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文革”联络组副组长
1966年三四月间，李建安回到广州，参加省委召
开的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第一批四清运动问题。会议指
出，运动已达到三个目的：(一)端正了干部的立场，
认识了阶级斗争、和平演变的严重性；(二)暴露了四
清运动工作中的缺点，对各级工作团、队是一次很好的
整治；(三)作了一次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
示范，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示范。四清运动告一段落。省
委决定成立半工(农)半读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刘田
夫。这时，“文化大革命”的硝烟一阵紧似一阵地从北
方吹向南方。
1965年，江青在上海与张春桥秘密策划，然后由
姚文元执笔写成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1
月10日，经毛泽东批准，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这篇
文章，随之演变成“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为了全面发动“文化大
革命”，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北京召开政治
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
(简称《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重新设立以陈伯
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
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要求彻底
揭露和批判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学术权威”和一大
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里的资产
阶级代表人物”。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中共广东省委为了进一步加
强文化革命的领导，于5月9日决定成立省文化革命领
导小组，由省委常务书记区梦觉任组长，文化革命小组
办公室设在省委宣传部。
此时，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等接二连三发表了
批斗所谓由邓拓、吴晗、廖沫沙组成的北京“三家村”
的文章。“文化大革命”的火药味也越来越浓，批判的
势头由广州发展到汕头、湛江、肇庆、惠州等地。
6月初，省委发出《关于学习毛泽东著作和文化革
命的具体安排的通知》。《南方日报》又接连发表一系列
文章，从秦牧的《艺海拾贝》人手，批判的锋芒直指本
省“资产阶级权威”。紧接着，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台长
田蔚、中山医学院院长柯麟和党委副书记刘志明被撤销
一切职务；9月9日，广州红卫兵和文艺界5000余人批
斗欧阳山，指斥《三家巷》、《苦斗》为大毒草；次日，
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化局局长华嘉被揪斗；16
日，中南局宣传部部长王匡被揪斗……。
在此前后，李建安在韶关密切注视着“文化大革
命”的发展。 6月2日，《南方日报》转载中共中央机
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
社论和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李建安对此感到
异常震惊和疑惑。
也是在同一天，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调到
北京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李建安
对陶铸的才干是十分佩服的，而他也是陶铸、赵紫阳所
赏识的干部。陶铸上京担任要职，李建安是感到高兴
的。
“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由北京迅速烧到广东。6
月9日，中共广东省委发出《关于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
的指示》，指出，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各级党委和
领导干部大大落后于形势甚至处于被动的状态。省委要
求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十分认真、
十分得力地去领导好这场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
关系到人类命运的大革命。
