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迁徙

现在，让我回到1990年初秋的长沙镇时代，回到和我姥娘在一起的日子里。现在想来，那些日子寒瑟，阴郁，潮湿，看不到阳光。它影响了我对这个世界某种善良的看法，它让我对所谓的骨肉亲情产生了疑问，同时它还让我感觉到一个人的衰老是多么无助的事情。

1990年的初秋，长沙镇东边那条原本清澈见底的河流，被印染厂排出的黝黑恶臭的工业废水彻底污染了，再也没有哪个女人扭着窈窕的腰身下河边洗东西了。一个时代的消亡是从河流和女人的消失开始的吗？从1990年初秋再往前眺望，长沙镇的好多人和物都消失了。位于街中心的八鲜行已经荡然无存，海产品早已开始自由交易了，人们不再需要司秤的吴鹤松了。是的，有多久没听到吴鹤松洪亮高亢的报秤声了呢？再也看不到周国才摆在八鲜行对过的货摊了。郭新明“一二一”的口令声也已消失，人们再也看不到他的踪影，关于他的失踪，一直是个难解的谜。缝纫店和茶水炉都关了门。孙二娘辞世了，她留给儿子孙大明八千元，那是一分钱一分钱攒下的。陆善堂老了，往李堡送文蛤，给附近卫生院送氧气瓶，用自行车送客，这些活儿都轮不到他做了。他的修车铺门可罗雀。他神情木讷黯然，像一株腐朽的老树。

现在，让我跨进我家的门槛吧。我家还是那座小院子，但是它明显破败了。因为紧挨公路，院子里的一切，屋顶，院墙，井台，扁豆架，盛开在院墙角落里的鸡冠花，牵牛花，还有月季，都蒙满了厚厚的灰尘，看上去就像生了一层再也刮不掉的锈。

院子里有我姥娘索寞、孤独的身影。她在院子的砖地上挪动脚步。我姥娘已经八十四岁了。她消瘦，衰弱，乏力。她的白发越来越稀疏，露出陶罐一样的脑壳。她戴着老花眼镜，但时不时就要摘下来用手帕擦眼睛。耳朵聋得厉害，和她说话很费劲，所以没有人愿意和她多说话，她也不愿意和人搭腔，一个人沉默地坐在床沿上，看着窗外一个虚空的地方，不时将眼镜摘下来擦眼睛。是的，她更多的是坐着。她行走已经变得困难了。她再也离不开那根淡黄色的竹质拐杖了。她拄着它走几步，就停下来倚着它喘几口气。她很少上街了，因为不用买菜做饭了，这活儿由我退休的父母替代了。她对去朱秀莲家串门也兴味索然。她经常坐在她的床沿上，看着窗外的某个地方，那也许是晾晒在铅丝上的一袭衣角，是树叶间青白的天空，是院墙上摇曳的枯草，也许什么也没有，就是一片虚空。

逢到阳光灿烂的日子，她就把她的寿衣寿鞋拿出来摊晒。她在十年前就把寿衣寿鞋做好了。料子都是绸缎的，红的，黄的，绿的，有浓郁的喜庆色彩，也许都是跟朱秀莲商量好了买的。而缝制也是在朱秀莲家进行的，在针脚的拐弯抹角处让朱秀莲做参谋。她和朱秀莲一边拉着呱，一边做着针线。她拿出了她全部的看家本领。她的好针线让朱秀莲不停地赞叹。她在缝制的时候，时不时就将衣料披挂在身上，笑着问朱秀莲，俺好看不好看？她想象自己穿上寿衣寿鞋时的模样。那就是一个穿红戴绿的新嫁娘的模样。她想象自己在亲人的围绕下死去，丧礼是繁盛而热闹的，人们敲敲打打，放着鞭炮，送她到该去的地方。她觉得死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热闹，亲切，温暖。她把做好的寿衣寿鞋珍藏在箱子底下，可是死却迟迟没有到来。逢到太阳好，她就把寿衣寿鞋摊在院子里曝晒。她十分惧怕它们因为受潮而霉烂，因为她已经没有力气再给自己做一套寿衣寿鞋了。

我父母在1990年之前就退休了，他们身心俱疲地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他们有种失落感，认为是被社会和时代抛弃了，他们无所适从，惶恐不安。同时，他们还要面对一个现实问题：即谁来照料一天天衰老的老人呢？这个老人现在还不需要别人照料，但是很快就需要人侍候了。她已经不怎么能走路了，她的双腿很快就要离开地面，回到床上去了。如果嘎嘣一下就去了，那是最好的。要是久病不起，缠绵病榻数年怎么办？他们想，我们也老了，照顾不了她了。

在我父母看来，他们已经赡养我姥娘三十年了，他们该做的都做了，不该做的也做了，做得实在是太多了；那么，接下来也该我舅舅，大姨和小姨尽尽做儿女的义务了。我母亲还有另一层想法，这想法一直深深根植于她思想深处。她认为她为老孙家付出了很多，功莫大焉，姥娘跟了她几十年不算，单为支持弟弟妹妹们完成学业，那笔花费不是一两句就能说清的。我母亲的逻辑很简单：如果没有她，姥娘很难活到今天，完全有可能在1960年的大饥荒中饿死在大庄；如果没有她，也就不会有弟弟妹妹们的今天。而在这几十年间，她从未要求过弟弟妹妹们为她做点什么。现在她有困难了（照料年迈的母亲），弟弟妹妹们理应为她分担。即使撇开这些，他们作为儿女的，也应该尽尽孝。特别是我舅舅立华，他身为儿子更应该担负起为母亲养老送终的责任。

