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趔趄　　第二章　迁徙　　第三章　死亡　　第一章　趔趄.3

　　第一章　趔趄　　第二章　迁徙　　第三章　死亡　　第一章　趔趄.3

我姥娘的这个说法极大地鼓舞了孙二娘，她又来了精神，吵着说，那我们天天包饺子。我姥娘笑了，笑得天荒地老似的。我姥娘说，俺可巴不得天天吃饺子啊。我姥娘教给孙二娘一种最简便快捷的包饺子方法，用两手的拇指和食指握住饺子皮边沿，往中间拢，合，再一捏，就成了。这种饺子挺好吃，因为能容纳最多的馅。

因为面和得多，饺子馅拌得多，饺子也包得多。八仙桌摆满了，两把竹筛摆满了，就将锅盖反过来摆上去，还是摆不下。包好的饺子一定要一个个摆起来，要不粘在一起，没等下到锅里，就被馅儿洇破了。

饺子就放在老虎灶上下。老虎灶的炉火说多旺就有多旺，把风门打开，炉子里的炭正烧在火口上，呼呼往上窜火舌。安上口大铁锅，打满水，盖严了锅盖，一会儿水就咕噜咕噜开了。揭开锅盖，将两筛子饺子倒进沸腾的水里，又把锅盖盖上。很快，锅里又咕噜咕噜响起来了。孙二娘问我姥娘，能捞起来吃了吗？我姥娘摇摇头，把锅盖揭开，泼了半瓢冷水进去，又盖上。不一会，水又咕噜咕噜开了，孙二娘又问，能吃了吗？我姥娘说，不能。揭了锅盖，又泼进去半瓢冷水，盖上。

孙二娘又不耐烦了，问道，多咱才能吃啊。

锅再次开了，我姥娘揭开锅盖一看，一锅的饺子都白白胖胖浮在水面上，说，中了，中了，快盛起来，时候多了就毁了。孙二娘拿起笊篱就盛。她有些紧张，手忙脚乱，有两个热腾腾的饺子滑到地上了。

孙二娘顾不得刚出锅的饺子烫，拣了一个扔进嘴里，哆哆嗦嗦吃下去，嚷着，日娘的，好吃。

那天，孙二娘给街坊邻居都送了饺子，结果很多人都来找我姥娘包饺子。他们先找到我父亲，他们叫我父亲“刘先生”。在长沙镇，人们一律将做医生和当教师的称为“先生”，以示敬重。他们说，刘先生，我们想请大娘到我家去包饺子。

也许正是通过包饺子，我姥娘走进了他们的生活。这也许是一种对接，是北方与南方的对接，虽然这种对接不是那么天衣无缝，会留下罅隙，毕竟北方与南方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它们的表情，它们的性格，它们言说的方式，它们的皮肤（土壤），它们身体内流淌的血液（河流），它们对世界的态度，它们凝视宇宙苍穹的姿势，永远是南辕北辙的，它们永远不能融为一体的，比如，南方人永远不会包饺子。我相信我的说法是正确的。我姥娘只是“走进”了他们的生活，而从来没有与他们“融合”过。他们永远是我姥娘的“异乡”。

至于我姥娘为什么那么喜欢包饺子，也许是因为她是没有“故乡”的人，她带着两个孩子离开大庄的那一刻起，“故乡”就被连根拔起了，所以，她将饺子当成了她的“故乡”，每一次的包饺子，仿佛就是一次故乡之行。

很多时候，当我下午放学回来，看到院门锁着，就知道我姥娘不是在朱秀莲家，就是在孙二娘家。这时我会去找我姥娘。我来到东街口。包桂红家就住在东街口，他家对门是唐麻子家。我就从两家之间的街路上往前走。这时，我猛一抬头，就看到了我姥娘。我姥娘从街道深处朝我走过来了。我当时的感觉是，长长的街道上就是我姥娘一个人在踽踽行走。我姥娘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我姥娘的白发被临近傍晚的阳光染成了金黄色。那些傍晚街上的喧闹声就像无声电影那样喑哑了，它和傍晚开始活动的人流那样，构成了我姥娘身后的背景。

