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教师的首要条件是具有大学学位，很多教师还具有硕士和博士学位。从卡耐基课程毕业后，要做教师的人至少要做两起卡耐基课程的助教。助教协助教师的教学和发表示范谈话，在学员准备发表谈话的时候接受咨询，在学员发表谈话的时候计时，以及执行课堂中的其他工作。他们必须参加一项"教师训练讨论会"，讨论会是在卡耐基机构总部由教务人员主持，这项讨论会要求很高，很多人就是因不能达到要求的标准而被淘汰。达到标准就是获得试用教师的证明，然后再随正式教师在教学班授课，表现合格的试用教师就可以担任正式教师。
当然，就是正式教师也要接受再训练。卡耐基机构经常举办进修班和复习班，不但要加强教师的基本训练，而且还要考核、评鉴教师，并提出建议以改进教师的教授方法。除此之外，卡耐基机构教务部还派遣人员到世界各地去视察，和各地的教师们一起工作。卡耐基机构经常审查和评鉴教师，教师如果达不到标准就会被辞退。
卡耐基课程主持人的资格及卡耐基机构教务部，都得向美国非大学进修教育委员会备案，这个委员会的核定备案资格，是由美国教育部批准的。该委员会在１９７４年合并为美国全国非营利机构，以提高和保持进修教育计划的水准。为了达到这个宗旨，他们订立了标准，所有开办成人教育的组织，都必须达到这个标准。卡耐基课程也以此为工作目标。
这些标准和大学或学院备案的标准差不多，其中的规定内容包括课程的研究、教师的选择和训练、教学设备、财务稳定性以及训练效果等。要获得备案，举办成人教育的组织必须提出教学活动的详细分析，并且要接受教授小组的访问。在教学计划实施期间，这些教授负责评鉴这些教学计划。
卡耐基的理论、原则和做法，不会随课程的结束而结束。它们融入学员的生活中，继续发挥功效，帮他们寻找生活的新途径，度过更丰富的人生。
戴尔·卡耐基教学的影响至于全世界。他的《人性的弱点》这本书，除英语之外，还印成了三十六种语言；而他的《人性的优点》也被翻译成二十七种文字。全球五大洲的五十个国家都设有卡耐基课程。
卡耐基课程遍及全世界的国际教学计划，形成了现代成人教育无与伦比的规模。虽然通过各种语言和翻译，各地的卡耐基课程在精神和内容上并无二致。不论是在英国会议大厅沉静的气氛里，或是在原始村落的茅草屋里；不论是在热带酷热之中，或是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寒冬气候里，卡耐基课程的基本原则是一样的。
通过各地所设立的课程以及授课教师，卡耐基课程以丰富的、重要的方式影响了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人，提高了人们生活的素质。
由于很多班开设在世界上起远的地区，即使不知道卡耐基是何许人，或者不知道卡耐基教学计划的人，也都因此发现了成人教育的新途径，结果改进了无数人的生活形态、地位和自觉。
全世界很多国家的高级政府官员，都接受到卡耐基的训练。在毕业学员中，更有很多是内阁阁员、大法官、国会议员以及高级外交官。洪都拉斯的两任总统波里卡波·裴兹·加西亚将军和他的继任人璜·阿尔拔图·麦尔加·卡士楚，都是卡耐基课程的毕业学员。裴兹的夫人也是卡耐基课程的毕业学员。
１９５６年卡耐基课程在伦敦柯德瑞大厅举行一次展示教学。这是卡耐基课程第一次进入英国，但却遭到了新闻界刻薄的批评，认为它太过幼稚。不过，当学员注册、继续学习下去直到毕业，新闻界的态度也有了改变，而在以后的年月里，从英国卡耐基课程毕业的学员已经有了好几千。
在非英语国家举办卡耐基课程的，首先是中美和南美。教师从美国到这些国家去设立卡耐基训练班，以英语教学，在这种情形之下，自然只有英语流利的人才能够参加学习。那时有足够多的美国人、英国人和其他会说英语的人，因而不至于招不到学员。
等到训练出能说英语又能说西班牙语的教师之后，就立刻开办了西班牙语的课程，现在所有的书和教材，都有了西班牙文版本。不过在早期的时候，教师使用的还是英语教材，而且教师虽然在课堂上用西班牙语教学，但教师课后的讨论会用的还是英语。
但是，就算学员的英语说得很好，他们也难于用这种外国语言来表达他们真正的感觉。卡耐基机构鼓励用所在国的语言来教学，例如用大部分的欧洲语言、广东话、南非荷兰语、菲律宾的塔加拉语、冰岛语、希伯来语、印尼语、日本语、马来语、斯瓦希里语和泰语等。
不过，外国的学员有时也会怀疑，象卡耐基这样美国化的课程，是不是能适用于他们的国家。
