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西在家停了一周，父亲不让他沾庄稼的边儿，他是眼看着父亲割了麦再脱粒，然后扬场、晒麦，一点点将麦子弄回家的。临走时，他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世上的事就这么不如意，两年后，根西所在的那家化工厂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困境：化工原料价格猛涨，化工产品却销不出去，全厂1000多名职工几个月发不下工资。厂里实在抵挡不住了，便痛下了改革的决心，决定减员增效，第一批减员百分之二十，根西首当其冲。
下岗了，根西好几天不吃不喝躺在床上，他毕竟已跳出农门了哇，现在怎么办？想来想去想不出个好法子来，根西只好爬起来狠狠地抽烟，但烟抽了一支又一支，还是没有好法子，根西就回到了家。父子俩静静地对坐着，良久，父亲终于开口了：“娃，土地是人的根啊，不行咱回来，只要有地就饿不死！”
根西掐灭了手中的烟，无奈地点了点头。
根西上地了，起初，那双稚嫩的手打出了许多血泡，他咬牙挺了过来。一年时间，他重新跟着父亲学会了种麦子，种玉米，种大豆，种各种蔬菜，根西成了种庄稼的好把式。
第二年，根西和父亲商量，说要种地就要种出名堂来，小打小闹不行。父亲赞许地点了点头。根西就承包了村里的60亩红土坡地，他雇了两个帮手在上面栽上烟苗，一天到晚忙碌起来。秋后，除了交清承包费、付清雇工的工资外，净挣两万元。根西成了当地有名的种田大户，当上了县里的劳动模范。
又是五月，山乡的小麦一片金黄，根西家的窑场地里，一条大汉正挥舞着镰刀在割麦，身后的空地上，码放着一排排整齐的麦铺。上午十点多，根西父亲来到地头，喊：“娃，回去吃饭。”
根西仍然弯着腰在那里割麦，他根本没听见父亲在叫他。
“啊，喔，饭熟了？”根西这才醒悟过来，缓缓地站起身，用肩膀上的手巾擦了一把脸上的汗水。
父亲上前接下镰刀，用极快的速度将两铺麦合在一起，扎了一捆就要往肩上扛。根西抢过说：“我来拿。”然后手一提将麦捆放在了肩膀上。
五月的田埂上，走着一老一少两个庄稼汉。
玉米的馨香
邢庆杰
那片玉米还在空旷的秋野上葱葱郁郁。
黄昏了。夕阳从西面的地平线上透射过来，映得玉米叶子金光闪闪，弥漫出一种辉煌、神圣的色彩。三儿站在名为“秋收指挥部”的帐篷前，痴迷地望着那片葱郁的玉米。
早晨，三儿刚从篷内的小钢丝床上爬起来，乡长的吉普车便停到了门前。乡长没进门，只对三儿说了几句话，就匆匆忙忙地走了。三儿便在乡长那几句话的余音里呆了半晌。
明天一早，县领导要来这里检查秋收进度，你抓紧把那片站着的玉米搞掉，必要时，可以动用乡农机站的拖拉机强制执行，乡长说。
三儿知道，那片劫后余生的玉米至今还未成熟，它属于“沈单七号”，生长期比普通品种长十多天，但玉米个儿大，子粒饱满，产量高。三儿还是去找了那片玉米的主人——一个五十多岁瘦瘦的汉子，佝偻着腰。
三儿一说明来意，老汉眼里便有混浊的泪滚落下来。
俺还指望这片玉米给俺娃子定亲哩，这……汉子为难地垂下了头。
三儿的心里便酸酸的。三儿也是一个农民，因为稿子写得好，才被乡政府招聘当了报道员，和正式干部一样使用。三儿进了乡政府之后，村里人突然都对他客气起来。连平日里从不用正眼看他的支书也请他撮了一顿。所以三儿很珍惜自己在乡政府的这个职位。
三儿回到“秋收指挥部”的帐篷时，已是晌午了。
三儿一进门就看见乡长正坐在里面，心便剧烈地顿了一顿。事情办妥了？乡长问。
三儿呆呆地望着乡长。
是那片玉米——搞掉没有？乡长以为三儿没听明白。
下午……下午就刨，我……我已和那户人家见过面了。三儿都有点结巴起来。
乡长狐疑地盯了他一会儿，忽然就笑了。乡长站起来，拍了拍三儿的肩膀说，你是不会拿自己的饭碗当儿戏的，对不对？
三儿无声地点了点头。
乡长急急地走了。三儿目送着乡长远去后，就站在帐篷前望着这片葱郁的玉米。
天黑了，那片玉米已变成了一片墨绿。晚风拂过，送来一缕缕迷人的馨香，三儿陶醉在玉米的馨香中，睡熟了。
第二天一大早，乡长和县里的检查团来到这片田地时，远远地，乡长就看到了那片葱郁的玉米在朝阳下越发蓬勃。乡长害怕地看旁边县长的脸色，县长正出神地望着那片玉米，咂了咂嘴说，好香的玉米啊。乡长刚长出一口气，县长笑着对他说，这片玉米还没成熟，你们没有搞“一刀切”的形式主义，这很好。乡长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脸上一片灿烂，心想待会儿见了三儿那小子一定表扬他几句。
