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配干部支援工业建设
1957年11月，省委调李建安任省委工业部副部长。
这时，省委工业部部长为刘田夫，另一位副部长为廖似
光。
10月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对中共
中央在1956年下半年采取的并起到了积极作用的反冒
进，当作右倾保守加以批判，提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
主义。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公开批判
反冒进，并提出“大跃进”的口号。同年11月21日至
12月5日，中共广东省委一届二次会议在广州举行，
贯彻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李建安参加了这次会议。
赵紫阳、区梦觉分别就当前农村形势，社会主义教育和
生产问题，以及整风和反地方主义问题作了报告，陶铸
作总结报告。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反对右倾保守思想”，
批评右倾保守思想对广东工作“起了严重的危害作用”，
提倡“共产党人永远是左派”，“永远反对右倾保守思
想”。会后，广东农村掀起了一个以兴修水利和积肥为
中心的冬季生产高潮。
1958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南宁会议的精神，广东
省委开始提出一些不切合实际的“大跃进”计划。1月
20日，省委召开电话会议，讨论实现农业生产大跃进
问题。27日，省委发出关于迅速掀起全省工业生产高
潮，争取工业大跃进的指示。2月7日，省委召开全体
委员会议，讨论决定苦战3年，组织全省大跃进，提前
5年全面实现农业发展纲要，5年内实现工业化。同月，
省委将工业部、交通部合并为工业交通部，方皋为部
长，廖似光、李建安为副部长。李的工作仍以分管工业
为主。
有一次，李建安与办公室主任李牧谈话。因为李建
安曾在商业厅和工业部当过办公室主任，所以对这一职
务体会很深。他开诚布公地对李牧说，“你的办公室主
任不好做，既要参予政务，又要管理事务。办公室跟各
处室是平行单位，又处于特殊地位。你管多了就会越
权，可你又不能不管；管少了就会失职，你不管或撒手
不管就会犯错误。你不是秘书长，要组织机关各个处协
调，难度很大，你要敢于协调，善于协调，要当好领导
有力的助手。”
李建安接着说，“办公室既要对内，又要对外。对
外，上有省委和中央各主管部门，对下有各个厅局、公
司；对内部长、副部长有好几个，还有各个处室的头
头，都要靠你从中协调处理。我们部领导支持你的工
作，你一方面要与各处室联系，不要缩手缩脚；另一方
面要尊重人家，人家才尊重你。”
李牧听了李建安这一番话很受感动，觉得对自己的
工作很有启发作用。以后，李牧在省委和省政府直属机
关当办公室主任时间很长，他与各处室关系一直很协
调，彼此之间没有出现不愉快的现象。
4月21日，根据中央成都会议和汉口会议的精神，
广东召开全省工业会议，着重研究全党办工业、全民办
工业的问题。李建安为开好这次会议，认真做筹备工
作。5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
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肯定了当
时已出现的“大跃进”，并提出争取15年或更短的时间
在主要工业品产量上赶上和超过英国。在全国、全省迅
速掀起“大跃进”高潮的形势下，李建安以极大的政治
热情投身到“大跃进”中去。
此后不久，广东地方工业新建企业大量增加，省委
决定年内新建扩建100个大型厂矿，此外还有数量很大
的中小型厂矿上马，而中央在广东新建、筹建的企业也
有所增加，因此，出现了工业干部严重缺乏，不能适应
形势需要的情况，尤其是领导骨干和技术干部最为缺
乏。各地委和各厅局在5月份报来需要省委解决的干
部，据不完全统计，共需3043名，其中厅局长级15
名，处级98名，科级以下干部303名，工程师技术员
2426名，医务人员及其他人员200名。省委决定由李建
安负责这项工作。李建安与工交部干部处经过研究，认
为中央系统的技术干部和企业管理的专业干部，应该由