李建安此时对“文化大革命”依然心中无数，处于
被动的状态。他对“四清”工作队布置十分笼统，就是
按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的指示，“四清”和“文化大革
命”结合起来搞。但怎样结合法?他根本不得要领f＼
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
十一中全会。他严厉地批评刘少奇、邓小平向学校派工
作组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全会通过了《中国其
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
称《十六条》)。 《十六条》指出，当前“运动的重点，
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会对中央
领导机构进行了补选和选举。陶铸一跃成为中央政治局
常务委员，名列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成为党
内“第四号人物’’。
李建安再次为陶铸的地位的上升而感到高兴。按当
时的逻辑推理，陶铸高升，表明广东是“高举毛泽东思
想红旗”的，广东的干部也大多数是好的，是忠于毛主
席司令部的人，受到的冲击理所当然要轻一些。
这期间，李建安和大多数的领导干部一样，也是跟
不上“文化大革命”急剧变化的形势，处于“很不理
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状态。“四清”是无法搞
下去了，但省委还没有下令撤销工作队，因此，他只好
呆在韶关待命，他一边组织工作队学习八届十一中全会
的精神，一边组织这些工矿企业继续生产。
8月下旬，韶关的红卫兵仿效北京、广州等地的红
卫兵，纷纷走上街头，在大破“四旧”(即旧思想、旧
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旗号下，焚书、抄家、砸烂
商店招牌，改写街名，有的还冲击寺庙，捣毁佛像、文
物等，甚至连闻名海内外的南华寺也不能幸免。面对这
种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李建安深感忧虑。
9月4日，中共广东省委作出决定，为加强对“文
化大革命”的领导，撤销原来以区梦觉为组长的文化革
命领导小组，改为省委常委直接领导。
正在这时，李建安接到省委的指示，奉命回到广
州。
省委为了及时掌握工交战线的“文化大革命”的情
况，成立工交战线联络组，共14人，由孟宪德任组长，
李建安任副组长，成员有施之华、林坤以及从各厅局抽
调来的一批处、科级干部。其主要任务是沟通上下关
系，了解各厅局“文化大革命”的动态，及时汇总向省
委常委汇报，为省委决策提供依据。
从8月下旬开始，红卫兵大串连已形成高潮，全国
各地的红卫兵蜂涌南下广州。他们到处煽风点火，冲击
机关，揪斗干部，秩序一时大乱。
在此关头，李建安连忙召开了战线各厅局筹委主任
会议，规定机关红卫兵的主要任务是：维持机关秩序；
保卫党和国家机密，保护国家财产不受破坏；接待外单
位的红卫兵，不参加社会扫“四旧”等。9月15日，
华南工学院有一个系的学生要来经委，李建安急忙到省
委请示商议采取对策，并召开党组会研究应付“冲击”
的措施，组织人员分工保护人保、机要、档案部门。当
晚，孟宪德、李建安、封贯之等人都在战线联络员办公
室紧张地固守岗位，直至11时许，还在政治部办公室
等候着，直至事情平复，听完经委文革筹委汇报后，才
离开现场，并当即给尹林平打电话汇报。在各地红卫兵
大批来广州进行大串联“点火”之时，武斗已时有发
生，李建安即推荐经委文革筹委到省属机关文革筹委主
任会议上介绍“如何坚持文斗”的经验，力图掌握好文
革的大方向。
李建安和联络员碰头时，经常交换对红卫兵串连的
看法。他认为红卫兵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他们响应党
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开展全国大串连，可以理解。但
这种大串连，食、住、用、行，由国家全部承包，国家
财政承担不起。红卫兵到处串连，大大加重国家交通运
输负担，严重影响正常的经济运转，给国家带来的经济
损失是不可估量的。李建安虽然对红卫兵串连有看法，
但在行动上，他还是坚决执行中央和省委指示的。他晓
得北京来的红卫兵，有的是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
之命而来的，可以通天。因此，他布置联络员以及所属
各厅局的文化革命办公室，要按照省委9月15日发出
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接待外地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通
知》的精神，切实搞好接待工作，主动向外地红卫兵介
绍广州和本单位“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认真听取
他们对省委和本单位工作上的批评和意见，以免怠慢他
们而招至更多麻烦。
李建安回到广州时，省经委系统的职工已纷纷成立
群众组织，并逐渐分成两派。他们对省委书记处书记尹
林平、李坚真9月2日在省直属机关文化革命筹委主任
