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死亡

1997年4月底，央视电影频道在放一部战争大片《烈火金刚》。它是1991年根据同名长篇小说改编拍摄的，已经在电影频道反复播放了数次。那部长篇小说我在中学时代就读到了。和那个时代所有的长篇小说一样，因为辗转过太多人的手，封面早就没有了，甚至开头的几页也荡然无存，读这种光秃秃的，布满污迹的书，要很久以后才知道它的书名。我记得，当时我对它是多么爱不释手啊。如果没有它，我的少年时代该会多么黯淡啊。我吃饭时看，夜里就着窗前的星光看。我看了一遍又一遍。

那天晚上，我姥娘已经躺下了。我告诉她有打仗的电影，她喜出望外，说，俺要看。完全是孩子气的语调。她从床上挣扎着爬起来。她的身子骨越来越软，人也越来越没精神，躺下了就不愿起来了。和以前我家的邻居陆善堂一样，她也喜欢看打仗的电影。在我家，她每天晚上都要看电视，可是那些“出来进去”的肥皂剧总让她犯困，看了一会儿就上床躺着了。她总是问我，有打仗的吗？恰巧那些日子没有战争题材的电视剧，现在好不容易盼来了“打仗的”，她当然就不想放过了。

我记得，电影是八点左右开演的，片长三个小时，一直看到十一点才结束。现在，我依然记得那天晚上我和我姥娘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的情景。我把电视的声音调得很小，把灯也关了，四周万籁俱寂，客厅显得很空旷，房间里传出远远和他母亲轻微的鼾声。我姥娘坐在桌子后面的一把木椅上，即使是坐着，她腰板也挺得很直。她看得专注入神，她不知道这是她最后一次看电视。看到鬼子出现，她就赶紧把头低下。她说，怪吓人。但是，很快又把头抬起来了，她不想放过那些热闹的打仗场面。途中，她几次说，俺脖子疼，俺想上炕躺着。她总是将“上床”说成“上炕”，来江苏几十年了也没改掉。我以为她脖子疼是看电视看的，也没往心里去。她呢，恋着打仗的电影，还是硬撑着看完了。

那天夜里，我一直听到她在哎哟哎哟地呻吟。我到她房间去看她。她抓住我的手，绝望地说，俺脖子疼。我觉得她有点大惊小怪，我记得我这样说，看电视看的，歇歇就好了。她说，你明天送俺到你妈家去。我说，你不刚来没几天吗，再住些日子送你过去。她说，俺在这儿住不下了，俺得去你妈家，明天送俺走。第二天早上，我起来时，发现我姥娘不见了，她的床空着，可是被子叠得很整齐。她一定是大清早就到我母亲家去了。我心里有点难受。我姥娘把被子叠得这么整齐，说明她是把自己当成了客人。她这样急着去我母亲那儿，意味着她还是将那儿看成是自己的家，而来我这儿是客居的。

我跑下楼。我的住处与母亲家仅相距百米，按理我姥娘应该早就到了，可是她却在半途中。她扶着水泥甬道边上一根水泥电线杆，佝偻着腰背喘息。晨风吹拂着她的白发，它们纠结在一起，最后又散乱地飘飞起来，似乎要带动她飞起来。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我姥娘存在于大地上的形象。

本来，我以为我姥娘的脖子疼是看电视看的，休息几天就会好。以前，她哪儿不舒服，只要在床上躺两天就好了，这次也应该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次躺了几天，不但脖子没好，后背也疼起来了。很快，全身都疼起来了。脖子疼的时候，她还不是整天躺着，她会倚着床背坐一会儿。后背开始疼的时候，她也是每天挣扎着坐一会儿。她渴望能坐着，因为坐着还能抓住点什么，虽然她僵硬的双手什么都抓不住了。而躺着，肯定就什么也抓不住了。

现在想来，我以为我姥娘休息几天就会好，其实是对她的漠视和忽略。要知道，她已经九十二岁了。

那时，远远已经三岁了，他在新苗幼儿园上小班。每天去接他。他还是那样沉默，不卑不亢，神情凛然的模样，但是，他看到我出现在门口就兴奋起来了。隔着老远，他的两臂就张开来了，做出要我抱的样子。我用自行车带着他（他坐在车杠上的小竹椅里），到黄海路榨一杯甘蔗汁。他一点都不贪，只喝一杯就满足了。然后，我带他回家。路上，我时不时用手拨拉一下他的头顶，他蓦然回头，与我相视，会心一笑。我多么喜欢他的那种笑啊，璀璨，明净，默契。

回到家，天色还早，我带着远远到东面农田转悠。自行车穿行在田埂小道上，所有的油菜都开花了，一大片浓郁的黄，就像是梵高用画笔涂抹上去的。这是春天的傍晚，农田弥漫着清香苦涩的气息，所有的生命都在蓬勃生长，而我姥娘却在疼痛中挣扎。不可否认，我带着远远去农田转悠，实际上是一种逃避。是的，那些日子我在逃避，我因为恐惧而逃避。我害怕听到我姥娘痛苦的叫喊，害怕看到她因为痛苦而抽搐颤栗的样子。当我对某件事情束手无策的时候，我往往选择逃避，仿佛因为我的逃避，那件事就不再存在似的。