其所属上级业务单位解决，工业交通部只负责配备党群
干部。而地(市)委所缺的干部，除了技术干部，省委
及有关厅局、学校应以尽力给予解决外，其所缺乏的行
政干部原则上应由各地(市)委自行解决。至于省直属
各个厅局、各大企业所缺乏的行政干部计厅局级15人、
处级70人、科级102人，则必须由省委解决。
5月22日，李建安为工业交通部起草了《请考虑
从其他战线调一批干部以解决工业干部缺额的报告》，
报送省委。报告提出，“为了解决所需要之主要领导干
部，除从军队转业中解决一部分以外，我们建议从全省
非工业系统(包括下放干部)抽调一批。因从情况看
来，军队转业干部在数量上和业务能力文化水平上(不
熟，需一个摸索阶段)都不能满足当前急需。”
省委对这一报告非常重视，陶铸、陈郁、文敏生、
刘田夫等省委负责人都积极支持。后来，随着“大跃
进”的热潮一浪高于一浪，各地大批厂矿上马，省委于
8月上旬决定从全省下放的75877名干部中抽调百分之
二十共15171人，以及抽调左洪涛、王奇等13名厅局
长以上干部支援工业建设。
为解决广东急需工业干部问题，6月间，李建安还
奉命前往北京，与中央组织部、中央工业部、冶金部、
计委、经委、一机部、二机部、轻工业部等部门联系请
调干部问题。6月”至19日，他分别写信给方皋、廖
似光并文敏生、陈郁等人，汇报在北京联系接洽的情
况。这次他到刁匕京，共为广东请调到军队转业师以上干
部55名和一大批领导干部以及分配大专学生2917人。
其中厅局长以上干部有刘放、杜星垣、闽一帆、顾循、
程里、向洪等人。李建安不仅联系接洽，而且还对已决
定调到广东的干部的工作安排，向省委及工业交通部提
出具体的分配意见，供上级领导参考。
对某些有缺点毛病但有经验懂技术的干部，李建安
也主张要他们来广东，如一机部设计院的副院长黄某
某，“优点是老兵工老机械，有些经验与能力，缺点是
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多了一点”，李建安在致陈郁、文
敏生等人信中提出，“我的意见，广东机械工业需要配
一些较有经验有能力的干部，黄虽然毛病不少，但有经
验，有能力，身体也好，政治上虽不能挂帅，但在较强
的同志领导与掌握下，是可以发挥一些作用的。因此，
我主张要他来广东。由于他毛病较多，不敢肯定，省委
意见如何?请示。”
李建安到中央请调的这一批干部，很多安排在生产
第一线，以分配到广州、茂名、韶关等地厂矿最多。他
们后来为广东工业交通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这年8月，省委又把工业交通部分开为工业部、交
通部，方皋调任交通部部长。李建安和廖似光仍任工业
部副部长。因人手少了，李建安的工作更加繁重了。他
的主要精力继续放在为重点厂矿配备各种干部。
11月6日，李建安为工业部修改并签发了《关于
从省直机关抽调科以上干部分配情况的报告》，呈报省
委书记处并陶铸、陈郁、文敏生、尹林平书记。该报告
汇报道，“省委8月份决定在省直机关抽调第一批转工
业的干部送来我部分配的处级干部33名，科级干部113
名，另省委指名抽调转工业的厅局级干部11人，现已
基本抽调完毕。这批干部的分配原则主要是保证重工业
中58年上马新建重点厂矿，其中又以钢铁、煤、机械、
石油为主，按地区主要是韶关、湛江两地区，少数是为
了补充新建厅局直属企业，个别是照顾爱人关系的留在
省直机关。”
在此前后，李建安向陶铸并省委送上《关于今、明
两年工业、交通建设需要劳动力情况及解决意见》，并
附上一封信。信中指出，所需劳动力数字是从施工队
伍、筹建厂矿、现有厂矿三个方面计算出来的，“我们
认为，解决劳动力问题，当前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不能
再为延搁。此一问题今天不解决，新建厂矿施工即无法
完成，将来建成了厂矿，生产也难以进行。他是除材料
设备以外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在信中，李建安还提出，
劳动工作是工业建设的重要一环，政策性大，面广复
杂，原来基础又差，因此，提出调王均予到劳动局加强
领导。王均予在抗战初期曾担任过中共广州市工委书
记、西江特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秘书长、粤南省委组
织部长等职，是一位资格较老的同志。李建安认为“他
