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过他们为什么愿意来当兵受苦？一个看上去十分赢弱，但却机敏俏丽的小女兵，回答了我的问题。
“为什么来当兵？”
“有枪扛！”
“拿枪干什么？”
“打敌人！”
“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来占我们的土地，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离前线这么近，怕不怕敌人打过来？”
“怕，没有用。打，才有出路。”
一个十三、四岁小战士黑黑的脸庞，两只大眼睛闪着稚气的光。彭家声总司令见他穿的军衣是旧的就问：“”你怎么不穿那套新军装？舍不得穿！“
小战士一撅嘴说：“不，因为我个儿太小了。”
彭家声总司令听罢说：“对，对！”他为这小战士不能穿新军装，脸上浮现出内疚的表情。
我们同盟军官兵身着草绿色夹克军装，高腰胶鞋，臂章为双枪图案；胸章是“MNDA ARMY ”字样。士气高昂，精神抖擞，官兵某薪每月仅折合人民币三十元，但全无怨言，为保卫果敢民族自由而战，千辛万苦在所不辞。
四十年来，缅政府在果敢曾作过很多建设和照顾，如：贷款、补给、修公路、免费发公民证、办学校、设医院等，都用过大批金钱和心血。更从未征过任何赋税，未拿过果敢一文钱，奇怪的是始终得不到果敢人民的好感。是民族自尊心？还是语言隔阂而引起误会？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果敢作为缅甸的一部分，应该共存共荣下去，如何消除隔阂，做到互相信任，实有赖于缅政府和果敢人民的共同努力。
1989年5 月20日，彭家声总司令亲赴仰光与中央政府谈判。经过双方多次磋商，在停止武装对抗、民族自治、经济政策以及军队的保留问题上取得进展，达成协议。
主要是：同盟军编入缅甸边防警察部队，在编人员按月发薪饷，授予军衔。正式承认果敢、勐古为缅甸特殊的地方政府“第一特区政府”。
1992年7 月13日，我加入缅甸国籍，时任独立营政治副营长。
在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生活那么久，不知为什么，在我印象中最深的，不是那些朝夕相处的弟兄们，恰恰却是那接触不多，而又沉默寡言的老兵刘叔，那时我在南转部队蹲点一个月。
他姓刘，从他的外貌看极为平常，就像任何地方都能见到的淳朴的老农。如果硬要从他的相貌上寻找什么特点的话，除了一身夹克式绿军装，那就是人到暮年，头发花白，牙齿脱落，一张口就露出紫红的牙床。说话当然咬字不清，常常把召喊成“赵”，唐唤成“汤”。尽管如此，从南转部队首长到新来的弟兄们都体谅他、尊敬他，因为他是这个部队最老的士兵，真正的“开国元勋”。同时，谁也离不开他，他不仅给大家生活上带来方便，而且还掌握着发号施令的大权——负责敲钟。
南转部队作战时用军号，平时日常生活的信号就是钟声。他敲钟敲了多少年了？
我不知道。据老同志说：整编那天起，他就主要干这活儿。
也许由于熟能生巧的缘故，他敲钟竟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声音不快不慢，嘹亮悦耳，传得很远，震得山谷都发出了回音。偶然他病倒了，换成另一个人去敲，大家立刻惊骇地互相询问：“不对，这不是刘叔敲的！刘叔怎么了？”
照一般人的话来说，敲钟不是很容易的事吗？拿铁锤向吊钟撞去就行了，其实没那么简单。我们姑且不说起床上操下操吃饭集合休息的信号五花八门，各不相同。
如果把上操敲成了起床，司令部不就乱套了。单就那钟声的快慢轻重长短间歇来说，仿佛演奏音乐一般，才能引起人的注意，产生共鸣，使人听从它的指挥。他敲钟不像敲钟，他是用钟声与你说话。每一次仿佛不是用锤子打出来的，而是用他的心撞出来的——南转的弟兄们都有这个共同的感觉。
老兵刘叔的生活平淡而艰苦，一日复一日，雨季更没有一天可以休息。早晨别人躺在热烘烘的被窝里，他就起床了。吊钟挂在司令部前面的小山坡上。他总是踩着展露立在钟架下，一边有板有眼地敲，一边用眼睛四下搜寻，宁可多敲几下，也不愿意弟兄们迟到。对这，我是深有体会。我的宿舍在弹药库附近，高司令部八百米，因此经常比其他弟兄们晚跑几步到达操场。这时，他总是远远地冲我一笑，点点头，直到我已站进直属队列，才让钟声停止下来。不过，我们之间的交往仅此而已。