我总是往好的地方想，我坚信不疑地认为，我姥娘会从疼痛中走出来。在此之前，她经历过无数病痛，最后都挣脱出来了。她虽然已经九十二岁了，但我觉得她还能再活几年。

暮色苍茫的时候，我和远远回到母亲那儿。我走进我姥娘的小房间，以期待的语气问她，好了吧？

我姥娘愁眉苦脸地说，不中啊，俺还是疼，疼得俺受不了了。

那时候，我姥娘脖子上的疼已经传染到后背上了。在我一次次“好了吧”的询问中，后背上的疼痛又扩遍了整个全身。她终于彻底躺倒了。

疼啊，俺疼得受不了了。疼啊，俺疼得受不了了。开始，她还小声呻吟着，后来，她就忍不住叫喊起来。哎哟，哎哟。她就这样一声声叫喊着。从早到晚不停地叫喊。

在宁静的夜里，我姥娘的叫喊犹如分贝很大的噪音，严重影响了我母亲的睡眠。我母亲在睡眠方面是很娇气的，一丁点动静就会造成她的失眠。我姥娘无休无止的叫喊让她无法忍受。我让她睡到我家，我去陪伴我姥娘。

夜晚是从我姥娘的一声声叫喊“疼”开始的。我看到我姥娘在她窄小的床上扭曲挣扎，我握住她瘦骨嶙峋的大手。除了握住她的手以外，我还能做什么呢？可是我握住她的手，并不能制止她的叫喊。春末的夜晚已经有了夏天的气息，楼前楼后的住户都把窗户打开了，电视的声音清晰可闻。我听到很多邢质斌在播送着同一条新闻。然而，我姥娘的叫喊很快就把邢质斌压下去了，邢质斌只有在我姥娘叫喊的间隙出现。我听到了天气预报的背景音乐《渔舟唱晚》，它本来是那么欢快，而现在却被我姥娘的叫喊搅得忧伤万分。然后，黄金时间段的电视剧开始了。电视真是个好东西，它能制造出一个家庭的欢乐气氛，它让家庭成员放下手中哪怕是再迫切需要做的活计，亲密无间地围坐在它面前，让他们沉浸到屏幕上浮现的美好生活里。这个时候，谁会听到一个九十二岁老妪的疼痛叫喊呢？即使近在咫尺的我父亲也没听到，他一直坐在他紧闭屋门的房间里看电视。他一次也没有过来看一下我姥娘，哪怕是像我那样假模假样问一声“哪儿疼”也没有。后来，电视的声音像路灯那样次第熄灭了，家家户户开始进入甜蜜的梦乡，静谧的午夜正在来临。我央求着我姥娘，你别叫喊了，你也睡吧。我姥娘不听我的，她叫喊得更厉害了。俺疼，俺疼，毁了俺了。她的叫喊让我大汗淋漓，我听到一屋子木器家具的纤维也被她叫喊得格格开裂。我听到我父亲如雷的鼾声。我父亲是那种头一靠枕头就能呼呼大睡的人。我打开窗户，左邻右舍甜蜜的鼾声扑面而至，不知为什么，我将那些甜蜜的鼾声比成舒伯特的小夜曲。我在写我姥娘的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外婆尖锐的疼痛使我汗水涟涟。我多么希望甜美的小夜曲能抚慰凄厉的叫喊，并且最终融化它，最终驮着它在接近黎明的夜空飞翔……

春末的午夜真宁静啊，风声，虫鸣，狗吠和夜行的车辆声都退到一边，成为遥远的背景，两个声音在这个背景上凸现出来：一个是我姥娘撕心裂肺的叫喊声，一个是蔓延进来的甜美鼾声。它们就像两潭水，在一个屋子里流淌着，可是它们一碰到对方就缩回去了。它们是水火不相容的，交织不到一起去，那么，我为什么奢望“甜美的小夜曲能抚慰凄厉的叫喊，并且最终融化它，最终驮着它在接近黎明的夜空飞翔”呢？

在五月，那整个月份里，我姥娘的疼痛一天天加剧着。疼痛使她彻夜难眠，死去活来。她嗓子已经嘶哑了，但她还在不停地叫喊。是的，整个五月都被我姥娘叫喊得疼痛起来了。

提到五月，我就会想起那首《五月的鲜花》。多年前的一个五月，我在读高一时，有一天黄昏我从长沙公社参加完“五四”青年联欢会回来，我嘴里哼唱着《五月的鲜花》。就在一个小时前，我和同学们在台上合唱了这首歌，现在，它还在我嘴里余音袅袅。我迈着少年轻狂的步子，行走在从长沙公社至长沙镇的砂子路上。沿途农田漾出的麦香让我深深迷醉，只有五月才会有这样的麦香，我那时就认为，麦香就是生命的气息，所以，生命应该是在五月里最鲜活的。我记得，回到家里，母亲正在河边洗黄瓜，清水里的黄瓜多么像翡翠。黄昏，河流，江芦，翡翠，空气中麦子的芬芳，这就是五月啊。

可是这个五月永远死掉了。

现在我一想起五月，就想起我姥娘疼痛的叫喊。她整整叫喊了一个月，而我们却眼睁睁地看着她叫喊一个月。因为吃不下，睡不着，疼痛就成了我姥娘活着的全部。我们完全成了局外人，对她漠视，袖手旁观。这也是如今让我最疼痛的地方。