西班牙卡耐基课程主持人艾杜阿多·克瑞亚多·阿吉瑞作出这样的评语：“卡耐基课程最特殊的一点是学员在初参加的时候，都十分关心这种课程是不是太'美国化'了。不过在课程进展下去后，这种感觉就消失了。等到训练完成之后，每一个学员都会认为卡耐基课程很好，这可以从他们的观点中反映出来，而且他们都应用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克瑞亚多在西班牙很多城市里开设卡耐基课程，还在一家周刊杂志上写了两页的特别报导，题目是《为人的力量》，把很多卡耐基的原则传达给西班牙全国的读者。
南非的卡耐基课程，使用南非荷兰语和英语。约翰内斯堡的主持泰瑞·奥士楚维克发现，南非的学员有时候利用卡耐基课程来改进他们的英语，虽然这不是卡耐基开班的宗旨，但是却能够给学员更多使用英语的信心。
奥士楚维克也常常在土人居住的地区开办卡耐基课程，他用的是英语。一堂课中，一名学员谈到他和巫医相处的经验，突然之间，他用祖鲁语喊出一句话来，全班也都跟着站起来以传统古老的祖鲁族态度回喊着，然后又安静地回到座位上，象没有事一样继续用心谈话上课。
今天，世界各国负责卡耐基课程的主持人，大多数都是这些当地国家的人士，不过也有些地方的主持人是美国人或其他外国人。
欧洲杰出主持人之一狄尔·艾尔顿，开办的课程遍及全西德。艾尔德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长大的，从小就接受憎恨美国人的教育。奇 -書∧ 網在十七岁的时候他被征兵到德国陆军里，但是基本军事训练还没有接受，战争就已经结束了，他成为美国军的俘虏，被拘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他和美国人没有什么接触，对美国人也没有什么好感。
后来艾尔顿慢慢地了解美国和美国人。他认识到他之所以对美国人没有好感，完全是因为他对"征服者"的偏见使然。艾尔顿在１９７３年卡耐基机构国际大会上说：“一群人对另一群人或许心存偏见，但是卡耐基课程帮助我们把别人当做一个个体来看，而不是把他当做另一群人中的一员来看。在卡耐基课程中，我们遇到来自各种不同环境和文化背景的人——大家聚集一堂——大开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获得不同的观念。”
要其他国家的人了解戴尔·卡耐基的著作和其他教材中所列举的美国人的例子，确实有点困难。艾尔顿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他在翻译这些书和教材的时候，有时候得换些例子，让德国人了解这些例子所要表达的意思。
美国人用名字称呼关系并不太亲密的人，这个习惯对德国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由于互相称呼名字是全世界卡耐基课程的做法，艾尔顿就在第一堂课中解释用名字相互称呼的原因。他告诉学员，称呼名字可以打破同学相互间沟通的障碍——但是他建议如果在街上遇到另一个同学，最好还是不要用名字来打招呼。为了防止德国人对以名字相称呼的较随便的方式产生抗拒，在班上叫学员的时候就不用比较亲密的"你"字（ｄｕ），而用较正式的"您"字（ｓｉｅ）。他还解释，卡耐基教师传统使用的招呼"晚安，朋友们"（在德国文化中，一个人是不可以随便用"朋友"这两个字来招呼别人的），并没有损害德国人对朋友的观念，因为在卡耐基课程的教室环境中，所有学员都是朋友，大家在友善的气氛中分享着共同经验。
卡耐基课程在德国很受欢迎。汉堡一家公司由于他们的人员接受卡耐基训练后对公司很有帮助，因此就热忱地为卡耐基课程做宣传，他们的推销员向顾客推介卡耐基的训练，甚至当推销员争取到报名卡耐基课程的人员时，公司还按介绍的人数发奖金给推销员。
在文化与美国显著不同的地方，学员一开始常常会抗拒卡耐基的技巧。英国伯明翰主持卡耐基课程的保罗·韦纳报告说，在"打开你的壳"这堂课中，学员们要大喊大叫，敲击桌子，有个学员立刻走出教室。"他是城里的一名经纪人，是只参加适合自己身分地位的俱乐部的人，非常英国化——老派的，就是在沙漠里也要穿上大礼服的那一类人。我看到他走出去，我也就跟着他走出去。他说，'如果也要我大喊大叫、敲桌子，我只好退学。这完全违反教养嘛！'我回答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在大喊大叫、打桌子。你同意这样做有很好的作用吗？'他点了一下头。'你不觉得应该放松一些你的虚假的约束？'他想了一会，然后同意了，再回到教室。当轮到他发表谈话的时候，他说他不喜欢在这种情况下发表谈话。他讲得很好，而后成为鼓吹卡耐基课程的人。”
