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 页

常发惊异地眨眨眼：“政委怎么知道？”

“其实几处最险地段你还没全走过，你只是看看能过去。那几处地段叫‘阎王鼻子’、‘木溜珠’和‘大姑娘肚子’……

常发目瞪口呆。他哪里知道，王平来此开辟根据地时，曾只带一名警卫一名马佚，走遍这里的山山水水。

“翻过神仙山可以到唐县的黑角村。如果我们行动迟缓，这个缺口被堵，形成合围之势，我们就危险了。”

“听蝼蝼蛄叫我还不种地了呢，你怕死你先走！”黄永胜又吼起来，“我不怕！”

“我怕什么？从井岗山打到延安打到晋察冀，我怕什么？”王平血性上来，声音提高了：“我怕肖克副司令出意外，聂老总对我有交特，我要负责！”

“你负责去吧，老子睡觉l”黄永胜吼罢，饭也不吃就躺倒在那半张残炕上。

个别谈话无效，王平只好决定开党委会。他对张林池、荀昌五和我的父亲说：“我跟永胜谈不下去了，就剩下吵架了。大敌当前，你们三个委员先去找他，用你们的话讲出我的意见。”

我的父亲敲响黄永胜睡觉的破屋门，屋里雷也似的一阵吼：“混蛋！滚！”

父亲硬起头皮推门。门没有插，只挡几块砖。父亲小心翼翼将门推得半开半不开，叫一声；“黄司令……”他忽感不对头，有黑影掠过，忙吞下半截话缩头闪避。

啪！马鞭抽门上，框子上的土簌簌落了父亲一身。

“妈了个x的，老子揍你个……”黄永胜猛地扯开门，鞭子在空中绕个圈，没有再落下。改口道：“大个子，我不是抽你，我抽那个……”他朝父亲身后望，父亲个子高大，他什么也没望见。

三名党委委员各自谈看法，看法自然都与王平一致。

“合围？嗯、合围！”黄永胜动心了，皱起眉头问：“政委呢？”

通讯员很快将政委请来。黄永胜仍然要找回而子，“我想好，我们就趁天黑朝阜平方向跟敌人对插过去。”

“大队人马对插会暴露目标。”王平严肃地说，“我们现在开党委会来决定行动方案。”

“开个蛋！”黄永胜又抓起马鞭子。

“我是党委书记，再宣布一遍：现在升党委会！”

“部队听你的还是听我的？老子是司令！”

“部队听你司令的，你司令要听党的。”王平的声音显出格外的低沉，也格外的有力。

黄永胜胸脯起伏一阵，发泄着将马鞭奋力摔向墙角，重新躺回炕上不再做声。就那么躺着参加了党委会。

党委会适当照顾黄永胜的面子，决定部队就地休息两小时，天黑后开始突困。

群山环绕的沟掌子里，天说黑就黑。部队悄无声息地集结完毕。黄永胜下令前，仍然不忘挖苦一句他的政委：“党领导完了？”

“这是什么时候？你不要闹个人意气。”王平两只眼睛在黑暗中闪烁。黄永胜略显不自在，摇摇肩膀，朝部队走去。顺便一脚踢在队伍旁边摆放的油桶上，那是王平带人从煤矿上找来的。

黄永胜调动部队确有一套，下令简捷明确。他命令一个连队随司令部行动，人手一支火把，上山时将火把燃亮，尽量造声势吸引敌人。命令另一个连队由42团政委熊光焰率领，保护军区副司令员肖克，乘乱与敌人迎头对插，朝阜平方向突出去。

王平向熊政委低声交待：“你不能丢了肖克。你可以牺牲，不能丢了他。这也是聂司令的交待！”

黄永胜在另一边指着担架上的副司令员向连长下令：“你跟住担架，不许离开一步：敌人不发现则己，万一发现了，你要先打死他！”

“啊：”连长吃惊。

“先打死。”黄水胜低声说，口气不容置疑，“别人可以被俘，他不能被俘虏！”

连长走后，父亲小声问：“为什么要先打死首长呢？天这么黑，就是发现了也可能突出去。”

“你懂什么？”黄永胜仰面望天，沉重地说：“他知道得太多了……”

都队开始分头运动。常发风头十足地骑马紧跟黄永胜，走在最前边。

黄永胜忽然回头，喃喃着：“这么多马不能便宜给日本人。”

常发在马上朝黄永胜探过身去。“司令员放心，我的马丢出去三千里，也能自己找回来。我的马不丢，大家的马就都不会丢。”

黄永胜将信将疑。常发双腿一夹，那马立刻窜向前去，样子似要朝一块两三来高的岩壁撞。就在撞壁的刹那，常发手臂一兜，那马竟无声地人立而起，前腿弯曲如人臂，在下落之际，突然向前一搭，前蹄便撑紧岩壁上。几乎同时间，常发迅如狸猫，身形晃动，只一闪，便顺了马背跃登上去，稳稳立于岩壁上。

