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迁徙.5

我决意要从加弹厂搬出来。我又开始四处打听房子。我有个过从甚密的朋友，名叫朱永峰，其时在鸡场小学教书。他跑过来告诉我，鸡场小学有一间空校舍，不妨暂且安身。鸡场小学校长我认识，我打电话给他，他一口应允。

鸡场小学在掘港直北五公里处，长沙镇以西十公里处，如果用一条直线将三者连接起来，恰巧是一个直角三角形。我决定马上搬到鸡场小学去。妻子不同意，她说她不可能去鸡场小学，要是我搬过去，那我们就分开来了。我的回答是，分开来就分开来吧。

意气用事，我行我素，再一次在我身上表现出来了，我竟然一点都没考虑天寒地冻我姥娘是不是受得了，也根本没考虑我妻子的感受，我说搬就要搬，刻不容缓，仿佛不立即搬走，我憋在心里的气就出不掉，仿佛我搬离加弹厂就是对徐厂长的报复。我悲愤，激动，残忍，疯狂。我身不由己。我似乎中了魔。我完全让心里的那股气推着我往前走。

我着了火似的收拾东西，并叫来一辆兔儿头。兔儿头是三轮简便载客车，因为形状像兔头，人称兔儿头。那时，长沙镇一带有不少人用兔儿头做生意。

然而，我姥娘不愿意搬走。俺哪儿也不去，俺就住在这儿。

我姥娘的态度居然激怒了我。我对我姥娘发了脾气。我又咆哮起来。我说，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我记得那是个阴沉的下午，风很大，掠过附近的高压电线时，发出让人毛骨悚然的怪叫声。兔儿头嘎嘎嘎开过来了，停在了门口。我先将被褥、我姥娘的包袱和锅碗瓢盆等一些生活用品放进车里，再来搀扶我姥娘上车。可是我姥娘死活不愿，我一次次抓住她胳膊，又一次次被她甩开了。不知她哪来的那么大劲。她也被我激怒了，大吵大嚷。我想把她抱进兔儿头，她拼命挣扎，一下坐在地上，死死抱住我的两条腿。我听到她哭着说，俺不走，俺就是不走。她的悲凉的哭声让我如万箭穿心。

加弹厂里有很多住户，兔儿头的出现早就引起了他们的关注，而我与我姥娘的吵闹更是一石激浪。人们纷纷聚拢过来看热闹。他们似乎也是爱憎分明的，虽不言语，但脸上的表情明显是对我不满的。我发现我妻子也在人堆里，她向兔儿头司机赔着笑，让他回去，又说了很多好话。兔儿头司机卸下东西，便嘎嘎嘎开走了。朱家老太也来了，她用谴责的语气对我说，外婆不想走就不要走了，你为什么硬要逼着她走？不像话。

让我惊讶的是，我母亲也夹在人群里，她一定是闻讯赶过来的。这个芝麻大的小镇只要有半点动静，就能将所有的人惊动。她站在那儿，面无表情，一声不吭。

那天下午终于没有搬走。我姥娘气得没吃晚饭，和衣在床上躺了一夜。在静谧的午夜，我听到她喃喃自语，你怎么就不死在东北，你跟着来干什么啊？

我不甘心，几天后的下午，我终于带着我姥娘搬出了加弹厂，随身带着的是我姥娘的那几个包袱，她的命根子。由于没有直达鸡场小学的班车，只好从掘港绕道。我姥娘到底没有拗过我，她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任我摆布了。

车在途中抛了锚，到掘港已是傍晚。一下车，迎面便是肃杀的寒意，行人匆匆的脚步显得伤感和怅惘，似乎并不是为了归家，而是急着抓住点什么。路灯渐次亮起，整个掘港镇在昏黄的灯光中一片苍茫。夜幕降临，我姥娘有点恐慌，她对我说，去季争鸣家住一宿吧。她说的“季争鸣家”，其实是指季争鸣的父母家。季争鸣是我姐夫，他父母家就在掘港，离车站很近。季争鸣的母亲也是山东人，老家是紧挨高密的诸城。

我姥娘的话让我心酸。我曾去过季争鸣父母家，季争鸣的父母待人虽然很客气，斟茶递烟让座，礼道周全，但却都是场面上的，一点都不能当真的。老夫妻俩生活很节俭，炒菜都用那种小瓷碟盛，来了客人也不例外，结果一顿饭下来，菜还都剩着。我心酸是因为我姥娘活了八十五，还不谙人情世事，她以为这儿是她那民风淳厚的大庄呢。

朱永峰在掘港接应我和我姥娘，然后在一个叫许福明的朋友那儿晚餐。许福明为我借了一辆三轮车。我和朱永峰都没骑过三轮车，乍一上去，骑得东倒西歪。练习了一番后，我们就出发了。我姥娘怀抱包袱坐在车斗里，沉默无语，不知道在想着什么。那天晚上，月光皎洁，天色澄明，路上空旷无人，仿佛天地间就剩下我们三个人。

我还是不能自如地驾驭三轮车，骑得生涩，别扭。我发现，三轮车就像桀骜不驯的牲口，你要顺着它，否则它会和你拧，吃亏的是你自己。骑了一阵后，渐渐得心应手了。朱永峰骑着自行车与我并行，他见我很快就掌握了骑三轮车的技艺，也跃跃欲试。于是我让他骑。滑稽的是，我一骑他的自行车就陡地摔倒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从地上爬起来，重新跨上去，自行车龙头歪歪扭扭，又差点摔在地上。原来三轮车的骑法和自行车的骑法是两回事，两者相左，甚或水火不相容。走了一段路后，朱永峰也能自如驾驭三轮车了，看样子骑得比我好。我让他换骑自行车，结果他重蹈我的覆辙，一上去就摔下来了。

