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迁徙.2

我父亲一走，母亲慌了手脚，她愁绪满腹，一筹莫展。我姥娘和我舅舅也有大祸临头之感，两个人都噤若寒蝉。

我站在我舅舅这一边。一开始我就站在他这边。我对他天生有一种亲切感倒还在其次，最主要的是我觉得他言之有理。1990年的冬天特别寒冷，北风尖利得像刀子似的，大河小汊都结了厚厚的冰，很多人都不敢出门。这么冷的天，让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长途跋涉去遥远的东北，这也只有我父母才想得出。我相信，我父母也是不忍心让我姥娘冰天雪地里抖索着身子上路的，问题是他们对我舅舅有种不信任感，他们宁可相信我舅舅采用了金蝉脱壳之计。他们不能白白将我舅舅放走了，他们一定要抓住眼前这个机会，否则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

我想让我母亲回心转意，再让我姥娘待上三个月。立华说得对，我姥娘已经在这儿待了快三十年的，三个月就不能待了吗？我说，舅舅是个老实厚道的人，他说话肯定算数，你应该相信他。

我母亲什么也听不进去，同时，她也对我反感，认为我这个儿子关键时刻不向着她。

我又说，万一三个月后舅舅不来，我来侍候姥娘，不用你管就是了。

这话尤为让我母亲气愤。她拒绝再与我交谈。

我理解母亲的气愤，她认为我太不懂事理了，即使我能够照顾我姥娘，可彼此同在一个小镇上，她的脸往哪儿放？最后还不是把老人扔给她。她认为我舅舅使用的是金蝉脱壳之计，我则采用了缓兵之计。一个是她的亲弟弟，一个是她的亲儿子，这两个人都在算计她，要她的命。

我母亲开始做我舅舅的思想工作，很快，我舅舅想通了，同意即刻就带母亲启程。他已经豁出去了，或者说他确实别无选择。他天真地认为姐夫真的一去不复返了，而体弱多病的姐姐怎么照顾得了说倒下就会倒下的老母呢？

我舅舅又开始说服我姥娘，他口讷愚钝，翻来覆去就说这么一句：都这样了，还待在这儿干嘛？

我姥娘不吭声，和衣躺在床上。这是她的习惯，当她不高兴、不如意的时候，便和衣躺在床上。到了傍晚，我姥娘头发蓬乱地从床上爬起来了，对儿子说，那就走吧。

那天晚上我回家了。那几天我惶恐不安，每天晚上都要回去。我看到我舅舅正帮着我姥娘收拾东西，我姥娘正从箱子里拿出她的寿衣寿鞋，准备用一块包袱皮包裹起来。

我问我舅舅，你是不是要带姥娘走？

我舅舅苦笑了笑，不走怎么办？

我的心凉了半截，我上前夺下他手里的东西，扔在床前的踏板上。你改变主意了？天这么冷怎么走？

我舅舅弯腰捡起踏板上的东西，开始用一根背包带捆绑。他重复了刚才说的那句话，不走怎么办？

那一刻我急得如万箭穿心，我又夺下我舅舅手里的东西，再次扔在踏板上，同时狠狠推了他一把，他被推得跌坐在床上。

我向他陈明利害，我让他明白，如果留下我姥娘，即使受天大的委屈，还能保住一条命，要是现在就带走，那么我姥娘就会死路一条。我虽然说得有点夸张，但为什么不能把事情往最坏处想呢？我舅舅也是一个老人了，他中过风，血压也高，有糖尿病。我姥娘已是风中残烛，随时都会熄灭。这两个老人如何能在冰封天地里走过漫漫驿路呢？

我舅舅被我说动了，不过他非常顾虑我母亲，他不想让我母亲生气，如果我母亲能够回心转意，同意暂且留下老人，他就能放心回东北，然后春天再和儿子一起来接走老人。

我说，我来想办法。我说，无论能不能想出办法，都不能现在把老人带走，这是一个原则。

本来说好第二天我舅舅就带着我姥娘动身，因为我阻拦的缘故却未能成行。我母亲认为是我从中作梗，故意跟她作对，她气得躺倒在床上。她哭泣着问我，我欠下你什么了？你为什么要跟我过不去？我哪儿对不起你了？我是在最痛苦的时候怀的你，三个孩子中我最疼爱你，可是你却这样对待我，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无言以对。

我对立华说的想办法，就是请组织上出面做母亲的工作，我希望这是个“撒手锏”。其实我一开始就应该这样做。“组织上”，这是一个多么神圣的字眼，在我所读过的文学作品里，如果哪个人物思想上出了问题，众人又对之束手无策的时候，只要组织上一出面，问题立马得到了解决。“组织上”实际上就是“力挽狂澜”的同义词。我母亲是一个组织性非常强的人，作为一名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入党的党员，她几十年如一日，坚持过组织生活，从未无故缺席过。退休后，她被划入长沙乡老干部党支部过组织生活。那时，乡政府机关坐落在长沙镇以西四公里的地方，每次过组织生活，我母亲都要走上四公里地，有时候是骑自行车去，有时是步行去，风雨无阻。她背着一个旧书包，换上一件干净衣服，神情虔敬地出发了。书包里放了一副老花眼镜，一个笔记本，一支用了多年的英雄牌钢笔，几本学习材料，一块陈旧手帕。过组织生活的时候，她总是很少发言，一方面是因为羞涩，另一方面是因为不善言辞，但她会像小学生那样认真听讲，一丝不苟地做记录（有时来不及记，就借别人的补上）。她似乎是永远怀着那种诚惶诚恐的心态，总认为组织上是对的，是先知先觉的，而她永远跟不上趟；这使她每次过完组织生活都有一种灵魂接受了一次洗礼的感觉。要是哪次因为生病或别的什么特殊情况，没能过上组织生活，她就会失落，惆怅，六神无主，甚至茶饭不思。