我们为什么一点都没想到送我姥娘去医院诊疗呢？是因为她太老了，不值得送去，还是因为我们觉得疼痛是她的事，与我们毫不相干？

我母亲怀疑我姥娘罹患了癌症，她全身疼痛很可能是癌症引起的，可是我们压根儿没想到要送我姥娘去医院确诊。

疼痛既有身体方面的原因，比如肿瘤对周围组织、脏器的侵犯、压迫和对神经系统的浸润。也有非身体方面的原因，比如焦虑、孤独、绝望和对死亡的恐惧。我姥娘其实就是死在这把双刃剑的绞杀之下的。

后来我在医学资料上看到，临终疼痛多与癌症有关，临终病人中癌症病人占极大的比例，所以临终病人的疼痛大多与癌症引起的疼痛有关。世界卫生组织癌痛治疗专家委员会的专家们认为，应用现有的和为数有限的镇痛药物就可以解除大多数癌症晚期病人的疼痛，如果癌症晚期病人疼痛症状未得到有效缓解，其中主要原因是没有得到足够量的麻醉性镇痛药。

有很多理由可以认为我姥娘就是一个癌症晚期病人，但别说没有给她使用足够量的麻醉性镇痛药，我们甚至连一粒镇痛药都没有给她用过！就让她那么干耗着，眼睁睁看着她在疼痛的残酷折磨下一步步走向死亡。

如果我们当时能把我姥娘送到医院去，那么我姥娘的疼痛就会被遏止。医护人员可以视疼痛的程度使用各种镇痛药，比如口服或皮下注射吗啡、杜冷丁，也可以注射芬太尼缓解疼痛。而且，在家里也可以注射，我父母都是医生，完全可以做到。可是，我们一点都没想到帮助我姥娘减轻疼痛。我们对疼痛丝毫不尊重。也许我们当时这样想：疼痛是你的事情，我们只要自己不疼痛就行了。

灵魂无法安顿，也会造成一个人临终的痛苦，灵魂不想留存在肉体里，但是在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去处前，它只好待在肉体里，但这会让它不甘心，让它焦虑，所以它迁怒于肉体。一个人临终的过程，就是灵魂挣脱着离开肉体的过程，但我们只是期待着这个人赶快完成这个过程，期待这个人的灵魂赶快离开肉体。我们认为，完成这个过程完全是这个人一个人的事，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去帮助这个人完成这个过程。

有一天下午，我和我母亲给我姥娘换床单。我想把我姥娘抱起来，以便让母亲换掉床单，可是我姥娘死活不离开她的床。不知她哪来那么大的劲道，她两只手死死抓住床帮，硬是不让我抱离床铺。我和我母亲只好把她卷在床单里，抬下床，放在床前的瓷砖地上。她恐慌得大喊大叫。我一直想不明白，她为什么那么恐慌，好像我们要把她抬到一个可怕的地方去。她蜷缩在床单里瑟瑟发抖，她头发散乱，形容枯槁，已经干瘦得没有了人形，完全是一具蒙着一层薄皮的骷髅——这就是我姥娘吗？这就是当年背着我在永安街上走来走去的姥娘吗？这就是在夏天的夜晚将我们几个在竹榻上睡着了的孩子搬冬瓜似的搬回屋里的姥娘吗？这就是在慵懒的午后，挎着菜篮子，挺着笔直的腰板，走在长沙镇街道上的姥娘吗？

俺疼，俺疼啊。十岁的那年，她这样凄厉地叫喊过，现在她九十二岁了，又一次这样凄厉叫喊。

其实，那时，我姥娘已经是一个临终的晚期病人了。但这个临终的晚期病人没有得到温暖的关怀。

在人的整个生命发展过程中，生命的两极——“出生”与“临终”这两个特殊阶段，都应该特别需要得到关怀与照顾。可是我们却顾此失彼。我们喜欢“出生”，因为“出生”象征希望，代表未来，所以我们对出生婴儿备加关怀与照顾。可是我们却恐惧“临终”，忌讳“临终”，因为“临终”是对生命的否定，“临终”充满了晦气，所以我们总是遗弃临终之人，对其唯恐避之不及。我们注重“优生”，却很少考虑“优死”。一个人哭着来到这个世界，最后又哭着离开这个世界——谁能否认这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什么时候，当一个人能够含笑离开人间，而不是“哭着离开世界”，什么时候我们能让所有的晚期病人都能有尊严地、无痛苦地走向生命的终点，我们这个社会才是真正人道和温暖的，人类理性生活才算真正的觉醒。

在疼痛的间歇，我姥娘会昏睡。我更愿意将之看成是沉湎。当重病使病者发现来日无多，也许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沉湎于过去的时光，因为他眼前只剩一眼，捉摸不定，往日却历历在目。没有未来，只有过去。他的回到过去，其实就是“返乡”，是“生命回顾”，是往生命的深度行走。我姥娘的沉湎就是让重病带她走向归返之途，回到故乡。她开始寻找自己，寻找自己熟悉的往昔。如果找不到自己，找不到熟悉的往昔，她将无法回归故里。可是，她找不到自己了。于是，她开始寻找与自己最亲密的人，通过他们来找回自己。我姥娘开始呼唤一个名字，晓。那是她最喜欢的三女儿，我小姨。

