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走了，弟兄们送了一程又一程，都送了近十里的路程了。杨营长止住了他们。
我望见朱礼华脸上的泪痕，男儿有泪不轻弹，一咬牙，我走了，没有回头。我不敢回头，我觉得一回头就要淌眼泪，一回头就要失去离开的勇气。
不几日，这里将是一片收获后的荒凉，雨季会封锁这片古老的土地。但来年的旱季，罂粟花或许更加艳丽。
走出了励洪丛林，我的思绪却留在了那里。
太阳已经落山，山谷间的空气凉爽而清新，树林里外一片明亮。一会，朦胧的暮色，从界河那边渐渐地伸展过来，四周静悄悄的，远山近岭和在微风中摇曳着的树林竹丛都渐渐地模糊了。
天边那片桔红色的晚霞映照在水面上，把静静的界河染成一片排红。边防站一名中尉带着几名战士回来，一脸汗淋淋的，他一屁股坐在床上，真是又饿、又累、又扫兴！
“真是他妈的扫兴！”一边解武装带，一边愤愤地诅咒道：“白白让我们忍饥挨饿地在杂草丛林潜伏了八个小时！”
他个子高大、身材壮实，那身被汗水渗浸了的警服，紧紧地裹着他那结实而匀称的身躯。他大声命令着跟他一起回来的战士：“以后，不论什么情况，都得认认真真研究研究。”
我认识这个中尉警官，他叫陈才，四川人，是在边防工作站当战士时，“卧底”
立功后上的边防指挥学校。
“卧底”是一个刀头舔血的工作。为的是不让毒品继续去杀戮无数的人。
这是一种非常痛苦的两面人生活。必须和经常为之做噩梦的人渣打成一片，搂成一团，千方百计地获得毒袅的欢心和信赖。
不少眼线打进毒窟后仅提供几次情报便永远失踪在热带丛林中了，陈才是幸运儿！
在南帕河经商的一部分缅甸人大都黝黑、肥胖、表情和善，眼睛滴溜溜的，十分狡黠。买卖些小商品，只是一个幌子，暗地里他们还干些非法的交易。
南帕河大桥缅方一侧桥头，有一个卖小百货的老女人，五六十岁，头发枯黄，神情忧郁，寡言少语，一看就知道是个诚信无欺的农家妇。其实不然。
那天傍晚，天下着毛毛细雨，街上冷冷清清，老太婆开始收摊了，一个穿茄克衫的中年人猫一样地窜上去，以极为迅捷的速度跟她达成协议。那汉子塞给老太婆一叠定金，并约好了交货的时间和地点。他们接触的时间很短凋围没人发觉，但一切逃不过我的眼睛。凭直觉，我判断出了他们交货的时间和地点。
他们交货时间到了。这天，我带着军犬“小虎”很早就越境来到大青寨外一个偏僻的树林里，隐蔽在树丛中，想看看他们的交易能否顺利进行。
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陈才听我说想养军犬，便托战友从昆明给我带了条叫“小虎”的小军犬来。有天，我走过一片齐胸高的杂草丛，不慎扭伤了脚踝，只好蹲在地上揉，“小虎”吐着长长的舌头，懂事地挨在我的身旁。突然，它“汪汪”
地叫了起来，未等我起身，它就一跃飞过我的头顶，滚出好几米远。这时我才看清楚：它脖子上缠着一节蛇身！“眼镜蛇！”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脑袋，帽子被“小虎”
碰掉了，我心里“突突”地狂跳。过了一会儿，“小虎”脖子上的蛇身不见了，地上摊着一节两寸长的蛇头，两只眼睛突兀着，似乎不甘心如此的惨败。
“小虎”救了我的命，可它却谦逊地低着头，默默地跑回我身边，我抚摸着它的脑袋，说不出心里的感激之情。可惜，后来总部一位首长指示要这条军犬，我只好忍痛割爱了。
树林里静悄悄的，弥漫着清爽的树叶气息。很久，坡下的羊肠小道上出现一个人影，我从怀中摸出军用望远镜一看，果真就是那个穿茄克衫的男子。他东张西望，走到一棵芒果树下就停住了，观望片刻，潜伏在树后的密林中。
我不时留意着四周的反应。森林死一样的寂静，对汉子的到来没有一点感应。
不一会，羊肠小道上又出现了一个人影，用望远镜看得很清楚，正是那个老太婆。她仍是那副忧郁的神态，心事重重的样子，肩上挂着一个简包，步履蹒跚地走来。到了芒果树边，她似乎很累，歪着身子靠在那棵芒果树上歇息，大口大口地喘气。
汉子的脸在树叶缝隙间悄然露了出来，左右看看，闪电般跳到老太婆身边，一把夺过她肩上的筒包，匆匆看了眼，满意地点点头，塞给她一把钱。他们始终一言不发，透过望远镜，我清晰地看到汉子的双手在抖，脸上现出毫不掩饰的窃喜。
