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三角十五年亲历记》
作者: 屈春辉 【完结】
作者简介
屈春辉，1968年出生于四川泸州书香世家，1986年初北大出走后“投笔从戎”，闯荡金三角。在泰缅边境曾任独立营副营长、支队参谋长、长与谋略和丛林游击战术，集体投降缅甸中央政府后加入缅甸国籍，现定居缅甸仰光，任泰国《东南亚市场》杂志社和缅甸《缅华商报》社、《东盟与中国》杂志社总编辑。
这是一位北大学生的自传体纪实作品。
作者是一位四川籍青年，从小喜欢文学、冒险和流浪。十八岁那年，他走出校门，只身到风光旖旎的贵州、云南去漂泊。在贵阳，他得到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艳遇；在昆明翠湖图书馆，饥寒交迫的他得到了人生的初恋。然而缠绵和情爱并没有成为他人生追求的羁縻。走向远方，在偷渡时被抓获，又一次艳遇使他顺利走出国门。
国门之外是烽烟弥漫的战场，为了生存，他不得不穿上军装参加了异国的内战。
他在战火中九死一生，经历了人世间最惨烈的战斗，也经历了爱和恨、血与火的考验。热带丛林游击生活的严酷、惊险、风趣、寂寞、刺激，使他很快适应了环境，军队内部的倾轧、内讧使无数生命黯然消失，金三角百姓的善良、苦难、贫穷深深震撼着他的灵魂。然而战友情、恩人爱又使他摆脱不了所卷入的战乱。
出国时他是一介书生，十五年后他成了一名英俊潇洒的少校军官。他一次次得到了最好的女人又失去，一次次得到了升官发财的机会又决然放弃。在他的眼里，死亡跟睡觉一样简单，流血跟流水一般平常。他虽是百万富翁，又贫穷得一无所有。
他说关于金三角的书在中国大陆很多，但绝大多数都是胡编乱造、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在此情况下，他觉得有责任把一个真实的金三角展示在读者面前。由于特殊时期和特殊的身份，他有幸目睹过彭家声。罗星汉等一大批金三角驰名世界的人物为禁毒、为争取民族和解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也目睹过一大批知青在丛林游击战中的命运结局。
和平是美好的，生命是可贵的。很多人生的哲理，只有在苦难中才能顿悟，才能觉醒。于是他毅然脱下军装辞去政务，转行从事海外报业经营。
带着征程的疲惫，他回到昆明，初恋的姑娘也因等他无望而伤心另嫁，昆明姑娘怔怔注视着他的眼睛里有一种痛，他读得懂，犹如他们心中共同的痛一般。
本书文笔清丽，史料翔实，可读性强，故事生动感人。由于种种原因，有些政治背景只得舍去，望读者见谅。
标题 <<金三角十五年亲历记>>
1.1别了，我的北京大学
我在金三角血与火的日子里战斗和生活了十五年。虽然如今依然在闯荡，但已是另外一种身份：华侨，商人了。
十八岁那年，我毅然跨出北京大学校门，背上行装让流浪的足音留在了云贵高原、泰缅边境，缅北丛林。
在异国他乡我看到了那些层峦叠障，气势雄伟的群山和那些幽静的山谷、河流，淙淙作响的小溪，人迹罕至的热带丛林，随处可见的灌木丛，清新葱翠的坝子和无数个风光旖旎，富于诗情画意的兄弟民族村寨。我曾通宵达旦地听过那里动人的抒情山歌，深受感动地领受山民们那豪爽真诚的接待。当然在漂泊的旅途，我也饱尝人世艰辛，有一段时日饥饿是我忠实的伴侣，它同我形影不离；也曾有过一种不知道应该怎样走下去的感觉，这是一种仿惶。沮丧甚至绝望的感觉，因此才深知底层社会的困苦和种种不幸。也曾在一次丛林作战中负过重伤差点死去，至今天气一变，留在体内的弹片仍隐隐作痛。漂泊途中也留下了我与一个个云南姑娘。缅甸泰国少女爱得死去活来的故事。那是一株株悄悄疯长的树，没有果实。美丽的生活总是成了远处的风景；正如漂亮的女人总是成了别人的老婆。只需问，是否真爱？是否有缘？
我的老家在中国四川省沪州市的长江边，一个叫兰田坝的地方，家毕竟是家，虽清贫，却有着亲情缭绕，坐在母亲的身边会感到长江在胸间摇晃。母亲在我考上大学那年曾偷偷地请人给我算命，相者说我是“富贵在南方”，一生远离故土和父母，祖业无靠，白手起家，自创家业。子孙散居海外，兴旺发达。我不信。
“这是命。”母亲说，我不信。