晓，晓，你快来吧。我姥娘时不时就这样呻唤着。

我们打电话给我小姨。她一口回绝了，她说她的小孙子出世了，她要在家照料孩子。她在电话里说，孩子长得很可爱，和她特别亲，须臾离不开她。我们又打电话给我大姨，她也是同样的理由，来不了。

这让我很伤心。人在临终的时候，更加需要亲情，回忆亲情，谈论亲情，寻找亲情，可是，没有亲人守在床边，一切都是空的。我不知道，有什么比死亡更重要？有什么比诀别母亲更重要？有什么比“陪伴人生最后阶段的旅程”更重要？有什么比在死神面前，与临终病人共同生活，同甘共苦，共同经历死亡的威胁，使他从愤怒、焦虑和抑郁中解脱出来更重要？在犹太传统中，亲人是不能离开病人床边的，更不能离开临终的亲人床边，如果一个人没有在他临终的亲人床边陪伴，让他在不安、恐惧和别离的痛苦中死去，那么这个人终生都会有强烈的罪恶感。如果我们不能陪伴在即将溘然长逝的亲人床边，我们会有罪恶感吗？我打我弟弟的电话。这时我很需要他在我身边，需要他减轻我内心的压力。我很喜欢他，对他有一种特别的情感，但是他在外地出差，根本回不来。

我姥娘的死亡注定是冷冷清清的。

我母亲打电话给我舅舅，让他来侍候母亲。我母亲一方面是累了，另一方面她不想放过我舅舅。作为儿子，我舅舅是没有任何理由推脱的，尽管他那时因为中过风，行走不便。

我母亲知道我姥娘这次是挨不过去了，她问我姥娘想吃什么。我姥娘说，俺想吃饸饼。我母亲烙了一锅子饸饼，鸡蛋韭菜馅的。我母亲也很会烙饸饼，她也能将饸饼两面都烙得焦黄，又酥又香，韭菜汁都从饸饼的缝隙里溢出来了。可是我姥娘只吃了半只就吃不下去了。她哭着说，俺咋就吃不下呢。

我买回了很多虾公，刚从海里打上来的，一个个都还活蹦乱跳。我姥娘喜欢吃煮虾公，那种煮得通体红彤彤的虾公。可是，她现在一只也吃不下去了。

我去掘港汽车站接我舅舅和舅母。远远的就看到他们坐着黄包车过来了，那是在黄昏时分，天欲黑不黑，空气中突然就弥漫起雾气。我看到黄包车驮着一个满头白发的干瘦老头，一个体态臃肿的老妇，他们并排坐在一起，脸上是木然的神情。雾气隔断了黄包车与地面的连接，仿佛正携带着他们飘浮在夜空中。

那天晚上，我舅舅和舅母是在我家住宿的。因为中过风，腿脚不利索，我舅舅在卫生间里洗脚，洗了很长时间才出来。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我舅舅，他回东北不久后就病逝了。

与几年前比，我舅舅的变化很大。这个变化不仅表现在身体上，而且还表现在精神上。看上去他已经很老了，已经蜕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老头了。有很多老者，虽然发如银丝，但却洁净，梳理得井井有条，自有一番气度在里面。而我舅舅的苍白的头发又脏又乱，虬结在一起。白发下是皮肤缩皱的脸，像是枯掉的丝瓜皮。他更沉默了，难得一笑，即使笑也是硬挤出来的，是为了迎合或自嘲。他神情呆滞委靡，对这个世界已经彻底失望。他也愁苦绝望，屡次遭受生活的磨难，开始还抗争，但终因势单力薄而放弃，最后便一蹶不振。

几年前我去通化，没跟他打声招呼就把我姥娘接回来了，这不仅有悖常理，而且深深伤害了他。在他看来我一定是很能的，能得可以包办老人的一切，再也不用他管了，可是事实并非如此，现在老人躺在病床上了，他还是要跋山涉水，从东北赶过来。他怨恨我吗？

我舅舅和舅母的到来，意味着我父母亲卸下了沉重的负担。可是他们对我舅舅和舅母冷若冰霜，他们之间的芥蒂永远不可能消除。我父母亲不让我舅舅和舅母住在他们家里。要是我舅舅和舅母住在他们家里，那就意味着我姥娘最后就会死在他们家里，这对他们来说是无法想象的。这房子是他们的女儿买的，要是我姥娘死在家里，这房子便会永远有晦气。我父亲摆出这个理由时，口气冰冷生硬，毫无商量余地。我舅舅和舅母必须赶紧出去租房子，一定要赶在我姥娘咽气前搬出去。

我舅舅和舅母就像挨了一闷棍，他们没料到事情竟会这样。本来他们还觉得宾至如归，现在却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从上到下一片冰凉。大老远赶来，旅途疲惫不堪，还没顾得上坐下来喘口气，没顾得上吃一顿热乎乎的饭，就被赶出去了。我舅舅一声不吭听完了我父亲的话，丝毫没有声辩什么。他已经不再与这个世界抗争什么了。他已经心甘情愿被这个世界抛弃。他已经承认他被命运打败了。

人生地不熟，到哪儿去找房子呢？我在宾东小区附近找了一间民房。那座房子被油菜田所包围，金灿灿的油菜花已经凋零，菜秆上结满了饱满的籽粒，春风徐来，那些籽粒摇出金属的声响。房东是一对老夫妇，他们的儿子几年前因为一桩盗窃案坐了班房，我租下的房子正是那间日后准备给儿子做新房的西屋。

