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说，是的，我们等待的虽然不一定就是这个人，但我们等待的无疑是来到这间土屋并需要帮助的人。我们每个月辛苦一趟，却将一个人的生命挽救，难道这不值得吗？
可是，万一这个人没来呢？
那我们就把这件事坚持做下去。
假如永远不会有人来呢？
那就永远坚持做下去。
这样做有意义吗？
当然有意义。父亲说，你知道吗？在你来到这个土屋以前，我已经一个人在家和土屋之间往返了十年。就是说，其实我们并不是用了十年时间才等来第一位需要帮助的人，而是用了二十年。
你是说这土屋是你垒起来的？
不是，我只是修了修而已。这土屋是一位老人垒起来的。他垒这个土屋，和我们每个月来这里一次的目的完全一样，那就是——帮助一位未曾谋面却是真正需要帮助的路人。他的家，住在山那边，每个月他都会从家来到这里，擦一擦桌子和椅子，晒一晒被褥和木柴，磨一磨刀，换走灶台上的火柴，然后离开，回家。他也是用了整整二十年的时间，才等来第一位需要帮助的人。那个人在山里迷了路，他筋疲力尽，急需一把柴火……
那个人是谁？儿子好奇地问道。
我。父亲淡淡地说。
几年后父亲老去，不能够翻山越岭来到土屋。不过每个月，土屋都会迎来一位酷似他的少年。他在土屋里擦一擦桌子和椅子，晒一晒被褥和木柴，磨一磨刀，换走灶台上的火柴，然后离开，一个人回家。
一切只为了等待一位需要帮助的素不相识的路人，他可能永远都不会到来。
第三辑 烟花灿烂
长凳
乡下的雨比城里的雨大，我这样认为。
逢夏季，逢大雨，雨便把乡村浇得亮晃晃的，呈现一种模糊和扭曲的景致。于是河水暴涨，浑浊，湍急，直冲而下，村人就跑出来，急匆匆的，却不是为了看景，村人没那个雅兴和时间，他们出来，为了捞东西。
总会有可捞的东西。河的上游连着很多村落。河水里漂来垃圾、南瓜、巨木甚至家具，当然，更多的时候，只会飘来一些碎草。碎草被河边裸露的树根挡住，就有村妇拿了粪叉，捞半天，捆紧，带回家，晒干，可以煮五六碗的稀饭。
方言里，这叫"捞浮"，几乎村里的每一个人，都干过这事。
宝田与三麻同龄，论辈分，宝田管三麻叫"叔"，但从不叫，亲哥俩似的友谊。那时三麻正跟一条鲢鱼搏斗，三斤多重的鲢鱼自己蹦上岸，三麻扑过去，手一滑，鲢鱼又蹦回到水里。三麻骂，成心逗老子呢你。这时他听到宝田的声音，凳子！
是长凳，放在堂屋，一次可以坐三四人的那种。凳子从上游漂下来，被雨后的阳光照着，闪着暗黄色的木质的光泽。等凳子靠近，宝田便拿一根粪叉，看准了，猛地向岸边一划。凳子在水中打一个旋儿，漂到叉子所不能及的地方。
宝田急了，凳子，漂了！凳子，漂了！他向着凳子喊，很无助的样子，却并不看三麻。凳子漂出很远，颜色开始黯淡。宝田向回跑，寻着更长的粪叉，或者棍子。三麻正是这个时候，跳下水的。
三麻是村里水性最好的一个，没费多大劲儿，就把凳子救回。他把凳子坐在屁股下，一边哆嗦，一边拿手抚摸。三麻说，多好的凳子啊！
三麻把凳子带回家，三个孩子争抢着坐。一个孩子跛脚，很严重，吃饭时，几乎趴在地上。三麻的女人说，这下好了，这下好了。三麻说，好个屁，那是宝田的凳子。女人便看着他，尽是不满。
宝田常来。他对三麻说，这凳子，是我先看见的。三麻说，是。宝田说，我的叉子，没捅准。三麻看一眼正在凳子上玩得起劲儿的跛脚儿子，说，是。宝田就不再说话，有时喝一碗三麻家的玉米粥，把嘴巴咂得夸张地响。
有时三麻去找宝田。三麻对宝田女人说，要是我不去捞那个凳子，凳子就冲远了。宝田女人说，知道。三麻对宝田女人说，家里孩子，腿不好。宝田女人说，知道。三麻对宝田女人说，下次再捞浮，如果有凳子，我拼了命也为你家捞一条。宝田女人的嘴就撅起老高。不会那么巧，她说，捞了这么多年，头一次看见你捞到凳子。宝田火了，丢了手中的筷子，大骂他的女人。女人就哭，数落着宝田的窝囊。
凳子就放在三麻家的堂屋。宝田来了，常常坐在上面。一边用手摸着，一边说，多好的凳子啊！
那年，没有为三麻和宝田再下一场大雨。天热得很，三麻的承诺，被太阳烤焦。
第二年夏天，终于下了一场大雨。好像所有的云彩都变成了雨，直接倒在了河里。河水再一次暴涨，更浑浊，更湍急，河面变得更宽。