我先后找了两个“组织”。

第一个“组织”就是长沙乡老干部党支部，书记是一个在乡里做了多年干部的徐姓老汉。真的，你与其说他是老干部，不如说他是庄稼老汉。那个年代的乡村干部本身就是农民，穿解放鞋，戴草帽，着蓑衣，永远骑着一辆快要散架的破自行车，奔波在田间地头，或和农民促膝谈心，或帮着农民耙田。退休了，也还是一副农民装束，也还是骑着那辆破旧自行车到处奔走，似乎比任何时候还要忙碌。我见到的这个徐书记就是这样的。他的头发虽然全白了，但很是浓密，可是嘴唇四周和下巴上却没有一根胡子，很多人都嘲笑他。

我找到徐书记，把情况详细跟他说了，他一听就激动得走来走去，很是义愤填膺，说，你妈妈也是个老干部，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我去做她思想工作。他拍着胸脯说，一切都包在我身上。我见他如此，不禁松了口气。

我陪着徐书记从乡政府一路回来。他将一辆破旧自行车蹬得飞快，我知道他心里很急，想尽快把事情处理好。我骑不过他，但远远落在后面，看着他摇来摆去的瘦弱背影，我对他充满敬意。

快到长沙镇东街口时，他陡然放慢了车速，车子越来越慢，有一瞬间，车子停止不动了，但徐书记还稳稳当当地骑在车子上，他就像杂技运动员那样，和他的自行车定格在人们视野中。

他进我家院子的时候蹑手蹑脚，对着静悄悄的屋子轻声细语地喊了声“孙先生”，他的神态非常谦恭。见屋里好半天没有动静，又略提高了点嗓门喊了一声“孙先生”。我母亲从屋里出来了，徐书记满脸堆笑跟我母亲寒暄了几句。

徐书记进屋去做我母亲思想工作了，我在院子里忐忑不安地踱步。从窗户里，我看到我姥娘和衣躺在床上，我舅舅则坐在床沿上，低着头沉默不语。踏板上放着几个大大小小的包袱。是的，他们把行李都捆扎好了，随时准备动身。那些行李都是我姥娘的衣裳。她是喜欢做新衣裳的，上街看到有中意的布料，就要千方百计买回来。新衣裳做好了，却舍不得穿，说是留着过年穿。年终于等来了，大年初一早上真的就穿上了，她穿着新衣裳特别的喜气，屋里屋外走来走去的。可是第二天就换下来了，放进箱子里。过些日子，又看到有中意的布料了，便又买了裁做新衣，等到过年穿。她的那些衣裳就这样一年年积压下来了，都还是新的。她永远不会知道，这些她舍不得穿的新衣服，在她死后的第三天，全都付之一炬了。

很快，徐书记就从屋里出来了。他对我嘿嘿笑了两声，像做错了事的孩子那样满脸愧色，难为情地说，没帮得了你。又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你妈妈也不容易。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徐书记走出院子。

我又请了镇上一个能把死人说活了的女干部游说母亲。她了解了情况后，完全站在我这一边，拍着胸脯打包票。然而，她却成了一个倾听者，她被我母亲的苦难命运打动了，她的立场顷刻发生了变化，倒向了我母亲那边。

我舅舅对我母亲抱的最后一丝幻想彻底破灭了，他下决心带母亲上路。那天下午，在我姥娘的房间里，我又一次向他描摹了路途上会出现的可怕后果。我摇唇鼓舌，费尽心机。那些可怕的后果我舅舅早就想到了，经过我的一番渲染，他的决心土崩瓦解。我安慰他，再想想办法吧，办法总归会有的。

第二天上午我有三节课，这意味着整整半天我要待在学校里。我心神不宁，有种末日来临的恐惧感。上完第一课，我请同科老师帮我代课，便匆匆往家里赶。刚出东街口，就看到我舅舅和我母亲搀着我姥娘从院门里出来了，两个邻居拿着行李跟在后面，有些路人好奇地围观。那正是掘港的班车将到长沙镇的时分。事情已经昭然若揭，母亲想给我一个措手不及，趁我不在家，唆使我舅舅带着老人上路，她试图造成这样的结果：等到我发现，我舅舅和我姥娘已经到了掘港，而当我赶到掘港，他们已经在旅途中了。是的，在那一刻我想到的就是“唆使”这个词。我舅舅是听我母亲话的，他和我大姨、小姨都听我母亲的话，原因很简单，我母亲有恩于他们。现在想来，当时我舅舅并没有拿定主意，他是摇摆不定的，当我和他在一起时，他就听我的，相信我会想出办法来。可是当我离开他，他又感到茫然，对自己发生怀疑，这时，母亲的唆使就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迫使他又下了带老人上路的决心。他也许是这样想的：先上路吧，上了路再说，车到山前必有路。