后来我们的接触稍微多了一些，原因是他除了敲钟，又额外地揽上了勤务兵扫地和送开水的杂务。司令部里，你可以看见他弯腰曲背，握着竹帚打扫走廊，提着长颈炊壶，一间屋一间屋地为你注上一杯冷开水。对我这个来自内地的青年大学生，似乎又特别照顾，每晚还要送一次来，把我的竹壳温瓶灌得满满的。灌满就走了，从不多说一句话，恐怕是担心影响我学习的思绪。我这人很不注意小节，纸张、书籍扔得到处都是，他就给我拾起来整理好，我很感激他，可他只淡淡一笑，忙着干别的事儿去了。
有回我还对他发过一次火，那天，我从十几里外的连队口干舌燥地回来，抱住水瓶就喝，可是，水瓶里一滴水也没有。一天前，我走时装满了的呀？我火了，砰地把水瓶往桌上一放，大声喊道：“水，水，谁倒了我的水？”话音未落，跟随我进来的刘叔忙把他的大茶缸递到我手中，似乎想说什么，但却没有说，走了。一位干部责备我道：“你吼哪样？今天伙房修灶，没烧水，刘叔自己架柴一瓶水一瓶水地烧，你知道吗？”我的脸发烧了，忙去找他道歉。刚走到他的门口，就听到军医对他说：“刘叔你的腰扭伤了，今天就别烧水，休息吧！”可刘叔却说：“没这种说法，哪能一点痛就躺下来呢？”站在门口，我的眼睛发涩了。
刘叔的外形愈来愈苍老，但他肩上的担子不仅没一天减轻，反而变重了。敲钟扫地，送开水，又加上了到伙房帮厨。我见他从早到晚手脚没有空闲过。我真不明白：在这个骨瘦如柴的身体内究竟蕴藏着多少精力？他怎么能承担得起这样重负。
有一天吃过早饭，我敲着瓷碗经过伙房后面的阴沟，见到刘叔正弓着背站在地沟边捞饭粒。我走上前去关切道：“刘叔，算了！你看多脏？”
他抬起一撮米饭，感叹地说：“那年如果有这些脏东西，该要救活多少条人命啊？！”
听了这话，我的心弦颤动了。是的，没有在内地“自然灾害”年代生活过的人是很难有这种感受至深的体会的。
受他的感染，我也挽起衣袖和他一起捞饭渣。经过交谈我得知他也是中国人，老家在安徽凤阳农村，“自然灾害”使他的父母。妻子和一个儿子两个女儿都得浮肿病死了。他一气之下，就出来闯荡。
我同情他的遭遇，真挚地对他说：“农村现在早把土地承包给个人耕种，吃饭问题基本上解决了。您应该回老家去看看。”
他抬起头：“是吗？”
我认真地点点头：“是的。”
他宽容地一笑：“那你怎么又要离开祖国？”
我不得不低下头。是啊，一个人活着不只是为了解决温饱吧？
“叶落还要归根。”我椰榆道。
他沉默了一会儿才自言自语地说：“叶落归根？我又不是富足人家，回去不说政府，就是儿子活着也不见得喜欢。”说到这里他伤感地挥挥手：“既然当初选择离开家乡，我就没再打算回去了——哪里的黄土不埋人？！”
这时我突然想起弟兄们告诉我的：刘叔在一次战斗中突围，背负48师首长狂奔十五里山路的奇迹。我不禁问他：“那你怎么不在这里捞个军官当当？”
他听了，不说一句，默默地解开上衣，露出铜色的肉体，上面有一条一尺多长的刀痕，像一条蛇横在他的胸膛。点燃一支香烟，重温那段难忘的岁月，仿佛又见到把边寨血战，眼中闪烁着激情，令他最为难忘的是弟兄们冲锋陷阵无悔无怨。他缓缓地述说：“那年，攻打曼来胜利后，首长带我们连的九十八名弟兄夜宿把边寨。
那夜，刚刚煮好晚饭已近凌晨，正打算吃饭，忽听得枪声，我们顿感不妙，透过门窗观看，隐约可见黑匝匝的敌群已包围了我们。情况万分紧急，二十一名弟兄主动申请留下掩护，首长带我们立即突围。一名弟兄冲向大门拉响了手榴弹，硝烟四起挡住了敌人的视线，在一片闹哄哄的乱枪声中我们冲出了包围圈。路上首长负了伤，我背起首长拼命地跑，天边发白我们终于脱离了危险。集合时，再没能见到那二十一名掩护我们的弟兄们了。“
停了停，他说道：“比起这些光荣了的弟兄们我有什么权利要求这，要求那？
首长曾发布命令要我到四连当连长，可我觉得自己不是当官的命，我觉得现在这样更适合自己。“循着悠悠烟圈，我聆听着，眼睛渐渐潮湿。”二十一名战友！同葬一穴！他们都是革命的种子……“说到这里，老人硬咽了，脸上挂满了泪水。
无论岁月的流逝，历史的变迁，那无数个把幸福、胜利、失败。泪水甚至殷红鲜血都抛洒的弟兄们是忘不了的，多么淳朴耿直的老人啊！。
回司令部的路上，他慈爱地拍着我的肩膀：“我已经离不开这里了。你们青年人跟我们不一样，你们是有希望的，祖国的希望在你们身上……”
从老兵刘叔的遭遇联想到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叫了一声：“刘叔”，就硬咽着说不出话来。
我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我干什么工作，他——老兵刘叔的身影，总会时时闪现在我眼前。那悠扬婉转的钟声也时时回荡耳际，永远激励着我在人生的旅途上迈步。