会议上作关于机关开展文化大革命有关问题的报告，存
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些单位的群众组织认为
尹、李的报告有阴谋，写了揭发批判传单，经委某群众
组织也写了一份《戳穿尹林平、李坚真的大阴谋》的传
单。几天后，经委有人写了反驳传单。李建安于是主张
开展辩论，并亲自对经委文革筹委正副主任说：“辩论
是避免不了的，经委、直属机关也避免不了。”他认为，
尹林平的报告是正确的，要统一认识，做好工作。他不
久因此被批判为“保皇派”，其一大罪状就是“保护党
内当权派”。
9月10日李建安主持召开战线各厅局筹委主任和
联络员会议，他明确地对经委筹委说：“经委党组织成
员问题不大。”10月9日，又给经委筹委主任说：“经
委绝大多数领导是好的，但工作、思想作风上都会有缺
点、错误。”后来，造反派以此为籍口，批判李建安为
经委当权派打保票，使运动走过场，保护当权派过关。
10月初，剑匕京南下的“首都红卫兵”在广州印发
传单，指责广东省委把运动引入歧途，并指责赵紫阳
“镇压群众运动”。
11月4日，赵紫阳在红卫兵的兴师问罪之下，被
迫代表省委作检讨，承认省委犯了“方向、路线的错
误”。但广州和外地来的红卫兵对此检讨不满意，说这
是假检讨，是阴谋，是为了蒙混过关。
11月8日至18日，省委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
会议。李建安和出席这次会议其他代表一样，都感到精
神压力很大。会议提出：大家要有思想准备，准备戴高
帽子，游街；戴了高帽子，游了街，还要从思想感情上
和红卫兵站在一起。会议还强调：不论对文化大革命理
解不理解，都要坚决贯彻执行。对此，李建安说，这么
大的运动，我们看不清，只有按照组织原则，根据上面
的布置办，不犯组织错误。于是，李建安往各厅局派驻
联络员，领导各厅局“文革”筹委，力图在文化大革命
中稳妥地掌握各项政策。
12月11日和14日，广东许多群众组织连续两次召
开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批判“广东省委资产阶级
反动路线”，赵紫阳被揪去大会接受“批判”。李建安很
焦急，亲自对一个干部说：“赵紫阳几天没有休息，要
设法找个地方让他休息一下。”在紧要关头，他好几次
设法将赵紫阳，刘田夫等省委领导保护起来。他曾几次
安排刘田夫到王焕家避难。他“明日张胆”地公开袒护
省工交战线派驻省建工局工作组组长苗田奋(原建委副
主任)，极力保护王弼庭(原省建工局党委书记兼局
长)、沈斌(原省建工局副局长)、毛绍仪(机械厅副厅
长)。当省建工局要批判当时任工作组长的苗田奋时，
李建安则策划撤退工作组，为苗开脱“罪责”，并公开
“阻拦”省建委群众到建工局去贴苗的大字报，还专门
从科学馆会场给建委筹委打电话，说：“你们的大字报
一贴，苗田奋和工作组就回不了啦，要说服群众不要贴
到建工局去，说不服也要说服。”力图保护苗过关。对
工交干校洪向东(党委书记)也是如此，李建安为了保
护洪过关，批示洪向东设立第二党委，并派联络员到群
众中去了解情况，成立筹委的时候，李建安又通过工交
政治部打电话给筹委，说洪向东没什么问题，要调他去
别处搞运动，借此保护洪向东过关。
施芝华负责联络机械厅和轻工厅。机械厅群众组织
批斗该厅副厅长张而博，理由是张喜欢绘画、书法、种
花草、种盆景、养金鱼，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施芝华向李建安汇报。李建安说，养花种草，养金鱼，
爱好画画、练书法，有利于调节生活和身心健康，只有
好处，没有坏处，不应该把它上升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的高度来批斗。他叮嘱施芝华去说服机械厅的干部群
众。最后批了两场就不再批张而博了。从而保护他过了
关。
在此期间，还发生有一位厅长因对“文化大革命”
不理解，在家自杀身亡的事件。某某是广东人，抗日战
争初期去延安投奔革命。在延安整风“抢救”运动中，
曾一度受审查，但查来查去，查不出什么问题，于是解
脱出来恢复工作。解放后，他回广东工作，“文化大革
命”前被提拔为某厅厅长。“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
“造反派”贴大字报，无中生有，捏造罪名，无限上纲，
乱打棍子，乱戴帽子。某某本来没有什么历史问题，但
他看见运动来势如此凶猛，心里害怕，而这时又到处乱
成一窝蜂，没人去劝解他，他妻子也正好不在家，他一
时想不开，就在家中自杀。李建安闻讯，大为震惊，赶
忙带几个同志赶去某某家，李建安见某某这样一位参加
革命二三十年的老同志，没死在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
屠刀之下，却死在极“左”思潮的迫害之下，他对“文
化大革命”这场所谓史无前例的运动更加感到不可理解
了。他吩咐身边人员切实做好某某的后事工作。
在劫难逃
正当李建安对运动百思不得其解之时，“文化大革
命”的熊熊烈火已开始烧到他的身上来了。其直接原因
是“中央文革”小组已蓄意要整垮陶铸，指示造反派将
矛头直接指向陶铸。
1967年1月4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北京接见
“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代表时，严厉批
