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趔趄　　第二章　迁徙　　第三章　死亡　　第一章　趔趄

　　第一章　趔趄　　第二章　迁徙　　第三章　死亡　　第一章　趔趄

现在，让我将时间像推排门那样往前推。不断出现的门缝里泄露出上世纪各个年代的模糊人影、浑浊声音、黯淡灯光、凋谢植物、飞扬尘土和绝望叹息。它们古旧陌生，但却优美寥远。再往前，一直推到1917年，然后将门打开。在门打开的一瞬间，我看到一条洁白崭新的裹脚布，就像一把闪着寒光的利剑从黑暗中刺过来，手持这把剑的是一个穿着大襟棉袍，念佛吃斋的母亲。我听到一个十岁女孩的凄厉哭叫，娘，放开，娘，你放开俺，疼死俺了。那种惨痛的声音，飘扬在山东高密一个叫张家屯的天空。

一双秀气小巧，肌骨莹润的脚，被勒在裹脚布里。母亲一边咬着牙往死里勒，一边流着眼泪。我听到她哽着声说，闺女啊，甭怪你娘狠心，你娘也是没法子啊。你没看到老刘家的闺女嫁到高密城里去了，全村的女人里就数她脚最小。你娘也是想着你能嫁个好人家啊。闺女，你熬着点疼吧，你现在疼点，日后就有好男人疼你了。

一个大院子，收拾得齐整，一半堆着麦垛，一半架着几排木架。木架上晾着的粉丝，就像轻盈的柳条，迎风飞扬。小女孩跳起来去够那些飘荡着的粉丝。阳光把透明的粉丝镀成金色，因此小女孩的眼睛里全是金色的光芒。她眯缝着眼睛，观察那些动荡不安的粉丝，找到它们静止和运动之间的规律。当她跳起来时，那些飘起的粉丝恰巧垂落，被她抓得满把满怀。小女孩将刚出锅的柔韧爽口粉丝填进嘴里当饭吃。她喜欢绿豆粉丝清甜的味道。当她吃得打嗝了，就趴在草垛上睡着了。粉丝的触须伸到她梦境里来了，挠得她咯咯笑起来。

可是，这个小女孩再也不能够跳起来够那些粉丝了。她瘫在了炕上，她的两只脚变成了锥形，像纺锤。除了脚拇趾，另外四个脚趾都齐刷刷断裂，贴在脚板上。它们是那样呆板，冰凉，了无生命之气。

小女孩每天就说一句话，娘，疼死俺了。最初是疼得哭，眼泪哭干了，便喊，直着嗓子喊。爹烦了，爹吓唬她，再喊，就把你扔到庄稼地里喂狼。小女孩开始闷声闷气咬被子。棉絮被咬出来了，咬得炕上炕下白花花的一片。棉絮咬光了，就咬炕席，咬得满嘴都是血。

疼痛过去了，小女孩能够下地了。下地的头一天，两只脚从炕上伸到地上，还没站稳就咕咚倒在地上了。母亲抱女儿起来。母亲对她说，你娘头一天也是这个样子，多走走就好了。

小女孩终于能够站稳了，终于能够走路了。

1917年，高密城已经有了女子学校，受新风尚的影响，有些村庄，比如与张家屯毗邻的大庄也办起了女子学堂。那年冬天的一个下午，人们看到，在张家屯通往大庄的官道上，趔趄着老张家的小女孩。她已经十岁了，但她还没有自己的名字，一直到十年后嫁给了大庄的老孙家，她才有了属于她的名字：孙张氏。那天下午，小女孩想去大庄看看那些读书的女孩子是不是也裹着脚。

因为刚下地，走几步就钻心的疼，扶着路边的杨树歇口气。不时有马匹从她身旁疾速驰过，飞扬的尘土遮天蔽日，时不时就把她湮没了。待尘埃落定，她又开始她颤栗的旅程。也许，孙张氏趔趄的一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可是，小女孩千辛万苦走到半道上就被哥哥截住了。

娘说，女孩子家可不能在外面疯，要不找不到好婆家。跟娘学点针线活吧，不会做营生，也找不到好婆家啊。

二十岁那年，她的身材一下子出落得高挑了，肌肤微丰，苗条，匀称。她文静，羞涩，神态沉凝。肤色并不白皙，但长得清楚明朗，妩媚耐看。如果你在1927年从大庄经过，很可能在村头偶遇一个衣衫整洁的姑娘，因为是小脚，她走着小碎步，眉宇间有动人的姿态。她好奇地打量你一眼，她的眼睛说不上多好看，但平和柔媚，清澈如水。如果你也打量她一眼，她就会低下头，红着脸从你身旁疾速走过。其实她是无法走快的，但她是想走快点的，结果她就打着趔趄了。这个姑娘就是我姥娘，孙张氏。这一年的年底，我姥娘出阁了，嫁给了邻村大庄的老孙家。我姥爷比她整整小五岁，名叫孙星垣。十五岁的孙星垣已经有魁梧身材的轮廓，但里里外外都还是孩子，新婚那夜还尿了炕。

那时，我姥爷还在村里的小学堂念书。他是个调皮好动的孩子，但也好学。我后来听说，他五岁启蒙，先后在私塾里读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四书五经，而他做新郎官时，正在读《易经》和《左传》，学作策论。

