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趔趄　　第二章　迁徙　　第三章　死亡　　第一章　趔趄.2

　　第一章　趔趄　　第二章　迁徙　　第三章　死亡　　第一章　趔趄.2

拉锯，拉槐，

槐树倒了，

木匠跑了，

小孩儿好了。

我不知道我那时为什么那么爱哭。我哭得很凄惨，很绝望，很无助。我不知道一个刚到人世不久的孩子，为什么那么惊悸和不安。他们说我是受到了惊吓，在我刚形成生命的时候，我就受到了人世的惊吓。那还是在我母亲的肚子里。

三年后，我的视线里出现了一个胡子拉碴、神情冷漠萎靡的矮个子男人，他们告诉我，这就是你的父亲。他们让我叫这个男人爸爸，而我却又一次害怕得哇哇大哭起来。

一直到现在，我都认为我有两个父亲。他们在我身体两侧伴随着我行走。一个是我引以为荣的父亲。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上尉军官，一名医术精湛的军医。他清朗，儒雅，睿智。他蓬勃，荣耀，明亮。他善良，有伟大的爱心，有强烈的责任感和道德感。他在任何时候都是我的骄傲。他以他的言行和态度，完美地阐释了“父亲”这个词的含义。一个是我觉得耻辱的父亲。他是一名臭名昭著的劳改犯。他猥琐，卑劣，肮脏。他黯败，自私，丑恶。他就像一团可怕的阴影，永远笼罩在我头上。

我经常想，我父亲刑满释放，在回家的路上突然消失就好了。谁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从此以后，103医院流传着关于父亲的各种各样的传说。有的说他躲进深山采煤去了，有的说他出家当了和尚去云游了，有的说他隐姓埋名到某个城市当清洁工去了。而我也天天猜想父亲到底去了哪儿。这种幻想是美好的，因为有太多的可能性，这使我原谅了父亲，也使我非常想念父亲，就是在这种想念中，我与他和好了。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我终于理解他了。过了六十年，父亲突然回来了。这时他已经是百岁老人。他白发苍苍，耳聋眼花，牙齿全都掉光了，但是他精神矍铄，意气风发。他坦荡，明朗，喜悦。他向我娓娓讲述他六十年的流浪生活……

如果是这样，那该多好啊。

可是，我父亲并没有消失，他从劳改农场回到了103医院。他的身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不再是英气勃勃的上尉军医，而是一个能娴熟地糊火柴盒的劳改犯。他被削除了党籍军籍。他什么都没有了。他成了社会最基层的无业游民。

我父亲整天躲在家里。他不让自己闲着，洗衣，做饭，擦拭地板，莳弄院子里的菜蔬。那是在早春时节，空气澄明而清寒，带来植物生长的气息。园子里的青菜，茄子，朝天椒和树木，都在静静生长。那是春天刚来不久。但是我父亲觉得他永远不会有春天了。

对我父亲的处置，103医院有两种意见。一种是留用他，当然不可能让他再做军医，而是让他当勤杂工。用懂医的勤杂工，会比用不懂医的勤杂工要得心应手得多。另一种意见是让他滚蛋，复员回老家。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最后由我父亲来选择。我父亲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他觉得他再也无颜待在103了。

组织上找到我母亲。组织上认为我母亲在部队还有很多发展空间，她的前途不应该受到我父亲的影响，所以，我母亲应该离婚。至于离婚所带来的一切问题，组织上自会帮她解决。

离婚就意味着我母亲再也见不到我父亲了，从此天各一方，犹如阴阳两隔。其实她是爱我父亲的，她的青草碧树一般的年华是和我父亲一起度过的，那些在阳光底下绽放的绚丽的生活图景，是她和我父亲一起绘就的，它们早已经组成了她的生命底色，她已经桎梏在里面了，凝固在里面了，永远爬不出来了。离婚还意味着两个孩子的分离。这两个孩子是她的两条臂膀两条腿，如果分开了，她还能在这个世上行走吗？

但她也憎恨我父亲。我父亲对她的无情背叛颠覆了她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原来她认为男女爱情、社会规则和道德律令会有无比巨大的力量，能抵挡住世间的一切邪恶，从而拱卫住人类圣洁的精神家园。但我父亲的背叛向她昭示这个力量是多么脆弱。她憎恨我父亲的自私和无耻。一个自私和无耻的人是无情的。一个无情的人又是多么可怕。在未来的日子，跟这么可怕的人怎么同床共枕呢？

离，还是不离？这个选择是两难的，也是残酷的。也许，世界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显露出它残酷的本相。我母亲说，那些天，她五内俱焚，虚汗淋漓。往往是，上午她选择了前者，并且对自己说，我已经确定了，不会改变了，可是到了下午又鬼使神差地变了回去，毅然选择了后者，并且自我蒙骗，这次不再变，而到了晚上又一次动摇。她对自己说，再给我几天时间吧。但是几天时间过去了，仍然无法确定。她发现，就是用一辈子的时间，也难确定。

她找出一枚硬币，告诉自己，正面代表前者，反面代表后者。她将硬币抛向空中。硬币在空中划了条弧线掉在地上，上边的是正面。她心有不甘，又情不自禁抛到空中。这一次上边的是反面，她仍觉得不满意，抓起来又抛。她知道，无论抛到什么时候都没有结果。

