，仿佛隔着一层冰冷的玻璃。这跟小时候的经验有关。小时候，我家是寂寞的，周围邻居隔三岔五就有亲戚上门，那种乒乒乓乓的热闹更衬出我家的门庭冷落。父亲那头的亲戚很少光顾，母亲这头的亲戚又相距遥远，他（她）们只存在于书信和夹在书信寄来的照片上。好不容易把他（她）们盼来了（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懂得了什么是望眼欲穿），家里顷刻就有了过节的气氛。我们这些孩子每顿都有好菜吃，当着亲戚的面，父母也不打骂我了。更重要的是，我迷恋那种过节的气氛，隆重，喜悦，温暖。我扳着指头数日子，计算着他（她）们还能在这儿待几天。每当一天无情地过去，我心里就会痛惜无比。我想，如果时光能够停滞，那该多好啊。终于，分别的日子到来了，当他们一步三回头地挎着行李，到东街头等掘港过来的班车时，我一下子有了天昏地暗的感觉，因为他（她）们的离去意味着美好生活的戛然而止。虽然他（她）们走了，但那种过年的气氛并没有消散，它一直滞留在我的心头上。当很久很久以后，他（她）们又一次到来的时候，它又在我心头飘扬开来了。这次也不例外，我还是怀着小时候那种兴奋的心情，陪我大姨和小姨聊天，逛街，请她们吃饭。我还是扳着手指头，怅惘地数着她们归家的日子。

我最关心的是，她们什么时候再来。其实，我是想这样说，姥娘去世的时候，你们还来吗？我以为我会得到一个肯定的回答。但是她们不约而同地说，可能来不了，原因是旅途太远，还有个原因，家里有事，走不开。所谓的家里有事，是她们的儿媳都怀孕了，到时候生了孩子，有一大摊子事需要她们忙。她们的回答让我非常失望。难道一个出世的孩子比一个去世的老人更重要，更有价值吗？她们是不是认为，前者才是生命，而后者却成了“物”呢？相比一个活生生的小生命，腐朽的“物”当然可以弃之不顾。

事情似乎向她们安排的方向发展，一年后，她们的孙子降生了，与此同时，我姥娘处在了弥留时刻。她们果然没来，一头是孙子，一头是母亲，她们毫不犹豫选择了前者。我说过，几个孩子中我姥娘最喜欢我小姨，在我姥娘躺在护理院的病床上，经受灵魂脱离身体的难忍苦痛时，一遍遍呼唤着我小姨的名字。这时候我多么希望我小姨能乘飞机赶来啊。如果乘飞机，她可以朝发夕至。她的到来也许并不能减轻母亲的病痛，但却能使她尽可能安详地走在去天堂的路上。可是我小姨终于没有来，她在电话里对我说，孩子的母亲要上班，所以她要在家侍候孩子，须臾不能离开。我一边听她这样说，一边流着眼泪。我怎么也想不通，当一个母亲就要痛苦万分地告别留存了她所有喜怒哀乐的人世时，做儿女的怎么就不能放下手里的一切，星夜兼程赶来相送，见上最后一面呢？

又过了一年，我姥娘辞世的周年，我大姨和小姨约我母亲，一起去大庄上坟。那时，她们的孙子也还很小，也离不开她们侍候，可是她们却能走出家门，回到阔别已久的大庄。她们给母亲的坟焚香烧纸，她们走在大庄的村头街口，她们成了有孝道的人。说到底，人还是要名声的。

2010年，我母亲八十岁。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大姨和小姨分别从自贡和通化赶来与我母亲相聚。从1996年算起，我已经十四年没看到她们了，可是我心里再也没有了过年的感觉，滞留在我心头的那种过年的气氛，早已荡然无存。除了请她们吃了一次饭以外，我再也没有去我母亲家看望过她们。我一直无法原谅她们没送我姥娘上路。我知道，我与她们在一起是尴尬的，因为我不知道说什么。也怕回忆。而更无法聊什么将来。这个时候，我对语言是多么害怕啊。很多时候，是语言将我们置于狭路相逢的境地。