我曾经听我姥娘说，我姥爷娶了亲还依然每天背着书包到小学堂苦读。早上，我姥娘送我姥爷出门，我姥娘赖在我姥爷身后，苦苦哀求着带她去学堂看看。我姥爷咽下最后一口玉米饼子，笑起来。我姥爷对我姥娘说，你去干啥？也想念书？我姥娘有点撒娇，我姥娘说，就是去看一眼呗。

我姥爷已经跨出门去了，可又回过头来。我姥爷警告我姥娘，你哪儿也不许去，老老实实给俺在家待着，俺可不想让人笑话俺娶了你这么个大老婆。

我姥娘还是偷偷在后面跟着，她迈动着她的那双比拳头大不了多少的脚，躲闪着横陈在路上的驴屎牛粪，走得跌跌撞撞。

我姥爷从一棵老槐树后面闪出来，拦住她，你给俺回去，要不看俺怎么揍你！我姥爷比我姥娘小五岁，可我姥娘还是怕他。我姥娘乖乖回家了。晚上，我姥爷在油灯下临帖，我姥娘也拿了支毛笔蘸着墨汁胡乱写起来。沉。怎么笔杆子比锄头还沉呢？我姥娘丢下毛笔，叹着气，这营生俺可是干不了，俺睡了，明天还要下地干活。

很快就有了孩子。先是有了我母亲，后来又有了我舅舅，大姨和小姨。

村里人都说，老孙家的四个孩子就是叫人眼馋。

怎么叫人眼馋了？无非就是长相好，干净，齐整，温顺，听话。也就是穿着庄户人家孩子寻常的素朴衣裳，自织的粗布料子，叫人拿到高密去染了。袜子和鞋都是母亲一针一线做出来的。不过，穿在他们身上就是不一样。也说不好究竟是哪儿不一样，反正就是挺惹眼的。

我曾见过一张我姥娘和她四个孩子的合影，据说是在高密一家叫恒泰照相馆照的。我母亲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孩子了，她的弟妹们还小。我姥娘抱着我小姨，我母亲、舅舅和大姨簇拥在我姥娘身边。母亲和孩子都对着镜头发出空茫的微笑。照片原本是黑白的，但因为过于久远，已经褪成淡黄，可是照片里的人却很清晰，仿佛脱身在时间之外。我看到四个孩子真的很特别，就像大庄人说的惹眼。也许是他们身上特别的气质，使他们与村里别的孩子区别开来了。气质究竟是什么呢？谁也说不清楚。那是与生俱来的，是烙在肌肤和血液里的。

大庄有这样一句俗语：好帮好底做好鞋，好爹好娘养好孩。说到底，是孩子的爹娘赋予他们那样的气质。我姥爷就是一个非常有气质的人，他魁伟身材，国字脸儿，浓黑眉毛，深邃眼神，举手投足间满溢书卷之气，谈吐又很儒雅。我姥娘说，我姥爷对头发很讲究，每次都不惮路远，到高密城里去理发，所以他的头发总是很洋气。我姥爷是在三十五岁时殁了的，所以，他在大庄人的记忆里，一直是那种年轻，英气勃勃的形象。再说我姥娘虽然是睁眼瞎子不识字，但长得苗条娟秀，温良端庄，给人的感觉是明亮，开朗，宽容，安笃和祥和。我姥娘的腰板总是挺得笔直，即使到耄耋之年，腰背也从不佝偻。

我姥娘就这样挺着腰背，带领着四个孩子往中年深处走去。她迈动着粽子小脚忙里忙外，服侍丈夫，哺育孩子，割麦晒场，喂鸡喂羊，能做一手好针线活儿，包饺子又好又快，没谁能赶上，便是能干的婆婆也望尘莫及。烙的饼也无人能赶上，村里人要是闻到韭菜的香味，就会说，老孙家的大媳妇又在烙饸饼了。我曾看到过我姥娘烙过饸饼，她往韭菜馅里拌上点鸡蛋，搁上点香油，贴在锅上烙得边边角角都有点焦黄了，汤汁也顺着罅隙流出来，香味四溢，这时候才起锅。

我姥娘曾告诉我，每次她烙饸饼，我姥爷都要涎着口水催着给他烫壶酒。在我姥爷看来，韭菜饸饼可是比什么都下酒。

这时候，我姥娘的婆婆会笑着对我姥爷说，女大三赛金砖，女大五赛老母，你媳妇可是比你娘会侍候你。

村里人都说，老孙家的大媳妇真勤快。其实，老孙家的人都勤快。婆婆勤快，几个媳妇勤快，公公老孙更是勤快。那时，老孙家已经凭着吃苦和勤劳，积攒下几十亩地了，还养了好几头骡子和马，在大庄也算个人尖了。可老孙还是起早贪黑，在地里累死累活地干。老孙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待在地里踏实。心里要是不痛快，只要下到地里，摸摸那些滋滋冒油的庄稼，什么烦恼都没有了。老孙也不是非要置下百亩千亩地不可，老孙只是觉得只有下死劲种地心里才舒服。

老孙不请长工。不是请不起，是怕花那个钱。再说了，家里的几个儿子个顶个，不就是现成的长工么？老孙有四个儿子，这四个儿子老孙是区别对待的。长子孙星垣是个扛笔杆子的，读书已经读到高密城里去了，日后还要往青岛和济南读。那就读呗，反正家里供得起。另外三个儿子可不行，只要一捧书就会傻眼。老孙的逻辑是，既然不是读书的料，那就是扒土坷垃的料。既然是扒土坷垃的料，那就像庄户人那样下老实扒呗。