我至今还记得我姥娘身后的那幅小镇傍晚的生活图景：周国才挑着货担子回家了，他每天在八鲜行对面的街角摆摊，卖菱角、柿子，也卖香烟洋火桂花糖。他是个小老头，神情寒缩，举止诡秘。像极了《红灯记》里的磨剪人。他每天大智若愚地坐在货摊后面，静观街面动静。他不像个摊贩，倒像个地下党，等着谁和他接头。后来他终于等来了接头人，但不是地下党，而是死神。那天他在货摊上一直坐到天黑，有人去推他，他一声不响地倒在地上了。郭呆子的背影出现了。郭呆子叫郭新明，因为读了太多的书而痴呆。他是呆滞的，又是警醒的。他其实是一个知书识理的人，他见到我姥娘都要停下来，毕恭毕敬地叫一声姥娘。他每天都要跑步。他家就在酱油店的巷子里，他每天从家里出来，踏上街道，尔后从东街一直跑到公路上，向东跑到东海部队，再打转回来。他一边跑着，一边声音嘶哑地喊着“一二一”。喊得那么执着，好像将生命作为全部赌注押上去了。很长一段时间，“一二一”成了长沙镇的生物钟。人们只要一听到空气中传来的“一二一”的口令声，就知道该收摊了，该做饭了，该抬起回家的脚了。我经常想，“一二一”是不是一种符咒呢？郭新明肯定是读过老子的《道德经》的，在那本圣书中有这样一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世界衍生出来的太多的事物总是让他头疼和失望，他多么希望这个世界是简单的、单纯的，只要有一两样东西就足够了，比如身体和道路。“一二一”其实就是他的祈愿和祷告。当郭新明在背景的边缘消失后，曹津元挑着一对圆肚子水桶过来了。他打着长长的号子。他是启海人，他的号子听上去怪异，有种凄凉感，仿佛是唱着丧歌。他长年累月给染坊挑水。在我印象中，每次见到他，他都在嗨唷嗨唷地躬身塌背挑水。后来他老了，挑不动了，依然保持着躬身塌背的样子，这是时间对他的雕塑。他一年四季都赤着脚，在冬天的早晨，他的肥实多茧的大脚板踏在布满冰碴的街路上，发出破碎的响声。陆善堂从八鲜行出来了，他送文蛤到海安李堡刚回来，将收货单交给吴鹤松。他饿了。他踩着他的脚踏车往家奔。他敞着怀，露出古铜色的胸脯和茂密的胸毛。他绕过曹津元和他的水桶，朝我飞驰而来，又风一样刮过去了。有个孩子懒洋洋的从家里跑出来打酱油，家里给了他一毛钱，可是他只打了八分钱酱油，然后他捏着余下的二分钱，飞跑到周国才家买菱角去了。几个下河边的女人拎着洗好的菜和碗筷，在街道上一闪就消失了。一些男人或女人不约而同拎着煤炉跨出门槛，那些用铅皮桶子改造的煤炉被置放在街道边上，排了一长溜。那些男人或女人就像皮影戏里的人物，按统一模式做着动作：用火柴点燃一把引火草，塞进炉洞，迅速添上被剁成拃把长的木柴，等到火舌舔上来时，再压上煤球。乳白色的烟把他们模糊的身影吞噬掉了，整个街道上充斥着烟火气。隐隐约约传来咳嗽的声音。咳嗽声是这些人发出来的：从农贸市场挑着卖剩下的蔬菜往家赶的农民；下海挖文蛤的镇上人，他们趿拉着塑料拖鞋，挑着沾满沙泥的文蛤与农民擦肩而过；一些背着柴草的女人，那些烧锅用的柴草，是她们到镇东头的林业站捡拾的；一个穿着中山装的体面的男人，他拎着黑色人造革文件包，他刚在单位开完会，也是往家里赶。几个光着脚板的下河佬，他们刚从镇东头河边的船上下来，他们都是罗圈腿，他们到店铺去买纸烟、黄酒、猪头肉。一个穿着碎花衣裳的家庭主妇，她正准备做红烧鲫鱼，突然发现生姜用完了，便匆匆出门到邻居家要一块。还有一些狗啊猫啊鸡啊鹅啊，它们也被炉烟呛着了，它们的咳嗽声听上去就像是老人在喘息。

这是一道生动而永常的背景，是长沙镇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的结实的日子。它永远不会松动。松动的只是人。当一个人像牙齿那样松动了，又像牙齿那样掉落了，消失了，另一个人又替补上去了。也许，日子的含义就是结实？

