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已经凋敝不堪，它所处的困境在１９２１年的大饥荒时期达到了顶点。因此，连列宁本人也不得不对社会主义理论作出暂时的牺牲，恢复到私有企业的制度上……
哈默的主要抱负是想参加那个向震撼大地的灾害作斗争的战斗行列。他去莫斯科，在英国的南安普敦，被伦敦警察厅单独禁闭了几天，因为当时去莫斯科的任何使者不管其使命如何高尚，都被认为是不合适的。在柏林，他预订了一张第二天去里加的火车包厢票，然后拜会了当地苏维埃代表团总部，希望尽早获得签证，以便顺利地经过拉脱维亚进入俄国。一个懒散的服务员和一个令人生厌的官员告诉他，签证或许要两三个星期才能办好。哈默立即给莫斯科的外交部门发了一封抗义信，之后去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区的旅游胜地加米施——巴滕基兴作登山旅行。到了第十天，他接到柏林阿德隆旅馆转来的莫斯科的电报，内称签证已获准。
从波兰的什切青港口出发，经过三天与狂风巨浪搏斗的航行之后，哈默到达了里加。那天夜里，哈默没有睡好。第二天早晨，他去商店购买他进入俄国后所需要的食品。他买了一小箱干酪、黄油、果酱、沙丁鱼、面包和饼干，就这样消磨了一天的时间。直到晚上，他才坐上四轮马车去火车站搭乘１１点４５分开车的列车。谁也说不清到俄国的边境站需要多少时间。人们总是耸耸肩对他说，大约要一两天吧。
他到达了这个黑灯瞎火的车站。一辆黑魆魆的火车在站上停了好长时间。一个名叫鲍里斯・米歇尔的好心人一直陪着他。他是哈默公司驻欧洲的药品经销人，而且曾是哈默同宿舍的那个同学的叔叔。
开车的时间到了。搬运工把哈默所有的行李放进车厢——里面的长条木椅实在该擦洗了。他点亮一支蜡烛，把它立在一滩融化了的烛油上。
从里加开始的旅行与前一段的旅行毫无区别：漆黑的包车，木制的长椅和污浊的空气。每到一个车站，都可以看到一个标有“供应热水”的小屋，人人都拿着水壶跑到那里去打水，供冲茶用。从离开里加到莫斯科，大约经历了８０个小时。
哈默在到达莫斯科的当天，就想见政府官员，但找不到他们。他感到很诧异，因为他自己一向都很早起床，而这些官员们却几乎整天睡大觉，只有午夜到凌晨四点之间才接见像他这样的为数甚少的来访者。一个名叫沃尔夫的人陪他消磨时光，并带他到财政部，把他的美元兑换成一张张还没有剪开的配给券。他找到了剪刀，这样就可以用它们来进行交易、包括付擦皮鞋的钱了。实际上，离大都会饭店不远的拐角处就有擦皮鞋的人。但他们是用唾液而不是用鞋油擦鞋，哈默用配给券付给他们擦鞋钱。
这位年轻的百万富翁并没有怨天尤人。在莫斯科还没有人对他的富有及他到苏联来的动机产生深刻的印象。在这段时间中，他每天还试图记住和学会使用１００个俄语单词，又忍耐了三天之后，俄国外交人民委员会的代表们带着牛奶、蔬菜和鲜肉闯进了他的房间。他们还履行了诺言，给了他一个令人垂涎的特别供应证。他们骄傲地对他说，他再也不用排队买东西了。
当时哈默急于动手开展工作，但公共卫生委员会国际科却并不积极。当这位热切的年轻美国人去求见时，那位有权给他安排在某一专业领域内开展工作的官员又不在。
一位人民委员邀请他作为政府的客人参加一个综合观察员小组，去乌拉尔视察工业区的情况。这次旅行或许要用一个月的时间。到了那时，哈默想要见的那位官员或许就会回到他的办公室了。哈默接受了这一邀请，并且拿到了这次专列火车的时刻表。
火车缓慢向东方行驶了三天三夜，快到伏尔加河时，进入了亢旱不毛的地带。举目远望，本应有等待收割的、熟透的金色庄稼的地里，除了干旱龟裂的土地和小草之外，却别无所有。枯草也只有八到十英寸高。
他很快又得知，饥荒正在迅速蔓延。成百个骨瘦如柴、饥肠辘辘的孩子敲打着从莫斯科开来的火车，乞讨食物。抬担架的人将难民车上的尸体源源不断地抬向一座公墓。从莫斯科来的代表团听到了人吃人的惨事。野狗在这些可怕的地方徘徊，吃死尸腐肉的鸟类则盘旋于头顶。
２４小时后，视察车带着忧心如焚的乘客驶离依卡特灵堡，喘着气，慢慢地驶进了附近的矿山及工厂区。使哈默大为吃惊的是：正如在依卡特灵堡看到过成堆皮毛一样，他在这里又看到了一堆堆白金、乌拉尔绿宝石、稍次一等的宝石和各种矿产品。欧洲对苏联的封锁刚解除。