几个儿子种地种苦了，一条声嚷着要吃大白菜猪肉饺子。老孙可不依。老孙敲着烟杆说，又不是大过年的，怎么想起吃大白菜猪肉饺子了呢？是不是馋了？要是馋了，俺叫星垣家的给你们烙韭菜饸饼，多放上点鸡蛋。几个儿子不依。他们说，韭菜饸饼可没有大白菜猪肉饺子好吃，俺们要吃大白菜猪肉饺子。老孙将烟杆往地上一甩，那烟杆正好触着了地上的砖石，发出嘎嘣的一声响。老孙又上前踩了一脚，烟杆断成了几截。老孙背着手，梗着脖子走了。走几步又回过头来说，过年，管你们往死里吃，现在，不中！

嫁给老孙家的那些年，我姥娘过得美满幸福，也知足。为人母为人妇都做得很愉悦。村里的女人都艳羡她，眼馋她，妒忌她，只要一提到她，都会啧着嘴说，瞧星垣家的……

那段日子很太平，春耕秋收，日出日落，宁静富足的时光仿佛是悠远恒常，没有尽头的。那段日子还发生了一件令我姥娘平生最得意的事，这件事是她晚年津津乐道，最愿意回忆的。

“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这是中国的乡俗，而在高密尤甚。很多小媳妇三年两载也难得回娘家一次，我姥娘却是另类，一年里要回娘家好几趟。倒不是看爹娘，而是去扮演“媒子”之类的角色。我姥娘晚年每想起这桩事，总会乐呵呵笑道，俺骗了多少英俊小伙啊。

谷子下来了，囤子满了，场院收拾干净了，牛啊羊的也喂得滚圆溜肥的了，庄户人就开始给孩子说亲了。说亲当然是要说个好人家。张家屯还记着那个高挑丰盈的张家小闺女，都说，快把那小妮子叫回来。

不用劳累粽子小脚了，有青灰驴子去大庄接她。青灰驴子也是喜气洋洋的，好像是给它提亲，一路嗷嗷叫着，蹶着蹄子奔跑，半顿饭的工夫就回来了。

我姥娘和几个大嫂埋头盘腿坐在炕上正做着针线，相亲的就来了，有大老远潍坊的，有邻县诸城的，也有邻村李家沟的。媒婆朝我姥娘努了努嘴，对相亲的悄言细语，就是她。相亲的看我姥娘秀气伶俐，身段又好，干活麻利，脚又出奇的小，乐得合不拢嘴，当即就丢下彩礼，定下日子。

迎亲的那天，吹吹打打来了一伙人，好长的队伍，光礼盒就七抬八挑堵塞了官道。新娘披挂一身红，遮着盖头，忸忸怩怩上了花轿，为娘的朝门外泼了一盆水，哭得呼天抢地。新娘子一路到了夫家，戴着盖头，坐在新房里一动不动。好不容易熬到天黑，熬到酒席散了，熬到闹洞房的走了，新郎迫不及待掀开盖头，一下子就傻了，眼前这个黑不溜秋的女子，咋就不是那天坐在炕上的那个可人的闺女了呢，咋就一眨眼的工夫，老母鸡就变鸭了呢？爹娘叹着气说，咱是让人家骗了。

骗就骗了吧，生米煮成了熟饭，有啥法子，好歹有口饭吃，将就着吃吧。

我曾听我母亲说过，我姥爷骨子里有着诗人的气质。他喜欢散步，耽于冥想，神情忧郁，落落寡合。那时我姥爷在青岛读书，他接触了西方哲学，几乎每天都在追问自己：你是谁？从哪儿来？你要往何处去？这种毫无结果的追问是耗费心力的，他被追问搞得蓬头垢面，憔悴不堪。

“七七事变”那年，我姥爷二十五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他不想再沉湎于书斋之中了，他想投笔从戎，又苦于报国无门，便跟几个同窗好友投了白凤仪的部队。

这一年，高密境内的国军迫于日军的进攻，纷纷撤退，高密处于无政府状态，土匪如毛。老孙家因为家境殷实，被土匪盯上了。土匪绑架了我姥爷的爷爷。家里倾其所有，交了赎金，赎回的却是被撕了票的爷爷。据说爷爷是见到熟人了，所以才被土匪撕了票。

不久，土匪又进大庄行绑架勾当，被村民捉获两个。村民平素最恨的就是土匪，便往死里打，土匪供出了他们在大庄的同伙，是一个叫狗剩的锔锅匠。狗剩是土匪的卧底，为土匪通风报信，当地人称作“钩子”。

土匪心狠手辣，杀人如麻，是地方的大祸害。为防土匪，保卫家园，村村都修了土围子，村与村之间挖半人深的交通壕，也成立不少打击土匪的群众自卫组织。白凤仪的部队即其中之一。白凤仪的部队后来被共产党收编，还跟小鬼子结结实实干了几仗。

大庄暗通土匪的狗剩被白凤仪的手下抓走了。我姥爷为了给爷爷报仇，一刀杀了狗剩。

1946年夏天，大庄所属的柴沟镇来了工作队，搞土改试点，随后在各个村铺开。是年底，高密全县共没收地主、富农土地五万余亩，十八万贫农分得了土地。时值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山东解放区前夕，土改工作方兴未艾，却被迫草草收场。翌年7月，高密根据上级指示，开始土改复查工作。