东方开办卡耐基课程所遭遇到的问题，与在其他地方不同。香港卡耐基机构的经理说，中国人非常在意"顾全面子"，因此对中国人施展传统的推销技术根本就行不通。中国人虽然不想买推销员所推销的东西，但是为了保留推销员的面子，他们不会直截了当地说"不买"，他们会说些模棱两可的话拖下去，而让推销员自己放弃。
这位经理说：“这种情形使推销员非常沮丧，你永远没有办法知道该不该再去推销一次。但是我们克服了这个困难，因为我们发现中国人是诚实的民族。在试讲大会中，我们宣布，有兴趣报告参加卡耐基课程的人，就请接受会后开始上课用的书，结果真正要参加的人都拿了书，而其他的人就都不拿。如此一来就不必勉强没兴趣的人说出'不要'，也就保住了推销员的面子。”
不过，日本的情形又大不相同。参加卡耐基训练的人，大多数都是各公司从职员中选送来的。在日本，公司就象父亲一样，非常注意职员的发展。卡耐基课程对推展他们的业务来说，已经占着非常重要的份量，日本大多数重要的公司，都派遣各阶层的员工来接受卡耐基班的训练。他们和卡耐基课程主持人签订年度合约，以保证他们的人确实能够参加训练。
日本的卡耐基课程通常在好几个月以前，就已经登记满额了。为了使不在公司工作的人也能够参加，每期都保留一小部分名额，供其他大众申请。不过，申请这些空额的人，都要经过主持人法兰克仔细的审核。
法兰克以前在芝加哥州立大学旅馆管理学院读书的时候，参加了卡耐基班的课程，印象非常深刻，他认为应该在日本开办这种班。几年之后，他写信给卡耐基机构国际总部，建议他们在他的祖国日本开办卡耐基课程。这封信转给了最靠近日本的夏威夷卡耐基课程的主持人艾德温·惠特罗，他先与法兰克连络，稍后又亲自到东京去拜访法兰克，商量法兰克能不能加入惠特罗的组织，在日本推展和教授卡耐基课程。法兰克当时身任旅馆管理的顾问，事业很成功，不愿意放弃事业，从头开创另一种新事业，同时，他认为自己还没有做好从事这项冒险事业的准备。八个月之后，经过慎重的考虑，他决定参加在日本开办卡耐基课程的计划。
法兰克现在有十二名教师，日语、英语都说得很好，其中只有一位不是日本人。这个非日本人的教师是美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一名官员，日语当然也说得很流利。１９７５年美国福特总统和基辛格国务聊访问日本的时候，经过这位官员的安排，所有卡耐基课程的教师都参加了美国大使馆的欢迎会。
世界各国设立的卡耐基课程，大部分的教师都能说很好的英语，但是有些地区的教师训练还得使用当地的语言。由于大部分的教师训练员除了英语之外，其他语言说得并不很流利，因此需要翻译。卡耐基机构的一名教师训练员尼克·赖桑特已球游世界好几次，到各地训练卡耐基课程的教师。他讲了通过翻译来沟通复杂观念所产生的奇特感觉，“巴黎卡耐基课程的主持人吉拉德·韦恩和他的同事吉博特·乔丹担任翻译，讨论的时候，我必须等候翻译，而不能对询问做出直接反应，起初觉得很是分神。不过，一旦我习惯了这种情况之后，却进行得出乎意料的顺利，而那次会议也成为最有收获的一次。”
在某些国家，学员从很远的地方赶到教室来上课。如在澳洲，学员开自己的飞机从偏远的牧羊场赶到墨尔本或其他的大城市来上课也是常事。在小的市镇，人数不足于开班，他们就租一辆马车到邻近的城市去参加卡耐基课程。
而在另一些国家，经济成了问题。某些地区，低收入人口太多，没有能力缴付学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卡耐基课程主持人想尽办法促使各公司行号为他们的职员负担部分或全部学费。英国利兹市的卡耐基课程主持人史坦利·衣博曾报告说，当地政府为了鼓励官员接受训练，特别成立资助成人教育的委员会，学员能完成成人教育的，政府就补助百分之五十的学费。
极为欢迎卡耐基课程的另一个国家是冰岛。冰岛主持人康拉康·艾多生，在１９７６年１月９日为庆祝参加卡耐基机构十周年，特别举办一次晚餐舞会，邀请差不多三百名他的毕业学员参加，贵宾中有冰岛内阁的一名成员，他说卡耐基课程对冰岛极有帮助，很多冰岛政府和商界领袖都是卡耐基课程的毕业学员，其中包括一位前任总统和多位内阁阁员。
艾多生主持的卡耐基课程中，百分之九十五的学员是通过毕业学员热忱推介来的，他几乎根本不需再去做招生的努力。艾多生把他的卡耐基课程毕业学员称为他的"军队"，他们组成非正式的卡耐基课程毕业学员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并不是校友会，因为会员经常因工作变动而离开或加入，流动性很大。因此，一般来说，俱乐部的会员都是新近毕业的会员。现在冰岛大概有十三个这样的俱乐部。
