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项茹梅正式提出离婚，欧阳健坚决不同意。倪和平临时充当了抗战胜利之后美国特使司徒雷登的角色。没办法，是倪和平帮着他们从重庆来到深圳的，所以现在就有责任帮助他们调解。当年司徒雷登在国共之间的调解其实是有倾向性的，司徒雷登倾向于当时的国民政府。今天的倪和平也是有倾向性的，倪和平倾向于欧阳健。
倪和平给项茹梅做工作，做得很艰难，主要是没有办法跟项茹梅进行感情上的交流与沟通。她们之间虽说是“姐妹”，但这种“姐妹”是建立在与欧阳建的关系上的，本身就是一个她们常常需要回避的有点难堪的关系，现在又正好是谈论项茹梅提出离婚的话题，确实不好说。好在王蜀及时从珠海赶过来了。
王蜀到底是做思想工作出身的。她首先也是找项茹梅做工作。这是中国人的习惯，凡是遇上这种事情，总是劝合不劝分。
王蜀说：我不反对你跟欧阳建离婚。现在离婚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嘛，我自己就离了。
一句话，马上就拉近了自己与项茹梅的距离，同时也解除了项茹梅的对立情绪和防范意识。
“现在男女之间不就是那么回事嘛，”王蜀说，“其实只有我知道，你对欧阳建才是真心的。现在像你当初那样真心的人没有了。”
王蜀继续表扬项茹梅，同时不知不觉地说到了项茹梅以前与欧阳建的感情。王蜀是当年他们轰轰烈烈爱情的见证人，特别是见证了项茹梅当初全公社广播找欧阳健的事情。
那一年项茹梅被推荐上了大学，时任公社知青办主任的王蜀告诉她的时候，项茹梅却说：我不去。
“你脑壳有毛病呢？”王蜀先是把她一顿臭骂，然后过去把门关上，问她为什么。
“欧阳健不去，我就不去。”项茹梅说。
王蜀听了之后没有着声。她在思考，思考着怎样给这个比自己小几岁的小老乡讲清楚道理。王蜀知道，机会难得。
“你是不是怕自己上了大学以后会变心呀？怕自己会另攀高枝呀？怕自己会甩掉欧阳健呀？”王蜀故意这样正话反说。
“瞎说啥子呀？”项茹梅说，“我怎么会是那样的人？”
“那你怕什么呀？”王蜀说，“反正你们这批人是社来社去，上几年还要回来的。你是不是急着要生娃呀？”
“哎呀，你说什么呀？！”项茹梅这下脸红了。脸红了之后，她才对王蜀说了心里话，说是她怕欧阳健变心，因为她知道倪和平虽然已经被部队“特招”走了，但是还经常跟欧阳健通信。
倪和平跟欧阳健通信王蜀是知道的，倪和平喜欢欧阳健王蜀也是知道的，但是并没有项茹梅想象的那样严重，主要是欧阳健这个人比较高傲，不想被别人说他跟倪和平谈恋爱是想高攀，所以他跟倪和平的关系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朋友关系。
王蜀把这些情况说了，说完之后项茹梅更紧张了。项茹梅说：“那么如果我去上大学，欧阳健会不会也跟我疏远呀？”
“不会的。”王蜀说。说的非常有把握，仿佛她自己就是欧阳健。
“你怎么敢肯定？”项茹梅问，“如果我上大学去了，欧阳健为什么就不会认为他跟一个大学生谈恋爱更是一种高攀呢？”
王蜀这下又没有话说了。她想了想，解铃还需系铃人，于是一方面先稳住项茹梅，一方面要广播站通知下山坳的欧阳健马上到公社知青办来。那时候公社与大队之间虽然已经通电话，但是是那种手摇的人工转接电话，需要有足够的耐心才能接通，接通之后，十有###那边没人接听，就是碰巧有人接听了，这边扯了脖子喊上半天，对方还是能够把“晚上看戏”听成“王书记放屁”。所以，王蜀这时候干脆动用手中的权力，让公社广播站的播音员直接用广播喇叭通知。广播喇叭通知效果最好，全公社的人都听见了，被召唤的人不管在哪里，马上就可以得到信息，并且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公社。
广播站通知欧阳健马上赶到公社的消息立刻在广大知识青年当中引起强烈反响。这个说：可能是欧阳健的父亲也被平反了，甚至是被结合进新的领导班子了，所以他也被特招了。
那个说：不可能，他爸爸以前就是剧团拉琴的，平反就不错了，不可能一步登天地当领导。
这个又说：那就是他们家犯事了，公社要对他管制。
那个又说：那也不可能。如果是犯事了，公社民兵马上就下来抓人，要是用广播喇叭通知，跑了怎么办。
其他知青在议论的时候，欧阳健正在做项茹梅的思想工作。之前，王蜀已经做了他的思想工作，所以这个时候欧阳健的思想工作非常对路。
项茹梅后来还是高高兴兴地上大学去了，她跟欧阳建之间真挚的情感也被当年的知青传为美谈。
不知道是王蜀会说还是这些情节确实感人，反正项茹梅被说哭了。
哭完之后，项茹梅告诉王蜀：我还是要离婚。