我看到我姥娘时，首先看到的是她在风中飘扬的白发，和她颤栗的脚步。她就像戴着沉重的脚镣，挪几步，停下来喘口气，四处望一眼。我知道她在寻找我。那一刻我全身的血都往头上涌，我觉得母亲是多么卑鄙啊，她耍弄阴谋，暗渡陈仓，不怀好意。我急步上前，夺下那些包袱摔在地上。我当着众人的面痛斥了母亲。我怒不可遏，丧心病狂，歇斯底里。更多的人围过来看热闹。我母亲面色苍白，浑身抽搐，说不出话来。我找到包着我姥娘寿衣寿鞋的包袱。我抱着这个包袱掉头赶回了学校。现在我完全可以放下心来了，没有了寿衣寿鞋，我姥娘是断然不愿意走的，她将它们视为命根子。

我母亲气得心脏病犯了，后来她告诉我，她这一生还没有受过这么大的奇耻大辱，而这个奇耻大辱竟来自于她自以为最宠爱的儿子。多年前福建永安的那场变故，她也受过很大的侮辱，但她保持住了自己的尊严，而现在，她一点尊严都没有了，她的颜面被她的儿子剥夺殆尽。

那天下午，我舅舅到学校来找我，他愁肠百结，一筹莫展。他要我回去看母亲，说我母亲病倒在床上了。我铁了心，坚决不回去。那时，我突然觉得母亲很陌生，我不明白她的心怎么那么硬，非要在天寒地裂的冬天将我姥娘赶走不可，这对我姥娘太残忍，也太不公平了。正是对这个残忍和不公平的愤慨，使我对母亲很冷漠。

我舅舅很是自责，他认为眼前这个局面是他造成的，我和母亲的关系僵成这样，他痛心疾首。他认为，让我和母亲和好的办法，就是他走人，越快越好。但是他要把我姥娘带走，他对我说，他一个人真的走不向前，他向我索要包着我姥娘寿衣寿鞋的包袱，他神情哀伤地说，我求求你了。

我拒绝了他。我早已拿定主意，让我姥娘还住在学校里，等到来年天暖和了再去东北。

我舅舅不同意，他不想增加我的负担，同时，他也考虑到我母亲，他不想让人在背后对我母亲指指戳戳说闲话。

我们商量了一下午也没商量出个结果，他只好回去。他再次要我跟他一起回去看我母亲，我拒绝了。

第二天一早，我舅舅又来学校找我。看得出，他一夜没睡，眼睛通红，面色晦暗，头发杂乱，胡子几天没剃，乱七八糟地虬结在下巴上。他一来，就绝望地问我，怎么办？这个七尺高的东北大汉完全没有了主意，身体软塌了下来，整个人都迷失了。

他要想出一个三全其美的办法，既不增加我的负担，又不伤害我母亲，同时又对得起我姥娘。可是他想了一夜也没想出来。

这个办法最后还是我姥娘想出来的，我姥娘说，去老人院吧。她也不想再待在家里了，一天都不愿待了，她对这个待了将近三十年的家充满了厌恶。

去老人院寄养也许是最好的选择，不过也会招致人们对我母亲的责难，可是管不了那么多了；三个月一眨眼就过去了，只要等到来年春暖花开，立华接走我姥娘，一切都会平息下来，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那天下午，学校组织学生去长沙乡大会堂看《焦裕禄》的电影，那阵子，电影《焦裕禄》在全国各个乡镇热播，人们当作完成一项政治任务被动员去观看。

长沙乡大会堂是在六十年代末“文革”期间兴建的，一色的水泥板凳，能同时容纳下几千人。里面上演过八个样板戏，开过无数大大小小的批斗会，播放过形形色色的电影，举办过各种名义的学习班。它的梁柱间飘荡着一个时代的幽灵，它是那一代长沙人五味杂陈的记忆。

全校倾巢出动，孩子们对看电影永远有炽烈的热情，有自行车的便骑自行车，没自行车的便迈开大步，用两条腿赛过自行车轮子。我作为班主任自然一马当先，我用自行车驮着立华。我驮着立华行驶在队伍前头，孩子们都跟在我后面，这让人看上去多少有点不伦不类。

到了大会堂，才知道全乡各个学校的学生都来看电影，破旧的大会堂被挤得摇摇欲坠。

安顿好学生，我就出来了。我看到立华在外面踱来踱去，他双眉紧锁，神情焦躁。

我带着他朝一河之隔的长沙乡老人院走去。

老人院的前身是长沙乡卫生院，后来卫生院搬到长沙镇去了。七十年代初，我母亲曾在这儿工作过，她那时还年轻，穿一身白大褂，口袋里插着听诊器，挽着自然卷曲的头发，看上去很有韵味。那时我十岁，来这儿玩过，我记得收音机里在反复播送一个日本人和一个中国人的名字：田中角荣，周恩来。