卡耐基机构副总裁李查·牟格尔飞到冰岛参加艾多生的庆祝舞会，并且用冰岛语向大会发表演说，代表全世界卡耐基机构的人员和毕业学员，祝福艾多生、他的工作人员和全体毕业生。
几个月之后，南非德尔班市的卡耐基课程主持人汤尼·史登甫也举行了一个同样性质的大会，以庆祝他参加卡耐基机构二十一周年。南非是卡耐基课程极为活跃的地方，全国每一个主要城市都有卡耐基课程的主持人或者地区经理。
由于南非政府的政策和习惯，多年来卡耐基机构都分别为白人、黑人和其他种族的人开班。１９７６年，史登甫同时开办了两班，一班招收了六十名印度人，另一班招收了三十名白人。由于这两班的白人和印度人都没有人反对，史登甫就把人数平分开来，从而第一次在德尔班开办了两个不同人种混合班。
自那次以后，德尔班以及南非其他城市的卡耐基课程，都是白人、黑人、杂色人种及亚洲人混合在一起上课。史登甫报告说，由于学员通常都是头一回和另一个种族的人真正地接触，所以，他们在一起能够进一步了解异种同胞和自己在文化上的异同。
参加毕业典礼人数最多的一次，是１９７５年在厄瓜多尔的瓜亚基尔市举行的。九个卡耐基班，大约三百八十人毕业接受文起，观礼的还有一千多位学员的家人和亲戚朋友以及厄瓜多尔的很多显要人物，包括大法官和首席推事。
把毕业文凭颁给每一位学员后，大家高声呼叫和唱歌，接着象橄榄球比赛一般，所有的人列队游行。当然还有特别的纪念品赠送给主持人李查度·皮尼欧和他的助手艾度奥多·孟度沙。
卡耐基机构当时的副总裁约翰·古伯和他的太太艾德娜受邀参加了这一场毕业典礼。他们在机场上受到大约八百名卡耐基毕业学员、他们的家人和朋友的欢迎。等到挤出飞机场之后，他们又受到另一群欢迎群众的包围。这一群人挥舞着旗子，组成一个车队，沿路按着喇叭，护送他们到旅馆，然后在旅馆大厅里，随着特别请来的乐队的伴奏继续跳舞庆祝。
另一个热烈欢迎卡耐基班的国家是以色列。达莱亚·艾伦（现在是衣撒克·李葳夫人）生于以色列，十六岁的时候随父母到了美国，她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之后，她父母（两人都是卡耐基课程的毕业生）送给她一份毕业礼物，那就是让她参加卡耐基课程。她所得到的印象真是太好了，因此认为这种课程也应该在以色列开办。
以后她找了几个人，筹划在以色列开办卡耐基课程。不过，卡耐基课程主持人的资格执照，不是花钱就可以买到的。在美国以及大多数其他国家的主持人，必须从头开始努力好多年，才可以取得这项资格。在外国的主持人有时会不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徒阶段而得到委托，但是也得经长时间的训练之后才能担任授课工作。艾伦小姐发现她找的人没有一个愿意去受那么长久而严密的训练，他们自己的事业已经有了成就，拨不出时间去接受卡耐基机构的训练。
虽然当时她只有二十出头，但是卡耐基机构经理阶层对她的智慧、热忱和专注的精神印象非常深刻，因此决定给她一次机会，如果她愿意以两年的时间到美国接受训练，毕业之后就请她担任以色列卡耐基课程的主持人。她接受了各种课程训练，从学员、助教一直做到教师。此外，她还利用在纽约卡耐基机构工作的一段时间，征招学生，与卡耐基机构高级人员经常讨论更深入的问题。艾伦小姐说：“我所接受的训练和参加的讨论，可能比卡耐基机构里任何一个人都多，因为我正逢平时，正当票地。他们在两年之内把我训练成为一名主持人。”
她在１９７３年１月回到以色列，设了办公室。开始的时候很难展开。因为当时这种课程对以色列人来说还是一样新的东西，大家还不接受。但是办了几班之后，消息就传了开来，说是卡耐基课程对大家真的有帮助，于是吸引了许多人参加。起初班上使用的是英语，但是在第四期之后就用希伯来语教学了。
另一项困难是训练新教师。由于所有教师都必须先参加训练讨论会，然后才能担任教学工作。在以色列卡耐基班的第一批教师，必须远道欧洲或美国，去参加这种讨论会。半年之后，卡耐基机构资深都师约翰·麦克瑞士特地到特拉维夫举行了一次教师训练讨论会。
卡耐基课程在以色列开办后的头八个月，一切都很顺利。艾伦小姐决定到纽约探看她的父母，和父母共度犹太人的假日。她带着在以色列所获得的成绩回到纽约州的花园市，接受卡耐基机构国际总部人员的赞美。不过，事情并不是一切都完美。
１９７５年１２月，卡耐基机构在加州圣地亚哥召开大会，艾伦小姐报告了后来的情形：
