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工资给她。她数了数,一千元,对我轻轻说:“龚发留了两百块。自从前年龚发死后,他每个月都给我寄来一千二百块钱。你叫龚发再不要随便给我买药,我还是接受医生的指导买药为好。”
我忽然明白铲煤的事,每月就一次,每次就多寄回两百块!我似乎有了负疚感,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二百元,给李根梅说:“我从公司领了工资就直接来了,你不要他给你买药,就把钱拿着。”
李根梅接过钱战战兢兢地说:“人死如灯灭。龚发去世这么久了,你们单位对他还是这么好!”
我说:“龚发好好的,你怎么说他死了?死了我们还会给他发工资?”
李根梅吃惊地说:“他还没有死?那一定是我死了。我这个样子,简直就是行尸走肉。”
回宜昌后,我不知道在一个小餐馆里喝了好长时间的酒。天黑了,才上交通船回往驳船。我站在交通船的船头,任凭夏风呼啸扑面,心潮如波翻浪涌。
我又看见宜昌的夜。北岸城区还是那么明亮娇柔,妩媚妖艳;南岸群山的楞廓,仍然撑开迷茫的黑夜,探照灯打开江南的夜幕,看见一些狂躁不安的生灵。连接明亮和黑暗的是一座长江大桥,三塔斜拉桥上布满跳跃的光怪陆离的灯光,桥边不断变换颜色并来回奔跑大江南北的霓虹灯,是宜昌夜模式里涂上的艳丽的唇膏。
宜昌梦幻般颤抖的彩唇,煽动性地强烈地诱惑着人们,挑逗着人们显现出潜在的、最能表现人类本能的欲望。
夜幕笼罩的宜昌大城里,一群群瀑布似倾泻的窈窕袅娜的灯光,使人们变异的血液不安分地沸腾起来。心醉神迷的夜色,让神鬼显露真身。随着黎明的到来,幻想逐渐冷却,而在光明磊落的世界中,被黑暗吞噬的灵魂,却再也难以出现。
我又想起那两个鱼缸。不仅船和城市分别生存在两个鱼缸,就连我和龚发一个锅里吃饭的人,也分别生活在两个鱼缸中。现代人和人之间,竟是那么可望而不可及。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员儿想到,如何打破自己的鱼缸,把龚发的圆也画圆,让我和龚发都远离魔鬼黑夜强烈的诱惑,才是当务之急。
可是,我的园谁来画呢?龚发再怎么扯皮吊蛋,对外是逢场作戏,对家庭却相当尽职尽责。我的父亲呢?你是如何对家庭尽职尽责的?当然,这都不怪你。只要你健在,只要你梦中还有三峡,我和母亲都会伸出热情的臂膀欢迎。
第二天上午,龚发竟然回船了,老李头只好打电话叫么娃子继续休假。龚发在交通船上,就给老李头打了电话,说没有问题了,回来了。我对老李头说,就说钱寄去了,不说是我送去的,免得他又说你是老年痴呆症,一个准确的邮寄地址就记不住。当然,龚发家里的情况,我也绝对不会向老李头汇报。人嘛,谁没有一点隐私呢?
龚发回船后,说:“虚惊一场!”
老李头说:“锤子!忙了我一晚,才把么娃子找到,准备给你顶班。”
龚发说:“李哥,我说你是老年痴呆症吧,在发廊里找他沙!”
老李头说:“锤子!找了,一进去就出不来了,这个拉那个扯,总要热闹一阵子。”
龚发说:“好沙!煨了鸡汤。”
老李头说:“锤子,像你个锤子害人罗!”
我说:“龚哥,你是怎么虚惊一场的?”
龚发就走到厨房,把一些菜放下后,我们三人一边择菜一边听龚发讲。
龚发说,他上了岸,到了宜昌九码头,想找发廊理个发,捶个背,松个骨。他走到灯光幽暗的发廊前,脑袋左一望,看看里面的小姐,张牙舞爪地拉人,摇摇头,不行;右一望,看看里面的小姐,呲牙咧嘴地笑着,摇摇头,也不行。
往前走,左一望,看见小姐们在吃鸡子火锅,不行,“鸡子”吃鸡子,怪不得有禽流感呢。再往前走,右一望,看见几个彪形大汉虎视眈眈地坐在沙发上,不行,像打劫的。就这样,走走望望,望望走走,走了几条街,观察了一百多家,颈椎病都摇好了,眼福也饱有了,还是没有进去付诸行动。
他走在一个叫灰色人生沙啦啦的休闲发廊前,往里一望,突然眼睛一亮:找到感觉了!连忙走进去,双方简直都不相信:一边是龚发,一边是红梅!他们立即拥抱一起。
按摩床上,红梅激动地说:我们到派出所去录了个口供,所里人见我们不是偷煤的,小姐的事他们这回不管。再说,我和珍儿这回也没有啥子违法乱纪的事。只听一个当官的教训他们,找些批事做!就把我们放了。珍儿接到一个熟人的电话,就坐飞机到上海去了。我来到宜昌热闹的场子,应聘到这个灰色人生沙啦啦的发廊。
龚发说,你们这个发廊一把梳子就没有,还叫发廊,还不如就叫怡红院,挂个红灯笼作招牌算了。
“休闲喔都是这样”,红梅说。
龚发说,我也是来休闲的,什么叫有缘,这就叫有缘!有缘千里来相会!两人就脱光衣服,抱在一起。
“哎哟!”是老李头喊的,他在剥大蒜,听入了迷,把大拇指当大蒜剥,差点拧骨折罗。
龚发一声大叫:“砰!”龚发一叫,我和老李头都成了黑老头跳高——吓(黑)老子一跳!