我大姨和大姨夫早已从西藏转业到了四川自贡，他们的孩子都已成家立业，生活安定，各方面都不错。生活在通化的舅舅和小姨也是如此。总之，他们有能力更有道义接受垂暮之年的老人。我母亲数次写信给我舅舅立华，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她之所以没有给我大姨和小姨写信，是因为她也认同儿子养老的传统观念。我舅舅欣然同意，来信表示随时欢迎母亲去东北。

可是我姥娘根本不愿意去东北。我父母和我姥娘郑重谈过几次，跟她摆事实，讲道理，申明利害，告诉她如果继续待在江苏会产生的严重后果。可是我姥娘把头摇得像拨浪鼓。她的态度就是三个字：俺不去。她在江苏生活了将近三十年，她认为江苏（确切地说，是长沙镇）就是她的故土。故土难离，就这么简单。她觉得长沙镇就是她的血脉，是她的呼吸器官，是她的阳光和空气。如果让她离开长沙镇，那就意味着让她去死。她也舍不得离开她一把屎一把尿带大的外孙。她的外孙也是她的故土啊。同时，她也习惯了长沙镇的生活方式，她早就把自己当成南方人看了。事实上，她早就被南方同化了，除了喜欢包饺子和爱吃大葱外，她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待人接物，基本上都是南方化了。还有一个最现实的问题，长沙镇有海鲜。我姥娘爱吃海鲜，尤其爱吃一种叫“黄吉子”的海鱼，这鱼酷似魛鱼，但比魛鱼阔且短，刺特别多，而剌多的鱼香。我姥娘喜欢将“黄吉子”用油煎了吃，这样，去了腥，香味能全部出来，样子黄澄澄的，特别好看，咬一口，又脆得出奇。可是东北没有。如果去东北，永远也不会有“黄吉子”吃。最重要的一点，是她早已把我家当成她的家了，她的一切都是属于我这个家的，现在忽然让她去东北，无异于把她赶出家门，这在她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我姥娘不愿去东北的态度是如此坚决，我父母也不会硬逼着她走，这事就暂且搁下来了，但我父母对她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明显冷淡多了。在他们眼里，我姥娘一点也派不上用场了，成了多余的人。我姥娘不想让自己成为多余的人，她认为自己还能干活儿。只要能干活儿，就不会是个多余的人。她是不能上街买菜了，也打不动井水了，不过还能干干择菜洗碗之类的事情。可是这类事情并不能干得好。比如择韭菜，因为老眼昏花，总是辨识不了夹在韭菜里的青草，而将它挑拣出来。这使得我母亲要把她择过的韭菜重新择一遍。洗碗刷锅也是这样，碗和锅总是洗不干净，害得我母亲还要再洗刷一遍。后来，我母亲就什么也不让她干了。我姥娘不甘，看到我母亲干什么，她就要上去帮忙。我母亲说，你越帮越忙，你还是去歇着吧。不过，我姥娘还能烧锅。那时，长沙镇上还没用上煤气，家家户户还是用灶烧饭做菜。她看到我母亲要做饭烧菜了，便颠颠着走过去，坐在锅门口，先用软草引着火，再往锅膛里添着柴草。她的苍老多皱的脸被火光映红了，白头也变成红色的了。她是很会烧锅的，她知道煮饭和煮粥的火力是有区别的，炒菜和煨汤的火力也是有区别的。但这些区别微妙，复杂，不过她能把握好。当柴草在锅膛里很有层次地哔剥作响时，她是欢愉的，是满足的，认为自己还能派上用场。

不久，我姥娘终于被正儿八经的派上了用场。那时，弟弟的孩子刚生下来不久，一时找不到保姆，我母亲就想去掘港给我弟弟带孩子，但远在扬州的姐姐正在复习考研，迫切让我母亲去帮她照看孩子。我母亲分身无术，左右为难，我姥娘自告奋勇，要到掘港去带孩子。当时的情况，似乎也只有让我姥娘重操旧业了。

我弟弟在掘港镇郊有自己的楼房，一个大院子，用院墙围着，里面种着花草蔬菜，有浓郁的居家气息。我姥娘的任务就是不停地摇栏车。似乎所有栖居在栏车里的孩子都需要大人不断的摇动着，否则他们就会大哭大叫，闹得鸡飞狗跳。是不是只有当栏车不停地在摇晃，他们才觉得这个世界是安全可靠的呢？此外，就是及时给孩子换尿布。这个营生虽然简单，但很有学问，因为你无法判断孩子究竟什么时候拉屎撒尿，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是不停地伸手到孩子屁股底下，试探尿布是否潮湿。但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因为说不定孩子会在你伸手进去试探之前，就拉了尿了。屎尿不多还好，要是屎尿很多，就会殃及垫在孩子身体底下的被褥。要是晴天还好办，换下来洗了晒出去，当天就能晒干，倘若碰到连续阴雨天，那就很麻烦。