有人对这位美国人说，要使乌拉尔地区的人支持到下一个收获季节，至少需要一百万蒲式耳的小麦。当时，美国的粮食却大丰收，价格跌到了每蒲式耳一美元，农民宁可把粮食烧掉也不愿意以这种价格在市场上出售。于是哈默说 ：“我有一百万美元——我可以办这件事 。”他说话时的神态，就像是他已经做了一辈子粮食买卖一样 。“这里谁有权威来签合同？”
当地的苏维埃急忙举行了一次会议并签了合同。哈默给他的哥哥哈里发了一个电报：要他购买一百万蒲式耳的小麦，装下一班船迅速运到彼得格勒，在那里卸船后，由依卡特灵堡的官员们分配。他在电报中说，轮船返回时，将满载价值一百万美元的毛皮、皮革和其他货物。办理这笔交易后，双方都可以拿到一笔“百分之五的小小的佣金”。他后来写到，实际上，他当时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利润。他记得起来的是：成捆干柴一样的尸体堆放在那里，等着被埋到壕沟一样的坟墓里；成千张儿童的面孔贴着专车的车窗，乞讨着。
这位年轻的美国人做好事的消息，比蜿蜒穿过乌拉尔的火车传得还快。在一个车站，当地苏维埃政府把他作为一位潜在的救世主来欢迎，并请求他讲话。这确实是哈默不得不用新学的语言来表达自己情感的第一次真正的机会了。他在十天内，每天学会１００个俄语单词。或者说，他一共学会了１０００个常用的俄语词汇。当他讲话完毕时，喝彩声震耳欲聋，使他格外高兴。哈默转过身来对一位讲英语的俄国官员说 ：“我感谢你们国家的人民，他们没有笑话我不准确的发音和语言上的错误。他们似乎都明白，我正打算帮助他们 。”
这个官员笑了，说 ：“他们什么也没听懂。他们以为您是在讲英语呢。您听到的嘈杂声，是人们要一个俄国人来翻译您的讲话 。”马尔滕斯作了翻译。于是，人们对这位来自世界另一边的陌生的年轻人的义举，发出了更为热烈的鼓掌声。
一两天后，在靠近阿拉巴耶夫斯克地区的一个大型石棉矿床区，他们又作了一次极有意义的停留。
火车抵达莫斯科的当天早晨，哈默就被召到列宁的办公室。他几乎没有时间注意到在他离开的一个月里，莫斯科的情况已经改善了。在这段时间里，列宁开始推行新经济政策。一度废弃的商店又开张了，店里摆满了食品，甚至有法国葡萄酒和上等的哈瓦那雪茄。新经济政策和列宁的巨大权力，使这些商品源源涌出，振奋了人民的精神。哈默后来回忆道：
在外交部门一名官员的陪同下，我走进了克里姆林宫的特罗依茨基大门。花园那边有一座小桥，将一个奇特的圆型小白塔与要塞的主体建筑连接在一起。无疑，过去这里是一条护城河或其他防御工事。在大门口，他们检查了我的护照，并且拿走了。我有点不安，但他们告诉我，在我返回时，他们会把护照还给我的。同时，他们给了我一张粉红色的票证——一张通行证，上面写着我的名字。
穿过一座大拱门之后，我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一个正方形的大院子里，两边陈列着从拿破仑手中缴获来的大炮。我称克里姆林宫为城堡，实际远不止如此。它是一座城中之城。这座城堡由巨大的城墙和高塔护卫着，里面有许多古老而壮丽的教堂、宫殿、兵营和街道。沿街的建筑物从前为沙皇显贵所占据，而今为共产党官员们所使用。列宁的办公室，就设在中央广场一幢大楼的二层楼上。
我穿过一间大房间，里面坐满了在有活动顶盖的大办公桌前忙碌的工作人员，很像美国大商人的办公室的外间。我由列宁的秘书格拉泽——一位有点驼背的姑娘——带进有双重门的列宁办公室。她了解这位红色独裁者最核心的机密，赢得了列宁的充分信任，而且从未用自己的地位为自己和朋友谋私利。
列宁从他的桌子后面站了起来，走到门口来迎接我。他比我想象的还要矮，是一位大约五英尺三英寸高的结实的小个子，有个大圆脑袋，穿着深灰色的麻布便装和白色的软领衬衣，系着黑领带。他的眼睛内闪烁着友好热情的目光。和我握手后，他让我在他的大办公桌旁坐下来。房间里堆满了多种文字的书籍、杂志和报纸，书架上、椅子上、桌子上，到处都是，只在桌子上腾出一小块地方，放着一架蓄电池式的电话机。桌上还有一块镶金的石英石，用作镇纸。同时摆着农民和工人组织送给列宁的象牙和青铅的小雕像。
他用英语恳切而有力地谈论着，不作很多手势。除非要使人理解他的要点时，他才作出迅速下劈的手势。这是他在公开演讲时常用的一种特殊动作。列宁所讲的英语大多很好懂和很流利，只是偶尔为了斟酌用词，才停顿片刻。