不知为什么，在很多年里，我姥娘并没有融入这道风景里面，时间的镜头总是将她单独凸现出来。她总是站在时间之巅上。她在长沙镇街道那截时光的河流里深一脚浅一脚朝我走过来，可是从没走近我。当她快要走近我时，时间在那一刻突然就冻结了，她身后的背景也因此而凝固起来，就像时间结下的痂，这使我每次回忆长沙镇的日常生活时，通过这块痂很轻易就找到了进入点。

而对于长沙镇上的人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姥娘凸现在他们面前，这让他们很容易对她进行毫无遮碍的注视。无论从哪个方向，他们都能端视着她。

他们注视着她一天又一天的庸常，机械，缓慢的生活。他们一天又一天地看着她怎么竭尽全身力量来打理这个家。他们看到她的生命的盛年已经过去了，但是余下的岁月足以让她奉献给这个家。

退休之前，我父母一直忙忙碌碌。他们曾经在长沙镇诊所待过，吃住都在家里，但这段时光很短暂，然后他们就离开家了。大约有二十年的时间，他们不在家里。他们先后在长沙镇周围的长沙公社、卫海公社、北渔公社等几个公社的卫生院从事医疗工作，都是离家七八里路的样子。他们住在医院宿舍，将全副精力都扑在工作上，十天半月才回家一次，住上一夜，第二天一早又匆匆忙忙走了。因此，这个家就完全交给我姥娘了。

我姥娘吃尽辛苦带大我和我姐姐。我们已经成长起来了，已经不用怎么操心了。而这时我母亲又生下我弟弟。我母亲坐完月子就离家上班去了，把孩子交给我姥娘。那时奶粉是稀罕的，我姥娘就用糖水、米汤喂孩子。我姥娘整夜守着，不停地哄孩子。孩子哭得厉害，就抱着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唱那首老掉牙的童谣：拉锯/拉槐/槐树倒了/木匠跑了/小孩好了。有时打盹，额头就磕在孩子的摇车扶手上，整个人一激灵，揉揉眼睛，一摸孩子屁股，湿了，赶紧给孩子换尿布。有时从孩子屁股底下抽出的湿漉漉的尿布上，有刚拉出来的温热的大便，若是黄灿灿的，黏稠的，成形的，就放下心了，自顾自笑着，轻轻拧一下孩子的屁股蛋子。要是拉了稀，就慌手慌脚，犯愁，会念叨着：这可咋办，这可咋办啊。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一天天长大了，会爬了，会站了，会走路了，会说话了，说出的第一句话是“姥娘”。

人们经常会在夏天的傍晚看到我姥娘用大澡盆给三个孩子洗澡，院子里飘着痱子粉的味道。晚饭是粥，糯香的玉米饼子，咸菜。天燠热，江芦叶子纹丝不动，院子里燥热得要着火，我姥娘便领着孩子到马路上乘凉。两张高凳上搁两块门板，三个孩子就爬上去了，惬意地躺着，姥娘用芭蕉扇子给他们扇风。他们听姥娘“扒瞎话”（讲故事）。他们看天上无边的星星，战战兢兢担心星星会砸下来，可是星星不会砸下来，星星只会眨眼睛。后来他们就迷迷糊糊睡过去了，凉爽的风从他们梦境中袅袅着一次次掠过。我姥娘挨个摸摸孩子们的胳膊，腿。要是黏，就继续扇，也是挨个扇，从头扇到脚。有蚊子嗡嗡飞过来了，啪！拍了一掌，虽未打到，响声却传得很远，远处有狗猛地吠了一声。这时已经临近午夜了，风开始变凉，四周静得能听见流星从头顶飞过的声音，嗤——，就像哑巴裁缝用裁剪裁布的声音。陆善堂踩着他的脚踏车去八鲜行装货了，他经过时衬衫的衣角飘起来了，送过来海鲜的潮湿气味。脚踏车轮胎摩擦地面的声音，多像一把刀在剖鱼。孩子们的皮肤终于都滑爽了，摸上去就像绸缎似的。她扔下扇子，起身，把三个孩子一个个抱回家去。她像抱冬瓜似的把三个孩子一个个抱回家去了。