而我姥娘根本用不着伸手进去触摸，就能知道孩子什么时候拉和尿。凭什么？凭感觉。这就是学问。这是她一辈子积攒下来的学问。感觉也是学问。感觉是最好的学问。平静的孩子突然哭起来了，一般而言，这是还不会说话的孩子用哭泣向世界发出的拉屎拉尿的宣言。也有另一种情况，即这时孩子已经拉下了，他（她）因为羞愧而哭。也有很多孩子拉之前并不哭，而是暗中凝劲，脸会涨得通红，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信号。还有一类孩子，不动声色就拉下了，我弟弟的孩子就属于这一类。

我姥娘感觉到孩子要拉屎拉尿了，便把孩子从栏车里抱出来，把着，让孩子岔开两条小腿，拉在便盆里。孩子本来有尿意，但被我姥娘抱起来这么一折腾，尿就缩回去了，所以把了一会儿并不见尿出来。这时我姥娘就努着嘴，吹起了口哨。她的口哨真是神奇，孩子一听到口哨，很快就哗哗尿出来了。轻柔的口哨声和着哗哗的尿尿声，也许是世上最动听的音乐。

我姥娘带的孩子很干净，但是我弟媳待我姥娘很刻薄。我弟媳是那种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人。她中午下班回来给孩子哺乳，就抱着孩子去附近的娘家吃饭了。我姥娘找点冷饭冷菜吃，有时冷饭冷菜也没有，只好饿着肚子。我弟媳其实有怨气，她认为我母亲偏心，自己跑到扬州去带外孙，却将孙子扔给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带，这明摆着是一种搪塞，说到底还是女儿亲。

现在我来说说1990年初秋发生的事情。

我母亲从扬州回来，暂且待在掘港照看孙子，我姥娘又回到了长沙镇。她和女婿的关系一直不怎么好，彼此都看着不顺眼，现在却不得不同在一个屋檐下。家里的气氛冷冷飕飕的，两个人谁都不说话。按理，在一个屋檐下，时时刻刻都会照面的，但他们却很少照面，吃饭都是等对方吃好了再去厨房吃；平时呢，我父亲在他房间里看电视，我姥娘则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坐在床沿上，长久地凝望窗外某个虚空的地方。她的昏花的眼睛老是往外流泪，她不时要摘下老花眼镜擦眼睛。有时我回家看她，她就在凝视着那虚空的地方。我时常猜想，她是不是在遥望她的大庄呢？也许，在那一刻，只有她的大庄才是亲切的、温暖的。

我姥娘平生最怕看人脸色，可我父亲偏偏给她脸色看，他总是对我姥娘板着一张冷冰冰的脸，那是一张充满委屈和怨恨的脸。我能理解我父亲内心的委屈，他觉得他赡养丈母娘已经太久太久，如果用这么久的时间抚养一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已经是一个三十多岁的青年了，早就能给予他很多了。可是这个迈入衰败之年的丈母娘能给予他什么呢？什么也不能给予。不仅不能给予，相反还要剥夺他晚年的幸福生活。不是吗？如果没有这个丈母娘，他的退休生活该是多么自由自在，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可是有了这个丈母娘，情况就不一样了，到时候她病在床上久卧不起，还不是他来抓屎端尿？这么一想，就犹如被一个沉重的包袱压得喘不过气来了。他内心每天都要这么提示他：你真冤啊，你他妈的太冤了。这个提示让他觉得自己太不幸了。是的，他是不幸的，他这辈子一直都被不幸笼罩着。越觉得自己不幸，肚子里的气就越多。那些气越来越猛烈地撞击着他的五脏六腑，寻找着发泄的出口。

我姥娘更委屈，俺在这个家里像长工似的干了一辈子，说不要俺就不要俺了？说撵俺走就撵俺走了？这不是卸磨杀驴吗？让俺走也行，你得把工钱算给俺，俺不能白干了，俺不能空着手就走了。要是这么空着手走了，你叫俺到哪儿吃饭去？你看着俺扎眼对吗？俺偏不走，偏要让你扎眼，扎死你。我姥娘把世上的所有人都想得很善良，正是这种单纯拙朴的想法，使得她对我父母动员她去东北始料不及，而陷自己于憋屈之中，或者说，她钻进了牛角尖。她压根儿也不会去理解我父母的良苦用心，她根本不会想到，我父母之所以动员她去东北投靠儿子，是因为我父母也老了，他们照顾不动她的，真的到了她病倒在床上的那一天，所有的人都措手不及的，难不成叫我舅舅或大姨小姨大老远的跑到江苏来侍候她？是的，头脑简单的她不会想到这些。她想到的仅仅是：她老了，不中用了，他们嫌她了，不要她了，像甩一个包袱那样甩她了。对此，她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在她内心，她是认为他们会感激她为这个家所做的奉献的，因此，当她老了，不能动弹了，他们是会照料她，养她老，给她送终的。她认为这是常理，只要有点良心的人都会这么做，可是，他们偏偏不这样做。他们是谁？他们可不是什么外人，他们是在一个锅里吃了三十多年饭，在一个屋顶下睡了三十年觉的骨肉亲人啊。话再说回来，即使是外人，你替他干了一辈子活儿，临到老了，他也不会就这么白白撵你走的。我姥娘越想越委屈，越委屈心里越气，所以，她整天也是气呼呼的。

