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曼德的多重生活重迭在一起，就像一片三明治一样。
约翰・ Ｆ・肯尼迪在入主白宫以后不到一个月，就任命阿曼德・哈默为无任所巡回经济使节，并派他到海外去寻求稳定美元币值的方法。美国当时在这方面一般居第二位。 若干年以前， 这位年轻的总统和这位企业界怪杰由罗斯福介绍认识。吉米・罗斯福是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人。在１９６１年１月的总统就职典礼上，哈默和他的夫人弗朗西丝再次同肯尼迪夫妇有密切的接触。他们还是肯尼迪的好友艾伯特・戈尔的座上客。 总统很赞许哈默， 他命令商务部长卢瑟・霍奇斯安排一次旅行，使哈默受到良好的接待。霍奇斯决定让哈默看联合王国、法国、西德、意大利、利比亚、苏联、印度和日本。
哈默呆在莫斯科的日子是最重要的——这是他３１年以来第一次再次去莫斯科。事实证明这次访问很有成果，因而他奉令回华盛顿报告，而放弃他的印度之行和日本之行。
哈默博士在１９６１年２月１４日，同对外贸易部官员进行的会晤只能说是探讨性的。他在离开对外贸易部的会晤地点以后，立即口授一分《交谈记录》，追述了两国之间在一系列事件以后出现的分歧的范围。这一系列事件是：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的访问搞得很不愉快， 赫鲁晓夫和尼克松进行“厨房辩论”，中央情报局 Ｕ—２飞机驾驶员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在莫斯科的一个军事法庭上受审，并被判刑，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戴高乐和麦克米伦预定在巴黎举行的最高级会议被取消，赫鲁晓夫撤销了艾森豪威尔访问苏联的邀请。
第二天，大使馆向哈默提出他可能会见的其他苏联官员的名单。他尽可能客气地把这个名单撇在一边，他提出要见米高扬，他马上发一封信给米高扬，告诉他已经来到莫斯科。这封信交给外交部，两小时后，米高扬办公室来了电话，说要派汽车来接副总理的老朋友。
米高扬和哈默的会谈比哈默同维诺格拉多夫的会晤轻松一些。两人分别将近４０年，可谈事情很多。谈话是用俄语进行的，两人寒暄以后，就交换意见，他们谈到了美国禁止进口俄国蟹肉的问题。他很快看出来这个问题在米高扬心目中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亚美尼亚人安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同志这个政治上的不倒翁，对美国继续禁止进口苏联蟹肉深恶痛绝。美国实行禁运的理由是，苏联蟹肉是“奴隶”劳动即“强迫”劳动生产的。
第二天早上，哈默正在准备动身去机场，乘飞机到新德里，按照预定的计划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忽然接到汤普森大使办公室向他的旅馆打来的电话，要他一定不要离开。米高扬向赫鲁晓夫谈到哈默，赫鲁晓夫想在第二天见他。同列宁的继承人坐下来谈话的机会更重要。当哈默于１９６１年２月１７日在赫鲁晓夫的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会见赫鲁晓夫的时候，他十分清楚地看出究竟是谁统治苏联。这次重要的会见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赫鲁晓夫表示，他的国家已经从美国学到很多东西，并且很希望在优胜的领域学到更多的东西。例如福特曾经教他们怎样制造汽车。他感谢哈默把福特公司的汽车引到俄国，使俄国能建成第一个现代化工厂。他说，虽然苏联犯了很多错误，苏联工人由于无知或其他原因，破坏了许多机器，但是他的国家仍然在若干方面超过美国。
在同赫鲁晓夫进行的两小时会谈中，哈默博士向这位总理兼党的领袖建议两国互相在对方展览艺术瑰宝，并建议米高扬和霍奇斯进行会晤，研究贸易问题。赫鲁晓夫答应考虑这两个建议。哈默随身带了一本他在俄国呆了多年以后于１９３２年写的书。他要求把译员叫回来翻译最后一章，在这一章中有他的结论。译员用俄语读这一章的时候，赫鲁晓夫凝神谛听。哈默在书中公正地评价了俄国当时的景况。