我对我姥娘说，我们走吧，出去住。我姥娘病倒后一直想让我在外面租间房子，搬出去住。她说，（你爸爸）脸不是脸，嘴不是嘴，俺看了难受，你给俺找个房子，俺想出去住。现在，她终于能出去住了。她知道这一出去再也回不来了，可是她非常平静。那天下午，她被抬走前，暂时被安置在摆在我母亲房间里的黄帆布三人沙发上。在疼痛过去，而下一阵疼痛还未来到的间隙，我姥娘平静地躺在沙发上。她瘦得变了形，如果脱掉衣服，躺在沙发上的就是一具枯骨。因为枯瘦，她的那双干了一辈子活的大手，变得出奇修长，蜡黄。她用这手从怀里掏出红手帕包着的六百八十元钱，这是她一生的积蓄。她平静地对我说，俺好了，再给俺，俺好不了，就给你。

我一直保存着那块红手帕，和红手帕包着的六百八十元钱，但我从未打开过，它被放在我书房抽屉的最深处。

我和我的朋友朱永峰用担架将我姥娘抬下楼，我记得，担架很沉重，我们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我姥娘病得瘦成一副骨架子，为什么还这样沉？一个将死之人，他（她）的肉身是很沉重的吗？

下楼的时候，我内心非常忧伤。在这个世上，也许所有的人都是希望死在家里的。多年前，在欧洲一个小乡村，一个农民从树上摔下来，奄奄一息，当时他只有一个简单的愿望——死在家里。这个愿望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满足。他留在了心爱的家里，躺在鲜花丛中，亲友一一来向他道别。这种死亡会有平和、充满爱的感觉，悲伤但温暖。这样的死亡才是有福的。后来，我读到美国心理分析医生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的一段话时感动得流泪了。她说，如果病人能够在他熟悉和喜欢的环境里结束生命，他所需要的心理调节和适应就会简单得多。他的家人对他了如指掌，会用他极其喜爱的葡萄酒来代替止痛剂，用家里煲制的香喷喷的羹汤来激发其食欲，让他呷上一两口，而在我看来这一两匙美味的汤汁要比注射液更可心如意。

一个人只有死在家里，他的灵魂才会安宁，他慢慢僵直的躯体才会安逸。可是，我姥娘是一个没有家的人，从当年她离开大庄起，她的身份永远是寄居者。

我还想到，在我们这个社会，一个病人，当他处于临终时刻时，他常常被当作无权发表意见的人来对待。他的去向，他的栖身之处，通常由他人来做决定。他的感情被忽略，他的愿望被忽略，他的被聆听的权力被忽略。

我当时对我姥娘躺在那张黄帆布三人沙发上（黄帆布三人沙发显然是走向死亡的暂时落脚处）平静的神态，和她将包着钱的红手帕递给我，对我说“俺好了，再给俺，俺好不了，就给你”的平静语气感到惊讶。后来我想到，也许，那个时候，我姥娘的恐惧和焦虑已经过去，已经准备好接受死亡，所以表现得异常平静。是不是只有真正接受了死亡的病人，才能缓慢而又平静地进入这样一种超然状态？

似乎是蒙田说过，死亡就是临终的时光结束的那一刻。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因比较常想到死亡，反倒并不怎么害怕死亡。年轻人害怕死亡，是因为他们会认为死亡来得太快，剥夺了他们的生存权。老年人不怎么害怕死亡，是因为他们都已面对过其他各种不同的丧失。例如：朋友与家人的死亡，各种身体功能的衰退，年轻的外表、主动的角色以及重要的关系等的丧失。但老年人仍然是恐惧死亡的，倒不是恐惧死亡本身，而是恐惧临近死亡的时刻，因为那一刻充满了绝望、寂寞、无助和孤独。

我想，我姥娘的疼痛，除了来自生理上的，也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心理上的，是绝望、寂寞、无助和孤独造成的。我相信，她进行过抗争，让自己远离死亡来临的那一刻。她心存侥幸，认为自己不会死，但是，最后她坚持不了了，她放弃了抗争，平静地接受了死亡，迎来“漫长旅程前最后的休息时间”。

租来的房子与我父母家近在咫尺，但是我父亲从未来探视过我姥娘，我母亲也很少过来。一切，都与他们无关了。

事实上，我姥娘在租屋里也就住了七天。七天，正是上帝创造世界所用的时间。那七天里，我姥娘无时无刻不在叫唤。俺疼，俺疼，疼死俺了。她痛得在床上爬来爬去，痛得像她十岁裹脚的时候那样，一口一口咬着棉絮。我姥娘是中国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妇女，寻常得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她一生太平凡，平凡得只有她少数的几个亲人才能从汹涌的人流中认出她来。除了我舅舅，大姨和小姨以外，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写信给她，也没有人打电话给她。她除了带大自己的几个孩子，带大了五个外孙和外孙女外，就是操劳了一辈子家务，她善良，勤劳，忍辱负重，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慈爱，但这些都没有让她避免二十世纪发生在中国的所有战争、饥饿、死亡和政治恐惧。现在，在她九十二岁的耄耋之年，又要让她饱尝病痛的折磨了。

面对我姥娘在床上的痛苦挣扎，我舅舅和舅母也是束手无策，准确地说，他们视而不见。他们认为一个人死之前都要经历这个阶段，别人无须去管，也管不了。他们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死亡的降临。