孩子们都上学了，能喘口气了，我大姨却从西藏回来生孩子了。我大姨是和我大姨夫一起回来的。我大姨生完孩子又走了，孩子还是由我姥娘照料。我大姨带回好多炼乳，那是一种高级乳品。我尝了一次就被它的奶香美味迷住了。我经常偷着吃，用食指伸进罐头里，挖一块塞进嘴里，那一刻我全身都酥了，多么销魂蚀骨。我想，如果能够天天吃到炼乳，那该多好啊。那时，我是一个馋嘴的孩子。我偷吃过白糖。装白糖的罐子放在五斗橱上，我踩着杌子正好够到。我乘家里没人，爬上去，抓了一把白糖赶紧往嘴里填。我姐姐突然在我背后大喊一声，我以为是父亲回来了，惊恐得连人带杌子摔下来了。我还偷吃过家里的脂油。那是用肥肉熬的，凝固在碗里，上面是一层乳白色，样子很像炼乳。与炼乳相比，它有别一种味道，香，腻，软，酥。我也是挖一块填在嘴里，像糖那样含着，等着它自动融化。要是没被发现，我又跑过去挖一块填在嘴里。满是猪油的手就抹在后衣摆上，远远看去，我的后衣摆白花花一片。我的偷盗行径随之昭然若揭。

我大姨生下来的是个女孩，叫小宇。一生下来就哇哇大哭，像男孩那样淘气捣蛋。我姥娘也是整夜抱着，哄着。单抱着还不行，要不停地摇过来，晃过去。摇着，晃着，就睡着了，轻轻放进栏车，可是一放进去又哭了起来，便又抱起来，摇过来，晃过去，一整夜就过去了。我姥娘给坐月子的大姨煨了鸡汤。我发现鸡汤比炼乳、白糖和脂油好吃多了。当我大姨喝着鸡汤的时候，我就凑到她跟前去了。我对她说，大姨，我们打伙吃好吗？在长沙镇的方言里，“打伙”就是一起、一块儿的意思。

有趣的是，我大姨的奶水特别多，小宇吃不了，就挤在碗里给我吃。人奶有着浓重的腥气，我不喜欢。我依然喜欢淡黄色的鸡汤。它柔软，温暖，馨香。我对我大姨充满了感激，如果她不回来生孩子，我是喝不到鸡汤的，道理很简单，要是她在西藏生孩子，我是不可能跑到西藏去喝鸡汤的。

照顾着我们姐弟三个，还要带着另外一个小孙女，操持着家里的大小事情，油盐酱醋，日常起居，人情来往，现在想来，那是艰辛的，含辛茹苦的；也就是在那段日子里，我姥娘的头发全白了，一根黑的也没剩下。

就在小宇三岁时，我大姨又怀孕了，仍旧从西藏回来生孩子。这次她给我生了个小表弟，取名小峰。我姥娘又开始第五次做母亲了。我姥娘一个人带不了两个孩子，便给小宇找了个农村奶妈。奶妈姓何，住在长沙公社二大队。有一天下午，我姥娘带我去二大队看小宇。那时我已经是个懂事的孩子了，因为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姥娘老了。因为我姥娘满脸的皱纹第一次刺痛了我。因为我第一次对我姥娘说，我以后要照顾你，给你买好吃的，给你买好衣服穿。因为我第一次感觉到对死亡的恐惧。这都是那天下午在去二大队的路上发生的。那是一条一眼望不到头的水渠路，一边是潺潺流着水的灌溉渠，一边是广袤的农田，一些两头尖翘的农屋掩映在竹林背后。路是泥路，直，但坑洼不平，布满砖块。

我姥娘走得很慢了。她老了，走不动路了，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几口气。她的身体总在颤抖，脚时不时就磕在砖块上，哎哟一声缩回来，但是身体又不能即刻停下来，于是缩回来的脚又匆忙迈出去，但那种迈是犹豫不决的，于是，趔趄形成了。由于无遮挡，旷野的风很大，有时一阵风刮过来，她东倒西歪的，随时会摔倒。

我们走了好久才到小宇的奶妈家。那是三间扑屋。所谓扑屋就是砖墙草顶，农村里大都是这样的房子。门口一个长满芦苇的水塘，几只鸭子在戏水，河埠上遍布黄白相间的鸭屎。东山墙垒着个鸡窝，几只母鸡本来都进去趴着生蛋了，见我们来了，又都咯咯着跑出来了。屋里屋外都看不到人。我们一进屋就看到了小宇，她被一条绳子拴在桌子脚上。她小脸蛋上糊满了鼻涕，头发像杂草似的，不知什么时候梳过的。她一见我们就嗷嗷哭起来了。我姥娘也抹起了眼泪。我姥娘对她的外孙女说，走，咱回家，不在这儿受罪了。