列宁说，美国和俄国是可以相互补充的。俄国是一个拥有巨大而未开发的财富的落后国家，美国可以在这里找到原材料和机器的销售市场，以后还可以找到机器制造产品的市场。他说，首先，俄国需要美国的技术和方法，需要美国的工程师和教授。他捡起一本《科学的美国人》杂志。
列宁飞快地翻动着那杂志，说 ：‘看，这就是你们的人民所作出的成绩。这就是进步的含义：楼房、发明、机器；发展机械设备，解放人类的双手。今天的俄国就像开拓时期的贵国一样。我们需要使美国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那些知识和精神’。
我说，在火车上，有一位朋友曾希望我对颇有发展前途的石棉开发问题产生兴趣。我又补充了几句，说，相比之下，我自己的事业是微不足道的。
列宁截住我的话头，说 ：‘这不是问题的要害。必须有人打破坚冰。您为什么不去争取经营石棉的特许权呢？’
我相当惊奇。就我看到的俄国人的办事方法而言，他们处理这样的事情或许需要几个月，于是我谈了一些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列宁一瞬间就明白了我的意思。 他说，‘官僚主义也是我们的祸根之一！我一直对他们这样说。现在我要做的是，就是指派一个由两个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其中一人负责同工农检查委员会取得联系，另一个将同全俄非常委员会——契卡——保持联系，让他们处理这件事，尽力帮助您。您可以放心，他们会迅速行动的。这件事应该立刻就办！’
就这样，在我的面前，产生了后来的‘苏联特许权委员会’的雏型 。”
列宁说到做到了。他一道简短的命令，就使哈默成了第一个取得矿山开采权的外国人，答应与苏联重建一项他还一窍不通的工业。
１９２１年１０月１４日，列宁第一次会见哈默后给苏共中央委员会写了一个便笺。他把前一天收到的鲍里斯・莱因施坦所写的关于哈默的一份报告通报给他们。莱因斯坦从前和朱利叶斯・哈默都是美国社会主义劳动党的党员，现在是住在莫斯科的地位很高的共产党人，列宁对他很信任。在给中央委员会的这个便笺中，列宁叙述了哈默向乌拉尔工人提供一百万普特的面粉，并以非常优惠的条件——百分之五的佣金在美国市场上销售乌拉尔的货物作为回报。
莱因施坦在给列宁的报告中说，哈默一家是美国的百万富翁，他的父亲朱利叶斯・哈默“被指控非法堕胎，但实际上是因为倾向共产主义的原因”而坐牢。列宁告诉中央委员们说，哈默送给公共卫生人民委员赛玛希科的礼物——医疗设备和他决定申请石棉开采权一事，对振兴乌拉尔的工业将大有裨益。
１０月１５日，列宁给路德维格・马尔滕斯写了一张便条，要他看看能否说服阿曼德对乌拉尔的重建和电气化计划发生兴趣，从而进行投资，并提供电气设备。
之后，列宁又相继给马尔滕斯、契切林和波格丹诺夫写了许多信，表明列宁锲而不舍地注视着执行与哈默签订的特许权协议的有关谈判的第一个步骤。他在１０月１９日写给马尔滕斯的信中，强调必须把协议条款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即使它还是真正的特许权。他说，向全世界表明美国人正在取得特许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列宁对官僚主义和繁文缛节所造成的延误显然还十分担心。他要求每个月向他报告两、三次，以使他能够及时了解情况。在１１月３日哈默离开莫斯科的前夕， 列宁给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结尾说 ：“这个开端是极其重要的。我希望这将会产生巨大影响。” 尽管这封信是用道地的英文写的，列宁在附言中仍然为他“十分蹩脚”的英文表示歉意。
１９２１年１２月１７日，列宁在准备他向第九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作报告的讲稿时，也没有忘记要求波格丹诺夫向他报告有关哈默的特许权问题的最新进展情况，以便将其列入他向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
数十年来，哈默对这位改变了历史进程的人最初给他的印象一再给予肯定的评价。