我的父亲屈体文曾是兰田坝中学的校长。父亲对我们管束甚严，在我童年、少年的印象中很少看到他老人家的笑容。母亲却是和善仁慈的，不过她身体不太好，似乎整天都泡在中药罐里。从我记事起母亲身体就很弱，消瘦白皙的脸上总是带着几分病色。母亲性情温和慈祥，从不打骂我们，甚至也不大声呵责，我们弟兄三人做错了事，她顶多皱皱眉，叹口气。说也怪，这很管用，不似父亲的巴掌。看着母亲痛心的样子，我们心里就难过，千方百计想让母亲高兴。母亲出身自贡盐业资本家，毕业于华西协和大学。在母亲的教育下我在三岁半时就能熟背“床前明月光”、“春眠不觉晓”。“白日依山尽”……等五言绝句。家里来客，母亲总让我当众表演，引来客人阵阵掌声：“好娃儿，有出息！”每当这时，母亲脸上总浮现出甜蜜的笑容，我很高兴，我最爱看母亲笑。
六岁开始读书，小学五年，三年初中，到1984年高中毕业考上北大，我已经十六岁了。在母亲的鼓励下，我十四岁那年开始向报刊投稿。第一首发表在《四川日报》上的诗歌《妈妈，放开我的手吧》是我被父亲痛打后躺在床上写的。母亲偶尔给我钱，或是我在家里什么地方翻出五分钱，就往书摊上跑。上小学后，我开始偷读父亲书架上的藏书。沈从文的《湘行散记》、艾芜的《南行记》、沙汀的《淘金记》等等这些书简直让我着魔了。其实当时也是一知半解，但我在书中痴迷忘返。
童年的梦，就是“北大梦”。我不止一次听母亲呢哺过：北大有燕南园，有图书馆，有未名湖。母亲还说：“北京大学这个光辉的名字，是同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最辉煌的篇章联系在一起。她曾经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和主力军；它是孕育中国最早一代共产主义战士的摇篮，她为祖国的繁荣和昌盛，造就了一大批人才。
北京大学历来有着民主和自由的光荣传统北京大学，是我人生道路的起点。风华正茂的我走进北大，像海绵吸水一样，在这里如饥似渴地吸取着各种知识和营养。在北大特定的氛围中，在各种思潮、流派撞击和融合的激流里，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老一辈著名学者的精湛学问，给我潜移默化的文化熏陶和濡染。
用心在“闲书”，把大部分时间泡在图书馆，专业课荒废了，轻蔑的冷面，嘲笑的目光并不使我羞愧和动摇。
所谓读书，我的看法也许同一般人不同，我认为有文化并不等于有知识，有知识并不等于有修养，最好的读书方法是自学。一个掌握正确读书艺术的人，从本能上能够立刻辨别得出这本书是不是值得永远记住的，或者因为这些内容符合他的需要，或者从个人的整体素质来看是他需要知道的。读书的目的，还在于运用，在于能否联系实际，学用结合，学以致用。只有能够并且善于运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这才把理论真正学到手。
正因为我这些“糊涂”的观念，使我提前离开了北大。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对所学专业不感兴趣。
大学生活没教会我什么，直到进入了人生这所最深刻的社会大学校，我才开始学习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云贵高原、泰缅边境。缅北丛林过去是，而且现在仍旧是我一生中条件最艰苦的学校，也是最彻底的学校。
别了，我的北京大学我决定离开北大了。
当时我不敢把自己的决定告诉父母，我怕父亲那严厉深沉的目光罩住自己，伯母亲那静静的泪水。我坚信：自己并非一个弱者，或是一个无用之材，而是一个有抱负的热血青年，一个社会的改造者。我有理想有追求、有爱、有恨，我要化作一条龙在大海里腾跃，我要化作一只鹰在蓝天里翱翔。
标题 <<金三角十五年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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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贵阳“艳遇”
别了，我的北京大学。
来到车站，方知晚上九时才有去昆明的火车，而同学们送我到火车站才七点，没办法，只好等，于是我谢绝了同学们送上火车的好意。起风了，我向候车室踱去，候车室拥挤着外出回家的人们，折回头，我走出候车室来到车站广场边蹲下，才发觉远处居然站着一位穿风衣的女孩。
穿风衣的女孩，使我突然心底产生苍凉。从今夜起，我将去何方驻足？我为什么要首站取道昆明，大概是艾芜《南行记》的阴影在作怪，儿时笼罩在心里的故事使我盲目地作出了人生的第一个抉择。