那时，她的儿子已经三岁了。三岁了还不会走路，有时他很乖不哭的时候，就会像一个爬行动物，在地板上爬来爬去。有一次孩子爬到她跟前去了，那时她正黯然神伤地坐在一张藤椅上。她发现孩子将小手伸进她鞋子里，试图挠她痒痒。很快，就像孩子自己被挠了似的，他看着她，对她顽皮地咯咯而笑。她一把抱住儿子，眼泪汹涌而出。她知道，孩子不仅需要她，也需要父亲，哪怕这个父亲是乞丐，是酒鬼，是流浪汉，劳改犯。其实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我母亲打开地图册，查找我父亲老家的确切位置。我父亲经常向我母亲说起自己的老家，他告诉她，那是在长江与黄海交汇处一个叫灶的渔村。很多年前，那里是一片汪洋，后来长江入海口泥沙大量淤积，浅海海底逐渐升高，形成水下三角洲，加之海潮顶托，形成沙洲，大大小小的古沙洲群陆续浮出海面，新的陆地不断涌现。我父亲老家那个叫灶的渔村，就占据其中一个沙洲。他的父母和哥嫂就住在被一片海水包围的潮墩上。所谓潮墩，就是用土修筑起来的避潮墩，当海水退了，看上去就是一块陆地。

我母亲在地图上找来找去，却找不到叫“灶”的地名。后来她到了实地才知道，“灶”是当地人的一种说法，在我父亲老家周围，有很多个“灶”，那都是占据着一方滩涂的小渔村，比如何家灶，古灶村，洋灶村，金家灶，等等。

那里的海水含盐量高，有得天独厚的煮盐条件，所以旧时那些小渔村，家家都用灶煮盐为生。筑三面土墙，前矮后高，当地人叫虎头屋，木竹支架，上面覆盖獐毛草，煮盐的锅灶砌在里面，这就是灶屋。“穷奔荒滩富奔城”，很多上无片瓦下无寸地的农民纷纷跑来此地烧盐度日，很快，百里滩涂便星罗棋布般形成叫“灶”的小村落。

要煮盐就须筑墩子，以作为防潮屏障。盐墩呈圆台形，通常建在高潮位水线以内，灶民在盐墩上安家落户，堆草建灶煮盐。因为盐墩可以防海潮，所以也叫潮墩。潮墩避潮，当海水退去，它看上去就是一块陆地。每年秋季大汛，若遇大风大潮，滩涂一片汪洋，水天相连，浩渺无边，只有盐墩露在水面上。有时潮位特别高，住在矮墩子上的盐民也有葬身大海的。

我母亲和父亲在悄悄做动身的准备了。这是一次长途跋涉，还要扶老携幼，一应重物是带不走的，必须轻装简从。

我母亲是要带上我姥娘走的，但我大姨和小姨怎么办呢？

恰在此时，我舅舅写信来说国营通化针织厂要招收大批女工。我大姨和小姨迫不及待想结伴去通化。纺织女工这个行当，对她们有极强的诱惑力，况且有哥哥在那儿。

就在她们即将启程之际，发生了一个新情况。103医院一批青年军医被安排去支边，其中一个叫韩乐群的山东人将远赴西藏那曲。韩乐群相貌儒雅，文质彬彬，但三十多岁了，个人问题还未落实。当地有不少女子看上了他，但他非山东姑娘不娶，这样就拖下来了。有一次，他到我家玩，一下看中了我大姨。他突然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感觉：他一直未谈婚论嫁，其实就是在等待着我大姨。

这时组织上找我大姨谈话，许诺她，倘若她跟随韩乐群去那曲，她将被安排到那曲地区医院工作。我大姨觉得韩乐群是可以托付终身的，便一口答应了。

全家人分成了三股。我母亲和父亲带着我姥娘和两个孩子回江苏老家，我大姨跟随韩乐群去西藏，我小姨独自一人去通化。

兰苦苦挽留我母亲。在兰看来，我母亲只要去了那个杳无人烟的海边荒滩就死定了。然而我母亲去意已决，不为所动。

我们一家是乘坐军用吉普去福州火车站的。动身的那天，兰一直在军用吉普后面追赶，她一边追一边哭。后来她再也没有见过我母亲。

我一直认为，从福州到上海的火车上，我母亲和我父亲很少说话。两个人的神情看上去都麻木，苍茫，疲沓。听着有节奏的火车轮碾压钢轨的咣当咣当声，两个人不约而同产生了一种错觉，即他们曾经拥有的一切，似乎都被这列火车碾碎了，那些生活的碎片，还有收拢来的可能吗？

坐在火车上，我姥娘神情也是麻钝的。她不知道这列火车究竟要把她带到哪儿去。我母亲只是告诉过她，要去江苏。她对“江苏”这个地名一点概念都没有。她不知道“江苏”在哪个旮旯里。她对“山东”倒是熟悉的，但她对“山东”的概念也是仅限于大庄、张家屯和高密这些地方。

又得走路了。她在火车上反复念叨的就是这句话。是啊，不管到哪儿去，都得走路。走路让她发愁，让她忧心忡忡，让她惶惶不可终日。她试着在火车走道里走上几步，还行，能挪开步，只是晃荡的火车让她晕眩。后来她就搂着外孙一直躺在硬卧上。在那一天一夜里，她想了些什么呢？最大的可能是，她什么也没想。要想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但是想了又有什么用呢？所以索性什么都不想了。她已经做好听天由命的准备了，心甘情愿地把一切都交给时间，包括她的那双粽子小脚，任凭时间怎样宰割它们。

火车终于抵达上海站，那最后一声沉重的笛鸣，就像一声柔肠寸断的叹息。我母亲和我父亲的心里也叹息了一声，他们都觉得，只有在这时他们才真正进入了现实。这是前途未卜的现实，是一点都摸不着边际的渺茫的现实，是让人寒缩、犹疑、恍惚的现实。

