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运动的开展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针对
我国所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和国内外错综复杂的政治形
势，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并提出为了“反修防修”，防
止“和平演变”，要在全国开展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
育运动。全会接受了毛泽东这一观点。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
讨论了关于城市开展“五反”运动等问题。会上，毛泽
东介绍了湖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和河北保定地区清理帐
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四清”)
的情况，并肯定了他们的经验，明确提出“阶级斗争，
一抓就灵”，督促各地注意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
题。3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厉行节约和反对
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
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县以上机关和
企事业单位，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五反”运动。
按照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的部署，李建安协助方皋
组织经委系统的领导干部学习中央文件，结合机关和个
人的实际，进行对照检查，相互之间就“五反”问题开
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5月21日至6月16日，李建安参加省直机关召开
的“五反”运动三级干部会议，经委系统下辖的厅局
多，李建安在揭盖子、放包袱、分析提高三个阶段中，
除听取汇报外，有时还到一些厅局参加讨论，并就运动
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提出意见。会后，他和方皋布置省
经委系统在部分基层单位开展“五反”运动。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
行工作会议。中南局和广东省委负责人陶铸、陈郁、赵
紫阳、刘田夫出席了这次会议。反修防修、 “五反”、
“四清”成了这次会议要解决的中心议题。会议错误地
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强
调要从根本上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中央决定， “五
反”、“四清”统称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国集中力
量搞5年，以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
7月9日至23日，李建安参加广东省委召开的二届
二次会议，听取赵紫阳、刘田夫分别传达了中央工作会
议精神和毛泽东、刘少奇的报告。会议最后由陶铸作总
结。这次会议重新部署农村“四清”、城市“五反”运
动。农村“四清”由赵紫阳、区梦觉负责；城市“五
反”由刘田夫负责。
没有过多久，李建安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听刘少奇夫
人王光美作报告，介绍她在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
园大队搞“四清”的经验。接着，又在省委五楼会议室
听刘少奇作反修防修和“五反”“四清”问题的报告。8
月21日，省委办公厅印发了王光美《关于一个大队的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结》(简称“桃园经验”)。9月1
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桃园经验”。桃园大队工作队强
调“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止是清工、清帐、清财、清
库，现在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
清”。
刘少奇的报告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对“五反”
“四清”运动的影响很大，进一步促进了党内“左”倾
错误的发展。在那样的年代里，李建安的思想自然受到
这种“左”的错误指导思想的影响。