雨还没有停，三麻就叫上宝田，要去捞浮。宝田说，等雨停了吧，会有凳子吗？三麻说，现在去，会有。
还没到河边，两人就发现河面上飘着一只凳子。尽管影影绰绰，看不确切。三麻说，是凳子吗？宝田说，像。三麻就狂奔起来。宝田在后面喊，三麻！三麻没有回答，依然狂奔。他跳下了河。
三麻就这样被河水冲走了。宝田还记得，三麻在河水中举起的那条"凳子"，不过是一个窄窄的硬木板。
尸体是在下游很远的地方发现的，三麻被泡得肿胀和惨白，像发过的笋。三麻的女人只看一眼，就昏过去；众人把她叫醒，她再看一眼，再昏过去；众人再把她叫醒，她就疯了。
她把跛脚儿子抓起来，扔到院子里。然后抱着凳子，去找宝田。她对宝田说，别再捞浮了，叫三麻回家吧。宝田嘿嘿笑，像哭。她再说，三麻水性好，但水太凉，别让他下水。宝田再嘿嘿笑，更像哭。她再说，三麻呢？宝田便不再笑了，抹一把泪说，对不住你，婶娘。宝田头一次叫三麻的女人婶娘，三麻女人感觉不是在叫她。
自那以后，村人常常听到宝田在夜里打她的女人。女人的惨叫，传出很远。
有时我回老家，去三麻女人那儿坐坐。那是一个已经六十多岁的女人，我也叫她婶娘。
我问她，婶娘，认识我吗？她说，认识，你是小亮。我问她，婶娘，身体还硬朗吗？她说，还好，什么病也没有。我问她，婶娘，家里日子还好吧？她说，还好。只是，三麻没有坐的地方。
她的家里，其实摆了一圈沙发。那是她的跛脚儿子添置的，他们一直住在一起。
后来我知道，她的家中曾经失火，那条被宝田送回来的凳子，早已化为一把清灰。
她盯着我，她说，三麻没有坐的地方。如此重复，一直到我离开。
小的时候，在雨后，我也常常和大我十几岁的堂哥，跑去捞浮。我们捞到了碎草、葫芦、树枝、油桶、南瓜、竹篓、八仙桌。我们捞到了很多东西，但我们依然贫穷。
大义
老吴的叔叔，突然找到他。
叔叔说，如果你不帮我和狗娃，怕是没人帮得了我们。
狗娃酒后去镇子赶集，因为两句话，与一个后生动起手。狗娃顺手抄起旁边的锄头，后生的脑袋上，就多出一个血窟窿。后生被送到了医院，十几天了，还没醒过来。后生的老母亲，整天呼天抢地。
后生的家人将叔叔家翻了个底朝天，又将村子围困数日，仍等不回狗娃。狗娃已失踪十几天了，没人知道他到底逃到了哪里。
老吴的父母死得早，是叔叔把他养大的。叔叔不仅养大他，还勒紧裤腰带供他读完大学。假如没有叔叔，老吴也许早就饿死了，哪儿还能当上区法院院长！好多次，过年回乡下，老吴喝多了酒，拍着胸脯说无论叔叔摊上什么事儿，他都会帮他。再喝一口酒，补充道，哪怕不讲原则。
尽管酒醒时，他挺讨厌自己说这些冲动的话。可是再喝酒，再喝多，他还会这么说。
现在老吴没有喝酒。没有喝酒的老吴，话说得就会谨慎得多。
他问叔叔，狗娃去哪儿了？
叔叔说，狗娃这种情况，能判几年？
不好说……那后生不是还没醒来吗？老吴支支吾吾，还得看当时的具体情况……如果狗娃能自首……
生活刚好起来，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叔叔擦一把泪，说。
狗娃刚刚大学毕业。他回乡下看望父亲，顺便等一个事业单位的录取通知。狗娃出事那天，通知恰好来了。狗娃的父亲——老吴的叔叔，捧着通知，哭了半宿。
狗娃要面子。如果蹲几年监，怕他出来会干傻事。叔叔说，我太了解狗娃了，他把尊严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狗娃绝不能坐牢。
叔叔老来得子，狗娃是他唯一的希望。
晚上叔叔在老吴家里吃饭，两个人都喝多了酒。老吴突然说，你把我当亲儿子，我也把狗娃当亲兄弟。
叔叔抬起眼，帮他吗？
老吴说，哪怕不讲原则。
然后，吐得昏天暗地。
送走叔叔，老吴从手机里翻出几个电话号码。每一串数字都代表着一个好兄弟，老吴知道，只要把狗娃送到他们那里，每个地方待上一年半载，几年后再回来，这件事也许就过去了。
他怕狗娃出事。不是现在，而是以后。因为狗娃好面子，他把尊严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有人敲门。从猫眼里看，是一个衣衫褴褛的乡下老农。开门，老农给他跪下。扶起来，老农再跪下。再扶，老农死活不肯起来。