“好狗日的身手I”黄永胜失声喝彩，朝我的父亲扬扬下巴，“啊，大个子，没错吧？乱世用人乱着来！”

常发已经将他的青缎子腰带甩下来：“上吧！快！”

机关干部在前，连队战士在后，仗了常发那条丈把长的裤腰带，都上了山。当连队战士齐将火把燃亮，呐喊起来登山时，通向沟掌的山谷立刻枪声大作，并且越响越激烈，越响越近切。

政委王平立在一块巨石上凝神听过半个钟点，轻松吁气：“没事了，他们己经插过去了。”

父亲明自王平说的是军区首长和保护首长的那一连人，便也随着吁口气。这位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判断自然不会错。

天亮时，部队己经翻到那边。那边的地委副书记马天水赶来迎接。他替我的父亲卷了一支“大喇叭”，帮助父亲点燃。他指着不远处的一抹沙坡说；“那里本来有鬼子的一个炮楼，去年被我们端掉了。”父亲与马天水一道喜悦时，何曾想到二十多年后这片土地上会卷起一场玫治风暴；更何曾想到，这位战友会因为投靠“四人帮” 而在三十多年后精神失常，听见汽车声便在这片土地上狂奔狂逃，一头扎入草窠里。当汽车拉着这位也曾红极一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去医治时，这片土地又唤回他遥远的记忆：“那里本来有鬼子的一个炮楼，后来被我们端掉了……”

唉，这就是历史。

部队在山脚下，在剩有炮楼残壁的一抹沙坡上休怠。神仙山上枪炮大作，敌人果然“合围”了。战士们笑闹着庆幸甩掉了敌人。负责干部们互相感慨：幸亏听了王平的意见！

一阵秋意凄凉的马嘶，引得全军震惊。扭头望去，黄永胜竟牵了他的战马，迈着逍遥步子走过来。迎着一片惊愕的目光，得意非常。须知，夜黑山陡没有路，那位叫“条儿张”的瘦子通讯员，就是从“大姑娘肚子”上滑落摔死了！

“老黄啊，”父亲忍不住问，“你真把马都牵过来了？”

“马就在这儿，还要问？”

“我是说，你怎么牵过来的？”

“嘿嘿，连战马都保不住，还算当兵的？”

这位三分区司令员讲话时，眼睛分明瞟着他的政委。政委判断敌情准确，指挥得当，露了一脸。他当司令的把马牵过了神仙山，也算争口气夺回了面子。

事后，王平不无远虑地对父亲讲：“永胜能打仗，可是心气太盛，一味争强斗狠。我只担心……”

话没讲完，意思已到。王政委果然知人。“文化大革命”中王平被抓。专案人员向黄永胜调查王平的倩况，黄永胜说：“这个人早该打倒！”

然而，王平却是明理的情性中人。他任志愿军政委时，黄永胜到北京高等军事院校学习，就住在王平家中。王平和他的妻子范景新让出一半房子给黄永胜住，视他为一个战壕里出来的老战友。“文化大革命”中，王平被关押8年，受尽折磨。恢复自由后，专案人员来向他调查黄永胜的问题。他一句话也没讲。我曾问，“王伯伯，你为啥不揭发他呢？”王平说：“我们是在战争年代共事，‘文化革命’中没有共事。他的性质中央已经定了，我何必再落井下石？”

单独审讯黄永胜时，王平接到旁听的邀请。他没有去。在公安部集体审判时，他去了，只是从走廊的窗口朝低头走过的黄永胜悄悄地、默默地望了一眼。那一眼目光流出的感情是多么复杂啊。唉，毕竟是吃过一口锅里的饭。

常发给父亲送来晚饭，父亲突然想起什么，问。“昨夜过山，我怎么一直没见你？”

“我要前后照应。”

“黄司令的马是怎么牵过来的？”

“不知道。”

“你怎么会不知道？”

“不知道。”

“你前后照应还不知道？”

“不知道。”

“算丫算了，”父亲显出不悦，“你去吧。”

常发闷头退出去，这匹马就成了永久的谜，至今没人知道到底是怎么牵过了山。

可是，常发像是不痛快，一出门就同陈发海吵起来。

“他妈的，老子一让再让，你们想怎么着？不是老子用腰带把你们拴过山，你们现在牛气啥？……”

“常发！”父亲哈一嗓，见吵声不止，便起身出屋。仍所到常发的嚷声：“老子让你们最后一次！”

父亲出门，不觉吃一惊。因为常发已经拔枪在手。父亲要叫喊，陈发海要扬臂遮头，常发的出枪动作却快捷无比，已然“砰”了一响。

枪声过后，父亲和几名警卫员的“啊”声才喊出。

常发将自己左手打穿一个眼，血淋淋抓住陈发海的手：“扯平了。你要是再跟老子计较没完，下一枪就揍你。”