那时，老孙家已经攒下四十多亩地了，是大庄最大的地主，自然成了土改工作组第一个批斗对象。

由于当地土改过程中对政策的掌握出现偏差，加上村民中有个别坏人制造混乱公报私仇，扰乱了土改的大方向，致使我的外公孙星垣在运动中不幸丧命。好在当时的华东局及时发现了土改过程中出现的偏离政策的问题，及时发文制止，重新将土改运动导向了正确的方向。

在姥娘的几个孩子里，就数我母亲长得最好，身材貌相就好像和我姥娘一个模子倒出来的。我母亲聪慧，文静，整洁。从小就爱识文断字，能把《三字经》完整背下来。在高密县立中学当出纳的叔叔孙星喜断定她将来准会有出息，就把她带到高密去了，让她在本校念书。

那阵子大庄的土改搞得热火朝天，人们倒把孙星喜这个人给忘了。

我母亲不敢往家里捎信，也打听不到家里的情况。那时候，在山东解放区，伴随着土改的，是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参军支前运动，高密的各个学校也在动员学生参军支前。老百姓对参军支前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道理很简单：经过土改，老百姓有了屋住，有了地种，有了饭吃，有了衣穿，过上了好日子，可是蒋介石不让老百姓过好日子。因此，只有把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彻底打倒，老百姓才能过上安稳的好日子。其时，正在进行空前壮烈的淮海战役，支援前线就是支援淮海战役。

我母亲也积极报名参军，很顺利地被批准了，那时她只有十六岁，真正的豆蔻年华。当然她隐瞒了自己的家庭成分。也可以说，当时前线太需要人了，所以政审方面并不严格。

我母亲当上了卫生员，经过短暂的培训便参加了残酷的孟良崮战役。她表现得很勇敢，冒着枪林弹雨奔走在前沿阵地，给伤员包扎伤口，用担架将重伤员抬下来。多年后，当她回忆那场战役时，只说了一句话，死的人太多了。战争双方都死了很多人。很多伤员就死在她怀里。她那时还是个孩子，却一点都不怕。有个高密老乡，她还没包扎好就咽了气，她硬是把他背到山下。她一生中最自豪的，就是在火线上入了党。后来她所在的野战军103医院一直随部队向南进军，全国解放后就在福建永安驻扎下来了。

我姥娘特别想念我母亲。有一天，她拄着打狗棍到高密城去找我母亲了。

高密城在大庄的东北，有三十多里地。我姥娘五更天出发，天黑才挨到高密城。她累得一屁股坐在城关的石头地上，再也起不来了。

附近广场上传来咚咚的腰鼓声，一群喜气洋洋的妇女正在明亮的灯光里边跳着唱着，唱的是那首著名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广场的旮旯里，好多人在听民间艺人唱冒肘鼓，不时高声大笑。鼓声和笑声羼杂在一起，很是喜庆热闹。我姥娘觉得整个高密城都是歌声、鼓声和笑声。

有个干部模样的年轻人骑着自行车路过，瞅见了我姥娘，一下子停住了。年轻人热情地叫我姥娘。大嫂，你是从哪儿来？

我姥娘早就想逮个人问问路了，可是她胆怯，不敢说话。有好几次，人家走过她身旁，她就是说不出话来，只好眼睁睁看着人家走远了。现在她一拧劲，爬起来，对年轻人说，大兄弟，俺来找孙星喜。

年轻人一听孙星喜，赶忙问我姥娘，是不是县立中学的孙星喜。我姥娘点头称是。年轻人说，俺就是孙星喜一个学校的啊，俺带你去。

我姥娘不知道事情为什么这样巧，便欢喜得什么似的。

年轻人让我姥娘坐到他自行车后座上。我姥娘说什么也不愿，非要走着去不可。可是她拗不过年轻人，最后还是坐上去了。

我姥娘第一次坐自行车，坐上去就害怕了，说什么也要下来。年轻人只好让她下来。我姥娘对年轻人说，你领着俺，俺走就行。

走了一天的路，我姥娘再也走不动了，她的那双小脚肿得像萝卜似的，再也挪不开步了。她扶着自行车后座，朝前走几步，就得停下来喘着气歇上会儿。年轻人说，你还是坐上来吧，要不走到明天也到不了。我姥娘说，大兄弟，你去把孙星喜叫来吧，俺就在这儿等他。没说完腿一软就倒在地上了。

孙星喜很快就和年轻人赶来了。孙星喜也骑着一辆自行车，还是德国造的。叮叮的自行车铃声在夜色中的高密街头显得特别清脆，也特别温暖。孙星喜穿着黑色中山装，留着整齐的分头，个头神情像极了他哥哥孙星垣。从路灯下远远看去，孙张氏产生了错觉，以为骑着自行车走来的是孙星垣，便又惊又喜地迎上去。

乍一看到嫂子，孙星喜不敢认了。他已经两年没见到嫂子了，他没想到两年的工夫，嫂子就从一个风华正茂的少妇变成一个苍老憔悴的老妇人了。

我姥娘跑上去抱住孙星喜，连声问，你是星垣吗？你是星垣吗？

孙星喜说，俺是星喜啊。

我姥娘喊了声“星喜”，就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只住了一宿，我姥娘就要回大庄。她放心不下孩子。孙星喜要用自行车送她。我姥娘不依，我姥娘说，俺不敢坐那玩意儿，俺也不敢耽误你工夫，俺还是走着回大庄。