瞬间，我心一阵骚动，想不到在这样的夜里也有一位女孩同我一起守候在凄凉的火车站。她是谁？来自何方？是不是和我一样远离故乡？一时间，我好像有许多问题要了解，想仔细看清她的样子，可她一味地注视着远处，留给我的只是车站昏黄路灯下微风吹拂，长发飘飘的美丽倩影。
我一直看着她，并悄悄地跟着她来到售票厅，没想到她排进了去昆明的队列。
当她排到离窗口第三位时，我鼓起勇气不失时机地走上前请她帮我也买一张去昆明的车票。我本打算买张站台票混进车站。
上车后，经过交谈，知道她是贵阳人，叫徐情，二十四岁，瓜子脸，眉清目秀，是个风姿秀逸的女人。她在蓓蕾初开的年华就与一个曾爱过她的男青年同居并结婚生有一个可爱的女儿。两年后，因男青年常常赌博，加之感情不合由法院判决离婚，女儿判归男方抚养，从此她失去家庭的温暖，失去了可爱的女儿，心灵也失去平衡。
为摆脱曾给她幸福，也给过她痛苦的环境，她离开了生她养她的故土，来到了沿海城市。一晃几年过去了，她在贵阳郊区修了一栋一楼一底的楼房。这次出来是联系一点业务。
她很少开腔，总是听我说。有时会突然插上一句。
她也告诉我：她羡慕沿海的生活，也跟广东人谈过恋爱，但不想在那里找到归宿——外来妹无法在当地生根的。“他们靠不住，哪里是真心。你认为他们会要我们？就算他肯，他家里也不肯。生活习惯不同，终归搞不到一块。”她给我讲了一些打工妹的恋爱故事。听完后，我悲哀她们的命运，怨恨她们为何非要找当地人，一门心思要嫁去广东。诚然，她们之中不乏自尊自重自强者，成功地驾驭着命运之舟，在异乡驶进了幸福的港湾。但大多数外来妹由于自身缺陷，在异地择偶时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被动性。玩弄后被抛弃是大多数漂亮女性的结局。
列车在贵州凯里车站与南下广州的重庆车交会，我看见列车上一半的人没有座位，窗前的小桌都挤满了人，有腿从小窗口中伸出来，女子多于男性。可以看出，大多是想到广东打工的农家女，这些女孩被山水洗得细腻玲拢，比海边的人俊秀多了。像沙丁鱼一般拥塞在这闷罐子里，需几天几夜的煎熬，连上厕所都是困难的，厕所里也是人，他们如何能够受得住？他们都是到那些充满诱惑的南方沿海城市去。
到那里又如何呢？也许有的人找到合适的工作，有的则误人歧途，坠人人生的火坑，痛悔一生。那些一辈子没走出过大山的父母们，在送他们上路时不知道是何种心情。
在大染缸里好人变坏，坏人变得更坏。
她们如永不断流的河水，内地——沿海，流来、流去……沿海的大楼，就在这条河边一座座崛起。
列车行驶在婉蜒的铁道上，青山绿水扑面而来。这时我指着窗外，惊讶地说：“看，你们贵州人真了不起，十平方、几平方的水田，从未见过。”看到沿山几个小块小块向上叠起的梯田，不由得我不激动。
梯田里秧苗正绿，随风摇曳，与崇山峻岭和谐地融为一体，好一派山区田园自然风光。她向我介绍，贵州人惜土如金与在农业文化中发育生长的中华民族的恋土情结是一致的。有一则在贵州流传久远而广泛的故事颇能说明问题：有雇主雇工插秧，认块数计价。插秧前，计数为一百块小田，插完秧，左清右点只有九十九块，当雇工悻悻然拿起摆放在脚边的斗笠时，惊喜地发现斗笠遮住了一块小田。这个故事，说明了山区田地之小，也道出了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本，粮食生产有赖于土地的意念。
贵州的喀斯特地形地貌创造了别具丰姿的山水风光，但也给开田垦地带来极大的困难，居住在这里的人民生产生活不容易啊。
到贵阳以后，我帮她拎东西送她到家。与人合修的楼房，她住楼上共四间，有两间是连在一起的客厅和卧室，另外两间堆满了香烟，看来她在做香烟生意。吃完晚饭，我说：“天黑了，我要走了。”她说：“那么，你就别走，留下住一夜？”
我真的没走。
这是一种心灵之约？
生活中，有太多的说不清。
看完电视，又吃完水果，我说我要睡了，她叫我到里间去睡，她睡客厅。我说：“这怎么能行？”
她对我说：“不要争执了。”
我说：“我睡外间的地毯上，你待会睡里间的床上。两人之间，有门，门可以从里边锁上。”
道声晚安，我拥被席地而睡，她关灯后，也走进里屋。
门没关，虚掩着。
我睡在硬梆梆的地毯上，心里想：“她能睡得着，能一夜无梦吗？”
里面，传来了均匀的呼吸声。
我很清醒。
相距飓尺，时空和情绪都应该凝聚成一个“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似乎才符合生活的常理。
屋里的石英钟，嘀哒嘀哒响着。