1990年初秋的那段日子，两个满腹怨气，剑拔弩张的人一起生活着。他们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他们生活得很累，很艰难。他们两个人，一个是牙齿，一个是舌头。牙齿和舌头再躲避也总归有撞到一起的时候，也总归有打架的时候。

那时，我在长沙中学做老师。长沙中学位于长沙镇西郊，是一所规模很小的初级中学，全校教职员工，包括食堂做饭师傅老卢，也就十来个人。一天下午，我正在课堂上讲课，忽听到有人叫我接电话。我漫不经心地朝校长室走去。我猜测谁会打电话给我。我记得我右手的食指和中指间还夹着一支粉笔。我不吸烟，也反感吸烟者，但我喜欢吸烟的优雅姿势，所以我在讲课时，总会将一支完整的粉笔夹在右手的食指和中间之间。我想象我的思绪和袅袅飘起的烟气一起，氤氲在教室的每个角落，这种想象经常让我感动。

那时候，整个学校就一部电话机，而且是手摇电话。为了防止老师们打电话，校长将电话机锁在一个木匣子里，只让话筒露在外面，所以这部手摇电话只能接听，不能往外打。

我一拿起话筒，就听到里面有个人用不标准的普通话急吼吼地说，你快回来，你姥娘在哭。我听出来，打电话的人是邮电所的王所长，他说完这句话就把电话挂了。

我顾不得上课，骑上自行车往家急赶。那时，长沙镇刚落成了一个名叫龙潭的农贸市场，就在以前八鲜行的斜对过，赶晚市的四乡群众纷纷朝那儿涌过去。远远看去，街市行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有做生意的商贾，有看街景的闲人，有叫卖的小贩，有身负背篓的渔夫，有问路的外乡游客，有玩耍的街巷小儿，有在酒肆中狂饮的富足子弟，有行乞的残疾老人，有打情骂俏的男人女人，有吆喝着卖馒头卖烧饼卖服装卖老鼠药的。这种清明上河图的景象使得下午的长沙镇既生动又繁盛。

我满耳是熙熙攘攘的市声，我没听到我姥娘的哭泣之声。我穿过拥挤的街中心往东走。这时，我就看到我姥娘了。她刚从邮电所出来，正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往前走。她一边走，一边抹着眼泪。

后来我才知道了事情的经过。那天下午，我父亲和我姥娘的矛盾终于爆发了，两个人大吵了一场。事情的起因我并不知晓，但我知道肯定是一桩极琐碎的摆不上桌面的小事。也许，任何发生在家庭的争端都是由这样的小事引起的，因为只有小事情才能够充当导火索。两个人都憋得太久了，所以吵得很厉害。我父亲终于把脸皮撕下来了，他对我姥娘吼着，你走吧，去找你儿子，现在就给我走。

我姥娘被戗得说不出话来，她没想到我父亲会直截了当对她下逐客令。她大声喊起来，走什么走？这是俺的家。我父亲粗声大嗓道，这儿怎么是你的家，你的家在东北，你现在就到东北你儿子家去。我姥娘不甘示弱，这是俺闺女家，俺闺女家就是俺的家。我父亲认为我姥娘一点都不懂道理，便冷嘲热讽道，你闺女是跟着姓刘的过日子的，这儿是姓刘的家，不是姓孙的家。

邻居都听到了我姥娘和我父亲的争吵声，他们不知发生了什么，都好奇地跑到我家去探个究竟。有些路过的也跑过来看热闹，院子里挤满了人。我父亲避开众人进屋了，我姥娘还待在院子里，她一边撩起围裙擦眼睛，一边对众人道，你们说说，他叫俺走，说是叫俺去东北，他怎么就叫俺走了，他该不该叫俺走？

我姥娘指望众人异口同声谴责我父亲，可是众人都不吭声。他们脸上都现出同情之色，但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话。我姥娘拨开众人，拄着拐杖走出了院门。那一刻，她觉得她在这个家里再也待不下去了。她出了院子门朝北，左拐，进了东街。她已经好久没上街了，东街上的人看见她，都热情地跟她打招呼。他们说，姥娘，是不是上街买东西啊，到我家来坐坐吧。我姥娘感到一阵温暖，她又撩起围裙擦眼泪。人们都很奇怪，问她怎么了？她便哽咽着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说了出来。可是人们能说什么呢？他们只能劝她回家，他们说你女婿说的是气话，过两天就好了。他们还问我姥娘，你姑娘到哪儿去了？我姥娘说，在掘港小儿子家带孩子。他们说，等你姑娘回来说说你女婿，你女婿不会叫你走的。

但是我姥娘没有回家，她一直朝邮电所走去。邮电所坐落在酱油店东侧的巷子里，两间里外漆成绿色的小房子，所长姓王，因脸上有几粒碎麻子，镇上人都叫他王二麻子。王二麻子既是所长，也是职员，整天戴着耳机，对着话筒嚷嚷，喂喂，你是哪里？你是哪里？那时，镇上的人要打长途都要找王所长，由他先挂到县城的总机，由总机转挂，再等总机转接过来，所以，邮电所每天都有很多人等长途。也有打电报的，仍是由王所长通过县城总机拍发，然后他再进行接收。王所长是从掘港调来的，也当过兵，到过很多地方，口音也是南腔北调的。因有时他也到我家来送信，跟我姥娘很熟悉，总是叫我姥娘大娘。而我姥娘总是叫他大兄弟。那天，他一看见我姥娘朝邮电所走来，就摘下耳机跑出来搀扶我姥娘。他见我姥娘满面泪痕，问道，大娘，你怎么了？我姥娘听到王所长的这句暖洋洋的问语，泪又哗哗流下来了。我姥娘拉着王所长的手，大兄弟，你快往学校给俺外孙打电话，叫他快回来。