我舅母每天都要上街转悠。早上出去，中午回来做饭，下午又出去了。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出去“勘察”市场的，她想叫她的两个赋闲在家的儿子过来，在此地做点小买卖，比如，在闹市区开个“东北水饺馆”。那时，整个掘港还没有一家地道的东北水饺店，要是真能开成，说不定会成气候，从而解决一家的生计问题。我舅母也许是对的，相比死来说，生更重要。

我舅母早出晚归，我舅舅足不出户，木然地守着母亲。他一根接着一根抽劣质香烟。当母亲因为疼痛扭摆身体时，他就猛劲地吸，试图以重重烟雾掩盖现实，苦等最后时刻的到来。有时，他会陷入某种沉思，对母亲的叫喊充耳不闻。我经常从窗外看到他倚着床架，仿佛睡着了。

我每天都要带着我的孩子远远去看我姥娘。那时，远远感冒了，发热，可我还是带他去。我是想，让他多看几眼太太吧，尽管等他长大了，他会对喜欢他的太太了无印象。

看到重孙，我姥娘苦涩的脸上现出笑容，她握住远远的小手，不愿放开。她知道远远感冒了，我每次去，她都要问我，远远好了？远远好了？

我每天晚上都要到那间西屋去。我就站在屋子后窗外面。那时也就是八点钟的光景，正是家家户户围坐在一起看电视的时候，可是那间西屋里已经熄了灯，我听到我舅母如雷的鼾声不断从窗子里冲出来，她奔波累了，睡得很香甜。我听到我姥娘疼痛的尖锐叫喊声与我舅母轰鸣的鼾声紧紧拧在一起。我被拧得大汗淋漓，只有仓惶逃离，可又心有不甘，便再次返回，迎接那两个声音的夹击，但须臾又逃走，然后又返回去。

我什么也没干，或者说我没想到要去干什么。我也和我舅舅那样，眼巴巴地看着我姥娘疼得死去活来。自从我姥娘病倒后，我们所有的人都从来没想到要去帮帮她。我们这些现代人远不如公元四世纪一位名叫Fabiola的目不识丁的罗马妇女，她在自己的家中无偿为饥渴者提供食物和饮料，为贫困无衣遮体者提供衣服，为贫穷的晚期病人提供照护。可是我们没有谁去照护临终的姥娘，去安慰她，去为她减轻疼痛。我们甚至没问我姥娘一声“你很疼吧”这样的话。我相信，病人如果能听到“你很疼吧”这样的话，他一定会好受得多，他会觉得别人知道他所受的痛苦，他会觉得别人并没有对他视而不见。

我们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发展迅速、规模巨大、持续时间长的特点，2032年以前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最快的时期，2030年至2050年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最严峻时期。2032年左右，老年人口抚养比将超过少儿抚养比，老年人口将成为主要抚养人口。据新近的医学预测，二十一世纪的一大半人很有希望活到一百五十岁甚至两百岁。老龄化是什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老龄化就是一种长期的疾病！

会有越来越多的老人成为我姥娘这样的临终晚期病人。而临终晚期病人的生命与健康人的生命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他们多么需要亲人温情的照护和关注，关注他们在等待与这个世界永别过程中所产生的悲伤，关注他们临终复杂的理性和情感状态，那种痛苦与恐惧、默认与屈服、暴怒与羡慕、冷漠与倦怠。

老龄化社会面临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安顿退休以后长期衰弱的老年人或患有严重绝症的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使他们不至于感到孤独无依，在精神上仍能安身立命，在死神来临之时不会感到恐惧不安，从容自然地接受死亡。简言之，就是如何让他们在临终之际获得生命的尊严和死亡的尊严？

也许，在老龄化社会里，死亡不是一种威胁，而是一种挑战。我们该如何接受这一挑战，如何把生命的尊严维持到底？如何把老龄化现象转化成为人类精神的深化阶段？说到底，这应当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伦理道德规范。

我舅母到街上买了煤球炉子，及锅碗瓢盆一应用具，自己做饭吃。到了吃饭的时候，她过去例行公事般的问躺在床上呻吟的婆婆，你吃不吃？她婆婆摇摇头，她便和我舅舅自顾自吃起来了。自从搬进那间西屋，我姥娘从未进过食，也没喝过一口水。她已经咽不下任何东西了。我买了几听八宝粥，喂她。她艰难咽下去，顷刻又吐出来了。她流着泪对我说，俺想吃，可俺就是吃不下啊。她嘴唇干裂得可怕，嘴皮浮卷起来，就像废纸屑，一层层往下掉。我用棉球蘸着水，不停地润湿她的嘴唇。

我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我姥娘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我打听到掘港中心卫生院办了一所护理院，我去察看了一番。它就坐落在宾东小区北边，很近。护理院收纳的是膝下无子女、重病缠身的孤寡病人，或虽有子女却无暇照料的老人。它有比较完备的医疗设施，有专门的医生和护士，还有从社会招聘来的爱心护工。更让我满意的是，有单独的洁净的病房。相比拥挤、嘈杂、充斥各种异味的普通病房，这儿简直可以称得上天堂。