“为什么？”王蜀问，“难道你真的对欧阳建这么绝情？”
“正因为没有绝情，所以我更要离婚。”项茹梅说，“我都跟牛德望这样了，而且我已经离不开牛德望了，如果这时候我还是欧阳建的老婆，不是对他最大的侮辱吗？”
非常会说话的王蜀这时候已无话可说。
10
调解无效，最后只好上法院。两次开庭，最后终于判离婚。在判决的最后关头，涉及到女儿问题。女儿当然是反对妈妈跟爸爸离婚的，所以女儿一直是坚定地站在欧阳健一边的，女儿跟着欧阳健，也算是对欧阳健最后的一点安慰吧。
但是，法官当场征求欧阳渝丽本人意见的时候，欧阳渝丽却回答：随便。
“这可不能随便。”法官说，“你必须做出选择。”
女儿不说话。看看欧阳建。欧阳建说：“说吧，说出你心里想说的话，爸爸绝对尊重你自己的意见。”
欧阳渝丽还是没有说话，又看看妈妈。项茹梅说：“没关系，不管你做出什么选择，你都是妈妈的好女儿。不管你跟谁，妈妈每个月都会给你一千块钱。妈妈绝对尊重你自己的选择。”
“一定要我自己决定吗？”欧阳渝丽问。
欧阳建、项茹梅还有法官都点点头。
“那我就跟妈妈吧。”欧阳渝丽说。说的非常清楚，一点都不含糊。
既然欧阳渝丽明确表态了，那么就该当事人双方按手印了，只要一按手印，离婚过程就彻底结束了。这时候项茹梅想，婚姻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东西，两个本来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就凭这一张纸，就能把他们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且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还要厮守终生，但是同样还是凭着一张纸，就可能让一对最亲的人马上变得没有任何关系。比如她跟欧阳建，如果不是中间夹着一个欧阳渝丽，那么按了手印之后他们可能就是路人了。这么想着，项茹梅就多少有点悲伤，不知道是为自己，还是为欧阳建，或者是为女儿欧阳渝丽。但是她很快调整好自己，想着任何女人在离婚的那一瞬间可能都是多少有点悲伤的吧，哪怕是像她这样自己主动要求离婚的。于是，项茹梅还是定了定神，坚定地在那张纸上按下自己鲜红的指印。
项茹梅按过手印之后，法官就把那张纸推向欧阳建。突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张纸仿佛有巨大的魔力，一下子把高大的欧阳建重重地推倒。
欧阳建是直挺挺地倒下去的，轰隆一声巨响，像一个装满稻谷的麻袋从马车上面被重重地抛在地上。
11
一个月之后，倪和平和王蜀都收到了大红请帖。接到请帖的那一刻，倪和平拿不定注意去不去参加项茹梅和牛德望的婚礼。拆开一看。请贴是欧阳健的。新娘就是林俐，牛德望公司的出纳，项茹梅的同事。
林俐今年二十九岁，还没有结过婚，甚至没有谈过恋爱。林俐在十三岁那年被流氓强奸过，从此以后对男人产生了恐惧心理。林俐到深圳来的基本目的也不是想干一番事业，而仅仅是逃避。一是逃避父母，二是逃避环境。逃避父母的原因是父母老是为她操心，不是唉声叹气就是张罗着帮她介绍各种各样的男朋友。逃避环境的原因是家乡那个小镇上的人差不多都知道她小时候被流氓强奸过。尽管现在人们的贞操观已经有很大转变，不管多大的女孩都可以谈恋爱，不管多大谈恋爱都可以做爱，那种新婚之夜验红的风俗早已成为过去的过去，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对像林俐这样的无辜受害者却不肯轻易放过，仿佛女人的失去贞操原本就是一个罪恶，但如果是自愿跟人上床的，就相当于主动坦白自首，自然宽大处理，甚至被广泛原谅和认同，而像林俐这样不是自愿的，是被流氓强奸的，就相当于被动承认犯罪事实，属于拒不坦白交代，要严惩，过了多少年也不会放过。没办法，林俐改变不了社会风气，因为社会风气其实是一种社会文化，改变社会文化比改变社会制度还要难，自然不是林俐所能达到，唯有逃避。
本来林俐一辈子不打算结婚，所以也就不打算谈恋爱。有人说谈恋爱的理性原动力是为了将来结婚，感性原动力是为了满足性需求，而林俐既不打算将来结婚，也从来都没有对异性有过什么渴望，甚至还厌恶，所以当然也就不用谈恋爱了。幸好深圳女多男少，在公司里面只要女人自己不主动孔雀开屏，一般不会遭受围剿。林俐喜欢深圳，特别喜欢深圳这种宽松的环境。宽松到女孩身边有男人没人注意你，没有男人也没有人注意你，绝对不会发生家乡那种如果到了该结婚的年龄还没有男朋友就会被人议论甚至当面被刨根问底的尴尬。所以林俐在深圳觉得很开心，开心到她慢慢淡忘了十三岁那年发生的悲剧。