朱永峰也有一间宿舍，铺盖齐备，但他很少住在那儿。他家在掘港南边的野营角，离学校并不很远，所以早出晚归。在鸡场小学任教的教师都是本地人，晚上全都回家，整个校园黑灯瞎火，一片死寂。走进校门时，我姥娘惴惴不安地问我，你这是把俺送到哪儿来了？我告诉了她。她一听就吵着要走。我像根木桩子楔在那儿，无言以对。她也知道无处可去，叹了口气说，那俺住哪儿啊？我搀着她进了朱永峰的那间宿舍。看来只好在他铺上暂且过一夜了。我对我姥娘说，你要一个人在这儿待一夜了。我姥娘嚷嚷起来，什么？你把俺一个人扔在这儿？我像哄孩子似的，把我姥娘哄得服帖了。然后反锁上门，和朱永峰赶回掘港还三轮车。

还了三轮车，又往长沙镇赶，到加弹厂时已是鸡叫时分了。上床打了个盹，又爬起来往自行车上装东西。因为惦着我姥娘，天未完全大亮，我们就骑着自行车上路了。冬天的大清早特别冷，我们冻得缩成一团，但一阵猛蹬就热乎得额头冒汗。

我们抄近路去鸡场小学，两辆满载的自行车颠簸在乡间小径上。路过长沙公社大会堂门口时，我不禁想起一年前我舅舅在此独自徘徊的情景，他是那么的黯然神伤。自从我把我姥娘接回来，我一直没写信给他，也许永远不会写信给他了。有几次我倒是摊开信纸，提起笔来，但终因不知道说什么而作罢。他现在不再忧郁了吧，因为我姥娘的消失，我舅母会与他和解的。但也可能因为我姥娘的不告而别，他会更加忧郁。一想到这点我也忧郁起来。我应该给我舅舅写封信，乞求他谅解，可是这封信如何结尾呢？我能告诉他，此刻我就走在他去年踟蹰不前的路上，黯淡郁闷的心境与他的如出一辙吗？我能告诉他，我姥娘一个人在鸡场小学度过奇寒难忍的一夜吗？我能告诉他我的忧伤和苍茫吗？

赶到鸡场小学时，太阳已经有两竿子高了，阳光将校园涂抹得一片辉煌。冬天早晨的太阳也是灿烂，但一点劲道都没有，大病初愈的样子，不过却汹涌，把一切都包围了，让人陡生涉水而过的感觉。因为阳光的澎湃，宁静的校园有了生气。首先是鸟儿的啁啾，它们站在光秃秃的树枝上叽叽喳喳，吵闹不休。它们是第一批报告春天就要来临的使者，还是最后一批祭奠即将逝去的冬天的歌者？和着鸟叫的是一片朗朗的读书声。在冬日的早晨，孩子们诵读的声音特别让人感动。我觉得那不是在读书，而是在祷告。祷告命运。祷告未来会有一个好的去处。祷告读书会对他们的生活发生神奇的作用。置身在这样圣洁的读书声里，再芜杂的心境也会变得纯净吧？

我迫不及待打开屋门，一道阳光闪了进来，我没来由的感到晕眩。我姥娘蜷曲在被窝里，被子盖在脸上，只将一头白发露在外面。我怕她会像孩子那样发脾气。我小心掀开被角，阳光一下子扑在她沟壑纵横的脸上。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她并没有发火，她异常平静，她淡淡地说了句，你来了？然后又补了一句，俺冻得一夜没睡。

那一刻我觉得我非常对不起我姥娘。我觉得我千辛万苦把我姥娘从东北接回来，就是让她受罪的。我被一块冰冷的石头压得喘不过气来。我慌忙从自行车上卸下一条被子盖在我姥娘身上。这一夜注定是寒冷的，朱永峰的被子薄，又没晒过，底下铺的褥子也是又薄又硬。

我去买早点。鸡场小学周围是农村，没有店铺，要买早点就要去五里开外的掘港农场。我骑上自行车就朝掘港农场狂奔。

掘港农场的前身是生产建设兵团，人称21团，当年有很多知青在此劳动过。场部就在通往掘港的公路边上，俨然是一个小镇的样子。因为来往的人多，倒也有不少烟火气。

那天上午，我又回加弹厂两次，将油盐酱醋米柴锅碗瓢盆棉絮炭炉煤球悉数搬过来。我将被子枕头在太阳底下摊晒，很快，它们就散发出阳光的味道。我喜欢闻阳光的味道，它柔软，温暖，缠绵，它能将你弄皱的身体抻平。中午时分，我燃着了炭炉子。干这个活儿，我可以说是驾轻就熟。我记得我在上五年级时就会帮我姥娘生炭炉子了。有一次我因为在家做这个营生而迟到，班主任傅桂芳询问原因，我如实相告，却被她狠狠批评了一顿。她认为我是个撒谎的坏孩子，我至今还记得她这样说：你编什么谎不好，怎么编个生炭炉子的理由呢，打死我也不相信你会生炭炉子。