劳动工作的政策、业务水平，政治思想水平比较高”，
因此，建议安排他到劳动局担任领导工作。陶铸很重视
李建安这一封信，批示给陈郁，请他办理。后来，王均
予被安排任省劳动局党委书记，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李建安这一封信是在“大跃进”高潮时写的，由于
时代的局限性和认识所限，他当时还没能认识到“大跃
进”将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后果，所以希望省委尽快解决
工业交通建设所需要的劳动力问题。
参加大炼钢铁运动
中国进入1958年之后，不顾客观经济规律，急于
求成的“左”倾错误思想在全国迅速地发展起来。全国
的“大跃进”是以大炼钢铁运动为主要标志的，广东也
不例外。
广东的钢铁工业基础非常薄弱。1957年钢产量只
有2500吨，铁只有8500吨。1958年广东向中央报送的
第二个五年计划，钢的指标平均每年为数万吨，这已是
一个超常规的“大跃进”计划了。但是，后来随着中央
把当年的钢指标由600万吨增加到800多万吨再增加到
1070万吨，广东的党政领导人的头脑也跟着发热，把
当年钢的指标定为25万吨，铁为肋万吨。
为了保证“钢铁元帅”升帐，一切为钢铁生产让
路，必须加强对钢铁生产的领导。为此，8月6日，省
委成立了钢铁生产领导小组，由主管工业交通工作的省
委副书记文敏生任组长，省委秘书长欧初任副组长，梁
湘、李建安、陆荧、汤光礼、曹杰、梁巨墀等人为小组
成员。
8月13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了
扩大会议，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指标，宣布1958年
要生产钢1070万吨，即比上年钢产量翻一番，并决定
在全国农村普遍成立人民公社。会后，全民以钢为纲的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潮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
一个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
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
在北戴河会议即将结束之时，8月28日，为适应
全省钢铁生产“大跃进”的需要，省委对钢铁生产领导
小组进行调整加强，改由陶铸任组长，陈郁、文敏生、
王德任副组长，成员除原来李建安等人外，还增加安
明、安天纵、王凤章等人。
9月上旬，省委召开区党委、地市委书记会议，传
达贯彻北戴河会议精神。李建安参加了这次会议。作为
钢铁生产领导小组的成员，他要收集各种材料，向陶
铸、陈郁、文敏生等人汇报，并反映各地大炼钢铁所存
在的各种问题。陶铸在会议结束时强调，钢铁至少要完
成25万吨，一斤也不能少。会后，省委于9月27日发
出紧急指示，动员全党全民一定要为完成钢铁任务而奋
斗。全省迅速掀起一个大规模的大炼钢铁高潮。
这月7日，省委决定组织第二次全省工农业生产大
检查，从9月15日至10月底止，时间一个半月。大检
查的内容，一是晚造生产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二是工业
生产，特别是以钢铁生产、滚珠轴承以及工具改革为中
心。
省委组织了佛山、高要，惠阳、韶关，汕头，湛
江、合浦，海南5个分团，分别由赵紫阳、文敏生、尹
林平、李坚真、林李明担任分团长。李建安与梁嘉、田
心、王昌虎为海南分团的副团长。
海南有全国闻名的石碌铁矿，是广东大炼钢铁的重
点地区之一。李建安等人随林李明抵达海南，这时，海
口和文昌等地已建起了不少的小高炉。全民都投人大炼
钢铁运动中去。林李明和李建安等人沿途检查，听取汇
报，帮助解决晚造和钢铁生产中的突出问题，并到处作
动员报告，号召大家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完成钢铁生产
指标。林李明还在石碌铁矿蹲点。李建安等人也深入下
去，一边参加炼铁，一边了解情况。
不久，省委钢铁领导小组改为经济小组，除管钢铁
生产外，还管物资分配、基建部署等。经济小组由陈郁
任组长，文敏生、王德、刘田夫任副组长，李建安等人
继续任成员。在全民大炼钢铁的高潮中，李建安和大家