标题 <<金三角十五年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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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边寨人家。
果敢县城老街是一条位置适中，历史悠久的街子，是杨土司家的官街，也代表麻栗坝三字。以前到果敢的商人，如说到麻栗坝做生意，就是指到老街为主。这条街由成立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它位于老街坝子中心点，街成丁字形，正街约长六百米，岔街较短，因地形所限，发展不易。街东面不远处土丘是英殖民时代每年旱季英军戍边军营；北边紧临大庙，西北角有一个荷花塘，对居民不但无丝毫好处（水不能吃），反而瘴气滋生，为传染疾病的发源地。街子不宽，赶街时人们摩肩接踵，拥挤不堪，雨季更是道路泥泞，举步维艰，这里气候也和滚弄一样炎热。到夏秋，荷花塘内就升起一股五彩气柱，一经吸着，立即病倒，人们称为热病或间摆，患者很难治好。所有雨水天由山头来赶街的人，一定要连夜离开，只要住宿一夜老街就会病倒，甚至送命，真是谈瘴色变！
可是，这条街确实有很多年繁荣景象，百年来，全果敢出产的鸦片交易，绝大多数是以老街为集散地。由缅甸滚弄输向中国的货物，也是以老街为转运站。在中日战争最初几年，整条街商号林立。当时云南最大的永昌祥、复协和、茂恒等大公司都在老街设有分号，每天进出骡马数以千计，街上更是百物俱陈，万头攒动。到农历2 月10日观音会那天，前来做会和赶街的，不在两万人以下。可惜1942年4 月，全街被日军烧毁，因街铺多是中国式的瓦房，每间紧连，以致大火一起，迅速蔓延，一天不到，全城烧毁，人民以后用茅草片盖些茅屋，照常赶街，但已面目全非，不如以前繁荣了。
现在的老街，除原有街子外，已建成一条新街，直到田边，全长六百米。新街两侧又分小街，人口激增。新街的商人以云南施甸人最适合，每家生意都好，别处商家就不如他们幸运，这里卖百货的四川人也相当多。
果敢全部粮食产量即或丰年也只够四至五个月口粮，不够的由滚弄进口大米供应。种烟对果敢人民来说比种农作物的经济价值高出若干倍，随便几砣烟就可换取很多日用品。正因为这样，大家不愿从事别的劳动，连小菜佐料都不必麻烦自种，反正有人从外地运来，只要有烟，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到。
在同一块土地上种粮食，三年之后要休耕三至十年，如果种罂粟，则可连续种十年。山区农作物由于储藏、运输等问题，难以转化为商品，换来现金；而鸦片体积小，价格高，便于运输，而且有稳定市场，这对于缺乏货币而又被五光十色的商品吸引的山民来说，实在具有无比的诱惑力。人们为了避开政府禁烟人员，开辟的烟地都在远离村寨的大山密林。到了种收罂粟的季节，村寨里的家中只留下一些老的看守，小孩都随大人住进深山。这些烟地一般不易发现，只有当地人才知道有青烟浮动的地方就是烟地。
早在1886年缅甸沦为英国殖民地时，“金三角”（包括果敢地区）便开始种植鸦片，迄今几乎已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了。当地居民绝大多数是山地少数民族，其中以摆夷居人口首位，其他民族有么佬、克钦、克伦、佤、阿卡、苗、瑶等。他们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先后经受英国殖民主义和国民党残部的统治。因此在目前缺少有力措施的情况下，要想在若干年内迅速改变他们近一百年固有劳动习惯，改种其他农作物，是不可能的，况且缅北地区的地理条件又非常适宜于罂粟的生长。
要想动员当地少数民族改种其他农作物，各有关国家必须制定出正确的民族政策和规定合理的收购改种农产品的价格，以确保当地居民的生活收人和不断提高他们种植其他农作物的积极性。
1989年5 月25日缅甸国家治安建设委员会发布了89——23号命令，宣布成立以丹瑞大将为主席的“实现边境地区与民族发展中央委员会”着手实施边境开发工作。
缅政府“边境地区与少数民族开发计划”是一个浩大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其着眼点是通过改善边境民族地区交通、能源、通讯、水利电力及文教卫的状况，促进边境的稳定，缩小先进民族与落后民族的差距，缓解中央政府与边疆民族之间的矛盾。