在校长借我的宿舍隔壁，还有一间房子空着，我用来做厨房。我在炉子上熬粥，蒸馒头。喝了滚烫的粥，我姥娘缓过来了。我搬出椅子，让她坐在门口晒太阳。

下午，我打扫校长借给我的房子。校长还借我两张简陋的床铺，东山墙外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我一遍一遍去河边汲水，将床铺擦洗得洁净如初。陈学昭曾经说过，劳动着是美丽的。我想，劳动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它首先让人快乐。是不是让人快乐的东西都是美丽的呢？美丽并不意味着快乐，但是快乐一定是美丽的。劳动让我灰败的心境一点点明亮起来，并与四肢一起舒展。我知道我使自己陷入了绝境，众叛亲离，尤其是伤透了妻子的心。我和我姥娘仿佛被整个世界抛弃了，也可以说我们抛弃了整个世界。

鸡场小学的生活是艰苦的。这儿是被广袤农田包围的一座孤岛，连一条稍微像样的出脚路都没有，更不用说商铺，邮局，粮店，自来水。倒是有电，但晚上经常跳闸，事先毫无预兆，突然灯就灭了，四周陷入一片黑暗。但是这儿宁静。再没有什么比宁静更让我喜欢的了。它能让我积蓄起勇气面对这个世界，就是说，它能滋养出我的坚忍心。它能让我清晰地感到时间怎样施展于我与和我发生关系的人和物之间，并怎样使物是人非，这有利于我及时盘点自己的生命，及早了解支出情况，使自己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宁静还能让我免去许多无谓的思考。是的，在一片宏大的宁静中，你脑子会变得空白，你会觉得你在时间里浮来游去，然后在某个地方泊住了，你获得了一种涅槃般的平衡。宁静会让我心田变成一望无际坦荡如砥的原野，无论什么都能生长，包容。

更重要的是，我踏实了。我说过，只有我姥娘在我视线之内我才会踏实。现在我能每天都守着她了，我觉得这比什么都好。

我早上骑着自行车去教育局上班，我开始在另一条公路上奔波了。这条陌生公路将赋予我新的生活，新的历史，和新的记忆。中午我要赶回来做饭。我回来的时候，经常看到我姥娘坐在门口晒太阳，她神情漠然，沉浸在某种遐想之中，校园里的一切，包括铃声，闯进来的小贩的叫卖声，孩子游戏的身影，都与她不相干。仿佛整个世界都与她不相干了，与她相干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她宠爱的外孙。有时我看到门口的那张椅子空着，没来由的，我就会心里一紧。我知道我姥娘还躺在床上，以前那么勤快的一个人，变得懒了。怪冷怪冷的，她总是这么说。我给她买了一条电热毯，她欢喜得什么似的。她称它为电褥子。有了电热毯，她就更不愿意起床了。一个耄耋之年的老妪是多么迷恋温暖啊。

过了一段时间，我姥娘不让我中午回来。她怕我累。我去掘港鸦园湖农贸市场买了新鲜的“黄吉子”。我姥娘最爱吃的鱼就是海鱼，她总觉得河里的鱼有股腥味。海鱼里，她最喜欢吃的就是“黄吉子”。洗净了，在放了料酒、盐、味精、生姜和葱的面粉糊里走一走，再放进油锅里煎。这对于我姥娘来说，是最美味的菜肴。她在东北住不下，一心一意想回来，谁说没有想念“黄吉子”的成分在里面呢？其实我也很喜欢吃油煎“黄吉子”，但我姥娘去世至今，我一次也没吃过，不忍心吃。

我煎了好多“黄吉子”放在那儿，又煮好饭，中午她只要将“黄吉子”再回一下锅，把饭热一下，就能吃了。那些日子就是这么过来的。万幸的是，除了衰弱，她没有生什么病，要不真的很麻烦。

很快，1992年的春节来临了。孩子们都放了寒假，偌大的校园万籁俱寂，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姥娘整天坐在门口，也不是晒太阳，我知道她是在盼着邮递员的到来，她希望能收到来自远方的家书，哪怕是片言只语。以前，住在长沙镇时，每次拿到邮递员老葛送来的我舅舅、大姨或小姨寄来的家信时，都要不停催我，快给俺念念，快给俺念念。那种急切之情，至今历历在目。但是，直到大年三十，也不见邮递员的踪影。我姥娘像受到重重一击，整个人都委靡了，崩溃了。

我买了几只鸡。我姥娘也喜欢吃炖鸡。但是她更喜欢吃饺子，可是在鸡场小学无法包饺子。即使能够包饺子，也没有包饺子那个气氛。与其说我姥娘喜欢吃饺子，不如说喜欢包饺子时洋溢着的气氛。那是喜庆的气氛，是包饺子时家长里短的拉呱，是往锅里下饺子时手忙脚乱的热闹，是整个过程心往一处想，劲朝一处使的由衷的高兴。

我还买回一台跃进牌黑白电视机。有了电视，我姥娘精神好多了。她是个电视迷，但她从来没有身心放松下来尽兴看过一次。以前，我父母房间里有电视，她总是拿不定主意，到底是不是去看。最终，她没能战胜自己，还是进去看了。她像做贼似的，蹑手蹑脚走进去，坐在角落里。她看的时候总是提心吊胆，惶恐不安，生怕我父母怪罪。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态，似乎我父母从未因为她进去看电视而责怪她。但她就是不安，心总是提着，看了一会儿又蹑手蹑脚出来了。回到自己的房间又后悔，干吗不多看会儿呢？再进去看又有顾虑，干脆上床睡觉，又睡不着，自己生自己的气。她不识字，无论什么电视节目都看不懂，用她的话来说，就是“看电视里的人出来进去”。“出来进去”让她看到了日子的真实可信，让她感受到日子的热闹和喧嚣。她需要这样的“出来进去”。