乡长将县长等领导都让进了帐篷。乡长正想喊三儿沏茶，才发现篷内已经空空如也。
三儿用过的铺盖整整齐齐地折叠在钢丝床上，被子上放着一纸《辞职书》。乡长急忙跑出帐篷，四处观望，却没有看到一个人影。一阵晨风吹来，空气里充满了玉米的馨香。乡长吸吸鼻子，眼睛湿润了。
幸福倒计时
李世民
搅拌机像一个巨大的蜗牛呼呼啦啦地旋转着，民工三元认真而自然地扳动着离合器，把黏糊糊的混凝土倒在了伙伴的小车里。
三元已经彻底地喜欢上了这个巨大的蜗牛一样的搅拌机，尽管搅拌机的声音尖厉刺耳，尽管搅拌机还常常会把星星点点的灰浆喷溅到三元黑红色的脸膛儿和敞开衣扣的肚皮上，三元还是觉得，搅拌机就像自家喂熟的大黄牛一样听话，让它吃料它就吃料，让它旋转它就旋转，让它停下它就停下。
每天上班的时候，三元总是比伙伴们早到一会儿，看看搅拌机的线路是不是有问题，给轴承和齿轮加些油什么的；每天下班的时候，三元总是晚走一会儿，冲刷一下搅拌机的里里外外，或者是紧一紧螺丝。三元越发觉得，搅拌机就是自家喂养的那头牛，你只要好好侍候它，它就听你的使唤，卖力地干活儿。
搅拌机的左侧，有一根柳木柱子。说它是柱子，其实是不对的，春天工地开工的时候，大家安装搅拌机，随意插了一根柳木，现在已经是夏天了，柳木的梢头居然抽出了几根枝条，生出了翠绿的嫩芽来，应该算是一棵柳树了吧。柳木上挂着一块黑板，黑板上写着一行醒目的字：工程离竣工还有120天。
在黑板的最下端，还有一行用粉笔写的小字：离三元结婚还有30天。这行小字，除了三元之外，工地上的其他人可能都不知道，因为他们根本不会在意，也看不清楚。这是三元的秘密，也是三元无法掩饰的幸福。看着这行字，三元常常会无端地发出嘿嘿的笑声，他觉得那个不断变化的数字，像一根根火柴，一次又一次地擦亮了自己的眼睛，映红了自己的脸膛儿，这样的时候，三元的心里也会像涨潮的海水一样，涌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幸福。
三元的对象名叫柳琴，是过年的时候村里的媒人给介绍的。有时候，三元使劲地想柳琴的模样，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其实，这也不是三元的错。三元和柳琴，总共才见了三次面：头一回，是三元和柳琴相亲，第一眼，三元就相中了柳琴，他觉得柳琴好看，越是好看，三元越是不敢多看，好看在哪里，三元也说不上来。第二回，三元去柳琴家送彩礼，带去了一台大彩电和一堆花花绿绿的衣服。记得当时柳琴说，这么多的衣服，啥时候才穿得完啊！三元直搓手，不知道说啥好。第三回，三元来城里打工，柳琴送他去车站，那天是正月十六，天冷得厉害，柳琴的手冻得通红，有几回，三元都想拉住柳琴的手，这样一是给她暖暖手，二就是俩人能牵牵手。三元只是这样想，却没有拉住柳琴的手，现在三元想起来多后悔呀，他真的想不出拉住柳琴的手是什么样的滋味，他想等结婚以后，天天都要拉住柳琴的手……
工地的对面有一个超市，休息的时候，三元常到里面看看，三元看中了超市里的一条毛巾被，粉红色，带点儿暗花，上面有鸳鸯戏水的图案。三元不止一次地看那条毛巾被，他想柳琴会喜欢这条毛巾被吗，他想柳琴一定会喜欢的，想着想着三元的脸就红了。三元还想，城里的东西就是好，城里的东西也很贵，一条毛巾被二百多块钱，顶两只山羊呢，顶好几袋玉米呢。但是，三元还是拿定了主意，等到回家结婚的那一天，一定要带回这条毛巾被。
工地上，每天都要用一袋又一袋的水泥，这些水泥，是三元一袋又一袋地从仓库搬到搅拌机前的，用过了水泥，三元就把一条又一条的水泥袋收藏起来，隔上三五天，就有收废品的小贩上门收一次，三元计算着，到了临走的时候，卖水泥袋的钱差不多也能买一条毛巾被了。
黑板下方的数字在三元的期盼中一天比一天变小了，三元结婚的日子也来临了。
那天，三元怀揣着水泥袋换来的200块钱，一阵风催着一阵雨似的朝对面的超市赶去，就要推开超市的玻璃门时，三元禁不住回头望了一眼，三元看见，搅拌机还像蜗牛一样旋转着，伙伴们还像过年一样装着石子推着沙子；三元听见，搅拌机还呼呼啦啦地响着，伙伴们还嘿嘿呀呀地喊着号子……
从超市走出来的时候，三元左手拎着一只烧鸡两只板鸭三条炸鱼，右手拎着四瓶高粱酒。其实，三元是在看到超市门前那个巨大的酒瓶才改变主意的，三元像个做错了事情的孩子一样涨红了脸，他在想，这个时候为什么不请兄弟们喝杯酒呢？