他说 ：“苏联政府看来是完全稳定的。它不仅始终履行它的全部义务，而且从一切迹象看来，它将继续这样做。当然，新政权并非在全世界都是得人心的——哪个政府能做到这一点呢？——但是它的基础比国外普遍认为的要广泛、坚实得多。大多数人认为苏联政府是一个比较小的集团，靠军队和秘密警察、也就是靠武力夺取和维持权力。其实苏联政府得到一千多万有组织的工人的支持。这些工人是苏联国家生活中最活跃最有力的因素。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教育运动，帮助贫苦农民，这些人组织起来参加集体农庄，向他们供应种子、拖拉机和工具，教他们用最好的办法种田。我相信这种做法不久就会产生成果……”
赫鲁晓夫很高兴。他赞扬哈默“很有同情心，很有远见”。
在哈默向主人告别并用俄语说“和平与友谊”的时候，赫鲁晓夫走到他的桌子旁边，给他一件礼物，这就是他个人用的自动铅笔，铅笔顶端有一颗嵌在红星上的小红宝石。
晚上９点３０分从克里姆林宫来了电话，说就要有车子来接哈默夫妇到铅笔厂去。这个厂先前在市郊。 到１９１６年，这个厂在城里了。莫斯科市区扩大了。这个厂还在三十多年以前所在地方。雪正飘落在工厂上，落在校舍上、娱乐厅上和他先前在那里为德国工人建造的小屋上。白桦树长得更高、更密了。到处都是柔和的灯光。
哈默夫妇进去的时候，工人正在上夜班。除了几台新机器以外，他们仍然在用许多年以前从德国买来的机器。办公室仍然在那里，一点没有变。在参观结束的时候，在那里举行了一个晚会。桌上放着鱼子酱、香槟酒、伏特加，应有尽有。铅笔厂的所有经理都应邀参加晚会，此外还有六七个以前的老雇员。这简直像一个纨绔子弟回家的样子，这个夜晚过得非常非常愉快。
在赫鲁晓夫执政期间，哈默又到莫斯科去过两次。他第二次去是在１９６３年初，那一次他做成了一笔几十亿美元的化肥交易，这笔交易要靠英国提供信贷。可是这个协议还没有来得及实施，赫鲁晓夫就被解除了共产党总书记兼总理的职务。
九年以后，以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总书记、阿列克塞・柯西金总理和尼古拉・波德戈尔内主席为首的俄国领导人记起赫鲁晓夫和哈默达成的协议，认为这个协议是可行的，因而极大地扩大了这个协议的范围。
１９６４年６月１０日，哈默会见茹科夫的继承人叶卡捷琳娜・福尔采娃女士。他向这位身体健壮的部长提出一位几乎无法拒绝的美国名人——摩西奶奶。福尔采娃前不久才从哥本哈根回来，他对那里举办的摩西奶奶的风格质朴的名画展览很感兴趣。在同哈默用俄语进行的对话中，也告诉哈默，在丹麦举办的这次展览非常成功。她说，她确信如果在苏联展览，一定会吸引更多的观众，受到更大的赞赏。
摩西奶奶作品展览在莫斯科的普希金博物馆举办，这次展览大获成功。 在气温低于零度的露天中， 人们在博物馆周围排队，等着观看摩西“奶奶”的作品——人们亲切地用俄语叫她“奶奶”。
这笔交易的另一半却不那么容易安排了。文化部将挑选它自己的艺术家作为同奶奶交流的对象。这位生气勃勃的文化部长把这个条件作为苏美艺术交流的跳板，她带着愤怒的痛苦神情责问，为什么美国阻止红军歌舞团举行访问演出的计划。她说，这个歌舞团在整个欧洲演出受到很大欢迎，现在正应邀对加拿大进行第二次访问。
哈默猜想歌舞团的红军制服是国务院采取行动的原因，他认为歌舞团员穿便服也许比较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福尔采娃气鼓鼓地对这种说法作出回答。
她说 ：“加拿大没有美国强盛，然而加拿大人不 怕红军制服。你们有一个很出名的乐队——海军乐队。我们不反对他们穿着美国海军制服到这里来 。”哈默结结巴巴地用俄语向这个精力充沛的妇女保证，他一定向约翰逊总统谈谈这场文化危机。
这个问题终于得到解决，使国务院感到更为高兴的是：俄国政府同意挑选帕尔・科林的一部分作品，作为同奶奶的作品交流的对象。科林从童年时起就受过当一个肖像画家的训练，是俄国最大的绘画收藏家之一。他已经立下遗嘱，决定在他去世后把他收藏的作品赠送给俄国政府。维克托被允许进行选择。科林夫妇都已年过７０，他们在１９５６年４月５日以哈默夫妇客人的身份，来到哈默美术馆出席这次展览会的开幕式。报纸未作任何吹嘘，只是赞扬这次展览会在艺术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福尔采娃同阿曼德在就摩西奶奶和红军问题交换了意见以后，成了好朋友。这种友谊的一部分基础是福尔采娃从内心里敬重任何认识列宁的人。这种友谊带了前所未有的艺术上的交往。
１９７１年，他们再次相遇，在福尔采娃访问美国的时候，哈默邀请他参加在洛杉矶举办的一次展出他广泛收集的美国和欧洲大师们作品的展览。这些作品预定在第二年６月和７月在伦敦皇家艺术学会展出，接着在１９７２年８月９日至１０月１日在爱尔兰都柏林的国立美术馆展出。博士收藏的是塞尚、凡・高、雷诺阿、德加、莫奈、毕沙罗、莫罗、高更、柯罗、莫迪利亚尼、 土鲁斯－劳特累克、夏加尔的作品，以及包括吉尔伯特・斯图亚特、萨金特、埃金斯、普伦德加斯特、哈尼特和安德鲁・韦思在内的美国人的作品。福尔采娃对这些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她要求哈默把苏联列入巡回展出国的名单。哈默当即表示同意。在俄国的展览从１９７２年１０月中旬开始，持续了将近一年，吸引了几百万留连忘返的观众。展览的地点有著名的国家文物博物馆普希金博物馆，还有基辅、敖德萨、明斯克和里加等地的文化场所。