现在她可以放心大胆看电视了，爱怎么看就怎么看，爱看到什么时候就看到什么时候。她倚在床上，拥着棉被，身子底下就是电褥子，看着看着就打盹了。打盹了也不躺下睡，等瞌睡过去了再看。有时睡得很沉，都打起鼾来了，我便关了电视。可是刚一关，她就醒了。她不让我关。她要开着电视睡觉。有几次，关掉电视她就睡不着，而开着就能入睡，而且睡得很香，打着呼，呓语绵绵。她真的需要“出来进去”，需要喧闹的动静，需要有声有色的日子。

邮递员的身影始终没有出现，也不会有电话，这个春天的节日，十分寂寞地过去了。然后就下起了缠绵悱恻的春雨。小河边上枯黄的柳丝在春雨中飘拂，似乎只飘拂了几下，就绿了，绿得人的眼神都散了。僵硬了一个冬季的土地，在春雨的滋润下开始变得暄腾，变得柔软而有弹性。春雨也使得鸡场小学那条出脚路变得十分泥泞粘稠，行走十分艰难。人迹罕至，连一条狗的影子都看不到。我姥娘陡然对电视失去了兴趣，不再像以前那样痴看。她整天躺在床上，用被子蒙着。我打开电视看新闻，她就掀开被子说，俺心烦，快关了吧。说完又把被子蒙上。不开电视，一点动静都没有了。我姥娘就盼着孩子开学，老是问，怎么还不开学？一想到过了正月半才开学，她就唉声叹气起来。

正月初八我去单位上班。我换上雨靴，扛着自行车，走过泥泞粘稠的出脚路。跨上通往掘港的水泥公路，我有如释重负之感。回望鸡场小学，尽管近在咫尺，却觉得十分遥远和飘渺。中午，还没下班，我就匆匆忙忙赶回来了。我姥娘还躺在床上。我热好了饭菜，她还是不想起来。俺不想吃，俺什么都不想吃。

这样躺着把人都躺软了，躺得不中用了。我让她起来，她不理我。我就拽她。虽然十分不情愿，还是无奈地起来了。起来了，也是不挪窝地坐在那儿，不想吃东西，也不想说话，就是呆坐着，眼神木着，整个人都是蔫的。这时候我非常希望弟弟来看望她。弟弟也是她一手带大的，她也是喜欢他的。可是弟弟一直没有来。他一直迷着打牌，几乎把所有的节假日都交给了牌桌。

春天如期而至，当鸡场小学被渐次开放的油菜花围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教育局终于给了我一间房子，这意味着鸡场小学的生活戛然终结。我向我姥娘大声宣布，我们要搬到掘港去了。她使劲抓住我的手，激动地问，你没骗俺吧？你要是骗俺，俺就被你毁了。

她活过来了。笑逐颜开。她已经很久没有笑了。她开始手忙脚乱地收拾东西。她跑到屋外四处眺望。我问她看什么。她问我掘港在哪个方向。我用手指了指正南方，她便一个劲儿朝那儿引颈张望。我问她看到了吗？她急着说，俺什么也没看到。

教育局给我的房子，是东工场里面一个两层简易楼其中的一间。一层两间，两层总共四间，住四户人家。分给我的房子是底楼西边的一间，贴着西山墙还搭着一个低矮的仅可容身的茅草屋。我姥娘看中了这个草屋，说什么也要让我给她。我嫌草屋破烂，想让她和我住在一起。她说，啥破不破的，只要能睡就中。我打扫干净，买了张小床放进去，倒也像个房间的样子。后墙上还有扇小窗户，外面是河流和大片的农田，农田之上是大片的湛蓝天空。我姥娘对草屋很满意，说比当年住的破庙强多了。

我的房间兼具了三种功能：卧室、书房和厨房。白天，我姥娘就待在我房间里。换了个环境，我姥娘也像换了个人似的，变得爱说爱笑了。另外那三户都是工场的工人，拖家带口，正经过日子的。过日子就会有动静，比如剁肉的声音，炒菜时油锅炸响的声音，不经意间一只碗突然掉在地上摔破的声音，大声说话的声音，电视开到最大音量的声音。还有吵吵闹闹的声音。吵吵闹闹，用我姥娘的话说，就是“老婆哭孩子叫”。也许过日子的真谛，就是“老婆哭孩子叫”。或者说，“老婆哭孩子叫”就是日子。在鸡场小学是没有这样的动静的，所以她在那儿一点都找不到过日子的感觉，她在那儿麻钝，失落，迷失。而现在，她又重新找到了。她活过来了。

教育局有东西两个工场，全县五百多所学校的课桌椅都由这两个工场制造。简易楼后面就是木工车间，车间外面的开阔地堆满了木料，整个工场散发着木屑的香味。每天工场都有上百名木匠在忙活，他们打着赤膊，耳朵上夹着划线用的炭笔或劣质香烟，锯板，刨木，钉榫，动静够大的。我姥娘经常去看那些木匠干活。她站在那儿，微笑着，神情满足。她真的是喜欢动静。

除了简易楼上的那三户，工场里还有不少住家。我姥娘和他们慢慢熟悉了。她去串门，和他们说笑，拉呱。我姥娘能听懂所有的本场话，他们却不太听懂她的山东话，不过时间一长，也能听个八九不离十了。一开始，他们叫她山东老太，后来也跟着我叫开姥娘了。他们也过来看我姥娘，问长问短，讲些开心的笑话。内中有个小媳妇，我姥娘和她相处得最好。小媳妇长得小巧玲珑，模样可人，是从农村上来的，有点土气，可是会做，勤快，嘴也甜。男人在工场上管点事，经常在外面忙，她就在家带孩子，烧烧煮煮，洗洗抹抹，家里收拾得溜光锃亮。