十六铺码头人山人海，停泊在江面上的轮船偶尔呜咽一声，让人怅惘不已，仿佛勾起许多伤心事。

上海去南通的轮船一天只有一班，船票早已卖完。从票贩子手里买了几张高价票，都是五等舱。在拥挤、喧嚣、肮脏的候船室等到夜色降临，然后开始登船。栈桥很长，因为上面挤满了太多的人，栈桥晃荡起来。人们争先恐后，不放过任何一个罅隙向前突破，唯恐轮船会提前开走上不了船。那是一股无边无际的人潮，汹涌着，呐喊着，毫不留情地席卷着各种行囊、挎包、扁担、箩筐、麻袋，叫骂着向前奔突。轮船汽笛的一次次鸣叫，仿佛是在焦急催促，更加剧了紧张气氛。紧张带来了恐惧。恐惧又使这股人潮大幅度地扭来扭去，好几处地方突然像绳子似的断了，又很快被接上，但一扭又断了，又被接上。这一断一接，其实是好多人被推倒了，形成了空隙，但这空隙很快又被蜂拥而至的人填上，他们就踩在那些被推倒的人身体上，踩在脱落掉的帽子上，衣物上，鞋子上，不顾一切朝前挤去。很多孩子开始发出绝望的哭喊声。这些孩子里就有我和我姐姐。两个幼小的孩子，一个腿脚不灵便的老人，左一个包袱，右一个行李，我不知道我们全家是怎样在那股惊涛骇浪般的人潮裹挟下通过那座长长的栈桥的。

天亮时，轮船停靠在了南通港码头。一家人乘公共汽车到掘港。掘港是如东县城，一个古色古香的苏中集镇，其历史渊源绵长，初建于唐，发展于宋，繁荣于明清，一度为苏中盐、棉、米、茧“四白”集散中心，有“小扬州”之称。之所以叫掘港，是因为唐大历年间，淮南黜陟使李承修筑捍海堰以挡潮水，但由于天降大雨，内河水涨，不得排泄，时时酿成水灾，遂掘开捍海堰放水，潮来时则再堵上，循环往复。

我们将从掘港转车去一个叫长沙的小镇，然后再步行六里左右路程，方到达我父亲的海边老家。

我母亲后来说，那天我们全家在长沙镇东街头一下车，旋即便有不少当地人围上来。他们也不上前搭话，只是探究着，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这一家人的一举一动。他们是好奇。

我母亲和我父亲虽然都穿着军装，但都没有领章，肩章，可是当地人还是认定他们是解放军。那时，人们普遍对解放军抱有特别亲近的情感，而对女兵尤其敬畏。我的穿着军装的母亲有着凛然的气质，她的齐耳短发自然卷曲，这使她看上去超凡脱俗，如梦似幻。两个相貌齐整的孩子和一个北方装束的老妇人，也让人们啧啧称奇。

那些当地人，有的是镇上的，有的是附近乡村来逛街的，有的则是从海边挑着海鲜到镇上来贩卖的渔民。其中有一个竟是我父亲那个渔村的，一起光屁股长大的玩伴。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幼时的伙伴了，但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我父亲。他用那种打号子的嗓音叫了一声我父亲的乳名。

我父亲又惊又喜，上前一把握住那个人的手。那个人一边使劲挣脱，一边说，看把你身上弄脏了，看把你身上弄脏了。

原来那个人是赶着牛车到镇上来卖海鲜的，卖完了正打算赶着牛车回去，恰巧遇到了我父亲。

从长沙镇到海边有两道蜿蜒弯曲的牛车辙印，牛车就晃晃悠悠走在这两道辙印里。那个人倒骑着牛，用方言土语跟我父亲聊天。

我姥娘一句都听不懂，她东张张，西望望，看看平原田野上的景色。南方跟北方真的不同。北方的土地粗粝，荒凉，而南方的土地却是肥沃，滋润，随便种一棵庄稼，也是那样秀丽，精致。

我姥娘从未坐过牛车，晃荡的牛车让她惊恐不已。她心里叹息着，怎么到这么个鬼地方来了啊。

一到堤岸上，迎面便有海风吹来。那海风黏，腥，硬，湿。正是涨潮时分，满眼是浑浊的无边无际的海水，满耳是无数只野兽低沉忧郁的吼声。不远处，那些星星点点的潮墩就露在海面上，它们看上去似乎随着潮水一起摇晃，并且随时都会被潮水淹没。我姥娘她晕眩起来，朝着大海不停呕吐。

我们就坐在牛车上涉水而行。此时的牛车不再是牛车，而是汪洋之中的一条船，翻着白沫的海水随手可触。我父亲和他幼时的伙伴依然谈笑风生，而我姥娘和我母亲脸都吓白了，她们缩在牛车上紧紧搂着孩子，一动都不敢动。

我姥娘告诉我，她对海潮害怕至极。住在海边的那些日子，每次涨潮，她都会悚然心惊。那是午夜梦回的时候，她时常会听到一种窸窸窣窣的声音，就像蛇在草丛中游动。她一惊，就从床上坐起来了。窸窸窣窣的声音轻微，隐约，模糊，时断时续，仿佛在很远处。但就在坐起来的那工夫，这声音就清晰了，变得宏大，辽阔，仿佛有无数只蛇在草荡中游动。草茎被一次次折断，发出噼啪之声。很快，窸窸窣窣的声音变换成另一种声音。那是咆哮的声音，那种咆哮之声听上去就像是很多人在开大会时的呐喊。