从护理院回来的路上，我内心极其懊丧和灰暗。我为什么不早点去打听护理院呢？如果从我姥娘病倒的那刻起就送到护理院去，那该免却她多少疼痛啊！

然而，我舅舅和我母亲强烈反对我把我姥娘送到护理院去。他们认为，把我姥娘送到护理院完全是多此一举，根本没必要把钱花在一个快要死去的老人身上。在他们看来，老人没有几天了，到时咽了气，送到火葬场就行了。他们的态度让我寒心。我对他们说，不用你们花一分钱，所有的费用我来承担。

1997年5月15日下午，我和朋友朱永峰将处于昏睡状态的姥娘抬往护理院。从宾东小区往北的道路是由一个敞棚和一条黄泥小径组成的。敞棚是用来寄放小区住户的车辆的，平时很宽敞，但那天却挤满了人和许多模糊的事物，显得狭窄和幽暗。唯一能看明白的，是敞棚尽头的一团亮光。我姥娘的白发从被头上飘起来，然后在亮光前面飞扬着，多么像坟头上飘动的白幡啊。敞棚里的人纷纷躲开我们，但我仍觉得走得艰难。走出敞棚，我徐徐吐了一口气。

我们踏上了一条黄泥小径。从现在起，我姥娘就要享受她的绵绵假期了。

我去办入院手续时，我姥娘就躺在放于病房门口的担架上，那一刻她神智清醒，神态安宁祥和，她注视着那些从她身边跑来跑去的人。

我姥娘住进了一个很干净的单间，沿东西墙各摆着一张病床，靠门搁一张软面沙发。护理院所有的病房都是这样简单的摆设，一张病床给病人用，另一张病床和沙发给来探视的家属休息。

护工叫孙秀珍，是一个体态匀称，面相善良，脾性直率的中年女人。我和她把我姥娘抱放在病床上，她掀开覆盖在我姥娘身上的破棉絮，顿时臭味扑鼻。孙秀珍毫不客气地骂起来，你们是怎么服侍的？你们还把老人当不当人？我姥娘穿了件破旧棉毛衫，套着由蓝绒运动衣改成的马甲。马甲上布满了粪便。

孙秀珍手脚麻利，很快脱了棉毛衫和马甲。那一刻我锥心的疼痛。我姥娘年轻时是个苗条可人的女人，而现在她的红颜，她的柳眉，青丝和丰唇，她的皎月般的面庞，她的肩、臂、乳、胸、臀、腿、脚的优美线条，全都遗落在岁月之河里了，只剩下了一副硬邦邦的骨头架子。孙秀珍轻轻擦洗老妪的身体，哄孩子似的嘟囔着，不疼，不疼，快好了，快好了。然后换上条纹病员服。我姥娘始终盯着天花板，一言不发。

擦洗完了，盆子里全是浓稠的粪水了。又碰上了麻烦。我姥娘屁股上的褥疮大面积腐烂，血肉模糊。稍微一擦，我姥娘就撕心裂肺地喊叫。窗棂上飞落一只蝴蝶，我姥娘喊叫时，它的翅膀就抖动起来。孙秀珍拧了把毛巾，开始擦洗老妪的褥疮。疼，疼，哎哟，疼死俺了。我姥娘摇着床喊。我差不多也叫喊起来。孙秀珍置若罔闻，不顾一切。我拉住她，试图制止她。谁知她粗暴地甩开我。她流着眼泪说，你让我怎么停，有些活儿是无法停下来的。

直到擦洗完褥疮，扑上爽身粉，才完全停了手。她擦着泪，抱歉地对我笑笑。

孙秀珍照料得熨帖，细致，她完全是把我姥娘当成自己的母亲来照料的。她不停地抱着我姥娘翻身，用温热的水给我姥娘擦身，搽爽身粉，更换棉絮片。

我非常感激孙秀珍，我姥娘去世后，我几次去护理院看她。她在忙碌，而我坐于一边默默看着她。等忙了一阵，她就在我身边坐下来，告诉我，她不记得送走多少老人了。说这话时，她并不多伤感。然后她也沉默了。

在护理院的那几天，我一直感到伤感和悲哀。我姥娘又一次被当成“物”来对待，虽然她那时还没有进入昏迷状态，她仍有思想、意识和情感。一个被当作“物”的临终老人，他的死亡过程是孤独而没有人情味的。护理院的医护人员恪守职责，昼夜不停地忙碌，可是他们满脑子考虑的都是心率、脉搏、心电图、肺部机能、分泌物，就是没有考虑到病人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从来没有一个医护人员，哪怕停下来一分钟，让我姥娘只问一个问题，或者听她说一句话。从来没有一个医护人员默默地在我姥娘身边坐一会儿，或者是轻轻触摸她一下，更不用说交谈。而我滑向死亡的姥娘，需要的恰恰是这个。

我父亲仍然没有来探视我姥娘，我母亲和舅舅、舅母也很少来。其实我非常盼望与我姥娘过从甚密的朋友和亲戚来看望她，比如朱秀莲。比如我姑妈。我姑妈住在一个叫九总的地方，介于掘港与长沙镇之间。每次她去海边我伯父家，都要在我家歇脚。我姑妈人长得娇小，身子轻快，又未裹过脚，走起路来嗖嗖的。她早上从家里步行出发，午饭前赶到我家歇脚。我姥娘一见到我姑妈高兴得什么似的，她也学着我们叫姑妈。姑妈你快坐着，姑妈你快喝口水，姑妈你快用毛巾擦把脸。家里也没做什么好吃的，我姥娘就赶紧擀面条。我姥娘是北方人，北方人总觉得用面食招待客人是最好的。我姥娘擀面条也是好手，她擀的面条又细又筋道，就像是从擀面机里出来的。下面条的时候，采用以前在山东老家的方法，先用葱花爆爆锅，这样下出来的面条才香。平时我姥娘擀面条从不打鸡蛋进去，但是我姑妈来了，一定会打两个鸡蛋。平时居家过日子，我姥娘总是精打细算，可是一旦来了客人，从不小气。