平安夜那天，林俐被欧阳健一曲《梁祝》打动了心弦，后来项茹梅与欧阳健闹离婚的事情她也都清楚，林俐不明白这么才华出众并且感情细腻的人项总监为什么不喜欢。有时候项茹梅在办公室偶然发牢骚，说的全是欧阳健窝囊的一面，但是在林俐看起来，这些窝囊的方面正是她喜欢的。久而久之，林俐终于知道：男人并不都是强奸犯，还有像欧阳健这样温文尔雅的。在项茹梅跟欧阳建闹离婚的那些日子里，项茹梅跟别人的谈话或者是电话中关于欧阳建的信息多了起来，林俐也从这些信息中获知他们要离婚的事。林俐觉得项茹梅很傻，这样的好老公还要闹着离婚，不是很傻吗？但是她又暗暗地为欧阳建庆幸，觉得项茹梅实在是配不上欧阳建，这样的老婆不要也罢。
一天中午，欧阳建打来电话，找项茹梅。项茹梅不在，跟牛德望出去吃饭了，电话是林俐接的。那是林俐第一次跟欧阳建对话。
“项茹梅吗？”
“不是，”林俐说，“她不在。您是欧阳老师吧？您好。”
“你好。”欧阳建说。
“我认识您的。”林俐说。
“是吗？”欧阳建说。
“我听过您拉小提琴，”林俐说，“您拉得真好。”
“哪里。”欧阳建说。欧阳建显然没有心思接受别人的恭维，但是做人的礼貌使他不得不应付着。
“只有非常高尚非常纯粹非常坦荡的人才能演奏出那种行云流水般的优美音乐。”林俐说。
欧阳建心里动了一下，尽管他根本没有打算接受任何人的恭维，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到位的评价，欧阳建还是舒坦了一下，仿佛这些天他一直被乌云笼罩着，现在突然出现了一缕阳光，使欧阳建的心里终于亮堂了一下。
“谢谢！”欧阳建说，“你叫什么名字。”
“林俐。”
“谢谢你，林俐。现在能够懂得欣赏音乐的人可不多呀。”欧阳建说。
“懂得欣赏人的人更少。”林俐说。
欧阳建愣了一下，不知道是一下子没有听懂林俐的话，还是听懂了她的话而想起了更多的东西。
“您和项总监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林俐说。说的声音非常小，仿佛并不想让欧阳建听见。但是欧阳建肯定还是听见了，因为林俐从电话里面听到了他轻轻的叹气声。
“其实，”林俐说，“其实项总监能够嫁您是她的福分。”
欧阳建没有说话，还是轻轻地叹气。
“其实谁嫁给您就是谁的福分。”林俐说。
欧阳建后来终于同意与项茹梅离婚，不知道与林俐的出现是不是有关系，但是他跟项茹梅离婚一个月之后，就闪电般地与林俐结婚了。
林俐和欧阳建到底是什么时候好上的，以及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好上的，没有人知道。倪和平和王思蜀不知道，项茹梅和牛德望也不知道，他们都是在欧阳建和林俐结婚的时候才知道。好在结婚是他们俩自己的事，与别人知道还是不知道没有多大关系，只要他们俩觉得好就行了。而事实上，他们俩结婚之后的感觉非常好。直到林俐跟欧阳建正式结婚了，她才知道两性生活其实也可以是非常美妙的，也可以是给双方都能带来愉悦的。婚后，丈夫欧阳健总是小心翼翼，生怕伤着她，连新婚之夜床上的事情都小心翼翼。林俐受过伤害的事情欧阳建已经听说了，是听林俐自己说的。欧阳建听说之后一点没有看不起她，相反，他觉得林俐是世界上最纯洁的姑娘。都二十九岁了，才有过一次，还不是自愿的，当然纯洁。
欧阳建下决心要好好保护林俐，好好爱护林俐，要让她开心，要让她幸福，要让她心里充满阳光，要让她从此过上再也没有委屈的生活。
新婚之夜，林俐说：“我嫁给你是我的福气。”
欧阳建说：“我能娶到你是上帝对我的关照。”
12
欧阳建和林俐已经开始新生活了，但是项茹梅和牛德望却没有。首先牛德望的离婚并不顺利，再说以前做情人的时候，项茹梅的进取精神和认真态度在牛德望看起来是优秀品质，现在真要做老婆了，女人事事都要强就有点不能容忍了。而在项茹梅看来，既然自己都已经为了牛德望而离婚了，那么牛德望也应该马上为了她与自己的老婆离婚，否则就是对不起她。牛德望现在就是在“对不起”中生活。既对不起项茹梅，也对不起自己的老婆。
牛德望每个星期跟项茹梅在一起六天，只有星期天回去看看自己的儿女和父母。就这，项茹梅也十分有意见，因为牛德望的老婆还与他的父母和儿女住在一起。
牛德望的老婆非常贤惠，其实潮州女人大多数都比较贤惠。不管牛德望怎么闹，她总是上孝顺公婆，下善待子女，每到周末，知道牛德望有可能回来，便早早地跑到客家人那里买来土鸭，自己动手退毛，然后用瓦罐子煲上，等着牛德望回来。牛德望的老母亲说：不用自己退毛了，那么费事，花两块钱人家就包退毛。
牛德望老婆说：“那不一样，机器退毛容易把鸭皮打烂，德望是最喜欢吃鸭皮的。”