那天晚上，高粱酒的香味在整个工地上荡漾着，伙伴们呼天喊地的猜拳枚声也响彻了整个工地，大家都说喜酒不醉人，实际上大家都喝醉了。喝醉了的伙伴们话就稠了，有人问三元你媳妇儿好看不好看，三元说好看。有人说三元你媳妇儿好看带过来让大伙儿也看看呀，三元说这回俺请了半个月的假，结婚后就把媳妇儿带到工地上来，让大家好好看两天……
第二天，三元在伙伴们的簇拥下乘上了火车。三元还不知道，自己的行李包里，多了一条粉红色暗花的毛巾被；三元更不知道，工地上黑板下面的那行小字，此刻已经变成了醒目的大字：离三元回工地还有15天。
最后一碗黄豆
王琼华
这是我听来的一个故事。
他说，我爷爷是个染布的。在镇子西头，我爷爷十七岁那年刷刷地架起了好几口大染锅。我爷爷这吃饭手艺是“偷”来的。我爷爷从小喜欢跑进一家大染坊找老板的儿子斗蛐蛐。有时老板的儿子跟私塾先生念书，我爷爷只好蹲在一侧，两眼愣愣盯着那热气腾腾的大染锅。我爷爷蹲着看染布时，嘴巴一直在嚼动。我爷爷过一会儿就从兜里摸出几颗炒熟的黄豆塞进嘴巴里。只是这一蹲常常一两个时辰，染布师傅还讥笑我爷爷傻呆呆的。当我爷爷染出第一锅布时，人家才知道我爷爷不傻也不呆。
那年，我爷爷家遭了大灾，我爷爷才架起那几口大锅开始跟人染布的。开业那天，镇子里所有人都听到我爷爷一边敲铜锣一边喊话，开张头半个月染布不收钱，染坏了一赔二。我爷爷没钱请帮工，自己把麻绳往肚子上用力一勒，一把黄豆往嘴巴里一塞，再一边嚼着黄豆，一边搅动大染锅。当我爷爷嚼完三四把黄豆时，那青得锃亮的布就染成了。
后来，那家大染坊被我爷爷挤垮了。没过半月，我爷爷嚼着黄豆把那几口锅搬进了大染坊。于是，镇子里又有了大染坊。那名声像染布匠拿搅锅棍敲锅一样，咣咣当当响得很。在嚼着一把又一把黄豆时，我爷爷兜里越来越有钱。有了钱，除了每天多嚼几把黄豆，还娶了我奶奶。迎亲那天，我爷爷喝了好多酒，醉了，进洞房时还绊了一脚，兜里的黄豆全撒在地上。后来跟我讲这事时，我爷爷还叹气，这一绊，是个不好的兆头。要不，这后半辈子也不会活得这样磕磕绊绊。说这事时，我爷爷喘着粗气，一口接一口，一口紧似一口，我帮着擂了半天背，我爷爷还是喘得满脸猪肝色。
其实，我爷爷在生我父亲的气。
闲时，我爷爷经常是一边慢慢嚼着黄豆一边跟我说，你父亲是一个“倒钱筒”。我爷爷只生了我父亲一个，让我奶奶惯得很娇贵的。听我爷爷说，我父亲才十岁，就开始进烟馆，没钱，我父亲赊账。烟馆老板拿着赊账本来讨钱时，我爷爷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后来，我父亲好像进了“窑子”。
我开头还好奇地问过我爷爷，“窑子”是什么好东西呢？我爷爷呸呸呸把嘴巴里嚼得半碎的黄豆统统吐了出来，说那是用好多好多银子也填不满的一个“窟窿眼儿”。一直到两个满脸胭脂的女人找上门要钱，我才迷迷糊糊明白了一些事。
那天，我躲在我爷爷的屁股后面，一泡尿撒在裤裆里，哇哇直哭。两个女人张牙舞爪的，要把我抱走抵债。我爷爷一把揽过我抱得紧紧的，满脸老泪地让账房赶快取钱。
我十岁那年，大染坊被抵了赌债。
三天三夜，我父亲跟人赌输了。
搬出大染坊时，我爷爷掏出一把又一把黄豆。我爷爷这回没有把黄豆塞进嘴巴，而是把黄豆沿路撒在地上。
晚上，我爷爷突然把我拉到跟前，指指桌上一只碗说，这辈子只剩下这一碗黄豆了。
我一看，那一碗黄豆炒得金灿灿的。
我爷爷说，爷爷把这碗黄豆装进肚皮里，孩子，在你没办法活下去时，再从爷爷肚皮里掏几颗。
我愣愣的，爷爷你不怕痛吗？
我爷爷叹着气说，好孙子，你心疼爷爷的话，一辈子也别把爷爷拖出来开膛破肚。听了这话，我还是愣着。
第二天早晨，我爷爷死了。当时，我父亲长号着，怎么也找不到我爷爷的几坨金子。整整两天两夜，我父亲雇了好几个人把小院子掏了一遍又一遍，最后连瓦背也全掀掉了，还是没找到那几坨金子。我爷爷被邻居抬上山下葬时，我父亲已经疯了。
后来，一个金匠跟我说我爷爷确有几坨金子。不过，我爷爷暴死前偷偷地让金匠把几坨金子打成了一颗颗的金珠子。
我才蓦然明白，我爷爷最后吃的那碗不是黄豆，而是金子。我也明白，我爷爷舍命就是为了给我留下一笔活命钱。
听完这个故事，我欷许久，问他，与你爷爷同时葬入山坡的金子后来取出来了吗？
他摇摇头。