知道狗娃是您堂弟。老农说，可是他打伤了我儿子。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当然没关系。老农说，我只想给您磕几个头。
老吴突然想哭。他知道老农有很多话想说。他知道老农什么也不敢说。他知道老农对他非常不信任。他知道老农的心里，尚存一点希望。
他试图扶起老农，他仍然没有成功。他只好陪老农跪下，他是那样卑微。他甚至陪老农抹眼泪，陪老农磕头。后来他起身去厨房给老农倒水，回来时，老农已经走了。老农刚才下跪的地方，那么坚硬的大理石地面上，似乎多出两个浅浅的小坑。
那夜，老吴再一次失眠。黑暗中，他把牙齿咬得咯咯直响。
早晨，老吴开着车，找到狗娃。狗娃并未跑远，他躲在一个看似极其危险实则非常安全的地方。之前，老吴并没有猜到他的堂弟竟有如此心机。
——尽管狗娃比老吴小了近二十岁，但狗娃的确是他的堂弟。
狗娃钻进车子，说，我爸都对我说了。又说，我在那边绝不会再惹祸。
老吴不说话。车子开得飞快，却不是去往高速公路的方向。
狗娃觉得蹊跷。哥，咱这是去哪儿呀？与其说是询问，不如说是哀求了。
老吴不说话。他将车子开到派出所门前。
自首吧！将车停下，他回头，看着狗娃。
狗娃打开车门，想逃。老吴紧紧地拽住了他。
你伤害了他人，就该付出代价。老吴说，你有尊严，后生和他的家人也有尊严，法律也有尊严……
放开我！
自首吧。
狗娃掏出刀，比画着，试图逼老吴让开。在激烈的争夺与撕扯中，刀子稀里糊涂地刺出，老吴挣扎了几下，软瘫了身子，他的胸口，鲜血汩汩涌出。
昨晚老吴就猜到了这样的结果。他太了解狗娃了。现在，他想，不管狗娃会不会去自首，他已经做完了他该做的一切。阳光下，他无愧于心。
自首吧！失去知觉之前，老吴看着狗娃，微笑着说。
儿啊，我来看看你
儿啊，我来看看你，我只是来看看你，过一会儿就走，要赶火车，回去晚了，矿上要扣钱的。
我知道你记恨我，你说梦话时，骂过我。你怎么那么恨我？我是你爹啊！我有什么办法？念高中，一年得两千多块钱！
儿啊！我来看看你，坐一坐就走，你今天别骂我。
我知道你想念书，可我去哪里弄那两千块钱？就算把我的血抽干，只要能卖到钱，我就去卖。可是我知道卖血得有门路。没门路谁要咱的血？咱家里没门路。
好在咱乡里有煤啊。有煤，就得有人去挖。挖煤，一年能挣好几千呢。你三伯靠挖煤，不是供出了两个大学生吗？
他能挖，我为什么不能挖？我有类风湿？怕什么！你三伯不是还有哮喘吗？
儿啊！所以我去挖煤了。走的时候，我不让你娘告诉你。我不是怕你难受，其实你那时候已经不念书了。我跟学校的老师说，名额先给你留着，等我挣了钱，交了学费，你再回去。我去挖煤，我不告诉你，真的不是怕你难受，我是怕你也去挖煤啊！
其实挖煤也挺好的，吃的菜里有大片的白肉，馒头也挺大的。有塌方？对，小煤矿都有塌方。没塌方，哪能轮到咱们去挖？
你见过塌方吗？我正挖着煤，正挖着，天就塌下来了。到处都是石头，就像下冰雹一样。你三伯喊，塌方！我瞅了一眼，他就被埋起来了。我慌了，向外跑。跑不出去，洞口早堵死了。牛娃喊了声，向后跑啊！他也被埋住了。
牛娃认识吧？你认识的，他比你大六岁，小时候偷过咱家的玉米。
那次塌方，死了五个人。你三伯，牛娃……全死了。我命大啊！我晕过去八个钟头，八个钟头，没有再挨上一块石头……我命大啊！阎王爷知道你读书需要钱，他放我回来了。
儿啊！我挣的钱，够你一年的学费了。可是我回来了，你怎么不在家里？
你娘告诉我，我走后没几天，你也走了。我知道你想念书，可是，儿啊，钱我来挣，我是你爹啊！你怎么也跑出去挖煤了呢？你才十六岁，你告诉人家你十九了，其实你说十六岁，他们也要你，每个小煤矿都缺人。可挖煤是人干的活儿吗？
儿啊！挖煤有大馒头吃，有肉片吃，可是有塌方啊！你见过塌方吗？你见过？天塌下来了！到处是石头啊！你跟你娘说，遇到塌方，你能跑出去，你说你跑得比兔子还快。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