在下午昏黄、消沉的阳光照耀下，几排红瓦房子显得古旧而荒凉。一些老人袖着手，坐在墙根下晒太阳，他们眼睛微闭，表情木然呆滞，仿佛沉湎于遥远的梦境中。间或有个老人打了个喷嚏，其余的老人会吓一跳，哆嗦着身子。看看并未发生什么事情，又闭眼回到先前的状态。更多的老人神情索寞地待在屋里，坐在床上或小板凳上，彼此间不说话，各自闷头想着心事，或者说温习往事。那些心事其实就是承载着消逝了的日子的往事。他们需要每天不间断地温习往事。往事是他们生命的纹理，是他们的来路。对于这些老人来说，将要去哪儿是再明晰不过了；但是从哪儿来，他们有点懵懂无知了。这让他们很惊慌，也很恐惧。而温习往事，理清自己的来路，就能抓住自己和当下的生活，从而消解惊慌和恐惧。这也许可称之为“生命回顾”，即忘掉过去，重新回到现在。要绕个弯，先回到熟悉的过去，再慢慢了解现在，接着抵达现在。

院长是一个清瘦健谈的中年人，他听我们说明了来意后，便爽快答应了。但他的说法让我大失所望，他说，让老太来挨两天吧。他说的“两天”当然是泛指。他说的“挨”，就是坐以待毙。

事实上，老人院还空着很多床位，那些床位都是为有儿有女但儿女们无暇照顾或懒于照顾的老人准备的。院长说，进老人院的都是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他们靠政府微弱的贴补费聊度余生。而那些膝下有儿女的老人想来也不能来，因为他们的儿女碍于社会舆论，不愿意送他们来。他们宁愿让他们过那种饱一顿饥一顿死在床上也不能让子女及时知晓的破败生活。

与年轻强壮的健康者不同，住在老人院的衰弱老人时刻笼罩在死亡的阴影里。前者也会想到死亡，确知自己总有一天会死亡，但却不把自己的死亡当作最真挚的可能性来对待，总觉得死亡是别人的事，与己无关。是的，当你快乐行走在生动如潮的大街上，当你坐在餐桌旁大快朵颐，当你兴致勃勃享受爱情，你再怎么都不觉得自己会死。可是，老人院的这些老人就不同了，他们处在了“缓刑阶段”，他们的立足之地越来越小，他们头顶的天空越来越窄。他们虽然还活着，但他们的“活着”已经不是一个连续状态，他们的“活着”是随时都可能面临死亡的断裂。面临死亡，这就是老人院的老人们的生活状态。面临死亡，当然不会让人快乐，但能不能尝试着让老人院的老人们变得轻松些，轻松地接受死亡呢？从理论上说，这是完全可以的。

老人院里也许不会有绿茵草坪，奇花异草，不会有健身小区，娱乐室，图书室和手工制作室，不会有清洁卫生的餐厅和厕所，但应该有一间教室，每隔三五天就将老人们集中到教室，聆听一位参透人生者（可以是从外头请来的，也可以从老人们中间产生）对他们进行“布道”，这个“布道”也可以称为“死亡教育”，既可以是从哲学层面上剖析生与死的关系（环环相扣的关系），也可以从心灵的角度探讨死亡的意义，让老人们保持一种不在世的态度，带着欣慰的心情接受生命的自然结果。让他们觉得死亡根本不可怕，死亡不过是一趟自然而然的旅行，旅行完了还可以再回来。死亡就像一天结束时，学生交完作业，放学回家，轻松一下。死亡只不过是从身体的破朽屋子搬出，回到心灵高深广远的家。这个“布道”还要让老人们懂得，很多人活了一生却从未真正属于自己过，只有死亡才能够把自己完全交给自己，只有人真正面对死亡时才能发现真正属于自己的可能性，所以，死亡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是一种回到自身的生活。这种“布道”其实就是不间断的灌输，让老人们生活在这样的灌输之中，以期获得这样的效果：将被动地“等待”死亡，变成愉快地“接受”死亡，当死亡降临到他们头上时，从而平静地接受死亡。

就像赫金森在他1925年的小说《增加一个目的》借用一个人物的话说的那样：“当黄昏降临的时候，这个人站在自己的家门口，回顾自己白天所做的工作，他的视野顿时开阔，他的内心平静有序。”——这是一种多么美丽的死亡！

我相信我的这种想法并非是乌托邦式的，不过，长沙乡老人院的状况与我理想中的老人院相距太远了。我在这里看到的只是孤寂和凄凉，就像院长说的，老人们在挨，艰难地挨到死亡的那一天到来。死亡并不是节日，而是灾难。是不是可以说，这些老人已经死亡了呢？他们在晒着太阳，但他们却早已沉降到最黑暗的地方，并蛰伏在那儿。除了呼吸，他们什么也没有了。固然没有未来，现在也没有了，现在的他们只是行尸走肉。不错，他们有过去，但过去对现在毫无影响，一点都不相干了；所以，过去对他们毫无意义。是的，不相干，这个世界的一切都与他们不相干了，他们是真正的局外人，即使死，也无人关注。

我参观了几间老人们的住屋。那些房间都散发着一种酸臭腐沤的气味，这是某些腐烂了的东西、发霉的物品、汗臭与人体的气味掺杂的气息。是的，老人的身上都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它潮湿，阴晦，苍凉。它是一种腐朽衰败的气息，与卫生不卫生没有关系。这里的老人，即使每天都洗澡，每天都换上干净衣服，他还是有这种气味。