老太婆微笑地看着他，布满皱纹的脸透出几分慈祥。汉子面带喜色，返身正要走，突然，四周的树丛剧烈摇动，哗啦一声，窜出几个全副武装的中国边防武警，带头的正是陈才，他的上尉军衔换成了上士作训服，头上戴个钢盔。
我恍然大悟，一定是这个老太婆告的密。众武警押着汉子要走，没有理老太婆，也没没收毒品。老太婆拉住中国边防武警的手，怪叫：“喂，还没给钱，怎么就走了？我帮你们抓了贩毒犯，你们要给钱！”她的云南官话说得非常流利。
陈才停住脚步，塞给她几张票子。老太婆手拿钞票，怪笑两声，尾随武警走出了树林。透过望远镜，我清楚地看到那个汉子回回头恶狠狠地瞪了老太婆一眼。而老太婆似乎没看见，面带笑容走了。她的脚步比来的时候轻快了些。
我浑身又酸又软。边境上的人，中国人、外国人，都像一团神秘莫测的谜，稍有大意，就会莫名其妙地落入陷阱。一想到中年汉子的命运，我不禁从心底涌起一阵悲哀。边境上的情况的确太复杂了。
回南帕河的路上，进入缅甸国境后，沿途我都看见山地田亩之间，开遍了罂粟花，花花绿绿的在风里摇晃着，那么显著和美丽地呈现在我的眼前。如果那些花朵不会结出毒害人类的果实的话，它将成为桌子上、花瓶里最高雅的清供，因为它是那么娇艳，不曾听有人呼唤它为“芙蓉仙子”吗？那是真的。
金荣的死讯传到我耳中，我带队押货刚从泰国边境回来。
站在办公楼上，望着远方的群山，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我定要为他送葬，因为金荣曾救过我。
我眼前又浮现出那枪炮轰鸣，一道道火光划开沉沉的雾的场面。前沿阵地上的战斗正激烈地进行着，队伍从流血的伏击阵地走过来，在密匝匝丛林中缓缓行进。
渴啊，难走呀，这该死的天。
一副担架，一个血肉身躯能有多重，却要四个年轻力壮的人抬，而且是这样的艰难。后面一个，前面三个。前面的挺直腰杆，一个人开路，在泥泞的、爬着青苔的石头上伸出一只脚作为第三者的支撑点。第二者站稳后，从第三者手中接过担架……就这样，轮换着，一步步向前走。
后面那个人通常用膝盖走路，有时还得以用臀部——为了担架保持平衡，为了在这绝对艰难的条件下给伤员减少一些痛苦。那里是个大滑坡，后面的只是臀部着地任其滑行，而那担架则举着，保持平衡。
上面，岩壁陡立；下面，万丈深渊。挪动的脚杆在摇晃，举着的手膀在颤栗。
望而生畏么？不，那是由于极度的疲乏、极度的饥饿和极度的虚脱。
大山在流血。死亡像一片秋天的叶子，像丫支悲壮的歌……
火力封锁线，绕开走，又是封锁区，这条路到底有多远。
伤口化脓感染，火一般灼热，难以忍受巨痛，使我咬烂了干裂的嘴唇，浑身上下全湿透了。
“放下我，放下我，我自己能够……”我流着泪躺在担架上。
没有回音，没有。在那段满是碎石和荆棘的山沟，只有一溜溜殷红的血迹。血迹在不断地向前延伸，向前延伸，向着生存的彼岸走去。
这四个抬我的年轻军人中就有一个是金荣！
军人，当他在血与火的战场上，看到自己的战友倒下了，战友的鲜血洒向泥土的时候，他是没有眼泪的。军人，也只有在炮火硝烟的肉搏中，才真正领悟到“战友”两个字眼的含义，掂量出它所具有的份量。
因为家境穷，许多孩子将奢望变为行动，变为艰辛耕作，痛苦劳作。他们要冒风雨找柴，要忍饥去寻米下锅，每天都是一种苦捱，苦苦捱捱中对人生的感悟要比在家的孩子们清晰得多，深刻得多！
就这样，十二岁的金荣当了一名小人民军。当时像他这样年纪的孩子还少有。
大概由于交通不便，缅北的人也就总是保持那种朴实、豪爽、好客的性格，走到路边累了，可以随便敲开一户人家，进去抽袋烟，喝点水，主人会热情地陪着聊聊天，饿了也会留你吃饭。
走人山中，你便融人这绿的氛围。这儿有千奇百怪的树木和特别艳丽的花。不时你能发现野兔、野鸡，有时还能见到大象、孔雀。正是由于这些东西使缅北的山更加神秘、原始，缅北这个地方也由于神秘而变得更加美丽。
带上警卫员就上路了。上坡下坎走深谷，穿过阴森森的密林，沿途看不到一村一寨，幸好我们有饼干之类的食物。太阳完全落山了。我们气喘吁吁登过一道道九曲回转的山坡，进入一座山的垭口，前面不远处出现龙竹和芭蕉林。近了，首先映人眼帘的是一幅美而残缺的景致。枯杨荫里，芭蕉深处，藏着几间破败的草房，周围几条清亮的小溪点缀着这里的风景。我轻轻喊了一声，“有人么？”这时，竹笆门“吱吱”地开了，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探出头来，说：“进来坐。”屋檐太矮，门既窄又矮，我们几乎弯腰九十度钻了进去，屋里更窄，我们进屋后，一个约十二、三岁不穿衣服的男孩野野地闯出门去。