儿啊！我来看看你。我只是来看看你，现在我得走了……晚了就赶不上火车了……矿上要扣钱的……我还得去挖煤……你弟弟，他也要念书啊！
深秋。荒野。一个泪流满面的中年男人，朝一座新坟，狠狠地磕了三个响头……
父亲的祭日
出生到死亡，只有两天与生命真正有关：一是生日，一是祭日。这是生命的两个端点，代表了起始和结束，中间是或漫长或短暂的过程。或许还可以这样认为，祭日是死亡的生日，是阴间的生日，或者是天堂的生日。
一位忘年交朋友几年以前突然去世，我想当死神降临的那一刻，连他自己都毫无防备。他留下写了一半的小说，画了一半的油画，剪了一半的盆景，以及交了一半的人寿保险。他有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全都在外地。他去世以后他们自然全都赶了回来，却只能守着父亲冰冷的尸体抹一把眼泪。几小时以后他们的父亲变成一把清灰，伴着他们长长的哭泣。——世间万物皆是如此，孤寂或者热闹的旅程以后，终将化为清灰或者尘埃——无神论者的生命，只有一次。
去年因在外省开会，没有参加他的祭日。今年，推开一些琐事，我去了他的家乡。他的家在遥远的鲁西南，那里有延绵的群山，有凹凸不平的乡村路，有敢把一条毒蛇握在手里的脏兮兮的孩子，有一座低矮的土包般的坟茔。朋友长眠地下，一把清灰代表他世间的全部。
那天，我见到了他的三个孩子。
小儿子从县城赶回来。他带着他的未婚妻，买了父亲最爱喝的酒，最爱抽的烟。他自己出钱为父亲出版了那本写了一半的小说，他说他相信父亲可以在那边将这部小说写完。他还说出版一部小说一直是父亲多年的夙愿，今年，他终于帮父亲将这个愿望实现。他红着眼睛将酒洒到父亲坟前，又点上一支烟，恭恭敬敬地放在父亲坟头。那天阳光炙烤着大地。我看到那支烟无声地燃着，终于熄灭。
二女儿从省城赶回来。她带着她的丈夫和儿子，坐了整整一夜的火车。她说她必须赶在父亲祭日这天回来，她说她要赶回来看看她受了一辈子苦的老父亲。她带回来很多纸扎：房屋，汽车，电脑，手机，打印机，宠物狗……火车上禁止运输这些东西，我猜想这一路，她肯定受了很多苦。那些纸扎忧伤而又滑稽，却代表着她的全部希望。她哭了起来，她的眼泪在干燥的地面击起灰色的烟尘。
大儿子从北京赶回来。他用上了所有的交通工具：飞机，汽车，蹦蹦车。他带着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已经考上了大学。他带回来很多书，国内的，国外的，哲学的，文学的……那些书包装精美，价格不菲。他将那些书一本一本地烧掉，他说这些书可以陪伴父亲熬过无边无际的孤寂。他跟父亲说了很多话，从中午直到黄昏，一刻也没有停歇。那些话他以前或许跟父亲说过，或许没有说，可是现在，他希望他的每一句话，父亲都可以听到。
每个人都很忙，每个人都请了假。假是那样难请，他们几乎动用了所有的关系。他们请假，只为回来看看已故的父亲，看看隐在青山间的一座小小的土包，或者，仅仅是对于自己内心的一种交待。
我注意到他们的母亲没来。她将他们送到门口，就返回了院子。她杀了鸡，切了腊肉，将园子里的青椒、黄瓜和西红柿摘光，然后专心致志地为孩子们准备晚饭。她坐在小院里择菜洗菜，阳光安静地照在她的脸上，你绝对看不到她的悲伤。可是她怎么可能不悲伤呢？后来我知道，一年中的每一个月里，她都会去老伴儿的坟头，默默坐一会儿，然后默默离开。她在回忆他们在一起的大半生的日子吧？那些忙忙碌碌的，琐碎的，吵吵闹闹的，或者安安静静的日子。她的悲伤是连续的，散开的，而不是集中的，爆发式的。我相信这悲伤驻扎在她的心里，持续到死。
她忙碌着，等待孩子们上坟归来，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顿饭，然后祭日就过完了。就这么简单。
第二天，她仍然站到门口，送孩子们离开。她绝不远送，她知道送得再远，孩子们也是要走的。他们有自己的生活。——他们奔跑在自己的生日与祭日之间，我们把这段过程叫作生命，叫作生存，叫作生活。
