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想起刚才挤进来的那辆奥迪车，我问哥哥是谁，他说是刘伯伯的女儿刘跃华，已经打过招呼了，现在与蒋伯伯他们在一起。哥哥说着，还意味深长地看着我。这时候，我抬眼四处张望了一下，发现刘跃华远远地对我摆手，我走过去，脸上挤出一点笑容，算是打招呼。说：“来了？”她回答：“来了”。我又说：“不好意思，刘伯伯去世时我在外地，没能赶回来。”她又回答：“没关系”。
刘跃华与我是同班同学，曾经有人说我们应该成为一对，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前面说过，我父亲很自觉，一辈子自觉，死都不例外，结亲家当然更不例外。刘伯伯那时候已经从县公安局长升格为市公安局长，父亲则反其道而行之，从乡长降格为一般干部，依父亲的性格，是不愿拖累亲家的。再说，这刘跃华爱告状，我在学校只要稍微有一点不轨，父亲即刻就知晓，不是她告的还能是谁？好像因为父辈有了生死之交，她就有了“管”我的权力与义务。谁能受得了？但对刘伯伯，我一直觉得十分亲近。有一年中秋节，我在街上看热闹，那时候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战关头，父母被下放到县里，我可以不上课，天天看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地富反坏戴高帽子游街示众。看多了，10岁的我“思想觉悟”也逐渐提高，看见戴高帽子游街示众的就知道不是好人，就想上前去踢两脚。但这一次不同，这次我发现戴着高帽子游街示众的是刘伯伯！我没踢，反而上前喊：“刘伯伯！”刘伯伯半睁半闭的眼睛一下子睁开，眼里放出亲切、感激、欣慰的光芒！刘伯伯那一刻忘了自己是在游街示众，像作报告一样大声对我说：“今天过节，你和你哥哥晚上来我家吃饭！”我说：“不了。”刘伯伯说：“为什么？”我说：“爸爸要我们回当涂。”这时候，手提红白相间木棍棒的“专政队员”走到我面前，大有对我实行“专政”之势。刘伯伯赶快对我摆手，说：“你快走！快走！”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对父亲说了白天见到刘伯伯的事，父亲一愣，不说话，捧着碗不动。半天，父亲突然放下碗筷，站起身，对我和哥哥说：“走，去刘伯伯家。”
父亲一字千金，他说“走”那就是名副其实地“走”。那时候的交通远不如现在，晚上根本就没有任何车。父亲、我、哥哥，我们三人沿着铁路走。父亲说铁路比公路近，我也觉得顺着铁路一格一格地数枕木比走沥青路有趣。我们整整走了两个半小时。路上，父亲对哥哥说：要是刘伯伯真是在作报告，你们不去吃饭是对的，但他是在被批斗，你们一定要去的。那时候我确实很小，不知道父亲的话是什么意思，但两个半小时的步行和父亲对哥哥说的话我刻骨铭心！
13
哥哥和小姐夫为父亲精心撰写了悼词。哥哥头一天拿给我看，我看了一遍，说：很好，没问题。其实，“问题”很多，在我看来尤其如此，我曾经与同学打过赌，不知天高地厚地在《人民日报》头版社论中挑毛病。但今天不是我卖弄的时候，我不能对哥哥和小姐夫他们精心准备的悼词品头论足，尤其是对小姐夫，他不仅代表他自己，他还代表他的父亲——已经先走一步的胡伯伯。
在我们家姊妹七人中，只有小姐姐的婚姻是父母牵的线。这大约还是源自于父亲的“自觉”，或者说是父亲门当户对的思想根深蒂固。小姐姐能与小姐夫结婚，主要原因是小姐夫的父亲胡伯伯比我父亲更惨——什么“错误”也没犯，竟然连“干部”的身份都丢了！说来令今天人难以置信，解放初期，由于胡伯伯有点文化，由于胡伯伯最先接受现代思想，由于胡伯伯看了一部前苏联什么关于集体农庄和农业机械化的电影，于是，胡伯伯意气风发，坚决要求投入农业机械化第一线。但当时实在没有什么“农业机械化”，孙伯伯他们千思万想，最后将他派到一个日伪时期留下的排灌站当“站长”。排灌站在胡伯伯的精心管理下确实为抗旱排涝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不知从哪年哪月哪日起，排灌站由县属单位变成了由人民公社管理，排灌站站长也就没了“干部”身份。后来，大约是胡伯伯常年在“农业机械化”第一线的缘故，还没等“落实政策”，就早早地离世了！最近我老是在想，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需要“落实政策”？像胡伯伯这样没能在有生之年等到“落实政策”的人找谁承担责任？
阴差阳错。哥哥和小姐夫精心准备的悼词最终竟未能当众宣读。