我姥娘说，她从孙星喜那儿知道我母亲参加了队伍，一下就没了心事，回来的路上脚步变得轻快多了，遇到什么沟坎，小腿一凝劲，就能一下跨过去。

两年后，也即1950年，好像是在深秋，我姥娘收到我母亲从部队寄来的一封信，那时她所在的野战军103医院在福建永安落脚。信是寄到大庄的，收信人是孙星垣。由于在路上辗转时日较久，挺括的牛皮纸信封已经斑驳不堪，布满各种渍痕，可是上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字样依然醒目。偏僻荒寂的大庄收到有这种字样的邮件是破天荒的事，“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孙星垣”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的风马牛不相及，现在怎么会拧到一块儿去了？村子里轰动了。人们早已把孙星垣忘了，但是这封信唤醒了人们的记忆，几乎所有的人都闻到了一股浓烈的血腥味。

那时，全村人都在大祠堂里开会，那封信在人们手上传来传去，它就像一只烫手山芋，一个人刚拿到手里，又迅捷扔给另一个人。人们心情复杂，五味俱陈，费尽猜测。人们不知道这封信是谁寄来的，信里写着什么，它的突然出现意味着什么，它对大庄会产生怎样的意义，它会引发出什么来呢？

然而，不管怎样，现在要尽快找到收信人。孙星垣已经死了，永远不可能收到这封信了，那么星垣家的在哪儿呢？快去找星垣家的吧，找晚了就对不住部队了。

可是没有人知道星垣家的在哪儿。那个面善，善良，俊俏的女人，她还在吗？她还带着几个孩子啊。

这封信就像一个巨大而神秘的谜悬在大庄人的面前，好些人迫不及待地建议村长把信拆开，看看到底是谁寄来的，里面写着啥。

村长迟疑地问道，中？他是问自己，也是问全村的人。

信是用道林纸写的，很简短，但字体娟秀，看得出写信人是下功夫临过帖的：

亲爱的父母大人：

收到这封信你们一定很惊奇吧。我已经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部队当护士，各方面一切安好，切勿挂念。非常想念你们！以后我会经常写信给你们。切记保重！

你们的惠

1950年9月10日大庄人是在路上找到我姥娘的，其时我姥娘正乞讨回来，她衣不蔽体，饱经风霜，头发已经花白，满脸沧桑之色。她左手挎着讨饭篮子，右手拄着一根树枝，拖着颤巍脚步往破庙里赶。我姥娘告诉我，当时她从大庄人手里拿过我母亲的那封信，一下子晕倒在地上了。

大庄对老孙家是愧疚的，他们怀着负罪感接纳了我姥娘。他们给了我姥娘房子、地和牲口。还给她打了一口井。

安顿下来后，我姥娘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挺直腰板在村子里走了一遭。她目不斜视，跟谁都不打招呼。

一个人只有在行走的时候，才会感知到自己的年纪。我姥娘明显地觉得自己老了。她往前迈步时总是犹豫不决，似乎有点力不从心，这使她的脚步显得缓慢，破碎，摇晃。第二是她的恐惧。她总觉得有可怕的，会吞噬她的东西在前面等着她，所以，与其说她在往前迈步，不如说在朝后退缩。那天，在大庄村道上行走的，其实是两个孙张氏。一个是土改前的孙张氏，一个是土改后的孙张氏；一个是张家屯的孙张氏，一个是大庄的孙张氏；一个从后朝前走，一个从前往后走。她们想走到一起去，重叠起来，变成一个人，但是最后却背道而驰了。她们永远是两个人。她们都处在时间之外。

我姥娘种地，喂鸡，养鹅，操持家务，养育孩子。她渐渐融入到大庄的日常生活里去了。她的脸上有了微笑。她开始和村里人拉呱了。有时包了饺子，她又像以前那样，东家送一碗，西家送一碗了。村里人也都开始亲热地唤她星垣家的了。

隔一两个月，我姥娘就能收到我母亲的信。通常都是村长亲自送上门来。村长隔着老远就报喜似的喊着，星垣家的，你闺女又来信了。

我姥娘闻声从灶间出来，手在围裙上慌乱地揩着，从村长手上接过信，左看看，右看看，又塞到村长手上。她让村长给她念。她那时是多么后悔当初没跟我姥爷学识字啊。

我母亲在信里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娘，俺又进步了”。她不知道什么叫进步。村长将“进步”解释为“出息”。村长对孙张氏说，你闺女又出息了。然而，我姥娘对“出息”这个概念也是茫然的。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授衔，我母亲被授予中尉军衔。不久，孙张氏收到我母亲寄回来的大照片。我母亲在照片里淡雅地微笑着，对未来充满无限遐想的样子。她一身戎装，干净明亮，洋溢着英武之气。无檐军帽下的额头光洁睿智，像极了她的父亲孙星垣。

我母亲的照片让我姥娘悲喜交集。她知道自己熬出头了。她收到我母亲的第一笔汇款，一百元。那时，对庄户人来说，一百元怪吓人的。我姥娘不知道怎么花这笔钱。她把它掖着藏着，一天不知道要摸多少回。后来我母亲不断往家里寄钱，供弟弟妹妹上学。