我跟她说，您真有福气，三个孩子这样孝顺。她听了，淡淡一笑，说，可是老伴儿过生日时，他们却很少回来……他们在电话里说，祝老爸生日快乐。他们总是忙、总是忙……
从她的眼神里我看不到任何不满，从她的语气里我听不到任何埋怨——这只是她对事实的一种复述。并且我相信，那时候，即使她的孩子们要回来，她和她的老伴儿也会加以阻止。他们忙。不要打扰他们。他们的事情远比父亲的生日重要。事实上生日真的不重要。生命只有一次开始，那仅有的一次是你出生的那天，而不是你生日的那天。同样的道理，祭日也并不重要。生命只有一次结束，那仅有的一次是你死去的那天，而不是你祭日的那天。“过”生日和“过”祭日，不过是世人交待自己或者交待他人的一种仪式，甚至，一种形式。
可是我想说的是，生日是快乐的，祭日是忧伤的。你可以祝父母生日快乐，他们听得到，感受得到，触摸得到。他们笑着，喝着酒，讲着往事，吹了蜡烛，脸上涂满奶油，哼着歌，打着饱嗝，他们会在心里说，哦，又过生日了。你们面对面坐着，你们可以愉快地交流。
可是祭日呢？你能祝他们什么呢？或许他们真的可以听得到——或许这仅仅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就算他们真的可以听得到，又能如何呢？你们面对面坐着，可是你所面对的，不过是一把清灰，或者是一个长满杂草的土包。你们的交流，不过是你的自言自语。除此之外，你还能干什么呢？
说说你的生命吧！它自生日开始，自祭日终止，中间，被切成很多个片断。切开一个个片断的是每一年的生日，是你来到这个世界的纪念日。那么这一天，你最需要感谢的人是谁？
当然，是你的父母。
隔壁的父亲
父亲敲门时候，我正接着一个电话。电话是朋友打来的，约我中午小酌。我从父亲手里接过一个很大的纸箱，下巴上还夹着电话跟朋友叽里呱啦地聊着。
父亲寻出一双最旧的拖鞋换上。要出去？
朋友约我出去吃中饭。不过，不着急。我打开纸箱，里面，塞满烙得金黄的发面烧饼。
这才想起快到七月七了。我们这里的风俗：七月七，烙花吃。花，即发面烧饼。以前在老家，每逢七月七这天，心灵手巧的母亲都会烙出满锅金灿灿香喷喷的烧饼。自打我进城以后，母亲便会将烙烧饼的时间提前几天，然后打发父亲将烧饼送到城里。老家距我所在的城市不过两小时车程，然而，似乎我总是没有时间回家。
和父亲喝了一会儿茶，电话再次响起。我跟父亲说，要不一起过去？父亲惊叫道，这怎么行？我一个乡下人，怎好跟你那些文化界的朋友吃饭？我说，那有什么？正好把您介绍给他们。父亲一听更慌了，说不去不去，那样不仅我会拘束，你的朋友们也会拘束。我说难道您来一趟，连顿饭也不吃？父亲说，没事没事，回乡下吃，赶趟儿。我说干脆这样，我下厨，咱俩在家里做点儿吃的算了，我这就打电话跟他们说。
父亲急忙将我拦住。他说做人得讲诚信，答应人家的事情，再失约，多不礼貌……你去吃饭，我正好回乡下——乡下好多事儿呢。我说您如果真不去的话，我也不去了……当爹的进城给儿子送烧饼，儿子却没管饭，等我回村，村里人还不把我骂死？……再说，我早就想跟您吃顿饭了。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与父亲达成协议——偷偷在那个酒店另开一间只属于我和父亲的小包房。这样，我既没驳朋友的面子，又能陪父亲吃一顿饭了。父亲勉强同意，但路上还是一个劲儿地嘱咐我别点菜，要两盘水饺就行了——一人一盘，聊聊天，多好。去了，小包间正好被安排在朋友请客的大包厢的隔壁，我没敢惊动朋友，悄悄帮父亲点好菜，又对父亲说，等菜上来，您慢点儿吃，我去那边稍坐片刻，马上过来。父亲说，那你快点儿啊！还有，千万别说你爹就在隔壁啊！我笑了。父亲与刚刚进城时的我一样，见了生人就觉得不自在。
做东的朋友连敬三杯，废话连篇。我惦念着隔壁的父亲，心里有些着急。我说要不我先敬大伙儿一杯酒吧，敬完我得失陪一会儿，有点儿事。朋友说，还没轮到你敬酒呢！等连敬六杯，然后逆时针转圈……又没什么事，今天咱一醉方休。我说可是我真有事。朋友说给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就放你走，否则，罚你六杯。我笑笑，我说，我爹在隔壁。