陈发海抖着身子抖着声音。“你，你这是何苦呢？你、你快放开，我给你，给你包伤！……”

“简直是流氓作风，简直是土匪作风……”父亲一边嚷着一边跑进屋里寻药寻纱布，“简直是混蛋I”

夜里，常发同父亲睡了一个屋，照顾他有伤。

于是，父亲第一次看清，他确实刺了一身锦绣，是条腾云驾雾的青龙。看清他的青缎子腰带上，里层确实绣满红花。

但父亲什么也没问，什么也没说。

天快亮时，似有雷声自东南方向滚滚而来。外面有人喊叫，父亲翻身跳下炕，朝门外赶。

常发在后面边穿衣边说：“马回来了。”

父亲探头门外，果然有几十匹战马踏着晨曦奔腾而来。跑在最前边的，正是常发那匹火炭似的蒙古马。

往下写，我有过犹豫。因为想起了评论家们。

那次，我从深山寻来一蓬树根，动一刀就成了形体夸张的野鸡。便有评论家转着圈看，摇头说：可借了可惜。再多动四五刀，不就能变成凤凰了么。

这故事怎么发展？多动几刀，还是稍加砍削？

可我还是拿定主意要野鸡不要凤凰。

尽管我一向害怕评论家。

这一选择可能引来非议：确有过人之处的常发竟甘于屈居父亲手下，这不可信。而且常发这个人物在革命队伍中也没有代表性……

可我崇尚原始的美。自然常常违背常理无穷无尽地创造着殊物。

于是，我让这个故事随其自然，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继续发展下去。

大地覆了霜，干燥坚硬。西风刮过黄土高原，卷起柴草翻飞。大树醉汉一般摇晃。树枝上的几片黄叶蓦地脱了身，飘荡一段距离便滚入土沟中。

父亲在马背上举鞭遥指：“今天就在那个村子里歇脚吧。”这是进入陕北后歇脚的第一个村子。

我的父亲、母亲奉命去延安党校学习。母亲身染重病，途中住进医院。父亲一人先行，过黄河时，一路护送的瞥卫排便告辞归去。父亲只带了四名警卫员进入陕北根据地。

那时，父亲已是被称为首长的人物。地方政权派一位二十多岁的妇女干部负责接待。这位农村妇女干部干净利落，有几分姿色。显然见过世面，待人接物大方有礼。她称父亲首长，叫四名警卫员同志。

洗漱之后，父亲休息片刻。四名警卫员帮助那位农村妇女干部扫院挑水，向村政权了解一下周围情况及当地风土人情。天落黑时，晚饭已备好。是一桶小米稀粥，一盆酸泡菜。那小米新鲜，粥熬得烂烂呼呼，泡菜腌得酸里含辣。父亲和他的四名警卫员吃得头上冒汗，红光满面。

泡菜转眼吃光，汤也喝掉了。常发便起身去揭墙角的腌菜缸，开了盖自己往菜盆里夹菜。刚夹出一筷子，便听门口一声娇喝。“干什么？”

常发回头，是那位妇女干部，一脸嗔色。

“捞点泡菜。”常发说，“不够吃。”

“是你家的吗？”

常发端着菜盆愣住了。

“你们有首长、有同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怎么给你们规定的？”

“可是，”常发舔舔嘴唇，“菜本来是你让吃，还问过够不够吃？”

“这是我家的菜。不够吃你可以说，我的菜我给你们拿，你怎么能自己动手？”妇女干部认真批评。“你们有首长、有同志，这么简单的道理一也不懂吗？”

父亲不得不出面作自我批评。妇女干部这才心满意足点点头，拿过常发手中的菜盆，自己动手夹了满满一盆泡菜。

“先吃着，不够了再找我。”

父亲望着妇女千部离去的身影，筷子敲敲菜盆感叹：“到底是侠北，群众觉悟扰是高，和咱们那里不一样。”

饭罢，妇女千部来收拾碗筷，常发用一种异样的表情，朝妇女干部眨动一只眼：“我们首长夸你了。”

父亲感觉常发的表情含了挑逗味道，脸一沉，正待给他一个严厉眼色，不料，那妇女干部脸起红，朝父亲飞一眼，手背略掩嘴唇，笑得三分羞涩，三分开心，三分感激，还有一分得意。

我的父亲便困惑地傻呆了。

那妇女手脚麻利，忙里忙外。工夫不大，一身清爽回到父亲屋。显然梳洗过，容光比前又增加几分。上得炕便同父亲他们聊天，随便亲热如一家人。

只有常发不像父亲他们那样热烈，两手抱膝，一个人坐在炕角里闷头不响。可是，他显然不是局外人。每当那妇女咯咯的笑声起来时，他的身体便会同时起来一阵战栗；当他偶尔掀起眼皮，目光在那妇女身上稍触即离，脸孔便如燃起火一般红得放光。他像是期待着什么，越来越忍耐不住，晃动着身子。终于，他停下摇晃，用一种干燥沙哑、勉强装出的倦怠声音提醒：“副政委，该休息了吧？”