牛德望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对朋友说，我是贱命，不喜欢吃鱼翅，就喜欢吃老鸭，但是外面的大酒店要么根本就没有老鸭汤，要么褒出来根本就不是那个味。朋友说：要说做老婆，嫂子真不错，项茹梅做情人或许还行，但是如果做老婆，我不知道伯父伯母能不能接受，你儿子和女儿能不能接受，你自己时间长了能不能接受。
牛德望每个星期天回去，走的时候总是要闹不愉快，回来又要赔礼几个小时，闹得牛德望烦死了。现在倒好，每次回去项茹梅常都要电话跟踪。牛德望是生意人，手机不能关，有一次项茹梅竟然在一天之内打了他二十次手机，终于，那天晚上牛德望没有回到他为项茹梅买的那栋别墅，并且坚决不接她的电话。
项茹梅终于还是后悔了。项茹梅将欧阳健约到咖啡屋，把一包东西交给他。是几张存折，说这是她的私房钱，留给女儿的，名字是女儿的，密码是女儿出生的年月日。欧阳健问什么意思。项茹梅说：放在你这里存着，放你这里我放心，将来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这钱你替我交给女儿。
“我不要，”欧阳健说，“你还是直接交给女儿自己吧。”
“她不是还小嘛，”项茹梅说，“如果我现在把这么多钱给她，她就不会上进了。”
欧阳健想想也是，只好答应暂时代为保管。
安排好“善后”之后，项茹梅跟牛德望摊牌：要么跟老婆离婚，我们正式结婚，要么分手，我项茹梅绝不会当“二奶”。
牛德望哄了几天，也烦了，最后同意分手，别墅给项茹梅，另外再给一百万。
“没门！”项茹梅说，“这些年老娘帮你偷的税也不止这么多钱！”
牛德望没想到项茹梅说出这样的话，真想找黑社会把她杀了，但项茹梅早有准备，她已经写了几份遗嘱分别放在几个朋友那里，包括交给欧阳健的那些存折里面也有。牛德望没办法，把柄捏在项茹梅手中，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以五百万现金和一套别墅的代价彻底分手。
13
和牛德望分手之后，项茹梅的“中心工作”转移到与欧阳健复婚的问题上来，三天两头打电话找欧阳健，理由还是商量女儿的事。其实女儿住校，没什么可商量的，项茹梅就是想见见欧阳健，哪怕是什么话都不说，就是看看他坐在那里静静地喝咖啡的样子，项茹梅都感觉这个世界充满了生机。项茹梅甚至告诉欧阳建一个秘密：她本来是可以下放到重庆郊区的，就是为了跟随欧阳建才坚决要求到大巴山区的，并且每一次分组的时候，她都是偷偷地站到欧阳健这一边的。欧阳建听后似乎感动了一下，但仍然表示复婚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项茹梅问。
“我现在已经有老婆了，”欧阳健说，“你可以不对我负责，但我不能对林俐不负责。”
项茹梅找到倪和平和王蜀，说现在她对欧阳健的思念比当年在大巴山区还要强烈。倪和平表示无能为力，说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自己酿的酒只能自己喝。王蜀甚至说：如果谁都可以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么这个世界不是乱套了？维持社会平衡的不光是法律和制度，更多的是依靠伦理和道德。
项茹梅又打出女儿的牌。但是欧阳健态度坚决，明确表示：我要对女儿负责，也要对林俐肚子里面的孩子负责，手心手背都是肉。
项茹梅绝望了，提出让欧阳健把钱还给她。
“什么钱？”欧阳健问。
“我存放在你那里的钱。”项茹梅说。
“你存放在我这里的什么钱？”欧阳健问。
“准备我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留给女儿的钱。”项茹梅说。
“你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我肯定会对女儿负责的，”欧阳健说，“有钱没钱我都要负责。但是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存了什么钱在我这里。没有。绝对没有。”
“你说什么？！”项茹梅问。
项茹梅找到倪和平，找到王蜀，找到他们在深圳、珠海、广州、香港的那些插队的知青战友，请他们评理，但是欧阳健一口咬定没有这笔钱，他们这些的朋友当面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是背后都异口同声地说：欧阳健绝对不是这种人，肯定是项茹梅自己疯了。
14