判陶铸是刘少奇、邓小平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在中央新的代表人物，是中国最大的“保皇
派”。在他们的煽动下，“打倒刘邓陶”的口号声，一夜
之间，响遍全中国。
陶铸被打倒，广东的一大批高级干部也因此而受到
牵连，被打成陶铸“死党”、“黑爪牙”等等。
1月5日，赵紫阳跟其他省委书记和常委打招呼，
由于陶铸被揪，红卫兵将会从根本上改变对广东省委的
看法，省委很快就会瘫痪了，省委书记处的同志，特别
是他本人，可能会被揪来揪去。并说自己是重点人物，
准备被打成黑帮。
由于省委书记处已转入地下状态。因此，李建安等
人的活动也改变了方式。李建安和联络组的同志商量研
究，最后确定以单线联系的方式与省委保持联络，主要
是口头汇报，而不写书面材料，以免被红卫兵截获成为
发难的借口。
1月5、6日，省委在广州军区礼堂召开处以上干
部大会。红卫兵冲进会场，上台高呼“打倒陶铸”等口
号，批判省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李建安心情很
沉重，认为将省委领导根本撇在一边，不要党的领导，
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局面势必不可收拾。
继而，红卫兵转入大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
联络员当作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批斗。李建安
是工交战线联络组的副组长，自然在劫难逃。
有一天晚上，“造反派”在省政府礼堂门口召开了
有1000多人参加的批斗大会，批李建安忠实地执行了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李建安理直气壮地说：“文化大
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到底要不要领导?如果说
要领导，那只能是党来领导。作为省来说应该是省委领
导。省委派联络员，主要是了解各单位运动情况，及时
向省委汇报，联络员并没有干预和反对各单位的运动。
如果把这也当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就是不要领导。
女化革命不能踢开党委闹革命，如果不要领导，就会变
成无政府主义，变成一锅粥。我不承认这是执行了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李建安这么一说，台下“造反派’’马
±轰了起来。但李建安仍据理力争，坚决不承认执行了
反动路线。当时施芝华在场，觉得李建安敢于坚持真
理，坚持讲真话，很不简单。
这年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以王
洪文为头头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大会，篡夺了上海的
党政大权，刮起1月夺权风暴。
1月21日到22日，“广东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
会”(简称“省革联”)也演出一场夺权闹剧。他们将赵
紫阳、区梦觉、尹林平等几位省委书记绑架到中山大
学，强行夺中共广东省委的权。22日《南方日报》发
表了“省革联”的《夺权通告》，声称：“我们庄严宣
告：今天，我们革命造反派夺了广东省委一小撮党内走
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权!”
在这夺权之风的鼓动下，1月23日，省经委的造
反派组织也迫不及待地进行夺权。
当天晚上，李建安被造反派胁迫到省人委会议招待
所，连夜把经委党、政、财等大印全部交出，并写了交
权声明，表示要继续搞好工作。第二天，王焕召开全委
干部会议，并表示：“这次夺权，是接受监督。”而实际
上，李建安对夺权是想不通的。事后，李建安在大会批
斗他时，直言不讳：“这次夺权都是他们一条线下来的，
夺权通告都是写‘资产阶级司令部’，‘执行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顽固分子，’我是不同意的。”他还坚持“经委党
组没有烂掉，向经委党组夺权方向不对”。并说：“当时
交权内心是矛盾的，是不大想交的。”他还曾对某些领
导干部说：“那天晚上签字，我实在难受，好像‘受降’
一样。”
广州的造反派1月夺权之后，为了表示各自组织是
“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是响当当的造反派，于
是，接二连三地批斗赵紫阳及其他省委书记、常委和副
省长。
没多久，李建安也被揪斗了。他头上的高帽子赫然
写着“走资派”、“陶、赵死党”、“叛徒”。他挨批斗
100多场，四处被揪斗。造反派揭发李建安说赵紫阳
“年轻有为”、“有魄力”、“有干劲”；而赵紫阳对李建安
则重用有加，1961年赵紫阳提名把李建安提为省委候
补委员，赵紫阳还说：“李建安提为候补委员情绪会好
些，工作会积极些，安心些，干劲大一些。”面对着艰
难复杂的场面，李建安精神压力非常之大，但仍然按照
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党性，绝不出卖灵魂。他勇于承
担责任，不诿过于人，甚至本来是别人的事，他也帮助
承担责任。他说：“我是一头碰在南墙上，死不回头!”