有间房子住着七八个老人，泛黄的露着棉絮的破被子胡乱地堆在床上，尿壶和便盆就放在床头，有个害气喘病的老人躺在床上，当他咳嗽时，身子就蜷曲成一只虾公，他把痰吐在一只阔口的玻璃瓶里，那里面已经积满了痰。还有个老人躺在床上吃茶食，那是桃酥，用一块黄纸包着，那纸已经油渍一片。老人拿出桃酥咬上一小口，就把桃酥再塞进纸包里，藏到枕头底下。须臾，再将枕头掀开，拖出茶食包，摸出先前的桃酥，咬一小口，又放进去，再藏到枕头底下。有个老人当着我的面小便，他看都不看我，就把裤子褪下来了。老人的手痉挛着，怎么也掌控不了自己的身体，怎么都对不准尿壶。他当着众人的面，尿在了地上。

我毫不犹豫打消了让我姥娘暂居老人院的念头。我当时在老人院产生的一个强烈感受，就是让我姥娘远离老人院。远离这儿的老人院，就是远离死亡。

我怎么可能让我姥娘置身在这种终日笼罩着死亡阴影的邋遢环境里呢？这里的每个老人每天都在学习死亡，但是我姥娘进行这样的学习还为时尚早。她是苍老了，早就进入了衰迈之年，但是我总觉得她离死亡还很遥远；她应该再过上好几年宁静舒心的日子，这好几年的日子不是用来回味和咀嚼，而是用来憧憬和向往，是品尝以前还没来得及发现的美好生活的每一个微小的细节。

我询问我舅舅对老人院的感觉，他说还可以。按照他的意思，明天就把我姥娘送过来。他说只要有房子住，有东西吃，不被风吹着雨淋着，肚子不饿着就行。我告诉他，如果你喜欢这儿，你就搬过来住吧。他见我对老人院不满意，也就服从了我。他完全被我左右了，我成了他的上帝，成了他精神上的依靠，他已经走投无路了，他内心完全垮塌了。我对他说，你一个人回东北吧。他答应了。我对他说，姥娘还和我住在学校里。他答应了。我对他说，来年天暖和了，你要是不能来就不要来了，我来照顾姥娘。他答应了。那时我说什么他都会答应下来。

从老人院回来的第二天，我舅舅就回东北了。走之前，我姥娘对她儿子说，俺在建波这儿你放心，有他吃的就有俺吃的，有他喝的就有俺喝的，俺等你来接俺。

我又用自行车将我姥娘驮到学校来了。此后，我一直没有回家过。我不知道我父亲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们彼此冷漠，比陌生人还要陌生。我向学校借了间旧屋，让我姥娘住进去。她还是像以前那样，上午帮着我择菜，有时还帮着我生煤球炉子。下午，朱家老太还像以前过来聊天，我姥娘更多的是听她说。朱家老太说累了，停下来，我姥娘还是沉默着，并未觉察出朱家老太的停顿，她仿佛置身在一个遥远的地方，老半天回不过神来。我姥娘明显改变了自己，有人的时候她很少说话，没人的时候话却很多。她轻言细语地说给自己听，她絮絮叨叨，停不下来。有时声音也很大，你会以为她在跟谁拉呱，可是推开门一看，除了她，一个人也没有。

我舅舅回东北后杳无音讯，既无电话，也无书信。也许他真如我父亲所说的那样，施用了金蝉脱壳之计。不过，我并不在乎，我甚至希望他三个月后返回江苏带走母亲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我在乎的是我姥娘，我舍不得她走，我希望她永远和我在一起。我觉得只有我才能拱卫她保护她，不让她受委屈，不让她受到伤害，这是最重要的，别的一切都无所谓。

日子又回到往日的平静和不动声色。也许，日子的主旋律就是平静和不动声色，而波折只是它的插曲和咏叹调。我姥娘暂时不用照顾，像个孩子那样，吃饱了就行。她还是坚持自己倒尿盆子，自己洗自己的衣服。她帮我择菜，帮我收晒在外面的衣服，一件件整整齐齐折叠起来放在床上。那些散发着阳光气息的衣服，都叠得很有样子。她喜欢上了沉思冥想，经常一个人呆坐在那儿，凝视苍茫的远方。

我在上课、做家务之余，还莳弄起了一块菜地。我还开始了写作。我经常利用课间的一刻钟跑到宿舍，用钢笔写上几行字。小镇上买不到有格子的稿纸，便写在一张三十二开的白纸上，没有行距，文字细小如蚁。我一开始就将写作当成一种忏悔方式，我的文字就是祷告词，那种孜孜不倦就是对心中之神的献祭。我在写我的中篇处女作，这篇名为《遥远的地平线》的小说，发表在江苏的文学刊物《雨花》杂志上。

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改作业，我父亲忽然跑来了。他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苦口婆心地劝说我送走我姥娘。我不停地改作业，不理会他。后来他的劝说变成了哀求。这在我父亲是破天荒的，我从来到这个世上，他一直对我端着家长的架子，高高在上，从未对我亲昵过，更不用说哀求了。