1990年10月26日，一个考察团应总部邀请参观果敢地区。我与几个参谋被总部叫去接待参观采访工作。当时彭家声作为果敢民族领袖和同盟军总司令在老街举行了欢迎仪式，欢迎美国禁毒局和联合国控制毒品泛滥基金会的官员以及泰国报界记者前来视察。在仪式上，他提出了一项“禁毒计划”，准备在果敢的部分地区捣毁罂粟，改种其他农作物。仪式结束后，彭家声总司令命令烧毁了部分毒品及加工设施。
“必须要干的事，就不顾什么法律了。不得不依靠贩运毒品来维持我们的军事活动，这就是我们做生意的原因所在。我们必须为果敢民族的生存抗争，要抗争就必须有军队，有军队就必须有枪，要买枪就必须有钱，在这里的山区，惟一的赚钱之道就是种植罂粟。”这些话我不知道在干部大会上听一些人大张旗鼓讲了多少遍。
吃完早饭，我们驱车到离老街五公里的中缅边境位于公路旁一些很显眼的烟地。
士兵们走进田里，呼呼地舞动着竹片，只见烟花的残瓣，一片片狼藉遍地，烟果从枝干上垂下了它的断头。罂粟是有限花序，每根烟在尖端上只开一花，花中结实，花落果出，称为烟桃。竿竿一弹，烟花落地，烟苗折断，不能结桃。半年的辛劳就化为乌有了。
远远一阵凄厉的叫号和嚣乱，只见一个中年妇女背着一个小孩，胸前抱着一个小孩，后面跟着一个壮年汉子从半山坡上飞奔下来。我怔住了，以为出了什么事情，那个妇女由于惯性没法站定住，才到烟田旁便栽倒了，怀中和背上的小孩一齐啼哭，跟着一个汉子跑去夺下一个士兵手中的竹片，痛哭流涕，嘴里不住地咒骂。
他们要干什么？
这是他们的土地，他家一年的生活就靠这块小烟地。
我心里隐隐作痛。
它反映了缅甸一个很深刻的社会现象。鸦片，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它有毒的本性。然而在缅北山区，罂粟在特定条件下，竟成了当地穷苦山民赖以生存的农作物——山民种罂粟是因为他们亲身感到这是用劳动力挣钱的最有效办法。
一天晚饭后无事，连长布置完工作后就邀约我去离连队不远的崩龙族寨子。亚热带的夜是宁静的，凉爽的山风伴着我们来到一个寨子。这个寨子座落在山上，一面靠山，三面环水，村寨掩映在大青树和翠竹中。它在缅甸和中国两个国家的边边上，距离国境线仅半个小时的山路。
缅甸崩龙族与中国云南的德昂族为跨境而居的同一民族。缅甸崩龙族以农业为主，平坝内崩龙族多种水稻，山区内崩龙族则从事刀耕火种的流动性农业。主要农作物是稻谷，还普遍种植茶树。玉米、豆类、黄麻、芝麻、棉花，以善于种茶，以茶而驰名，茶叶是他们重要的经济收人来源，故又被称为“茶农”。住房为竹木结构的高脚楼。男子上穿蓝、黑色对襟衣、下着深灰色长裤、头上包红包头，佩银腰刀；妇女穿蓝、黑色对襟衣或宽袖花衣服，下穿镶有彩色条纹的短筒裙，已婚妇女缠藤蔑腰箍，喜戴银首饰。信仰小乘佛教，同时也信奉万物有灵。
这里崇山峻岭，没有一条交通公路，只有崎岖不平的山间小道，运输全靠人背步行，村民所需要的日常用品都必须翻山越岭到孟定县河外购买。寨子靠右侧的最高处住着七户外来的汉人，几家汉人房子挨得很近，摆成一个品字形。
每天公鸡的鸣叫声，便是人们一天辛勤劳作的开始，清晨的春盆声和深夜人们剁猪食的声音，相隔六、七个小时。
寨子里尽管没有电，人们围坐在竹蔑小桌前，借着煤油灯的弱光，很有兴致地边聊边喝酒。
情感在喝酒中交流，信息也在喝酒中传递。大家喝着酒，尝着新鲜。
在这里，采集、种植、狩猎都非常方便，有的狩猎能手从父辈到子辈，把打到的鹿子尾巴装到箱子里，有整整一木箱、，数量有上百条之多。鹿子干巴是待客的最佳食品，先做成绒丝，再放到油锅中油炸，味道香极了。
这一带的水牛、黄牛被虎咬死的事时有发生。然而也会有水牛临危不惧，敢于跟兽中王较量，甚至发生过水牛把老虎斗死的事。只要老远闻到虎的气味，一向善良的牛群，就会立刻警惕起来，身子互相靠拢，围成一个圆圈，尾巴抵着尾巴，牛头向外，用角抵御老虎，使老虎无可奈何，悻悻离去。
1984年9 月，寨子里有头水牛躺在公路上过夜，有只老虎顺山下来，这只老虎头几天曾咬死过人，也曾被人用枪打伤。带伤的老虎格外凶残，扑过来抓住牛脖子张口要咬。冰牛猛地站起来，一头把老虎顶在公路坎子上，老虎越挣扎，牛越顶得紧。第二天早晨，一位老大妈撞见，吓得跑回寨子报信，寨子的人赶来，见老虎七孔流血，早已气绝身亡。但水牛依然蹬着四蹄，圆睁血红的双眼，喘着粗气，顶着死虎不放。人们怎么也没把牛拉开，三个汉子用藤子拴着牛角，好不容易才把牛拉开，老虎的皮毛已被搓得不成样子。