我们全家住在一个长满獐毛草的潮墩上。有一天，我姥娘一个人偷偷走下潮墩，向西，朝几里路外的堤岸走去。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行走，她自己可能也不知道——也许是逃离的意识所致。从潮墩到堤岸的地面经过潮水的无数次冲刷，变得坦荡如砥，一马平川，没有路，却到处都是路，正适合我姥娘的小脚行走。可是她没有一次能走近堤岸。问题就在于她的害怕，害怕潮水会不期而至。一想到漫无边际的潮水会从背后偷袭过来，她就会惊慌失措。她那时刚好走到半途，便折身而返，重回潮墩。她想走快点，但两只小脚可不听她的，它们显得六神无主，它们开始哆嗦起来了。一哆嗦就打起了趔趄，中了枪弹似的，一瘸一拐，脚步绵软无力，一棵草也能把她绊倒。在很多寂静的午后，渔村有些人会看到从潮墩至堤岸之间我姥娘蠕动的身影。开始她走得很从容，脚步稳实，神态坚定。但突然间，她就掉过头来了，惊弓之鸟似的，张皇，错乱，跌跌撞撞地回到潮墩上。

潮墩上还住着一个叫王洛西的孤老头子。多年前，王洛西只身一人从东台来此烧盐，后来一直没回去。他的房子是土墙草顶，非常低矮，其实就是一个窝棚，四周被南瓜的藤蔓包围。王洛西因为背驼得厉害，所以显得很矮。我经常看到他站在家门口，弓腰，低首，神态卑怯，仿佛等待着贵客光临。有一阵子我没看见他，我从大人的言谈中得知，王洛西死了。

住在海边的那些日子，我父亲成了一名乡村医生。他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走村串乡，早出晚归。自行车龙头上挂着一只黑色诊包，里面除了听诊器和一些药物外，还有一只牙钳。我父亲不仅谙熟内科，拔牙的技艺也十分精湛。他是本地人，又很有来头（上尉军医），在百里滩涂名噪一时，人人都喊他刘先生。

我母亲则当上了接生婆。总是半夜有人敲门，我母亲赶紧起床，拢一把乱蓬蓬的头发，拎起药箱就走。有时恰逢涨潮，来人摇着舢舨过来。我母亲对摇篮似的舢舨总是不适应，一上去就晕得昏天黑地，恨不得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

我和渔村很多小孩交上了朋友。有个孩子和我玩得特别好，但他是结巴。当地人将“结巴”称为“愣子”。为什么叫“愣子”？可能是结巴经常说不出话来，愣在那儿。那个孩子愣得太厉害了，常常大张着嘴，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村里人都叫他洋哑巴。有段时间我和洋哑巴形影不离，也许是耳濡目染，结果我也愣起来了。我本来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可是我结巴了就说得磕磕绊绊，支离破碎。家里很着急，尤其是我姥娘，急得天天念叨着，这可咋办呀？这可咋办呀？

根据村里人的说法，愣子是可以卖给别的小孩的，但愣得太厉害就卖不掉，像洋哑巴就卖不掉了。卖愣子要等到下雨天，至于为什么下雨天才能卖掉，村里人却语焉不详。我记得在一个微雨的上午，我姥娘牵着我的手走出家门。我头上戴着雨笠，左手提着铜盆，右手拿了一根棒槌，走几步就吆喝一声，卖愣子喽！因为愣，所以我的吆喝是断断续续的。于是我姥娘也跟着我一起吆喝起来了，两种声音混合着，让人感觉奇异。很多人走出家门看我们，但是没有孩子出来，大人们知道我们在卖愣子，所以不许他们的孩子出来。那时，我姥娘是多么希望那些孩子也出来看热闹啊，到时只要把我头上的雨笠摘下来戴到他们脑袋上，我的愣子就能卖掉了。后来我们终于看到有孩子出来了，但他们也是出来卖愣子的。他们就像我一样，戴着雨笠，敲着铜盆，一边走一边吆喝，卖卖卖，愣，子，喽。这时我才知道，渔村其实有很多小愣子，他们都是让洋哑巴给传染的。有趣的是，我看到洋哑巴也出来卖愣子了。他卖了几年都没卖掉，但他还是锲而不舍，每逢下雨天就出来卖。他实在是愣得太厉害，“卖愣子”三个字，他只能说出“卖”，而“愣子”两个字，他永远说不出，所以他一直扯着变声期的公鸭嗓子喊着，卖喽，卖喽。

一年后，我家搬到长沙镇，算是告别了荒蛮之地。

很多年前，长沙镇是一块伸向大海的形状狭长的沙地，故名为长沙。长沙东临黄海，潮间带沙滩广袤无垠，加之地处黄海与长江交汇海区，浮游生物极多，天然饵料充足，近海资源丰富。文蛤、蚶子、泥螺、竹蛏、海葵、沙蚕、青鱼、大黄鱼、小黄鱼、鲳鳊鱼、马鲛鱼、梭子蟹、海蜇等海产珍品种类繁多。每逢渔汛，满载而归的渔船停靠在海港里、平沙上，黄灿灿的各种海鱼，活蹦乱跳的肥壮海虾充斥天地间。这些海鲜一部分在近海岸销售，大部分通过人挑、车船，运销至县乡内地，有的则销往南通、石港、白蒲一带。自古以来，长沙沿海一带煮卤制盐十分发达，由海子牛牵拉牛车，源源不断将白花花的盐巴送往盐场。盐场上，一座座盐堆形似雪山，高耸入云。随着海产和食盐的热销，长沙的名声也传扬开来，来自四面八方的客商看准了这块富庶之地，纷纷就地搭舍建房，开设八鲜行、盐店、日杂行、粮行、点心店、药店、饭铺、茶铺、铁铺。清代中叶，一个由二百来户商店和住户组成的三岔形集镇街道——长沙镇已初具规模。