“噢，可不是吗了”父亲掏出怀表望一眼，说，“铺被吧。”

常发眼里掠过一丝狡黯的笑意，将五个背包摆开炕上，然后先帮父亲解背包铺被。

那妇女略显惊讶地扫一眼井排摆开的五个背包，目光落在常发身上：“你们睡外厢。村里没说吗？”常发望一眼父亲，不做声。父亲已经客气地摆手：“不用了不用了，睡一个炕就行。”

“啊，”妇女吃一惊，连连摇头，“睡一炕？不行，不行啊。”

“我们一路都是这么过来，习惯了。”

“俺不惯，”妇女脸红透了，红到脖根，声音越说越弱，“俺不惯跟这么多人睡。”

父亲的吃惊又超过那妇女：“什么？你家里房间不是还多吗？你怎么能在这里睡？”

妇女怔怔地望父亲：“你不要俺？”一句未完，眼里已含泪：“你不喜欢俺？”

父亲的表情像做梦，张口结舌。

常发凑近父亲耳畔低声说：“这里的风俗，贵客来了乡亲们要荐出使他们骄傲的女人陪客……”

“乱弹琴！”父亲涨红脸叫起来，“胡闹！”

那妇女溜下炕跑了。她哭了。

40年后父亲到甘肃任职，他的秘书曾告我，西北某些农村确有这种习俗。据说受到省委领导的批评，这种习俗才逐渐改变过来。

常发悄悄瞄着妇女跑开的身影，喉结滚动着响一声，便继续铺他的被。然而，父亲对心族摇动的常发吩咐一声：“你就挨着我睡吧。”

警卫员们互相传递眼色，悄悄笑。常发脸色不好看，勉强照父亲的吩咐铺了被。

常发一进被窝就睡着了。他入睡太快，父亲反而生疑，难于一下子入睡。果然，常发被心里那团火烧得坚持不久，屋里静下不到半个钟点，他便悄悄地悄悄地钻出被窝，贼一样朝炕下溜。

可是，他的手腕被父亲抓住了。父亲拉他一下，他僵僵地没有动。俩人就那么僵持两三分钟。

常发在抖，他身上只有一件单衬衣。也许他不是冷，而是体内的火在烧灼。

父亲忽然叹一口气松了手。常发就在炕上对父亲行个下跪的礼，便声息全无地闪出屋。

于是，黑暗中传出另外三名警卫员的吃吃窃笑。陈发海悄悄说：“副政委叫他入乡随俗了。”

我的父亲在暗中摇头：“这里觉悟高，风俗不好。”

话音一落，笑声又大了二分。

起床时，常发已经是在自己被窝里。从脸相上可以猜到他一夜未睡。换了一个老汉照顾父亲他们早饭，那妇女没有露面。直到父亲上马要走，妇女才从厢房里冲出来，跑到常发的马旁，抱着他的腿。她哭得发红的两眼仰望马背上的常发，把一个什么物件塞给他，便哭着跑回房里。

出村时，父亲问常发：“她哭什么？”

“她丈夫牺牲了，她让我留下。”常发将一个物件递给父亲。那是绣了两朵荷花的烟荷包。

父亲勒马，认真望着常发，“你可以留下，参加地方工作。”

常发垂下头，低低一声：“我跟你走。”

父亲眼圈一红，打马出村。他的身后，传夹陈发海的声音：“常发，介绍介绍经验么，为什么女人一沾你身就会着迷？”

“滚蛋。”常发放马跟上我的父亲。

可是，父亲结束在党校一分部的学习时，常发忽然提出要走。

“我在北方是条龙，我去南方还不如一条虫。”常发小声说。他知道我的父亲被中央分配到南方，随八路军南下支队行动。南下支队司令员是著名红军将领王震。

“唉，也好。”父亲叹息着说，“你可以参加地方政权工作，就留在陕北……”

“不，我想去宁夏参加骑兵。”

“她不是还在等你吗？”父亲撩开常发的衣襟望着他拴在腰带上的绣了两朵荷花的烟荷包问。

“好马不吃回头草。”这个混蛋汉子竟然这样比喻。他又沉重地皱了眉说：“我不会种地，我只能过马背上的日子。”

“你呀，我看仗打完了你怎么办？”父亲替常发写了证明材料和介绍信。

常发去了。父亲怅然若失，接连几天闷闷不乐。那时，警卫员陈发海早去河东将病愈的我母亲接到了延安。在延安半年多，她体内巳经孕育了我，说话有了母亲般的温柔：“千人千性，多为常发想想你就径松了。”

父亲摇头叹气：“我是想常发讲的话。我怕我去南方也不如一条虫呢……”