他说，自己要是去开了棺，爷爷肚子里有再多的金子也会花光，更不可能拥有今天这个“著名企业家”的头衔。当然，他也不想让子孙重复自己父亲的悲剧，一定会在咽气前立下遗嘱把自己几家公司所赚的钱统统捐给慈善机构。至于爷爷肚子里的“黄豆”，连他自己也无法找到了，因为，他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把爷爷的坟头削平了……
蛇
宋以柱
到了秋天，还是初秋，苏然家里出现了一条蛇。
那天，苏然从地里回家，放下扁担、头、铁锨，就觉得院子里多了点什么，就四下里看。媳妇儿勤快，院子收拾得干净利索，常用的家什，固定的，经常挪动的，都有位置。苏然不费力地发现了那条蛇，蛇很粗，蜷在北屋墙根晒太阳，盘成蚊香的样子，瞪着眼，青皮，平头顶，肉鼓鼓的。苏然怕这东西，对那种黏糊糊的感觉起腻。
苏然没有伤害它，苏然心善。在地里干活儿，见到蛇、青蛙、蜥蜴等，都不动它们，任其不紧不慢地跑掉。活得好好的，干吗要伤它呢。蚂蚱例外，这家伙吃庄稼，边干活儿边随手捉住，穿成一串，拎回家去，炸得焦黄，油汪汪的，喝上二两地瓜干子酒。
看了一会儿，进屋告诉妻子、儿子，墙根有一条大蛇，别惹它，或许有毒，也别伤它。妻子当即抖成一团，儿子欢叫一声，开门出去，看了一眼，跑回来兴奋得一跳多高。
一时相安无事。
只有妻子有些神经质，去南屋里挖喂猪用的麸子、地瓜面，用木棍挑开盖子，远远地看看，手伸下去也是犹豫、哆嗦，生怕里面伸出一个白花花的蛇脑袋。到院子里喂鸡、喂鸭，到猪圈里喂猪，也是东张西望，看了地面，看墙角，又看看树上、墙上，确信蛇没出来，才去做该做的事。那样子不像操持家务，像偷东西。
蛇隔三差五地出现，不知从哪个墙角或者屋檐上出来，只是蜷在那儿睡觉，哪儿也不去，像一个听话的孩子。媳妇儿有两次央求苏然把蛇赶走：咱不伤它，让它离开就行。并且，要去买黄表纸、香火，焚香祷告让蛇自己走。苏然给拦住了：让它在这儿吧，它又没有固定的去处，来来往往的，别招惹它就行。蛇在这儿，老鼠就没了。果然没有老鼠出现，晚上就少了老鼠打架的惨叫，啃门框磨牙的“咯吱”声，也没了。
儿子放下书包，就到处找蛇。蛇呢？蛇呢？老朋友一样。有一两次，媳妇儿看到儿子蹲在地上，和蛇面对面地对视，吓得差点尿裤子。儿子却不怕，小脸激动得通红，回头喊娘：“娘，娘，蛇吃什么？”“吃鸡蛋。”儿子跑回屋拿一个鸡蛋，咕噜一下滚到蛇嘴边。大概因儿子属蛇，所以见了蛇亲。那就养着吧。
苏然养了不少鸡，还养了两头猪，每年两头。现在农村人大都不养猪了，盖新房时虽盖了猪圈，但是不养猪，用做人拉撒的厕所，舒服，安全，少了猪急不可耐的哼哼。
苏然的一百多棵红富士果树，指望着这两头猪攒粪。如今的农村，种小麦、玉米，栽果树，全靠化肥，把地喂死了，土都板结了，刨不动，而且用的化肥一年比一年多，那土地像上了毒瘾一样，离了越用越多的化肥，不长庄稼。只有苏然，一直用农家肥。
每个月一次，把熟透的农家肥刨起来，从猪圈墙上的小洞撂出去，推到果园里，堆一堆儿，用稀泥封住，闷熟，备用。很辛苦，但是果树长得好，苹果个儿大，圆润，光泽好，嘎嘣脆，卖钱又多。
两头猪长到三百斤左右，时间也到了农历的小年，该卖猪了。现在的人金贵，肉吃多了，也就有了讲究，专拣农村家养的吃，比如鸡，还有猪，都是这样，肉香，耐嚼，无激素，让人吃得放心，吃得舒坦。还有名分，一律叫笨鸡、笨猪。价格要高很多。单说那鸡，三斤左右一只，给你杀好、洗净、炖熟，端到桌上，吃得很香，很解馋。吃好了，剔着牙出来，打个饱嗝，结账的时候，单是那只鸡，要一百块出头。真是贵。但吃的人不少。
很精明的小商贩，看准了这个市场，走街串巷，挨个敲门，猪和鸡都要，贩卖到城里，挣钱很足。鸡贩子用摩托车，拿细绳绑在后座木架子上，头朝下，上面是一排鸡脚，中间是鸡翅，挲着，下面是一串鸡脑袋。猪贩子用三轮车，一次只收到三两头，也能挣到几百块。自己杀了卖肉，挣得更多。杀猪的多肥头大耳，红光满面，走路噔噔噔，有劲儿，嗓门儿大，很豪爽。价格是要争论，到最后，三十元五十元的钱，抽出来就给，皆大欢喜。
村里人对猪贩子很尊重，他们肯出价。他们的眼特贼，瞥一眼，就喊出大差不离的斤两，知道出多少精肉，多少肥膘，多少下水，猪皮能卖多少钱，几分钟时间，估摸出这头猪到手能挣到多少票子，都成精了。但是不到要卖的时候，不让猪贩子看。咋说？有毒，啥有毒？猪贩子那俩眼。让他看一眼，不要了，太瘦，不出肉。好吧，那猪三天内只叫唤，不吃食，一个劲儿地往下掉膘，吓的。
