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不能这么讲，”乔降雨说，“毕竟，她跟我生活了几年，再说要不是她，我还不会来特区呢。况且我不缺钱，多一百万少一百万并不能改变我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
居磊由此认定乔降雨是个非常豁达和善良的人，对他的信赖和好感陡增，也就把自己的过去毫无保留的展示给了乔降雨。包括她是怎样跟前夫结婚的，又怎样离婚的，以及她目前的现状和今后的想法等等。
二人的关系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乔降雨还没有主动提出同居，也没有提出过那方面的要求，让居磊不安。这个乔降雨是不是过分了？或者这方面是不是有问题？联想到他以前的那个老婆离他而去，居磊心中的疑虑更加挥之不去。
前几天，为了探个究竟，居磊甚至还主动暗示过。她问乔降雨：为什么现在的男人一谈朋友就要求上床？
乔降雨没有想到居磊会提这个问题，脸憋红了半天，足足想了几分钟后，才说：是么？
“是的。”居磊说。说着，居磊还有限度地透露一些她以前的遭遇，大体是说在乔降雨之前，别人也为她介绍过几个男的，但是很快就分手了，原因是这些男人见了两次面甚至是刚一见面就提出性要求。
居磊这么说，当然是一种暗示，或者是一种试探，看看乔降雨有什么样的反应。如果乔降雨是正面的反应，听了之后顺秆子爬，上把居磊抱住，那么居磊反而高兴，因为至少，这说明乔降雨还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如果没有反应，那么就基本证明乔降雨是个有问题的人。居磊甚至想好了，即便乔降雨有问题，她也不会马上跟他分手，而是鼓励他去治疗。
但是，居磊设想的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而是出现了第三种情况，一个居磊完全没有料到的情况。
乔降雨说：“也不全是这样。一般地，如果那个男人综合条件比女人强，他就不会这样，否则到时候女人缠着他怎么办？他是要负责任的。但如果那个男人综合条件不如女人，他就会急于上床，如果女人愿意和他结婚，他不吃亏，如果女人不愿意和他结婚，他仍然不吃亏。”
乔降雨既然这么说，基本可以证明他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因为他知道“上床”，还知道上床对一个男人来说是不吃亏的。
但是，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不主动提出跟居磊上床？
居磊也思考了半天，然后聚集自己的目光，对着乔降雨的眼睛，问：“你是不是怕我缠着你？”
居磊以为她这么一说，乔降雨马上会矢口否认，会辩解。其实不管他是矢口否认还是极力辩解，居磊都会接受他。但是，乔降雨没有矢口否认，也没有极力辩解，甚至没有立刻说话，而是低头喝了口咖啡，然后抬起头，真诚而认真地注视着居磊，一字一句地说：“居磊，我很感谢你对我说了这么多实话，我现在也对你说实话。我问你，你第一次婚姻的失败主要责任到底在谁？你认真总结过没有？”
居磊想了想，说：“当然在他。不管怎么说是他先背叛了我。”
“那你有没有背叛他？”乔降雨问。
“没有。”居磊斩钉截铁地说。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我指的不一定是男女方面的背叛。背叛有时是多方面的。比如在双方父母问题上等等。”乔降雨耐心地作进一步解释。
居磊这时候略微有些激动。说：“我母亲怎么了？不管怎么说她是我母亲，我回去看她有错吗？”
乔降雨说：“你回去看她当然没错，他以带其他女人回来瞎混泄气当然不对。但他也是事出有因的。比如你是不是应该坚持女儿由你们自己带？你母亲是不是应该尊重他的父母？你自己是不是应该尊重他的父母？”
“反正是他不对。”居磊说。
乔降雨也有点情绪化了，或者说是更加“知识分子化”了，他更加严肃地说：“居磊，你让我说实话，那我就实话对你说，对第一次婚姻的失败你要好好反思，找找你自身的原因，找找你母亲的原因，否则你现在即使真找到一个好老公，也难保第二次婚姻不出问题。”
居磊不说话了，一个劲地喝咖啡，眼泪也扑哧扑哧往下掉。
乔降雨也不敢再说了，他本来还是有话说的。他想说：婚姻既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现代社会学已经定义“婚姻是一种交易”，而一切交易的最高原则都是“公平”，古今中外的“门当户对”其实是有其合理基础的。这种“门当户对”现在表现为“总量对等”。比如“英雄配美人”，比如“郎才女貌”等等。乔降雨还想打个比喻，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说，好比有人去市场上买肉，一块好的腿子肉是八元钱一斤，现在你搭上一块朝头肉，还能买八元吗？如果你不仅搭上朝头肉，而且还要搭上个猪肺叶，那就不是几块钱一斤的问题，而是别人还买不买的问题了。