当时很乱。父亲的追悼会现场是由父亲生前单位负责布置的，很仓促，前面的人刚用过，后面的人正等着。这时候我们也计较不了许多，反正有那个意思就行了。父亲化妆完被推进来，罩在一个有机玻璃罩子内，很像党和国家领导人专门享用的那种水晶棺。我和哥哥分跪父亲两边，母亲她们被邻居或父亲单位来的人架着一个接着一个从父亲面前走过。这时候，大家都知道这是与父亲最后一面了，哭得非常伤心，纷纷往父亲“水晶棺”上涌，拉都拉不住。好不容易一个个哭着闹着走完了，二姐夫突然发现还没读悼词，问我怎么办，我往四周看了看，母亲和姐姐她们已经被人搀扶着从后门出去，后门通向什么地方不得而知，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来过火葬场，再追出去将几十人一一哭着、喊着、架着拖回来已不现实，我只好自作主张地“表态”：算了吧。
后来，哥哥以此对我发难，指责我大逆不道，实在是小题大做了。读不读悼词对父亲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况且，我对悼词的基本思想是持不同看法的。前面说过，出于对哥哥特别是对小姐夫的尊重，我并没有对悼词挑毛病，其实，悼词中并不是没有“毛病”，而是“毛病”太大，以至于我没法“挑”。当一篇文章用词不当或语法不通时，你可以替他修改，但是，当文章的基本观点你不赞同时，你就没法替他改，否则你就等于认同他的观点。哥哥和小姐夫为父亲写的悼词其基本思想是回顾父亲这一辈子的“革命生涯”，盛赞父亲为“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我认为这不符合事实。事实上，至少在主观上，父亲一生并没有打算为“革命”做任何事。父亲参加队伍打鬼子并不是为了“革命”，那其实是被日本鬼子逼上梁山，鬼子打到我们家门口，杀人放火强奸妇女，你不打他他杀你，没办法，只有奋起反抗；父亲解放前帮助孙伯伯、刘伯伯、蒋伯伯、胡伯伯他们死里逃生也不是为了“革命”，父亲只是觉得这些人是他的同乡，而且是父亲崇拜的打鬼子的英雄，能帮人时且帮人；父亲解放后上书中央，建议将“反动残余连根拔”改为“反动势力连根拔”既不是为了“革命”也不是为了“反革命”，只是出于父亲的“人性”，父亲认为像黄科员这样的旧政府留用人员实在是不该枪毙，父亲是不忍心看着这些无辜的“残余”被“连根拔”，才写那封信的，与“革命”无关，与“反革命”也无关。在我看来，父亲的基本特点是自觉、勤奋、善良。“革命”这顶高帽子父亲戴不起，可能他也不愿意戴，硬戴上去没有任何意义。
14
父亲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接受一九七五年夏天在广得县长途汽车站的教训，这一次我一直守在父亲的身边，亲眼看着父亲被送进火化炉，一点一点被烧尽，最后只留下那么一撮骨灰。
我是不赞成火化的，甚至觉得这样做有悖于人性。干吗一定要推行火化呢？土葬更科学。人死后，只要不是特别具有传染性的，都可以洗净装入一个生物降解尸带，按规划要求埋在需要绿化的地方，上面种棵树，挂上一个金属牌子，刻有死者的姓名简历。后人需要表达孝心或寄托哀思，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维护好这棵“再生之树”，让她茁壮成长！为后人留下一片阴凉，为养育他的地球母亲留下一片绿！
我是没法在父亲身上实现这个愿望了，人生本身就充满遗憾，死也不例外。在父亲被送进炉子之前，有那么一刻我突然怀疑躺在停尸床上的那个人是不是我父亲，于是走过去，揭开被单，认真看了又看，是我父亲。
父亲走了。什么也没带。家人将一柄父亲生前天天握着的拐杖作为他唯一的陪葬品，但还是被铁面无私的工作人员剔出来，哥哥上前递了盒烟也没用。我想这是天意，天意就是让父亲这样干干净净地来，清清爽爽地走。直到这柄拐杖与父亲的其他物品被家人拿到围墙外面烧掉之后，我才醒悟：父亲是想让我永远保留它呀！
父亲本来或许是把那只孙伯伯送给他的瑞士表留给我做永久纪念的，但是那时候我年幼无知，经常打架，竟在一次“战斗”中永远丢失了！这柄拐杖是我当年游黄山时买的，父亲本不需用拐杖，但因为是我“孝敬”的，他才与它形影不离，我应该想到好好保留它呀，但是我疏忽了。生活中有些疏忽是永远没有办法弥补的，比如上山下乡时候丢失了父亲送给我的瑞士表，比如在长途汽车站让父亲孤单的离去，比如被烧掉的那柄拐杖。
父亲从小就教导我“不要难为人”，我的理解一直是“不要为难别人”，所以我做人的原则是尽量不求人，不麻烦人，但直到父亲走了我才悟出：父亲的本意其实是“不要让人讨厌”。而我实在是最让人讨厌的，特别是说话，尖酸刻薄，夸大其词，得理不让人，居然还不知耻地以为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气质与秉性”。
父亲是一本书，如果我早些读懂，或许过得更好，也少让父亲操那么多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