第二天早上的阳光从没有拉严的窗帘缝隙中悄然探人。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的我，翻了个身醒了。朦胧中我感觉她已静静地坐在我身边。我睁开眼问：“你起来了？”
她笑了笑说：“你的睡态真好笑，可惜没能听到你的梦话，太遗憾了。”她用手理了一下她零乱的头发，大大的眼睛在长长的睫毛下，像两粒黑色的葡萄。
沉默了一会，她从我身边站起，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开，她问：“你猜我现在想什么？”“你想说我是好兄弟。”
“是的，你很好，要不我怎么会留你下来？”她转过身来看着我：“但是，你要是再坏一点，就更有魅力了。”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徐倩会说出那个“坏”字来，这句话，让我耿耿于怀多年。接下来几天，她带我去花溪、游黔灵公园、逛贵阳街道。位于贵阳市区内的黔灵山中有一佛寺名“弘福寺”，山中放养有很多野生猴子，我与她在寺中吃了一顿豆花素饭，黔灵山与弘福寺很有“深山藏古寺”的意境。
到了山上，才进庙门就遇上“化缘的”，非僧非尼，而是一个七八岁的男孩。
他上下仅套一条短裤，趿着一双破布鞋，浑身黑污，不知道多少日子没洗澡了。他的乞讨方式也很特殊。只见他一声不吭地朝你面前一跪，仰脸望着你，那凄楚的面孔，软弱无助的眼神，迫使你非掏钱不可。碰上心软的，说不定还要淌几滴眼泪哩。
很快我就发现中老年妇女和一对对恋人是小男孩的主要乞讨对象，一跪便灵。
毫无疑问来这儿的中老年妇女都是心慈面善的，不仅给钱，有几位还摸着他的头不停地念“阿弥陀佛”呢。再说恋人，如果小伙子不愿给钱，姑娘往往硬梆梆地扔出一句话：“你心真硬！”小伙子便会赶不及地掏钱，犯不着为几角钱同女朋友闹别扭。
我不禁感慨地说：“此刻若有人把他领走，并辅以礼教，说不定将来还是位俊杰。”徐倩就问：“何以见得？”我说：“他这么小就懂得察言观色，而且目光之准、之锐利足以让人惊叹。辅之礼教，将来未必就不能干一番大事。”徐情点头赞同，认为有理。
真正属于我们两人的时间并不多，晚上我仍睡客厅，门仍然没关。但我和她始终没跨越那段距离。
最后一天，我说走了。
当时我似乎很狂：漂泊是一种高境界，没有非凡的意志，没有理智的头脑，是不可能领略到独特的风采的。我愿意选一条世界上最难走的路，再挂上一脸最为自信的微笑，而后摘下日月星辰，说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勇敢的人。当时说这些话时，我心里一点谱也没有。至今我仍然欣赏自己在人生转折关头所表现出的勇气和信心。
这可能带有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和盲目，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选择漂泊云南是对的，一条小船如果没有远航的愿望，便永远不知道港湾以外，有多么辽阔。
我们到了贵阳火车站，我心里依然犹豫不决：“究竟是到云南去继续漂泊，还是去广东打工？”
“名义上广东好听，实际上终究漂泊有趣。”
在目光灼灼的交融里，我背上行李，踏上月台，挥手跨上了西去昆明的列车。
列车启动后，我突然发现她眼角的泪水，我一阵揪心的痛，我是不是爱上了她？
但我可以发誓，的确是这样的感受。
我很想告诉她：这是生命的必然过程，我的到来，或许是一场美丽的错误，因为再怎么惊天动地，也只能徒然灼痛了自己，伤了别人。
标题 <<金三角十五年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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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在昆明流浪
1986年的初春，浪漫又艰辛。短短的几天，我就领略到流浪汉的辛酸与疲惫，更有脱胎换骨的感觉。
列车到昆明火车站后，随着下车的人流，我走向出站口。快到检票口时，我忽然发现检票非常严，因车票已经过期，怎么办？我下意识地退出人流，站在一旁想对策，我仔细观察了一阵，见没有空子可钻，只好倒回去，我想顺着铁轨总是可以走出站的。经过一番周折，我绕了很远才从宋家营走出车站。