她们走的时候我也没去车站送，只是请朋友用车将她们和她们的行李送到车站。是的，我无法原谅她们在我姥娘最需要她们的时候，她们表现出的无情无义和人性的泯灭。我不能说服自己忽略她们对临终母亲的冷漠和不孝。后来我想，我的无法原谅是不是与我理想的毁灭有关呢？因为我一直希望我姥娘能在所有亲人们的簇拥中死去。

小宇也陪同她母亲来了，给我带来了自贡茶叶。以前我一直以为茶叶是江南的好，可是品了自贡的茶，觉得自贡的茶并不比江南的逊色。我对小宇也有无法言说的亲切感，那天我一见到她，就许诺好好陪她玩玩，带她去她的出生地长沙镇看看。带她去看看她的何姓保姆，我还记得我多年前的那一幕：她被一捆绳子拴在桌子脚上，而保姆却荷锄下田。

她跟我聊对长沙镇的回忆，聊小时候在小镇上四处走动的感受，可是她却一点都不提姥娘。我内心一直这样以为：长沙镇与我姥娘是密不可分的，长沙镇是我姥娘将近三十年的生活背景，也是她将近三十年的生活场景，如果剔去我姥娘，长沙镇对于我还有什么意义呢？最后，我将话题扯到我姥娘身上。我奢望再次通过语言找到我姥娘。我和她谈起姥娘最后的日子，我埋怨她母亲没有在姥娘弥留之际赶来送姥娘最后一程。可是，小宇显得很不耐烦，她说，过去多少年的事了，你还提它干吗？她为她母亲辩护，说当时确实走不开，否则是会赶来的。

我沉默了。我突然觉得她不再是长沙镇时代的那个小宇了。她是我表妹，但我更觉得她是个快被生活重负压麻木了的陌生女人。

问题是不是出在我的身上呢？是啊，我为什么总是纠缠过去的事不放呢？我为什么不能宽宏大量，原谅人们的过错呢？况且，我认为的过错，在世俗面前，就一定是过错吗？不是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吗？

然而，我永远不会改变自己。这不是想不想改变的问题，是无法改变。所有的人都在随着时代的脚步往前跑，但是我却楔在原来的地方。我无法说服自己将脚步跨出去。

有一件事刺痛了我。1996年，我大姨和小姨来看我姥娘。有一次我姥娘和我小姨拉呱，说自己经常吃不饱。她说的吃不饱可能是指晚餐。我父母非常爱惜粮食，晚上做饭都严格计划好，不让一粒米剩下来。这本来是好事，可是却害苦了我姥娘，她本来就食量大，吃完一碗属于她的饭，就再无饭可盛，便怏怏作罢。

这本来是母亲和女儿私下里说的一句悄悄话，说过也就算了。可是我小姨却找了我母亲，以一种兴师问罪的口吻诘责我母亲。这使得我母亲当即颜面扫地，下不了台来。她有种强烈的被出卖和吃力不讨好的感觉，心里充满了对母亲的怨怼。大姨和小姨回去后，有一天晚餐，我母亲将满满几碗米饭摆到我姥娘面前，强迫她吃下去。我姥娘对我母亲的举动感到突兀，她已经忘记了私下里和我小姨说的那句话。她对我母亲说，这么多饭俺咋吃得了？我母亲说，你吃得了也吃，吃不了也得吃，要不，你又要对人家说吃不饱了，好像我虐待你似的。

我姥娘说，这么多的饭，俺真的吃不下去。可是我母亲硬逼着她吃下去。这个时候，我姥娘就哭起来了。她是个倔脾气，这个脾气她到老也没改。她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摔，将还没吃完的半碗饭一推，以一种凛然的神态站起来，回到她的小房间，回到她的小床上去了。

这也是她一贯的做法，每次生了气，或在某件事情上遭受了挫折，她都要回到她的床上去。她是软弱的，从来不是顽强地去与挫折争斗，而是一触即溃地逃避。她回到她的床上去，实际上是回到她自己的身体里去。她也许觉得只有自己和自己的身体待在一起，才是安全和安妥的。只有自己与自己的身体深切地厮守在一起，才能免遭伤害。可是，现在她还能回到自己的身体里去吗？她的身体与其说是一具有血有肉的身体，不如说是一把僵硬的柴禾。她的身体已经成了一株毫无生气的朽木。