整间屋子用竹篱笆隔开，算堂屋的中柱，脚前有个温暖的火塘。乘男主人进屋的机会，我打开火塘边的一口破铁皮锅一看，心都凉了：是一锅冒着热气的不知名的野菜和包谷面的食物。这就是他们的食物！？交谈中，我知道这个村子叫励掌寨，我们要去的金荣家所在的寨子离这还有半天路。几年前，这个村的人家种鸦片暴发后搬走了。男主人原是四川巴中县人，从小失去父母，解放初期就跑云南、缅甸流浪，到了中年，患有坐骨神经病，就在这里住下来。四十多岁才娶了一个寡妇带一个孩子过日子，生活还勉强混得下去，但好景不长，几年前，妻子一病身亡，丢下这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父子……男主人听口音知道我是四川人，人不亲土亲，同是四川人，更加热情。
夜深了，男主人一歪一拐地在里屋烘起火，从屋檐上抽出一张草席，放在火塘边，很抱歉地说：“就在这睡吧！”我很感激地点头说：“大叔，给你增添麻烦了。”
我们裹紧军衣躺在火塘边的草席上，可外面的火塘边还坐着个一丝不挂的少年，又怎么能睡得着呢？
清晨，男主人进屋拿出几只土碗和筷子，放在火塘边说：“你们要上路，吃点饭再走。”吃饭？我疑惑了。这时，男主人打开那口破铁锅。我诧异极了，是一锅喷香的米饭！他又打开破土锅，这下真让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是一锅冒着热气的鸡肉。“大叔，你……”“哎，莫见外，咱们都是四川人，出门嘛，谁也不能顶着房子走。快吃，吃饱才好上路。”
饭后，我叫警卫员给他留下一砣鸦片，他执意不收。最后，我强迫他收下了。
我从男孩子口里得知，父子俩留着过春节的大米却给我们煮了一部分，惟一的一只生蛋母鸡也因为“四川人”而宰了。
我们上路后，走了很远，回过头来，他们父子仍站在小茅屋前招手、目送……
在金荣家停丧三天里，成天我们都听到枪声，这也许会使得不了解情况的人疑心是有了战斗。其实每一批客人到达都是如此，他们从遥远的地方赶来参加丧礼，为了防卫，都携带有武器，同时他们也为了对更多的人炫耀自己的力量和主人，也不能不多带些好的枪支，因为这种吊唁与其说是主人的光荣，毋宁说是客人显示自己的威风——这就是金三角地区特有的现象。
如果缅北丛林是一片穷山恶水，如果那些被抓获的毒贩都是凶神恶煞般的地痞恶棍，那么这里出现的一切也许变得容易理解，然而事实不是这样。
伤残离开军队后的金荣几年来一直与妻儿一起种罂粟谋生。他妻子说，她也想不通，他怎么会去做被杀头的贩毒生意？把鸦片从烟包果上刮下来交出去不就有钱了。
也许，这才是真正的悲哀！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悲剧产生？
后来我才知道另一个“战友”到中国边境贩毒，为壮胆用“战友情”拉上金荣一起干。受难者希望无辜者和自己一样沉沦——人类劣性中最邪恶的一面并在所有生物里为人类所独有。
人和人时常不在同一起跑线上，天赋、才能、阅历、社会经验。周围环境乃至机遇等，都由不着你。有的人不可谓不努力，但仿佛冥冥之中命运早已被上帝那只强有力的手规定好了，只能达到某个程度。多年前我读过屠格涅夫的一些散文，总觉得那么悲伤，充满宿命感，未免调子太低，今天我似乎完全理解了命运两个字。
标题 <<金三角十五年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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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同盟军弟兄相残
眼下果敢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战乱过后开始复苏。但同时罂粟仍在广种，鸦片仍在公开交易，海洛因仍在暗地潜流，又给人一种难以松弛的潜在恐惧，毒品不绝，危机是难除的。用中国成语比喻，也许就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据新街人讲，麻栗坝子一带并不种罂粟，都要到上六户或东山区种，那里气候水土适中。如新街八十三户不种罂粟的仅三户，年收烟土多者三十市斤，少者十余市斤，按现时果敢烟土价计算，多者年烟士收人八千至一万元，少者三千至四千元，被视为当地主要的经济收人。