9月10日，省委发出通知，决定对省委“五反”
领导小组成员进行调整：
组长：刘田夫
副组长：李坚真、曾志、罗范群
组员：李嘉人、寇庆延、陈越平、刘祥庆、李建
安、王立山、刘茵
9月22日，为加强对“五反”运动的领导，决定
在佛山市和开展运动的直属企业分别成立“五反”运动
工作团。其中韶关地区“五反”运动工作团负责曲仁
(红工)煤矿、梅田煤矿、乌石电厂、地质队、第二监
狱和瑶岭钨矿等厂矿的“五反”运动。
省直属企业韶关地区“四清”工作团由李建安任党
委书记兼团长。张勤、张英任党委副书记兼副团长，参
加韶关工作团的厅局长干部还有何世庸、鲁平、董振
元、周刚哲、邹启安、张宝瓒、杨文玉、童干、杜敏
等。后来，杜敏担任副团长，协助李建安工作。
韶关工作团成立后，李建安在广州铁路局专家招待
所对全体成员进行短期培训，亲自作报告，使大家明确
开展“五反”运动的目的、意义、方针、政策以及方
法、步骤等等。
10月上旬，李建安带领工作团乘火车浩浩荡荡到
达韶关。然后按照分工，分散到各个厂矿去开展“五
反”试点运动。工作团总部驻曲仁煤矿。李建安和省经
委调研科科长巢文萃住在一间房。巢文萃在工作团团部
办公室担任“秘书”工作，经常为李建安起草文件、汇
报材料以及照顾日常生活，并经常跟随李建安到广州和
佛山，参加省委召开的城市“四清”运动的会议。从那
时侯起，巢文萃在李建安身边工作了近20年，成为他
的得力助手，分担了李建安许多具体的事务性工作。李
建安进驻曲仁煤矿后，按照省委“五反”领导小组的布
置，有步骤地、扎扎实实地开展运动。
在曲仁煤矿蹲点
李建安在曲仁煤矿蹲点，放下领导干部的架子，老
老实实地同煤矿工人一起实行“三同” (同吃、同住、
同劳动)。他和工作团的干部住在矿招待所，吃饭时和
工人一样在饭堂排队买饭，劳动时和工人在一起。他生
活上很随便，不讲究。工作上亲力亲为，要求别人做到
的，他自己首先做到。每星期他劳动两天，每次劳动回
来，他总是浑身煤尘，脸上洗好几次还是黑的。
李建安在扎根串连、组织队伍的时候，也大体照套
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他带领工作团团员深入群众，
广泛进行家访，拉家常，谈身世，与工人交朋友，从中
挑选出一批成分和历史比较纯洁的“根子”。他对扎根
串连、组织队伍这一套是很熟悉的。解放战争时期，他
在豫西军政干校时，豫西地区搞土改，就曾经采取过这
种办法。解放后广东土改，也是采取这种办法。他认为
“根子’’扎得好不好，对运动的顺利开展关系很大，因
此，十分重视这一步的工作。他提出依靠的“根子”要
具备“四个条件” (出身贫苦、历史清白、作风正派、
生产积极)，“五个要求” (积极参加学习，站稳立场、
听党的话、敢于揭问题，发动知情人，带头搞好生产，
搞好安全)，对“根子”要采取五个字(造、审、定、
培、用)的做法。
1964年10月，李建安在一次会议上就“根子”问
题谈了三点意见：“第一，对根子要进行三对照(一是
表面觉悟程度对照历史，二是历史对照觉悟程度，三是
从本人谈的对照别人谈的和查档案)。第二，要十分慎
重选‘根子’。第三，‘根子’扎了以后可称为骨干小
组。”同年12月，李建安在格顶矿的一次会议上又说：
“扎根串连组织阶级队伍是整个运动的中心。如何扎好?
一是内查外调，二是做好思想工作保证‘根子’合格。
定‘根子’要求做到三个百分之百(即百分之百有旁证
材料；百分之百政治可靠；百分之百不出废品)。”工作
团进点后，扎根摸底时间一再延长，搞了4个多月。李
建安认为：“只有做大量的工作，并且表明工作队是坚
决撑工人的腰的，工人才能解除顾虑，才能真正起来。”
上述李建安对扎根串连的看法和做法，是当时“左”倾
指导思想影响的结果，是不相信广大群众的表现。他受
时代的局限性，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和省委关于“四
清”运动的指示。作为一个执行者，他只是按照上级的
指示行事罢了。
李建安对依靠群众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他在韶关
搞“四清”的整个期间，一再强调“高举依靠群众的旗
帜”。在格顶工作队整队会议上，他引用刘少奇的话说：
“‘要顺群众的心’这点很重要，顺了之后才能发动群
众。”1964年11月2日，他在茶山矿会议上又说：“刘
少奇同志再三强调不要带框框，不要先考虑顺手不顺手
的问题，要先考虑群众顺心不顺心的问题。”1965年1
月，他在“四清”工作团关于两个月实际斗争初步总结
中再次强调，“坚决贯彻刘少奇同志提出的‘顺群众之
心’的指示，从群众最关心最痛恨、材料暴露最充分的
问题和人人手。”
在扎根串联之后，李建安召开职工大会，进行“四
清”动员，宣讲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的两个文件(即
“前十条”和“后十条”)，使广大干部群众明确运动的
目的和意义。接着发动群众写大字报，揭阶级斗争的盖
子，在干部职工中进行三查，主要是查本人的历史和出
身，并揭发煤矿内部存在的“四不清”问题。
由于将“五反”运动作为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
的一项根本措施来搞，因此，从上到下做法都很“左”。
运动开始后，有些人对一些干部的问题揪住不放。科室
负责人、车间主任、支部书记以上干部都得按一、二、