乔降雨这番话只是在心里想了想，并没有说出口。他觉得这个比喻不恰当，无论如何也不能将居磊比作腿子肉，将她女儿比作朝头肉，将她母亲比作猪肺叶，那也太损了点，因此没说。
尽管没有说，但是二人的关系也就从此走到了尽头。乔降雨不可能再跟居磊交往下去了，他是个负责任的男人，既然不打算与居磊结婚，那么就不会再与她交往。如此，一对原本可以走到一起的人就此分手了。
父亲的喜事
1
今天是父亲的喜事。
父亲的一生经历了两次喜事。第一次是五十多年前的红喜，第二次是今天的白喜。当然，夹在两件大喜事之间大大小小的大喜大悲的各种事件并不少，但相对于今天来说，那些又算得了什么呢？
人到七十古来稀。按照家乡的习俗，父亲今天的丧事是要当喜事办的。
对父亲的死我早有预感。“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我并不迷信，但对这句话我信。因为父亲七十三那年真“死”过一次，而且父亲那一次的“死”影响我至今。
那时我在马鞍山钢铁设计院研究当工程师，父母亲为了给我带孩子暂住在我那里。一天中午，刚躺下睡午觉的父亲突然狂吐不止，脸色发青。我立刻意识到大事不好，赶紧跑到院卫生所。
“不好！”我对大家都面熟的医生说，“快去救救我爸爸。”
“你爸爸？”那个看上去曾经漂亮过的女医生透过眼镜片瞪着大眼问：“你爸爸是哪个单位的？”
“交通局。”我想也没想她为什么问这话，只是以最快的速度回答。
“那我们不管。”
“放你妈的屁！！”我骂声极大，几乎把卫生所的人全都骂傻了，我至今都认为骂得对，骂得痛快，有机会我还要骂！
骂归骂，救父亲要紧。我来不及注意医生们的反应，迅速跑过马路，那边的十七冶医院有熟人。
那位我认识不久的、热情洋溢的年轻护士没听我说完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赶紧拉上一个医生从后门抄近直奔我家。
父亲过了七十三这道关。
后来医生说父亲是急性脑溢血，抢救晚了非死即瘫。
我很感激那位对我有救父之恩的女护士，我们也好过一段，但终究还是断了联系。人生本身就充满遗憾。至于那位女医生，我后来没去跟她计较，计较也没用，那不是她一个人的事，整个设计院都一样，无论是医师还是政工师工程师预算师，大部分是冷漠自私且自以为是。我不能再与他们为伍了。下海。现在我在深圳干得不错，过得肯定比那位女医生好，全托父亲的福。
2
父亲丁介武，安徽省无为县人。上学不多，识字不少。早年在老家做过山人（专门为别人办丧事），没文化不行。后来日本鬼子来了，山人是做不成了，父亲就参加队伍打鬼子。这一断历史并不长，父亲甚至于至今也说不清参加的是国民党队伍还是共产党队伍，反正是中国人的队伍，反正是打狗日的日本鬼子的，反正父亲在队伍上亲手打死过日本鬼子，这就够了。
父亲是真的亲手击毙过日本鬼子的，而且是日本鬼子的机枪手！父亲不是爱炫耀的人，而且连是国民党的队伍还是共产党的队伍都说不清，炫耀什么呀？但父亲不止一次对我描述过当时的情景。
“那是一九三九年秋天，”父亲说，“头一天晚上吃饱了牛肉，埋伏在渡口这边。第二天早上大太阳起来的时候，鬼子来了！”
父亲从灶屋的柴火洞里看得清清楚楚。这里要解释一下，渡口这边有几户人家，屋子砌在河堤上，柴火洞是炉灶的炉膛口旁边一个通向屋外的小洞，洞很小，人爬不进，但可以从外面向里面递柴火。父亲他们当时就是将柴火洞当作射击孔。
“由于我们事先已经把渡船弄走了，鬼子过不了河，急得嗷嗷叫。”父亲说，“很快，对面大堤上站满了鬼子。鬼子还向这边招手喊叫。大概他们以为这边屋子还住着老百姓，想让老百姓为他们摆渡。”父亲有点嘲笑日本鬼子。
“事先上面反复强调：谁都不准先开枪，要等统一命令才开火。我们都屏住气。突然，”父亲说，“不知是不是下了命令，一下子全开火了，只见鬼子稀里哗啦全倒了，也不知是被打死了还是有意卧倒，反正全倒了。”
“你有没有打死鬼子？”我问。
“不知道，”父亲说，“那么多人一起打，那么多鬼子全倒了，谁知道哪个是我打死的呀。”
“过了大概一分钟，”父亲接着说，“鬼子在对岸架起了机枪。那个机关枪打得呀，-----”父亲停了一下，好像不愿意夸鬼子的枪厉害。
“这一次我看清楚了，瞄得准准的，叭！一枪把狗日的崩了！”父亲说的很解气，边说边做着手势。
“真的打死了，我看得清清楚楚，”父亲好像怕我不信，又强调说，“要不然鬼子的机枪怎么一下子哑了？不仅我看清了，而且班长在旁边也看清了。班长还夸我打得好，还奖我一根卷烟。”
父亲的声音突然低了下来，不想再说了。
“后来呢？”我问。
“我没接烟，想接着打。”父亲说，“不知道班长是赌气还是兴奋，说：‘起来！给我！’很狠的样子。班长趴下后半天没动静，掀起一看：一枪正中眉心！”