那天在东街上，我姥娘一见到我，就抓着我的手哭开了。她一边哭一边说，你爸爸不要俺了，他要俺去东北找你舅舅。

那一刻我是多么心疼我姥娘，又是多么憎恨我父亲。我什么也没说，就用自行车把我姥娘驮到学校去了。那时我刚结婚，家就安在学校，有一间比较大的宿舍，和一个小厨房，我那时的想法，就是再不让我姥娘回家受委屈了，就让她跟我们过。

我妻子是一个善良的富有同情心的女人，她爱我，一切都顺着我，她接纳了我姥娘。

现在，当我梳理那段历史时，我对我的做法充满了怀疑。从那时到现在，我一直在想，我姥娘后来过的那种颠沛流离的生活，是不是我导致的呢？如果我当时不是那样冲动地把我姥娘带到我的住处，而是将我姥娘送回家，然后心平气和地和我父亲交谈一次，让他把说出的话收回去，让他向我姥娘道歉，让他善待我姥娘，那么，事情会不会就是另外一种结局呢？

可是，我知道我当时别无选择，我肯定会把我姥娘带走。我太年轻气盛了，或者说我太疾恶如仇了。我根本不会和我父亲作一次交谈，更遑论心平气和了。我鄙视他，我似乎从未与他作过什么交谈。而自认为手握真理的他也绝不可能把说出来的话收回去，更谈不上向我姥娘道歉了。退一万步说，即使他这样做了，我也不放心让我姥娘再待在家里，因为我觉得他们还会伤害我姥娘。只有让我姥娘和我在一起，时刻都处于我的视线中，我才能放下心来。

就这样，那天下午我在街上将我姥娘接到我在学校的住处，我在房间里搭了个床铺，将我姥娘安顿下来。第二天我回家取我姥娘的换洗衣物和洗漱用品。我父亲阴沉着脸坐在房间里看电视，他知道我接走了我姥娘，但他没有跟我说话，我也懒得理他。当我挎着我姥娘的东西走出家门时，我有一种解脱了般的轻松感，我天真地认为，从此以后我姥娘将不再受我父母的窝囊气了。

不久，我母亲从掘港回来了，她没有来学校看我姥娘，也没有找我。而我也没有回家见她。双方似乎都在赌气。他们是故意不管这事了。他们想，你把你姥娘接走就接走吧，学校就一间宿舍，你还没生孩子，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去做，而你姥娘会一天天变老，会病魔缠身，看你日后怎么办，等到你焦头烂额的时候，你就会把你姥娘乖乖送回家，当然，到时候我们不一定会接受，原因嘛，谁叫你当初接走时没告诉我们呢？总之，我父母当时的心理，是准备看一场好戏。他们是故意不管这事了。

其实，我父母内心很着急，他们担心我，为我着想，怕我因为照顾我姥娘而影响工作。同时，他们还怕我以后照顾不了，再推到他们身上。另外，他们也在经受着外界舆论的谴责，用如坐针毡来形容他们当时的心境并不过分。如果这时我和他们推心置腹交流一次，承认我没有跟他们说一声就将我姥娘接走是极为错误的，然后我再将我姥娘送回家。我想，他们是会接受我姥娘的，虽然难免会说几句难听的话。

可是我没有这样做，我真的是不放心我姥娘再回到那个沉闷的家，怕她悒郁，怕她委屈，怕她伤心。我没有想到日后，只顾及眼前，认为眼前我姥娘快乐就好。我那时多么希望我姥娘能够快乐地度过她的最后日子啊，只要她快乐，我愿意做一切。

事实上，和我居住的那段时间，我姥娘是快乐的。在所有的孙子外孙中，她最爱我。她是巴不得能够和我住在一起的。和我住在一起这件事本身，就能够让她快乐。学校有位教物理的教师，名唤朱佩钰，当年从南通下放过来，一直没有回去。他把老母亲从南通接过来，也住在学校里。老母亲比我姥娘小不了几岁，但身子骨比我姥娘硬朗，因未裹过脚，走路十分轻快。她和我姥娘很投缘，有空就过来找我姥娘玩。奇怪的是，我姥娘竟然能听懂她说的南通话，她呢，也能听懂我姥娘说的山东话，两个人聚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说到什么有趣的话题，两个人就咧开嘴哈哈大笑，久久合不拢嘴，似乎所有的忧愁和烦恼都在那一刻遗忘殆尽。