"在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６日，我们犹太人的赎罪日，我醒来听到收音机报告说，以色列已经开战了，和阿拉伯国家打仗了。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我登上一架以色列的飞机，因为我是属于以色列的，那是我一生中心境最不安宁的一次飞行，七四七飞机满载着赶回家去的以色列人。我不是军人，坐在我后面的有将军和其他的军官，他们和我一样害怕。我们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
"说到战争期间的情形，我记不清了。我志愿到医院里为我的同胞工作。战争结束了，但是我的世界也停止了——我的卡耐基世界。一位教师是一名战车军官，远在西奈半岛的另一位教师是一位军医，远在戈兰高地——我也不确知是否在那里。助教不是在步兵排里就是在反战车单位，分散在前线各个地方。学员和未来的学员更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四周根本没有男人。我不敢打电话找人，害怕接电话的人说：'他已经阵亡了'或'他受伤了'。
"整整齐个月之久，全以色列没有一个卡耐基课程，原因是没有人可以施教。我精神沮丧，从极度的成功转入失败。我就是打不起精神，提不起一点劲儿。
"我坐在办公室里发呆，我只是坐在那里等——等什么我不知道。有一天电话铃响了，是胡达·巴开打来的，他是以色列卡耐基课程第二期的一名毕业学员。
"我们互相问候了一番，他从声音中听出我的情绪状态。然后就说过来看我。
"他来到我办公室，问我知不知道他在战争期间做了什么工作。由于他已经五十多岁了，我知道他并没有实际参加战斗，他说：'我担任最糟糕的工作。我得通知人家他们的儿子已经阵亡了。如果我不是卡耐基课程的毕业学员，我那个工作就根本做不下去。我从卡耐基训练中得到的力量才使我没有精神崩溃。
"'而你是我的教师，你竟然坐在这里只想不行动。在你四周有的是需要你帮助的人。他们忧伤沮丧，沉陷在消极的想法里，不能够振作品来开始工作，而战争早已结束了好几个月。你坐在这里什么事也不做，你简直是犯罪！这就象一位医生有的是药，有一个人快要死了，而医生却不把药给这个人一样。'
"我看着他。他继续说下去：'站起来，不要只想自己。目前在以色列你是唯一可以教卡耐基课程的人，所以你要站起来，把卡耐基课程开起来，让其他的人和我一样从中得到一些益处。现在只有你可以把卡耐基课程开办起来。'
"你们知道我做了些什么？在很短的时间里，我又开始推展和教授卡耐基课程，重整我的工作人员，添加教师，再度把卡耐基的理论原则带给以色列。
"这种力量，这种使我再度振作品来的力量不是发自我自己，而是发自很多卡耐基课程的毕业学员，也就是那些从我讲话中获得益处的人，他们把我以前给他们的力量又还给了我。
"我们大家，我们所有在卡耐基机构工作的人都有一种力量——能够教授卡耐基课程以激发别人。我们必须把这种力量提供给他们。我们亏欠他们这种力量，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点，总有一天，某位卡耐基课程的毕业学员，就会来提醒我们所具有的力量。”
达莱亚·艾伦·李葳太太这一番话的意思，已经由成百上千的卡耐基机构的工作人员传达给全世界的人，超过两百五十万卡耐基课程的毕业学员从卡耐基训练中得到益处。他们由日增的自信和热忱中获得面对生活的力量，他们增进了更有效地沟通意见的能力，使他们在业务上、社交上和私人生活中都享受更好的人际关系，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接受卡耐基训练的许多男男女女都写信来说，他们在公众和私人生活方面，都比以前更容易和别人沟通。有个叫路易士·魏尔起的人，两次竞选修斯顿市长都失败了。１９６３年他参加了卡耐基课程，他的学习目标就是消灭他与竞选对手的差距。他完成卡耐基课程之后，再度竞选时一举获胜，并连任了五届市长。有一位公司老板，因为不能与人沟通，使他的三百四十名员工变成了他的敌人。但当他从卡耐基人际关系班毕业之后，他改善了这种关系，又使三百四十个敌人变成了三百四十位朋友，使他的事业成功。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因为忧虑，濒临死亡，但卡耐基的课程教他征服了忧虑，得到了快乐，获得了健康，又多活半个世纪。