那阵子我也很忙，教育局组织了几个检查组，分赴全县各所学校检查常规管理情况。每天一早出发，晚上才回来。我分在东片检查组，检查沿海学校。我们都是“钦差大臣”，每到一处都备受重视。我很喜欢那种感觉。

我不在家，我姥娘也不寂寞。上午，她干活儿。她扫地，生炭炉子，洗自己的衣服。她用电饭锅煮饭，在炉子上煎“黄吉子”。中午睡上一觉，起来就去小媳妇家串门了。小媳妇有做不完的事，拆毛线，缝衣服，扎鞋底。我姥娘也帮着她做。两个女人一边做针线，一边东拉西扯，说说笑笑，一个下午就过去了。

因为生活安妥了，我又开始读书。我喜欢上了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也迷恋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当然也结识了格非。对我而言，格非是一个奇迹，他完全颠覆了此前我对文学的全部认识，让我久久缓不过神来。我贪婪地读他的每一篇作品。我惊诧于汉语在他的笔下所散发出的迷人魅力。我总是情不自禁用红铅笔在那些我迷恋的句子下面画上横线，似乎要将那些句子永远嵌入脑子里。后来我发现，从头到尾，几乎每个句子都被我画上了红线。在1998年秋天《大家》杂志举办的笔会上，我与格非意外相逢。他头发花白，但气质非凡。让我奇怪的是，我竟然不知道和他说些什么。我相信这样的说法：与作家最好的交谈就是阅读他的作品。

那段日子，我也写作。我的短篇《船的诱惑》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当时的主编是著名作家程树榛，有一天下午我接到他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他似乎不善言词，翻来覆去就是那句：你的这篇小说很棒。

星期天，我妻子会骑自行车从长沙镇来看我们。每次她都带来很多做好的菜。来了也不闲着，做这做那。我们都不再提加弹厂，日子一天天朝前走，没必要让某些东西一直拖着。

初夏的时候，我大姨从四川来看母亲。她已经很久没见到母亲了，她流着眼泪，很长时间都说不出话来。她去长沙镇看了看姐姐、姐夫，然后就一直和母亲待着。做饭烧菜她全包下来了。她每天早上步行去鸦园湖市场买菜，回来就忙着做饭，炒好多菜，包括很辣的川菜。她已经完全蜕变成四川人了，一天不吃辣就打不起精神。她还和我姥娘包了几次饺子。一包饺子就有了那种温暖的气氛，这是我姥娘最喜欢的。

她在此住了一个月，临走时她对我说，她要把母亲带走。我并不感到突兀。那些日子，她时不时就提到这个话题，认为我忙着上班，照顾不了姥娘，作为一个男人，也不方便照顾。往九十活的人了，随时都会倒在床上起不来，到那时就更麻烦。也就是说说，漫不经心的闲聊，而现在她正式提出来了。我姥娘也愿意去四川，她可能觉得一直靠着我不是个办法，我要上班，力不从心，顾到头顾不到尾，太累了。她现在还能动弹，要是哪天不能动弹了，我一个人又照顾不了，到那时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怎么办？再说，四川不比东北，我大姨不用说，无疑是孝顺的，大姨夫韩乐群也是山东人，知根知底，人也老实憨厚，性子淡，说话都是轻言细语，肯定会善待我姥娘。我大姨的三个孩子，除了小东，小宇和小峰都是她带大的，他们不会不对她好。我姥娘在长沙镇待了三十年，东北也待过了，就是四川没去过，所以也想去看看。这么一权衡，我姥娘便决定去四川了。

我是舍不得我姥娘去四川的，但理性地想，我姥娘是对的，她既为我着想，也为她自己考虑，想得很周全。也许，我大姨一到这儿，她心里就开始盘算要不要跟我大姨去四川这件事了。

我姥娘去四川我也放心。再也没有什么比一个人能将心安放下来更重要的了。

我大姨又去长沙镇和我父母作了商量。我父母完全赞成。我姥娘靠着我，一直是他们的心病，一直让他们寝食难安，现在这个问题终于被圆满解决了。说到圆满，他们认为老人去四川是最佳选择。也许有这样几个理由：第一，老人带大了我大姨的两个孩子，对他们家功莫大焉，他们理应知恩图报，老人去四川，正好给了他们一个报答的机会。第二，相比他们而言，我大姨和姨夫年纪都还不大，能照顾得动老人。第三，我大姨夫人好，待人厚道，老人去四川靠他，他们也放心。第四，小宇小峰都是老人带大的，对老人有感情，到时候老人躺在床上不能动了，他们也会搭搭手。第五，我大姨家的生活条件比较好，衣食无忧。这一点很重要，衣食无忧，心情就不会差到哪儿去。心情好，家庭氛围就好。家庭氛围好，就会使老人心情舒畅。

我父母决定送我姥娘去四川。这也是我大姨的意思，她一直想让我父母去四川玩。说起来，我母亲也是对她有恩的，她呢，也一直没有怎么报答。这次她要让他们在四川多住些日子，好好尽一下地主之谊。当然，她一个人也没办法把我姥娘带走，仅仅那五个随身带的包袱就够她受的。