有一次，造反派组织在越秀山体育场召开有10万人参
加的批斗赵紫阳的大会，造反派要李建安发言，李建安
拒绝不发言，还有一次，造反派在广东科学馆批斗省委
书记处书记刘田夫，也要李建安发言，李建安也拒绝发
言。
在对省委的看法问题上，李建安始终明确地坚持，
省委是可信任的，不赞成对省委乱批乱斗。
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省直部、委、办一级的
领导干部，李建安遭到“造反派”批斗的场次是较多
的，有时一天两三场。造反派不仅批判，还搞变相体
罚，让他戴着高帽子，坐“喷气式”飞机，弯下腰，低
着头，两手反叉到背后举着，稍不认“罪”，还要受皮
肉之苦。
造反派除了给李建安戴上“陶赵死党”、“死不悔改
的走资派”罪名外，还集中批判了他的“资产阶级任人
唯才的干部路线”。
经委处以上有好几个是犯过某些“作风错误”，但
有才能的干部，李建安曾说过：“这些人虽犯过错误，
但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因此，在对他们提出严肃批评，
并在党纪政纪方面给予了适当处分之后，继续使用他
们。
造反派给李建安罗列了一大堆“罪状”，其实正是
表明了李建安敢于实事求是使用有知识、有才能的干
部，懂得爱护下属，敢于保护干部。李建安在战争时期
为新中国而战，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一个心眼为建设新
中国、发展中国工业做实事。他的思想目标很坚定，胸
怀非常坦荡，他具备一种人格的力量。正由于他出于公
心，大度能容，有胸怀，有气魄，所以，他才敢于使用
人才，而非庸才或奴才，才能公允地看待每一个干部，
那怕是曾经反对过他的。只要是对党和国家的事业有用
的人才，该用的，他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然而，随着省委赵紫阳等一大批省、市领导被打
倒，李建安的处境也越来越艰难了。他到处被揪斗，好
多次被斗得直不起腰。幸亏，他还是得到好多好人的保
护。有一次，李建安被某群众组织抓到电力局招待所。
开始他还不清楚为什么被抓到这里，因此，作好了挨批
斗的思想准备。不料没过多久，巢文萃就来探望他。
李建安恍然大悟地说：“原来是你们搞的。”
巢文萃关心地说：“看见你连续不停地挨批斗，实
在太辛苦太累了。所以我们想出这条计来，派人将你
抓到这里，让你在这里好好休息几天。”
李建安对他们的关心爱护，表示由衷的感谢。
还有一次在建工系统被批斗，不准回家，廖彬昌等
悄悄给他做了一碗面条，面条里还藏了三个鸡蛋。在汝
场“文化大革命”中，李建安受到的冲击是很厉害的。
他也作好了随时被打倒的思想准备。有次在经委接受
“批判”，李建安和侯剑秋坐在一起，两人抽着很辣的土
烟丝，说悄悄话。李建安说， “文革”完了我们当工人
去。李建安说他会印刷，侯剑秋说他会装订，两人约好
一起到印刷厂去。在十年“动乱”最困难时期，李建安
还多次对夫人赵霞说，这样下去，最多是“解甲归田”，
享受北方“农家乐”情趣，不后悔来广东工作。因为不
来广东，就不知道广东有甘蔗林，只知道北方有“青纱
帐”。
坚持抓生产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天下大乱，给广东的国民
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后果。1966年秋冬，由于红卫兵大
串连，到处乱揪乱斗，社会秩序大乱，机关正常上班秩
序也被打乱，根本无法办公。为此，李建安多次改在家
中召开省经委党组或经委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王
焕、王功贵、苗田奋、萧陈人、刘少力等。当时全省工
交生产形势相当严峻，工交运输、生产处于瘫痪半瘫痪
状态，机关运作完全停顿，各地厂矿企业纷纷告急。而
国务院多次下达明码或密码电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保
生产、保交通、保各厂矿企业。李建安认为，中央，和国
务院的指示，必须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必须想方设法
保持正常生产，基层企业分管生产第一线的班子必须坚
守生产岗位。要解决“吃饭”问题。1966年12月间，
李建安到达韶关曲仁煤矿，向矿领导布置说，现在红卫
兵大串连，铁路运输紧张，北方的煤无法运进广东，目
前广州等地工业和居民用煤十分缺乏，你们要千方百计
多产煤，以解燃眉之急。
李建安和省经委党组还研究分析了工交战线各厅局
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动态，感到省轻工业厅、重