我现在非常怀念那段宁静的充满家居味道的日子，我恍惚觉得我姥娘成了我的老母亲，我们三个人在一起过日子，时间温暖地把我们带着一天天往前走。我姥娘每天都起床很早，她起床的时候，食堂做饭的老卢还没点火做早饭，静谧的校园只听到麻雀在枝头乱叫。我姥娘起这么早是为了去厕所倒尿盆子，她怕倒晚了让人看见。那是一只白瓷痰盂，她非要坚持自己倒不可。她一只手拄着拐杖，另一只手端着痰盂朝厕所走去。也就是三十米的距离，她要歇上好几回。那根拐杖戳在砖地上，咚咚的，惊起一群雀鸟。她还坚持自己洗衣服，再挪着小脚去井台上过。她每天上午就坐在门口择我买回来的菜，等着我中午回来烧。吃了饭，睡上一觉，然后，或是朱家老太过来，或者她去朱家老太那儿，两个走在人生尾声的人，在一起消磨一个下午。那个时候，我姥娘会不会盼着朱秀莲来看她呢？我将我姥娘接到学校来，朱秀莲是知道的，可是她一次也没有来过。从那以后，我姥娘再也没见过她。

有一次，我姥娘对我说，你快生个孩子吧，俺还能给你带孩子，要是再不生，俺就带不动了。

这话让我心酸。我姥娘一定是觉得她让我白白养着而内心不安了，她得帮我干点活儿，要不端饭碗的时候会觉得心里不踏实。

她说这话后又过了五年我才有了孩子，那时她真的带不动了。

平静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随着朔风刮起，秋天最后的枯叶飘落，冬天来了。冬天也捎来了我舅舅孙立华。

我舅舅的到来很突然。已经很久没有他的音讯了，我们只是断断续续从与他居住在同一城市的我小姨来信中，获悉他的零星情况。他和老伴早就退休了，退休金少得可怜。三个儿子都下岗了，工作无着落，也靠他养活，他应该是很难过的。十年前我舅舅曾来江苏看我姥娘，后来一直没来过。在感情上，我与他是很亲近的。我性格也与他酷似，内向、孤僻、寡言，内心感情炽烈，喝一口酒就脸红。

是我母亲来学校把我舅舅要来的消息告诉我们的。儿子的到来使我姥娘喜出望外，她已经好多年没见到她的儿子了，她一下子精神抖擞起来，竟然能迈着大步走路，仿佛变了个人似的，一迭声地对我说，快送俺回家，快送俺回家。

她要回家，是不是她不想让儿子知道她跟我住在学校里呢？

与十年前相比，我舅舅苍老了许多，几乎是变了另一个人。在该是享受生活的年纪，还担负着生活的重荷，并且患着多种老年疾病，他神情木然，腰背佝偻，面色憔悴，眼睛里布满血丝，花白的头发像杂草一样。十年前，他身上还有着儒雅之气，现在则荡然无存。

我舅舅是从广州过来的。他的二儿子小兵到广州打工，却暗中做起贩毒生意，被警方缉捕，他闻讯星夜赶往广州，却未能见儿子一面。

我舅舅是上午到的，我因为整天有课，打算晚上回去见他，可是中午吃饭的时候接到邻居陈希芳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家里出事了。我问他出什么事了，他说你回家就知道了。

我很茫然，也很着急。跨进院子，感觉气氛不对头，厨房的餐桌上摆了一桌酒菜，却无一个人影。我折身进屋，我父母在他们的房间说着什么，我父亲满脸酒气，显然喝了很多酒，他很能喝酒，喝再多的酒也不脸红。他们似乎在讨论着什么，见我进来就戛然而止。我又去我姥娘的房里，她坐在床沿上低头垂泪。我问她，舅舅呢？她只是抹眼泪不说话。

我是在东院墙外的一棵树下找到舅舅立华的。他摔倒在地上。他面色通红。他喝醉了。他满身都沾满了泥。他趴在地上，六十多岁的人了，还像个孩子似的呜呜哭泣。

后来我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我舅舅的到来，我母亲也很高兴，毕竟姐弟多年未见。而我父亲却产生了一个错觉，以为我舅舅是来接母亲回去的。这个错觉使他非常热情地招呼着我舅舅。我父母做了一桌丰盛的菜肴，我父亲又上街买了海鲜。他拿出珍藏的美酒，想陪小舅子好好喝一杯。

儿子出了事，我舅舅心急如焚，但姐姐姐夫如此热心待他，他顷刻有了宾至如归的感觉，暂且将伤心事放到一边，准备与姐姐姐夫畅叙一番。

我姥娘坐在我舅舅身旁，一个劲儿催儿子吃菜，还时不时将海鱼搛到儿子碗里，忙不迭地说道，你快捯，你快捯，东北可没有海鱼吃。

我父亲和我舅舅先是天南海北聊了一通，东北的形势，江苏的情况，物价、医疗、教育、改革开放、深圳、邓小平。转了一大圈后还是回来了，他们终于谈到了我姥娘的赡养问题。其实，那天在饭桌上完全可以不谈这个敏感的话题，多年不见了，就不能在一起开开心心吃完这顿饭吗？这个话题是个永远不能痊愈的伤口，就不能暂时搁一搁不碰吗？