“狗日的鬼子，枪法准得很！”父亲说，“如果我要是吸烟就完了。”
我相信父亲讲的是真的。因为父亲说班长牺牲后他们很快就撤了下来，换了一支队伍接着打，他们到后面做大老板了，喝酒吃肉。假如父亲要是瞎编，他编不出“做大老板，喝酒吃肉”之类。说实话，除了在父亲那里，我在任何其他地方，包括电影和小说里，都没有听说过抗日的队伍打鬼子打到一半，换个队伍接着打，自己到后面“做大老板，喝酒吃肉”去。所以我相信父亲讲的是真的。
无论是真是假，这段历史都没有给父亲带来荣耀，相反，"文革"中为这事折腾父亲够呛。又是外调又是审查，最后的结论是：“1939年参加抗日伪军，后自动脱离。”那时候我还小，不知什么意思，二姐不服气，吵着要去找专案组，质问他们既然是抗日的队伍怎能说是“伪军”呢？父亲赶快拦阻，说：“这是最好的结论了。既承认我抗日，又承认我脱离有功。如果是革命队伍，‘自动脱离’等于叛变革命！”
3
我是昨天下午下班前得知父亲去世消息的。首先接到老婆的电话，她说：“阿力呀，你家来电报了，说你爸爸病危。”
“肯定是爸爸不行了，要不然他们不会通知我的。”我很冷静，接着问：“电报？他们为什么不来电话？”
“不知道。”
是呀，她怎么知道。
我赶紧往家打电话。“跃进（我小名）呀，爸爸已于今天下午两点零五分去世。”哥哥说的声音很大很急。
“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
“没你的电话号码，几个姐姐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
“跃进啊，”妈妈接过了电话，妈妈已经泣不成声，“老头子一直在等你呀！”
“妈妈，别急，我马上买机票，明天中午到家。”我好像看见父亲临终前盼望见我一面的情景，眼泪一下子涌出，声音噎住了，赶快挂了电话。
我这才想起，尽管我和家里经常联系，但都是我打电话回去，哥哥姐姐怎么从来没有给我打过电话？我再一想，我老婆家也一样，都是她往武汉打电话，而且接话的人总是有说不完的话，怎么很少见他们往深圳来电话呢？
现在不是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得赶紧买票。
深圳买机票很方便，一个电话就送来，却又发现身上没钱。我的钱在股市上，现在取也来不及。只好去见老板，请假，借钱。老板马上拿出五千，问够不够，我说够了，谢谢，我回来就还你。他说不用了，还四千就行，那一千是我给你的。我有点感动，觉得私人老板比设计院领导有人情味。
老婆又来电话，说又收到一份电报，父亲去世了。老婆后半句说得很小心，怕伤着我。我说知道了。很平静。
4
父亲很自觉。一辈子自觉，死也不例外。
父亲基本上是一觉睡死的。头一天晚上好好的，吃饱喝足，睡了，第二天早上没起来，妈妈喊他，父亲好像听见了，但说不出话。等哥哥姐姐赶到家时，父亲人还有气，却已换上了老衣（专门为老人死后准备的衣服）。这好像也是习俗，不过这个习俗不科学。后来大姐向我告状，说如果当时送到医院肯定还有救，就是妈妈坚决不肯。我说妈妈做得对，救活了又能保几天？父亲是癌症晚期，这样无痛死亡是前世修来的。
说归这么说，但我心里特别堵，“父亲一直在等我”这句话压得我透不过气。但父亲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活，我必须为活着的母亲开脱。
“父亲一直在等我。”我相信这是真的，并且老是想着这件事。
我在家最小，小时候人家喊我“老憨子”，意思是家里的老幺，最小一个。这么说并不等于我在家里最得宠，其实正好相反。我上面有五个姐姐一个哥哥。哥哥是盼出来的，我是多出来的。我自己没什么感觉，倒是母亲时不时与父亲拌嘴，大意是说父亲偏心，诸如将鸡腿给哥哥，将鸡翅给我之类。小时候我对此毫不介意，觉得鸡翅也不错，大了就明显有感觉了，甚至发生过激烈争执。
一九七四年底，我初中毕业，哥哥高中毕业。我们那时候在毛主席“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精神下，一律是冬季毕业。第二年春天，我继续上高中（反正不用考），哥哥上山下乡。但父亲和哥哥硬是从课堂上将我拽出来，逼我去下乡。老师和同学都不理解，别人对下乡是能拖则拖，能躲就躲，我的父兄哪来的这么高思想觉悟？同学们大约已经联想到初三语文课本上古文《方腊起义》中虚拟的“父兄”。最不理解的是我的二胡老师，他说像我这样再正规学两年，可直接考文工团，下乡可惜了。我心里清楚，只要我下去了，哥哥那边就有留城的余地。我和父亲他们抗争了很长时间，我当时是真想上高中，真想拉二胡，但终究胳膊拗不过大腿，还是照父亲的意愿办了。