昆明虽然陌生但没有举目无亲之感。我祖父乃三代单传，可父亲有同父异母弟兄十人，五姊妹。其中三伯、四伯、六伯、八叔及么爸五房人散在云南昆明、曲靖等地，他们比留在家乡的亲人们生活得愉快……。我么爸曾是省委书记的秘书，离休时为地厅级干部，解放前两年读大学时参加了地下党，并改了名字以示和大地主家庭决裂。我漂泊到昆明后他曾写信给我父亲征求意见：是否给老三在昆明安排工作？我父母则因我大哥、二哥都在外省工作，怕我这个台儿也离开他们身边，不同意么爸的建议，反而要他说服我回四川。我才不回四川呢，好马不吃回头草。六伯的大儿子屈宝昆是个耿直的人，在昆明的十几个叔伯弟兄姐妹中数他对我最好。他从南宁空七军转业回昆明在旅游汽车公司开长途客车，他把自己闲置的几间住房中的一间给我住，并负担水电、房租，他鼓励我：“你只管闯！”并送我三百元钱，我不好意思接。我说有，其实当时我只有三十一元了。三伯女儿屈大秀全家对我很热情，杨二哥像堂兄般待我亲如手足，可惜他四十八岁病逝于副厅级任上。
钱用完了，打工之事也还没有着落，两天来都只能啃土豆吊着命，甚至为节约上厕所的一毛钱绕道去撒尿。
每天晚饭后，我总要出去泡书摊，这已成为我当时生活的一部分。小西门的书摊老板没有不认识我的，但他们普遍对我态度冷淡，因为我只看不买。
那时我由衷地盼望拥有一笔钱。有了钱，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进书店选择自己喜爱的书，去旅游完山山水水后，静心坐下来，写出可与自己敬仰的大作家相媲美的文章，我认为自己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没有钱，我仍到翠湖边的云南省图书馆去看书学习。在图书馆门口被喊住了。
那本书没有全部被外衣盖住，它从我的腰上露了出来。
“年轻人，这可不好。图书馆的书是让大家看的，你把它拿走了别人就看不着了。”一位白发老人从我腰杆上把书抽出来，用手展平角边的折痕。我低垂着头不敢看老人一眼。
老人又扳过我手上那本办过借阅手续的《乌托邦》看看，口气还是很和蔼：“爱读书是好事，但不能因此反失了气节啊！”我无言以对，当时我的脸一定臊得跟个猴屁股一样。
“去吧！原谅你这一次。以后可不能再犯了！”老人自始至终没说个“偷”字，最后还拍拍我的肩头以示宽慰。
我一路走一路紧咬着牙。回到家，站在屋子中央，我立刻就狠狠握了自己一耳光。
那一耳光很重，脑瓜都震得嗡嗡响，眼前直冒金星，四个红指印在我的脏脸上留了一个多星期。这使我终生难忘。
没到过昆明的人，总认为这地方四季皆好，在这里住久了的人，却认为冬天最美。冬天无风无雨，天空最高最蓝，花色最多最妍，滇池五百里，水净沙朗，数峰青碧；白得发亮的云朵挂在天上，阳光抚摸着人们。进入夜晚，昆明人拥着被暖暖阳光晒透了的被子要睡到第二天大亮。
遇省图书馆星期一休息，星期四上午学习，我就到翠湖或工人文化宫去玩耍。
翠湖点缀春城，像是镶嵌在昆明市内的一块碧绿玉石。阳春三月，漫步入内，扑面而来的是一片翠色，浓荫夹道，柳丝低垂，一池碧波，点点“胭脂”。亭前花间、树下、水边，都是乘兴而来的游人。他们沐浴着融融的春意，泛舟湖上，或对歌于竹林、岛上，尽情游耍，让人感触到勃勃的生机。
阮堤和唐堤交叉绵亘，把湖面一分为四，堤畔全种杨柳，湖中遍种荷花，柳荫路曲，流莺比邻。
我常去翠湖漫步，海心亭、观鱼楼、金鱼岛、燕子桥、听莺桥都留下了我的足迹。我远离家乡，清澈的湖水常在心中荡漾，晓色淡烟的长江久在脑中浮现，激起层层乡恋之情，勾起深深故土之爱。
翠湖边，广场上有很多中老年人、青年人自发地进行娱乐，他们从上午七时左右开始便手拉手围成圆圈跳“三跺脚”、扭秧歌、跳正三步舞，这种自发的群众性娱乐活动要持续到十时左右才结束。或许这是云南民风淳朴的表现吧？
进入午后，花灯小戏是中老年人熟悉的剧目，从小就看惯了，谁都可以来上几段，每出戏或曲子或简单的剧情，他们也是从头到尾看过不知多少遍。不过每次上演他们仍要来，是因为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味”，让他们牵肠挂肚觉得亲，跟系着魂似的。方言口语很重的花灯，嗓音软软的，调子绵绵的，乡音浓浓的。乍一听这花灯调，便有一种莫名的依恋之情，淡淡地在心头升起。
他们不稀罕电视，方匣子里的那些人和事，太陌生太遥远，不像看花灯，看的是真人真功夫。那些唱花灯的老棺老奶们都是今不见明见的老熟人，一招一式都顺得很。他们虽然离开乡土，但是他们的“根”还在乡土之中，花灯作为能够唤起他们浓厚乡土意识的一个形式，自然便成为他们“叶落归根”的一种精神寄托。所以，他们的演出，与其说是演给别人看的，不如说是演给自己看的。
化过妆，穿上自筹资金定做的戏装，晰晰呀呀唱给几年固定不变的戏迷们听。