全寨没有医生，深受痛苦折磨的人们，由于交通的闭塞，经济的贫困几乎没有到过外面医院，全靠送鬼祭神解除病痛。
生活的艰难促使一些山民遇病时以大烟为药，上瘾了难戒。烟民中还有这样的说法：老婆死了三年忘得掉，大烟断了三年还难忘。
精神的麻醉混灭了新的欲望，加重了人们的孤独和自卑。
过去这里的人只要填饱肚子，睡的地方是从来不计较的，甚至不分男女挤到一张床上，有的则在地上铺点草，躺在上面脚一缩就到天明。
那晚寨子的头人，听连长说连队很久没吃新鲜肉了，就专门叫人打死一条狗来招待我们并叫带一些牛干巴回去给士兵们。
不多时，火塘散发出的浓浓的狗肉香味已弥漫全屋，撩逗体内的馋虫蠕蠕欲动，屋外山风朔朔平添一股寒气。不一会儿一盆香喷喷、热腾腾的狗肉已端至桌前，我们挥膊上阵，大嚼小饮。一会儿胃热体燥，身上的寒气似乎一下子全蒸发出来，浑身上下通泰极了。
边地人那浓厚的友情，使我几度夜难眠，几度眼眶红。山里的野荔枝又甜又酸，在一个汉子家，我夸道“真好吃”，以后三天我都能吃到野荔枝。我以为山上很多，一天执意要和他一起去摘，待到了野荔枝树前，我愣住了：高大的荔枝树隐现在云雾中的绝壁怪石。就是它？果实长在上边。树身上那一个个砍的凹凹，这位大哥爬树时借以驻足。我大惊大悟，完全懂得了边地人的心。
标题 <<金三角十五年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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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山头寨的百年骷髅
我看到真正的佤族百姓生活是1987年3 月15日离开邦桑北上克钦山行军路过佤区途中，接触的那瞬间我简直惊呆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甚至不相信这已是八十年代，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
那是下午4 点多钟，我们从一个小山坡后面转出来，看到两个皮肤黑得发亮的长发女人：仅仅在臀部周围困有一尺半长的一片黑布片，整个身子都是赤裸裸的。
她们弯下腰点种包谷时就等于什么都没穿了。
她们见来了外人，便向路边走了几步，取下腰间插的旱烟袋和烟杆点燃吸着，站着看我们路过。
在即将宿营时，又看到有一男一女在坡上地里千活。男的腰间系着一根麻绳，手持一把长刀砍地上的小树山草。看到我们向他的地走来，他提刀转过头来看我们。
我们稍一仰头，一个黝黑。矮墩墩、带野性的赤裸的男子身体出现在眼前。他身上除了腰间有根麻绳外，兜档裤都没勒上一片。女的拿着一把锄头，一边挖地一边收拾男人砍下的山草，她腰间倒是系着一片围布。地里有用树叶搭的一间简易窝棚，棚边有个两岁左右的孩子和一只小狗在嬉戏，那狗用嘴叼着小孩的手臂跳来跳去往下拖……
这里我要提及一下我们的佤族战友。佤族战友两顿饭撑饱了肚皮就心满意足了。
这些人生活方式还带有原始性，没有洗脸洗澡刷牙的习惯，发给的衣服除了一套应付出操。集合外，一年都不再用，还是崭新的。他们的饭量很大，但从不挑剔有无肉菜。做饭时，他们连肉带菜跟米放在一起，煮成不干不稀的一大锅烂饭，然后盛在盘里用手抓着吃，因生活简单无所求，所以他们带兵干部也很省事。用于买菜和生活用品的钱节余下来的就花在打烧酒上。佤族战友爱喝酒，而且喜欢的程度难以形容。
缅甸地广人稀，农村水田一年只种一季稻，稻谷收割后，土地不犁不耙，第二年雨季放上水再插上秧，既不施肥，也不拔草，就等旱季去收割。我刚到缅甸时，认为是没人种的农田，不明白为什么荒田这样多，这时才解开这个谜。解放区曾提倡双季水稻，都嫌太累，说祖祖辈辈都没这样干过，粮食不够，宁愿拿东西去卖，换来粮食，也不愿在土地上再多下功夫。由于地处热带，雨季来后雨水充沛，种一季一公斤籽种也可收三百公斤稻谷，人们完全是靠天吃饭。很多地方没有施肥习惯，农村手工业不发达，只能做桌椅板凳，做土缸，编筐筐箩箩。
给土地打围墙，这是我在缅甸农村看到的另一种特殊现象。因为这里养黄牛成群，牛群又多是放牧在野外，自由行走，到处横冲直撞，没有坚固的围墙，根本不能保证农作物生长成熟。