许多老人说：自十九世纪初期，罂粟随着英殖民者进入果敢后，当地农业生产逐步步人一条畸形发展的幽径。原始森林被砍光，用于精耕罂粟。因此，水源逐渐枯竭，加之没有像样的水利开发之举课敢粮食生产受到制约，粮食不能自给，靠外地输人权就是说要靠烟土换粮。清代迄民国时期，多为初产品的鸦片成交，且多数输往中国，称“麻栗坝烟”。本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之后，新中国严禁鸦片毒品，果敢鸦片转向泰国缅甸边界出口，开始加工成黄皮半成品，七十年代以来，开始加工精品海洛因，并开始向四处扩散。目前已实施部分禁毒措施，毒品制作与交易已转入地下，但种植依然公开，鸦片交易似乎也没人管。同时，禁毒与反禁毒、真禁与假禁的矛盾也随之突出起来。禁毒能否真的贯彻，政治能否真的稳定，世人关注。
果敢人也难免不有所虑。因为近百年的果敢政治。军事与经济史，几乎无一不与鸦片毒品有关。大家不愿从事别的劳动，连小菜佐料都不必麻烦自种，反正有人从外地运来，只要有烟，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到。一到旱季，就有人来做工，那时，做农具、修房子都不愁，自有人帮于。因而，种烟之外，他们什么都不学，年深月久成了百无一能。听起来有些绝对，但从某种意义理解，确实反映了果敢目前社会经济仍然一切依赖烟土的现状。
这里应该提及一下，果敢人虽然种毒、贩毒，但吸毒人并不普遍，就是抽鸦片者也不多，且多为上了年纪的老者。联想国内有些吸毒者，为吸毒毁家、毁己，实在令人感到是一种莫大的时代讽刺。
为果敢民族的生存和发展，1991年彭家声总司令在一次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率先提出部分地区禁种大烟。
有些人思想不通：我们祖祖辈辈靠种大烟生活，如果禁种烟，靠什么活下去？
有的则认为，大烟可以治病，禁不得。针对这些模糊认识，会议展开了讨论，进行了回忆对比。彭总司令指出：鸦片大量传人缅甸才是近百年的事，怎么能说果敢民族祖祖辈辈靠种大烟维生呢？至于说大烟能治病，不错，但只能起辅助作用。而大烟对一般疾病来说，是能起到麻醉一下的作用，使病人得到暂时的安宁，实际上并没有使病根除掉。因此，用大烟治病，往往是病没治好就上了烟瘾，害得全家受苦。
……
根据我们第一特别行政区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各县、乡（保）召开大会，进行传达，反复讨论并在各村寨的群众中广泛宣传。
群众的情绪激发出来了，讨论更为激烈，形成了群众性的控诉烟毒危害的大会。
受害最深的妇女，她们倾诉吸毒给全家人带来的苦难，不少妇女说：“本来和睦的家庭，男人一抽起大烟来，早上不起床，晚上不睡觉，蓬头垢面，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所有劳动负担都加在妇女身上。一个家庭被抽得什么都没有了，家里没有东西变卖换大烟，就打老婆孩子，老婆干了农活还得去帮工、打草排，想法挣钱来给他抽大烟。过重的劳动，把人累得要死不活，要是哪天挣不回钱，还得挨打受骂，有时帮工换回点米来养活孩子，又被偷去换大烟，一家人害得吵吵闹闹，凄凄惨惨，天天泡在泪水里，要是没有娃娃，真想死了算了。”有的说：“烟鬼烟瘾发起来，没有抽的，就偷！就摸！连我家晾在房下的几串鹿子干巴也被偷去，搞得四邻不安，你怀疑我，我提防你，出工干活心放不下，不晓得家中什么东西又要被偷去。”妇女都爱佩戴首饰等物，如果没有了，就会被人笑话看不起，而很多抽大烟的男人都愉卖妻子的首饰、新衣等物，使她们没脸出门，连走路都抬不起头来，这是最伤妇女心的事。会上，一个个越说越难过，止不住痛哭流涕，会议开成了一个个声泪俱下的控诉烟毒危害的诉苦会。于是人们纷纷提出，要铲除大烟，禁止制毒。
1992年7 月，我们第一特别行政区军政委员会召开了最后一次研究禁毒的会议，会上到会干部一致表示同意彻底禁毒，会议作出决定：全部铲除公路沿线所种大烟，今后一律不再种大烟。种植贩卖毒品算违法行为，今后违者要按国家法律制裁。要销毁一切制毒加工厂，积极开展戒烟，对因禁毒而发生困难的农户，政府将在生产工具、种子、口粮、衣服、医药等方面按具体情况给予救济、扶助，村寨要在劳动力、换工、房屋修缮等方面给予帮助。