从某种程度而言，我姥娘去四川是皆大欢喜。事情终于有了完美的结局，大家都喘了口气。我大姨先行一步。她是八月底走的。我父母决定十月底天气凉爽的时候动身。

对我姥娘而言，遥远的四川是个谜，但这个谜是美丽的，而美丽总是对人产生诱惑。我姥娘有种迫不及待揭开这个谜的急切心态，但同时，她又希望能延迟行期，甚至想放弃四川之行。她是放不下我。她知道这一去再不可能回头，从此再也见不到我了。她又像住在鸡场小学时的那样子，木然，抑郁，落落寡合，不爱说话。俺走了，你好好的，别让俺不放心。俺走了，你别熬夜，早点睡觉。俺去四川，你大姨和大姨夫会对俺好的，你别记挂着。这些话她每天不知要说多少遍。以前，天一黑她就睡了。现在则默默坐在我房间里，陪着我读书或写作。她给我缝了两个棉坐垫，说是木椅子硌屁股，有棉垫就不硌了。

我姥娘要去四川，小媳妇和工场里的住户们都知道了。他们都跑过来看我姥娘，有告别的意思。他们说，姥娘，你这么大年纪了，不要走了，还是我们这儿好，哪儿也比不上我们这儿好。我姥娘说，俺也知道这儿好，可不走不行啊，俺外孙一个人照顾不了俺啊。他们说，那你去看看再回来。我姥娘怔了怔，说，还能回来吗？俺去就不回来了。

那期间，工场里还放了一场露天电影。我不知道，为什么露天电影总是那么让人兴奋，仿佛过节一样。工场里有一块很大的场地，平时就堆着木料，现在，它被人们自告奋勇地清理出来了，摆满了长凳和椅子。一听说放电影，我姥娘也是像吃饺子那样高兴。以前，住在长沙镇的时候，东海部队放电影，她也憋不住去看。她走得太慢，路上还要歇几回，好不容易走到电影场上，那儿已经人山人海，电影早就开始了。只好远远站在人们背后，看着银幕上模糊的人影出来进去，看到最后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回到家已是夜深人静，人累瘫了，胳膊腿儿扭不过弯来了。可是，下次东海部队放电影，她还要去。

工场里放电影，名副其实的是在家门口放电影，一跨腿就到了，用不着急，我姥娘非要梳洗好了去不可。出门走几步，就看到电影场了，可是坐满了黑压压的人。原来，闻听工场有电影，很多外面的人也跑过来了，而且还有更多的人往这儿赶。正如东海部队放电影，解放军要坐在中央最好的位置一样，工场里的人也都坐在中间。

正不知将凳子往哪儿摆，忽听到工场里的人大声招呼，姥娘，坐到这儿来！

那是我姥娘最后一次看露天电影。

去四川的行期不可避免地来临了。那是1992年10月28日中午，一个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的日子。极目四处，神清气爽，这样的天气非常适合出行。我弟弟开桑塔纳送我姥娘，车上还有我和我父母。一路上谁都没有说话，我姥娘坐在副驾驶座上，恋恋不舍看窗外风景，神情怆然。

车在南通港停下，我看了看表，2：35。我们坐在“旅客之家”的沙发上候船。“旅客之家”是候船大厅，但旅客稀少，人们拥坐沙发，慢声细语，一派茶气缭绕的气氛。独独这样的气氛令人伤怀，因为它太从容，这从容又太适宜你把心扉徐徐打开，逼迫你当场品味离别之苦。最好是那种喧哗拥挤，忙乱不堪，在猝不及防，一切都还没顾得上的时候就结束了生离死别。过后，你也会打开心扉，按图索骥地寻找往日所有温暖的记忆，但你却可以躲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还是谁都没有说话，彼此都突然觉得很陌生。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说了多少话啊。早就说尽了，无论是该说的，还是不该说的。好在，登船的时刻来临了。我父母搀着我姥娘在前面走，我和弟弟拿着我姥娘的那五个包袱跟在后面。我不明白，刚才在候船室里我并没有看到多少旅客，可是一出来遍地都是旅人，人们从四面八方朝轮船拥去，栈桥上人满为患，看上去摇摇欲坠。

我们是最后登上轮船的，我和弟弟放下行李就下船了。轮船响了几声凄厉的汽笛，就缓缓驶离码头，进入了长江航道。它将溯流而上，七天后抵达重庆。

轮船驶离码头的一瞬间，两年前那个冬日的早晨我目送载着我舅舅和我姥娘的长途汽车驶离车站所产生的那种忧伤和怅惘的心情，又被复制出来了。我听到我对自己说，你再也见不到姥娘了。远去的轮船在我眼帘里渐渐模糊，直至消失在朦胧江雾中。

那种怅然若失、空落落的感觉一直缠绕着我。家里到处是我姥娘的气息，它使我六神无主，手足无措。我慢慢说服自己，我姥娘去四川是最好的归宿，要比待在你这儿强得多，至少她在四川不会住低矮逼仄的茅草屋。她在这儿你能给她什么呢？你什么也不能给她。你不仅什么都不能给她，你还经常对她耍孩子脾气，伤害她。

我说服了自己。我开始从忧伤中解脱出来。可是，我还是不能长久地待在宿舍里，我怕闻到我姥娘滞留在家里的气息。我有时会恍惚觉得她就坐在那儿，不出声地看着我。有好几次，我听到外面小媳妇和一个老太说话，那老太的声音像极了我姥娘的声音，那一刻我整个身体都凝住了，仿佛凝住了那声音也会凝住不消失。

小媳妇看见了就问我，姥娘到了吗？我掐算着时间，回答她，还没有。轮船要在长江航行一个星期才能到重庆，然后从重庆坐汽车，还要花上大半天时间。又是一次艰难的长途跋涉，我姥娘能受得了吗？好在，这是最后一次了。无论受得了，还是受不了，都是最后一次。