令人特别烦恼的，是这里蚂蟥特别多，去励洞的路上时有蚂蟥爬到腿上。这里的蚂蟥，比南部军区那边丛林里的还多，已经登堂入室。第二天早晨起来，我的血已流满毯子，知道蚂蟥已经钻进毯子。找蚂蟥，蚂蟥早已不见。蚂蟥未吃饱时，爬在你身上，抓也抓不下来，吃饱后就不知道滚到哪里去了。以后我就每晚上床睡觉前，脱掉衣裤，在手电筒光下用手抚摸全身，常常忽然看见腿上有一条黑带或摸到腿上有一条软物，仔细看就是蚂蟥，用力拔才能拔下来，拔下来用脚踩是踩不死的。
划上一根火柴，听见一声爆炸，才知送掉它的性命。
经常碰到蛇，有时也免不了被蛇咬。有一次我们八九三七营一个连踏着杂草丛生的小道鱼贯上山，走在前面的副连长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他以为是断枝扎的，并不介意，继续往前走。后面的也相继被刺了一下，更没有引起注意。一个小时后，副连长的脚腕慢慢肿了起来，其他战士的脚也有点红肿，大家回忆起来，才知道是给蛇咬了，于是连忙把带来的蛇药给他们服用并敷在伤口上。副连长的伤势最重，不久就昏迷了。事不宜迟，立即把他抬下山，送进总部医院，经过一番抢救才转危为安。
在和蛇长期打交道中，人们逐渐熟悉了蛇的脾性，想出一套对付的办法。一天傍晚，两位年仅十二岁的小学生从山里捉了一条一米多长的眼镜蛇回来，送给军法处长，令我们又惊又怕。原来，他们到森林里玩，看见一条眼镜蛇正爬上一个陡坡，他们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其中一个竞按照平时听大人说的捉蛇方法，冲上去抓住蛇尾巴使劲一拉，眼镜蛇就酥软无力了，另一个孩子用棍子压住头，然后顺手扯了一根藤条就绑了回来。军法处长把他们骂了一顿，叫他们以后不要冒这个险，但仍然接过蛇，剥皮、撕肉，然后杀一只鸡、一只猫，搞一锅“龙虎凤”，请来我们这些战友吃。
还有一天，副参谋长上山检查工作，在路上发现一条三米长的眼镜王蛇，他毫不畏惧，操起一根棍子大喝一声冲上去，看准蛇的七寸狠狠一击，在战士的帮助下，很快把蛇打死了。他赶快用藤条缚住蛇头，吊在高高的树上，然后割断一段尾巴，蛇血便滴下来了，副参谋长连忙含着蛇尾吮血。副参谋长患有风湿病，经常捉蛇喝血。他一连吮了几大口，像喝开水一般，然后让给其他同志，十多个人轮吸还吸不完。像这样十多斤重的眼镜蛇和眼镜王蛇在别处是极为罕见的，但在缅北丛林经常可以看到，雨季的晚上，司机开车可在公路上压蛇，因为它在乘凉。
我们山区的人更喜欢捉蟒蛇，这不但因为捉大蟒一般没有什么危险，而且因为大蟒的皮很值钱。军法处长打猎时，就碰上过两条大蟒。一次，他看见一条大蟒在缓缓地爬行，他瞄准蟒头一连打了几枪，把它打死了，除了卖皮得了几十元外，还让司令部里干部战士饱餐了一顿蛇肉。还有一次，他碰见一条大蟒吞吃一只鹿子，鹿子一部分已进入口中，四只脚在外面乱蹬。这时大蟒给鹿子撑着，一动也不动，军法处长找来几根藤条把它捆得结结实实，然后把鹿子拔出，再回司令部找人抬大蟒回去。大家一称，八十多斤！
许多人都知道，大蟒怕闻人汗味，只要从身上脱下汗衫把蛇头一包，大蟒就全身酥软、任人摆布了。有一天，通讯连一群女兵在训练时发现一条大蟒，其中一名胆大的妇女当即脱下军衣把蛇头包住，其他女兵一拥而上，大蟒居然给她们活捉了。
1991年2 月门日随912 师部特务营警卫连执行任务，路过一个叫山头寨的佤族寨子却使我领略了佤胞的民情风俗。
那天上午11时，我们来到了一个四周被一圈小树围着的寨子旁，营长说他认识这个寨子的头人，准备在这里吃了午饭再走，征求我们的意见，我说“由你作主”。
他派了两名佤族战士进寨子里去通报寨主。
过了十分钟，一名战士出来了，还带来一个大约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此人身体强壮，肌肉发达，皮肤黑得发亮，仅穿一条村裤。在佤区进去两个人，出来时就留下一个人作人质，意思是寨主诚心让客人进寨，但假若客人反悔，他们就要杀掉人质，这规矩说明这地方的人民很诚挚讲情义。
我们进寨时让牲口先走，人在后，枪倒背，表示友好。从大门向里走了大约二、三十米，我发现靠山的这边的路旁立着一根直径大约有三四公分的一棵人头桩。木桩的顶头凿开了一个洞，几具骷髅嵌在上面令人心惊胆跳，往里走又是几棵，总共大约有三十多棵，最里面几棵木已烂朽了，头骨上长出了像青苔一样的树毛衣。
据部队的佤族战士介绍，朽的那些人头桩大约有一百多年了。这些人头是用来祭神，保佑五谷丰收的。在缅甸那些年我未见过人头的祭献和安放仪式。