项茹梅绝望了，不是对欧阳健绝望，而是对自己绝望。她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朋友和亲人的信任，包括女儿对她的信任。女儿承认父亲有怯弱的一面，但是她绝对不相信父亲欧阳健是那种辜负母亲的信任而把委托保管的钱财占为己有的人。
项茹梅几乎疯了。事实上，当周围的人都认为一个人是疯子的时候，这个人就等于是疯子，管她实际上到底是不是疯子。
项茹梅疯狂地找男朋友，尽找靓仔。这些靓仔虽然靓的程度和靓的侧重不尽相同，但是有一点地相通的，那就是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投资专家或投资顾问。这个让项茹梅投资股票，那个让项茹梅投资期货，还有的鼓动项茹梅投资墓穴。不管投资是不是成功，这些靓仔对项茹梅都表现出高度的欣赏。其中有一个投资顾问对项茹梅说，他最讨厌那些年轻的小姑娘，一点深度都没有，如果项茹梅愿意，他宁可一辈子守在项茹梅的身边。最后，这个靓仔在多次测量了项茹梅的实际深度之后，拿了项茹梅的三百万替她炒股票去了。
项茹梅虽然“疯了”，但大事不糊涂，证券公司的股东代码是项茹梅自己拿身份证去办的，并且做了特别说明，任何提取现金和转账行为都必须她本人持身份证才能办理。这些工作做完之后，她就放心大胆地把股东代码和交易密码交给了那个知道她深浅的靓仔操作。几个月之后，项茹梅感觉靓仔对她的热情有所减弱，于是准备收回操作权，偷偷地把密码换了，同时顺便查一下自己的账户，吓一跳，才几个月时间，三百万资金就剩下八十万了。怎么回事？项茹梅找到证券公司，证券公司打出兑账单，没错，只剩八十万。
“炒赔了？”项茹梅问，“能赔这么多？！”
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看了一下兑账单，说：“没有赔多少。”
“多少？”项茹梅问。
工作人员计算了一下，答复：“总共大约赔了三十万吧。”
“那还有将近两百万呢？”项茹梅问。项茹梅当过财务经理和财务总监，这个账她会算。
“全部消耗在交易费和印花税上了。”工作人员说。
“不可能！”项茹梅说，“我知道，这些费用才千分之六。”
“是千分之六，”工作人员说，“但是你每天都来来回回满仓买进卖出，几个月下来就是这么多。交易记录在这里，您自己看嘛。”
项茹梅看了，是这么多，同时她还知道，证券公司将这些费用大部分返还给那个拉来客户的靓仔了。项茹梅再找那个只喜欢成熟女人的靓仔，已经不见踪影了，再说就是找到又能怎么样？
如此，不到一年，项茹梅就把自己的全部资产“投资”得差不多了。
15
倪和平女儿结婚的时候，项茹梅、欧阳建、倪和平、王蜀他们终于又聚到一起。项茹梅当着大家的面对欧阳建说：谢谢你，幸亏那一百多万你没有还给我，否则我就分文没有了。
“现在你也分文没有。”欧阳建说。
“那不一样，”项茹梅说，“至少我心里有数，你自己心里也有数。有数就好。有数就表明我心里感觉自己还不是一无所有。”
王蜀悄悄地对倪和平说：项茹梅又在说疯话了。
“她没有疯。”倪和平说，“她讲的是真话。”
“什么真话？”王蜀问。
“当初她确实给了欧阳建那笔钱。”
“当真？”王蜀问。
“当真。”倪和平说。
“这怎么可能呢？”王蜀问。
“这怎么不可能？”倪和平反问。
“欧阳建不是那种人呀。”
“你是说以前吧。”倪和平说，“现在事过境迁------”
闪会
1
谁发起谁牵头。这次闪会是青萍发起的，所以由她牵头。
青萍热衷于搞闪会。但是以前她只是一个参与者，最多只是一个积极参与者，像这样由她发起并牵头的情况，还是第一次。既然是第一次，就必须有新意，参与者不限于宜昌本地，甚至不限于湖北本省，而是扩大到全国。一扩大到全国，就有新意了。
2
陈东林最近突然冒出一个奇怪的念头，想着去湘西凤凰城走一趟。一个小小的边城，居然出了两位大师，太神奇了，应该去看看。
与其说是“看”，还不如说是散心。另外，隐隐约约还有想沾点灵气的愿望。
陈东林的公司是做ISO质量体系认证的。头两年受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这个生意非常好做，因为既然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那么就意味着关税壁垒被打破了，中国企业的产品可以出口了，但是，一旦产品要出口，就必须有一个国际公认的质量标准，并且这个标准还不是单单指产品本身，而且还要包括生产和制造这个产品的整个过程，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因此，几乎所有的企业都要争取通过质量体系认证。不用说，陈东林这两年就多少赚了一些钱。