三、四类分类排队，其中“三、四类”干部则列表上
报，将其一些缺点、错误与政治挂号，上纲上线。一些
干部定不了类，只好叫做“不二不三类”、“不三不四
类”。地质队小队长以上、矿山工区区长以上干部，即
列人中层以上干部。曲仁矿务局包括政治部副主任、机
电队党支部书记(云顶矿)、矿党委副书记(云顶矿)、
工资科负责人、材料采购员(格顶矿)、食堂管理员、
厂党支部书记(支架厂)等24人被列为斗争对象。706
地质队斗争对象11名，包括队长、地质科指导员、统
计员、班长、计财科长。瑶岭钨矿斗争对象5名，包括
行政副科长、基建科代科长等。在斗争曲仁格顶矿副矿
’长许某某的大会上，被点名上台与斗争对象有关的“四
不清”干部竟有28名之多。一些地方更是逢斗必打。
在清经济清政治的同时，还提出清查10种人(包括四
类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右派分子、新生反革命分子、
反动分子、封建把头、偷渡集团为首分子等)，搞得基
层干部人人自危。
在给干部排队的问题上，有的同志主张，在干部情
况不摸底的条件下，排队时先就低，问题揭开后再升或
降，这样有利于团结干部。有人却不同意，主张先就高
不要就低，生怕就低易于把这些干部轻松放过。
在处理干部排队的问题上，刘田夫和李建安都主张
持慎重态度，强调要注意掌握政策，按照《前十条》提
出的要求，团结95％以上的干部，尽可能地保护干部，
特别是一些真抓实干但有这样或那样缺点毛病的干部。
有一次，刘田夫在佛山市工作团干部会议讲话中指出，
“这个问题很重要，如果排错了，那我们的运动就会搞
错，这是正确解决干部问题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个政策
问题，不能马虎。对干部的排队，主要是按问题的大
小、性质如何，不能根据干部的出身、历史排队，出
身、历史问题只能作为参考。”“过去三、四类干部排得
很多，其原因之一，就是把出身、历史有一般问题的人
也排了进去。排队时在情况没弄清楚之前，先就低不就
高(比如在二类与三类之间的干部，先排为二类；三类
与四类之间，就先排为三类)。”根据刘田夫讲话的精
神，李建安在韶关工作团一再强调要从实际出发，实事
求是，注意保护干部，有人认为李建安偏右了，更有人
指责他有意保护韶关地委副书记、专员李海涛。甚至省
里也有人一再强调“目前运动的主要危险，还是右倾危
险”，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有些领导同志对自己的
直属下级、老部下、自己培养起来的‘红旗单位’，下
不得手的情况很严重”。但李建安仍然注意按照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办事，不同意打倒一大片，以至经常跟
人争论。不过，他对不同观点的同志亦持宽容的态度。
在处理干部时，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李建安提出，“对那些犯轻微‘四不清’错误，或者问
题虽多，但交代好的，尽可能早一点解放出来。”对那
些犯有这样或那样错误的干部，处理时他都极力采取保
护措施，处分能轻则轻。即使是下放劳动的干部，也想
方设法照顾他们。原曲仁煤矿矿长是陈郁省长从抚顺煤
矿调来广东的，他懂业务，工作能干，但生活作风有问
题，工作作风也较生硬，群众意见较大，有些人主张严
厉处分他，开除其党籍、工籍。李建安认为，这不是原
则性问题，不宜作过于严厉的处分，要给一个参加革命
多年的干部以生活出路。他一再征求其他同志的意见，
最后通过做工作，给这位干部作出开除党籍、保留工籍
的处分。原韶关地委组织部长张某某，也因生活小节问
题受到开除党籍、撤销行政职务的处分，下放到曲仁煤
矿井下劳动。李建安认为他工作有能力，是个人才，在
离开曲仁煤矿时再三指示： “这个同志到基层工作后，
表现好，可以提为队长，以后还可以提为矿长。”不久，
张某某被提为曲仁煤矿汽车队队长。李建安后来派欧阳
述乾等人去了解调查，认为张对错误有较深刻的认识，
工作有成绩，同意恢复了他的党籍。改革开放后，张某
某调到深圳，担任某局局长、总公司经理。17井巷公
司经理王某某，有人主张给予开除党籍、行政上撤销经
理职务、工资降一级处分。李建安和工作团党委经过再
三讨论，最后决定给予留党察看两年、行政上撤职、工
资降一级的处分。
李建安认为，对一些犯有这样或那样错误、但主流
是好的干部，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是必要的，不处分不足
以严肃党纪政纪，但处分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和
挽救这些干部，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
因此，对这些犯错误的干部，他按照“惩前毖后，治病
救人”和“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政策，作出慎重的
处理。
有一次，李建安回广州珠江宾馆参加由刘田夫主持
召开的城市“四清”工作会议。有一天吃完晚饭散步
时，李建安碰见了另一个工作团的团长。两人交换对处
理干部的办法，不一会便唇枪舌剑，高声争论起来。这
位团长以讥笑的口吻批评李建安：“你韶关工作团这样
处理干部，是不是右倾一点啊?”