有很多年，长沙镇简直就是海鲜的天下，有民谣为证：“一年四季十二月，月月鱼儿离水鲜。正月里龙灯鱼儿来报喜，二月刀鱼正当时，三月黄花鱼儿上了市，四月鳓鱼大眼白，五月马鲛正当家，六月条鱼肥又大，七金八板九箭头，十月海鱼数铁头，十一月带鱼白如银，十二月鲈鱼最闻名。还有红白水虾大对虾，硬壳虾儿肥兰虾，文蛤天下第一鲜，竹蛏海蜇姑娘蟹，螃蟹泥螺加鱼干。”每年春汛，长沙镇上整天是赶牛车人的吆喝声，八鲜行里的叫卖声，下海人归来的号子声，酒店茶馆的笑语声，声声相应，声浪阵阵。街道上扁担如林，人潮如海。当时人说，出门就捉蟹，下水捞鱼虾，无鲜不下饭，离鲜不成菜，吃穿诸用海上来，说话三句不离海，连长沙镇的空气都充斥着海的味道。

后来，这种热闹如清明上河图的盛景不再，它已经变得平和，淡雅。我们全家从海边搬到长沙镇时，长沙镇已经是一个市井气和烟火气很浓的小镇了。在这个小镇上，我们全家整整生活了三十年。

长沙镇东头有一条南北向的河流，那时还没有工业污染，所以河水清且涟漪。河里，运动着的有鱼、虾和螃蟹，静止着的有河蚌。河的两边长着竹子似的翠绿江芦，它们迎风摇摆，散发着一种过日子的安宁气息。河边还有几处踏埠，每天上午，会有三三两两的女人朝踏埠走过来。她们穿着家常衣裳，右手拎着竹篮和淘箩。竹篮里放着要洗的蔬菜，淘箩里是中午要下锅的米。左手则把持着一个盛满刚洗好的衣物的脸盆。脸盆的一端就搭在左腰上，为了防止脸盆滑落，左腰就必须付出力量，这样，行走时臀部就要大幅度摆动。这一摆，就把女人的婀娜摆出来了，也把女人的风情摆出来了。女人们到河边来洗菜，淘米，过衣服。她们伸出胳膊，往前够着，衣裳就扯到前面去了，露出一截白皙的腰身来。

我姥娘也经常下河边洗菜。她挎着篮子，一步步往河埠挪动着小脚。到了河埠，她蹲下身子洗东西，她的白发就在河面上飘动起来了。

我家就在镇东头这条河流的边上安顿下来了。买了陆姓人家的两间草房，以后又逐步加以改造，形成一个不大不小的院子。这个院子就位于马路和河流之间。在三十年的时光里，河流和马路送走了多少船只和车辆，送走了多少世事沧桑和悲欢离合，只有小院子似乎亘古不变地蹲伏着，默默承受时间的侵袭，或者默默等待在时间中瓦解，倾圮，消失。

公路两侧还住着几户人家，他们是我家唇齿相依的邻居。在日常生活中，我家与他们既是并行又是交叉地朝着时间深处蜿蜒前行。

在长沙镇，我姥娘有个最好的朋友，她叫朱秀莲。

有一次，我姥娘拿着一块衣料去缝纫店做衣裳。缝纫店就在茶水炉子的东隔壁，一个大通间，做缝纫的都是清一色的中年妇女，缝纫机也是清一色的蝴蝶牌。

缝纫店很热闹，妇女们都一齐踩动缝纫机，那种低沉宏大的嗡嗡声，就像一万只蝴蝶在鸣唱，震得整个东街都在颤抖。缝纫店里手艺最好的，就是朱秀莲。她和我母亲年龄相仿，和我母亲一样，也是高身量、容长脸儿，不同的是，我母亲严肃，看上去冷漠。朱秀莲却善言，说话有分寸，待人热情，通情达理，会持家，为人妻为人母都做得很好。

那天，我姥娘跨进缝纫店的时候，缝纫机的轰鸣出现了短暂的停歇，所有的女人都停下手上的活计，抬头看着这个山东老太。突然到来的寂静，使我姥娘感到很意外，她有点害臊，也有点尴尬。她不知道说什么，和谁说，她甚至想退出去。这个时候朱秀莲就走过来了，她未语先笑。她看了看我姥娘手上的白府绸衣料，问我姥娘是不是来裁衣裳的。见到有人主动上来招呼，我姥娘脸上露出感激的表情。我姥娘叫了声大姑娘。后来我姥娘就一直叫朱秀莲大姑娘。

大姑娘，俺想做件衬衫。我姥娘说。

朱秀莲接过我姥娘手里的衣料，摸了摸，赞叹道，好料子，好料子啊。她展开来披在自己身上，问那些踏缝纫机的女人，好看不好看呀？那些女人齐声说好。朱秀莲有些失落地说，我还没有件白府绸衣裳呢，看来这个山东侉子有钱啊。