福尔采娃对哈默提出的大胆要求满口答应。４１件作品中有３９件是莫罗佐夫的财产。这些作品被装箱运走，其隆重程度不亚于米开朗琪罗的《哀悼》从梵蒂冈运往纽约世界博览会的场面。
哈默为这些作品保了２５００百万的险。
有一天，当哈默正在俄国商谈化肥交易的时候，他被召到福尔采娃的办公室。福尔采娃说 ：“我要告诉你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听说你收藏品中没有卡西米尔・马列维奇的画。我们为你挑选了一幅作品，在特列季亚科夫斯基美术馆负责人看来，这是他登峰造极时期的最优秀的作品，苏联政府希望你拥有这幅作品 。”
这种友好的表示，显然使哈默深受感动。１９７２年７月２０日，在水门还没发生的时候，尼克松总统邀请哈默到白宫去，报告他最近一次入山探宝的情况。当时，哈默破天荒第一次代表一家美国公司和苏联科学技术委员会签订一项贸易协定，刚刚从莫斯科回来。哈默在抵达美国时对新闻记者说，要不是总统在五月间同勃列日涅夫举行最高级会议，铺平了道路的话，他本来不可能替西方石油公司揽到这笔生意。为此，总统在４５分钟的会晤中，对哈默向新闻记者所作的发言表示感谢。
当时，哈默想对俄国人表示一番谢意，但是，既然已经赠送了戈雅的一幅价值百万美元的名画，还能再送些什么呢？在那项贸易协定签订以后，他收到了雪片似的大批信件和电报。谁知就在这些信件和电报中，他出人意外地找到了答案。有一位经营艺术品的同行商人来信说，他手头有列宁的两封亲笔信。他的建议是闻所未闻的：只要哈默能劝说他在克里姆林宫的朋友们可以从国家文物博物馆或普希金博物馆取出一件杰作赠给他，他就愿意把这两封信交哈默转交俄国人。
两位商人见了面，就转让的条件进行了谈判。那位同行把信件拿给哈默看。其中一封是写给德国女权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克拉拉・蔡特金的。蔡特金住过监狱，又在德国国会里呆过。在魏玛政权期间，是德国国会一位老资格的议员。她崇拜列宁，并且竭力为列宁领导的革命奔走呼号。蔡特金夫人于１９３３年在莫斯科附近的阿尔汉格尔斯克逝世。那位商人用几幅油画从她儿子手中换得这两封信。
哈默精明透顶。他和那位商人见面时带去了列宁写给他本人的信件的照相副本，对笔迹进行了比较。根据他的观察，这两封信是列宁的真迹。但是，他得弄确实。那位商人允许他摄制照相副本。他把照相副本寄给福尔采娃，转送列宁研究院的专家。回电说，那两封信确是列宁的真迹。
现在，哈默得把事情向那位商人挑明：这两封信理应送交列宁研究院。但是，用国家文物博物馆或普希金博物馆的一件或几件艺术作品交换的建议太不合理了。哈默博士表示愿意用他珍藏的几件名贵油画交换。经过几个月的讨价还价，双方拍板成交。用哈默的话来说，为了使对方乐于接受，他还添了“一大笔现款”。
哈默在１９７２年１０月带着他用昂贵代价换来的珍品飞往莫斯科，并把这批珍品，交给柯西金总理的女婿——苏联部长会议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杰尔曼・格维希阿尼。
哈默同勃列日涅夫见面时带去了两封列宁书信原件的复制品，复制品装在镜框里面。
勃列日涅夫说 ：“我也想给您一件东西 。”他一面说，一面把手伸到口袋里，取出他那块苏联制造的金表和表链。哈默事后回忆说 ：“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热心肠和人之常情。这不是议定书一类的事情。他只是想这样做，我也深受感动。我至今还保存这块金表和表链，而且放在表袋中。有时候，为了挪揄我们的美国技术专家，我还把金表和表链拿出来说 ：‘请看，这是俄国制造的，但是它制作精，准确无误’。”
在这段时期中，哈默的地位的确很不平常：他是见过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两位巨头的少数国际工业家之一。尼克松总统过去一定要送给他一套总统用的袖口链扣。后来勃列日涅夫又把自己的金表送给他。这一批物件或许是当时最不平常的装饰品。
哈默在１９７３年最高级会议期间在华盛顿第二次同勃列日涅夫会晤。哈默白天在白宫对面的布莱尔大厦——外国来访的国家元首的宾馆——同勃列日涅夫见了面。晚上，在进入白宫参加尼克松的国宴时，他们三人又举行了他们自己的短暂的最高级会议。当哈默博士和夫人穿过接待人员出现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停留了大约五分钟。这时，他和哈默用俄语交谈，由哈默替总统译成英语。