我问他怎么送。他见我有所松动，有点喜不自禁。他让我将我姥娘送到南京，再送上南京去济南的火车；我姥娘有个姑在济南，可以让她接站，然后再由我姥娘的姑将我姥娘送上济南直达通化的火车，整个过程其实很简单。我父亲说这种无情无义的话，用的完全是一副谈论张长李短、无关乎痛痒的语气，这让我无比心痛。我以沉默和冷漠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大约在一个月后的上午，我舅舅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他还带来了他的小儿子。他并未食言，并且提前了两个月。他的小儿子叫小光，我记得1970年我舅舅全家来江苏探亲时，小光还在襁褓中，恍惚间已长成一个腼腆的大小伙子了。

我头一眼看到我舅舅的感觉，就是脑袋里“嗡”的响了一声，心头的一堵墙轰然倒塌了。他的到来事先一点征兆都没有，他走后真的如泥牛入海，一点消息都没有。我总认为他说三个月后来接母亲是一时冲动，等到冷静下来就会改变主意的；因为我舅舅在家里做不了主，他干什么都要看我舅母的眼色行事，而我舅母大约是不会同意他重返江苏来接母亲的。

我是多么希望我舅舅不来接走我姥娘，东北的气候和土壤不适合我姥娘生存，更主要的是，我忍受不了那种生离死别的疼痛，如果我姥娘一旦去了东北，就再无可能回来，这意味着我再也见不到她了，这对我来说是无论如何接受不了的。我早就想好了，让我姥娘将余下不多的日子统统交给我保管，由我来照顾她，由我来给她养老送终。我只有守着她，日子才过得踏实。不错，以后我会很辛苦，我会因为照料缠绵病榻的姥娘而精疲力尽，但比起因为我姥娘身处远方，我会绵绵不尽，坐卧不安地想念她惦记她要好得多。前者是身体的付出，后者则是精神的折磨，我宁愿选择前者。

可是我舅舅的不期而至粉碎了我的计划，他是绝不会空手而归的，他不会枉跑一趟。

与一个月前相比，我舅舅的气色和精神状态好多了，他有了微笑，是那种发自内心的温暖的笑。他并没有在他姐姐家落脚，而是在长沙镇东头一下车就奔我这儿来了。他也不想去看望一下他姐姐和姐夫了。他决定当天下午就带我姥娘启程。我挽留他住上一两天。他掏出买好的车票。那是三张翌日早上掘港至南京的汽车票。他的返程路线，也是乘南京至济南的火车，再从济南坐直达通化的火车。

因为要赶下午长沙到掘港的班车，时间变得很紧张，好在我姥娘所有的东西，包括她的宝贝寿衣和寿鞋全都在我这儿，那些包袱都还没解开，用不着再花费时间收拾。然而，忧伤从我心头出发，开始萦绕于四周。

我姥娘呆呆地坐在那里，不停地自言自语，这就走了？这就走了？当她知道离开已是不可避免时，反倒平静了下来。她对我说，俺也不想走，打死俺也不想走，俺就觉得哪儿也赶不上这儿好。可不走不中啊，人家撵着你，你不走中吗？俺走了你也不用记挂，该吃就吃，该睡就睡。也不用熬夜写文章了，写那些东西有什么用，什么也比不上身子骨重要。

我和妻子送他们去掘港。去镇东头的车站，我们没有从镇上穿行，而是绕道从学校后面的公路过去，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不想引人注目。我姥娘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我推着走。我舅舅和小光拿着包袱跟在后面。我妻子则在车站等我们。公路上人烟稀少，一路上没碰到什么熟人。临近镇东头的车站时，有几个东街上的人发现了我们。他们大声叫着“姥娘”，问去哪儿。我姥娘说，去俺儿子家。我加快了步子。这时班车恰巧来了。我姥娘怎么也抬不起腿来上车，我从背后抱着她上去。她坐在靠窗的座位上，朝外面东张西望。也许她是巴望我父母来送送她，可是一直到汽车开走，也没有看到我父母的身影。

我们到达掘港时已是傍晚时分，在车站对面的掘港旅社安顿下。我们在“掘港饭店”吃了晚餐。席间，我姥娘一句话都没说，她扒了几口饭就放下筷子，神情木然地坐在那儿。

吃完，又回到了房间。那是一个有四张铺位的大房间，我们住在一起。天太冷了，没有暖气，被子又硬又潮湿。虽然熄了灯，可是房间里还是很亮。我以为是月光，后来才发现是旅社后面一座水塔顶上的灯光投射进来的。那片亮如白银的灯光就像一汪寒水，泻在床前的地上，寒飕飕的，冷气逼人。躺到半夜时分，毫无睡意，索性披衣坐起来。我吃了一惊。我发现我姥娘和我舅舅也都披衣坐着。都想开口说点什么，可又不知道说些什么，最后什么也没说，三个人静默无语地坐了一夜。天快亮时，我迷迷糊糊睡去。在我迷离的梦境里，床前的那汪寒水变成了汪洋大海，它将我们三个人永远隔开了。

早上起来，我到附近的水果摊上买了一袋橘子。我姥娘喜欢吃橘子。

八点半的车。当汽车发动的瞬间，我将橘子从车窗塞进去，与此同时，我的眼泪掉下来了。我使劲看着坐在车窗边上的我的姥娘，我觉得这是我看她的最后一眼，从此以后我再也看不到她了。她也转过头来看我，但我看不清她的脸庞，阳光照在她的老花眼镜上，她脸上就成了一团亮光，她就躲在那片亮光里。