一样，积极投身到省直机关的炼铁队伍中去，挑砖建小
高炉，挑炭、挑矿石，日夜奋战，出大力流大汗。他还
要收集各地大炼钢铁的情况，整理报表，及时向省委汇
报，并经常参加经济小组召开的紧急会议，研究解决钢
铁生产中主要存在的突出问题。
广东大炼钢铁达到高潮时，参加人员多达720多万
人，全省共建土高炉7万座，土炼钢炉12万座，还有
用民房、炮楼、砖瓦窑、石灰窑、炭窑来炼铁的。工农
商学兵都放弃原来的工作和学习，竞相上山下乡，挖矿
找矿，挖煤，砍树烧炭，大炼钢铁。为了完成钢铁生产
指标，不少地方砸烂铁锅、铁农具、铁门窗用来炼铁。
由于主要劳动力上山炼铁，在家参加秋收的多是老人和
小孩，粮食损失很大。更为严重的是，大炼钢铁需要大
量的燃料，当地缺乏煤炭，大队人马就上山乱砍滥伐，
严重毁坏森林，结果造成水土流失，严重破坏生态平
衡。
在全国大放钢铁“卫星”的逼人形势下，11月1
日，广东也放了一颗产量为877612吨的生铁“大卫
星”，同月20日，又放了一颗10万吨钢的“卫星”。这
些都是弄虚作假和浮夸风的产物。李建安作为经济小组
的成员，当然晓得事实的真相如何，但他仅是普通成
员，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到年底统计，全省
共生产铁437982吨、钢208187吨，实际上很多都是劣
质铁、劣质钢。次年核定上年钢产量为4．2万吨(洋
钢)，高炉铁为19万吨。
1958年11月至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
武昌举行。会议在肯定“大跃进”的同时，也指出存在
着某些比例失调的现象，强调1959年必须把冲天干劲
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并对原定的生产高指标进行大幅
度的调整。
根据这一精神，李建安于1959年《上游》杂志第
一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取得工业更大跃进的保证》的文
章。文章指出，1958年广东工业战线取得了史无前例
的巨大跃进，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一倍左右，其
中钢、铁、机械产值分别比上年增长78倍、120多倍、
1倍。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 “总的经验是：以钢为
纲，全民跃进，开展群众运动。以钢为纲，抓住重点带
动其他，促成全面跃进的形势；全面跃进，各方配合，
使钢铁上马有了保证；开展群众运动，两条腿走路，保
证全面跃进成为可能。”李建安基于大势所趋以及认识
水平所限，认为“全面跃进，是1959年工业战线的客
观要求”。但是他从长期的实践中体会到，“工业的各部
门、各专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内
在联系，任何一个部门和专业都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相互
依存的”，加强了或忽视了某一部门和专业，马上会带
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因此要跃进，就必须各方面协
同，全面配合，而不能仅只某一方面孤军独进。难能可
贵的是，李建安已看到“1958年跃进的结果，出现了
一些薄弱环节，原材料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远远跟不上发
展的需要，成为继续跃进的跛脚。对于这些薄弱环节，
1959年必须加以补救。”李建安的思想认识水平和当时
的一些领导人一样，已看到了“大跃进”出现的一些问
题，但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因
此，仍坚持继续跃进。
李建安认为，“实现全面跃进的关键是设备、原材
料和劳动力的供应。”广东1958年已经上马和即将上马
的，以168项限额以上企业为中心的建设项目，1959年
必将出现的县社工业的遍地开花，和现有厂矿的生产，
最严重的问题是设备和材料的供应，这将是1959年全
省工业建设的主要矛盾，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李建安提出，解决设备、原材料和劳动力的供应问题，