那些女人听到朱秀莲说“山东侉子”，都笑了。我姥娘也跟着笑起来。她一点都不怪朱秀莲说她是山东侉子。她问朱秀莲，这衣料俺做衬衫中不中啊？

朱秀莲朝我姥娘翻着白眼，说，我听不懂你的侉子话呀。

那些女人又笑起来。我姥娘再次跟着笑。

朱秀莲将我姥娘领到哑巴裁缝的裁衣案前。裁衣案上很乱，零布头、线团儿、画粉块儿，还堆着很多扎好的各色布料，朱秀莲把那些布料推到边上去，收拾出一块空地，把我姥娘的布料摊在哑巴裁缝面前。她只简单打了几个哑语，哑巴裁缝就明白了。她对哑巴裁缝说，这个山东侉子很讲究的，人也很厉害不好惹，要是裁剪得偏差了，她绝对饶不了你的。

哑巴裁缝觉得事态有点严重，破天荒地认真起来。他打着哑语，要我姥娘站直，呼气，吸气，放松，腰背挺直了，两只手贴在裤缝上。我姥娘当然不懂哑语，朱秀莲便在一旁帮着翻译。为了能让我姥娘听懂，她说起了普通话。可是她又不会说普通话，那种洋腔洋调惹得一屋子的女人哄堂大笑。我姥娘也咧着嘴笑开了。也许，她与朱秀莲的友谊，就是在那一瞬间结成的。

不知道我姥娘怎么那么和朱秀莲投缘。朱秀莲没退休的时候，我姥娘喜欢到缝纫店找朱秀莲玩。说是玩，其实也就是坐在那儿看朱秀莲轻巧地踩着蝴蝶牌缝纫机。有时会抚摸一下身边案桌上的布料，思忖是做上衣还是裤子合适。如果那块布料是混纺的，颜色也不太鲜，就会想，要是俺用它做一件斜襟褂子，中不中呢？

不知道为什么我姥娘怎么那么喜欢布料，她怀着虔敬，一遍遍抚摸它们。如果那些布料上有褶皱，她还会抚平它们。朱秀莲经常一边踏着缝纫机，一边和我姥娘打趣。她说，姥娘，我给你做件花衣裳吧。你穿了花衣裳再跟个男人吧。我姥娘会笑着说，俺做姑娘时什么衣服都敢穿，现在可不行了，现在俺要是穿上件花衣服，还不让人骂呆子啊。下辈子吧，下辈子俺找你做花衣服。说到这里，我姥娘有点伤感了，她擦了擦昏花的眼睛，她仿佛看到那些如潮的时光在衣料上一闪就过去了。她猝不及防。她仿佛一下子就被什么击倒了。

后来朱秀莲退休了，我姥娘就到她家去玩了。那是在慵懒寂寥的午后，孩子们都上学去了，家里是空的，洒在院子里的阳光也是空茫的。她封了炭炉子，再坐上一钢精锅水，就锁上院子门出来了。她把钥匙挂在腰上。钥匙上系着一条用红绿玻璃丝编的金鱼。我至今仍保存着这条金鱼。它身体的每个毛孔都贮满了那个时代的灰尘。它早已死了，但我觉得它的灵魂犹存。它的灵魂为期待复活而存在。可是它永远不可能复活了，因为握它的手永远消失了。但是那个时候它是鲜活的，它游动在那个时代的生活潮里。它享受了那些宁静的可以说是幸福的时光。它每天都游来游去，它是在缝合北方与南方对接时留下的罅隙呢。

在我姥娘走出院门前，我家养的小狗先跳出去了。它是忠实的。它也谦让，吃饭的时候它总是先让猫吃，等猫吃好了它才吃。它全身都黑，就像穿了一身黑色衣裳，所以我们全家都叫它小黑。它每天都趴在院子里的砖地上，注视着我姥娘的举动。它趴在那儿，尾巴不停地摇动，拍着砖地叭叭响。它神情紧张地看着我姥娘出来进去不停忙活，一俟有用得到它的，它跳起来就去帮忙。比如，我姥娘往桶里收摊晒在地上的煤球，它就会跑上前去，用嘴叼着煤球往桶里放。我姥娘到井台上去打水，它也会跟在后面，用嘴拼命拉扯着井绳。它知道我姥娘每天下午都要到朱秀莲家串门，便预先趴在院子门口，当我姥娘一打开院门，它就跳出去了。它总是在头里走。它欢腾着，跃动着，有一种不自知的快乐。它突然意识到什么，收住脚，回头看，发现我姥娘被拉下了，便懊丧地耷拉着脑袋往回走，那神情就像做错了事的孩子。快到八鲜行时，它就不再等我姥娘了。它快速地跑到八鲜行隔壁的朱秀莲家。它用爪子轻轻拍打着院门，嘴里发出嗷嗷的轻唤。院门才开了一条缝，它就挤进去了。它摇动起尾巴，微笑地看着朱秀莲。朱秀莲拍了拍它。朱秀莲知道，我姥娘来了。

如果把那一个一个午后连缀起来，那是多么漫长啊，简直望不到尽头。那也是一条漫长的路。它承载了我姥娘飘动的白发，寂寥的背影和打着趔趄的脚步，也承载了我姥娘一生中可能是最愉悦、安闲的时光。那些宁静安详的午后，我姥娘和朱秀莲是怎么度过的呢？当然是聊天呀，说话呀。就坐在院子里，下午的阳光透过枇杷树叶间的缝隙，落在两个女人的衣衫上。它在她们的头发上，眼眉上，脸腮上，膝盖上静静跳动着，随后就滑落到地上的针线匾子里了。是的，所有的阳光似乎都被针线匾子盛起来了，那些针啊线啊布头啊废弃的钮扣啊都漂浮在阳光的水面上了。可是经不起从针线匾子的缝隙里一点一点的往下漏，很快就漏了一地。也很快就流走了。没有了阳光的院子变得灰暗，有细细森森的感觉，旮旯里那些时间的碎片，比如一块瓦砾，一枚远古的贝壳，一根遗落的竹筷，一只永远无法打开的旧锁，一下子就裸露出来了。它们什么时候才会流走呢？也许它们永远不会流走，它们无法从时间的母体上剥离。因为，它们就是时间。只有光阴是没有依附的。它其实就是风。它朝人们的头上一吹，头发就变白了。它从这个世界上吹过，很多人就被它带走了。是的，当阳光流走了，当时间的碎片裸露出来，风就吹过来了。现在，这个墙角布满了青苔的小院子还在，可是再也没有了我姥娘和朱秀莲的身影。她们是被风带走的。