我姥娘走后，白天晚上我都待在办公室里。我努力把所有心思都放在工作和学习上。我广泛猎涉外国文学，福克纳、卡夫卡、毛姆、巴塞尔姆、博尔赫斯、莫迪亚诺、赫拉巴尔、卡尔维诺、普鲁斯特，就是在那个时候与我相遇的。我开始写作一部叫《金戒指遗址》的中篇，后来发表在《大家》杂志，被评论家汪政称为“新历史主义的文本”。每个星期天我都回长沙镇，与妻子团聚。我又骑着自行车走在那条公路上。我对从身边驶过的手扶拖拉机熟视无睹，再无让它们带着我行走的兴趣。我埋首不疾不徐地蹬着自行车，发生在这条路上的所有往事不期而至。这时我特别想念我姥娘，那种惆怅就像道路一样绵长。

很快就到了1993年春节，妻子怀孕了，但又不慎流产。我接她来掘港住了一段时间。我们在掘港过元宵节，晚上去新落成的老干部活动中心看灯，据说那里面有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碧草小径。秀丽，精致，滋润，俨然是江南缩影。走到路上，看到很多孩子拖着兔儿灯游玩，不禁对消逝掉的小生命万分痛惜。

那些日子平静，庸常，安笃，温情，也有欢爱，日后回想起来让人感到亲切。也许，所有的婚姻生活都是这样的。总之，我回到了正常的家居生活，我们无挂无碍，做我们该做的，对日落日出毫无感觉，安之若素地让时间推着往前走。

我还是非常想念我姥娘，但这种想念更多的是一种带着微微牵痛的想象。我无数次地想象着我姥娘在四川的幸福生活场景：我大姨和姨夫都很孝敬体贴，早晚向她问安，做她爱吃的菜，隔三岔五包饺子，陪她聊天看电视。几个孩子一有空就回来看她，每次都不空着手，提着拎着四川点心和小吃，围着她说笑，须臾不离开。一个老人这样生活着，真的是应该很满足了。事实上，我后来去四川的所见，印证了我的想象。他们都对我姥娘很好，倒不在于吃什么、穿什么，而是那种温馨的家庭气氛，那里面有温暖的情感，有丰盈的亲人间的理解和默契，有感动，有亲和力，有很多细微的让人沉醉的生活细节，正是这些细节构成了绵长的暖老温贫的日子。

与我舅舅不同的是，我大姨经常写信来，不长，有时就寥寥数语，但我每次收到都欣喜。她向我报告我姥娘的情况，却总是很简洁，就是“很好”两个字。我喜欢这两个汉字。这两个字看似是平面的，内里却包含着大空间，我想象的我姥娘的幸福生活场景就在那空间里面。我希望我能从我大姨那儿永远得到“很好”这两个字。

元宵节过后，万物复苏，春暖花开，一切都欣欣向荣起来。妻子回去上班，我也回到读书和写作之中，一年中新的轮回开始了。

这时，我又收到我大姨的来信。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封信写得比较长，用很多细节详细描述了我姥娘在那儿的生活起居情况。原来，在“很好”所包含的空间里，也附着让人不安的东西，只不过一直被掩藏着。真实的情况是，既“很好”，也“不好”，比如，我姥娘一直不习惯甚或排斥四川的饮食。我姥娘不喜欢辣，她像南方人一样喜欢偏甜的口味，而我大姨和姨夫一天不吃辣就难受。据说，他们的小孙子从三岁开始，顿顿都要吃辣。我大姨将一顿饭分两次做，先给我姥娘做，做成南方人的口味，然后再给自己做。然而，问题还是不能解决，切了辣椒的菜刀，无论怎么洗都有一股辣味，所以我姥娘总觉得给她做的菜还是辣。这让她犯愁，我大姨辛辛苦苦做的菜，总不能一筷子不捯吧，可捯了又实在难以下咽。因此，她惧怕每顿饭的到来，这给人的印象是，她每天都愁眉不展。比如，她水土不服，到了四川后就一直拉稀。再比如，我大姨所在的城市自贡每天的日照时间很短，这给我姥娘的感觉是，整天都阴沉沉的，而她又是喜欢阳光的。她总是问我大姨，啥时候出太阳啊？我大姨笑着说，太阳早出了。其时也许是正午，太阳正在天上挂着，可是却被厚厚的阴霾挡住了。她还经常问我大姨，你们这儿有没有“黄吉子”卖？我大姨知道老人想吃海鲜了，但是自贡没有海鲜，连鱼鳞都看不到。自贡人都吃泥鳅，有一次我大姨买回几条泥鳅，让母亲尝尝，可是母亲一闻到那土腥味就吐了。我大姨在信里说，你姥娘很惦记你，因为惦记你，天天晚上都睡不好。在信的末尾，我大姨说，你姥娘想让你打电话给她，她想听听你的声音。她写下了电话号码，并且约定了具体的时间。

后来我知道，那是自贡机械一厂值班室的电话号码。我大姨和姨夫从西藏转业进了自贡机械一厂，就住在机械一厂的宿舍楼里。宿舍楼离厂区虽然相隔很近，但来回要爬一个山坡。那时候，在整个中国，有住宅电话的人家很少，我大姨没有住宅电话，我也没有。

有天晚上，我按照我大姨约定的时间，去办公室往自贡拨电话。在电话拨通的那一刻，我心跳不已。我听到一个声音低沉的男人的声音。他对我说，我是小峰。我没回过神来，我握着话筒怔在那儿。电话那头又重复道，我是小峰啊。我仿佛将漂失很久的东西打捞上来了，原来是小峰！