物极必反。从那以后，父亲对我特好，好像欠我的一样。到后来，大约是我比哥哥争气吧，父亲对我甚至更好些。一九七五年夏天，也就是我到建设兵团三个月之后，父亲专门跑到兵团看我。那么老远，还一路颠簸地给我带来一副不能收缩的木制谱架。临走的前一天晚上，父亲把他自己手腕上的那个瑞士自动表摘给我，我推说不要，因为那是孙伯伯送给他的，对于父亲来说，这只表代表他一生中一段辉煌的历史。但是父亲坚持要给我，几乎坚持出了眼泪。
第二天，我跟指导员请假送父亲去县城。
汽车站在城外，父亲将从这里乘长途汽车去芜湖，然后转车回马鞍山。那时候长途汽车远没有现在方便，需要等，要等很长时间还不一定等到。父亲和我在等车的时候，正好遇上我们宣传队一个女知青叫我，她说她要进城，希望我陪她一起去。说实话，那是我长那么大第一次受到女生的邀请，况且她又是那么美丽，但是我实在不忍心丢下父亲。正当我无法选择的时候，父亲说：“你去吧，我还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呢，说不定你回来了我还没有走。”父亲见我仍然没有走的意思，马上又递给我两块钱，说：“我最喜欢吃这里产的糍粑了，你回来的时候给我带几块。”
这一下，我终于找到把父亲一个人丢下的理由了，于是心安理得地陪着那个漂亮的女生一起进城。
那是我第一次单独与女生在一起，兴致特好，走在街上，真希望碰见熟人，希望熟人把我们想象成一对。然而，当我们终于带着父亲爱吃的糍粑回到城外的汽车站时，父亲已经乘车离去。望着父亲刚才坐过的地方，我第一次理解了什么叫失落。
今天父亲又走了，而且是永远地走了，走的那么匆忙，没有容我再看他一眼。
“父亲一直在等我。”但终究未能如愿。好像这一切都是天意。我后来常想，如果父亲没有那么快被穿上老衣，而是被送到医院；如果哥哥姐姐他们能常给我打个电话，或者慎重保留我写给他们的电话号码，那么，我就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了。就像一九七五年的那个夏天，如果我没有碰上那个女生，或者即使碰上，但是我毫不犹豫选择陪伴父亲，再有可能就是那个女知青在车站等我一会儿，等我先送走父亲然后再陪她进城，那么我就可以送父亲上车了。可惜，生活中没有那么多“如果”。
5
父亲的喜事办得很热闹。五个姐姐，除了小姐姐外，其余四个都是奶奶辈的，不用外人掺和，直系晚辈就好几十，能不热闹？我到家时，已经一屋子人，走廊都是人。刚上楼，那边就喊起来了：“跃进回来了！跃进回来了！”只见哥哥跑出来，拉住我，边往里走边说：“快磕头，快磕头。”人们自动让开地方，我糊里糊涂地先磕头。磕完头，我本想看看已经盖上红头布的父亲，这时候妈妈在众人的搀扶下从里屋出来，边走边嚎，直奔父亲：“老头子呀，小儿子回来了！”众人拉住母亲，我也起身扶住妈妈，不知说什么，止不住掉眼泪。等我定过神来，才发现自己成了焦点，满屋子人都看着我。我不知道这时候该不该与众人打招呼，怎样打招呼。突然，我发现在一屋子家里人当中夹着一个“外人”，那就是蒋伯伯。我好像找到了得体的话题，赶紧挤上前去，拉住蒋伯伯的手，说：“蒋伯伯，您老这么大年纪了，身体又不好，您自己要多保重，不用亲自来了。”蒋伯伯比父亲小两岁，但也是八十多的人了，患高血压多年，我这番话并不全是客套。蒋伯伯说：“我不来谁来呀？我们这些老头子就剩我一个了。”蒋伯伯说到这里居然哭出声来，边哭边说：“你大大（安徽无为人对爸爸的称呼——作者注）好人呀。要不是你大大，我们早就见马克思了。”老人说着，哭得愈加悲伤。我妈妈也边哭边过来劝。我见这样不行，再倒下一个老人怎么办？于是赶快让四姐夫开车送蒋伯伯回去。我和哥哥一直将蒋伯伯搀扶到楼下，还不放心，又让小姐夫陪着一道去。
蒋伯伯和父亲是同乡，以前比父亲官大。一九四九年解放军渡江后，他是采石区区长，父亲是黄山乡乡长，比父亲正好大一级。那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他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任区长。后来新中国成立了，再后来，他任区长的那个区下面的一个镇改成现在这个赫赫有名的钢铁城市，许多过去比他小的官都混上局长甚至副市长了，他还是原地踏步，直到离修，还是中学校长，越做越低了。但他比父亲强，他大小还是个“长”，而父亲离修时，只是空挂一个“离修老干部”，什么“长”也没有。这是因为五十年代初，父亲和蒋伯伯都犯了严重的错误，不同的是父亲犯的是政治错误，蒋伯伯犯的是生活错误，所以，蒋伯伯大小还保留个“长”，父亲则是连“长”也丢了。
蒋伯伯与父亲的交情是真挚的。蒋伯伯说“要不是你大大，我们早就见马克思了”也是有根据的。父亲确实救过蒋伯伯的命，父亲还救过许多其他伯伯叔叔的命，但是反过来，也正是父亲救了蒋伯伯他们的命，才有父亲自己的命，也才有我的命，也才有父亲今天的喜事。
6