然而，朱秀莲没有来，我姑妈也没有来。一直到我姥娘去世，她们都没露过面。

不约而同的，我姥娘在护理院也只住了七天。在那七天里，我寸步不离守着我姥娘，夜里也陪着她。

白天，我就坐在她对面的床上守着她。从后窗透进来的光线，就落在两张病床之间。我隔着光线看我姥娘，就像隔着一块透明、坚硬、厚实的玻璃，我姥娘的身影显得淡漠遥远。后来，随着光线的逐渐黯淡，她的身影又变得浑沌模糊。

夜里，除了护工走在楼道上的脚步声外，整个护理院寂静得瘆人，楼道里黑漆漆一片，一盏不知道安装在哪儿的节能灯发出微弱的白光，所有的物体在它光芒的笼罩下都变了形。我将这盏诡异的灯命名为长明灯。我偶尔走在幽暗的楼道上，通过窗户，朝两旁的病房里看一眼。病房都熄了灯，但还能看清里面所有物体的轮廓。那些即将进入另一个世界的老人都神志迷离地躺在床上，没有家人陪伴，陪伴他们的只是正在穿过他们腐朽身体的时间。

有一天夜里，我看到一个老人的身上被一条白被单覆盖得严严实实。后来我知道，夜里，某个老人悄无声息走了后，护工就将一条白被单将其遮盖，第二天再通知其家人。那天夜里，我突然感到，当房间里的人走后，这个房间就变成了地地道道的空房间，而这个空房间也会在寂静中慢慢死去。

我重新回到我姥娘的病房，我姥娘正在昏睡。我斜躺在她对面的病床上，瞌睡之间，我隐约听到门外楼道里窸窸窣窣的脚步声由远而近，而后在门口突然停息了。我恍惚觉得是那个已经逝去了的老人的幽灵正从门上的玻璃窗向里窥望。如果抬起头来，会不会看到一个苍白衰老的面庞呢？

我发现，护理院所有的老人神情都是沉重索寞的，他们少言寡语，忧心忡忡，他们时刻在计算死亡的距离。

而我姥娘，在疼痛缓解的时候，就那么抑郁地躺着，昏昏沉沉，无声无息。她在想什么？没有谁知道，也没有谁俯身在她耳旁，问一问她在想什么。

护理院，无疑是关怀临终生命的场所，它着力提高晚期病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命质量，尽最大可能使晚期病人在有限的生命时间和空间里，享受生命最后赋予他的幸福和快乐。每一个生命晚期的病人都能在这里得到关爱和帮助，舒适、无痛苦、安详、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的旅程。

我想，真正的护理院应该有由医生、护士、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组成的照护团队。临终关怀服务不是单纯的医疗、护理服务，而是应该包括医疗、护理、心理咨询、死亡教育、精神和社会支援等多方面的综合性服务，可是我置身的这家护理院没有这些，其实，它就是一个条件简陋的“难民收容所”。

在这家护理院，我很少看到医护人员长时间地待在病房，往往只是为了量体温、血压或输液，他们才在病房作一次短暂的停留。他们表情淡漠，吝惜语言。他们从不与病人进行交谈，仿佛与病人隔着一堵墙。

是的，真正的护理院应该是庇护临终者心灵的场所。再没有什么比与临终者沟通更重要。临终者的疼痛，既有身体上的，也有心理上的。在很多时候，心理痛苦的程度往往大于身体的痛苦，他们需要医护人员和病人家属与他们进行心理沟通，安慰他们的心灵，缓解他们内心的痛苦，帮助他们平静地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

死亡，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也许，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事情比一个人死亡更困难的事情。正因为死亡极其困难，所以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正是要通过沟通来帮助临终者死亡，而不是以无人性的方式让他们变成行尸走肉。在没有更好的治疗手段能够延长病人生命的时候，良好的沟通就是一剂能够慰藉病人心灵的良药。

也许，关注、倾听和触摸是与临终者沟通的最好方式。

关注是用目光、神态等非语言行为综合表达关切的行为方式，可以明确地“告诉”临终者，你始终在关注着他，理解他的痛苦，愿意随时帮助他。

或者，你哪怕什么都不要做，你就坐在临终者的身旁，倾听他的絮絮叨叨或绵绵呓语，让他体会到被重视的感觉，让他得到心理上的满足。

正常人的沟通主要通过视觉和听觉，而处于濒死期的临终者，感觉功能已经衰退，听觉和视觉变得迟钝，意识也时常处于谵妄状态，我们已经无法单纯用语言与之沟通，这时，我们可以用触摸的方式，比如握住他的手，或轻轻捋一捋他的头发。我们要让他知道，虽然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但我们并没有将他遗忘，我们一直陪伴在他身边。我们要让他知道，死亡并不是他一个人的事，而是我们共同的事。我们要让他最后一次体会到来自人间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