戴尔·卡耐基的理论、原则和做法，并没有随着卡耐基课程的结束而结束，这些理论、原则和做法融入了毕业学员的生活中，应当继续发挥它的功效，帮助人们寻找新的途径，过更具活力、更令人满意、更丰富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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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林肯为榜样
在卡耐基的一生中，林肯的影响非常重要。他把林肯视为自己的楷模，汲取林肯的生活经验和奋斗精神，鼓励自己战胜困难、走向成功的勇气。
卡耐基对林肯的认识都记述在他所写的一本林肯传记中。我们从卡耐基对林肯人生的描写中，能够感受到卡耐基对林肯的崇拜之情，能够看到卡耐基理解林肯的独特视角。
在卡耐基课程中，他多次提到林肯的故事，仿佛林肯就是他的一面镜子。我们从下面的叙述中，能够体会到这一点。
林肯的童年与卡耐基非常相似，难怪卡耐基把林肯的奋斗历程看作是人生的经典。
林肯十五岁的时候才开始认字母，虽然很吃力，但总算能阅读一些文字了，至于写作能力，那就根本谈不上了。１８２４年秋天，一位在森林中漂泊的教师来到这片垦殖地，设立私塾。林肯姊弟每天早晚都要走四哩的森林小路到新老师阿策尔·朵西的私塾求学。朵西老师相信只有大声地朗读，才可以看出学生认不认真。他在教室里走来走去，谁若不开口，就用教鞭打谁一下，因此，每个学生都尽量念得比别人更大声。朗朗的读书声往往在四分之一哩外还清晰可闻。
林肯上学时，戴一顶松鼠皮帽子，穿着鹿皮制的马裤，马裤短得离鞋面还有相当距离，以至于好几次发青的胫骨就裸露在外，任凭风吹雨淋。
上课的小屋又矮又粗糙，老师几乎站不直腰，教室四面各省去一根圆木，罩上油纸当窗户。地板和座位则是圆木劈开做成的。
阅读的教材以圣经章节为主，用华盛顿和杰佛逊的笔迹作为练字范本。林肯的字体既清晰，又和这两位总统很相像。
他买不起算术书，特地向别人借一本，用信纸大小的纸片抄下来，然后用麻线缝合，做成一本自制的算术书。他去世时，他的继母手边还留有部分这种书页。
上学时，他开始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质，他不但想写出自己的意见，有时候甚至还写起诗来，并且把自己的诗句和散文拿去请邻居威廉·伍德指教。他暗记诗句，再背给人听；而他的文章更是引人注目。有一次律师对他谈论内政的文章印象很深，帮他寻求发表机会。俄亥俄州的一份报纸就曾刊出林肯写的关于"克己"的文章。
不过，这些都是以后的事情。他在学校里写的第一起作文，是因看了伙伴们玩的游戏感觉很残忍所写成的。他和朋友们常一起去抓甲鱼，他的朋友抓到甲鱼之后，就把燃烧的煤炭放在甲鱼背上，以此取乐。林肯求他们别这样做，并赤着脚把煤炭踢开，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为动物请命而做，足见他自幼就显示出特殊的怜贫恤苦之心。
五年后，他以不定期上课的方式在一所学校求学，他自称那些知识都是"一点一点学的"。
他所受的正规教育就到此结束，总计起来上学的日子不过十二个月左右。
卡耐基认为，与林肯相比，他在童年所受的教育要优越多了，因此，他觉得林肯能在很艰难的情况下发奋读书，是林肯不向命运屈服的表现，也是自己应该向林肯学习的地方。
直到１８４７年林肯当选国会议员，在填写自传表时，在"你的教育程度如何？"一栏内，他回答的仍是"不全"二字。
他在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以后，曾说：“我在年龄不小时，所知并不多。不过我能读、能写。此后我就没有上学了。在如此疲乏的教育基础上，我能够达到现在这一点小成果，完全是日后应各种需要，时时自修取得的知识。”
虽然曾经当过林肯老师的人，都是一些信仰巫术、相信地球是呈扁平状的无知的流浪教员。可是林肯在断断续续的求学过程中，养成了人类最珍贵的特质——甚至大学教育的目的亦不过如此——对知识的热爱，对学问的渴求。
学会阅读，使得林肯见到了另一新的神奇世界——一个他从未梦想过的世界。这就改变了他整个人生。他的视野宽阔，有了梦想；而且二十几年间，阅读始终是他生命中最热爱的事情之一。他的继母为他们带来了五册藏书：圣经、伊索寓言、鲁宾逊飘流记、天路历程以及水手辛巴达。小林肯将它们视为无价的珍宝，仔细地精读。他把圣经和伊索寓言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反复阅读，正因为如此，不论他的文风、说话方式、提出的论点都深受这两本书的影响。