父亲优虑的不只是对南方情况不熟，工作不像在北方那么得心应手，他还担心蚊子。他也怪，不怕子弹泊蚊子。子弹在他臂上穿个眼，他一星期便伤愈出院。蚊子在他臂上叮一口，他狼狈得皮烂肉溃高烧不止，在医院住两个月很难出院。从此谈“蚊”色变。直到几十年后，“文化大革命”中落难的父亲被重新安排工作，他拒绝去江西省任职，选择了大西北的甘肃，——就因为伯蚊子。

住在父亲隔壁窑洞的是后来曾任国务院秘书长的杜星垣同志。他与父亲同名不同姓，他妻子写给他的信被人错送到父亲手中，引起父母一场误会。杜星垣出主意说：“这种事找别人不行，只有找彭真。他是你们晋察冀的老首长，现任中组部部长，他准能帮你解决问题。”

父亲壮起胆子去找彭真。正在枣园开会的彭真发现我的父亲在窗外徘徊，便走出门。

“大个子，有什么事吗？”

父亲立正敬礼，赧颜说：“有点事。组织上决定我随南下支队行动，可是……我刚从前线到延安，刚学习半年，我想再多学习学习。”

“学习机会以后还会有么。”

“我一直在北方工作，对南方情况不熟。”

“干起来慢慢就会熟。”

“可是，彭真同志，您了解我，我并不是怕艰苦，不是怕危险，我本来就是从前线来的……”我的父亲绕山绕水，终于下个决心讲实话：“我，我实在怕蚊子。”

“什么？”这位以关心爱护干部著称的中组部部长睁大眼睛，“怕蚊子！”他嘴角浮起一层浅笑。“南下支队的干部名单是中央研究决定的。你怕蚊子，这理由能说出口吗？”

父亲难为情地垂下头：“蚊子咬一口我就得烂倒，南方蚊子那么多……这是不必要的牺牲。”

“你还有别的原因吗？比如你现在身体怎么样？”

“挺好的……”父亲望一眼彭真，脑子忽然转过弯，忙说：“不过，医生说我有亚急性盲肠炎，劝我动手术。我没动，保守疗法，吃药呢……这理由，行吗？”

“嗯，该割还是要割了去。打起仗发作了，没有条件割，会要命呢。”彭真想了想说，“你先去吧，等候通知。”

父亲住院割盲肠，八路军南下支队的干部名单正式公布，上边没了父亲的名字。

父亲出院不久，中央组织东北干部团，由林枫、张秀山、黄永胜带队，我的父亲母亲名字都在其中。40年后，父亲曾诙谐地说：现在出了个新词叫“走后门”。如果说我找彭真算“走后门”，我这辈子也就只走过这一次“后门”。

8月底，东北干部团从延安出发，我已经能在母亲的肚子里动弹。日本人宣布投降，却只降国民党不降共产党，过同浦路还要打。机枪子弹在头上一叫，队伍立刻大乱。韩光的老婆骑一头骡子，听见枪响便打立桩，父亲冲过去帮忙牵，黄永胜早在一边骂起来。“这算什么队伍？我带他妈两个旅也不带这鸡巴一个团。”父亲说： “建东北根据地，你带两个旅不行，带这一个团准能建起来。”

黄永胜蠕动嘴巴吮牙，想一想，点点头。同父亲并马走着闲聊。“大个子，你到赤峰去？”父亲说：“没错。”黄永胜说：“那是热河，不算东北。”张秀山在前边扭回头来：“热河也是东北。”黄永胜用压倒对方的声气说。“热河不是东北！东三省才是东北！”张秀山无意争吵，岔开道：“那是块战略重地。”黄永胜望住我的父亲。“给你介绍个人，叫他当个支部书记。”张秀山又回头插话：“那里还没有党员呢，就想当支部书记？”黄永胜喊一声。“没人把你当哑巴！”张秀山便再不曾回头。

黄永胜干什么都想占上风。见张秀山不再回头，便心满意足继续说：“大个子，那个地方要夺过来，给我弄个后方，我才好打仗。”父亲说：“开辟工作就那么几条：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建立武装。”黄永胜说：“就怕群众起不来。”父亲说：“能起来。政治宣传加经济利益，有翻身、有果实，群众就起来了。”黄永胜挥鞭横扫一大片：“我是说这里边的废物蛋不少。”父亲说；“其实能人也不少。”

黄永胜的马鞭子已经落回来，两眼却蓦地睁大，朝着后边骂：“狗日的常发，是你吗？”

父亲闻声吃一惊，急望时，那匹火炭般的蒙古马从队伍一侧飞驰而来，惊得一路人都住了脚望。马背上的汉子上穿棉军衣，下穿黑色抿档裤，头上的棉帽卷起帽耳，却又吊二郎当地不系，任凭它像乌鸦翅膀一样在风中乱扇。那汉子不是常发又是谁！

“黄司令，”常发滚鞍下马，跑两步，向黄永胜敬礼，接着又向我的父亲敬礼：“副政委，让我追得好苦。”