打死鬼子后不久，父亲就离开那支“抗日伪军”队伍。具体原因不清楚，父亲不说谁也不知道。现在我自己瞎猜，是不是被班长“一枪正中眉心”吓的？不知我这种猜测有没有亵渎父亲。好在这一切已是过去的过去，并不那么重要了。
父亲对他在一九四零至一九四五之间的这段经历很少提及。文革时期专案组的书面结论是“在上海等地做工谋生”。事实上，那一段历史是查不清的，专案组也只能凭着父亲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写。但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是越来越不信那个书面结论。第一，父亲会说英语；第二，抗战胜利后父亲立刻在国民党南京卫戍司令部任职。
在“老干部”队伍里，父亲算是个“文化人”。父亲的字写得很好，认识的汉字好像比我多，特别是繁体字。文革前父亲曾动手写过书，没写完，文革来了吓得烧了，离休后又着手编写《二十世纪中华人物录》，其文化程度可见一斑。但这些都是他自学的结果，除了四年的私塾教育外，父亲并没有上过正规的学堂，对数理化等现代知识几乎一窍不通，但他会说英语。父亲从来没有讲过他会说英语，可能连母亲也不知道他会说英语，但我知道。我上初中时，有一次在家读英语，父亲突然过来纠正我的发音，并且教我怎么读。仅仅那一次，我记住了：父亲会说英语。我至今都很纳闷，父亲不属于具有语言天赋的人，父亲在上海多年，不会说上海话，父亲在南京多年，不会说南京话，但父亲会说英语。怎么会的？不知道。但肯定是在一九四零至一九四五年这段时期学的。我推测，父亲要么接受过强化学习，要么直接与英美人士长期朝夕相处，无论哪一种情况，“做工谋生”的内涵都大有讲头。
抗战胜利后父亲能在国民党南京卫戍司令部任职同样是一个谜。“做工谋生”的人怎么摇身一变进了如此要害的部门呢？而且父亲那时候很风光也很有权力。母亲就是那时候嫁给父亲的，母亲年轻时漂亮，外祖父是南京市郊一个小有名望的地主。父亲当时着国民党军服的照片我没见过，想必早被烧了，但我见过父亲于那个年代照的一张便装照片。父亲头戴一顶太阳帽，就是当时毛主席赴重庆谈判在机场戴的那种太阳帽，在那个时代肯定是很时髦的。说父亲当时很有权力更有证据，当年蒋伯伯他们一批共产党人正是由于父亲手中有权才得以活下来，要不然蒋伯伯怎么说“要不是你大大，我们早就见马克思了”呢？父亲不仅救过蒋伯伯，而且还救过孙伯伯、胡伯伯、刘伯伯等一批共产党人，手中没权怎能成？
父亲对这些“功劳”并没有炫耀。父亲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自己行的善积的德早已得到充分的回报，还不知足吗？父亲当时并没有打算投奔共产党，更不像孙伯伯蒋伯伯他们后来“证明”的那样，是“我党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父亲只是知道这些将要被杀头的共产党人是他的同乡，父亲相信这些同乡不是坏人，特别是那个叫孙刚的孙伯伯，父亲在家乡时就知道，当时家乡有句民谣：“一大夯二孙刚，鬼子见了心发慌。”父亲不忍心对这些让日本鬼子胆战心惊的同乡下手。不知道孙伯伯他们有没有对父亲做策反工作，反正父亲后来是冒着生命危险安排他们逃走了，而且孙伯伯“得寸进尺”，对父亲说：“身上没钱，你放了我们也没用，没钱往哪跑？”于是父亲就把刚开饷的十二块光洋全部给了孙伯伯，于是孙伯伯他们就没有去见马克思，于是这批人后来就成了新政权的栋梁，于是他们就对父亲涌泉向报，于是他们就集体证明父亲是“我党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于是父亲就在建国前佩上了孙伯伯亲自送给他的“掌中雷”（一种精致的小手枪——作者注），当上了黄山乡首任乡长，于是父亲晚年能享受离修老干部待遇。要不是五十年代初父亲“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父亲或许会比当年在国民党那边更风光、更有权力。这些自然是后话。
7
送走蒋伯伯，就要举行开孝仪式。我这才理解为什么刚才大家都看着我，因为他们一直在等着我回来开孝。我并不懂什么叫“开孝”，以前也没听说过，但现在已由不得我，一切得听主持人安排。主持人是父亲的一个表弟，好像对如何操办红白喜事很在行，是专门从老家赶来为父亲办喜事的，又是长辈，不听他的不行。主持人先吩咐大家戴黑袖章，晚辈的上面要加白布，孙子辈的加红布，再往下加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好像当时没有重孙辈的在场。然后，我这位表叔用地道的无为土话大声喊了句什么，顿时鞭炮齐鸣，喇叭声声，哭声一片。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四个从老家来的壮年亲戚迅速将父亲躺着的床板抬起，在四角分别塞上一叠草纸，即刻将床板重新放稳。接着，主持人指挥我们按顺序一个接着一个地对父亲磕头。这个顺序也是很有讲究的，好像是哥哥先磕，然后是我，再后来是大姐、二姐往下排，最后是堂哥堂嫂。我这时候大脑已经不做主，磕完头就傻傻地站在旁边，看着后面的人一个一个地磕。轮到小姐姐时，我发现她不是在磕头，而是直接拿头往父亲的床板上使劲地撞，好像要随父亲一起去才甘心，幸亏旁边有人及时将她拽起。小姐姐并没有大声地哭叫，因此这算不上高潮，高潮在后面。