很多年前，我大姨从西藏回来生小峰，由我姥娘一手带大。小峰小时候很调皮，他最喜欢做的，就是将鸡蛋打在痰盂里，然后端到我姥娘面前，嚷着，烧啊，烧啊。有一次，他将一只小花猫塞进灶膛，小花猫竟被活活烧死了。做了坏事，小峰就溜出家门。那时候他刚会走路，像鸭子那样摇摆着身体往前跑，而我姥娘怎么追也追不上，她在后面一边趔趄着一边喊，别跑了，别跑了！

小峰离开长沙镇时才五岁，后来我一直没见过他，在我心里他永远是说话奶声奶气的样子，我无论如何不能将一个低沉的男人的声音和五岁孩子的奶声奶气的声音等同起来。

那天晚上我才知道，原来是小峰背着我姥娘去机械一厂值班室接我电话的。他要背着我姥娘下山坡，然后再背着我姥娘上山坡。他用手电筒照着崎岖的山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生怕滑倒摔着我姥娘。我在和我姥娘通话时，仿佛能听到站在一旁的他气喘吁吁的声音。

我姥娘在电话里反复问我，你好不好，你好不好？没熬夜吧，没熬夜吧？我姥娘说，俺在这儿挺好，你别记挂。俺听到你声儿就放心了，不打了，挂了吧，公家知道了不依。

自此，每天晚上，我都要去办公室打电话给我姥娘。也就是问问好不好，简单说上两句，就挂了。我姥娘担心通话时间长，公家会追究。但也就是那简单的几句，治好了我姥娘的睡眠。我大姨来信说，你姥娘打完电话回来，一上床就睡着了，还打呼呢。

只不过苦了小峰，他每天晚上都要背着我姥娘上上下下，真的不容易。不过他乐意，他也许是以这种方式报答我姥娘。

我姥娘想回江苏了。她在电话里说，俺不想再待在四川了，大家都待俺很好，可俺就是受不了辣椒味儿，一闻到辣椒味儿俺就咳嗽得流泪。俺也禁不住天天拉稀，这个拉法活不长了，可俺还想多活几年呢。

我能想象我姥娘在四川度日如年的焦虑，我又萌生了接我姥娘回来的念头。如果不把她接回来，我内心永远不会安宁。我的想法很简单，既然我姥娘不想待在四川了，那我就把她接回来。我的原则是，一切顺从她，她愿意待在哪儿就待在哪儿吧。她已经八十六岁了，来日无多，就让她按照自己的意愿活着吧。

像上次那样，我没告诉我父母。他们当然不会同意我去四川接回我姥娘。他们好不容易将老人送到四川去了，岂容我再去接回来？在他们看来，已经将我姥娘作了妥善安排，而我现在又要去四川接回我姥娘，简直是无事生非。妻子也反对我去四川，我能理解她，可我是那种一旦做出决定，谁也不能改变我的人。

1994年2月16日下午，我从掘港乘大巴来到南通港。我又坐在了“旅客之家”的沙发上。我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竟然也是2：35。如此巧合，让我心生感慨，不禁想起卡尔·马克思说过的那句话，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与上次不同的是，“旅客之家”添了很多软椅和小方桌，显得非常拥挤和嘈杂，完全没有了上次静谧的气氛。

4：20，我被汹涌的人流裹挟着从栈桥登上开往重庆的轮船。无论怎么看，轮船都像上次我姥娘乘坐的那艘。我看到船壁上写着几个醒目的大字，江渝15轮。我的铺位在四等舱13室1床。13室住了十二个人，分别去三个方向：重庆，汉口，南京。其中去南京和重庆的均结伴而行，我与去汉口的都是孑然一身。

我在2月17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船已驶过芜湖，江面忽窄忽宽，即使宽也让人觉得是一条宽阔的河流而已，其实长江就是一条宽阔的河流。船一直向西，但给我的感觉是往南。江水变得清澈，是一种很淡的绿。滔滔江水东流入海，不知道这源源不断的水流从何而来，流了千古总也不尽，再流千古也依然罢。船行到江窄处，巍巍江堤似乎触手可及，江堤背面是隐约可见的建筑和高压线，映出城市的背景，而堤上停着的一辆吉普，三两骑车人以及江边颠簸着的小船，表明我们的轮船正从千篇一律的生活场景中穿过。18日一早，我被船舱外的喊叫声惊醒，喇叭里也吵成一团，不少人从舱内奔向甲板，原来轮船进入两山夹峙的水区。许多低矮的民居面江而筑，背景是赭黄的山壁，隐在一片晨雾之中。与北方的山相比，这里的山显得过于清秀瘦弱，就像李煜的词。也许称丘陵更为确切，这使我联想到类似于南通狼山分布在苏南一带的土丘群。但是长江两岸的景色却变幻无穷，一会儿是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绵延不断的山群，飘荡着缕缕炊烟；一会儿是坡度相差无多的地势，表面是一片绿茵茵的春麦，担水奔走的人影活动其间；一会儿是逶迤的平原，分布着参差的尚未抽芽的树木。江边上倒扣着一溜平底船，就像一群晒太阳的乌龟。一个拄拐老妇领着一个女孩伫立在土崖下凝望我们的轮船。她们的右侧，一个老者背着几根从江边捡拾的树枝正在爬坡。也许是共饮一江水的缘故，岸上的民居样式酷似我故乡的房屋。四楼甲板聚拢着不少观风景的旅客，在追逐船尾的红嘴鸥的衬托下，他们的模样和衣饰显得五色斑斓，这让我感到轮船本身就是一个临时杂居的大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