是的，那一个个连缀起来的午后是悠长的，两个女人坐在小竹椅上说着话。她们嘴里说着话，手却不闲着。朱秀莲说是退休了，可是哪里能退得了呢？也做家务，但做完了家务，还是要拖过针线匾子，戴上老花镜子，把旧衣衫拆了，改做另外一件衣裳。或是将零零碎碎的布做几双鞋垫。有时呢，会织一件毛衣。我姥娘则纳鞋底，她的针线功夫真是好，那些针脚特别精细，匀称，横看竖看都是一条直线。朱秀莲拿过鞋底，一个劲夸我姥娘。她告诉朱秀莲，俺的针线在大庄是有名的。朱秀莲便问道，什么大庄啊？我姥娘就像被针扎了一下，打了个冷颤。自从离开了大庄，她就不再对任何人提起大庄了，不知道那天下午她怎么就说漏了嘴。既然提起了，那就索性说开了吧。憋着不挑破，也难受啊。她对朱秀莲说，俺家就在大庄。我姥娘说这话时一点都不伤感。她的神情是那样安笃，祥和。她就像一个旁白者，讲一个与己无关的故事。她说起老家的那些作古的人，说起老家的风俗人情，包括一年四季的生计，吃的，穿的，用的。说起妯娌间的钩心斗角，那些当时恶心现在却感觉美好的趣事。说起公公的吝惜，平时不许包饺子吃，有一次公公出门去看一个还俗的和尚，她们就偷着包饺子，正吃着，公公突然提前回家了，她们就惶急得把饺子藏在炕洞里，结果还有几个落在灶台上。公公发现那几个还冒着热气的饺子时，她们都傻了。公公黑着脸，也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儿砸东西，直到她们一个个跪在公公面前，发誓以后再不偷着包饺子了，公公才罢手。说着这些往事时，我姥娘吃吃地笑了。我姥娘以一种轻松的语调笑着说，过得不如贫雇农，还地主呢。说到这儿，朱秀莲便会顺便问，你男将呢？她总觉得我姥娘的婚姻生活是个谜。在长沙镇的方言土语里，“妻子”被叫做“堂客”，“丈夫”被称做“男将”，对此，我姥娘是明白的，但是我姥娘却并没有接朱秀莲的话茬。她长久地沉默了，仿佛倦了。她将针尖在头皮上轻轻划了几下，似乎还要把鞋底纳下去，可是到底把针线收了，缠在鞋底上，夹在腋下。她说，俺得回家收衣服，捅炉子做晚饭了。她往回走了。路上阳光扑腾着，刺痛了她的眼睛。她把眼睛闭上了。可是睁开来还是痛。唉，那哪是阳光啊，那是她纷乱的思绪。

我姥娘和朱秀莲聊得最多的也许是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吃穿用度，家具物件，家长里短，男女情事，婚丧嫁娶，生老病死，温贫暖老，人情世故，总之，是关于活着的，过日子的话题，也是鸡毛蒜皮的琐碎小事。她们聊得最开心的，也许是男女私情吧。说到这些的时候，她们的笑是窃窃的，语气是狎昵的：某某人家的老婆又偷汉子啦，怎么怎么让男人撞见的啦，老婆又是怎么怎么让男人揍的啦。某某男人又是怎么怎么忍气吞声做乌龟的啦。说到这儿，我姥娘会用上一句大庄的歇后语：扣鼻子拆铺衬——没出息。那都是她们从不同地点，不同时间道听途说听来的，现在只不过是拿来汇总，交流，说笑。既然是道听途说，免不了有出入的，比如，有户人家的女人刚把汉子偷到家里来，就被男人发现了。我姥娘的说法是，那汉子当时钻到床底下去了，可是因为慌乱，一只脚没缩进去，就是这只还伸在外面的脚被那男人发现了。朱秀莲说是汉子躲到锅门口的草堆里去了，恰好那男人到锅门口烧锅，去划拉草，却一把划拉到那男人的屁股。于是两个人发生了争执，正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正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之时，两个人又噗哧一声笑起来了，笑得前仰后合的。说起教师张三，那么俊朗的一个男人，却娶了个又黑又矮的丑女人，我姥娘便要惋惜道，歪树结裂枣呀，好帮好底做好鞋，好爹好娘养好孩，你看他们的孩子长得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还能走到人跟前去？鞋匠李四呢，却是好福气。李四是个瘸子，瘸得厉害，要靠挪着一个高高的杌子行走，镇上的人都叫他瘸爹。就是这个瘸爹却娶了个美貌老婆，几个孩子也长得神气，朱秀莲便唏嘘不已，这婚姻是前世配好的呀，是前世该派你的呀。