“砍牛尾巴”，这一活动意义是把木鼓房供过的旧人头骨送到寨外鬼林中。林中坚有排列整齐的人头桩。到砍牛尾巴那天，先将准备砍的黄牛拴在一根形似牛尾巴的木桩上。这时，周围已围满了手持钢刀的抢肉者，远一些地方站满了围观的老人、小孩和妇女。主祭者和魔巴诬师）牵牛绕房三周，再拴到牛尾巴桩上。魔巴便一刀把牛尾巴砍断，随即将它扔过主祭者家的屋脊，于是抢肉者一拥而上，叫喊着挥刀砍肉。霎时，一条活活的黄牛，便剩下牛头和骨架了。抢到肉者，满脸笑容，得到群众赞扬；没抢到肉者，垂头而去，遭到围观者的讥笑。这是非常惊险的场面，每次砍牛尾巴都要伤人。这种原始野蛮的习俗，不知是怎样产生的；也可能是锻炼勇敢的一种方式吧。
寨子后有一草房，里面安放着几个大木鼓。木鼓的制作方法是将树砍成一两米长的一段，用凿子从中凿开五六公分宽的一道口子，从这个口子里将木头的心子掏空，就成了一个木鼓，木鼓发出的声音是沉闷的，那确实很带劲，我试了试。木鼓是佤族的一个特征，每个村寨有一个至数个木鼓房，每个木鼓房一般放两个木鼓。
它是通神之具，也是崇拜之物，平时不能乱敲的，只有较大的宗教活动和紧急军事行动，才鸣鼓以聚众。
这个寨子的头人杀了一头牛招待我们。牛杀了取出肠肚后不去毛皮，用刀连皮毛带头分割下来扔到火上烧，毛被火烧掉后拎出来用刀刮一刮，剁一剁就扔进了米锅。
佤族饮食习惯于半干半稀，我们把这种饭叫“烂饭”。不论鸡猪牛肉他们都要放到锅里跟烂饭煮在一起。饭熟后，分盛在木头做的小槽或饭盆里，一边用嘴吹散热气，一边用手抓着吃。有的家庭则是倒在一个竹子编的蔑桌上。因长期使用，饭浆米渣将蔑桌糊得滴水不漏。吃饭的时候，有人懒得动，尿急了就蹲在原地竹楼上撒，我就亲眼看到有人在饭桌旁边这样做。
用冷水洗去牛肠肚上粪便就简单煎炒的撒撇和将生猪肉割成小块放在大竹筒里，加上冷稀饭封口存起，一个月后再掏出来拌上盐就吃的酸肉，我在刚参加入民军时就领教过了。头人还杀了几只鸡，把收拾干净的鸡扔到锅里，煮熟捞出撕成几片放到竹筒里，加上盐、辣椒捣烂后再倒出来，放到小块小块的芭蕉叶上分给我们吃，鸡的腿骨他们留着以后看卦用。
说到喝酒，他们给客人敬酒的方式很特别，与众不同。主人举起酒杯送到客人面前，客人要左手遮住自己的嘴，右手伸向前一点，弯着手背挡住主人的酒杯或酒碗叫一声“啊哈”！这时主人收回酒杯自己先喝。主人把酒伸来面前，是拿给你看，酒是好酒不是坏的，拿回来先喝是告诉你酒里没有毒，主人喝一口后客人必须接着喝。
转到一户人家，我见到正在织布的佤族大妈，大妈起身让座时，我无意中发现大妈的烟锅嘴上套着个火柴盒。原来，佤族成年男女，都喜欢抽旱烟，为了防止风将旱烟火星吹到房上，故将它盖起来。佤族人烧柴不劈开，整段整块柴头直送火塘，主人说，这种烧法没有火星。火塘的上方还吊有几根木棍，木棍上面放着竹佤编成的上下两块炕笆。下边这块炕包的功能就是防止火星飞上屋顶，另外还可用来烧烤杂物；上边的炕笆为防止从第一层炕笆缝中飞出的火星飞上屋顶，起着双保险作用。
炕笆既黑又亮，相当光滑，天长日久烟熏成的防火屏障，自然天成吃完饭，我到周围去走了一圈看了看地形，发现这里缺水，他们饮水的办法是在寨旁适当处挖一大坑，用牛将坑底踏平，等雨季时储存雨，形成一个池塘，供全寨饮用。有些池塘旱季干涸，只好到邻寨去挑；即使没有干涸，经牛马饮水践踏，塘边洗衣，水质也不清洁，尤其是到旱季烈日蒸晒，水质变绿，当地人习以为常，不觉其脏。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定要在缺少饮水的地方住寨？邦桑那边佤族们的生活用水是用竹槽（粗竹劈开而成）把山泉引进寨内。
后来特务营长告诉我：鸦片以山头寨所产为上品。收割完毕，烟会也应运而生，山民以烟换回盐、米、布匹以及各种用品，维持一年生活，这就是烟会为什么那样兴旺而山民愿意在没有水源的山头上定居下来的原因。
标题 <<金三角十五年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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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丛林里，有两颗红豆失落了
二十三岁正是寂寞的时候，一个总感到孤寂的年龄。我们从人民军改编为同盟军已经两年了，我正跋涉在青春的沼泽中。一连几晚都是很好的月光，我却睡不着。
总觉得心很乱，一如窗外那棵和风轻拂的芭蕉。
我爱她，却不敢告诉她及大妈：由于种种原因不能随她们一起走。
为了使自己更像一个人，男人都学会了沉默，学会了忍受孤独，学会了在要命的寂寞中一声不响，把自己训练得像鹰一样。男人们把在苍茫天宇中翻飞下的鹰当作自己心中崇拜的图腾，就因为鹰冷淡、孤傲，从来不表示任何温情。