“你不是去宁夏了吗？”黄永胜问。

“我是不愿去南方。听说副政委改去热河了，我就一路追下来。”

“你怎么知道我去热河？”父亲问，“你是在宁夏啊。”

“打听么，我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

不知为什么，父亲心里一热，两眼便酸酸地泛了湿。

“常发不忘旧主。”黄永胜满意地说，“大个子，我给你的人错不了。你们自己热乎吧。”

黄永胜走了。常发同陈发海几名警卫员招呼过，便同我的父亲并马而行。

“部队放你走吗？”父亲望着常发汗水腾腾的面孔问。

“一听到消息我就跑了，没跟他们招呼。”

“乱弹琴。那不算逃兵吗？”

“怎么去的怎么走，没拿他们一样东西，也没跑国民党那边去，我管他那么多呢。”

“你呀，改不了的……毛病。”父亲不忍多责备。

“副政委，热河我熟得很。你开辟工作缺不了我。”常发抹去胡子上凝结的水珠，脸上闪出诡秘的笑：“去了那儿，我就成入水的龙了。”

“有什么说道吗？”

常发朝父亲探过头去：“那里可是认酒不认人……”

父亲摇头：“又讲没原则的话！”

路经张家口，父亲去看望姚依林。姚依林谈到东北有苏联红军维持秩序，我们可以获得国际援助。

姚侬林用格瓦斯招待客人，父亲喝着很好，给常发带回一瓶。常发只喝了一口，便咬定格瓦斯是难喝死。

父亲不曾料到，常发喝一口格瓦斯便导演出一幕流传至今的活剧……

父亲到达赤峰市的第二天，便以中共赤峰市委书记兼20军分区政委的身份在群众大会上讲话。会后，红军城防司令部政委马尔丁诺夫少校说：“权政委，我们得谈一谈。”

父亲与苏联人打交道，翻译是后来担任中央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的谢文清。但马尔丁诺夫在哈尔滨生活过14年，能讲一口流利汉语，和他谈话便无须翻译。

父亲只带了常发一名警卫员走进红军城防司令部。屋子里有张长条桌，父亲坐东，马尔丁诺夫坐西。门口守着两名苏联卫兵。父亲身后立着我的常发叔（打从我来到这个世界，我一家人便将常发叫了常发叔）。马尔丁诺夫身后没有兵，身边坐了一名漂亮的女兵，是他的秘书兼打字员。

“权政委，你以后不能骂蒋介石。”马尔丁诺夫摆摆手势，严肃说。

“为什么？”父亲问。

“他是你们的总统。”

“他不是我们的总统。我们只有毛主席。”

“蒋介石是总统，我们和他定有条约。你们骂国民党行，骂蒋介石不行。”

“蒋介石就是国民党的头儿！”

“那你就说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儿。”

“这个头儿叫蒋介石我就说蒋介石。”

“就不许你说蒋介石，只许你说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儿。”

常发叔在父亲身后叫一嗓子：“就要说！”叫完他还笑，似乎很开心这样的场面。

“赤峰这里是我们负责警卫，要听我们的！”

常发叔带着嗡嗡的鼻音说：“此是中国地，不许你放洋屁。”这句话在以后几十年，常使父亲一辈人作为饭后茶余的笑话。当时可不然，马尔丁诺夫勃然变色，大动肝火：“你再说？再说我逮捕你！”

“此是中国地，不许你放洋屁。”常发叔的表情简直有些流气。父亲气得吼一声。“常发，你给我出去！”

来不及了。马尔丁诺夫已经拍响桌子吼：“把他给我关起来！”

常发叔怕黄永胜，怕肖营长，却不伯马尔丁诺夫。也在桌子上拍出吓人的一声：“你敢！”

父亲不曾反应过来，门口那名身高马大的苏联卫兵已经扑过来。常发本是迎上去，在交手的刹那却又一闪，出手如电，右手揪胸，左手扭腰，“嘿”的一声，借卫兵扑过来的势头，竟将那近二百斤重的苏联红军举起来，顺势扔出。那穿了军大衣又挎了冲锋枪的庞大身躯便飞过长条桌，直撞向墙壁才落下来。

另一名扑过来的苏联卫兵一怔，便生出怯意。可是马尔丁诺夫身边那个漂亮的女兵叫喊起来，大概是骂胆小鬼吧？苏联卫兵便红了脸重新扑过来。却不交手，要动冲锋枪。常发又一声吼，拳头一晃，脚早飞出去，那卫兵立刻抱着档弯下腰去。常发不打他，一手抓脖领，一手提腰，嘿一声，没举起来，勉强拎到桌子上，便顺势一推：“去你妈的！”这位苏联红军便从桌上滚到那边桌下。

马尔丁诺夫惊呆了，他的女秘书惊呆了，我的父亲也怔怔地不知所措。

“别过界。”常发叔敲敲长条桌，喘口气又说，“你们就在那边谈，我们就在这边谈。”