后面，大约在最后，是我的一个堂嫂出场，人还没见到，惨烈的哭声已从里屋传出，那声音已经算不上是“哭”，而是一种带有旋律的嚎叫，好像很成调，有点像花腔女高音，但不全像，大约是一种专门用于这种场合的“哭唱”。伴随着“哭唱”，堂嫂从里屋冲出，直冲到父亲面前，还没来得及磕头，已经瘫倒在地，来回打滚。这场面我没见过，不知怎么办。好在旁边已有几个人将其一边安慰一边搀起。我觉得堂嫂有些夸张了。但这种夸张可能是必要的，夸张一点有利于烘托气氛。比起如今有人专门花钱“买哭”来说，堂嫂的这点夸张并不过分。
对于堂嫂的这番表现，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年父亲已经把我堂哥全家从无为老家搞到马鞍山来，并且安排了正式工作，后来是他们自己一时糊涂，六二年分田到户的时候经不起诱惑，又跑回无为乡下，结果田还没有焐热，政策又变了，再想回到城市，当然是绝对不可能的。为这事，堂哥和堂嫂相互埋怨的很长时间。现在想想，如果当初他们没有回乡下，堂哥或许不会那么早去世，堂嫂也不至于现在这样孤苦伶仃了。所以我相信，堂嫂的“哭唱”一半是为父亲，一半可能为堂哥，或者直接就是为自己。尽管如此，我对堂嫂的表现还是心存感激的，因为父亲曾经将无为老家的很多亲戚搞到马鞍山来，他们中的有些人如今已经混的相当不错了，但是今天能够像堂嫂这样表现的好像还没有，甚至有些人今天根本就没有来，不知道是真的不知道还是有意装糊涂。
在五六十年代，父亲虽然只是一个普通干部，但是父亲在单位人缘极好，加上父亲的上面有孙伯伯、刘伯伯、蒋伯伯他们这样一大批身居要职的铁杆同乡和生死至交的朋友，所以父亲曾经将家乡的许多人从无为老家搞到了马鞍山，有些实在没办法的，也安排在当年他任乡长的那个乡。现在，黄山乡有一个“无为村”，村里面的人大部分姓丁，追根问底，基本上全是我们家亲戚。
热闹归热闹，我还是发现了问题。怎么闹来闹去都是家里人？颇有点自己演戏自己看的味道。两年前我去河南参加一个交易会，办得也是很热闹，直到结束才发现，热闹归热闹，但闹来闹去都是组办单位和参展单位自己闹自己，自始至终都没见几个订货商。
我将哥哥拉到一边，问：怎么回事？哥哥满脸不在乎，说：来过了，你不看见那么多孝帐吗？
想也是，自家人都把屋子占满了，外人只能点个卯就走，要不然往哪站？但再往深处一想，这事还是与父亲早年犯的“严重的政治错误”有关，否则父亲现在肯定是地市级，灵堂还不改在市府小礼堂？
8
新中国建立不久，共产党即展开了规模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那时有一句口号，叫做“反动残余连根拔。”根据这句口号，一大批在国民党政府或军队里任职或做事的人都得被无情镇压。这事牵扯到父亲，因为父亲在旧政府里有许多老朋友旧同事，父亲认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是非杀不可的。当父亲看着有些老实本分的旧职员昨天还是好好的，今天就被拉上车拖出去毙了，父亲震惊了。父亲先去找孙伯伯，他知道事关重大，找蒋伯伯没用。父亲对孙伯伯说：真正罪大恶极该枪毙的，早就跑到台湾去了，留下的大都是没多大罪恶的小职员，他们中有不少人甚至于是盼望共产党来的，大多数旧职员都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深恶痛绝，对共产党是拥护的，对新中国是满怀希望的，因此，这样大面积地镇压是错误的，应赶快纠正。孙伯伯听后非常生气，对父亲进行了严肃地批评。孙伯伯说：你这种想法是极其错误的，也是十分危险的！孙伯伯还给父亲看了有关这场运动的中央文件，以及建国以来国民党反动势力对新生政权的各种破坏活动案例。孙伯伯接着说：现在形势严峻得很！这些案例只是一部分，事实上远不只这些。就在几天前，我们的运粮船队还遭到土匪的袭击，很多同志皖南事变都顶过来了，没想到却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永远地倒下了。孙伯伯的情绪也感染了父亲，父亲没想到形势会这么严峻。孙伯伯最后反复告诫父亲：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对反动派千万不能手软。
要不是后来黄科员被杀，这件事也就过去了，但偏偏发生了黄科员的事，命该父亲倒霉。