当我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我沉默了。我没有责怪我母亲。我有什么资格责怪她？如果我责怪她，那么，前提就是我把我姥娘接回家，从此完全由我来照料，一直到她咽气的那天。可是我没有勇气这样做了，我已经顾不上我姥娘了。不错，我很忙碌，但忙碌有时也是最好的借口。我两次千里迢迢把我姥娘接回来，但是我并未像我对自己许诺的那样，对我姥娘善始善终。我蒙骗并辜负了她。我是一个伪善者，一个道德主义的骗子，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父亲很吝啬。他的吝啬在长沙镇一带是出了名的，我小时候就听不少人对我说，你家的钱都生了锈。据说，我父母当年从部队带回来几千元钱。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几千元可不是个小数字。他们将钱存在银行里，隔上很长一段日子，就取出一点，应付家用。我父亲不是商人，从不认为钱会生钱。他只是个教条主义者，总觉得钱用一个少一个。也许，所有人的吝啬都是因为这个缘故。我父亲作为一家之主，用微薄的工资养活三个孩子，而微薄的工资花掉一个就会少掉一个，他只能选择节俭，将日常开支节俭到最低限度，所以他的吝啬并不让我羞愧。相比挥霍，吝啬是一种高尚的品格。它是责任感的表现。在贫穷的年代，无数个家庭就是靠着吝啬生存了下来的。

但父亲晚年的吝啬却是病态的。晚年，他早就卸除了养家的责任，与下岗职工相比，他有不菲的退休金，家里也无多大的花销，可是他依然是吝啬的。吝啬与惜物是一对孪生兄弟。惜物也是一种优良品格，可是惜物要是也到了病态的地步，那就与残忍无异。比如，一个惜物到了病态程度的人，不小心碰坏了家具，在碰坏家具的过程中，这个人的手臂也受了伤。这个人痛惜的不是自己受了伤的皮肉，而是被损坏了的家具。

住在我姐姐的房子里，我父亲的脑海里经常会闪现我姐姐在新加坡酷烈似火的骄阳下奔波，几近休克的场景。因此，他对房子倍加珍惜，无比呵护，比如，绝不允许洁白的墙面有一点污秽。

我姥娘最犯愁的是去卫生间。从她的小房间去卫生间，要经过一个过道。她行走已日渐困难，除了一只手拄着拐杖，还需要另一只手扶着墙壁，于是洁白的墙面就留下了她黑乎乎的手印子。对此，我父亲痛心疾首。他赶紧拿抹布去擦，手印子只能被擦淡，却不能完全被擦掉。他骂骂咧咧地怪罪肇事者。他警告肇事者，下次不能再把墙面弄脏了。肇事者唯唯诺诺，服帖认罪，态度恭顺地表示要痛改前非。再次去卫生间时，她决心不扶墙壁，可是她的身体并不听她的，她已经使唤不了自己的身体了。当她走出小房间来到过道上时，那只手故意跟她作对似的又扶在了墙壁上。拿开！她命令那只手离开墙壁。那只手却我行我素，置若罔闻。于是，墙上又留下一长溜新的污迹。这又招来我父亲的责怪。他对肇事者的态度更为严厉，而肇事者的态度也更为恭顺，又一次表示下不为例。她的表示是真诚的，可是谁说她的这种真诚不是欺骗呢？因为她根本做不到去卫生间不扶墙壁，而一旦扶了墙壁，就会在洁白的墙上留下污痕。后来，她对我父亲的指责麻木了。她不再表示什么下不为例了。她呆若木鸡地坐在那里，忍受着我父亲的指责。

对此，我也沉默了，我没有责怪我父亲。我知道，他早就准备了一大堆话，等着我责怪他。

我还对我父亲指责我姥娘总是把大便弄在坐便器上沉默。我沉默地看着他大发雷霆，看着他对我姥娘凶悍的神态。我还对很多事情保持着沉默。比如，我父母对我姥娘的冷落。比如，他们从未对我姥娘有亲热的态度。比如，他们从不跟我姥娘进行交流。