经过调查研究，完全掌握了各区、乡（保）、村寨和各户种植大烟的面积、地点，吸食大烟的户数，各户的经济情况，并计划对贫困的吸毒户进行必要的救济或扶助。
动真格的了，整个麻栗坝震动了。我们谨慎地注意各种动向，继续深人地做工作，一场势不可挡的禁毒的人民战争在第一特别行政区（江西两岸）范围内展开了。
然而，由于在禁烟问题上有些操之过急，引起了同盟军912 师的哗变。
1992年11月28日同盟军912 师哗变，火塘边的战友们的烟筒吸不成了，老酒不再喝了。火依旧旺，然而一些战友弟兄却永远不见了。
冬月初六早上七点，随着扣塘第一声枪响，双方开始激战。我们投入兵力五千八百余人，使用步枪、冲锋枪、重机、高机、六①炮。七五炮、一二零炮、火箭筒等武器，十余次战斗在中缅边境一百六十号界桩至一百三十六号界桩缅方一侧进行，战线长一百多公里，纵深三十公里。
总部直属部队进行战前动员，召开动员大会，总参谋长作了动员报告，说明我们今天的战斗任务，是撕开一条口子，掏心脏。
哪里先响枪，哪里枪声密集处，哪里就是主战场。
事前已勘察地形地物，曾组织作战参谋查看。因奔袭中要经过一条小河，侦察人员跳到河里，对河的宽度、深度和流速进行了认真测量。测量结果是：河宽六米，河深一米，河水流速很慢。
大家也知道，这时候不拿出全身的拼劲不行了。一声出发令下，又呼呼往前冲。
一名战士说，“我有些怕打仗。”我说，“别怕，你跟着我，要死我死前头。”一个战士在一阵冲刺后倒下了，抱住两腿直打滚，喊叫：“班长，我不行了，我不行了！”
我正好赶上来，手枪上了顶膛火，“不起来走，我毙了你。”
他听出是我，又喊：“屈副营长，枪毙我吧，枪毙我吧，我不行。不行了！”
我当时要不是怕枪声暴露我们进攻意图，说不定真把他毙了。那样我这一辈子也就再也不能心安了。
我只能伸手去拉他，一接触到他，我就像触到一块冰，还感觉他的手脚在抽筋。
我明白他是真病了。
“谁身上有吃的？”
有个副连长身上还真带有巧克力。我接过来就朝他嘴里塞，又灌水。两三块巧克力下去，他站起来了，又背上枪：“屈副营长，我……跟你走，我能走。”
那位虚脱的战士，他上来了，虽然晚一点，但总算是上来了。
他也参与了向第一个目标的攻击，但还没来得及打出第一枪便牺牲了。
江西部队营连排干部佤族成分居多，由于佤联军的战场投入，我们阵线开始动摇，腹背受敌。
在六号高地，我决定在守军眼皮下牵制守军，以分散守军的力量。守军也发觉了这个威胁，拼命用机关枪封锁我们。艾嘎专打守军的机枪手，但是打掉一个，他们又换上一个，双方一直这样坚持到下午。
阵地上我们独立营只有九十六名干部战士了，其中三十名已经负伤。
我带六名战士向前设伏，守军又打炮了，“要小心。”我提醒身边的战友，艾嘎满不在乎地笑笑，回答说：“他们打了一百多发炮弹，我一根毛也没擦着。”
我板着脸责备他：“打到你头上，来不及了！”
说完就叫王老四督促他们几个迅速分散隐蔽，自己则寻找守军的炮兵阵地，想打死炮手。
“轰隆！”守军的炮弹开始落往这边，我刚想回头看，“轰隆！”
说时迟，那时快，头顶已响起炮弹尖厉的嘘声，我忙卧倒。
四名战友都死了，只有王老四还在呻吟，他不想死，紧紧搂着我的脖子……
我弯下腰拿枪，但战士们的尸体已经僵硬，我只好拔出匕首，割断背带，抽出他们握着的枪。我抱起四支冲锋枪，只觉得眼前一切都变了颜色，无法相信这么好、这么多的战士，竟会在守军的一发炮弹下，来不及喊一声就都牺牲了。我很难接受这个事实，可是怀里战士们的枪闪着蓝色的寒光告诉我，他们永远不能与我一起向守军冲锋了。我背上脚部负伤，倒在稻田里的艾嘎，在苍茫的暮色中，一步一步走回阵地。
正月初四黄昏，在阵地上坚守的我们独立营接到司令部通知：“893 师已投向912 师，立刻撤退！”营长身负重伤已抬下阵地，全营连排干部只剩五人。
战士们指着战场的火光，喊着：“不撤！”
“替战友们报仇！”
“屈副营长，你说的话算话不？”