村里有好多年轻人结伴去闯关东。我舅舅也想跟着去，可是母亲不依。关东，那是多么遥远的地方啊，冰天雪地，荒无人烟，我舅舅还不满十八岁，为娘的不放心。我姥娘对我舅舅说，听娘的话，别去，你要是走了，娘的心也跟着你走了。

我姥娘知道自己拗不过我舅舅。我舅舅性格内向，脾气倔强，一旦决定做什么，就是十头牛也拉不回。所以，我姥娘一边劝阻儿子，一边却在流着泪给我舅舅准备行装。

我舅舅是在一天深夜离家的。因为怕母亲伤心，他没有向母亲告别。他只是给家里的两只水缸挑满了水。让我姥娘感到蹊跷的是，在阒静的夜里，她怎么一点也没听到我舅舅从炕上爬起来的声音？怎么一点也没听到水倒进缸里的清越之声呢？

一个月后，我舅舅寄回来一封信。装着那封信的信皮上有一大片茂密的白桦林。我舅舅在信里告诉母亲，他已经在吉林通化找到了立足之地，当上了林业局的一名伐木工人。

我舅舅后来再也没有回过大庄。

与我舅舅一样，我母亲，我大姨和小姨都没有回过大庄。对她们来说，故乡永远是伤心之地。她们努力将大庄从记忆里抹去。

我舅舅走后不久，我母亲捎信来让我姥娘带着我大姨和小姨到部队去团圆。我母亲十分想念我姥娘。她已经有十年没见到我姥娘了。她让我姥娘去，还有一个原因，我姐姐出世了，她想让母亲去帮她带孩子。

我姥娘迫切想见到我母亲，心一横，带着两个孩子上路了。

我姥娘后来也没回过大庄。她对大庄怀有复杂的感情，对它既排斥又亲近，对它既感到温暖，又感到彻骨的寒冷。这种复杂的感情让她饱受折磨。所以她想远离这种折磨。在她晚年的时候，她曾有过叶落归根的念头，但也只是瞬间的想法，因为那时一切都由不得她了。

我曾在我母亲保存的一本旧相册里看到过我姥娘的一张老照片。那是当年我姥娘带着我大姨和小姨去福建，经过济南时照的。我姥娘站在趵突泉旁边。那时趵突泉还处于盛年时期，有泉水喷涌而出。清洌的泉水从她身体一侧流过，然后流到照片外面去了。我听到了水流的清音和它舒缓的节奏，并且感受到它荡漾出的阴润之气。我姥娘的服饰是五十年代北方农村妇女间最流行的，一件长及膝盖的夹袄，大襟的，裤脚紧紧扎着，这使肥大的裤子看上就像灯笼。头发朝后挽着，梳了个髻，用一根簪子簪着。头发几乎全白了，推算起来，我姥娘那时也只有五十岁左右的年纪。她神情黯然地站在那儿，两只手抱着，其中一只托着腮。她凝视着虚无飘渺的前方，目光一片迷茫。

不知为什么，这张老照片总让我产生莫名的忧伤。

那也许是在候车时，我姥娘带着两个孩子去公园看趵突泉时照的。趵突泉的名声很大，也许在她很小的时候就从大人的嘴里听说了。所以看趵突泉是她小时候的一个梦想，这个梦想一直时隐时现地伴随着她。如今她终于如愿以偿了，她不仅亲眼看到了趵突泉，而且还跟它照了相。我猜想她应该是满足的和快乐的，可是她的目光为什么迷茫一片呢？而且她的脸色也是沉凝的，有着忧戚和不安。

我猜想，当摄影师给我姥娘照相时，我大姨和小姨紧紧拉着母亲不撒手，她们不愿离开母亲。摄影师便从兜里摸出糖果哄骗孩子，并许诺待会儿给她们也各拍一照。于是孩子就乖乖闪到一旁去了。闪到一旁去的，应该还有一个行李卷儿。那是用一块家染的黑棉布包着的一些换洗衣物，和几双布鞋。这是孙张氏的全部家当。她从二十岁嫁到大庄的老孙家，操劳了三十年，时间馈赠给她的就是这么个单薄寒酸的行李卷儿。

我姥娘告诉我，那天，她拍完了照片就领着孩子去火车站了。那么，后来照片是怎么到达我姥娘手中的呢？最大的，或者说唯一的可能，就是我姥娘从怀里掏出一个信皮，那上面有我母亲的详细地址。摄影师抄下了那个地址。后来，摄影师就把洗好的照片寄给我母亲了。

实际上，就是那个信皮把她和孩子带到了目的地。我姥娘说，那天是她的侄儿借了一挂马车送她和孩子到的高密火车站。高密火车站处于胶济线上，每天南来北往的列车太多，谁知道哪一列是开到福建永安的呢？我姥娘就把信皮摸出来了，问过路的干部模样的人。对方认真看了信皮上的地址，详细告诉她应该怎么走，应该穿越哪些城市和河流。她听得眼花缭乱，听得愁云满面。对方便削繁就简，说，你先坐火车去济南吧，不管到哪儿都要先到济南，到了济南你再打听吧。后来，我姥娘逢人就掏出那信皮打听。

那张信皮是我姥娘的护身符，是她的忠实向导，是她实实在在的道路。如果没有这个淡黄牛皮纸信皮，她将难以顺利抵达我母亲的身边。

我姥娘说，她和孩子是坐着人力车去火车站的。那时济南街上有很多人力车，几乎在每个街道拐角处都有一辆人力车等在那儿。拉人力车的都是城市贫民，他们穿着破旧，但他们的表情是明媚和自信的，也好客和热情。在中国，整个五十年代都这样。整个五十年代都明媚，自信，好客，热情。