满桌人全愣了。
我说，今天我爹进城给我送烧饼，我把他硬拉过来。让他过来坐，他死活不肯。现在他一个人在隔壁，我想过去陪他一会儿。
朋友们长吁短叹，说你爹白养你这个儿子了，你这算什么？在隔壁给他弄个单号？虐待他？你愣着干什么快请他过来啊！
我说他肯定不会过来。如果你们不想让他拘束让他难堪，就千万不要拉他过来。
朋友说，那我们现在过去敬杯酒，这不过分吧？
我说这挺好。不过你们真想敬他一杯酒的话，就一起过去。千万不要一个一个敬啊！他喝不了多少……
朋友们全体离桌，奔赴隔壁。推开门，我顿时愣住了，房间里只剩一个埋头拖地的服务员。我问她，那才那位老人呢？服务员说早走啦！你点的菜，也都被他退啦！不过他还是打包带走一盘水饺，他说，想给乡下的老伴儿尝尝城里的水饺。
父亲进城一趟，送我五十六个烧饼，一兜大蒜，一兜土豆，一兜菜豆，一兜韭菜，两个丝瓜，八个南瓜，然后，在一个小包厢里独自坐了一会儿，再然后，饿着肚子回家。而他的儿子，却在隔壁与一群朋友吹牛扯皮胡吃海喝，还美其名曰：周末小酌。
我端起杯，对朋友们说，咱们敬我父亲一杯吧！朋友们一起举杯，那杯酒，每个人都干了。
这一幕，我的父亲既不会看到，也不会知道。此时他正坐在开往乡下的公共汽车上，怀里，抱着一个装了城里水饺的饭盒。
五张纸条
暴风雪袭来时，卡车不幸在茫茫戈壁滩中抛锚。天地间霎时昏暗混沌，只剩下狂风、暴雪与彻骨的寒冷。似乎连空气都冻成冰刃，嘶嘶叫着，从每个人的脖子上划过去。六个人缩在狭窄的车厢里瑟瑟发抖，血和呼吸仿佛早已凝固。死神一步步逼近，每个人的心里都生出深深的恐惧。
这是一个很小的剧团，要去戈壁深处慰问一支驻扎在那里的部队。六个人里，年纪最大的四十二岁，是团长；年纪最小的十八岁，是剧团新成员。他们是一对父子。
六个人在暴风雪里坚持了一天一夜。周围除了风雪，连飞鸟都见不到一只。天气越来越恶劣，死神近在咫尺。他们也曾试图丢下车子徒步前行，可是这打算很快被放弃。走进无边无际的漫天风雪，等于选择死亡。挤在车厢里，等待风雪过去或者被救援人员发现，多少还有一丝生还的可能。
又熬过一天。风雪仍在肆虐，世界只剩一辆被埋了半截的卡车。所有人都知道，假如黄昏以前仍然没有人发现他们，他们将会无声无息地冻死在夜幕笼罩下的戈壁滩。
终于决定让一个人离开，徒步走进暴风雪寻找救援人员。他们认为这是最后的希望。假如运气好的话，假如那个人可以找到救援队并顺利返回，也许他们能够得救。团长宣布完这个决定，静静地看着每一个人。
没有人主动站出来。谁都知道一旦离开车子，生命会脆弱得如同高空中落下的鸡蛋——留在车厢里的生还机会，远比一个人在风雪中独行要大得多。
可是必须有人走出去，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做百分百的努力。
车厢里死一般寂静。每个人都面无表情。团长看看儿子，儿子急忙低下头——他的身体是六个人里最好的，他可以在暴风雪里走得最远活得最长——他是最佳人选。
团长说现在必须做出决定。选到谁，谁就走出去。
仍然没有人说话。
团长说那么每人在纸上写一个名字吧，票数最多的人走出去。他掏出一张纸，撕成大小均匀的五份。他将纸条分别递到五个人手里，说，写完以后，折起来交给我。
大家用冻得僵硬的手在纸条上郑重地写下一个名字，然后将纸条小心地折好，交给团长。
团长将五张纸条依次打开，表情越来越严峻。纸条全部看完，他长叹了一口气，把纸条递给他的儿子。他说，大家的意思，改不了。
儿子从父亲手里接过纸条，一张张慢慢地看。看完抬起头，看了父亲一眼，又将目光从每个人的脸上扫过，然后推开车门走了出去。他没说一句话。他的眼睛里饱含泪花。他的表情很是壮烈。他深知走出去意味着什么。狂风裹挟着雪花刹那间涌进车厢，车厢里的温度骤然变得更低。再寻找他，风雪里只剩一个越来越小的暗灰色的影子——瞬间淹没在雪的海洋。
剩下的五个人缩在车厢里，开始了一生中最漫长的等待——等待救援或者死亡。
他们终于得救了。不是因为团长的儿子找到了救援人员，而是因为暴风雪停了。救援直升机在空中发现了这辆被困的卡车，又在三个小时以后，在雪地里找到团长的儿子。