黄科员属旧政府留用人员，解放前在南京市伪政府任职，解放后获得留用，但被贬到了父亲工作的这个县农林局任科员。父亲与黄科员解放前就认识，后来又正好在同一个县共事，二人自然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父亲说黄科员是个难得的好人，素质高，有教养，总是“那样温良恭俭让”。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知识分子，突然有一天被镇压了！父亲想不通，又不能去找孙伯伯，找了只会挨骂。父亲直接给中央写信，给罗瑞卿写信。父亲认为：古今中外，大多数有能力的人都是要为政府做事的，国民党在时为国民党做事，共产党来了为共产党做事，对新政权构成威胁的是“反动势力”，不是“反动残余”，因此，应将“反动残余连根拔”的口号改为“反动势力连根拔”。
信被批转下来。父亲当即被缴了枪。
孙伯伯当时气得差点扇父亲两嘴巴。但是气归气，帮还是要帮的，然而在中国，尤其是50年代初的中国，凡事沾上政治都比天大，比天大的事让孙伯伯他们怎能帮？怎敢帮？！父亲被捕了。孙伯伯他们能帮的也就是帮父亲保命。事实上，要不是后来中央很快果然将“反动残余连根拔”改为“反动势力连根拔”，父亲恐怕连命也难保。
父亲一直认为是孙伯伯他们救了自己的命。父亲说：换上别人早被镇压了，是他们拖着，特别是当时任县公安局长的刘伯伯硬拖着，拖到中央“自己勇于改正错误”了，父亲释放。虽说失去的永远失去，父亲再也没有重佩“掌中雷”，只是在交通局做一般干部，但父亲保住了命。活着就好。直到文革之后，还是在孙伯伯、刘伯伯、蒋伯伯、胡伯伯他们的帮助下，父亲才平反，得到一个“光头”的“离修老干部”。
9
今晚我为父亲守夜。哥哥要与我一起守，全家反对。他昨晚已经守了一夜，今晚须休息。
哥哥去睡觉并不等于就我一个人守夜，事实上，家里有很多人，居然还有楼上楼下的四个小伙子来我家打麻匠。这还是家乡的习俗。明日父亲出殡，家里人不能抬，得由这四个小伙子将父亲抬上殡车，今晚他们四人算是热身。照规矩，我得招待他们吃、喝、抽。我觉得很滑稽，打麻匠属于典型的娱乐活动，怎能在死者身边进行？但是，当我看见母亲和姐姐们也在里屋开一桌时，才意识到本人落伍了：白喜也是喜呀！喜事和娱乐联姻，天经地义，家乡的习俗有理。
我这时候才有工夫好好看看已经死去的父亲。
父亲身上盖着红被单红头布，看上去比生前要高一些。这与我想象的不一样，我原以为人死了会缩一些。我掀开被单，见父亲脚上穿着老鞋——一种很泡的没有纳底的棉鞋。我再掀开头布，认定父亲确实死了——腮瘪，眼凹，嘴半张开，假牙不知什么原因没有了，眼睛微睁，面无表情，看不出痛苦，也看不出满足，整个脸呈骷髅像。父亲比半年前瘦多了，怎能说死前“好好”的？我猜想，父亲死前一定备受病痛折磨，只是父亲太自觉，不愿意连累家人，才硬撑着，直至“无痛死亡”。
我很奇怪挨着自己死去的父亲为什么一点也不害怕。以前我是很怕死人的。1976年在建设兵团，我们连队有个回乡知青为了去县城看“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竟在爬车时摔死，送他“上山”时，我离得很远还是很恐惧。平时要是在路上看见花圈，老远的就绕道走，实在无路可绕也是尽量侧目，不敢正眼看。但是今天晚上，当我夜里挨着死去的父亲时，竟然一点都不害怕。大概只有最亲的亲人才会如此吧。
我为父亲烧纸。
父亲早就说过：烧纸比烧花圈好，烧纸节约，而且更能表达哀思。父亲说这话时正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父亲单位的一个同事的母亲去世，在办丧事的时候，工作组不允许他为母亲为烧纸，说是封建迷信，但允许烧花圈。父亲想不通，说了这番话。当然，父亲当时也是背后说的，没敢当面说。现在好了，人民已经享受为亲人烧纸的自由，我可以为父亲烧纸了！算是实现了父亲的一大遗愿。
我不迷信，不相信烧去的草纸真能变成钱而为父亲在阴间所用，但为了父亲的遗愿，我还是不停地烧，烧了我心里好受一点。这时候，我突然发现，很多名义上为死人做的事，其实受益的是活人自己。比如像我，现在为父亲烧纸，与其说是对父亲有意义，不如说是对我自己有意义，为了我心里好受点。白天妈妈让我烧纸时就曾说：为老头子烧点纸吧，他会在阴间保佑你。你看，还是为自己。白天我没烧，需要父亲保佑的人太多，轮不到我，现在就我一个人了，我可以慢慢地烧，想烧多少就烧多少。但我不是为了让父亲保佑我，父亲给我的已经够多得了，我不想再让父亲替我受累。我烧纸，纯粹是想尽一点孝，但是事实上，我烧纸一点也不费力，父亲身旁早已备好专供烧纸的孝盆和一迭迭折成三角形的草纸，孝盆里一直有火，我要做的仅仅是将三角形草纸放进孝盆里，这也算是“尽孝”？然而父亲已经死了，我再也没机会尽实实在在的孝了，只能长跪在父亲面前，将三角形草纸一张张地送进孝盆，等待明日的到来。