他们也收病猪、死猪。一头好好的猪，活蹦乱跳的，突然就病了，蔫头耷脑的，不吃不喝。兽医也找了，村里的、镇上的，灌药，拿筷子撬开猪嘴，往里灌。打针，那针管比擀面杖还粗。忙活几天，扔上几十元，还是吐着白沫死了。猪贩子就来了，围着转一圈，喊出一个价。女人就哭出声来。猪贩子咬牙跺脚地加上几十元，抬上车，走了。白辛苦一年。
快落树叶的时候，有一天，苏然从外面喝酒回来，碰到慌慌张张的媳妇儿：“刚才有两个猪贩子来看猪，在猪圈里站了一会儿，嗷的一声跑出来，脸煞白，嘴唇哆嗦，说是有蛇，跑了。”
“谁让他们看的？”
“偷着进来的，我听到动静，他们已经在猪圈里了。”
苏然进猪圈，没见到蛇。地上一个干净纸包，打开，是白色粉末。拿到村卫生室找魏大夫，用手一捻，闻闻，说了一句话：“毒饵。慢性的，四五天就要命。”
苏然脑袋“嗡”的一下，撒丫子去找那两个猪贩子算账。
早跑了。
莲池老人
贾大山
庙后街，是县城里最清静的地方，最美丽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寺院，寺院的山门殿宇早坍塌了，留得几处石碑，几棵松树，那些松树又高又秃，树顶上几枝墨绿，气象苍古；寺院的西南角有个池塘，清清的水面上，有鸭，有鹅，有荷；池塘南岸的一块石头上，常有一位老人抱膝而坐，也像是这里的一个景观似的。
寺院虽破，里面可有一件要紧的东西：钟楼。那是唐代遗物，青瓦重檐，两层楼阁，楼上吊着一只巨大的铜钟。据说，唐代钟楼，全国只有四个半了，可谓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只是年代久了，墙皮酥裂，木件糟朽，瓦垄里生满枯草和瓦松。若有人走近它，那位老人就会隔着池塘喝喊一声：
“喂——不要上去，危险……”
老人很有一些年纪了，头顶秃亮，眉毛胡子雪一样白，嗓音却很雄壮。原来我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后来文物保管所的所长告诉我，他是看钟楼的，姓杨，名莲池，1956年春天，文保所成立不久，就雇了他，每月四元钱的补助，一直看到现在。
我喜欢文物，工作不忙时，常到那寺院里散心。有一天，我顺着池塘的坡岸走过去说：
“老人家，辛苦了。”
“不辛苦，天天歇着。”
“今年高寿？”
“谁晓得，活糊涂了，记不清楚了。”
聊了一会儿，我们就熟了，并且谈得很投机。
老人单身独居，老伴早故去了，两个儿子供养着他。他的生活很简单，一日三餐，五谷为养，有米、面吃就行。两个儿子都是菜农，可他又在自己的院里，种了一畦白菜，一畦萝卜，栽了一沟大葱。除了收拾菜畦子，天天坐在池边的石头上，看天上的鸽子，看水中的荷叶，有时也拿着工具到寺里去，负责清除那里的杂草、狗粪——这项劳动也在那四元钱当中。
他不爱说话，可是一开口，便有自己的思想，很有趣味的。中秋节前的一天晚上，我和所长去看他，见他一人坐在院里，很是寂寞，我说：
“老人家，买台电视看吧。”
“不买，太贵。”
“买台黑白的，黑白的便宜。”
“钱不够。”
“差多少，我们借给你。”
“不买。”他说，“那是玩具。钱凑手呢，买一台看看，那是我玩它；要是为了买它，借债还债，那就是它玩我了。”
我和所长都笑了，他也笑了。
那天晚上，月色很好，他的精神也很好，不住地说话。他记得那座寺院里当年有几尊罗汉、几尊菩萨，现在有几块石碑、几棵树木，甚至记得钟楼上面住着几窝鸽子。秋夜天凉，我让他去披件衣服。他刚走到屋门口，突然站住了，屏息一听，走到门外去，朝着钟楼一望两望，放声喊起来：“喂——下来，那里玩不得呀，偏要上楼去，踩坏我一片瓦，饶不了你……”喊声未落，见一物状似狗，腾空一跃，从钟楼的瓦檐上跳到一户人家的屋顶上去了。我好奇怪，月色虽好，但是究竟隔着一个池塘呀，他怎么知道那野物上钟楼呢？他说他的眼睛好使，耳朵也好使，他说他有“功夫”。
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功夫”。他在池边坐久了，也许是那清风明月、水泽荷香，净了他一双眼睛、两只耳朵吧？
可是有一天，我忽然发现他死了。那是正月初三的上午，我到城外给父亲上坟的时候，看见一棵小树下，添了一个新坟头。坟头很小，坟前立了一块城砖，上写：杨莲池之墓。字很端正，像用白灰写的。我望着他的坟头，感到太突然了，心里想着他生前的一些好处，就从送给父亲的冥钱里，匀了一点儿，给他烧化了……