在洛杉矶西方石油公司总部的办公室里，还挂着他这位已故的伟大朋友的照片。照片上的列宁的眼神是宁静而安祥的。照片的题词是 ：“给阿曼德・哈默同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１９２１年１１月１０日 。”
哈默结束与列宁的首次会见之后，走了出来，在圆石铺就的宽阔的红场上漫步，创建新建立起来的威望仿佛在引导着他。他在那座“贵族行宫”里，又与耗子们度过了可悲的一夜。第二天清早他就去外交委员会诉苦。乔治・温斯坦显得十分震惊。
３０分钟后，哈默带上他所有的行李，坐在一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出厂的车里，从金色圆顶的克里姆林宫出发，跨过莫斯科河，去政府宾馆下榻。他的车子朝着莫斯科人称之为“糖业大王之宫”的大厦驶去。这座建筑物原是一位已被流放或整肃的、名叫哈里托南科的以色列克兰商人的私产。在革命降监到他头上之前，他通过残酷的剥削，在经营甜菜制糖业中发了大财，大约有两亿五千万美元的资产。哈默当时感兴趣的是迁居到一个可以把他和斑疹伤寒及鼠疫隔离开的安全地方去。但他还注意到糖业大王的“宫殿”里那乱七八糟的破烂堆中，居然还收藏有一幅柯罗的名画，以及一些稍逊一筹的其他名作。
这是一座俄国式的、不可思议的大旅馆。哈默住进了一度为英国金融家莱斯利・厄克特占用的单元。厄克特的俄亚公司在沙皇时代是最大的一家外国企业，他在西伯利亚最西部盛产石油的地区拥有不受限制的石油开采权。此外还有无边无际的森林和无数的矿山。然而，厄克特与列宁的合作从未取得初步的成功。
然而，有些人走了，有的人却来了。哈默需要他的欧洲经理鲍里斯・米歇尔来莫斯科帮忙。前些时候，这位对年轻的冒险家哈默说过如果他遭到不幸，他将告知他的家庭的人，已经从里加回到柏林了。外交委员会的一些办事人员匆忙赶来，答应立刻为米歇尔办理入境签证。哈默打电报给米歇尔，要他立即乘火车来。这时哈默又记起了一件似乎不应该忘却的事——他考虑到自己年纪尚轻对汽车也有兴趣，所以上次在柏林短暂逗留时，曾订购了一辆奔驰牌轿车。于是，他又给米歇尔发了第二封电报，要他尽快开着那辆轿车到莫斯科来。电报发出后，他又接到了列宁的口信，说哈默关于石棉开采权的申请即将批准。因此，他又向米歇尔发了第三封电报 ：“乘飞机直接来 。”
正如在那些日子里经常发生的事情一样，这些电报被延误了。米歇尔首先收到的是第二封电报。他得出的结论是，哈默必定是精神失常了，才指示他在没有任何证件的情况下乘坐高级轿车闯过边镜。接着收到的是第三封电报。它同样使他不知如何是好。最后，他才收到了第一封电报，这封电报要他乘火车来，并称签证已获批准。问题至此方告清楚。但是，米歇尔仍旧得出结论，认为哈默必定是疯了，很可能是由于挨饿所致。
他权衡了一下是先把上述情况告诉哈默家里；还是先撵上这个疯子，照顾他恢复健康这两种方案，他选择了后者。
列宁和人民委员会主席的秘书们会签了石棉开采协议。在外交委员会举行正式签字仪式时，副外交人民委员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亲自主持了这个仪式。对这种迅速变化着的事态，哈默可能也感到困惑了。他记得文件上的红色印章象碟子一般大。
提供给他当总部用的房子起初是一所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四层的大理石楼房。它在沙皇时代是一家重要的银行。莫斯科房管部门提议租金每月为３０美元，这很有意思。但哈默选择了别处小一些的地方当总部。它也在市中心，是科兹涅茨基大街四号的大楼里的一楼几个小房间。这里从前是俄国宫廷镶造首饰的商人法贝尔格的总部。这个地区的房租一般是每月几千美元。而列宁的这位年轻朋友只需付１２美元。
他对俄国提供军队保障安全这一节曾经表示担心。在他看来，这似乎是要求高了些，再没有比在合同中写上这样的条款更高的要求了。他带着这种疑虑的心情到外交委员会去。外交委员会竟心照不宣地同意了这些要求，并建议他去拜访一下革命政府中第二位最重要的人物——国防人民委员里昂・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爽快地答应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警卫人员。哈默与他交谈半小时以后离去。哈默感觉到他是一位非凡而又专横的人，是一位有个性、有巨大的能力和不屈不挠意志的人，但又有一些狂。