他们说 ：“好吧，你们有你们的制度，这种制度对你们来说是行得通的，但是，我们不相信你们的制度。不过，看起来，我们可以合作共事的时候已经到来了，你们可以干你们的，我们可以干我们的 。”
因此，通过商业激烈竞争的前景是相当光明的。尼克松总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稳步地向问题的核心前进。如果说铁幕现在已经揭开的话，那么，揭开铁幕的就是尼克松总统。
１９７３年５月９日哈默对商业记者讲得异常坦率，资本家也可能同共产党人打交道。但是，从意识形态上来说，我们永远也不会成为伙伴。而且美国人决不能忽视，在和苏联人打交道的时候，这些互相竞争的公司所要对付的并不是一个对等的公司，而是一个政府。在俄国注册的贸易组织多如牛毛。但是，只有唯一的一位董事长——那就是勃列日涅夫先生。
哈默博士列举出了西方石油公司和苏联签订的各项协定的一些细节。就连商业记者们也觉得他这样做的是有些发人深思。
《商业周刊》派了总编辑刘易斯・扬，专程到哈默在格林威治村的那座古玩古画琳琅满目的隐居别墅去。１９７４年７月１３日的《商业周刊》发表了一篇访问记。这篇访问记原原本本地说明了博士和俄国人打交道的特殊作风。
哈默善于和俄国人打交道传为佳话，不管他在当代的同辈和竞争者是不是承认。《 幸福》杂志有一次询问埃尔帕索天然气公司董事长霍华德・ Ｔ・博伊德说，埃尔帕索天然气公司为什么要邀请西方石油公司参加进口苏联天然气的巨额交易呢？博伊德回答说 ：“邀请哈默参加有好处”。 他是指哈默博士在同俄国人打交道方面经验丰富，也是指埃尔帕索公司想要西方石油公司分担一笔巨额投资的风险。
在《幸福》杂志记者前来采访的时候，哈默的回答则不那么复杂，他简洁地说 ：“当时，埃尔帕索公司正在和俄国人谈判，没有结果，所以，我们就参加进去了。我觉得，凭我们的经验，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摆脱官场上的繁文缛节 。”
全国广播公司在１９７３年为哈默博士摄制了一部历时一小时的记录片， 标题是《同俄国人挂钩》。制片人是露西・贾维斯，撰写人是埃德・纽曼，导演是汤姆・普里斯特利。在录制期间，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这部彩色电视片需要一个尾声。哈默把这件事记在小本子里。有一天，他在勃列日涅夫办公室谈生意的时候，找到了一个机会提出这个问题。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同苏联官场的层层机构打交道的全国广播公司录制组，一直想进入苏联领导人的内部办公室，都没有成功。哈默顺便地提出录制组的难题，勃列日涅夫把手指捏得咯咯作响，秘书们就从里面跑出来，几分钟之内，民族饭店内露西・贾维斯房间里的电话铃就响了起来。人家叫她带着录制组其他人员“马上过来一下”。
这就成为描写哈默多年来同俄国人打交道的电视片的快乐的尾声。勃列日涅夫通过翻译用深沉地声音说 ：“我愿意向美国人民致以最热烈问候，向尼克松总统提出我的忠告和良好的祝愿。我们已经为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美好关系奠定了十分坚实的基础 。”
纽曼接着说 ：“正像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列宁用哈默促进同美国商人的贸易一样，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勃列日涅夫也在利用哈默这样做 。”勃列日涅夫事后又单独接见了他。
勃列日涅夫又出来总结说 ：“阿曼德・哈默作了很大的努力。我帮了他的忙，他也帮了我的忙。这是互相帮忙。我们不谈机密，只是谈生意 。”
纽曼最后说 ：“有５０年实践经验的哈默也利用了勃列日涅夫。这是典范的交易。这就是同俄国挂钩。”
哈默常常谈到，他的“职责”是促使西方石油公司股票在市场上的价值翻一番。他花了很多精力致力于这一目标，因此，多年来，他和这家经营多种业务的公司的几十万名股东建立了异常密切的友谊。通用汽车公司的许许多多股东看来却不大可能和董事长托马斯・墨菲十分熟悉，以致可以在公开场合和他聊天或那怕是好歹给他写封信。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成千上万的股东和他们的董事长约翰・德・巴茨的关系一定也是这样。哈默的股东却常常赞扬他，训诫他，有时甚至对他发脾气。但是，在公司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往往对他表示同情。