越是小心翼翼躲着不去碰，越是会在不经意间触到。

在此之前，我父母并不知道我舅舅是去广州见儿子回东北，顺道过来看一下母亲，而我舅舅也未将这个情况说出来，他可能是耻于提及自己犯了事的儿子吧。我父亲给我舅舅斟满一杯酒，又给自己的倒满了，然后举杯道，我们不知多少年没在一起喝过酒了，今天一醉方休怎么样？作为一个东北人，我舅舅也喜好酒，但他的酒量比我父亲的逊色多了，可是他那天特别想喝醉。见到了亲人与儿子的被捕，这一喜一忧，都注定了他那天要喝很多酒，直到把自己喝醉。我父亲平日里的嗜好就是喝酒，每天中午晚上都要喝，但苦于没人陪，喝得很少。那天他见有人陪他了，便放开来喝了。我舅舅显然不是他的对手，喝了几个回合，便有点力不从心，脸红得发紫，说话也打结，而我父亲却如沐春风，面不改色。

我姥娘坐在一旁忧心忡忡，一个劲说，快别喝了，快别喝了。

我父亲又端起酒杯与立华的酒杯相碰，有点伤感地说，你把老太接走，我们以后不知什么时候还能在一起喝酒呢。说完这话，我父亲就将酒一饮而尽。但是我舅舅孙立华还举着手里的酒杯，他在那一刻怔住了。他仅仅是顺道来看望一下母亲，并没有打算把母亲接走，他也没有能力将母亲接过去赡养，家里的那一摊子就够他受的了，要是母亲过去，也不会有好日子过的，远不如待在江苏。

我父亲将烫手山芋抛出去了，我舅舅却措手不及。

于是，我舅舅不得不把儿子出事，自己去广州见儿子未见着，只好打道回府，半途中顺便来看望母亲，如此这般说了出来。他根本没想到要把母亲接走，也许他从来就没想过将母亲接到东北去靠着他生活，这么多年来，他已经习惯母亲在江苏了，在他意识里，母亲最后也是会终老在江苏了。但是，他作为儿子，哪怕我父亲抛出来的山芋再烫，他也要接过来，于是他顺口说了这样一句，冬天东北太冷了，等来年春暖花开，我再把老人接回去吧。

我相信，有些锐利的话题就像猛兽，一经放出你就拽不住了，它会信马由缰，乱拱乱闯，往自己的目的地一路狂奔。是否把老人接走，成了那天饭桌上始料未及的争论焦点。立华既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那么他就无路可逃了。其实我父亲是投石问路，他根本不相信我舅舅会把老人接走；可是，现在既然探明了路径，那么肯定是要一路走到底的。

我父亲对我舅舅说，你来一趟也不容易，何必要等到来年春暖花开再费手脚花路费，干脆现在就把老人带走。

我舅舅摇着头说，这么冷的天老人路上受不了，我中过风，腿脚也不怎么灵便，我一个人带不走，等到春天我让小儿子跟我一块来接老人。

我父亲心里冷笑起来，他认为我舅舅是在玩金蝉脱壳的鬼把戏，以天冷为由让自己得以逃脱。哼，等来年春暖花开再来？你一旦回到了东北，你还会来吗？叫你爷你也不会再来了。我父亲正色道，不是我信不过你，你明年春天不来怎么办？

我舅舅像受了侮辱似的，急着分辩道，你这是啥意思，你以为我骗你？我孙立华是那种人吗？

我父亲却不动声色地说，我可没说你骗我，我的意思是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谁知道明年春天是什么情况啊。

我舅舅斩钉截铁地说，你放心，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都会来。

我父亲呷了一口酒，对着立华微笑起来。

我舅舅受不了我父亲那种意味深长的微笑，那微笑让他觉得芒刺在背，不禁抬高了嗓门，你不用这么对我笑，你是不是信不过我？我今天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么着吧，明年春天我要是不来，就不是我娘养的。

我父亲又呷了一口酒，微笑着说，我不要你赌咒发誓，我要你现在就把老太带走。

我舅舅急得站了起来。我母亲说，有话坐着说，干吗站起来。我舅舅又坐下去，但嗓门仍然很高，我不是不想把老人带走，实在是天太冷，老人已经八十多了，说不定就冻死在路上了，要是在路上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至多三个月，我肯定来接老人。

我父亲把路堵死了，说，别说三个月，三天也不行，你明天就必须把老人带走。

我舅舅就像挨了一棍子，一下子缓不过气来，半晌才嚷嚷着说，老人在这儿待了快三十年了，再待三个月也不行？

我父亲听到我舅舅这么说，气不打一处来，道，你把老太扔在我这儿三十年，你还有脸说这个话。你凭良心说说，这三十年，你这个做儿子的为老太做了些什么？

我父亲的话戳着了立华的软肋，他面色羞愧，心情颓唐，久久无语。

我姥娘心疼儿子，将筷子一摔，别吵了，俺哪儿都不去。站起来颤巍巍走了。

我母亲劝着双方，先喝酒吃菜，有话慢慢说嘛，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事不好商量的？

我舅舅口气软下来，对我父亲说，姐夫，老人靠你们这么多年，你们的辛苦我们心里都明白。我是真心实意想带老人回东北，最后尽尽做儿子的孝心，不过眼下真的不行，天寒地冻的，万一路上有个好歹，别说不好向你们交代，向两个妹妹也不好交代。我跟你商量一下，你宽限我三个月，不，就两个月，到时候我让小儿子跟我一块儿来。