李建安毫不客气地驳斥他：“你在那地方将一批批
干部整下去，连‘四清’干部也整下去，你这样整人，
不是革命，而是极‘左’的做法，是经不起历史检验
的。”“我看还是要实事求是为好。”
在那“左”倾错误指导思想盛行的年代里，李建安
虽则思想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他并没有盲目随波逐
流，还，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这是很不容易的。后来的
历史证明，他的意见是正确的。
据当年和李建安一起在韶关工矿企业搞“四清”运
动的秦德夫(原省煤炭局局长)、巢文萃(原省政府办
公厅副主任)、侯剑秋(原省环保局副局长)等回忆，
认为李建安在整个“四清”运动中，掌握党的政策、原
则比较好，没有发生较大的偏差，没有过份伤害干部。
韶关工作团也处分了一些干部，但都是有根有据的，而
且都是本着帮助、教育为出发点去处理那些确有错误的
干部。正因为这样，“文化大革命”初期，有的“批判”
材料“揭发”：李建安在1966年7月3日至6日，在省
直属企业韶关地区四清工作团召开的第二届团党委第八
次(扩大)会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告中，通盘不提整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是一开头就说什么“在
不长的时间内，揪出了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挖出
了四清运动中漏网的敌人，……刹住了四清运动后期出
现的一些不正常现象，对巩固四清运动成果起了很大作
用。”并说，“应该这样认识，提高群众的觉悟，是这次
运动的重点，是关键环节。”结果，李建安领导的韶关
地区四清工作团，文化大革命运动搞了一个多月，就转
入批判斗争阶段，最后转入改造世界观，就准备结束运
动。
李建安还十分注意保护专业技术干部，很重视发挥
专业技术人员的作用。各个矿点的工程师，他亲自一一
找他们谈过话。在“四清”期间，整个曲仁矿务局的所
有工程师基本没有挨整。有一个技术人员，生活作风上
有点问题，他写了检讨之后，不作处理，继续使用他。
曲仁煤矿在李建安和工作团的指导下，把握适当时
机，在处理基层矿山一些违法乱纪，如贪污盗窃、投机
倒把等问题的同时，也充分体现交代好、退赔好的从宽
处理的政策。在工人中选择了一些历年表现好的四类分
子宣布摘帽子，以扩大影响。一般干部的解放工作，逐
批进行，有的采取“下水”放包袱，群众评议和工作队
审查相结合；有的采取“过筛”的办法：坦白交代，检
举揭发，小组民主评议、审查，再议，交工人讨论，没
意见，即“解放”出来。与此同时，李建安和工作团还
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建立一个好的领导核心，作为搞好
“四清”的主要标准之一，认真建立各矿的领导核心。
他们在选拔干部时重点考虑如下三方面来源：根子对
象，原有干部，工作队员。采取多放手、多使用、多帮
助、岗位见习和配当副职等办法把培养接班人的工作具
，体落实好。对原有干部也适当进行了调整。李建安首先
解决了一批矿点的领导班子问题。1965年8月28日，
中共广东省直属企业韶关地区四清工作团委员会决定：
卢金堂、代连俊、叶则强、梁全分别任花坪矿党委
书记、矿长、党委副书记、副矿长；王海山、李广林、
张沼武、刘连和、贾明立分别任云顶矿党委书记、矿
长、党委副书记、副矿长；王衍铠、吕永义、邱建华、
张贵明、沈文启分别任格顶矿党委第一副书记、矿长、
党委副书记、副矿长；吴式、颜国兴、吕荣贵、杨战
营、邹湘云分别任茶山矿党委第一副书记、第一副矿
长、党委副书记、副矿长等职。
王衍铠原来是曲仁三矿的技术科长，“四清”时被
抽调出来到英德硫铁矿担任小队长，到一个钻井队蹲
点。1965年5、6月，在整顿党团组织、整顿队伍、整
顿工会期间，他到山东调查。一天他接到四清工作团保
卫组组长(省地质局保卫处处长)打来的电话，催他赶
快回来，说要调他到一个矿当矿长或党委书记，请他直
接去找团长李建安。王衍铠匆匆赶回来，到曲仁矿务局
向李建安报到。
李建安对他说，“四清工作团党委经过研究，拟要
你担任一个矿的矿长或党委书记。”
王衍铠连忙摇头：“不行，不行，我组织工作能力
差，挑不起这么重的担子。”
李建安问他：“你会不会做党支部的工作?会不会
作工作小队的工作?”