多年来，西方石油公司的股东们写给他的信件都和球迷、戏迷和影迷写给球星、戏星和影星的信件相仿，特别是在北海、委内瑞拉、尼日利亚和秘鲁等地发生罢工之后——就仿佛正确的钻探地点都是由他亲自指定似的。
除了和股东们对话以外，哈默还致力于其他方面的工作。西方石油公司接管了一些公司。哈默认为其中有些公司的经理人员不合格。因此，在７５岁高龄的时候，他还在辞退或开除一些比他年轻的经理人员，以便使西方石油公司股票的价格更符合于这个公司取得的成就。由于这个缘故，当《福布斯》杂志的一位作家呼吁他自己退休以便为新生力量让路的时候，他就非常生气。他把这位作家叫做“年轻的、半生不熟的作家”。 这位作家认为，如果哈默退休，那会提高人们对西方石油公司股票的信任，这位惹人生气的青年人还在文章中表示，他不明白在公司兴旺发达的年代，哈默为什么要把老经理人员推在一边。
哈默在回答这一指责时解释说 ：“凡是有接管别家公司历史的公司，都得继承一大批经理人员，可是你发现他们不称职，就只好让他们走开。这是你对股东们的职责。我想，虽然各分部都是新班子，西方公司还是一直干得不错 。”
尼尔・ Ｈ・雅各比教授在随后的一期《福布斯》杂志上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为哈默博士辩护。这是他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１日写给这家金融杂志的主编詹姆斯・迈克尔斯的一封信。
路易斯・奈泽也对这一直很敏感的问题表示了自己的意见：
“很久以来，一直有人批评他残酷无情地把不合他心意的经理人员开革。这是根本不真实的。就规模和经理人员的数目来说，西方石油公司一直没有什么大规模的调整。金融报刊上有些人批评他，说他一个暴君。他们声称，这是因为他既然是一个人说了算，本质上就必然是一个暴君。他根本不是一个暴君。不论什么人的意见，他都愿意倾听。不管白天黑夜，他都欢迎人们向他提出意见。他是我所认识的最虚心的人。这一次，有人对他表现敌意是偶然现象。原因在于，他接管了许许多多公司，自然而然也就接管了这些公司的全部经理人员——好的，坏的，不好不坏的都有。因此不能不作一些人事更动。其所以要有这样的人事更动，是因为其中有些经理人员不欢迎变动，不愿意让人家把他们吸收到更大的组织中来。那些在原来的公司里发了财或者在原来的公司里任职多年的经理人员，有不少人希望退休，甚至当哈默博士恳求他们留任的时候他们还是退休了。这也促使人们对他提出更多不公正的批评。你会发现，西方石油公司里的人事调整比大多数大公司都少 。”
在阿曼德・哈默不断取得成功的生涯中，他偶尔也会有一些短暂的时期希望自己除了现有的其他技能之外，还能是一位领有执照的律师。他相信自己本来是会成为优秀律师的。路易斯・奈泽有一次对哈默博士说，他具有第一流律师的主要气质——敏锐的策略观念。在铅笔、输油管道和比加索的画等等如此互不相通的领域里。哈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根据强有力的策略行事的，其中包括１９７４年燃料短缺时期。
他聘用了一批精明的律师，有时还请来一些引人注目的证人，例如埃莉诺・罗斯福。
另外还有一些著名的有权势的机构需要对付。在他快到７６岁的时候，这位博士依旧是头脑清楚，精力充沛，他勇敢地迎接了对付证券管理委员会的一场足足拖了数年之久的、令人恼火的战斗。在１９７０年这件事情最初出现的时候，委员会指责西方石油公司和哈默在某几笔交易中牟取了过高的收益。对哈默个人， 还指责他向报界发布欺骗性新闻稿。 负责西方石油公司账目审计工作的阿瑟・安德森公司认为；煤炭和不动产交易中没有任何不妥当之处它开了一张明确的证明书，证明西方公司在有关时期内的财务报表是正确无误的。以财务副总经理多尔曼・康芒斯、主计吉姆・默迪为首的西方石油公司财务会计人员当时是同意这些交易的。哈默自己公司的律师认为有关新闻稿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建议哈默到法院去同证券交易委员会打官司。 他们觉得， 阿瑟・安德森公司的证明就能驳倒证券交易委员会那些笨拙的会计师们所提出的站不住脚的论点。哈默聘请名声卓著的律师、大通曼哈顿银行前董事长、世界银行前董事长约翰・ Ｊ・麦克洛伊来对付这些指责。麦克洛伊认为，比较明智的做法是接受证券交易委员会发布的一项承诺令，这种承诺令只是说西方石油公司和哈默同意将来不违反有关证券的法律，而并不承认证券交易委员会所提出的，指责他们过去曾违反这类法律的任何指控。麦克洛伊提醒他的怒气冲冲的当事人说，“ 你不能去同小官僚们进行那种看来没有取胜希望的斗争。”哈默听从了他的意见，并且忍受了报界在这种情况不通常总要掀起的一通谴责。他以为，他以这样的代价换来了同证券交易委员会相安无事的局面。然而，在一年以后，证券交易委员会又提出有关油船租约和注册登记申报不实，指控的时候哈默却仍然镇定自若，轻松自如。那些契约和登记内容又是经过阿瑟・安德森公司和西方石油公司财会人员认可的。《纽约时报》上所介绍的证券管理委员会的论点读起来颇为冷酷。