后来我发现了翠湖边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后，那里便成了我黄昏散步的最好去处。
云南陆军讲武堂培育出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其中最有名的便是“誓将热血铸中华”，参加云南起义和护国讨袁成为蔡锷将军麾下一名战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那时我总是一个人孤独地坐在讲武堂检阅台底楼的梯坎上，似乎看到朱德横刀跃马的雄姿；也曾独自前去朱德在昆明的旧居之一“水晶宫”一睹当年风采。
讲武堂的大门锁住一段尘封的历史。透过窗格，跨越世纪的旧物都依然如昨。
而这古老的一切将是一代代人的课堂。当我走近它时，我就会感到一种深深的震撼与崇敬：创业的艰难以及穷者益坚的气概。我决心从最辛苦做起，以磨炼自己的意志和能力。
在昆明的日子，除了图书馆，大学校园成了我栖身所在。我可以自豪地说当时在昆明地区大学校园内一个熟识同学处吃一天饭，半个月我可以不吃重复的饭。
几乎大学校园都有文学社团，由几个仿佛为文学痴迷疯狂的家伙（一般为高年级学生）带领一些把文学梦做成月光与星星、玫瑰花瓣和雨丝的追梦人（一般为新生），对着雨后的积水洼陶醉：“啊，大海！”向着紧流慢滴的屋檐水抒情：“壮哉，瀑布！”
校园文学社其实是一锅炒不熟的豆，少男少女们把风中的往事、苍白的心绪、瑰丽的梦境炒得青春高扬，而底气终究不足，缺乏生活的“燃料”，偶尔有在锅内炸了壳的，也有夹生之嫌。
云大的东方红宿舍是一个天堂，一个极有趣又可爱的天堂。学生间称兄道弟，嘻嘻哈哈，好不热闹。
最快乐的日子是月初家里汇款的到来。宿舍里吵的闹的吃的喝的应有尽有。月底月初是艰难的日子，要钱没钱，要粮没饭票，囊中空空。
一个叫陆俊的同学问我为什么离开北大校园出来漂泊？我就给他们侃艾芜、沈从文。接着又讲打工的故事。
有烟从来是大家抽，有钱时抽洋烟，没钱时三毛五毛的烟丝也卷起“大炮筒”。
灯是彻夜不熄，电费算大家的。地也是哪个喜欢哪个扫，没人表扬。
有人聊天，有人下棋，有人弹吉它，有人抄情书，有人睡觉，有人肚痛。
男人最恼就是洗衣服，一穿就是十几天，最后便划拳决定，输了的洗。或者你帮洗，我请客。
最后我即兴写了一首诗，表达我当时的心清：流浪，才有活力流浪，才有新鲜流浪，才会不断有机遇，有发现流浪不是目的回头也不是岸既然选择了流浪，就不怕山高水急，天长地远我谈了打工的体会：一个工薪族，要想凭工资而跃身于先富者之列，几近天方夜谭。当打工仔也不能说没有钱，每个月除去吃、除去穿、除去日常消费，手头所剩无几。
打工仔之所以打工而不当老板，无非是限制于人的力量有限，包括资金周转以及人际关系问题在内，于是只能依附在有这些优越条件的老板身边，跟着他同步前进。如果对方不是胸怀大志，没有拓展计划，诚如广东俗话说：双手按着地游泳，老板本身的安全，可能就等于打工仔前途的有限。
上司有如教师，打工仔除了考虑薪金、前途，还要看是否拜对师。
时时感叹自己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试问：你有韩信忍辱负重之功？有诸葛足智多谋之能？还是有汉武的文韬武略？
民族学院的回族同学马春燕问我：你出来漂泊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刚略一沉吟，旁边有人代答：“寂寞和无奈！”
的确，有时候我也自问：我得到了什么？自从两个月前单枪匹马离开北大闯人生流落到云南这块充满活力和动感的土地，虽说不敢大言不惭地说品过人生五味，但各种各样的经历确也曾使我自卑、茫然和失落，但自始至终我都不言及“侮”字！
但从前的刚勇和血性在日渐消磨；从前的耿直已打上圆滑的烙印；从前的豪放被压迫得异常谨慎；从前我面对一个乞讨的老人倾囊相送，宁愿步行回学校，而如今已经习惯漠然地拒绝一只只有青筋凸起的、刻满沧桑的手……
云大余勇同学接着在我的面前眉飞色舞大谈其“曲折身世”，其间自然不免“这个世界不公”的论断，末了还要抒发一大段“感怀身世”的叹息和叫骂。
我手捧清茶一杯，静静地听着，心中耳里却不曾留下他老兄“豪情侠客”片言只语。
其实，我很想对一些认为自己是遭受歧视和抱恨不公的朋友们说：你是否认清了自己？了解自己？是否真正地将自己置于社会这个秤磅上称一下自己值几何？