马尔丁诺夫一个劲打量常发叔，忘了还要谈判什么。

父亲又急又恼，瞪一眼常发，抱歉说。“马尔丁诺夫同志，很对不起。这件事下去我会严肃处理。”

两名苏联卫兵先后爬起来，想动枪，被马尔丁诺夫和女秘书喝止住。

“他是你的卫兵？”马尔丁诺夫问。

“是我的警卫员。”

“他叫什么名字？”

“常发。”父亲想缓和气氛，开玩笑说：“就是经常发牌气的常发。”

“经常发脾气？”马尔丁诺夫蠕动嘴唇，重新打量一遍常发，忽然竖起大拇指。"Оченъ хорощо！”

这句俄语是“很好”的意思。

发生这件事后，马尔丁诺夫反而热情多了，特别是那个女秘书，眼睛在常发身上瞟啊瞟，瞟得父亲心里起了莫名的不安。马尔丁诺夫吩咐备酒，留住父亲不让走，女秘书便去留常发，好像常发说话也能算数似的。

父亲终于走到酒桌旁，常发一步不离坐他左边。父亲小声说：“听说苏联人喝酒像喝凉水？”常发说：“那就好办，凉水比酒难喝。”

苏联人喝酒的气势果然吓人，抬上来两筐啤酒。那柳条筐一筐怕不装个四五十瓶？卫戍司令是名大尉，身高马大，脸颊刮得泛青，见了酒一个劲地吸气搓手，真比见了女人还亲。马尔丁诺夫个子虽然不高，却健壮结实。他要深沉得多，不时抽动一下圆鼻头，朝大尉和他的女秘书递眼色，父亲便疑心是要灌他。女秘书往他杯子里倒酒，他捂住杯口说。“不行不行，我喝不惯啤酒。给我喝格瓦斯吧。”

苏联人一定要让父亲喝酒，便说出一串理由：“当兵的还不敢喝酒？”“男人哪有不会喝酒的？”“是朋友就该喝酒。”

常发的大手从下巴上搓过，起身接过酒瓶说：“你们不明白，我们政委喝啤酒没劲，喝格瓦斯才来劲，喝格瓦斯醉得快，脑袋晕晕的身体飘飘的才舒服。”

苏联人都愣住了。父亲也不明白常发搞什么名堂。

“格瓦斯？”女秘书拿起一瓶格瓦斯，“你说是它？”

“对，就是格瓦斯，这东西酒劲才大。”

苏联人哄堂大笑。

“这不是酒。”马尔丁诺夫揉揉他的圆鼻头。“你喝过吗？这不是酒。”

“是酒。”常发认真坚持，“醉人，后劲大。”

苏联人竟真疑惑了，开一瓶格瓦斯轮换着每人对瓶喝一口，咂咂嘴，又用俄语叽咕一阵，便又是一阵大笑。

“你说这是酒？”马尔丁诺夫认真了。

“是酒。”常发一口咬定，“比啤酒劲大。”

“那么……”马尔丁诺夫觉得事情蹊跷，超出常理，便又犹豫。但是大尉和女秘书递给他一个肯定的眼色。他便终于肯定常发是山沟里钻出来的土八路，这次要吃亏出洋相了。“好吧，我喝酒劲大的格瓦斯，你喝没劲的啤酒，一杯对一杯怎么样？”

“那样你就亏了。格瓦斯劲大，我不占你便宜，我们比瓶子，一瓶对一瓶。”常发将啤酒瓶与格瓦斯瓶放桌上比较，啤酒瓶比格瓦斯瓶高一寸，粗一圈。

事情太出常理，苏联人又是一阵嘀咕。我的父亲心里也嘀咕，在下面扯扯常发衣襟。常发给父亲一个眼色，父亲便将信将疑松开手。

“好，我们赌I”马尔丁诺夫下了决心，“先醉倒的怎么办？”

“我们穷，我输了跪下给你磕三个响头。你们富，你输了给我们十挺机关枪。”

苏联人又一阵嘀咕，又一阵大笑。

“说定了。”马尔丁诺夫与常发击掌，顺势又握住摇一摇。大概是欺侮这样的憨厚人有些于心不安，也许是觉得这样憨得冒傻的汉子很好笑又很可爱。便举起格瓦斯瓶子咕咕地喝起来，一边用眼睛顺了瓶子望常发，样子有点像吃奶的孩子边吮吸边看周围的动静和新鲜世界。

常发偏侧了头瞄一眼马尔丁诺夫，缓缓将瓶口接到嘴上。刚一贴唇，瓶里便咕嘟冒个大气泡，接着喉咙里便是更响亮的咕咚一声，真跟饮驴一般。酒瓶里咕嘟咕嘟冒气泡，喉陇里便咕咚咕咚响吞咽声。马尔了诺夫将空格瓦斯瓶子放下时，常发也同时放下了空啤酒瓶。