但是，随着CEPA的签订，香港和内地建立了更紧密合作关系，这种更紧密合作关系除了表现在众多的产品实现零关税之外，另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商业服务业的相互开放，而陈东林所做的质量体系认证，恰好就属于商业服务范畴。陈东林知道，一旦香港的认证服务机构进来，他的咨询公司马上就面临经营危机。所以，陈东林需要散心。
陈东林想了三套方案。随旅行团去，自助旅游去，自己驾车去。
随旅行团的想法立刻就被否定了。随旅行团虽然最省心，也最省钱，但是根本就不能起到散心的作用，弄不好还要惹一肚子气。你想看的地方，导游小姐像催命鬼，你不想看的地方，比如某些纪念品或土特产商店，导游小姐像出嫁的姑娘回到娘家，死活不想走了。
自助旅行当然好，至少比旅行团好，但是订旅馆、买车票肯定是麻烦少不了，自己本来是想散心的，去惹这个麻烦不合算。此方法当然也不宜采用。
那么，就只有自己驾车了？
自己驾车好，想停就停，想走就走，一路观光，来去自由，绝不存在买车票的问题。至于旅馆，也好办，开着车子慢慢找，哪有找不到的。大不了再开几十公里，到下个城市或县城，总有办法解决。再说，一路游山玩水走亲访友，亲近自然，多惬意！
但是，这个方案最后也被否定了。否定的原因只有一条：不安全。所谓的不安全，不是怕车祸，也不是怕车匪路霸，而是怕警察。按说陈东林是规矩的纳税人，为什么会怕警察？其实并不是陈东林自己怕警察，而是他的车子怕警察。自从陈东林买了车子之后，就经常被警察拦下来，而且没有一次被拦下来是为他服务的，比如告诉他车灯忘记关了，或者后胎摇摆了。没有，一次也没有。每次被警察拦下，都是找毛病的，不是找开车人的毛病，就是找车子的毛病，而且不管是找到还是找不到毛病，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罚款！每次被罚款，陈东林都要骂。当然，不敢骂警察，骂谁呢？骂车子。不但骂，有时候还拳脚相加，比如对着车子轮胎踢一脚。久而久之，车子就懂事了。懂事了之后，就怕警察。在深圳，离家不远，车子的胆子还大一点，如果到了湘西，再遇上警察拦车，还不把车子吓出神经病了？为了不让车子得神经病，自己驾车去湘西的计划只好放弃。
难道就没有一个好办法了吗？
陈东林就是在这个时候看到青萍在网上发布的闪会消息的。
“闪会”陈东林懂，就是一群互不相识的人，通过网上约定，在同一时间于同一地点做同样一件事情。
虽然懂，但是陈东林对这种事情从来就没有兴趣。在陈东林看来，这是年轻人闲着无聊做的游戏。既然是年轻人的无聊游戏，那么陈东林当然就不会感兴趣。陈东林不年轻了，也不无聊，所以，当然不会对它感兴趣。
但是，这次陈东林感兴趣了。因为这次闪会的内容是：2004年4月20日早晨7点整，于湖北宜昌夷陵广场集合，然后去湖南凤凰城。
陈东林闭上眼睛一想，马上就想象出参加此次闪会去凤凰城比他原先设想的那三个方案各好一百倍。
参加了。
3
大约是经济的原因，或者不是节假日的原因，所以参加本次闪会的人并不年轻，至少不如陈东林想象的那样年轻。
武汉的蓝姐虽然长得漂亮，但一看就是快五十了，东北的老王看上去非常精神，但明显属于那种老年人的精神，一问，五十九，差一岁六十。这么一把年纪也参加闪会？看来内地人比深圳人更会享受。宜昌本地的晓窗算年轻的，但使劲往小猜，也不会小过二十五。另外一些不容易很快记住特征的不大不小的男人和女人，也大多在三十岁左右，像陈东林想象那样的十七八岁的帅哥靓女，一个人没有。
人到齐了。青萍开始点人。总共19人，加上她自己，正好20。
“怎么去？”东北的老王问。
“7点40有一班火车，”青萍说，“就是中途需要转车，有点麻烦。不过买票没有问题。”
青萍在铁路部门工作，让大家免票她没有本事，但是买票还是有把握的。
“是不是可以包一个车？”晓窗问。
晓窗是本地人，她这样问就表示她有办法包到车。
“包车好！包车好！”几个相对年轻一点的男人和女人说。
青萍没有说话，而是看着晓窗。那意思，既然晓窗主动逞能提出新建议，那么就应当由她自己回答这个问题。
“前几天我朋友他们单位去过，”晓窗说，“包车来回，大巴六千，中巴四千。20个人，正好可以包一个中巴。”
“好好好！每人两百，包来回，好好好！”大家七嘴八舌，几乎全票通过。
虽说全票通过，但是陈东林没有跟着叫好，道理嘛，非常简单，因为他回去的时候用不着返回宜昌，而直接从湖南回深圳，所以，从经济上考虑，包车对他来说不合算。尽管不合算，陈东林并没有表示反对。既然是集体活动，那么每个人都要有一点牺牲精神，要是一点牺牲精神都没有，那么最后肯定是不欢而散，再说，一两百块钱对陈东林来说也太小意思了，所以，陈东林什么话也没有说。