到了火车站，刚喘口气儿，又要上火车了。人潮朝站台涌去，两个孩子都嫌娘走得慢，都焦急得催着娘。背着行李卷儿的娘说，你们头里走。两个孩子放不下娘，在前头牵着娘的手。

哄闹的人流就像是汹涌的潮水，我姥娘急得不行，努力迈动双腿，可是那两只小脚又不听使唤了，她又打起了趔趄。她走得东倒西歪，不是撞在这个人身上，就是倒在那个人身上。但是五十年代的人们一点都不计较，他们争着搀扶她。他们说，大娘，甭着急，开车还早呢，就是您一个没上车，列车也会等着您的。他们问她，大娘，您这是去哪儿啊？于是，她又把那张信皮掏出来了。她既激动又骄傲。她说，俺去看俺闺女，俺闺女在福建当兵，俺闺女当上官了。同志，你给俺看看，到福建怎么走啊？

火车上也是人山人海，所有的空间都挤满了人，那时候人很多，火车却很少。但是列车员跑过来热情招呼她。列车员是个二十来岁的姑娘，长得很像我母亲，也是高挑个子，容长脸儿，皮肤白净，虽是单眼皮，但眼睛秀媚，笑得弯弯的，有绵绵的暖意。列车员领她和孩子到座位上去，大家让个道儿，让大娘过去。于是一条过道就闪出来了。她颤巍巍地从过道上过去。她从五十年代走过去了。

后来我知道，我姥娘领着孩子从济南乘火车南下，穿越河南、安徽和江西，从南昌转车去目的地。也是巧，在南昌火车站候车时，她掏出信皮向一群叽叽喳喳的女兵打听路。那都是十八九岁的女孩子，穿着崭新军装，清一色剪着短发，美丽，明亮，稚气，开朗。她们看到信皮的落款都惊奇起来，这不是我们医院吗？大娘，您要找谁啊？俺找俺闺女小惠。小惠？哪个小惠啊？就是孙惠啊。嗨，那不就是我们的护士长吗？原来那群女孩子是去南昌进修去的，学成后返回部队。就这样，她们把我姥娘带到了我母亲身边。

就像所有长久离别的亲人重逢一样，我姥娘和我母亲相见的场面，一定是非常感人的，那里面有凄楚，有感伤，有唏嘘，也有激动和兴奋，有喜极而泣。看到女儿这样出息，为娘的内心充满了欣慰和荣耀，我姥娘一遍遍地摩挲着我母亲的头发，泪花涟涟。我母亲却感到心痛，她没想到娘老得这么快，好像是一夜间头发就全白了。她不知道这些年娘是怎么过来的，生活是无法想象的。她诘责自己，为什么这些年来自己怎么就不回大庄看看娘呢？你是在和谁赌气呢？是和时间赌气，还是和那些大庄人赌气？为了这个赌气，你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好在，终于见到娘了，终于和娘团圆了。好在，欠了娘的，可以在未来的日子一点点偿还了。这也是能让我母亲感到欣慰的。

我姥娘终于见到了我父亲，一名英姿焕发的上尉军医。其实我姥娘对我父亲并不陌生，我母亲每次往家里捎信，都会提到他。我母亲用温情的笔调，从各个侧面向我姥娘介绍了我父亲。这使我姥娘对我父亲形成这样的印象：一个南方小伙子，比母亲大四岁，个头不高，但是聪明能干，工作勤快，前途广阔。同时，这个南方小伙子在业务上帮助我母亲，在生活上关怀我母亲，是个难得的好丈夫。

其时，我母亲和父亲在部队都享受着很好的的物质待遇，薪水很高，住房宽裕，是那种带独院的房子，白墙黑瓦，遮掩在一片热带植物之中。

我母亲安排我姥娘和我大姨小姨跟自己住在一块儿。我大姨和小姨可以去念书，学校就在永安镇上，离部队驻地很近，她们可以早出晚归。两个人的读书费用由她来负担。我姥娘的任务就是在家带孩子。可是，第二天，医院政治处就找我母亲谈话了。政治处认为，鉴于我姥娘的成分，居住在部队大院里是很不合适的，非但不合适，还应该遣返原籍。

那时，大灾荒已经开始在全国蔓延了，我姥娘要是回大庄，很有可能会饿死。我母亲苦苦哀求政治处领导，甚至搬出了她的好友，一个叫兰的另一病区的护士长。兰是诸城人，她和我母亲不仅是同年参的军，而且还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又是同时提的护士长，这种非凡的巧合，让两个人成了情同手足的密友。

与我母亲不同的是，兰很现实，知道大树底下好乘凉。她嫁给了比自己大二十岁的院长，成为103医院的第一夫人。院长出身中医世家，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据说在长征途中曾为中央领导把过脉。在103医院，他的资格无疑是最老的。兰希望丈夫出面将我姥娘留下来，其实用不着出面，他只要打个电话给政治处就行了。但院长对妻子说，这种事他不能出面，电话也不能打。兰撒起泼来。兰说，别人我不管，小惠不能不管，你要是不给办，咱就离婚。