“Хорощо！”马尔丁诺夫挤眉弄眼朝常发竖拇指。

“你好样的！”常发也朝马尔丁诺夫竖拇指。

马尔丁诺夫用起子开格瓦斯瓶盖。常发却是用牙咬开啤酒瓶盖，那砰评的开盖声时时让人误解他的牙崩了，他却一直咬下去，转眼喝了七瓶。于是，场上出现了奇怪的景象：常发脱掉皮大衣，棉军衣也敞开怀，露出紫铜色的半张脯子。他面孔红润，大放光彩，仿佛刚来了兴。瓶子咬得格外有力：砰！接着噗一声将瓶盖吹到桌上。马尔丁诺夫只喝到第六瓶，他不再是等着看洋相的神情，本来红润的脸竟越喝越苍自，锐气已经全无，动作巳经有了勉强。

朔风在窗外呼号，电线杆子在风中凄惨地呻吟，这气氛似无形压力，马尔丁诺夫每咽一口格瓦斯，脖梗上都要绽一层鸡皮疙瘩。赤峰市在酷寒中战栗，马尔丁诺夫也在格瓦斯中受罪。

常发又喝干一瓶，马尔丁诺夫还没喝干他的第六瓶。常发不看他，起身走向屋角，背身岔腿，哗的一声，一道水泚向痰盂，水龙头跑水一般。那泡尿撒了足有一分钟。尿声响亮。尿得人心惊胆颤，尿得人肃然起敬。回到酒席桌上，砰一响又咬下一个啤酒瓶盖。

马尔丁诺夫朝大尉司令和他的女秘书苦笑，勉强开了第七瓶格瓦斯。他的胃大概够痛苦了。

常发尿出三泡尿，身边摆出14个空酒瓶。马尔丁诺夫只尿出一泡尿，尿过之后连打三个哆嗦。他把喝掉一半的第十瓶格瓦斯推开，起身说：“这东西……我不是醉，”他连打几个呃，把涌到嘴里的格瓦斯吐地上，“胃受不了。”

“有人醉了伤头，有人醉了伤胃。当兵的，男人，朋友，没醉我们接着喝。”常发露出虎牙突起的一排白森森利齿，砰，又咬开一个啤酒瓶。

“我醉了。”马尔丁诺夫吐一口格瓦斯，“我给你十挺机关枪。”

“那你呢？你是赌格瓦斯还是赌啤酒？”常发这条汉子，他居然又向大尉司令发起挑战！

大尉本是边看热闹边和我的父亲慢吃慢饮，闻声一怔，盯住常发，继而将目光掠过女秘书的脸，那张刮得泛青的面孔便充足血，抓过一瓶啤酒，也砰的一响咬开：“你喝什么我喝什么。”

“你输了还得给我十挺机关枪。”

“我等你跪下给我磕三个头。”

那一番豪赌真是惊心动魄。常发吐出的酒瓶盖在桌上堆得像扣翻了盒子的围棋子。当大尉踉踉跄跄朝痰孟走过去，没走到便张大嘴巴喷吐起来时，常发也是通体大汗，靠在椅子上喷酒气：“再给，给我十挺机、机关枪！”

日本人的军火库全被苏联人接收走，20挺机关枪还是输得起。第二天上午，一辆苏军卡车便将20挺机枪送到了20军分区的大院里。

于是，常发在赤峰市名声大震，都知道他喝酒比苏联人喝水还喝得多。

我的母亲到了赤峰便生下我。我的父亲说：“这孩子延安有的，赤峰生的，就叫他延赤吧。”从此我就叫权延赤。

常发跟苏联人赌一夜酒，摇晃着身子随父亲回市政府。刚到赤峰，父亲临时住在市政府东侧一问窗门向西的小屋里，母亲就是在这个小屋生下我。就在那一夜，这小屋失了火。风助火势，转眼便封死门窗。惊起来的人们只会望着大火笼罩的房子叫喊，失了任何主意。

蓦地里，雷似的一声吼，常发分开众人，炮弹一般射入火中，据说他进火的刹那，爆炸声震耳欲聋，火光陡涨，流星火球漫天飞洒。说是因为他全身浸透了酒精，遇火便燃爆了。这自然是目击者的夸张渲染，与当时的心情也有关。事实是常发挥臂挡开一根掉落下来的燃烧的椽子，冲进屋，冲上炕，一手抱了刚出世的我，一手拖了我的母亲，破窗而出，跃出大火弥漫的小屋。

常发救了我的命。据说他当时亲我，朝我的嘴里吹了一口浓郁的酒气，害得我天生嗜酒，至今难戒。仗了他这口酒气，我可以一次喝12瓶北京啤酒，却绝喝不下两瓶白开水。多次笔会上我都试过。我的朋友们可以作证。

国民党军队向赤峰市步步逼近，最近的一支部队距赤峰市只有18里路。黄永胜一筹莫展。

父亲已经三天没吃饭，只喝过一碗牛奶。他整天找马尔丁诺夫办交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