很快，晓窗就用手机联系来了一个中巴，而且是一个看上去很不错的中巴。给陈东林的感觉这个晓窗似乎早有准备，甚至，陈东林还做了进一步地联想，联想到这个晓窗是不是中巴司机的“托”，专门来兜生意的。
想了，但是陈东林并没有说。没有说的直接原因是这些人他一个也不认识。既然一个人也不认识，那么他当然就没有说。总不能随便找一个根本就不认识的人说吧。
陈东林的想法几乎很快就得到证实，因为在以后的行程中，这个晓窗俨然取代了青萍，成为本次活动的牵头人了。至少，是牵头人之一。
4
中巴于7点40准时启动，与青萍原先计划的火车时间一分钟不差。本来还可以提前五分钟的，但是青萍不让，说闪会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准时。
青萍这样一说，大家马上都赞同，并且脸上还露出了喜悦的笑容。陈东林也跟着喜悦，而且马上就意识到：这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闪会！
正式上路之后，青萍开始收钱，并且要大家自我介绍。
收钱是每人两百，但先收一百，用完再收。比如给司机的另外一百块钱，就回来的时候再收。
青萍在收钱的时候，晓窗主动帮着登记，青萍自然感谢不尽。二人配合默契，像是两个训练有素的导游。
自我介绍比交钱收钱有趣。老王介绍自己是教授，蓝姐介绍自己是家庭妇女，晓窗介绍自己是《清江文艺》的编辑，青萍则说她在铁路部门工作。至于那些不大不小的男男女女是怎么自我介绍的，陈东林记不清了，反正好像都是一些不愁吃穿但是也不是钱多了没有地方花的人。
轮到陈东林自我介绍的时候，不知道是觉得自己这个老板太小的缘故，还是觉得如果说自己是老板，那么就可能多花钱的缘故，或许什么理由都没有，就是谦虚，反正，他没有介绍自己是老板，而介绍自己是一个摄影师。当然，说自己是摄影师也不没错，因为他当老板之前就是一名摄影师，算是没有忘本吧。
进入湖南，青萍和晓窗商量了一下，二人学着真正导游小姐的样子，带大家做起了游戏。
毕竟见识多了，陈东林对这类把戏并无兴趣，这时候他专注地看着窗外，并且很快就发现窗外的景色更精彩。比如他看到一则标语，“光缆无铜请勿偷盗”。陈东林一想，潜台词分明是“电缆有铜快去哄抢”。陈东林忍不住笑了，而且笑得控制不住。终于，惊动了青萍。青萍以为陈东林是为她的表演喝彩，所以先是得意地表示谢意，然后马上就请这位来自深圳的摄影师出一个节目。众人自然是拥护。没有办法，陈东林问讲笑话可以不可以，青萍说可以，于是，陈东林现炒现卖，就把刚才看到了那副标语说了一遍。还没有说完，他自己就忍不住先笑起来，而且笑得挺厉害。可是，除了他自己之外，大家都没有笑。其中的一位看上去比较聪明的小伙子向陈东林解释，说光缆里面确实是没有铜，偷去了也没有用。弄得陈东林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了。
5
中午在石门吃的饭。饭店不大，一下子来了20人的大生意，老板激动得满脸通红。尽管热情，但是张罗饭菜还费了些时间。
等饭菜的时候，大家自然分成了一个个小团体，在相互交流，而且谈得非常起劲，特别是几个年龄相仿的男女，刚才还不认识，现在已经成好朋友了。男人文质彬彬，显得知识渊博而不失幽默，女人含蓄暧昧，显得热情奔放而不失矜持。有一个戴眼镜的男性不知说了什么笑话，惹得旁边两位相貌一般但内能颇高的女性笑出咯咯声。陈东林发现，这时候唯有青萍和晓窗在忙碌，仿佛她们俩不是参加闪会的，而是请来为大家服务的。陈东林觉得过意不去，于是，摆脱北京的那个女人的温柔提问，过来帮青萍和晓窗的忙，检查厨房的食用油是不是潲水油什么的。
陈东林一边这么做着，一边还跟青萍和晓窗说着客气话。
“辛苦了，辛苦了。”陈东林说。仿佛他是领导，因为只有领导才能这样代表大家说话。
青萍显然是被陈东林的态度感动了。一边说着不辛苦，一边作为回报似的跟陈东林说着一些不咸不淡的话。
“你回去的时候还走宜昌吗？”青萍问。
“不，”陈东林说，“直接从湖南回深圳。”
“哎呀，”晓窗说，“那么回来的一百块钱你不用交了。”
“不行，不行，”陈东林说，“肯定不行。是我自己不回宜昌的，钱还是照样交，要是都这样，那么司机的钱哪个出？”
晓窗还想坚持。这时候她看着青萍，希望青萍也帮着她说服陈东林，但是青萍似乎对他们的争执不感兴趣，而是去查看肉是不是新鲜去了。
转了一圈，等晓窗走了，青萍小声对陈东林说：我也是。
“你也不回宜昌？”陈东林问。问的声音比较大，至少比青萍说话的声音大。
