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警察以其记忆力差而广为人知，当禁止期满的时候，他常常并不清楚，要不就是装傻。那位官员相信了我说的话，他掂量了一会儿，然后命令警察撤离。他们站在一边，看着我们走进大厅。
在大厅里，警察仍然傲慢无礼。他们挎着手枪和来复枪，大摇大摆地四处走动，不时地推搡人群，说伤害别人的话。我同其他几位领导人在主席台上就座，正当会议准备开幕的时候，我看见梅杰·普林斯陆带领着几个武装警察从通往主席台的门大摇大摆地走进来，我冲着他的眼睛打了个手势，意思是说：“找我？”他摇了摇头，然后走上主席台，命令逮捕玉苏福·凯查利亚。此时，玉苏福已经在演讲台的后面开始演讲。就在他们抓住玉苏福的胳膊往下拽的同时，警察在外面已经逮捕了罗伯特·莱沙和阿迈德·卡特拉达。
人群开始喊叫并发出阵阵嘘声，我发现如果不控制事态的发展，事情将一发不可收拾。我跳上演讲台，带领大家唱起著名的“抗议之歌”。我一唱出歌曲的开头几个字，大家就同我一起唱起来。如果大家失去控制，我担心警察会开枪。当时，非洲人国民大会每天晚上都在索非亚顿城镇中心的自由广场举行会议，动员大家反对搬迁。这些会议的场面声势浩大，会上不时回响着“Asihambi!”（我们不想搬迁！）的喊声和“Sophiatown likahaya lam asihambi”（索非亚顿是我们的家，我们不想搬迁）的歌声。在会上发表讲话的有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房产拥有人、租房户和镇上的政务委员。胡德勒斯顿老爹不顾警察让他把行为限制在教堂事务之内的警告，也频频在会上发表讲话。
有一个礼拜天晚上，在奥丁电影院发生那次事件后不久，我准备在自由广场发表讲话。那天，大家心情很激动，他们的激情无疑影响了我的情绪。那天晚上有许多年轻人在场，他们义愤填膺，准备采取行动。和往常一样，警察聚集在周围，身上带着枪和铅笔，铅笔用来记录在会上谁发表了讲话和讲了些什么。我情愿与警察保持透明，让他们知道我们并没有什么要隐藏的。即使是他们厌恶的东西，我们也想让他们知道。
我开始讲话，话题从反抗运动之后政府的镇压愈演愈烈开始。我说，政府现在惧怕非洲人民的力量。发表讲话时，我越讲越激动。那年月，我被认为是煽动闹事的演讲家。我喜欢鼓动群众，并且那天晚上我正是这样干的。
当我谴责政府残暴、不讲法律的时候，我有点讲过了头。我说，被动反抗的时间结束了，非暴力是一种行不通的反抗策略，依靠这样的策略决不会推翻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少数白人政权。那天晚上，我说暴力是唯一能够消灭种族隔离的武器，我们必须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使用这个武器。
大家都很激动，特别是青年人，他们一阵一阵地鼓掌和欢呼。他们准备按照我当时说的去做。那时，我开始唱起一首“自由之歌”，歌词是：“有敌人，让我们拿起武器，对他们展开袭击。”大家也跟着唱起来。当唱完这首歌曲的时候，我指着警察说：“那里有四个敌人！”大家又开始欢呼，并冲着我指的方向打着挑衅的手势。警察看上去有些紧张，他们有的人指着我似乎在说：“曼德拉，我要让你对此事负责。”我没有理会，在我头脑发热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后果。
我那天晚上说的话并不是没有道理，我一直在考虑未来怎么办。政府采取了措施，防止再次发生反抗运动之类的事情。我开始分析考虑其他斗争方式。非洲人国民大会决心开展群众斗争，让南非广大的工人、农民都投入到同一个运动之中，形成足够强大的、能推翻白人压迫的力量。但是，国民党政府正在千方百计地使一切合法的表示异议或抗议的方式都变成不可能的事情。我看到，政府无情地镇压广大非洲人举行的任何合法的抗议活动，一个警察政府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开始怀疑，合法的和宪法规定之外的抗议都将很快被制止。在印度，甘地一直与外国统治势力周旋，最后外国势力变得更实际、更有远见。南非的白人却是另一种情况。只要坚持同样的准则，非暴力被动性反抗就会是有效的。但是，如果和平抗议中发生暴力，其作用也就变得不复存在。在我看来，非暴力并不是一种道德原则，而是一种斗争策略。使用无效的武器就没有道德可言。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思想还不成熟，对我来说还是一件言之过早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