基本出路是在工矿企业内大搞群众运动。具体措施是：
向全体工业战线的职工交底，设备、原材料集中使用，
保证重点；领导干部必须贯彻“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
针，并形成制度；必须两条腿走路，少数重点项目走
“大洋群”道路，大多数则走“小土群”道路；大搞以
技术革新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开展赶先进、学先进等
等。
李建安这时的思想还陷于“一马当先，万马奔腾，
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左”倾思想氛围之中，因而
主张继续争取工业的更大的跃进。他还没有充分认识到
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主张通过大搞群众运动这种
形式来达到完成经济任务的目的。他虽然已看到“大跃
进”的一些弊端，但是还没有看到其比例失调的严重
性，因此只能对某些薄弱环节提出补救措施。当中央和
省委的大多数领导人头脑仍然发热的时候，李建安作为
路线、方针的执行者，在那样的时代和环境里，他的思
想认识水平一时也很难摆脱时代的局限性。但没有过多
久，李建安已看到“大跃进”所造成的某些后果，所
以，当省委有关负责人在大会上仍大力鼓吹“大跃进”
时，李建安不以为然。他回经委对欧阳述乾等人说，
“大跃进”付出的代价够沉重的了，不能再干劳民伤财
的蠢事了，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
压缩基本建设规模
1959年1月，李建安调到省建设委员会任副主任，
建委主任由副省长刘田夫兼任，另一位副主任为苗田
奋。李建安主持日常工作。他之所以调到建委任职，这
显然是由于以前在工业部当过基建处处长，对基建较为
熟悉的缘故。
在此任命之前，1958年11月14日，省委为了加强
工矿铁路专用线的建设，及时解决有关铁路修建中的问
题，以适应广东工矿运输的需要，决定成立省铁路修建
委员会，由尹林平任主任，刘田夫、黄一平任副主任。
李建安等13人为成员。
这一时期，首先是修建了茂名至湛江的铁路，以便
把海运到湛江的物资运到茂名，其次着重进行铁矿石、
煤炭和木材的运输建设，采取水陆并进的方针。
进入1959年春，省委有关领导在广东省第二届工
矿交通运输企业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上，提出鼓足干
劲，大搞群众运动，大闹技术革新，为实现1959年工
业生产建设更大跃进而奋斗。但由于计划指标过高，设
备、原材料供应困难，生产任务完成得非常不理想。4
月4日，省委经济工作领导小组发出《关于成立工业战
线专业小组的通知》。《通知》指出，第一季度很多主要
产品特别是钢铁、煤、木材任务完成得不够令人满意。
其主要原因，除原材料、设备供应跟不上等客观困难
外，很大程度上由于工业领导部门抓得不紧或抓的方法
不对头，没有扎扎实实的专人专事负责抓到底。为化被
动为主动，省委经济工作领导小组决定成立各主要产品
和与此相联系的专业小组，专人专责，负责到底，不完
成任务不收兵。李建安被任命为小北江整治小组副组
长，组长由刘田夫兼任，另外两位副组长为魏震东、张
铭。小北江由连县至英德连江口，全长约200公里，滩
多湾多，暗礁多，落差大，水流急，行船十分艰险。而
三连一阳(连山、连县、连南、阳山)山区的煤炭、矿
产等自然资源比较丰富，整治小北江，可以提高运输能
力，以缓和大炼钢铁严重缺煤等问题。
为了解决第二季度的煤炭供应问题，省委同时决定
突击修筑三水煤矿、花县煤矿、马安煤矿的轻便铁路，
前两条铁路争取一个月内建成，并指定由安天纵(组
长)、曾志、李建安、汤光礼、安明负责领导此项工作。
到了10月1日，罗家渡、连阳、三水大峣山煤矿等三
条铁路专用线胜利通车，其它几条通往煤矿、林区轻便
铁路也在紧张施工之中。作为建委主持日常事务的副主
任，李建安经常过问建设速度，并到工地视察，帮助解
决资金、材料、劳力等方面的困难。
这年3月2日至16日，中央召开了全国基本建设
工作会议。李建安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讨论了五个问
题：关于第二季度基本建设项目排队问题，关于设备成