哈默这一次聘请了著名的弗里德、弗兰克、哈里斯、施里弗、雅各布森律师事务所的萨姆・哈里斯。据说，证券交易委员会执行处廉洁能干的处长，斯坦利・波金认为，哈里斯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最杰出的律师之一。哈里斯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人员交锋。他确信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立场是站不住脚的。他的意见与上一次约翰・麦克洛伊的建议不一样，他主张哈默到法院去驳倒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指责。 他向博士保证说，“我愿以我的名誉担保，你一定能胜诉 。”
哈默心上还记着麦克洛伊提出的现实的意见，而且他认识到， 打这场官司对于即将出售１．２５亿美元的债券是会有影响的，所以他否定了哈里斯的主张，第二次同意接受承诺令。
他之所以同意接受这一承诺令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诉讼 。”
哈默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表露了他内心的气愤。虽然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位调查员曾对哈默的律师阿瑟・格罗曼说过，他的同僚中有一些人对西方石油公司的负责人员，“ 特别是对哈默博士”十分尊敬，但是哈默仍然认为，某些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人员在不正当地同他纠缠。
哈默还有一个能干的对外联络班子，为首的是卡尔・布卢梅。此人先前在《洛杉矶时报》工作过，自从哈默进西方石油公司以来，此人一直在他手下工作。但是在必要时，哈默博士亲自进行对外联络工作。他是不容易被恶语吓倒的。
１９７０年３月２８日，《 华盛顿邮报》的评论家保罗・理查德，猛烈指责当时在史密森学会展出的博士收藏的艺术品，这是他感到骄傲的高兴的东西。这篇出色的文章的标题是《大师们败笔之作的一次展览》。
哈默火冒三丈。他拿起他爱用的武器——亚历山大・格备厄姆・贝尔发明的电话，给《华盛顿邮报》、《 新闻周刊 》以及电视台和电台的讨人喜欢的老板凯・格雷厄姆拨了电话。这位女老板先讲话，她笑着说 ：“我料想你会来电话，阿曼德。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为什么你不给我们写一篇东西来回答呢？我们将在同样显著的地位刊登你写的东西 。”
哈默虽然忙于考虑另外许多事务，但是他立即接受这一挑战，写了一封信给编辑，这封也许是编辑收到过的最长、学术色彩最浓的旨在促进公益的信。哈默不要经常为他写讲稿的人帮忙，亲自写了这封信。理查德的文章刊登在《 华盛顿邮报》《生活》栏第一页上。哈默的署名的答复也刊登在这一页上。但是哈默的答复还占了第二页整版和第三页大半版的篇章。他估计他原来的未经删节的答复长达１５０００千字。
理查德后些话仍然刺痛了哈默，于是哈默决定扩大他收集的艺术品。在后来几年里，他多次高价收购，又得到世界上的一些伟大杰作，来替换这些大师的次要作品。一切挑选工作都完全由华盛顿国立美术馆的名誉馆长约翰・沃克来决定。
哈默对沃克的要求很简单 ：“在我收集的作品中，我只要值得在国立美术馆或者大都会博物馆挂的艺术品 。”
在洛杉矶举行的开幕式上，哈默宣布他已经立下遗嘱，决定在他去世以后把他收藏的全部油画捐赠给洛杉矶县立美术馆，把他的素描捐赠给华盛顿美术馆。
阿曼德・哈默一心想凿穿地壳以求得利润的劲头，多年来一直未减。哈默在利比亚比较容易地取得了胜利。对于这个激动人心的成就，石油巨子仍然羡慕不已。但是从此以后，哈默的人员每开发一桶原油都得经过艰苦的努力。
西方石油公司仍然能在利比亚开采大量原油，不管那里搞不搞国有化。西方石油公司还到世界各地去找比较保险的地方开采石油。