王衍铠说：“党支部和工作小队人少，做工作容易，
但一个矿干部职工多，有的矿成千人，党委成员多，责
任大，要我担任第一把手不行。”
李建安鼓励他：“谁也不是天生下来就会工作的，
都是从实际中锻炼出来的。其实，人多人少都是一样工
作，你在党支部怎么说，怎么干，到党委也怎么说怎么
干就行了。不要怕，只要以身作则，团结好党委一班
人，带头苦干实干，一定可以把工作干好。”
王衍铠再三推辞，表示难以胜任。李建安一再鼓励
他，帮助他克服畏惧心理，并明确表示，这是工作团党
委的决定，希望他尽快到格顶矿上任，挑起重担。后
来的事实证明，李建安对王衍铠的使用是正确的。王衍
铠在格顶矿工作出色，以后不断委以重任，最后被提拔
为广东省煤炭局局长，当选为省委委员。
在韶关搞“四清”期间，李建安注意选拔培养了一
批干部，后来成为韶关市和清远市的骨干力量。蔡森林
(原韶关市市长、清远市委书记)等就是在那时侯培养
成长起来的。
抓好生产 改善工人福利
1964年底，毛泽东提出搞好“四清”的六条标准，
其中一条是增产还是减产。遵照这一指示，李建安和工
作团坚持一手抓运动，一手抓生产。当时有些人的态度
是不明确的，有人认为要抓运动，就不能同时抓生产；
有的认为“四清”阶段不好一齐抓，后阶段才可以一齐
抓。而李建安态度非常明确，既抓运动，又抓生产。他
实实在在地为工人解决了不少急需解决而又有条件解决
的生产和福利问题。瑶岭钨矿在整改中，突出抓了出矿
量，从过去每天303吨提高到每天398吨。曲仁煤矿也
保持正常生产。
李建安通过参加劳动，进行家访，广泛征求意见，
所以，对工人生活福利方面的问题了如指掌。煤矿工
人，特别是井下采煤工人所从事的工作又脏又累，劳动
一天，浑身都是煤灰，成了名副其实的“黑炭子”，因
此，洗澡是个大问题。李建安首先抓了澡堂的改建。原
先，矿里建有大澡堂，中间用竹笪遮拦将男女隔开，上
面架设许多水管进行淋浴。但几百人在一个没有遮挡的
大澡堂赤条条地洗澡，既不雅观，又不卫生。李建安进
驻矿部不久，就要求他们解决。矿里马上派人用竹笪将
澡堂隔开一格格。以前是定期供应热水，工人是三班
倒，班班都要洗澡，有时工人洗不上热水澡，意见很
大。李建安要求全天24小时供应热水，使上三班的工
人一出井就有热水洗澡，舒舒服服，干干净净回家休
息。团部所在的一矿，原来只有一个5吨锅炉，后来换
了两个10吨的锅炉，保证有充足的热水供应。四矿是
个新建矿，生活福利改善得就更为明显了。
其次，李建安抓了矿井工人吃饭问题。以前，饭堂
是设在每个井口的，工人要上来吃饭，来回要耽误很多
时间，后来工人要求把饭菜送到矿井里。李建安觉得工
人所提的要求合理，于是要求饭堂用铝饭盒将饭菜送到
矿井去。他还着手改善食堂的副食品供应，亲自到韶关
市，找到专员李海涛，请他大力支持，保证食堂餐餐有
肉，米粮充足，还设有小炒。他还特地从佛山石湾调来
很多米酒，保证食堂和小卖部有米酒供应给矿工，以除
风湿。
再次，李建安作了改建宿舍的规划，让工人都住上
瓦房。而且特别关心那些因公殉职的工人家属，使他们
告别小茅房，搬进新瓦房。李建安还注意抓好煤矿的安
全生产，改善矿工的生产条件，特地给矿工配置了防爆
矿灯，减少瓦斯爆炸事故。他还经常向矿工宣讲如何防
尘、防瓦斯的知识。
李建安对矿工关怀备至，而对自己的生活和身体健
康却是不大在意。他的大女儿李默玲回忆道：记得
1964年，爸爸带四清工作团在韶关工作。一天，妈妈
接到韶关打来的电话，说爸爸在那儿病倒了，病得很厉
害，但却不肯回广州治疗。妈妈连夜坐上了北上的列
车，赶到目的地，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说服他，用
担架把他送上火车，然后送回广州治疗。医院诊断表
明，爸爸得的是急性肺炎，再拖下去就会有生命危险。
然而，病情稍有好转，他不顾医疗人员的劝阻，又匆匆
赶回了四清工作团。省人民医院东病区的医务人员，就
常常在我们的面前抱怨他，说爸爸不到火烧眉毛的地步
是不会来的，而且往往不等医生同意就急着要出院。由
于战争年代环境残酷，使爸爸的身体遭到了摧残。到了
建设时期，环境好转了，条件改善了，他又操劳于工