一个个睁着血红的眼睛，握端着枪，望着我。我紧紧咬住嘴唇，没有出声。是的，战士们都在等着我的一句话，执行命令，撤？或者根本不在乎，继续坚持下去，准备牺牲！我的感情是违抗命令，理智的声音、指挥员的责任，却又在命令我必须执行命令。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理智与感情这么激烈的斗争，我的嘴唇咬出了血。鲜血沿着我的下巴流着，有的战士又喊了：“屈副营长，就这一次，让我们冲过去，杀！”
我下定决心：“撤！”
“不撤！”
我大声喝道：“服从命令！”
大家惊异地望着我，又见我的脸上，流满了眼泪。
好多战友们都哭了，我们在兄弟部队的掩护下，撤出了战斗。
回到设在一二七界桩缅方境内的司令部，我迟迟迈不进那门槛，彭总警卫排的战士一眼瞥见我，大声对房里喊：“屈副营长回来了！”
“春辉。”彭家声总司令叫道。我低着头，走到房里坐下。
我沉重地站起身：“我们这次仗没打好，请求处分。”
我低着头，等待着彭总司令的批评，甚至一场雷霆大怒。降职处分，或者撤职，这些我都准备好了，我将毫无怨言地接受。
彭总司令炯炯有神的眼睛盯了我好久，转过身，用我极熟悉的语气，轻声说了一句话：“我担心你在穿插部队里头，还没撤出来呀！”
我浑身一颤，泪水忽地涌满了双眼。对败兵，总司令连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
这让找更加羞愧难当。我承受不住总司令对我的牵挂，承受不起这份灼热的感情。
突袭，我们独立营发起第一次攻击时，敌军一发炮弹落在我营一个新战士贺岩身边，他四处负伤，一头栽倒，当即被送下阵地。
第二天早晨，战斗仍在激烈进行。我下山给炮排部署新的任务，顺便去看了看贺岩。他已经不行了。我叫他，用我的水壶给他喂水。他认出了我，立即把我的手抓住，声音很小很小：“屈副营长，屈副……”他喘得很厉害，每一声喊都像用了全身的力，胸部发出呼隆隆的喊声，我微微抱起他的头，对他说：“你说，你说，我听着哩。”
我以为他有什么事托付我，说不出心里很着急。却听他清清楚楚地问：“屈副营长，高地拿下了吗？”
高地就是我们独立营负责攻击的敌主阵地。
我含着泪说：“拿下了，拿下了！”
其实，那时高地并没有拿下。
他抓住我的手摇了两下，望着我微笑，嘴张合着，看得出他想喊两声好，但没能喊出来。
他在我怀里闭上眼，一直是那个微笑的模样。
他这模样刻在我心里了。我一直很怀念他倒死也不会忘记。
他有父母，当兵还不到半年。照理，此刻他最想念最记挂的应是他父母，他才十六岁，还是个刚离开母亲怀抱的孩子。可是他没说他父母，没叫我给他父母捎去他的问候与思念。他身上四处弹片，有一块弹片深深插入他的肋胸骨，防炮洞内草堆里糊满了他的血，他身上的痛楚是可以想象的，他大概也不会想到他的生命已到了最后时刻，但一个十六岁的孩子应当在这时放声痛哭喊叫，可他，仅仅问了句：“高地拿下了没有？”
我是平安了，回到了总司令身边，可是我们营六个建制连和直属队只带出五十一人。
副营长的担架抬来了，我揭开军毯，副营长的身上盖着一件血迹斑斑的军衣。
头上的伤口已包扎起来，血从绷带上渗出来，从耳边向下流。他的眼半睁着，呼吸十分微弱，嘴在微动可是听不出声音。
军医对我轻轻说：“副营长很难救了。”说话时，他的声音在颤抖。“要用一切办法来挽救他。我们怎么忍心让他离开我们呢？”我说。军医是一个好同志，他说：“屈副营长，我一定尽力。不过伤势这么重，医疗条件又这么差，逼得我向你说出我不愿意说的话。我愿受批评，愿受处分。如果输血能救他，我愿将自己的血输给他，我愿代替他受任何痛苦。”
“你是一个好同志。”我打断他的话，“今天不准你说但是，要说一定，救活他！”
副营长还是走了。
我把那件血迹斑斑的军衣取下，脱下自己的军衣给他穿上。
从血管里流出的是血，与自来水管里流出的水。终究是不同的人生，不同的历史。
那血衣在我心中永不会褪色。那是鲜花，开在我的心头。
彭总司令说：“在我的人生中。没有失败。”
这不仅仅是历史，首先是信心，是气势。
顺便交待一句，同盟军内讧还有一个原因：由于佤联军考虑彭家声总司令与坤沙（张奇夫）及女婿林明贤的密切关系对佤邦安全不利，借钱给杨茂良和出动佤联军精锐417 师支援，并在战斗中发挥了作用。
我们追随彭家声总司令退出了果敢地区；912 师师长杨茂良成为同盟军总司令。
标题 <<金三角十五年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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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花好月难圆