当天下午，我怀着沉痛的心情，想再看看他的院落。我一进门，不由吃了一惊——他的屋里充满了欢笑声。推门一看，只见几位白发老人，有的坐在炕上，有的蹲在地下，正听他讲养生的道理。他慢慢念着一首歌谣，他念一句，大家拍手附和一声：“吃饭少一口。”
“对！”
“饭后百步走。”
“对！”
“心里无挂碍。”
“对！”
“老伴长得丑。”
老人们哈哈笑了，快乐如儿童。我傻了似的看着他说：“你不是死了吗？”
老人们怔住了，他也怔住了。
“我在你的坟上，已烧过纸钱了！”
“哎呀，白让你破费了！”
他仰面笑了，笑得十分快活。他说那是去年冬天，他到城外拾柴火，看中那块地方了。那里僻静，树木也多，一朝合了眼睛，就想“住”到那里去。他见那里的坟头越来越多，怕没了自己的地方，就先堆了一个。老人们听了，扑哧笑了，一齐指着他，批判他：好啊，抢占“宅基地”！
天暖了，他又在池边抱膝而坐，看天上的鸽子，看水中的小荷……
有人走近钟楼，他就喝喊一声：
“喂——不要上去，危险……”
他像一尊雕像，一首古诗，点缀着这里的风景，清凉着这里的空气。
清明节，我给父亲扫墓，发现他的“坟头”没有了，当天就去问他：
“你的‘坟头’呢？”
“平了。”
“怎么又平了？”
“那也是个挂碍。”
他说，心里挂碍多了，就把“功夫”破了，工作就做不好了。
儿子的旋律
徐平
儿子下班了，父亲紧张地数着儿子的脚步声。果然儿子“啪”地开了门。父亲默默地看着他。儿子没有看父亲，似乎点了个头，往自己卧室边走边脱外套。
收录机又响了。
儿子！
两人面对面准备吃饭，儿子在撬午餐肉。父亲从儿子脸上看不出什么异常。
父亲一字一句：“我被免职了，明天宣布。”
儿子猛地扬起脸。父亲没有在这稍纵即逝的惊讶里看到别的什么，没有怜悯没有安慰也没有懊恼。儿子手不停：“你也需要休息了。”
父亲感到胸闷气短，他盯着儿子。儿子的手健美粗大血管里青春在跃动。儿子一声不吭，父亲没有说话也不再盯着儿子。他感到儿子匆匆搁筷，找衣服，又跨进卫生间。马上，水声“哗啦哗啦”，跟着儿子的歌声高高扬起，声音温存自信，旋律跳荡。
儿子！
儿子！
儿子！
儿子你在想什么？你大了不再崇拜父亲，你越来越沉默，你不再抱怨父亲呆板僵化，不再为各种政治问题与父亲争论不休，也不再说父亲刚愎自用。儿子，你甚至看不起父亲。可父亲这样了你还是无动于衷吗？这就是这一代的冷漠理智？你匆匆吃饭洗澡是因为那打字员在等你去看歌剧？可是儿子，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你啊！我的官龄比你年龄还大一圈……
电视在播相声。父亲茫然四顾时才发现儿子并未出门，而是坐在他身后看书。父亲不由纳闷儿：打字员前天就订了票，还兴冲冲问他是否同去。
父亲彻夜来回踱步，儿子也辗转反侧。父亲老了，他的一切都老了，曾和父亲这一辈很协调的背景已走向薄暮黄昏。这是变幻莫测的时代，不是仅仅需要热血赤诚的岁月。
早上儿子起得很早，父亲晨练回来，儿子已准备好早餐。收录机照样开着，而且旋律明亮欢快。
父子俩依然沉默着洗漱用餐。儿子几次似乎要开口，父亲忐忑地期待着，儿子却什么也没有说。
父亲佝偻着进卧室更衣。儿子不知什么时候站在身后捧着一套西装，“穿这精神。——是去开宣布会吗？”儿子又拿过领带走到父亲跟前，父亲迟疑着。
“我给你打。”儿子看着父亲。温柔的手像父亲过世的妻子。父亲心缩成一团。“行吗？”儿子侧侧身。
父亲和儿子一起看着穿衣镜。沉默着，父亲凝视儿子的眼睛，儿子也凝视着父亲。儿子对着镜子：“一夜之间你衰老许多，”儿子声音低沉、温柔，“可我一直为你感到骄傲，为你一辈子正直无私，一辈子对信仰的忠诚，你尽力了。”
父亲心潮翻涌。肩头上儿子的手十分有力，他感到心中自信像空气注入瘪气球一样迅速饱满地回归。
最后接送父亲的小汽车在笛笛呼唤，父亲走到门口又折回头：“昨晚干吗不去找她？”
儿子沉默了一会儿说：“分手了。”
“因为……我下台了？”
“大概——但这没关系。”
儿子！儿子！儿子！
父亲老泪闪烁。儿子把双手搭在父亲肩上，笑道：“结束，意味着新的开始。我很高兴不再有你的耀目光环笼罩我的光彩——你说呢？”
儿子！儿子！你可以把收录机再开大点儿。
汗血马
魏继新
夕阳正在西下，苍茫的暮色给无垠的沙丘涂上了一层忧郁、凝重的昏黄，晚霞正在渐渐黯淡下去，几缕破碎的云丝被烧得通红后，又仿佛随着沙漠粗糙而夹着尘沙的戈壁风被吹得骤冷，云丝便变得像一块块冷却后的生铁在青黑中镶上了一层红边，使干燥的沙漠更显得荒凉而凄惨，呈现一派壮观的悲怆。但尽管如此，空气仍然十分干燥，使人嗓子眼里仿佛冒得出火来，所以，在汉子的眼里，那落日依然在炫目地燃烧着，使他觉得连呼吸也刺激得嗓子一阵阵针扎般的疼痛。