可是除了这些书这外，他渴望有更多其他读物，却苦于无力购置，只好向别人借阅书、报和任何印刷品。他沿着俄亥俄河往下走，向一位律师借阅修订版的印第安那法典；接着，又尝试阅读"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
他向一个常请他帮忙挖树桩、种玉米的农人借阅两三本传记，威姆斯牧师写的"华盛顿传"正在其中。林肯看了此书后很着迷，傍晚总是尽量利用月光看到很晚，临睡前，他把书塞在圆木缝中，当第二天日光一照进小屋，就拿起来看，有一天晚上下起暴雨，书本浸湿了，书的主人不肯罢休，林肯只得以割捆三天的草料来作为赔偿。
在他借得的书之中，最有价值的莫过于《史考特教本》。这本书教他如果公开发言，引导他认识西塞·狄莫西尼斯（古希腊的雄辩家）和莎翁名剧中的精彩演说。
他常常手捧着《史考特教本》，在树下走来走去，朗读哈姆雷特对伶人的吩咐，复述安乐尼在凯撒遗体前的演说：“各位朋友，罗马同胞，乡亲们，请听我说句话：我是要埋葬凯撒，而不是来赞美他。”
每当读到特别吸引他的段落，如果手边没有纸张，他就用粉笔写在一块木板上。后来，他自己做了一本粗陋的剪帖簿，写下所有他心爱的句子，随身携带，仔细研读，很多长诗和演讲辞就这么背会了。
下田工作的时候，他也将书本带在身边，一有空闲，他就坐在围墙顶栏上看书。中午他不与家人一同进餐，却一手拿着玉米饼，一手捧书，看书报看得入神。
法庭开会期间，林肯就徒步走上十五哩路程，到河边的城镇里去听律师辩论。跟别人一起下田时，他偶尔会放下锄头和草耙，爬到围墙上复述他在洛克港或布恩维尔的律师那儿听来的话。此外，他还模仿过顽固的浸信派牧师星期日在小鸽溪教堂里发表的演讲。
因为林肯总把书带到田间，有空就读，有空就说。雇用林肯的农夫抱怨他太懒，"懒得可怕"。他坦然接受这种指责。他说：“家父只教我干活儿，可没教我喜欢它呀。”
林肯的父亲老汤姆终于断然命令：一切愚行必须停止。可惜命令并未发生效用，林肯继续说笑演讲。有一天老汤姆当着众人的面，打了林肯一记耳光，把他打倒在地。林肯哭了，却没争辩什么。父子之间的隔阂于是产生，而且终生都未能改善。林肯虽然曾在父亲晚年时资助他，可是１８５１年，老汤姆卧病垂危时，林肯并未前去探望，他说：“如果我们现在碰头，恐怕不但不太愉快，反而会很痛苦。”
１８３０年冬天，"牛乳症"再度蔓延，死亡阴影又笼罩着印地安那州的鹿角山谷。
喜欢搬家的老汤姆感到害怕又灰心，连忙处置猪只和谷物，将长满树桩的田地以八十元的价格出售，造了一辆笨重的蓬车——这是他拥有的第一辆车——将家人和家具全都搬上车，吩咐林肯执皮鞭，就动身前往伊利诺州的一处山谷——印地安人称该地为嘉蒙，即是"粮食丰富的土地"之意。
公牛慢慢前进，笨重的蓬车吱吱嘎嘎地翻越印地安那州的山丘，穿越密林，跨越无人居住的荒凉的伊利诺草原。在夏季骄阳炙烤之下，他们在长满六尺高枯萎黄草的荒原上，足足走了两星期。
一家人到达狄卡特后，就在法院广场上宿营。二十六年后林肯指着当年停放篷车的地点说：“那时候我真想不到自己会有当律师的智慧。”
荷思敦在《林肯传》中记载着：
"林肯先生曾向我描述那次远行的经过。他说，那时路面上的冬霜白天融化，晚上冻结，走起来又慢又累人，行程非常艰辛。河上没有桥，除非绕路，否则就非涉水不可。有一天，摇摆在车后随行的小狗脱了队，直到大家都过了河，它还站在对岸，慌得乱叫乱跳，望着有水流过破冰边缘，却不敢过河。此时大家急着赶路，不愿再涉水回去，于是决心抛下它，继续往前走。林肯回忆道：'但是我连一只狗都不忍心抛弃，于是我脱下鞋袜，涉水过溪，得意洋洋地夹着发抖的小狗赶上队伍。尽管吃足了苦头，但是小狗的快乐和种种感恩的表现使我感到很高兴。”
就在牛车拖着林肯一家穿过草原的同时，国会里正在激烈地辩论州政府有没有权利退出联邦。期间，丹尼尔·威伯斯特从参议员席起立，用低沉嘹亮的声音发表了一篇日后被林肯视为"美国最堂皇的演说范本"。那次演说名叫《威伯斯特答海书》，后来，林肯将它的结尾奉为政治信仰：“自由和团结永远是一体而不可分割的！”
谁也想不到，美国的分裂问题要到三十几年后才得以解决，而且也不是由伟大的威伯斯特、才华横溢的克雷或著名的卡豪恩所实现的，而是由一个笨手笨脚、分文不名，当时正赶着牛车前往伊利诺州的小伙子林肯，是它完成了美国的统一工作。
林肯由一个贫穷的孩子成长为统率美国的政治家的历程，深深地打动着卡耐基。正是以林肯为榜样，卡耐基才有信心一步一步地迈向自己的成功之路。
假如林肯娶的是安妮·鲁勒吉，他很可能会幸福一生，却不会当总统。他不论思想和行动都慢吞吞的，安妮也不是那种会逼他拼命争取功名的女人。反之，玛丽·陶德一心想住进白宫，刚嫁给林肯没多久，就鼓励他争取自由党的国会议员候选人提名。