哈默在１９２１年１０月订购的第一批小麦，当年１２月才运到俄国。由于彼得格勒是封冻港，货船只好改道驶往沙皇时代的老军港雷维尔，那里有铁道从爱沙尼直通彼得格勒，这使情况得到了缓和。不过，换货贸易的时间安排得还不错。直到１１月，依卡特灵堡的苏方的毛皮和皮革才运到莫斯科指定的仓库。在检验这些货物时，哈默问一位负责运货去美国的官员道 ：“为什么你们不运些鱼子酱去呢？我们国家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货了，这会像烤饼那样很快卖光的。”这位俄国人不大明白“烤饼”的意思，但他还是耸耸肩膀，表示同意。作为促进这种买卖的一种刺激，他搬出了一吨五十磅小桶装的鱼子酱，每小桶内装有十听五磅装的罐头。
既要卸下船上的谷物，又要重新装上毛皮、皮革和鱼子酱，这要求哈默显示出他那敏捷灵活的腿功，并一再出示他的证件及与列宁达成的特别协议。哈默的最大障碍，则是处于旋涡之中的俄国对外贸易局。该局已经安排购买一百万双美军剩余的军用皮靴了。大概是为了使这些靴子能够经得住俄国的严冬的考验，它们的鞋底是用压缩纸板制成的。对美国人经常大发雷霆的负责官员们十分勉强地为年轻的哈默和他的奇特的货物放行了。货物安全运抵纽约以后，用销售毛皮、皮革和鱼子酱所得的款项偿付了第一批运往俄国的谷物的成本和买卖双方百分之五的佣金以后，还绰绰有余。
哈默决定，他将回到美国去，同机器制造商及其他产品的商人们一起，再安排更多为俄国所需要的产品的交易，并由俄国用出口的商品来偿还。
在与苏联签订石棉开采权的协议以后不久，哈默于１９２１年１１月回到美国旅行。在美苏两国关系方面创造了一个令人羡慕的纪录。此后１２年，美国在外交上承认了苏联，５０年后，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举行了最高级会谈。哈默实际上把布尔什维克和他们强有力的敌手老亨利・福特捏合在一起了。萨沙曾在俄国南部充当了福特的代理人。尽管他对哈默与福特不共戴天的敌人做买卖感到很不高兴，但他还是写信给这位脾气不好的百万富翁，请他接见阿曼德。福特回信说，他非常高兴这样做。他甚至派有名的生产部主任查尔斯・Ｅ・索伦森， 去底特律火车站迎接哈默并开车把他送到迪尔本。 哈默被领进了Ｗ·Ｊ卡梅伦的办公室。这个人是福特创办的《迪尔本独立报》的头号保守编辑，也是福特反对犹太银行家及共产党人的智囊。福特很快就走了进来，并立即开始讨论问题。他说，俄国会为他的产品提供市场。但是他又说，除非这个政府在意识形态方面变得更为符合他的口味，否则他是不会拿出一个螺丝帽或螺丝钉的。福特干脆的态度并没有得到响应。哈默这位说话大胆、年纪和福特的孙子相仿的来访者反而说 ：“好了，福特先生，如果您想等待俄国改变政权的话，那么您在那里将会很长时间没有任何生意可做 。”福特冷冷地看了他一眼，“你怎么这样说话？” 他一向是不喜欢别人驳斥他或者反对他的意见的。
哈默把所见到过的俄国人民的情况告诉了福特，说他们热情地开辟了自己生活的道路；列宁使工人们成了工厂的主人；祖祖辈辈挨饿受苦的农民有了土地；他们在面临灾荒之时，也表现出禁欲主义的忍耐。使哈默吃惊的是，福特对此感兴趣了，并请他留下来共进午餐。
吃午饭时，他对福特建议先买汽车，带动道路改造。俄国人对拖拉机比对汽车更感兴趣。福特对此表示不满。
午饭后，福特带哈默去参观他的模范机械化的农场。他以满意的神情扫了农场一眼，说“这就是俄国应该有的。如果苏维埃国家确实像你说的那样稳定和强大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你对我说，他们正试图从中世纪一跃而进入二十世纪。是呵，没有理由说他们一定不行——如果他们真像你所说的那么好，我看是可能的 。”
这使哈默得到了他一直在等待着的一线希望。他那灵活的头脑里，斟酌着适当的措词。他说：