汽车在车站大院里转了一圈，然后驶出大门，在路的拐角处消失了。我又去了掘港旅社，在我姥娘睡过的铺上坐了一会儿，眼泪又止不住簌簌而落。我妻子也陪着我流泪。她伤心，但更多的是因为我。她爱我，在乎我，她是我的皮肤，我舒展，她也会舒展，我灼痛，她也会灼痛。

我姥娘走后，我变得非常伤感。我变得爱哭，经常不为什么眼泪就下来了。我每天都很想念我姥娘。我常常产生我姥娘并没有走的错觉。当我在宿舍里改作业或写作时，我会觉得我姥娘就坐在我身旁。她虔敬地看着我，以为我在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她总是对使用笔杆子的人肃然起敬。有一天午睡，我恍然觉得窗帘拂动了一下，有个人朝我蹑手蹑脚走来，我没有睁开眼，我知道这是我姥娘，她来到我的床边，轻轻坐在床沿上，悄无声息地端详着我的睡态。

我曾经在我母亲的相册里意外发现了那张我姥娘当年在济南趵突泉拍的照片，我抽出来，放进了我的相册。现在，我时不时就把那张照片翻出来，一边看一边流泪。

我知道，我姥娘去东北靠儿子是不错的归宿，我舅舅也不会亏待她的，她也不会受什么委屈，这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可我就是想念，抑制不住地想念。

像先前那样，我舅舅一直没有写信来，我写信去，他也不回。我知道他是不喜欢写信的。不写信来，说明一切正常，我也稍稍放下心来。我想象我姥娘已经开始在她儿子家安稳度日了，虽说家境不太好，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但一家人能够和和睦睦团圆在一起，夫复何求？

转过年来，我的生活发生了一点变故。我借调到县教育局去了。这和我在文学创作上崭露头角有关，也与跟一位姓袁的校长吵架有关。

不知为什么，我工作勤勉，每次苴镇区统考，我教的英语都是名列前茅，却总是评不上先进，而远不如我的人，却屡屡评上先进。怨气郁积到一定时候，总归要爆发的。与袁校长的吵架，其实是我的一次发泄。我使用了很不文明的字眼，校长一怒之下也把脏话骂出来了，这样你来我往，要不是他被两个教师拉住，那天准会出大祸。

我写了一份辞呈寄到县教育局。我还没有想好辞职后干什么，我只是想尽快离开长沙中学那个让人窒息的环境。

辞呈寄出后的一周，教育局长打电话给我。那时，教育局长亲自打电话给一个乡镇中学的普通教师，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也许在长沙中学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我当时差点感动得哭了。

第二天，我在全校教师的注目下，骑自行车去掘港。在教育局大门口，我遇到本校来局里办事的张福兵老师，他看见我进大门，大惊失色，拼命将我往外拽。他如临大敌般说，你不能进去，你一进去就完了，你丢掉了铁饭碗还怎么活？

我挣脱他，径直往里跑。局长室在二楼，我上楼时，碰到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人，他梳着背头，容貌俊朗儒雅，充满书卷气息。此人就是教育局长严仲清。他不知在什么地方见过我，他一看到我，就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手很大，手指修长，掌心温暖。

严仲清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多年从事教育科研，对教育有高深且独到的见解，他在八十年代初期提出的“以艺术教育为突破口，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口号，蜚声全省。

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差不多有一面墙大的“全县学校分布图”，上面插满了很多小红旗，这使我觉得他俨然是一个运筹帷幄的将军。他马上要召集一个会议，所以他只能用十分钟的时间和我谈话。他是个爽朗的人，说话温文尔雅。他对我说，以你的才华待在乡镇中学太委屈了，我想调你到局里来工作。

我被一种巨大的惊喜击倒了。在那一刻，我觉得我的心脏不是开始剧烈地跳动，而是突然停止了跳动。我陷入巨大的真空里。这个世界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我下意识地咳嗽了一声，但是我听不到自己的咳嗽声。这让我觉得一种极大的不真实，这种感觉使我恐慌。

我将手伸进裤兜里，使劲掐大腿。疼痛感让我的听觉恢复了。我听到严局长征求我意见，问我愿不愿到局里来。

我连忙说，愿意，太愿意了，一百个愿意，一千个，甚至一万个愿意。可是我太激动，又愣了起来，我说了一连串的“我”，就是说不出“我”后面的“愿意”。

我那种说不出话来的窘态逗得严局长哈哈大笑。

因为在县城没有房子，我骑着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早出晚归。这辆加重型的自行车还是在1980年购买的，已经如影随形地跟了我整整十年。我在这风来雨去的十年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我变得沧桑，衰老，黯淡，可是它看上去一点也没有变化，还是原来的样子，簇新，闪亮，轻快，像牛犊子一样结实。这归功于我对它的爱惜。我几乎是一有空就擦拭它，剔除沾在零件罅隙里的污泥，给链条上油，将轮胎打足气。我最喜欢擦拭的部位，是它的钢圈。我将它支起来，反方向摇动踏脚，使轮胎飞转起来，我用一块抹布轻触在钢圈上。沾附在上面的灰尘以圆的形状飞扬出来的同时，那些被它行驶过的道路也呈现出来了。我总觉得，钢圈就是一个线团，那些被它行驶过的道路犹若线条，一层层缠绕在它上面，现在，当这个线团以相反的方向旋转时，那些道路就还原出来了，它们絮絮叨叨地告诉我，我是从哪儿来的。