“嘘——！”青萍做了一个轻点声的手势，说：“我是铁路上的，有免票证。所以想乘火车回来。”
“那你……”
“嘘——！”青萍再次示意陈东林不要声张，并且掏出免票证，给陈东林看。陈东林不认识这东西，但他相信是真的。
6
边城不如陈东林想象的清净。人太多了，而且太现代了，比如“一页情”咖啡屋，名称比深圳的“色狼咖啡”还有时尚。
住宿倒体现了小镇的朴实，每张床位20元，价格只有陈东林预想的十分之一。陈东林很想自己一个人单住，反正自己掏钱，不妨碍别人，关键是40块钱对他来说根本就不能叫钱。但是他不知道这样做好还是不好。正在这时，青萍发话了：住宿自由，但不要太分散，就在这两家小旅店。
说起来是“旅店”，其实就是两户人家。这样更好。更有小镇的味道。
在办理住宿的时候，陈东林发现，已经有刚刚认识一整天的男女合住了。
他们是什么时候达成这种默契的呢？陈东林想。
陈东林要了一个靠沱江的单间，非常巧，青萍和晓窗的房间就在隔壁，而且，两个房间的阳台几乎是相通的。
陈东林微微有点激动，但不知道激动什么，像是又回到了二十年之前。
7
晚上吃的是合餐，就是大家在一起吃，把三张桌子合在一起，围成一个长方形，像陈东林公司里面的会议桌，很是热闹。特别是东北来的老王，居然讲了很多笑话，陈东林没有想到老王这么会讲笑话，而且是真正的笑话，不是陈东林在车上讲的那种只有他自己笑而别人不笑的笑话。老王每讲一个，都要注意坐在他旁边的蓝姐的反应，仿佛他讲笑话的全部目的就在于让蓝姐笑，可惜蓝姐好像并没有领会到老王的心意，虽然也笑，但笑得与别人没有什么两样。陈东林有点为老王惋惜。
晚餐之后是自由活动，也只能是自由活动，小镇街道狭窄，如果20人集体散步，肯定会被别人误解成游行示威。
有人提议去泛舟，特别是那几对即将组合而没有正式组合起来的“准情侣”，更是热情高涨。蓝姐表示她也想去，弄得老王当场成了泛舟积极分子，人也顿时年轻了不少。
陈东林没有去，别人都是成双成对的，连老王都快成对了，陈东林不想充当临时电灯泡，所以没去。
青萍和晓窗也没有去，她们俩正在忙着结账。一边结账还一边讨价还价地要求老板打折。陈东林突然发现，自己没有去是不是与她们有关？
不管是不是有关，反正最后的结果还是陈东林与青萍和晓窗一起，仿佛他们三人已经组成了一个小团体。但是很快，陈东林发现跟她们俩玩不到一起，主要是兴趣不一致。陈东林的雅兴在于沿着沱江走走，观两岸灯火，看江上泛舟，听窃窃私语，体味一些在深圳找不到的景致和感觉。但是青萍和晓窗兴趣在钻商店，钻各种各样的小商店。仿佛她们这次参加闪会的主要任务就是采购。陈东林不理解，都什么时代了，这里商店有的东西，大城市能没有？并由此感悟女人都有逛商店的怪癖。如此，勉强陪着她们俩逛了两个店，受不了了，逮着一个机会，开溜。
小镇太小，转了几个圈，又碰上了。只见两个女人手上已经提了不少战利品。无非是蜡染的衣服和吃食。陈东林一点也不感兴趣。但是，青萍脖子上多出的一个项圈引起了陈东林注意。
“哪里买的？”陈东林问。
“那边。”俩人说。说完之后，又感觉这是一个非常不明确的答案，于是，两位热心的女人又一起带着陈东林回头找刚才买项圈的商店。
“你也要买这个呀？”青萍问。
“好玩。”陈东林说。
确实是好玩，项圈能有什么用。但是，似乎也不完全是因为好玩。
陈东林小时候是有项圈的，而且跟青萍现在脖子上戴的这个几乎是一模一样。也是银制的，也是这样一边粗一边细，甚至也是这样粗的那边被做成扭曲状，而细的这边被做成具有放大和收小功能。
青萍被陈东林看得不好意思，干脆取下来，递给他，让他看个够。
陈东林本科就是学的有色金属冶炼，接到手一掂，再一看色泽，然后用力弯一下，马上就有了结论。
“真货。”陈东林说。
说着，就递回给青萍。在递的时候，略微有点迟疑，仿佛是爱不释手。
是的。确实有点爱不释手。
陈东林很小的时候，到底多小记不清了，反正是上学之前的时候，有一次家里来了乡下的亲戚，送给他一个礼物——项圈，就是青萍买的这样的项圈。在当时，这是一个相当贵重的礼物。但是陈东林不知道它贵重，不要。在陈东林看来，只有乡下的小孩才戴这个东西，城里的小朋友哪有戴这个的？所以不要。搞得亲戚就下不了台。母亲把陈东林叫到里屋，跟他讲道理，说他这样是非常不礼貌的，所以，不但要接受，而且还高高兴兴地接受。陈东林是听话的孩子，当他跟母亲从里屋再出来的时候，脖子上已经戴上那个项圈了，就跟青萍现在戴在脖子上一样。当陈东林戴着银项圈从里屋出来的时候，全家人都说好。既然全家人都说好，那么陈东林也就感觉很好。而且，陈东林分明记得，那个亲戚竟然喜欢得眼泪都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