作，无心顾及自己的身体，以至积劳成疾。
李建安在曲仁煤矿蹲点11个月，通过“三同”，交
了许多工人朋友。工人们不叫他主任，而直呼其名，以
表示亲切。到“四清”试点结束时，许多工人都舍不得
李建安走。
在凡口铅锌矿
1965年夏天，在城市“四清”运动试点即将结束
之际，省城市“四清”领导小组布置，全省第一批城市
“四清”运动在夏末秋初开始，开展运动的有380个单
位，12.5万人，其中工交企业职工有7．5万人。这一批
开展运动的大中型中央、省属企业约有职工7万人，主
要集中在韶关、海南、广州三个地区。其中韶关地区的
矿山、地质队和铁路系统的单位约有3．5万人。韶关开
展运动的企业职工占全省的一半，李建安所肩负的任务
是十分繁重的。
9月，李建安召开会议，对试点工作进行了总结，
并对第一批开展“四清”运动企业作了具体布置。他率
领工作团团部转移到凡口铅锌矿。该矿刚建矿不久，人
员从四面八方调来，有些还是来自农村的民工，大都住
在简陋的油毡房里，低矮、潮湿、炎热。李建安看见工
人居住条件太差，于是作出兴建宿舍的规划，专门拨了
一笔款，派郭敏具体抓职工宿舍的基建工作。没过多
久，职工就告别了临时简易房，高高兴兴地搬进了新宿
舍。
由于在试点已摸到了经验，因此，凡口铅锌矿和同
批开展四清运动的单位进展较快。李建安不仅抓点，而
且以点带面，点面结合。他经常到各个分团去检查工
作，梅田煤矿、瑶岭钨矿、大宝山铁矿、韶关铁路系统
所属企业，还有广东韶关第一监狱等单位，他去过好几
次，召开各类人员座谈会，听取意见，还找犯人谈过
话，了解监狱的情况。
1966年6月，第一批企业的“四清”运动结束。李
建安带领工作团团部离开凡口铅锌矿，转移到韶关市，
住在韶关地委招待所，在韶关市党政机关开展“四清”
运动。这时， “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韶关开始受影
响还不大。李建安还是按照省委的布置，要求将“四
清”和“文化大革命”结合起来搞，还以“四清”的名
义开展运动，搞扎根串连，审查干部等等。
有一次，红卫兵来到韶关“四清”工作团团部，要
求负责人接见，提出要批斗市委书记的无理要求。李建
安不好出面，就叫巢文萃去做说服工作。红卫兵七嘴八
舌，乱哄哄地说市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叫嚷要
抓市委书记去批斗。巢文萃说得口干舌焦，但怎么也说
服不了这些热昏了头的红卫兵。红卫兵见得不到四清工
作团的支持，就一窝蜂地到市委“造反”去了。
没过多久，省委通知李建安回广州开会，研究“四
清”和“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法问题。省委将李建安留
下当工交战线“文革”联络组副组长。李建安见无法分
身再去韶关，就叫巢文萃协助副团长杜敏搞“四清”。
工作团刚刚把韶关市“文化大革命”委员会组织起来，
由它来领导运动，但过不了几天，就遭到了红卫兵的
“炮轰”，说“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是违法组织。“四清”
实在搞不下去了。杜敏他们打电话向李建安请示怎么
办?因为省委还没有具体布置，李建安无可奈何地对他
们说：“顶住吧!”
拖到这年10月，省委才作出决定，“四清”运动不
搞了，工作团撤回。李建安立即打电话到韶关，布置工
作团撤回事宜。杜敏和巢文萃担心造反派揪住工作团人
员不放，他们安排省里去的40多人坐深夜火车撤回广
州。巢文萃则坐着团部的吉普车，在深夜两点离开韶
关。
李建安接见了从韶关撤回的“四清”工作团成员，
对他们在“四清”运动中的表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
通报了广州“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韶关地区的城市“四清”运动就这样匆匆地结束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