“福特先生您可能还不相信：在俄国，他们把您和爱迪生看作美国最了不起的人物。撇开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不谈，他们知道您和爱迪生所做的，正是他们渴望在他们祖国要做的。他们迫切地要求学会如何去做。如果我安排一些俄国青年人来这里学习您的方法，学习有关拖拉机和汽车方面的知识，以便使他们回去以后可以教给别人，您会同意这样做吗？”
“我看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福特说，就好像这个建议是他提出的一样。
在哈默离开迪尔本前，这位老人请哈默为他的产品在俄国当独家经销人。由于获得了福特的支持，美国的其他公司也争先恐后地赶哈默的浪头。在相当短时间的订货活动中，哈默一举成为美国橡胶公司、阿里斯—查尔摩斯公司、全国设备供应公司、英格索尔—兰德公司、美国机床制造厂、美国机械公司、安德伍德打字机公司、派克制笔公司以及其他类似规模的多家企业在苏联的独家经销人。
哈默和福特合作得非常出色。但是，早在１９２３年春天，哈默就已有足够的先见之明了。他认识到，俄国人出于自豪感和经济上的需要，将会着眼于国内建设，而不依赖从国外的进口。年轻的阿曼德将这一问题放在心里。他在和迪尔本的这位亿万富翁及他的父亲朱利叶斯・哈默之间，保持着一个出色的中间人的地位。他的父亲刚刚刑满获得自由。甚至象奥尔巴尼那样不信社会主义的人，也认为朱利叶斯・哈默是被人诬陷而入狱的。 经过调查以后， 这位医生终于被确认为无罪而释放了，纽约州长史密斯用书面向他赔礼道歉。 ２０年后， 史密斯同前驻德国大使詹姆斯・杰勒德恢复朱利叶斯的医疗执照和促使纽约医学理事会为他恢复名誉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
哈默在萨沙大叔的再次帮助下，安排他父亲去见福特，建议这位汽车业巨头考虑在俄国建厂。工厂可由俄国工人操作，由福特派去的工头和专家管理。
福特全神贯注地听取了老哈默的建议，并答应对此予以考虑，甚至还想把一座完整的工厂装船运往俄国。几个月后，阿曼德的孜孜不倦的雇员——他的父亲，应他儿子的邀请访问了莫斯科。这是他从孩提时代离开俄国以后对这个国家的第一次访问。
福特经过深思熟虑，同意签订一个与俄国人在伏尔加河上尼兹涅新城——即后来的高尔基城——合作建立一家汽车—卡车联合企业。这时阿曼德已在苏联埋头苦干近十年，那是１９２９年５月３１日。距嘎斯Ａ型和嘎斯ＡＡ型从生产线源源不断地开出时， 又过了三年。实际上，这笔交易的合同是同安姆托格厂签订的，因为该厂当时已接收了哈默的大部分经营权。福特收到了一份价值三千万美元的订货单订购汽车和零部件，要求在今后几年内陆续交货，以偿还他所提供的技术援助、专利权和专有技术。此外，俄国人对他们所需要的机械设备还支付了现金。他们小心谨慎地执行了合同中与他们有关的条款。
与此同时，福特保证该厂每年至少生产７万辆汽车。后来，其年产量竟达到１０万辆。一向不相信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老福特对这笔交易也表示满意了。一批装运的５０台福特森牌拖拉机约于１９２２年春天运达诺伏罗西斯克。
在罗斯托夫市中心公园里设置的表演场地上，哈默遇见了一位精力充沛的地方苏维埃政府的年轻领导人，并给他留下了印象。他是一位热情认真的亚美尼亚人，名叫阿纳斯塔斯・米高扬。他在几十年的清洗和宫廷政变中得以幸免，成为仅次于赫鲁晓夫的第二号实权人物。
在凯旋声中，哈默被他的大恩人列宁病情严重的消息震惊了。哈默从列宁的主治医生、德国脑科专家奥特弗利德・浮斯特教授那里获悉列宁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
后来列宁终于在１９２４年１月１６日与世长辞了。浮斯特教授在午夜叫醒了哈默告诉他这个噩耗。列宁的遗体安放在陵墓里，显然是为了保存起来流传后世。 在斯大林为巩固他的权力而奋斗时， 阿曼德・哈默的事业在这块土地上，继续兴旺发达起来了。他沉浸在与列宁友谊的激情之中，斯大林是不大容易接近的。但是，哈默的“联合美国公司”的业务还是蒸蒸日上。它成了一条沟通三十多家美国公司的渠道，它有把握地同俄国做生意。尽管由于世界上石棉过剩，而使石棉产品的销售一度受到影响，但哈默的特许矿的经营最后还是赚了钱。