西方石油公司到了秘鲁，并且同军人委员会关系很好。这件事首先说明哈默的干劲。德士古石油公司和海湾石油公司在厄瓜多尔采油得利的那种做法，他是不愿效法的，尽管秘鲁同意让他的地质学家开始勘探，但是秘鲁有一项法令，禁止任何外国在离厄瓜多尔边界５０英里以内的地方活动，此事或多或少使他有点难以容忍。
五年以前，尽管公司财力很紧，哈默还是授权加勒特研究实验室，执行一项从科罗拉多州页岩矿床中开发石油的计划。
被压在岩石里面的是石油。哈默博士听说在始新世以后的一些年代的岩石中有石油。世界上的另外一些人早在１４世纪就知道这种情况，当时在欧洲中部，被称为“鱼石脂”的类似沉积物被用来照明、做饭和取暖，这是一种由鱼沉积成的可燃烧的岩石。
哈默下定决心，要在大江克欣东北５０英里的科罗拉多落基山的一个地段开采一点页岩油。
哈默选择了另一种办法——内部开采，科学术语称作地下开采。
这种办法的基本内容是：在油岩蕴藏量丰富的山里开隧道，在内部建造巨大的开采室，把岩石打碎并焚烧，这样就能使油同石头分开，而不致损害山和周围的环境。
用小规模地下开采法生产的石油源源而来，数量是每天二三十桶。哈默立即命令扩大试验厂的范围，而实行一项规模大得多的试验计划，争取在１９７７年以前每天生产３万桶石油。
他还委托斯坦福研究所对这种办法作出估价。该研究所报告说，据他们估计，在现场生产的石油成本低达每桶１．８美元。 当然在这个数字上还要加上土地费用、运输、提炼以及开展这种营业所需的其他一切正常开支。但是即使这样，是可以从中等质量的页岩中以每桶约为５美元的总成本生产出石油，从上等质量的页岩中以低达３万美元的总成本生产出石油，而当时世界石油价格接近于每桶１２美元。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４日，殖民地开发集团——大西洋里奇菲尔德公司、壳牌石油公司、油页岩公司和阿希兰石油有限公司——宣布，他们暂停实施关于开始兴建一个日产５万桶石油的工厂的计划。果然不出哈默所料，他们在环境保护方面遇到了麻烦。他们的更带实验色彩的开采法花费的资金增到８亿美元这样一个天文数字。
在一场技术竞争中，哈默显然赢得了重大胜利。哈默相信西方石油公司的地下开采法，能生产出比进口石油更便宜的石油，而且在今后若干年内用这种方法生产的石油很多，足以在国家实现能源独立的目标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１９７３年，他飞行了大约３０万英里，包括进行一次环球商务旅行，中间停留的地点包括檀香山、夸贾林岛、东京、名古屋、哈巴罗夫斯克、新西伯利亚、莫斯科、巴黎、苏黎世、伦敦、班戈，最后取道纽约回到洛杉矶家里。他的这次旅行比菲莱阿斯・福格创造的纪录少５８天。
这次寻找新生意的重点是访问日本，这是他第一次访问日本。自从日本投降以来，到过日本的美国商人非常多。但是在哈默还未来到日本之前，人们就听到他的会办事的名声。他受到通常只有高级外交官才会受到的尊敬。田中首相热情地接待他，蓬勃发展的日本经济界的巨头花很多钱款待他和他一行人。在东京附近的三岛，博士接受一次比较罕见的邀请，在一个矿泉的纯金浴盆里进行一次热水浴。主人和客人都知道这件事的象征意义。日本之行有很大收获，做成了五笔交易以及在遥远的将来能为有关各方带来好处的几项合伙事业。
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１４日，美军石油公司董事长约翰・斯韦林根提出了他的建议，他愿意拿出印第安纳的这家公司的１０亿美元的一向很坚挺的股票，来买西方石油公司的５５００万普通股，随后再谈１５００万已发行的优先股。他愿意让５５００万股的持有者每股得到１７美元。这比那一天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这种股票的价格高３美元，比几个月以前滞销价格高８美元。斯韦林根解释道，这笔交易的意义不是仅仅在于简单地购买西方石油公司的普通股和转让优先股。西方石油公司的主要人员——甚至也许包括哈默在内——将留在扩大的公司中。将鼓励西方石油公司继续在北海和其他地方勘探石油，还将为西方石油公司在科罗拉多的页岩油实验提供新资金。
哈默叫办事从容的多萝西・普雷尔让他手下的所有高级职员、顾问和律师接电话，最好同时接电话。他对他们谈到他遇到的这件骇人听闻的事情时越来越生气。他说，韦斯林根曾经威胁他，几乎是通知他印第安纳美孚石油公司就要前来接管了，而不是要求他出让。
后来说的话更刺耳了。在他们两人会见以后两小时，斯韦林根打电话给哈默，提醒哈默说，根据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宣示”规则，他觉得必须发表一项新闻公报，说他们曾经就“合并”问题举行会谈。哈默怒气冲冲地回答说 ：“你高兴向报界说什么就说什么，我阻止不了你。但是我一定要否认。决不含糊！”