她们最感兴趣的话题，也许还是服装，关于布料啊，样式啊，剪裁啊，领口啊，袖子啊。我姥娘年轻时是很讲究衣饰的，对于色彩也有她的追求。后来老了，便淡漠了，可是这个爱好却没有丢。她不大做衣服了，总认为箱子里的那些衣服穿到死也穿不了。可还是喜欢逛布店，经常买完菜就挎着菜篮子踅到供销社去。她在布柜前流连忘返，盯着布架上那些花花绿绿的布料饱眼福，同时想象着要是做一件这个料子的衣服穿在身上，会是什么样子。做一件那个料子的衣服穿在身上，又会是什么样子。那时，她身体里会有七嘴八舌的声音，它们各持己见，争执不下。所以，她到朱秀莲家串门，就把那些声音倾倒出来，请朱秀莲评判，挑选出一个她觉得最打心上来的声音。她信得过朱秀莲。她认为，在剪裁方面，在衣服色彩的鉴定方面，在对布料优劣的辨别方面，长沙镇没有人超得过她。这也许是她能吸引我姥娘的原因之一吧。

有时呢，两个人什么话也不说，各自静静地坐着，做针线或纳鞋底。在静谧的午后，她们不是坐在一个黯淡的小院子里，而且坐在时间深处。时光把她们一次次往前拉，又一次次推到后面去了。她们会不约而同地拿针在头皮上划几下。锐利的针尖和头皮摩擦，会发出一种轻微的嗤嗤的声音。那是时间的声音。时间的走动是没有声音的，它就像一个偷盗者蹑手蹑脚的脚步。但是它被划破了，于是它就发出声音来了。它嗤嗤地走动着，就像很多年前，它走在张家屯至大庄的官道上，走在高密到福建的旅途上，走在潮墩间平坦的滩涂上，现在它又穿行在我姥娘和朱秀莲做针线活的针眼里了，荡漾在这个小院子里了，当我姥娘走出院门回家的时候，它又尾随在我姥娘身后了。它究竟带走了多少东西啊？！有没有它永远也带不走的东西？

俺得回家收衣服，捅炉子做晚饭了。于是我姥娘告别朱秀莲，从小院里走出来了。还是小黑在头里走，它总以为我姥娘不认识回家的路，所以它要带路。回家的兴奋使它腾跃起来了。它一口气就从八鲜行跑到茶水炉子门口了，随后它又垂头丧气折身返回到我姥娘跟前，再缓缓地，有一搭没一搭地往前走。

因为我姥娘经常去缝纫店玩，这样，也就认识了缝纫店隔壁开老虎灶的孙二娘。

孙二娘好像和我姥娘自来熟，那天她在门口看到我姥娘，硬要我姥娘去她家坐坐。两个人聊了一会儿就聊到饺子上去了。原来孙二娘的儿子在山东当兵，有一年回来探亲时给母亲包了北方饺子。只吃了一次，孙二娘就吃上瘾了，可是她不会包。那天，她恳求我姥娘给她包饺子。我姥娘接口说，俺也馋饺子了。我姥娘说，俺还是上辈子吃过饺子的呢。孙二娘喜形于色，那就明天到我家来包。我姥娘乐得什么似的，中啊，包大白菜饺子！

第二天上午，我姥娘兴冲冲到孙二娘家去了。远远的，就听到孙二娘家传来薄刀在菜板上剁肉的笃笃声。孙二娘剁肉的笃笃声是那么悦耳动听，急管繁弦似的催促着我姥娘的脚步。

和好的面已经醒了，我姥娘将面团放在面板上揉巴。看上去一点不用劲，其实力道暗藏在掌上。面团是柔绵的，我姥娘揉面团的手也是柔绵的，而无形的力道却贯注其中。面团不知不觉变得柔中有刚了，变得有了筋道，变得坚韧和绚烂。孙二娘则开始和饺子馅。我姥娘嫌她放的葱和姜少了，大白菜也不够。孙二娘便又赶紧添上了。我姥娘又让她打上两个鸡蛋和上，这样就能使大白菜和猪肉更紧地抱成一团。

擀饺子皮是我姥娘的拿手好戏，还在做闺女的时候，一大家子吃饺子，饺子皮都是她擀的。她擀饺子皮好像是心不在焉的，和你拉呱说笑着，两只手也不怎么忙活，可是一转眼的工夫，一叠厚薄、大小相差无几的饺子皮就堆在面板上了。

那天上午，孙二娘跟我姥娘学擀饺子皮，但她擀不好。擀不好的原因，在于不能保持动作的连续性，即右手不停擀的同时，左手要不断将饺子皮填进擀面轴，这个过程应该是囫囵的，所以擀出的饺子皮也是囫囵的。囫囵的圆，囫囵的质地和纹理。而孙二娘却做不好，她擀一下，将饺子皮抽出来，再擀一下，再抽出来，再擀，将擀饺子皮这个整体连贯的动作分解得支离破碎。我姥娘拿起孙二娘擀出来的形状怪异的饺子皮，笑起来。我姥娘说，你擀的是饺子皮吗？

擀饺子皮有个重要细节，就是一定得中间厚，边上薄。馅儿是搁在中间的，中间厚下在锅里不会破。边上薄呢，容易捏得住。这个孙二娘也学不会。

我姥娘手把手教她。可是怎么教也教不会，孙二娘急得满头大汗，赌气地说，我再也不擀饺子皮了。

饺子皮擀好了，该包饺子了。孙二娘不甘心，抢了块饺子皮就包。她包馄饨包惯了，还是用包馄饨的手法来包饺子，结果包出来的饺子扁扁的，像趴在地上的小蛤蟆，要多难看有多难看。我姥娘瞅了一眼，也不说什么，只炫技似的一口气包了各种花样的饺子摆在筛子上。我姥娘说，不管学什么都要耐点心，俺开始也不会包，包多了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