我最大的沉默，是对我姥娘所处的两难境地：因为压抑，忧郁，愁闷，度日如年，她不想再活下去；因为留恋人世的美好，她又不想死。

有很多次，她央求我弄一瓶安眠药给她。可是我知道，我就是把一瓶安眠药放在她面前，她也不会吃下去的。

轮到住我家里，她就会很高兴，全身放松下来，尽管仍然是寂寞的。有一天傍晚我下班回来，一进门就看到她坐在客厅地板上找什么。她神情焦虑，绝望，仿佛大祸临头。因为光线黯淡，昏花的眼睛看不清楚，她的两只手就在地板上不停地划拉，希望划拉到要找的东西。我一下子想起住在新建南楼的时候，她坐在楼下的草丛里划拉着找眼镜的情景。

我问她找什么。她顾不上说，挪了个窝，又用两手划拉。我不明白，她在空空的地板上找什么。终于，她划拉到了她要找的东西，如获至宝地递给我。

原来是拧在窗户插销上的金属圆球，她去关窗户，不小心将金属圆球碰下来掉在地板上了。我从她手上接过毫无价值的金属圆球时，眼泪禁不住汹涌而下。

现在想来，这是1997年4月发生的事。1997年4月，我把我姥娘接到我家来住。我记得，她每天都要喝很多水，我不明白，她为什么那样口干舌燥。1997年，很多人家流行使用气压瓶，我家也有一只，瓶面是彩色花纹的。我每天上班前，把盛满开水的气压瓶放在她面前。她便守着气压瓶，开始了一天寂寞的生活。我中午回来，她早就把气压瓶里的水喝光了。快给俺倒点水，她迫不及待地对我说。

无可置疑，生命的枯竭，是从生命里水分的枯竭开始的。

除了守着气压瓶，她还守着远远的照片。我给远远拍了很多照片，有些拿到照相馆去放大，放得跟真人一样大。放大了的照片未来得及挂到墙上，就摆在我书房的地板上。有一天下午，我从港南小学采访回来，掏出钥匙开门时，忽然听到屋里我姥娘的说话声。我听到她一遍遍地说，你是远远？你是远远？

我打开门，看到我姥娘坐在我书房的一张折叠木椅上。她把那些拢在一起的大照片分开来，倚墙摆在不同的方向，所以，她实际上是坐在好几个远远中间。她无论从哪个方向看过去，都能看到她的重孙子远远。她并未察觉我回来，还在对照片说，你是远远？她对这张照片说，你是远远？又对那张照片说，你是远远？她看上去很快乐，心满意足。在寂寥空旷的午后，只有这个孩子陪伴她，而这个孩子只是照片上的孩子。我想，她一遍遍地说“你是远远”时，多么希望远远从照片里走出来。

她还想回到以前的生活里去，像以前那样，每天上午将我买回来的菜择好洗净，等我中午下班回来烧。可是，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是不能重复的，她已经力不从心了，除了拿筷子，她已经没有力气拿别的了。

让我想想，1997年4月，还发生了别的什么。1997年4月，我姥娘特别想吃文蛤蛋汤。鸡蛋汤有两种简单做法，一是将水烧开，倒进打碎搅匀的鸡蛋，盖上锅闷片刻，盛出来，放进调味品。二是将打碎搅匀的鸡蛋拌上葱花，倒进油锅里煎，然后炒上几勺，再倒上水，盖上，烧开了再盛出来放调味品。我姥娘喜欢吃用第二种方法做的鸡蛋汤。如果鸡蛋汤里再放上文蛤，味道会鲜美无比。

你给俺做文蛤蛋汤吃。我打开冰箱，她看到里面冷藏室有很多鸡蛋，就对我说。

这就是与住在我母亲家的不同。住在我母亲家，她想吃什么，从来不说。而住我这儿，想吃什么，随口就说出来。

可是，那天我并没有给她做文蛤蛋汤，尽管这是举手之劳的事情。我买了一台486电脑，我正忙着练习五笔打字。我对我姥娘说，明天再做吧。可是，到了明天，我却忘记了。我意识里可能是这样想的：以后再做吧，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菜。我并没有想到，她再也没有“以后”了。后来，一直到她咽气，再也没吃到做法极其简单的文蛤蛋汤。这件事也一直让我痛悔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