竞选是相当残酷惨烈的，林肯的政敌因他不属于任何教会，而指责他为异教徒，又因为他跟高傲的陶德和爱德华家族联姻，而说他是财阀和贵族的工具。这些罪名尽管可笑，却足以给林肯的政途带来伤害。他对批评者答辩道：“我到春田以后，只有一个亲戚来看过我，他还未出城就被控偷窃口风琴。如果这也可以算是贵族世家的一分子，那我当之无愧。”
林肯落选了。这是他政治生涯中所遭遇的第一次逆流。
两年后他再度出马，终于当选了，玛丽欣喜若狂，她坚信林肯的政治生命才刚刚开始。她订购了一件新的晚礼服，并且猛练法文，等她丈夫一到华府，就立刻写信给"可敬的亚伯·林肯"，她也想住在华盛顿。她一直渴望跻身社交名流之列。可是当她到东部与丈夫会合之后，才发现实情与她的期望完全不同。林肯实在太穷了，他在没领到政府的第一张薪水支票前，不得不先向史蒂芬·Ａ·道格拉斯借钱来开销，所以林肯夫妇只得暂住在杜夫格林街史布里格太太的宿舍。宿舍门前的街道未铺石板，人行道上全是由灰土和砂石构成的，房间阴森森，也没有水管设备。后院里有一栋小屋、一个鹅栏和一个菜园，邻居们养的猪只经常闯进来吃青菜，史布里格太太的小儿子不时拿着木棍跑出去赶牲畜。
当时华盛顿市政府没有为市民收垃圾的服务，所以堆积在后巷里的废物，全靠满街乱跑的牛、猪、鹅来吃光。
华盛顿社交圈相当排外，林肯太太根本不被接纳。她受到了冷落，孤零零地坐在偏冷的卧室里，与娇纵的儿子为伴，经常闹头疼——尤其是在听到史布里格太太的儿子大声地把猪赶出菜圃的时候。
此情此景虽令人失望，但与当时潜伏着的政治风险比起来，根本算不了什么。林肯进国会的时候，美国跟墨西哥正在打一场为时二十个月的战争——这是一场可耻的侵略战，由国会中主张蓄奴的人故意掀起，旨在让奴隶制度推广到更多地区，并选出赞成蓄奴的参议员。
美国在那场战争中得到了两项利益，原属于墨西哥的德克萨斯州割让给美国，而且夺取了墨西哥的一半领土，改设新墨西哥州、亚里桑纳州、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
格兰特说过这是历史上数一数二的邪恶战争，他不能原谅自己也参加打仗。许多美国人都倒戈投向敌方，圣塔安那军中有一营军队是完全由美国逃兵组成的。
和许多自由党人一样，林肯在国会中大胆发言，他谴责总统发起一场"掠夺和谋杀的战争，抢劫和不光荣的战争"，宣布上帝已"忘了保护无辜的弱者，容许凶手、强盗和来自地狱的恶魔肆意屠杀男人、女人和小孩，使这块正义之土饱受摧残。”
林肯是个默默无闻的议员，华府对这篇演说置之不理，可是它在春田镇却掀起了一阵飓风。伊利诺州有六千人从军，他们都相信自己是为神圣的自由而战，如今，他们选出的代表竟在国会中说这些军人是地狱来的恶魔，是凶手，激动的党人公开集会，指责林肯"卑贱"……"怯懦"……"不顾廉耻"……
聚会时，大家一致决议，宣称他们从未"见过林肯所做的这么丢脸的事"……对勇敢的生还者和光荣的殉国者滥施恶名只会激起每一位正直的伊利诺人的愤慨。”
这股恨意郁积了十几年，直到十三年后，林肯竞选总统时，还有人重用这些话来攻击他。
林肯对合伙的律师说"我等于是政治自杀"。此刻，他怕返乡面对选民，他想谋求"土地局委员"之职以便留在华盛顿，却未能成功，他想叫人提名他为"俄勒冈州长"，指望在该州加入联邦时，可以成为首任参议员，(奇.书.网-整.理.提.供)不过这件事也失败了。
于是他又回到了春田镇那间脏兮兮的律师事务所，再度将爱驹"老公鹿"套在摇摇欲坠的小马车前头，驾车巡回第八司法区——如今，他成了全伊利诺州最没精打采的人，他已经决心放弃政治，专心从事法律工作。
为了训练自己的推理和表达能力，他买了一本几何学，每次骑马出巡时就带在身边读。
荷恩敦在《林肯传》中说：
"我们住乡下小客栈时，通常都共睡一张床。床铺总是短得不能适合林肯的身长，因此他的脚就悬在床尾板外头，露出一小截胫骨。即使如此，他仍然把蜡烛放在床头的一张椅子上，连续看好几个钟头书。我和同室的另外几个人早就熟睡了，他还以这种姿势苦读到凌晨两点钟。每次出巡，他就这样手不释卷地研究。后来，六册欧氏几何学中的的所有定理他都能轻轻松松地加以证明。
"几何学读通之后，他研究代数，接着又读天文学，后来甚至写了一篇谈语言发展的演讲稿。不过，他最感兴趣的仍是莎翁名作。他养成的文学嗜好依旧存在。
"从此时开始直到生命的终点，亚伯拉罕·林肯最引人注目的特色，就是深深的哀愁和忧郁，其情状几乎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