几天后，小宇被接回来了。我姥娘同时带着两个孩子了。她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了。院子里打了口井，因为水咸，便用来洗菜淘米。我姥娘已经下不动河边了。她将吊桶投进井里，晃悠几下，吊桶就盛满了水，然后往上拎。最初还不怎么太费事，憋着一口气就能拎上来，然后再把憋着的气大口大口吐出来。后来，就要做几次才能拎上来。她俯身在井口上，全身都在抖动，往上拔两下，就把桶绳勒在井壁上，让吊桶悬在半空中，喘口气，再往上拔。拔几下再把桶绳勒在井壁上，喘口气，再往上拔。有一天，她试着再将桶绳勒在井壁上好喘口气，可是桶绳再也不听她的了。在那一刻，她感到一吊桶水的力量是多么强大啊。那不是一个吊桶，那是一头要过河的牛，而她只是抓着个牛尾巴。她再也抓不住了。她把全身的劲都使在手上也抓不住。最后，她把手松开来了。吊桶凌空而下，重重摔在水面上，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咚”的巨响。水面乱成一片。她呆住了。她觉得一堵墙倒下来了。她觉得她的一切都被压在那堵倒下来的墙里面了。等到水面平静如镜，她看到了自己的倒影，那是一个消瘦的耳聋眼花的老太太，她的飘扬的白毛，将整个井口盖满了。那个坐在炕头上充当“婚媒子”的鲜亮，红颜，皓齿的年轻女人，她去了哪儿？

她的耳朵开始聋了，要凑到她跟前说话才能听到，到后来还要大声说，在外人听来还以为我们在吵架呢。她患了白内障，看不清东西了，到离家四十公里的一个叫三余的地方医院动手术。

我姥娘在三余医院一直待到拆了线才回来。我母亲请了假回来照料我们。我十分想念我姥娘。有一天晚上，长沙镇西街的（棉）花部大院放《小兵张嘎》的电影，张嘎的奶奶像极了我姥娘，或者说我姥娘像极了张嘎的奶奶。当我看到张嘎的奶奶被鬼子抓走时，我嚎啕大哭起来。后来，我才知道出演那个穷凶极恶的鬼子的是电影演员葛存壮。多年后，他作为嘉宾出现在电影访谈节目里时，看上去是个十分和蔼的老头；但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总是对他怀有莫名的敌意。

那时我家的物质生活是困窘的，父母亲工资加起来也就是七十来块，全家生活的所有费用都依赖这七十来块。也许是拮据造成了我父亲的吝啬。我记得在我十岁的时候，全家去县城掘港玩。掘港离长沙镇虽然只有十八公里，但那时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却和北京那样遥不可及，几年也去不了一趟，所以，能去掘港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那天我父母骑自行车带着我姐姐，我和弟弟坐公共汽车。我弟弟只要看到汽车就特别兴奋，那时，公路上是很少看到汽车的，我弟弟早上起来就坐在家门口，等着看汽车。只要有汽车过来，就手舞足蹈地呼喊起来，汽车来了，汽车来了！那天我和弟弟都是第一次坐公共汽车，我们既紧张又好奇，惴惴不安。当乘客坐好，车门关上，汽车开动的一刹那，我弟弟突然哭起来了。直到现在我也没搞懂，弟弟是激动得哭，还是害怕得哭。

那天去掘港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带着我和弟弟去浴室洗澡。那也是我第一次进浴室洗澡。一个蒸汽弥漫的水池子里挤满了人。我被大人们硕大的阳具吓坏了。它们包围了我，我不敢动弹。我要小便，却找不到小便的地方，就把小便尿在浴池子里了。后来我听说，有的小孩竟把大便也屙在浴池里。

下午去逛百货公司，我赖在玩具柜前不走了。我死活要买一把玩具手枪，我父母很坚决地拒绝了我。可是我死活都不愿离开玩具柜，我就像颗铆钉，铆在那儿了。最后我终于如愿以偿。那是一把红色塑料手枪，我如获至宝地揣在腰里。那天夜里我抱着它睡，也许我还做了关于它的梦。可是第二天早上它不翼而飞了。原来是父亲一大早骑自行车去掘港百货公司，将玩具手枪退掉了。我伤心得哭了一天。我像个悲伤的大人那样哭，不出声，泪却像断线的珠子，涌涌不断。