他接着说,一声巨响,门被踢开,几个公安站在门口,又是录像又是拍照,喊道:快快!穿好,跟我们走!
我急中生智狡辩说:我们在玩朋友!红梅也说,是的是的,我们在耍朋友!公安哪里相信这个,把我们拷起,坐警车坐了好久,坐到了县区派出所。原来,县区和城区的公安互换扫黄,这样才扫得更干净,是湖北的统一行动。
龚发说,我想,这回惨了。县区财政差钱,不找小姐们收钱找谁呢?就跟红梅一口咬定是耍朋友。其实,本身也像耍朋友嘛。
龚发还说,他和红梅用了一只手铐,一人铐了一只手腕。他们站在窗前,手铐铁链穿过铁窗齿。这回他和红梅真是有难同当了。
好久,没有人理他们,龚发就求门房帮他们到外面的小餐馆,点了一个鸡子火锅宵夜。守门的是一个下岗工人,这些事情见多了,也乐意帮忙。门房照办了,还拿来一瓶酒,拖来一张办公桌靠窗口。
门房座着,龚发和红梅只能站起弯腰夹菜。红梅用右手拿筷子,而龚发只能用左手不方便,红梅就主动帮龚发夹菜。三人就这样高高兴兴地吃喝起来,红梅还喝了几口酒,脸比梅花还红。
半夜,公安把红梅叫走了。红梅对公安说,我们是耍朋友,找个地方耍,不信你问老板。女老板为了减轻责任,也连说是是是。问其他小姐,她们都说不认得我们。因为红梅才进去做小姐,其他小姐当时又都在各自的包间做“点”,所以,她们也说不上红梅的名字。民警就把红梅带走。
那一夜,红梅叫我好挂念,简直急死我了。直到天亮,他们上班后,才有人来问我。他们找个地方给我录口供,又给我们公司打电话核实。
我想,他们见我和红梅说得差不多,所里还有一些真正的“客人”和“鸡子”“鸭子”要处理,这个录口供的民警又怕办成佘祥林一样的冤假错案。因此,他显得有点不知所措。
办案的民警嘀嘀咕咕地说: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他说了这话就不作声了,只顾写些什么。我是什么人?这还不明白?房里就我和他!我连忙拿出500元,放到他手上。他把我望了一下,说,你还懂得起嘛!然后叫我在口供上签字后,叫我走。
我走出派出所大门,心想有钱真能使鬼开门,便大口舒畅的呼吸着新鲜空气。
一个年轻的女公安把我喊停,说,向警察行贿,关你半个月!
我说是我自愿的交罚款的,我还是有一定责任的。女公安就叫我再录口供再签字,还给了一张有财政字样的罚款收据。真是画蛇添足,倒了八辈子霉!
我和老李头都笑了,说,只要人平安回来就好,折财免灾。
龚发说,我一路憋气回来,特别是红梅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电话也打不通,眼前老是恍着她的影子。我想,这回完了,红梅她跑到我的心里来了,就越想越糊涂,越来气,突然有了活着没有意思的想法。
我乘车来到宜昌城区,走在路中间,故意让汽车撞,结果他们都怕我,不敢撞。
我又走到滨江公园,看见一些人在那里练气功、跳巴山舞、跳交际舞,就从他们的队伍里穿,好让他们把我骂一顿,结果他们放慢动作,笑嘻嘻地让我过。她们这些提前内退的人,锻炼身体是自己在给自己挣药费,怎么还会惹麻烦呢?
我像个精神病人在滨江公园里游荡,发现一群猜瓜子骗钱的人,就想到有出气的地方了。
我走近一看,地上放着一张纸,纸上盖着一个碗,碗旁边十来颗瓜子。这十来颗瓜子要卖一年,还卖不出去。
一位妇女押了两百块钱在庄主跟前,指着盖着的碗说:“三颗三颗!”碗轻轻一揭,揭得较高,又丢进一颗,妇女和我们都看得仔细是四颗瓜子,妇女就大声说:“四颗四颗!”
旁边一男士好像才挤进来的样子,放了四百块钱到纸上,喊道:“三颗三颗!”妇女也把钱加到四百块钱,疯狂喊道:“四颗四颗!”碗一翻开,妇女傻眼了:纸上只有三颗瓜子!眼睁睁看见男士把钱全部拿走。
妇女瘫坐到地上,哭着说:“我十八岁的儿子得了肺炎还在住医院,等我借钱去交药费,不然就要停药了,我带的两千多块钱都被他们猜走了。我是下岗工人,这回怎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