随后他又做起了皮毛生意。他的皮毛收购站遍布苏联的边远地区。他的进出口业务的发展如此迅速，以致于他在伦敦和柏林开设了分支机构，总部则设在纽约。他甚至在爱沙尼亚的雷伐尔买下了一家银行，让萨沙主管。他在莫斯科的银行存款帐上聚积了大量的卢布。政府的法律对他刚刚积聚起来的财富作了两个限制：（１）不允许他在苏联购买不动产；（２）法律只许他每年一次把他的卢布兑换成美元。在核实他的收支平衡表后，他才可以输出他的外汇利润。
但他没有过多地关心这些小事情。他简直是点石成金，得心应手。由于《迪尔本独立报》进行了反布尔什维克和反犹太人的恶毒攻击，１９２３年的农业展览会上要禁止他展出他的福特生产线。为此，哈默毅然求见犹太籍布尔什维克上层人物里昂・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命令：解除对福特产品的禁令并准许其展出。托洛茨基在其发布的相当于一份公报的声明中说，不管亨利・福特抱什么样的态度，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允许用感情去干扰商业。
哈默的商业随着其财富及作为一个商业巨头的威望而发展、增长了。为了接待他与日俱增的顾客和客人，他搬出了“糖业大王之宫”， 取出一大笔卢布存款，在莫斯科市内租用了萨多瓦牙—萨莫提克纳亚大街１４号的一座有２４个房间的住宅。
由于爱好艺术的维克托的出色帮助，这所被美国人称之为“褐色房子”的住宅变成了非官方的美国大使馆。随着从纽约来的家庭成员的不断增加，哈默家族日益扩大。
一层难以觉察到的阴云笼罩在哈默的企业上空。首先是来自一个名叫“高斯托格”的国家贸易部门的一连串的抱怨。
似乎还有另外一些人企图引诱哈默陷入圈套，从而使苏联当局宣布他是有罪的。其中之一是，一位讲英语的年轻的俄国人提出了一个娓娓动听的计划，要他加入一个专门建设新房、修复旧房的集团，以便有机会消耗他的卢布。哈默本能地拒绝了。而这位怂恿者却进了牢房。
苏联通过自己的组织，诸如“阿科斯”和新近成立的“阿姆托格”——在国外发展它的贸易，这使得它今后不再需要通过外国人作生意了。
在哈默看来，这似乎是不可能的。
有３８项生产合同，如与福特、阿利斯－查默斯、安德伍德等公司有关的合同，终于毫无结果了。
在当时当地情况下，如果不是为了单纯的碰运气的话，哈默本想结束他所经营的业务，甚至不想探究罗曼诺夫艺术王国而回家了。就在他考虑他是否能够、或者是否有必要继续留在俄国，与其落后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时候，他顺便走进了一家文具商店，想买一支铅笔。售货员给他拿了一支德国制铅笔。在美国，同样的铅笔只值两三美分。而这支德国铅笔却要价５０戈比，相当于２６美分。
哈默花一两个卢布——一美元——买了一支。他成功地利用这铅笔，使它变成了数百万美元。
他回去见克拉辛。 他问这位人民委员道，“您的政府是不是已经制定了要求每个俄国公民都得学会读书和写字？”“当然， 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基本任务之一 。”
哈默说 ：“假如是这样的话，我想要获得一张生产铅笔的执照 。”
事情是办成了，但是他是在极度冷淡的态度下开始这一工作的。问题在于应该如何对付那家国营铅笔厂。尽管开始时人们对它寄予很高的希望，但该厂生产的铅笔写起来还是不如德国的铅笔那样好。有人说，俄国生产的铅笔只是在石头上写字时才好用，如果在纸上写，准会把纸划破。还有一个小问题：要求哈默拿出五万美元现金作担保，并在合同签字后１２个月内就得开始生产。在投产的第一年内，就必须提交价值一百万美元的铅笔。 除此以外， 那家国营铅笔厂的官员们还编造出“外国资本家想要剥削俄国财富”这类谎言来进行攻击。 不过，在１０月份， 马克西姆・李维诺夫还是代表外交委员会签订了这份合同。
事情都办成了。但有一件事例外：阿曼德・哈默不知道如何生产铅笔。和以往一样，他的力量来源于他知道会做铅笔的人在哪儿。他坐上头班火车到纽伦堡去了。
阿曼德・哈默突然出现在纽伦堡时，像瘟疫一样不受欢迎。在那里，他相当坦率地要铅笔业行家中的一批骨干皈依他， 而且恰好找对了门儿， 如愿以偿了。１７６１年，卡斯珀・法伯就创建了法伯铅笔公司，比美国的诞生还早１５年。公司创始人的重孙约翰・洛撒・马・法伯把这家公司办得很出色，举世闻名，在纽约、巴黎、伦敦、柏林及其他地方广设了分支机构。