那时，很少有大米吃，有也是籼米。我姥娘便烙玉米饼子。她扛着一袋玉米，趔趄着去河东夏家磨坊磨成玉米面。她烙的玉米饼子又糯又香，就着大葱吃尤具风味。她不知从哪儿借来一架纺车，晚上盘腿坐在院子里纺线。纺出来的线换回又厚又糙的粗布，用来做棉被里子特别暖和。她养鸡，养鸭，养羊。她和动物们相处得很好，有时她到镇上去买东西，狗啊，猫啊，鸡啊，鸭啊，都要跟在她身后走一程，再作鸟兽散。我家整年不用买鸡蛋。我特别喜欢吃煮得很嫩的鸡蛋，蛋白子又柔又软，蛋黄子则是湿润的，黏稠的，尚未完全成形。这种蛋不适合吃，而适合抿。抿到嘴里时，不待牙咬，蛋白子就碎了，洇了，化了。再一抿，蛋黄子便玉体横陈，溢满了唇齿之间。鸭蛋用来腌制，做咸小菜。我姥娘是腌鸭蛋的好手，她不用卤水腌，而是用河边的沙泥腌，腌出来的鸭蛋个个冒油。我姥娘还养蚕。我喜欢在夜晚听蚕儿咬噬桑叶的声音。那种轻柔细腻的沙沙声，就像远方亲人向你走来的脚步声，你在那种美好的期待中渐渐睡着了。

蚕儿咬噬桑叶的声音，也像时光缓慢流逝的声音。它把日子，生和死，快乐和忧伤，温暖和寒凉，还有身体，带向远方。我们姐弟三个都长大了。我们出去上学，工作，结婚，生子。我们把长沙镇，把发生在长沙镇东头那座小院子里的生活远远抛在身后了。那座小院傍河而居，河水清且涟漪，水边长满了翠绿的江芦，有风的天气，江芦起伏摇摆，发出簌簌之声，像极了一支箫在寒夜的呜咽。而我姥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妪。只要看看我姥娘，你就会知道什么叫风烛残年。她足不出户，很少再上街了。有时去镇上买东西或去找朱秀莲聊天，就拄着一根淡黄竹质拐杖。她把她高挑的身材完全交给它了。那根做工极其拙朴的拐杖还是我给她买的。后来它一直与我姥娘相依为命，直到她辞别人世。它是她忧伤时候的支撑，是她的记忆和最后生活的见证。它跟随我姥娘去了火葬场，又跟随我姥娘进了焚化炉，与我姥娘一起化作缕缕青烟。

竹质拐杖敲击地面的橐橐声总是被长沙镇越来越喧嚣的市声淹没。在那些喧嚣的声音里，已经听不到书呆子郭新明“一二一”的跑步声，听不到陆善堂负重脚踏车的辚辚之声，也听不到八鲜行吴鹤松扯着喉咙的报秤声，和铁匠毛广法的铁锤擂向铁砧的砰然之声。它们都被风刮走了。代之而起的，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个体商贩的叫卖声，是满载货物的轻卡的马达声，是不断开业的店铺的鞭炮声，是街头的录像机播出的花花绿绿的粤语声。它们琐碎又坚硬，也很结实，是一切悲欢离合的背景。它们构成了时间的洪流，裹挟着人们一步步走向时间深处，直到消失。而当一切都消失了的时候，新的日常生活之音又诞生了，然后它们又遵循着命运的方向，向消亡滑落。消亡的同时又有了新的追随者。所谓的远古洪荒就是这么产生的吧？

其实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掀开那些日常的喧嚣，你会感觉到老妪拐杖敲击地面的橐橐声显得格外刺耳。它不是连续发出来的，而是时断时续，冷不丁地响一声，咚，很重，似乎将地面戳了个窟窿。然后是岑寂，沉默，杳无声息。就在你准备放弃等待时，又是一声沉重的咚。这多么像对大地发出的叩问啊。它在长沙镇的街道上究竟响了多久？谁也记不得了。而在它消失的时候，也没有哪个知道。有谁会关心一根普通拐杖与地面纠缠所发出的声音呢？有更多的声音需要人们关心，比如粮食倒进瓦罐所发出的声音，碗碟与杯盏相碰的声音，婴儿第一次啼哭的声音，床笫欢爱的声音，一枚钱币在午夜从桌沿掉到砖地上的声音。

只有我知道它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其实它并没有消失。它只是变成了风。它会飘散，但永远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