汉子的头发已经有些灰白了，但短而粗糙的胡须却显示出他并未衰老，而恰恰是正值壮年，只不过岁月的沧桑与坎坷过早地给他的须发涂上了一层白霜。汉子留平头，额头像石块一般坚硬，有几条刀砍斧凿般的皱纹横在其间。他面部轮廓分明，线条执拗粗犷，眼睛凹陷，带点儿凶狠、阴沉，与他做伴的，是一匹身架不高，但却并不因风沙干渴折磨而失去其矫健神韵的枣红马。那马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相依为命，好几次在他昏迷时背负着他脱离险境。这一次，又是它，带着负伤的他日夜兼程地奔走了三天三夜，直到闯入茫茫戈壁，才摆脱了仇家的追杀。
马喷着响鼻，艰难地把腿一次次从深陷的黄沙中拔出，但尽管如此，它还是不时用劲拽着缰绳，助它的主人一臂之力，但它终归还是太累了。汉子心疼地拍了拍马背，终于找了一处背风的沙口，躺了下来，那马，便偎在他头前，用身躯替他挡风，汉子见了，艰难地一笑，对它报以感激。
月亮升起来了，荒原变得苍白而神秘，一层忧郁的月光，镀在汉子和马身上，使他们看上去，犹如一尊正在渐渐风化的黝黑的泥塑。
汉子醒来时，如炽的烈日已高高地悬挂在荒漠之上。他已记不得闯进戈壁有几天了，只是昏昏沉沉地被同样疲乏的马艰难地拽着走。偶尔看见被风沙掀露出的人兽的白骨。汉子嘴唇喃喃地动着，眼前不断出现许多幻象。他仿佛看见自己杀了杀害他全家的仇人，与弟兄们拉杆子杀富济贫的情景，也仿佛看见官家围杀了全部弟兄，还有他的相好玉茹，他要与官家拼命，玉茹却叫他一定要冲出去。冲出了，进了戈壁，却终于因饥渴难耐，晕倒了。
醒来时马正嘶鸣着，用脚把刀踢到他面前，又躺下来，把脖子对准他的脸。汉子一下明白了，马要他拿自己的血解渴。汉子眼里涌出了泪水，他抱住马脖子，缓缓拿起刀，但他没有割马，而是割了自己的手腕，血汩汩涌出，他把手腕对准马嘴。马似乎也明白了，吸吮了几口，便扭过了头，汉子看见马眼里也有了泪水。他撕了条布巾，包住伤口，缓缓爬上马背，马站起来，艰难地向前走去。汉子却昏过去了。
不知过了多久，过了多少个白天和黑夜，马一阵长长的嘶鸣把他惊醒了，汉子迷迷糊糊地看见了一片绿地，而马也竭尽全力，艰难地奔跑起来，还出了汗。汉子用手一摸，闻到异味，拿到眼前一看，那汗中，竟渗着血丝……
后来，汉子便在这沙漠中的绿地安了家。他终身未娶，放牧着马匹牛羊。渐渐地，这儿变成了一块小小的绿洲，不少牧民也在这儿落了户。汉子的马不仅与他终身为伴，而且也渐渐繁衍成一群，只是，此马虽日行千里，夜行八百，但每汗必血，实非一般良驹也。
于是，人们便呼那马为汗血马，尽心恤之，轻易不使其驰骋矣。
一尊获奖塑像的诞生
马丁
一个经商的朋友打来电话，让我去他家一趟。
朋友正在收拾出门的东西，他告诉我要到南方发展。朋友在我居住的城市有四五家规模不等的公司，平日听他说公司的前景与效益还是不错的。我问，这儿不一样发展？朋友笑着说，你不懂，南方的空间相对广阔些。我是搞雕塑的，对他说的事不在行，所以我不再发表意见。
我们坐下喝咖啡。阳光透过落地窗照进室内，使外露的皮肤非常舒服。朋友点着一支烟，深吸一口，徐徐吐出，然后从上衣口袋摸出一沓照片说，帮个忙，给这个家伙塑个像。照片上的人把我吓了一跳，这是个在南方某地呼风唤雨的人物，一沓照片里有他的正面照、侧面照、背影照，看来塑像的事是早有准备了。
朋友说，认识这个人吧？
我点点头说，在媒体上见过他。
朋友说，过几个月是他60岁生日，我想送他一尊闪着金光的塑像。朋友站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脸上洋溢着激动的表情说，我这回往南方跑是奔着他去的，这尊塑像准能让老家伙记住我！
我竖起大拇指，并用戏谑的口吻说，高，实在是高。像他这么大的人物，肯定不缺钱，送塑像，实在是高！
朋友得意洋洋地喝了口咖啡说，我是谁！
出门喝酒时，朋友塞给我一个鼓鼓囊囊的信封。朋友从来没有亏待过我。
为朋友，这个像我塑得认真又细致。
大人物的塑像完成了，凡是到过我工作室见过这尊塑像的人都说，像，太像了，栩栩如生，仿佛面前站着一个大活人。一个搞美术评论的家伙指点着说，这尊塑像性格表现得深刻细腻而显示出极高的审美价值。你们看，他脸部非常瘦削，但给人的感觉仿佛脸部的肌肉在跳动，并且把他内在的精神世界传递出来了。于是包括我在内，我们开始重新欣赏这尊塑像，大人物微笑的神态也像是对我的肯定。