在哈默带着要打破这个垄断集团的意图来到该城时，Ａ・Ｗ・法伯母公司实际上早已垄断了全世界的铅笔生意。它严格控制了风景如画的弗尔斯城，并能操纵邻近纽伦堡市的事务。它所发出的命令，可以轻而易举地取代任何选举出来的官员、警察、公用事业管理人员及其他半官方人士所发布的命令。他们对法伯厂自己的雇员如同对来到该城的陌生人一样地猜疑。只有支配这个家族的最可信赖的成员和法伯厂的核心领导人物，才知道制造这种世界上最熟悉的用品之一——铅笔的全部奥秘。
被隔绝了一两个星期之后，哈默摆脱了这种孤立状态。他给当地一家银行写了一封自我介绍信，并私自打听到一些情况，见到了一位名叫乔治・巴伊尔的满腹牢骚的法伯厂铅笔技师。看来，巴伊尔年轻时是富有冒险精神的。他曾宣称，他将接受在俄国建设一家铅笔厂的诱人的建议。
他告诉哈默，有一位在法伯厂服务了２５年的老工头曾接受了去一家新开张的南美铅笔厂工作的建议。然而，他竟遭到纽伦堡警察当局的反对，不许他离开德国。在这家公司的要求下，他在纽伦堡受到了１０年的软禁，再也没有办法在他唯一熟悉的行业中找到工作。
哈默劝说巴伊尔振作精神，把他带进这个制造铅笔的堡垒。这位美国人发现，那里的士气很低。他了解到，那里有他所需要的人力。哈默以每年一万美元的工资雇用了巴伊尔——而法伯只付给他每月两百美元的工资。通过他，哈默作出了安排，以得到他所需要的机械和原材料，并在那些愿意去莫斯科打开新局面的师傅中挑选出了一批骨干。高工资和丰厚的奖金使他们很受鼓舞。
哈默继续前进，到英国的伯明翰去，为将来的莫斯科铅笔厂的钢笔尖分厂物色了一批类似的核心人物。对他来说，这似乎是一个不必要的负担，但俄国人坚持说这是他的整个特许权协议的一部分。他发现，伯明翰几乎同样存在着法伯所施行的那种暴政。这是一项封闭性的工业，它的大部分工人从童工时代起，就在半封建式的条件下进行训练了。然而，哈默发掘了另一位叛逆的师傅——他又集拢了一批刚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回来的青年。当时，摆在这些青年面前的，是他们祖祖辈辈所从事的那一套令人沮丧的、枯燥无味的活儿。
哈默回到莫斯科去选厂址。他蓦然之间感觉到，他在列宁保护下的黄金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两三年前，他可以选择到只需付象征性的租金的场地。如今，由于新经济政策取得了进展，金本位卢布的币值也已趋向稳定，这样的机会和便宜的交易已经消失了。经过长期的寻访，最后在市郊外的莫斯科河边选择了废弃不用的肥皂厂厂址。他们修建新墙，更换屋顶，抹灰，油漆，并安装了现代化的取暖设备，以取代老式的取暖系统。
制造铅笔的师傅和他们的家属们以去芬兰度假为借口，摆脱了在纽伦堡和弗尔斯那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哈默为他们办好了去俄国的签证，在赫尔辛基等着他们。机器也几乎是偷偷摸摸地运出德国的。按照巴伊尔的建议和哈默的坚决主张，这些机器先从制造厂运到柏林。那些制造厂商还以为要在柏林建立一家新铅笔厂呢，对它的真正目的地毫无觉察。哈默甚至要求将所有的机器散装运到柏林，并要求生产这批机器的有关公司各派一名专家去重新组装这一大批部件，然后装船运往莫斯科。
铅笔和钢笔的生产比合同所规定的期限提前几个月就开始了，这使特许权委员会和那家仍在挣扎的国营工厂大为吃惊。
哈默采用了美国式的计件工资制来增加生产，这在当时的苏联是一项令人震惊的改革。在开始的时候，要使那些涣散的工人——他们会使他们的德国和英国监工气得发狂——理解“产品越多，收入越多”这个外国信条是困难的。哈默要求维克托继续在这条生产线上工作，为每一生产环节核定最好的生产率，以便确定计件工资的工值。维克托对此仍然畏缩不前。
最后，哈默工厂的工资超过了弗尔斯和伯明翰的标准。这消息自然而然地传遍了莫斯科，也传遍了苏联。该公司收到了数以万计的求职申请书。到１９２６年，铅笔的年产量接近一亿支的水平，钢笔猛增到０１ ９５亿支。哈默不仅满足了俄国的需要，而且把百分之二十的产品出口到英国、土耳其、中国、伊朗和其他十几个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