他走出去很远。那绝对是别人不能够达到的速度和距离。事实证明他的确是六个人里面最合适的人选。他努力了，可是失败了。他没有完成任务。他不是神，他只是一位十八岁的少年。
人们没能将他救活。他的死去，看起来毫无价值。
整理遗物的时候，有人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五张对折的小纸条。
五张纸条上，写着五个不同的名字……
悬 崖
他左边的裤兜里装了一把钳子和一把改锥，右边的裤兜里装了一把钢锉和一把尖刀。他把双手插进裤兜，吹着口哨，大摇大摆地走进小区。甚至，他还冲那个留着小胡子的保安，微笑着点了点头。
尽管这时，他的两条腿，绵软得几乎站立不住。
他观察了三天。他知道那个男人在黄昏时分才能回来。在男人回来之前，那个总是挂着厚厚窗帘的窗口，没有任何动静。这等于说，他有充足的时间，在空无一人的房间里翻找。
他的钢锉和改锥没有派上任何用场。他轻轻推了一下，门就开了，发出很大的声响。那声音将他的心脏震痛，人几乎瘫倒。他待在那里至少有十几秒钟，一动不动。终于，他蹑手蹑脚地走进屋子。
他在客厅里胡乱地翻找。他急得满头大汗。他没有翻到一分钱。茶几上有一筒打开的饼干。他抓起几块饼干，胡乱地向嘴里塞去。他吃得很快，却很绅士。尽管他知道，这屋子里，空无一人。
他将近两天没吃东西了。
他一边吃，一边推开卧室的门。
他一下子愣住了。
床上躺着一个女人，侧着身子，正盯着他看。女人的眼睛，含着笑。
他也看她。其实他想逃走，很想。可是他的两脚似被钉住，不由自主地颤抖。他扶着门，努力使自己保持镇定。
女人笑了。她说，你好。女人脸色苍白。那上面，没有一丝阳光的痕迹。
他说，你好。这时他才发现自己的嘴里还塞着饼干。这让他的话含糊不清。
女人说来了？他说来了。女人说你坐。他说不用。他稍微镇静了些。脑子里闪出一千种可能，和一千种解决的办法。
女人说你是来做钟点工的吧？刚打出广告，你就来了……
他满腹狐疑地说，是。他把嘴里的饼干吞下，将右手伸进裤兜，抓紧了那把刀。
女人身边的床头柜上，放着一部电话。女人悄悄地、很隐蔽地把手伸过去。他往前走了两步。他想只要女人的手抓起电话，他就掏出那把刀子，毫不犹豫地冲上去。
女人的手，却在距离电话几厘米的地方停住了。她打开床头柜的一个抽屉，从里面取出五十块钱，递给他。说好了的，先给钱。女人说。仍是浅浅地笑着。
他走过去，接过那张钱。然后愣愣地看着女人。女人说，扶我起来。他就小心翼翼地扶女人起来。女人说，扶我去阳台。他就小心翼翼地扶女人去阳台。女人坐到一张宽大的椅子上，眯起眼睛。看得出女人很虚弱，她在轻轻地喘息。
女人说：“我坐一会儿，你慢慢吃。”她指着他手里的饼干筒，“冰箱里还有，吃完了，你自己拿。”
他说：“不用了。”竟有些难为情起来。只是，他插在裤兜里的右手，仍然紧攥着那把刀子。
你多大了？女人突然问。
二十三，他说，是周岁。
和我儿子一样大。女人说，我儿子，和你一样帅，一样壮。
他的脸红了。
不过现在他在海南，在当兵。女人说，我有好几年没见到他了。
想他吗？他问。
当然想。女人说，你失业了？
是的。他老老实实地承认。
没关系的。女人说，像你这样的年龄，机会一抓一大把。做钟点工，不也是机会？女人开始咳嗽，仿佛要咳出五脏六腑。他不得不松开紧攥着刀子的手，握成拳，轻轻捶着女人的后背。
谢谢你小伙子。女人说，我儿子，以前，也常常这样给我捶背。
他的脸再一次红了。你不闷吗？他说，要不把窗帘拉开吧。
女人笑笑，好。
要不，把窗子也打开吧？透透空气。他说。
女人再笑笑，当然好。
他拉开窗帘，然后把窗子打开。阳光和风灌进来，把阳台以及阳台上的两个人，镀成淡淡的金黄色。
女人再一次咳嗽起来，他轻轻地为女人捶着后背。现在他感觉，自己真的是一位优秀的钟点工，正照顾一个虚弱的女人。他甚至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成就感。
……
突然他听到钥匙转动门锁的声音。他惊了一下：他竟陪着这个病怏怏的女人，在阳台上待了整整一个下午！