同盟军912 师哗变，我们战败以后，我回了一次昆明。
冬天是翠湖最寒冷的季节，昆明的高楼隔绝了美丽的日出，整个冬季的日子萧条平淡，没有艳阳高照，没有和风细雨，没有流金溢彩的果实成熟，没有小草吐绿，没有柳条发青，甚至冬天本身，也因为缺少雪花飘飞和雪色辉映而显得空洞平乏。
然而鸥们还是不远千里，跋山涉水地来了。没有祖辈的遗训，没有先哲的启迪，它们来了，孤独地降落在翠湖狭窄；污浊的浅水滩上，大口大口地喘息着，嗷嗷待哺。
月色清冷，当一天冷寂下来时，寒凉的湖边坝堤上，鸥们浑身赤裸着匍匐在坚硬的泥石板上，匍匐在杨树脚下的臭水滩边，眼神呆滞地凝望着遥远的北方天空，痛苦地想象北方原野冰冻的世界，向往着冰清玉洁的巢穴，感伤着自己身世飘零的不幸。
冬天，翠湖的鸥们不正似我这个对昆明既熟悉又陌生的远方来客？
谁付房钱、车钱、饭钱？心里一片茫然。唯一的安慰是还好，还年轻，再漂几年还赔得起。不是对自己不相信，自信了这么多年，也没找着长期饭票，有什么本钱去踌躇满志。
漂泊的尽头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黄勤现在怎样了。
住在茶花宾馆，仍然喜爱晚饭后出来“散步”。
晚风吹在脸上，吹在身上，有点寒冷。走上与攀昆大厦相接的人行天桥，看着大大小小的霓虹灯闪烁。“踏遍青山人未老，波尔瑞真好”，广告如是说。科技大楼、文化宫大楼上兄弟生啤、天一饮品布标在风中猎猎作响，攀昆、昆百大、莱英达等商厦变着花样地打扮自己的脸面：“砖块”——护国大厦发射着永不疲倦的电视信号；一只只排队的“甲壳虫”——小汽车缓缓从桥下爬过，“甲壳虫”们既急不可耐而又不能不耐心等待，车灯不时地闪烁。
邮电大楼前巨大的威特电子彩屏闪着迷人的笑靥，它的背后是一个又一个的诱惑。“要买传呼机请到XX台。”樱花的电梯露在外面，像是一种奢侈的象征，假日酒店，观光电梯，来吧——如果你有钱。犹如黄昏的蚊子、虫，地摊遍布人行道，小贩们卖着可疑的红樱桃，颜色相当不对头；各种漂亮的帽子摆在地上，大堆的发夹。所不明白的是，当中有一个状如铲车的乳白色夹子，不知何用？只多看了一眼，长相不俗的女摊主便热情地告诉你这东西如何用云云。女老板白天开时装店，晚上偶尔卖点小东西，从T 恤到气球，从夹子到吊带，各种小商品应有尽有。
夜是一种流，看不见的流，像一条不会停息的暗河，夹着闪烁的霓虹灯光，汽车的光带、幽暗的舞厅灯光、高跟鞋、跳动着欲望的火焰；也包括黄色和黑色的浊流，车站、饭店、夜总会，走至电影院门前，卖淫的女子在游荡。
从小板桥来的卖花女辛苦了一天，除给花贩送花外，手里还剩下一些玫瑰、丁香等花，她准备回家了，还得骑上十多公里，挣钱不多，但心情很愉快。新闻路几个路口的小吃摊开始热闹起来，“西霸天”、“安达”舞厅的舞客刚钻出KTV 包厢，又涌向食摊。
“大哥大”穿着“观奇洋服”一路说着什么，昆交会场半封闭的公路边花园里藏着几对情侣，西南商厦的电子广告牌背后是商家的巨大努力、决心和雄心，电信局、医院、报社彻夜的灯光下是辛勤工作的人们。
它充满活力，这城市。
大观河满载着垃圾，向滇池流去，睡美人躺在一个越来越肮脏的池子里。
昆明，有着温暖和寒冷，其实不管你愿意否，它总是对你说，请到这里来。它是一个谜，每个人都爱恋它。它是一种诱惑，它是一种辉煌，它是一缕阳光，一种希望。
公安局工作的黄勤得知我回昆明，携她女儿来茶花宾馆看我，要我住她家去。
两人四目交投，涕泪盈眶。七年，七年不见，多少的前尘往事，在那一刹那间重新翻起，一时竟相对无语，只是紧握着对方的手，让心酸爬满一脸。我问她现在还好吗？怎么没把老公带来？她避开我的问题，告诉我：“我妈说过，你们没有经济基础，以后会受穷的。而我认为穷并不可怕，我们有爱，都有一双手；累，我们也不怕，因为我们很快乐……”
我被深深感动了。黄勤的泪水就像潮水一样装在我心里。以后的岁月，每次我回昆明又要离开时，那些泪总是冲击着我的心。
黄勤是我铭心刻骨的初恋。又见黄勤，使我想起丛林的红豆失落，想起在同盟军婚恋的失败。我始终认为该属于你的，躲也躲不开；不该属于你的，求也求不来。
相信么？人生是一种机遇，爱情是一种缘份。