是的，兄弟！你说这世间不公，因为老板索去了你的无价青春。给你的不过是几张为数有限的钞票。但是，老板并没有强求过你穿州过县来给他干活呀！更没有要挟持你非打他的工不可呀！我且不说报刊、电视中常出现的“招聘启事”，单是街头巷尾经常出现的“急聘，高薪录用”一张张的大红纸。冲着这么多的机会，这么高的待遇，你又何不潇洒地提起背包将老板“炒一炒”？你不是说命运不公吗？
薪水不高吗？现在机会不是均等了吗？其实，抱怨及叹息是博不来人们同情的，真正的强者不需要同情，更不会空喊需要理解！因为强者在这些“高薪急聘”中找得到自己的不足而奋进！
记住：进取，永远是成功的保障！
1986年端阳之夜我是在云大的钟楼上过的。钟楼的门锁着，我和罗卫、余勇、林佳荣等六人买了啤酒、饮料、卤肉从窗栏翻了上去。
我们在上面高谈阔论。
记得罗卫问我们：“外出谋生时，你身上带的钱差不多花光了，回家的路费远远不够，而你又未找到工作，在当地又没熟人，你该怎么办？”
我说，一次我身上仅有五元钱，我买副木质象棋，在街头摆起残局来。以每盘十元的师傅钱为“赌注”。结果几场下来就有几十元了。
林佳荣说：“如果真的到了那般田地，我会去买一本假发票，一个黄袖章，在单车道上抓违章骑车的人罚款。我想不到半天，路费一定会攒出来。”
那一夜我们直到两点钟被云大公安处的公安“请下来”才乖乖地在东方红宿舍安顿。不知哪个同学吹捧那天夜里我乘酒兴说的话传到了黄勤耳里，她听说后不高兴了，“臭美厂‘在我面前撒了几次娇，我承认了”作风问题“。
标题 <<金三角十五年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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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翠湖初恋
黄勤是我的初恋。
独居昆明，去图书馆学习，给我带来了难以忍受的孤独和寂寞。我需要有人来听我倾诉自己的人生经验，也渴望从别人身上获得一些启发。
在省图书馆中文阅览室读书期间，经常会见到一名清秀的少女，很有气质，她的出现吸引了我。我也引起了她的注意。
我堂兄屈宝昆给了我三百元。我花了五十元买了一辆旧单车，还不能马上骑，又花了二十元，整了踏板，换了内胎，修了车间，终于可以骑了。总还算顺手，只是这车不知是什么品牌：因为漆已脱落殆尽，不过车牌还在。
我只能骑一辆破自行车。当然破车自有它自己的特点：朴素、实在，也不怕偷，这正如我在已有生命里所追求的一样。
骑破自行车的心情，如同喝一杯自开水，很平常，亦能使人，怡然自得。
一天，她来图书馆借书，她慢慢地翻阅图书目录，想找一本书的编号。我鼓起勇气：“喂，这位小姐，目录先让我翻一下好吗？”她抬起头“哦”了一声，发现是我，她将目录让给我。当我知道她要借《淘金记》图书馆没有时，我曾记得在哪里见过。我说：“我有这本书，明天送给你看。”我抄下她的姓名，原来她叫黄勤，是大理白族，师大中文系四年级的学生。她一离开图书馆后，我立即跑遍了整个昆明我所记忆的新华书店，结果在古籍书店一角落里我找到那本布满灰尘的《淘金记》。
第二天我等她放学后，便把书给了她。
月光溶溶，我们漫步在清静的师大林荫道上，边走边谈，十分默契。一次交谈，彼此了解对方，并发现对方与自己有许多共同爱好，爱文学爱音乐爱旅游。我们畅谈所爱，让欢声笑语洒在林荫道上，她年龄比我大两岁。
她“审查”我的经历。
我说我是长江的儿子，我的童年、少年时代是在沪州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渡过。
“铜锁的重庆，铁打的沪州。”地处川南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沪州辖江阳、小市、兰田、纳溪区及沪县、古蔺、叙永、江安、合江县，控长、沦两江运输之要冲，扼川、滇、黔交通之咽喉，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航空、铁路、轮船、公路四通八达。
时任校长的父亲所在中学在兰田坝，母亲带着经常生病的二哥住在忠山沪州医学院宿舍，周末才回家一次。那时还没有长江大桥，兰田与市区的联系就是轮渡船，公共汽车更是后来的事。从生我大哥那天起，我父亲一位中年丧偶的表姐便到我们家定居了。是她把我们三兄弟拉屎拉尿带大，老人家九十岁去世。
我们屈家是川南书香世家，沪州有名的大绅粮，又是拥资百万的资本家，在沪州、成都、重庆、昆明均有商业铺面；为资助贫寒人家子弟读书，办有一所中学。