我拨打了朋友的电话，告诉他塑像完成了。
朋友对别人的工作满意时喜欢说“好”，他连着说了三声“好”后才放下电话。
朋友说过，他想在大人物生日那天把这尊金光闪闪又栩栩如生的塑像送过去。我猜测着这两天朋友该来了，我推掉了一次免费旅游的机会，在家等朋友。
离大人物的生日还有五天，朋友还是没露面。我沉不住气了，拨打了朋友的手机，占线，再打还是占线。这让我为朋友感到高兴，看来他在南方的势头不错。到晚上终于拨通了电话，听上去好像在一家酒店吃饭，乱哄哄的声音让人听不清。
什么时候取大人物的塑像呀？
朋友嘿嘿笑了一声说，不取了。
出什么事了吗？
妈的，他这么大的人物能出什么事？受贿呗！
这尊塑像该怎么办？
朋友说，放着吧，没准儿他有办法把自己解脱出来。
过了些日子，我在媒体上看到了大人物的审判结果。我明白这尊我下了工夫的塑像送不出去了。
那尊塑像在工作室待到年底，我因为有别的活儿干，就把它请到了室外。刚搬出去时我还给塑像苫了块塑料布，后来风把塑料布吹跑了，我也就没再给它苫。风吹雨淋，金光闪闪的塑像开始斑驳。
今年夏天，美术学院的张教授来我居住的城市开会，顺便到我家坐坐。张教授不喜欢在空调屋子久坐，我们就到院里喝茶闲聊。张教授说，有几年了吧，你不参加美展了。我说，身不由己，我得挣钱糊口啊！张教授点头表示理解。我想起那尊塑像，一边让张教授看那尊扔在院里的塑像一边说起它的创作过程。张教授摸着下巴认真端详这尊塑像并问我，真的用不着啦？我说，判了，死之前他甭想出来，除非他能活到80岁。张教授说，今年的美展你有作品参展了。张教授命令我，去，拿把锤子和一管红颜料来。我不清楚张教授让拿这些东西干什么。张教授在法国留过学，推崇现代艺术。张教授接过锤子，将一管红颜料挤到锤子上，然后抡起锤子砸向塑像。只一锤，塑像的面部就变了形，红颜料如同血水一样往下流淌。面对惊诧不已的我，张教授说，给作品起个名。我想了半天说，《血的教训》。张教授摇摇头，《罪人》，张教授依然摇摇头。我想不出更好的名。张教授微笑着说，《无题》。年底，我把这尊名为《无题》的塑像送去参加美展。让我没想到的是反响竟然很强烈，许多人在它面前驻足沉思。颁奖时，组委会把金奖给了我。媒体采访我时让谈谈《无题》的创作过程。我实话实说，把塑这尊像的过程讲了。我讲完后，大家半天不说话。
两棵枣树
生晓清
院里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院里住着两户人家，一户是刘师傅，另一户也是刘师傅。都是师傅，不必客气，东边的叫西边的为刘大哥，西边的称东边的为刘二哥。两个哥哥，必有两位嫂嫂，她们不是一家人，却胜过亲姊妹。瞧，天下雨了，刘二嫂家没人，刘大嫂帮着收衣裳。刘大嫂上夜班，儿子小龙就在刘二哥家吃住，幸亏他家也有个小虎陪他玩，两个男孩睡一头。
不知怎么的，两家哥嫂忽然成了仇人，见面不理睬，进屋就关门，再也听不到两位嫂嫂的说笑声，再也见不到两位哥哥在枣树下扳腕劲的情景。
于是，院里的两棵枣树也陌生起来了。风和空气告诉着它们之间的距离。
二十年后的一天，大人们不在家，明明刘老大的孙子和英英刘老二的孙女在院里办家家。一阵秋风过后，“叭嗒！叭嗒”几粒熟枣落到地上，明明说是他家树上掉下的，英英却说是她家树上的。两个小家伙争执不休，最后，你揪我的头发，我揪你的头发，纠缠在一起。刘老大和刘老二回来见此情景，眼睛红红的，脸色沉沉的，空气紧张极了，有点火星就能爆炸。然而，他们毕竟是老头子了，两人像两条牯牛对视了足有三分钟后，便抱走了自家的孩子，一句话也没有说。
这天三更时分，月亮又圆又亮。刘老大睡不着，拿起一把铁锹，悄悄来到院里，在两棵枣树中间划了一条细线，然后就一锹一锹地挖起沟来。他要趁着夜深人静，分清各家枣树根须，明日好用红砖在院中砌一堵墙，把两棵树彻底分开。挖着挖着，他忽然发现大根小根、粗根细根纵横交错，越往深处挖根须越多，分不清它们是从哪棵树上生长出来的。他愣愣地望了一会儿，突然发疯似的将土全部填上了，最后还用脚把土踩得结结实实。他悄悄回到屋里，愧疚地站在窗前，久久地凝视着那两棵枣树。
四更天，圆月西转，银河南移。刘老二也拿一把铁锹来到院中，也是先在两棵树中间洒一条白线，然后一锹锹挖土，后来又将土全部填上，回到屋里，愧疚地站在窗前，久久地凝视着院里的枣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