有一段日子，吃完晚饭我就开上那辆军用吉普去召武。召武县城是云南省级开放口岸，距离南帕河仅仅三十公里，四十分钟即到召武坝子。每次来到召武坝，我几乎都要下意识地来到汽车站，在我心灵深处，这是唯一能通向故乡、通向家的地方，它把我和遥远的亲人联系在一起，以寄托自己的思乡之绪。
当夕阳给远山抹上一片金辉，给召武坝子撒满碎金时，那一幢幢小巧的竹楼掩映在竹林大青树中，牧童吹着竹笛，踏着树林小径回家去了，人们踩着架在南定河上的竹桥从田野里回来，一辆辆自行车越过小竹桥，也消失在树林中，三五成群的傣家少女踏着晚霞，肩挑着竹扁担到河边、井旁吸水来了。晚风一吹，水边的凤尾竹腰弯得低低的，竹尖轻轻吻着水面，轻拂着傣家少女们的筒裙。
我和王情予是在清月舞厅跳舞时认识的。有人说男人只对自己苦苦追寻的爱才珍惜，而我却更珍视一见钟情与平淡中结下的情缘。
清月舞厅是召武颇有名气的一处娱乐所在。虽说场地不大，布置却也清爽雅秀，豪华的一方酒柜，宁静的半片舞池，据说很吸引客人。
那天我带着警卫员推开茶色玻璃门，朦胧灯影里，正回响着最新潮的乐曲，舞池里已有不少青年男女在翩翩起舞。
“能请你跳个舞吗？”我看准了一个比较漂亮的小姐，她的另一名女伴被人请走了。这个小姐略施粉黛，穿着露背又裸肩的衣裙，披一身乌黑的头发。姑娘扑问了一下长长的睫毛。我们微笑着，慢慢地跳动。
我问她在哪里工作，因为她不像是当地摆夷。
她告诉我她是双江县拉枯族，云南财贸学院毕业就分配来县税务局，在直属分局工作。一曲过后又一曲，接着她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叫她猜。
姑娘忽然歪起脑袋，半玩笑半认真地说：“你可不是过中国来卖白粉吧？”她一说，我大惊。
原来她看见我开来的那辆吉普挂的是缅方牌照以及时刻保护我的警卫员那身草绿色军装。沉默了好半天，我才向她作了自我介绍。
“像你这样带兵的人，不抽烟、不喝酒很难得！”她对我有好感。“你有一种质朴的书生气。”
有钱，而不奢侈，可以偶尔豪华一下。有才，而不傲世，对平凡零星的闲杂细事一样充满津津趣味。有地位，而不凌人，和小贩平和认真地讨价还价，和看门老汉聊天气，带哇哇哭的娃娃找妈妈，在家里懒散，在情人面前耍赖不认帐……我会由衷地说：我活过了，很好。
她已经被我吸引了。她不解地问我：跳舞别手枪干什么？
她真不简单，连我腰间别的五六式手枪她也感觉到了。我申辩：“是为了自卫防身！”就不吱声了。她见询问破坏了气氛，便笑着说：“开开玩笑。”
人在孤寂的时候接近异性，便很容易产生爱情，尽管眼前的不是意中人，也会以心中事升为意中人。从那天起我们互相间便坠入人情网。然而要长久地保持爱情，使两颗心灵永不分离，却很困难。
我着实从心里爱过她，但通过多次接触，我渐渐发觉她身上有种隐藏很深的虚荣，这又使我产生莫名的不安。
我渴望她变得更完美一些，每次交谈我都向她提出善意的规劝，可她不但不以为然，反而对我产生了怀疑。
起因是我责怪她老爱往舞厅里窜。她奚落了我几句，我反讥她：把舞厅变成情场的人有的是。
她总是对我讲某某单位的小伙子又对她有意思了。只要是男人，只要是爱对方的男人，听到这话总是会掉进醋坛里去的。我还想做人，而不是想做一坛泡菜。我只想知道她目前读什么书，织件什么毛衣。
在我们认识不久的一天，我与王倩予偷吃了禁果，她还是个处女，我……。说来很让我惭愧，那天买菜回她宿舍，她让我拿一下胸口袋里的钥匙，她双手提菜，我无意触及了她高耸的乳房，就像被电击一般，怦然心跳，快感刹时传遍全身。
打开宿舍门后，我便迫不及待地关上门，一把抱住她亲吻。再慢慢地脱掉她的高跟鞋，抚摸她修长的大腿。她半推半就倒在我的怀里……在那房间里我度过了一天一夜销魂的日子，要不是杨营长带信来，我真舍不得离开。
她向我提起成家的事了，这使我感到很亲切。想到有个男人在林中建造小屋，想到有个女人端坐在沙发上为儿子织衣……
家是什么？是一种等待，当你疲惫而归，有人倚门而立，屋旁的树上有黄丝带飘动；是你在外面觅食争斗受伤后回来，舔好伤口展开羽毛又要离开的地方。
我知道，组成一个家庭不容易。它不是简单的1 ＋l ，它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和无私的奉献。它意味着忠诚、尊重、理解，它表明我将对这个家庭负责、尽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