当我得知我将要去县上工作时，我对它说，老伙计，我们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了，这个陌生的地方很有可能会使我的生命获得一种新的意义。

某些道路其实就是我们永远剪不断的脐带，至死会缠绕着你，让你窒息，或让你获得新生。比如，长沙镇至掘港的这条公路。它的长度是十八公里，不怎么宽，可以说很窄，勉强够两辆汽车交会。如果于空中鸟瞰，从长沙镇往南到北坎招呼站这段路弯曲如蛇。而从北坎招呼站向西至掘港，又笔直似弦。我在五六岁的时候，就与这条公路发生了亲密的联系。那时，我母亲在掘港县人民医院工作，每个周末下午会骑着自行车回来。估摸母亲要到家了，我就领着弟弟去迎候母亲。那时，它是条土公路，覆满了一尺厚的沙灰。我和弟弟深一脚浅一脚朝南走，大风起处，沙灰遮天蔽日。

我们是多么迫切想见到母亲啊。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爬到路边的一棵柳树上，手搭凉棚眺望远处。站在树下的弟弟仰着小脖子一遍遍问我，看到妈妈了吗，看到妈妈了吗？我嫌他烦，呵斥他一声，他当即噤若寒蝉。可是过了片刻，又问我，看到妈妈了吗？我瞪了他一眼，他又不做声了。他开始爬树，奢望像我一样登高望远。可是刚爬了一截，手脚突然一滑，摔了个四仰八叉。

我看到一条泥龙铺天盖地游过来了，那是掘港过来的班车。它从我们身边开过，我们立马成了小泥人，嘴里塞满了沙子，呛得直咳。我看到朱秀莲的女儿朱翠芳背着书包走过来了。她在掘港以西十五公里处一个叫马塘的地方读初中，每个周末都步行回来。她走了太多的路，脚都瘸了。她不肯停下来歇一歇，朝我们招招手，又一瘸一拐往前走。

我终于看到母亲了。她骑着一辆小巧的女式自行车过来了。她骑得很吃力，整个人都伏在车上。我喊了声妈妈，就从树上跳下来了。我和弟弟朝她跑过去。沙灰太厚了，跑几步就滑倒了。我们干脆就在沙灰里往前爬。

母亲看到我们并不表现得多惊喜，她是严肃惯了的，没有什么感情色彩，我从未在她身上看到那种儿女情长的东西。我和弟弟看到母亲，突然就感到很委屈，心头一酸，眼泪都出来了。我们多么希望母亲能亲亲我们，或者抱抱我们，最不济也会用手帕擦掉我们的眼泪。可是，母亲什么都没做，她只是从自行车上下来，让我们跟在她后面，走回家。

我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学会骑自行车，像大人一样自由行走四方，这个念头一直折磨着我。有一天，我从家里偷出自行车，来到这条公路上。我煞有介事地像母亲那样，推着自行车紧跑几步，左脚踩上踏脚，劈开右腿跨上去，然后就骑着飞快往前跑。可是我左脚刚踩上踏脚，车就倒下去了。我不甘心，扶起车子，又往前紧跑。我想让车跑得更快点再踩上去，但又一次不可避免地跌倒了。那天，我将自行车一直从长沙镇推到北坎招呼站，整整十二里路，摔得鼻青脸肿，最后终于学会了骑自行车。我想，我是通过征服自行车来征服道路。不知为什么，我那时总觉得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就是绵延向前的道路，而征服它，也许就是不断在它上面行走，并走到它的尽头。这是多么幼稚的想法，但当时我就是这么认为的。它导致我经常约小伙伴们步行去北坎和卫海游玩。这两个地方离长沙镇都很近，七八里路的样子。我学会骑自行车后，就时常在长沙镇至北坎招呼站之间来回行走。我沾沾自喜，因为我已经拥有了十二里路。这十二里是我不断助跑的路程。十岁那年，我终于起跑了，我跑到了掘港，我跑的路远远超过了十二里，我已经拥有了三十六里路。但直到现在，我都没有跑得更远。我定格在了掘港。也许我生命的里程就是三十六里路。

十岁那年，我们姐弟三个孩子和父母一起去掘港玩。我父亲骑着一辆车带着母亲，弟弟则坐在前面的车杠上。我骑着一辆车带着姐姐。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远行，虽然只有三十六里路。

我是会骑车了，但因为个头矮小，我只能骑在车杠上。那天，我居然骑在车杠上行驶了三十六里路，而且还带着我姐姐。骑车杠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你必须让你的小鸡鸡在车杠上无数遍地磨来磨去。从北坎招呼站往西是九总，到了九总刚好是一半路。这时我感到小鸡鸡疼痛起来了，我怀疑是我的卵子被压碎了。我恐惧万分地跳下车来。父亲的车走在前面，母亲见我突然下车，便让父亲放慢车速，然后她跳下来，狐疑地跑过来问我怎么了。我那时已经有了羞耻心，但我不管不顾，当着姐姐的面，哭着对母亲说出了我的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