10
第二天天没放亮，哥哥就回来了。我不知他这一夜睡了没有。紧接着，蒋伯伯和蒋阿姨来了。母亲赶紧迎出来。蒋阿姨进门就哭，甚至哭得比我母亲还伤心。我猜想，蒋伯伯蒋阿姨如此伤心并不完全出于我父亲的去世，可能还有一部分来自于他们自身的遭遇。假如说父亲50年代初的遭遇多少有点归结为他“不识时务”的话，那么蒋伯伯的遭遇则无论如何也找不出他自身责任。说出来现在人恐怕不相信，蒋伯伯所谓的“生活错误”仅仅是因为他没有听从组织的“劝告”，执意取了蒋阿姨为妻。
蒋阿姨是当时县里公认的美女，性格开朗，会打篮球，属“新女性”。蒋伯伯当时还没结婚，是全县最年轻的区长，风流倜傥。在老百姓看来，蒋伯伯与蒋阿姨结为一对是郎才女貌，天经地义。但当时组织上不这么看。组织上认为，蒋伯伯是党的人，又是党的干部，蒋伯伯娶什么人为妻不完全是蒋伯伯个人的事，也是组织上的事。于是，组织上对蒋阿姨进行了专门调查，调查发现，蒋阿姨不仅在新中国时期出众，在解放前也出众，不仅受到解放后共产党官员的青睐，也受过解放前国民党官员的青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不是蒋阿姨的竭力抗争，加上解放军迅速过江，“蒋阿姨”很可能就成了国民党某个官员的什么太太了。这还了得？！组织上出于对蒋伯伯“负责”，找蒋伯伯谈话，“劝”蒋伯伯放弃蒋阿姨，并且，组织上为蒋伯伯“介绍”了一位苦大仇深的妇女干部。但蒋伯伯不识“抬举”，居然与组织对着干，执意与蒋阿姨结婚，“犯了严重的生活错误”，从此仕途受挫，越做越低。
蒋伯伯蒋阿姨之所以这么一大早赶过来，还有一个外人根本就不知道的原因：当初只有我父亲坚决支持蒋伯伯的选择，而其他人，包括孙伯伯，都曾经跟组织上站在一边，“劝”蒋伯伯放弃蒋阿姨。
伴随着蒋阿姨的哭声，四个小伙子麻匠也打不下去了，只得草草收场。这时候，外甥外甥女及其配偶们陆续到达，天也放亮，出殡仪式即将开始。
11
正式出殡仪式开始之际，我那位对红白喜事很在行的表叔也“靠边站”了，一切由殡仪馆来的“专业人员”说得算。他们先将父亲连同父亲身上盖的头布被单一起装入一条很像雨衣布的深色尸袋中，然后将父亲抬到一个担架上，绑牢，指挥昨晚打麻匠的四个小伙子扛起担架，指挥我哥哥把昨晚我烧纸用的孝盆摔碎，指挥我侄儿捧着我父亲的遗像在前面引路，指挥四个小伙子将我父亲头朝前脚朝后地跟着遗像往楼下抬，指挥我和哥哥一前一后护着我父亲。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护着”我父亲。这四个小伙子也许没经验，也许是心虚害怕，也许是昨晚上麻匠没打好，反正他们并不是稳稳当当地扛着担架，而是一路摇晃、非常费力、紧紧张张、大声吆喝，特别是在楼梯拐弯处，我几次担心父亲会从担架上滑下来。看来专业就是专业，刚才我见“专业人员”那样捆绑父亲心里还不舒服，现在真佩服他们的先见之明。
好不容易将父亲抬到楼下，从楼梯口到殡车之间这段路上已挤满了人。最里头一排跪着我们家人，打头的就是我那十二岁的儿子，我姐姐们排在其后，这时候我才体验到什是男尊女卑；第二排跪着我们家亲戚；第三排站着亲朋好友；再外面是邻居及过路看热闹的人。
我们将父亲护送到灵车旁，还没反应过来，父亲就被“专业人员”送进了棂车尾部的一个箱体中，并且迅速把门关上。然后，我们被稀里糊涂地安排上了车。哥哥和侄儿被安排在第一辆车上，侄儿作为长孙始终捧着爷爷的遗像，哥哥保驾。我和我儿子被安排在尾车上，压阵。这时候我才发现，总共大约有七八辆车，有殡仪馆的专用车，有几个姐夫带来的车，还有大约是父亲单位派来的车，其中包括单位负责人的专车，反正浩浩荡荡，甚是壮观。
我发现家乡人对死者都很尊重，远远地看见出殡车队过来，都自觉地放慢脚步，甚至驻足行注目礼。车辆也不例外，几乎没有车与我们抢道。突然，有一辆黑色奥迪超过我这辆车，并且挤在我们前面，和我们保持同速，俨然成了出殡车队中的一员。刚开始，我们都很纳闷，后来，当我们车队驶向郊区的殡仪馆时，这辆黑奥迪仍然随队而行，我们终于明白：黑奥迪是来参加父亲葬礼的。是谁呢？不知道。这种时刻没法去打探或打个招呼。
12
车到火葬场（其实我们从小就这么称殡仪馆的），这里比我想象得热闹，看来还是毛主席说得对，“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等我下车时，父亲已不知去向，问哥哥，答：进去化妆了。父亲单位的书记正在安慰母亲，那情景好像父亲的去世是单位的罪过一样，难怪十一年前当时我们单位的医生救人之前先问“你父亲是哪个单位的”呢，现在看来，那位女医生其实是很有原则性的。在中国，“单位”一词的含意是外国人永远不能准确翻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