几个伯伯、姑妈都是北京大学、中央大学和西南联大毕业。大伯抗战胜利后曾任国民政府省财政厅长，1949年病逝；二伯、三伯都是生意人，经营三阎大药房、三阎酒厂、三阎百货公司、三间运输公司。拿现在的说法，属于私营企业家。可惜中央大学毕业的二伯在“三反、五反”中被错杀；北京大学毕业的大姑妈不顾家庭反对嫁给当时仅是川军小营长后来升任国民革命军X 军参谋长的张姑爷，我们屈家百几十名家丁用的轻重机枪都是大姑妈带回家的。1949年，解放军一个营攻打半个月，动用大炮才攻人碉楼林立的屈家地主庄园。西南联大毕业的四伯屈哲夫四十年代任过西康省一县长，跟随刘文辉起义后仍被冤枉劳改二十年。五伯是中国远征军二十六岁的营长，毕业于中央军校成都分校，1943年战死滇西抗日战场……
我父亲屈体文弟兄排行老七，从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毕业后在国民政府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简称“内二警”，屈家亲戚总队长彭斌将军身边任秘书，1949年12月起义后脱离军队考入川师。
去乡下走亲戚，在我童年、少年是件相当平常的事。亲戚间互相走动多了，便走出了情浓似酒，延续了三四代还是那么纯、那么亲。
我的老家习俗甚多，其中走亲戚由来已久，并至今依然相当盛行，正月、清明、中秋，亲戚间是无论如何都要互相拜访的，平时若逢老人大寿，小孩满月和嫁娶哀丧，以及新居乔迁，这也是必不可少的，一年总要走动十多次。
走亲戚是非常愉悦的。日有好酒好菜款待，夜裹红绸丝缎，处处当贵宾宠着，生怕不意冷落。中学时候，我出格调皮捣蛋，俨然是个不知礼仪规矩的孩子，在亲戚家中，我十足是个小公子，吃拿吆喝旁若无人，未料惹得主人颇为作难。一远房表叔家解放后，生活比较艰苦，而每每登门作客，便不吝将攒着换钱买化肥的鸡蛋又蒸又煮又煎来招待我。表叔因病无钱医治，卒年四十八岁，我忘不了表叔那双贫困病痛和热心交杂的眼睛。从那双眼睛我读懂了什么叫作亲情。
我的童年甚是活泼、调皮。我喜欢和小伙伴到兰田坝后面的花果山上去玩耍，也爱和年龄比我大的邻居孩子去长江游泳。我经常陶醉在大自然的怀抱，沉浸在游戏的欢乐中。
我被罚跪祖神牌，从未因学习成绩不好，全是调皮捣蛋的缘故。母亲对我游泳采取思想教育，列举那些孩子淹死后，家庭悲伤的情景，说明水中淹死的多种原因。
回想到自己几次在游泳中所遇险境，想到自己淹死后母亲的悲伤，我心就痛，长江让我长大了。
她问我离家时的感想。
想不起离家的那个日子，依稀中我背上行李，到北大求学；离开北大，装着沉沉的丁零与失落，寻找能让我活下来的饭碗，我感觉自己就像扔在道旁的垃圾，让世界给忘了。
我喜欢一个人去外面闯荡，独自体味繁杂的世事，打捞那些独特的感受。
“苦不苦？”
“苦。
“想不想家？”
“想。
“那……哭过没有？”
我摇了摇头。
“哭了？”
“没有，好男儿不哭。”
一个人仅仅活下来，容易；可是活下来，抱着自己的理想不放，坚持下去，却很难。
她是一个聪明善良的姑娘，第三天她拿了当时足够吃两个月的饭票和一百五十元师大食堂菜票给我。今后你就到师大食堂来吃饭吧！这样能多利用时间来看书。
听了这些情真意切、饱含深情的话，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那时，我住在西站堂兄屈宝昆分的空闲公房，自己烧电炉煮饭，菜则是土豆、豆芽换着吃，虽然平白无故地接受一个姑娘的资助并非那么光彩，但我却不忍心退给她，这样会伤她那颗真挚而善良的心。带补丁的裤子穿在富人身上是一种气派，而在穷人的腿上却更透着寒酸，穷与富是介于骨缝间的一种精神，胸中没有绚烂的色彩最好不要去讲精神。大约过了一周时间后，我写了一封信给她。
约她去郊游，信末写道：若是你无意接受我的感情，就不要来见我，我虽然有勇气追求你，但仍怕受伤害。
她如期赴约。那天风和日丽，我俩骑车到滇池海埂，归来已是夜幕降临。
“我要是拥有海埂旁一座花园，此生别无所求了！你呢？”
“我都不想拥有！拥有了，也就失去了。只有没拥有的，才是永恒的，才永远是我自己的……”
路上行人稀少，突然她的自行车链条脱落了，我忙下车装好链条，她无意间将车铃拨响，叮铃……悦耳的铃声在宁静的夜晚响得格外清脆，我顺势握住她的手，附在她耳边轻声说：“我问你。”
“你吻吧！”她把“我问你”误听成“我吻你”而接受了，接着是甜甜的吻。
我俘虏了女孩的心，自然女孩在不知道时就俘虏了我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