套工作问题，关于1959年建设项目设计文件的审查和
补课问题，关于基本建设工程质量问题，关于省、市、
自治区基本建设委员会的任务和工作问题。3月底4月
初，广东召开了全省基建工作会议，陈郁省长、文敏生
副书记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刘田夫副省长作了讲话。
李建安在会上传达了全国基本建设工作会议的指示精
神，并且作了会议总结。其报告主要是按照全国基建工
作会议和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在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的题
为《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文章的精
神，结合广东基本建设的实际，强调在工业布局上要量
力而行，不能全面铺开，齐头并进。在工业布点上，要
适当分散，不能过分集中在大中城市，而应分散在中小
城镇和自然资源较为丰富的地方。在企业规模上，以兴
建中小型企业为主。他还提出基建项目要排好队，搞好
综合平衡，保证重点，照顾一般，不能顾此失彼。并提
出既要争取速度，又要保证质量，还要搞好安全生产，
等等。
1959年3月25日至4月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相
继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全会通过了
《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和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
划。4月29日，毛泽东针对当时工作中普遍存在的高
指标、瞎指挥、浮夸不实、弄虚作假等不良作风发出党
内通讯，向各级干部提出领导农业生产要因地制宜，实
事求是，不讲假话，并指出，“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
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
这年5月6日至15日，省委在汕头召开了有广州
市委、海南区党委，各地委及省委、省人委有关单位主
要负责人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会议根据政治局上海会
议的精神，着重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方面去总结了
1958年的工作，重新确定了1959年的计划，总结了社
员代表大会的试点经验，部署了夏收前的工作。会议的
前5天，是着重务虚，谈对去年的看法，后一段是务
实，讨论工作。
5月9日，李建安在会上发言。他认为在肯定1958
年成绩的同时，也应该把存在的缺点加以重视。李建安
说：“在总结58年工作时，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如何及时
全面了解情况的问题。去年反右派斗争后，又提出反对
保守派、观潮派、算帐派等，下面的干部很怕，影响了
一些问题的及时反映。这样，就蒙蔽了我们的眼睛，是
危险的。现在需要向干部讲清楚，讲成绩而又讲缺点，
这是合法的。每一个干部应该以及时反映工作中的问题
作为自己的责任。在党内，要提倡为真理坚持斗争，反
对无原则的唯唯诺诺。在我们的干部中，的确有一些人
不敢坚持真理，只会看风色，东风起就刮向东，西风起
就刮向西，有真实情况不向党反映，完全不是一个共产
党员所应有的态度。”
陶铸不同意李建安这一番话，插嘴说：“全党刮东
风，你一个人刮西风当然也是不对的。党委要注意，当
党内推行新的政策时，首先一定要扫除障碍，当主流形
成时就要转，防止骄傲。”
李建安接着说：“工业方面，去年产生了一些缺点，
其主要原因之一，我认为是我们忽视或者是不遵循工业
建设的客观规律。工业有其客观规律，工业中的各种制
度规章是反映客观规律的要求的，我们不能不要规章制
度。……工业基本建设，需要有物质基础，光考虑投资
条件，不考虑设备、材料等其他条件是不行的。我们反
对见物不见人，但见人不见物也是不对的；去年的工作
是考虑需要方面多，主观愿望上想搞多一些快一些。但