缅政府在滚弄设立一个移民局管理边境一些事务，有一段时间我几乎一周要去几次滚弄办事。我认识雨梅，是因为我常去雨梅家在滚弄街子上开的旅社住宿。雨梅是独生女，上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在泰国读大学，一个跟他爸在密支那开矿。雨梅颀长的身材，秀丽多姿；细润的脸，白里透红；最迷人的是那双合神的杏子眼，水汪汪。我敢保证，你一旦看见她，非得多盯两眼不可。雨梅祖籍是保山板桥人，她爸爸从岳父手中继承老业苦心经营，有一定积蓄后就扔下酒厂交她妈妈经营管理，自己开矿采玉。
酒厂设在旅社那幢三层砖楼的旁边，一排茅草房里，那里的空气到处散发着一股浓郁的酒糟味。一股清泉水从菜地后山崖边一株樱桃树下的水井中汩汩流出。烤酒用的水就是从这里舀的，酒是缅东北有名的“小水井清酒”。
汉人在这里婚姻不稳定，常出现抛妻别子现象，所以老人对女儿终身很慎重。
在交往中，她妈了解我在外只身一人没有什么牵挂，再加上我比较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所以全家对我的印象相当好，便产生了招我为婿的想法。可当时对我来说，谈这个问题是不太现实，因为我想做一番“事业”。
雨梅经常做我喜欢吃的酸菜辣椒汤、酱鸡、香茅草烤罗非鱼。芭蕉叶蒸肉、牛肉干巴等几个菜，有时还拿来清香的象牙芒果、麻桑婆、滑嫩的红糖凉虾、滚热的糯米香茶以及喷香的竹筒新米抓饭。
大妈对我的关心是多方面的。她常说，当兵风险大，缅政府辖区的人都不愿意当兵，她为我们这些在果敢的年轻人甘冒当兵的风险而父母居然放心感到不理解。
其实天下父母亲都是一样的，我是背着家里出走来到这异国他乡的。有一次大妈劝我，再当上一两年就不要当了，退下来后她可以支垫一些钱给我做生意。
缅甸的汉人不封建。那天雨梅当着她妈的面问我会不会游泳，我说我家乡就在长江边，长江比滚弄江面宽四、五倍，读高中时我就能游到对岸。她听我这么一说，就对她妈说：“如果我落了水，就让春辉哥赔人。”以后只要我下午一办完事回到房间，雨梅就放下手中的活路，要我陪她下滚弄江去洗澡。
夜晚，小镇开始热闹起来，不断闪动的电筒光刺破了夜空的寂静，清悠的葫芦声在凤尾竹下缠绵。低吟的男女对歌飘落在野芭蕉丛中。
这天黄昏，我与雨梅去滚弄江大桥的缅寺玩耍回来的路上，看到有一位漂亮的摆夷姑娘扭着细腰轻盈擦肩而过，雨梅问我：“我和她谁漂亮？”“你漂亮。”
“假话，你是嫌我没她高？”“一样漂亮。”“骗我！我早就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她漂亮。”雨梅哭了。
我连忙哄她，……抚摸着雨梅的手时，一股潜在体内的热流瞬间在我心间奔腾流畅。女人的逻辑就是没有逻辑，我心里这么想。
女人永远在这样的游戏中占上风：“你答应不再吻我。”“我答应。”假如你没做到，那么你便是一个卑鄙无耻言而无信的伪君子；假如你坚守了自己的诺言，那么她会悲哀地想“难道这个感情冷淡，连接吻都不会的男人就是我今后的老公？”
我拉着她的手说，到江边去吹吹风会好一点，我们沿着熟悉的山路，月光透过凤尾竹丛，给路旁的小溪洒下点点银光，远处传来傣家芒锣和象脚鼓声，夜恬静了。
此刻，丽梅咬紧牙齿坐在一个卵石上，一句话也没有，用那温柔、含情的目光看着我，我冲动地拥抱着她。
雨梅说：“请你说一句我最喜欢听的话。”
我说：“雨梅，你是个漂亮的女孩。”
她摇摇头：“还不是我最喜欢听的，只对了一小点。”
我又说：“我喜欢你。”
雨梅羞涩地摇摇头：“对了一大半。”
我想了想，憋足了劲：“我想吻你！”
雨梅猛地扑了过来，紧紧勾着我的脖子，在我猝不及防的时候，给了我一个长久的热吻。我不由自主地将她揽得更紧，让她的脸紧贴我的脸……只记得那夜的月亮是那么圆，那么光辉可爱，整个氛围和谐得如同诗一般。
有一个月我没有去滚弄。我有一种预感，总要发生什么。果然，雨梅独自来老街找我，她带给我一个霹雳：“我老爹在仰光买了一块地皮要妈妈把滚弄的家产处理了到仰光去。”她顿了顿，“妈妈叫我通知你一起走。”
“跟你们一起去？”
“是啊，上次爸爸回来不是同意了我们的婚事？！”
我在三天前曾试探：“首长，我想离开队伍。”但是，首长却对我说：“词志们对你评价很高……。”
缄默了一阵，我对雨梅说：“会来的，要不了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