院长以一种老革命的神情和口吻教训妻子：乱弹琴！婚是说结就结，说离就离的吗？我不能出面，你也不能出面？

兰恍然大悟，她找到了政治处。政治处作了让步，可以不将我姥娘遣送原籍，但不能留住在部队。

我母亲在永安镇上给我姥娘租了房子，我大姨和小姨也和我姥娘住在一起。

我姥娘每天都起得很早，差不多在公鸡打头一遍鸣时，她就起床了。她要给我大姨和小姨做饭，要洗衣服，收拾屋子。等这一切做好了，她就要往103医院赶。她要赶在我母亲上班前，从我母亲手上接过孩子。

103医院位于镇郊，离镇子不到两公里路。走这段不长的路，我姥娘要整整花一个半小时。这是一段山路，不仅崎岖不平，还布满了荆棘和碎石。我姥娘的粽子小脚，走在这样坚硬的路上，疼痛是难免的，磕绊也是难免的。她最害怕的还是那些碎石。说是碎石，其实比砖头还大，它们狰狞尖利，毫无章法地散布在道路中央。只能落脚在碎石与碎石之间的罅隙里，从那些罅隙里小心翼翼往前挪着脚步，可脚趾头总是没来由冷不防触上去。我姥娘只有一个脚趾头了，那就是脚拇指，其余的四个脚趾头早已经被裹到脚底上去了。脚趾头冷不丁触到石头上，最初的感觉是麻，但这麻也只是一瞬间，很快就是疼，钻心的疼。疼得她浑身冒汗。这疼也让她乱了方寸。原想是止下步来，但钻心的疼却又驱使她往前走，仿佛只有走着才能摆脱疼痛，可是往前走又会不可避免地触到碎石，于是疼痛便接二连三降临了。我姥娘像伤残者那样打着趔趄，有时就摔倒了。摔倒了，也不急着爬起来，而是坐在地上，抱着脚哎哟哎哟地揉搓，揉搓一阵子再爬起来。

下午，我母亲下班了，我姥娘将孩子交给我母亲，又急着往回赶。她重新踏上那条凹凸不平的山路，又开始重复着来时的一连串动作：挪步，碰撞，摔倒，揉搓。

我姥娘在这条路上整整行走了四年。这四年里，我大姨和小姨都长成了大姑娘，她们窈窕，羞涩，文静。她们待字闺中，等待命运露出的微笑。

这四年里，我母亲的家庭发生了一件撼天动地的大事。它是一个晴天霹雳，把宁静，温馨，幸福的家炸得碎片飞扬。它不仅炸毁了这个家，还使我母亲的人生方向瞬间就发生了逆转。那时，我母亲整个人是呆滞的，那些飞扬的碎片就像万箭钻心。她的身体和心灵都是伤痕累累。她那时的整个状态就是死亡的状态。她觉得她的一切都死了。许多年后，那种爆炸的巨响还在她内心轰鸣，使她不寒而栗。她的人生道路原本是多么宽广，坦荡。如果就那么不疾不徐地走下去，一定能走进一个完美的结局。她的很多战友都是这样走下去的，后来他（她）们都成了师级以上干部，在广州一座鲜花围绕的干休所颐养天年，而她却蜷缩在海边小镇的潮湿低矮的平房里。当然，那时她完全可以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但是她放弃了，不能说是义无反顾，事实上她犹豫过，动摇过，但最终还是放弃了。

事情其实很简单，我母亲去外地进行短暂的业务进修，我父亲喜欢上了一个住院的女病人，要命的是，这个女病人又是一位首长的妻子。这桩风流韵事导致了我父亲身败名裂，他被军事法庭判处了三年徒刑。我姥娘曾告诉我，那三年，我父亲在闽南一个偏远的劳改农场糊火柴盒。

那三年是我出生和成长的三年。我孤单，寂寞和迷茫。我在自己的心灵世界里踽踽独行。没有一个被称做父亲的男人来统治我，管理我，护佑我，加持我，启示我，指引我。那三年里，我经常趴在我姥娘的背上，在永安街上走来走去。我姥娘银白如霜的头发总是让我骇异得嗷嗷大哭。我的哭非常凄苦，他们说只要听到我哭，他们就会手足无措。

为了不让我哭，同时也是避免自己伤心，我姥娘背着我不停地在永安街上走来走去。那时，我姥娘胳膊还有力气，她原是想抱着我的，这样她就能与她的宝贝外孙零距离接触。可是她还要带我姐姐。福建永安一带的妇女都是背着孩子。她们用一根结实的粗布条将孩子捆在后背上。

我姥娘也学着那些妇女，用一根粗布条将我捆在她后背上，这样，她腾出来的两只手就能做家务和照顾我姐姐了。

永安一带的女人是不裹脚的，她们迈动着大脚板，咚咚咚，和男人一样来去如飞，所以，我姥娘的小脚吸引了他们。

她们无法想象一双脚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的。这哪里是脚，这是棒槌啊，是穿着尖头小鞋的椭圆形的小棒槌。永安街道是用青条石铺起来的，那些青条石有棱有角，还是初始尖利的模样。她们看到那两只棒槌在青条石上滚来滚去。行走是由不断伸出去的脚组成的。他们看到她行走在青条石街道上，就像行走在钢丝绳上，东倒西歪，摇摇欲坠。她一只手领着我姐姐，另一只手托着背上的我，在青条石街道上打着趔趄。她一边打着趔趄，一边给两个孩子哼着高密民间歌谣。她会哼唱很多高密民间歌谣。我至今仍记得这样简捷的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