对可能和条件考虑得少，因此指标常常不切实际，措施
又不落实，摊子摆了很多，但由于原材料不足和许多方
面的困难，因此问题存在不少。”
李建安在发言中尖锐地批评了“大跃进”中的严重
错误。他指出：“去年有不少片面性，强调了解放思想，
破除迷信，敢想敢干，又发生不尊重科学‘主观万能’
的倾向，破除了对工业的神秘观点，又产生了对工业的
简单化思想，在许多问题的考虑安排上，都很草率简
单，致使发生了不少问题。本来广东过去工业基础虽然
不好，但企业管理上还有一些基础。去年我们这些管理
上的基础不少掉了，原来有的许多制度打乱了。许多工
厂没有设计就开始施工，结果因为施工不合理，造成浪
费。现在检查，去年搞的几个大的项目，在设计、总平
面布置等方面都有不少问题。所以许多事情不能单靠主
观愿望，不应采取简单办法。”他还指出，去年工业下
放后，强调了块块，就忽视了条条，致使省的各个厅局
不能很好的发挥作用。他认为，任何时候都应采取集中
领导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
李建安还对省委的领导方法提出了批评。他说：
“省委领导，过去工作很忙，许多问题都亲自主持，讨
论研究，但是去年全面安排和考虑长远的问题我认为不
够的。为了工作做得更好，我建议今后摆脱一些事务，
更多的发挥职能部门的作用，省委的主要力量去注意抓
重点，抓全面安排，多考虑长远的问题。”“领导上更多
的听取下面意见，特别是反面意见，很重要。在解决一
个问题的时候，听反面意见是有好处的。”
最后，李建安提出1959年基本建设计划问题，认
为应该慎重考虑，“订大了，不仅是基建战线长，到处
搞都搞不成，把资金、材料积压着，不能实现投资效
果，而且也影响生产计划战线太长。以现在的盘子看，
如不削减项目，8．5亿是过不去的，没10亿元过不了
关。”
李建安这次发言，比他在《上游》杂志发表的《取
得工业更大跃进的保证》一文时，对“大跃进”以来
“左”倾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已经有了更为清醒的
认识。他不仅指出省委在工业工作中忽视或不遵循工业
建设的客观规律，不尊重科学的缺点，而且还对省委的
领导方法大胆地提出批评。李建安这些批评的话，颇有
点刺耳，如果斤斤计较个人得失，是很难鼓起勇气，当
着省委领导人的面前直言高论的。须知，数年前在商业
厅时，他曾被陶铸打成“反党行为”，受到严厉的批判，
并遭到错误的处分。幸好这次陶铸对他率直的敢说敢干
的性格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因此没有对他提出批评和
指责。
5月31日，省委在广泛听取与会者意见的基础上，
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报送了《关于省委常委汕头会
议情况向中央的报告》。《报告》在肯定1958年成绩很
大的同时，承认“缺点不少，代价不小，教训很深”
“由于大意，棋差一着，以致几个月来粮食紧张，副食
品紧张，日用品紧张，陷全盘于被动……因而心情沉
重。”但省委还认为，当年要实现新的“大跃进”，条件
还是很有利的。省委继续坚持高指标，粮食计划全年确
保500亿斤，力争600亿斤，700亿斤仍作为奋斗目标。
钢计划确保8万吨，争取10万吨(原计划15万吨)。
铁确保22万吨，争取25万吨(原计划30万吨)。煤
炭、木材、轻工产品等仍然坚持高指标。不久，高指标
和生产上的瞎指挥带来了恶果：计划任务完成差，挫伤
了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信心；设备失修，人困马
乏，事故频繁，管理混乱；基本战线拉得太长，建成率
不高，投入生产不多，发挥生产效率不大；新企业设备
未搞好配套，老企业未很好改造，潜力发挥不够。省委
随后采取措施对工业交通加以调整，压基建，保生产，
压重工，保轻工，先维修，后制造，先搞质量、品种，
后搞数量。
李建安坚决执行中央和省委关于调整的方针，认真
抓好压缩基本建设的工作，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的成
果，摸清在建、缓建项目，取消计划外工程，实行上下
一本帐。这是在特殊条件下采取的措施，也是执行当时
计划经济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