我父亲不想再商量了，像这样商量来商量去，什么时候有结果啊，他把底牌亮出来了：我实话告诉你，你要是现在不把老太带走，我就走。

我舅舅气坏了，用手指着我父亲，骂了声你混账。

我父亲不痛不痒地回骂了一句，混账骂人。

就这样，两个人在饭桌上骂开了。我舅舅喜欢痛快，喜欢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却一点都不喜欢不痛不痒，绵里藏针。他是那种心里一急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的人。而我父亲是那种在任何场合都临危不惧的人，我舅舅根本不是他的对手。那天在饭桌上的吵架，我父亲谈笑风生，左右逢源；我舅舅却气急败坏，穷途末路。我母亲帮这个也不好，帮那个也不行，索性坐在一旁不吭声。

我舅舅喝多了，又气急攻心，难受得不行，便离席出门，跑到东院墙外面去了。那一刻他心里又酸又苦，想想大老远跑到江苏来，却受人数落侮辱，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再想想这么多年，自己确实是未尽到一个做儿子的责任，对不起母亲，心里有愧。又想想身陷囹圄的儿子和困窘的家境，不禁五内俱焚，大放悲声。他头痛欲裂，摇摇欲坠，朦朦胧胧看到前面有个树影，想依上去作个依靠，却扑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

那天下午，我把我父亲叫到院子里。我奢想说服他。我语无伦次说了一大堆，主要意思是，天这么冷，姥娘真的不能走，应该相信舅舅的话，三个月很快就过去了。

我父亲抢白道，你相信，我可不相信。你舅舅是个大滑头，到时候他不来怎么办？你养你姥娘？我说，我养。我父亲哈哈大笑，你养得了？

我姥娘像个没头的苍蝇，一会儿趔趄到这儿，一会儿趔趄到那儿，口口声声说，俺不走，俺哪儿也不去，俺就死在这儿。

我父亲再一次强调，你不好不走，这里不是你的家，你的家在东北。

我姥娘大声嚷嚷着说，俺住的是俺闺女的家，又不是你的家。

我母亲接过话头，怎么成了你闺女的家了？你闺女是嫁出去的人，这个家是姓刘的，是人家的家。

我母亲这么一说，我姥娘就再无话可说了。

我母亲与我父亲结成了同盟，显然，我舅舅是孤立的，他处于劣势，除了带走老人，他别无选择。

我母亲的态度非常关键，她是定海神针，事情的走向完全取决于她。我父亲的气焰，她既能掐灭，也能助长。事实上她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她也主张让我舅舅现在就带走老人，她肯定受了我父亲游说的影响，认为我舅舅是在施金蝉脱壳之计。我舅舅已经好久没有音讯了，好像这个世上没有他这个人了，现在却突然冒出来，这可是个让他带走老人的绝好机会，她不想放过这个机会。相信他过三个月，天暖和了，会和儿子来接老人，可是夜长梦多，万一到时候不能来了怎么办？还是不要指望未来，抓住现在才是最重要的。

我不责怪母亲，她是有道理的，她完全有权利让我舅舅带走我姥娘。这么多年来，她也很不容易，她为老孙家付出了太多，而福建永安的那场变故使她身心憔悴，至今还没缓过神来，也许永远不会缓过神来了。她长期精神焦虑，失眠，患心脏病，她总是觉得自己随时会倒毙。她也六十多了，来日无多，她想遗忘所有的前尘往事，好好休息一下了。她真的没有力气再来照顾年迈的老母了，她觉得她很快也要让人来照顾了。一个让人照顾的人，怎么可能再来照顾别人？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她现在让我舅舅带走老人，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她是有良心的，如果没有良心，她也不会被命运抛到这个海边小镇来了，想想当年的战友，现在哪个不是师级了？她也是对得起老母的，如果没有她，老母很有可能早就不在人间了。

第二天上午，我母亲与我舅舅进行了一次长谈。在弟妹面前，我母亲有着绝对的权威，他们都听她的，她能左右他们的意志。是的，我舅舅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带母亲去东北，他只是来看望一下母亲而已，但是这两天他的态度发生了急遽的变化，他已经下决心带走母亲了，即使现在姐姐姐夫转而同意将母亲继续留在这儿，他也不同意了，因为他放心不下。东北条件艰苦，各方面都远不如江苏，但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就是天天吃糠咽菜，也比在这儿受气强。不过，他还是据理力争，再三说明现在天太冷，自己也体力不支，请我母亲无论如何给他三个月的时间，到时候天暖和了，他肯定和儿子过来接走母亲。

下午，我父亲拎着个包，骑着自行车，离家出走了。他实现了他的诺言：老太不走，我就走。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他走的时候神情决绝、悲壮，有一种器宇轩昂的气度。他走的时候向我母亲做了告别，也跟我舅舅打了招呼。他说，我走了，再也不回来了。我母亲很伤心，试图拦阻他，你不能走，你不能把什么都扔给我一走了之。但是我父亲根本不听她的，他义无反顾地跨出家门，神秘地消失了。

那天下午，我母亲焦急万分，她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在家里团团打转。她还到邮局去给亲戚朋友打了好多电话，问他们有没有看到我父亲，但最后毫无结果。晚上，我父亲没有回来，他仿佛在人间蒸发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我父母合演的一出戏。这出戏只给我姥娘和我舅舅看。

我原来以为我父亲骑着自行车云游四方，浪迹天涯去了，天晓得他去了海边的亲戚家。他一到那儿就上了牌桌。他是喜欢打纸牌的，也热衷于赌博。把家里那摊子先暂且扔下，轻松几日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