工业厅、建工局等厅局情况比较严重，需要尽快去处
理，以免影响运动和生产的进展。李建安赶到省建工局
表态，认为该局和省工交战线其他厅局一样，领导干部
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不应统统靠边站，更不能全
面打倒。他通知王弼庭回山西老家避难，其他问题由他
顶着。他还专门开会研究重工业厅的问题，认为外面大
字报所写的东西，有的是造谣生非的，有的是泄密的，
有的是扩大事实的，应内外有别，上下有别，做好党员
的工作，党员要起带头作用，党组织的战斗力要充分发
挥，要相信党、相信群众。为了不使国家造成重大损
失，他指示各厅局将机密文件及档案材料迅速转移到省
军区保管，以防红卫兵冲击抢走。
1967年3月15日，全省实行军事管制，统一由广
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不久，省经委革命委员会成
立，由李建安任主任，王焕任副主任。在军代表的支持
下，李建安坚持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尽力
维持生产，以减少经济损失。由于林彪、江青一伙极力
鼓吹“群众运动天然合理”、 “踢开党委闹革命”等口
号，群众组织已发展到无法五天的地步。省经委革委会
没有过多久，实际上也难以起作用了。李建安面对这种
局面，无可奈何。
省政府大院各机关开始由广州警备司令部军管，后
来改由广州军区后勤部军管。省经委由李天明、谭佩等
任军代表。李天明等对李建安还是比较尊重的，有事和
他商量，征求意见，还经常让李建安列席参加有关业务
会议。李建安虽遭到群众组织的不断批斗，但由于代表
组织的军代表对他没有冷眼相看，也没有对他实行隔离
审查，给他定什么“罪名”，反而让他参加各种会议。
因此，他觉得还有希望，认为可能不会被彻底打倒。他
内心对李天明、谭佩等是十分感激的，所以也积极协助
他们做工作。
196年下半年至1968年，是广东两大派群众组织
“全面内战”，斗争进入白热化的阶段。在林彪、江青一
伙的煽动下，广东两大派群众组织大搞无政府主义，大
打派仗，全省工交企业都处于瘫痪状态，到处缺煤、缺
电，许多工厂停产了，但人民的生活必需还是要抓。李
天明、谭佩都是在部队搞后勤工作的，到地方来，感到
地方的事情比部队复杂多了。幸好，李建安对工交行业
很熟悉，而且注意做好两派群众的工作。一次，西村发
电厂两派打起来了，情况十分紧急。李建安立即找来两
派工人组织的头头刘某、孙某，要他们保障正常发电，
保证工业用电和民用用电的正常供应。结果两派打了一
个晚上，但供电没有停止。黄埔港是广州的重要港口，
港口的吞吐量本来就不大，现在两派工人组织又斗个你
死我活，货物全积压在码头上。有一次，两派打得来了
神，其中一派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架高炮都架起来了，正
对着冷冻仓，双方各不相让，剑拔弩张，情况十分危
急。李建安等赶到现场，一面作了最坏打算，准备了应
急措施；一面不断地向两派做工作，无论如何不能让他
们开炮，经过多方工作，终于化险为夷。
1968年2月21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
随后，省工交战线革命委会也宣告成立，由军代表李天
明当主任。李天明对地方经济工作不熟悉，准备让李建
安站出来，任省工交战线革委会副主任。但恰在此时，
突然收到河南省革命委员会转来一封信，说李建安是
“叛徒”，曾于某年某月自首，跑到台湾去了，还附来一
张履历表。李天明立即找巢文萃，给他看了河南转来的
信和资料。接着问他：“你们两派群众组织过去曾对李
建安的历史作过调查，有没有这个材料啊!”巢文萃回
答：“没有啊!”李天明说：“你是不是再去调查一下?”
巢文萃说：“这样吧，我们这一派组织过去是保他的，
另一派斗他。我们原来对立两派共同派人去调查会好一
些。”李天明同意这一意见，于是派巢文萃和从省航运
厅调来的干部一起去河南调查。他们持盖着广东省革命
委员会生产组政工办大印的介绍信，到了河南省革委会
“清查办公室”，清查办的同志看了材料，说：“对不起，
我们搞错了，那个李建安是女的。”原来那个同名同姓
的李建安叛变以后，嫁给国民党的一个团长，后来去了
台湾。为慎重起见，巢文萃等还是调阅了那个女的李建
安的档案，证实此“李建安”确非彼李建安。
巢文萃他们回来，马上去找李天明汇报。李天明听
了，很高兴地说：“这下我放心了。”他很想李建安尽快
站出来协助自己工作，但又担心用错干部。大概过了一
个多星期，就宣布李建安担任省工交战线革委会副主
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