两星期以后他来到了证人席上。他也许需要看一下国会的这个小组委员会的名字——“内政和岛屿事务委员石油联合行动特别小组委员会”。 但是他不等人催他讲话，就高兴地说道 ：“早上好。我名叫阿曼德・哈默。我是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
他说 ：“我相信这些听证会对国家的重要意义比我先前参加过的任何一次听证会都要大 。”他讲话时的神情像保护自己一块草原的带枪拓荒者一样坚决。
他越说越兴奋 ：“西方石油公司的自由和独立处于生死关头。 对我们的３０万股东、对我们的３．２万雇员、对同我们在自由市场上打交道的许多大大小小的公司来说，这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
“如果西方石油公司落到一家大石油公司手里，美国人民就要失去最大的一家独立的石油公司，从而失去一个主张在石油、煤、化学品、化肥和国际贸易方面进行自由竞争的坚强斗士 。”
“美孚石油公司搞的是不折不扣的征服，这种征服会不知不觉打击自由竞争，并且造成极其严重的经济后果，这种征服是对美国的反托拉斯政策的空前挑战。如果美孚石油公司得逞，这将是在美国发生的公司对公司的最大掠夺——美国企业的每个竞争的领域都将回荡着一个信息：自由企业和独立完了！”
“如果美孚石油公司能够如此蛮横地做成这件事，任何企业家怎么能自认为是安全的呢？美孚石油公司显然认为他们能够实现他们的垄断目标，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制止他们。这次我要说，能够制止他们。我说西方石油公司的经理部门和股东能够制止他们。我说政府能够制止他们，不是因为我们的政府支持西方石油公司，而是因为我相信我们国家法律的宗旨是制止贪得无厌的接管！”
斯韦林根回答哈默的指责时说的话给人的印象是感到委屈，而不大声反驳。他说他觉得很难理解哈默或者其他任何人害怕大公司的心理。他曾经在另一个场合说，促使勘探直到街头加油站的石油产销全过程一体化，对国家是会有好处的。他接着说，反对他的看法的人表现出“在经济上一无所知……”
他对该小组委员会说，“ 在财力上无法同印第安纳美孚石油公司相比的这家公司，却如此大动肝火，这使我非常惊讶。西方石油公司的基本建设费用在１９６９年是３．４４亿美元，到去年下降为１．９９亿美元。而美孚石油公司在同一时期却从７亿美元增加到９．０１亿美元。 我们认为美孚石油公司的管理工作和财力，可以使西方石油公司的能源得到有效的利用。”
这番话伤害了这个西方石油公司人的情感。西方石油公司原来是一个普通的公司， 只有４．４万美元的财产，３名雇员和很少几个快要报废的油井。今天这家公司发展成为一个大企业，据哈默向参议员们说，这个大企业“的收入为６０亿美元，纳税后的利润几乎有３亿美元 。”
斯韦林根最后说：
“我们相信美孚石油公司和西方石油公司合并会有很大好处，而不会对公众利益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
斯韦林根的意见显然没有为许多参议员所接受，也显然没有为联邦贸易委员会所接受。该委员会立即准备举行长时间的听证会，并采取可能的反托拉斯措施。
印第安纳美孚石油公司在芝加哥举行了一次董事会会议，接着在一篇简短的声明中打了退堂鼓。正如《福布斯》杂志预料的 ：“哈默在第一回合中就把对手击倒在地 。”
在阿曼德・哈默的不平凡的一生中，使他在精神上受到打击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在没有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他同巨头世界能够和平相处。他是在二三十年以前完全打算退休的时候才冒险进入这个世界的。一个巨头为了把哈默赶下宝座，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最终被哈默击败了。下一个巨头如果想用金锁链束缚他的手脚，就得拿出比斯韦林根更多的东西——也许每股１００美元。华尔街、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其他机构有时候曾经对他那种管理方式皱过眉头，而现在终于对这位当代最为多才多艺的企业界巨子表现出几分钦佩，这在哈默看来也许是最了不起的事。
在哈默后来的生活中，他的辉煌的成就一直在叠加中。他曾访问了北京，并且得到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他给中国人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