女人笑着对他说，时间到了，你该走了。冰箱里还有饼干，如果你喜欢吃，可以拿走。
他说真的不用了。转身往外走，正碰到走向卧室的男人。
他微笑着对男人点点头。男人的脸上，满是惊讶。
他听见男人走进卧室，问女人，谁啊？
女人说，钟点工。
钟点工？什么钟点工？……老天！医生嘱咐过你不能乱动！竟然还开了窗子！你不想活了？
男人的声音，惊慌失措。
他站在门口，一动不动。本想离开，此时却迈不开步。他重新敲门，走进屋子，在男人惊愕的目光中，从裤兜里掏出那五十块钱，然后掏出改锥、钳子、钢锯和尖刀。他把这些东西堆放到一起，压住那五十块钱。
现在他感觉浑身轻松。
他重新走进卧室，朝女人深深鞠了一躬。
谢谢你。他说，是你把我，拉了回来。
一碗拉面
每个黄昏，年轻人都要过来吃碗拉面。面馆很小，板房改造而成，半露天。正是夏天，苍蝇成群。年轻人在一个建筑工地干活，这是离他最近的面馆。
年轻人喜欢吃面。不仅因为便宜，还因为面的味道十分鲜美。
工地没有食堂，早晨和中午，年轻人在附近商店买两个馒头和一包咸菜，加上一碗水，就能将两顿饭对付过去。可是晚饭，年轻人一定要吃一碗面。面虽然简单，但里面有油，有盐，有酱油，有醋，有几块牛肉和几点葱花。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年轻人需要这些东西。
一碗面当然不能让年轻人吃饱。所以，回去时，年轻人仍然会拐到商店里，买个馒头，买包咸菜。年轻人坐在工棚里默默地吃，想着远方的父母和弟弟妹妹，一碗水喝得咚咚有声。心里充满幸福和忧伤。
面馆虽然很小，很脏，但那个秃头老板能把面做出特别的味道。年轻人认为他最大的幸福，就是坐在面馆的长凳上，冲秃头老板喊：“来一碗面！多放点葱花……”
那天年轻人发现碗里有一只苍蝇。他吃下一口面，辣得龇牙咧嘴，低头的刹那，便看到苍蝇。年轻人唤来秃头老板，老板一个劲儿地给年轻人道歉。真的很对不起，老板说，这里马上就要拆迁了，不值得再装修，所以苍蝇多。年轻人摆摆手，表示谅解。老板笑笑说，请稍等，马上给您换一碗。他端走年轻人只吃掉一口的面，然后给年轻人重新端来一碗。年轻人吃着面，突然感到有些可惜。那碗面里不过有一只苍蝇。那碗面他只吃了一口。那碗面里甚至还有两块薄薄的牛肉。年轻人想，假如他能将那碗面吃掉大半甚至吃到只剩下汤水，再喊来老板，将会是不错的结果。年轻人坐在工棚里啃着馒头，仍然想着这件事情，他一想到那碗端走了的面，就觉得太可惜了。
假如再碰到这种情况，他一定会晚些时候喊老板过来。年轻人想，花一碗面的钱吃两碗面，多么合算。
可是这样的几率毕竟很小。谁都不希望碰到这样的事情：老板，食客——除了年轻人。
终于，三个月以后，年轻人的碗里，再次出现一只苍蝇。
是深秋，苍蝇已经极少。可能正因为如此，老板放松了警惕。年轻人吃下一口面，抹抹脸上的汗。他就是在那个时候发现碗里有只苍蝇的。
年轻人愣了愣，抬头看看忙碌的老板，又低下头，用筷子小心地将苍蝇拨到碗沿，然后，不动声色地继续吃了起来。
面的味道真的好极了。一只苍蝇并不能破坏年轻人的胃口。
可是年轻人不能将面吃光——他得做出突然发现苍蝇的样子——他得做出发现苍蝇便扔掉筷子的样子。年轻人大声喊：“老板！”秃头老板慌慌张张地跑过来。年轻人扔了筷子，说：“你怎么回事？面里有一只苍蝇！”
“苍蝇？”
“你看看。”年轻人说。
年轻人拾起筷子，拨动着剩下的几根面条。他没有发现苍蝇。年轻人继续拨动面条，没有苍蝇。年轻人找来一只空碗，将碗里的汤一点一点滗出去。苍蝇仍然没有出现。很多食客盯着他看，表情复杂。年轻人只觉一股热血冲上脑门。
他难受极了。他想哭。不是因为他不小心吃掉了那只苍蝇，而是因为这些人，食客，老板，都看清了他的伎俩。
“苍蝇呢？”老板问他。
“刚才……还在……现在……找不到了……我也不知道……”
“真有苍蝇？”老板目光如炬。似乎他的目光能够将年轻人穿透，似乎他知晓年轻人脑子里的所有秘密。
“真……有。”
老板轻轻叹一口气。老板冲周围的食客笑笑，以示抱歉。然后，老板端起碗，对年轻人说：“对不起，我这就给您换一碗。”
年轻人愣了愣，终于伏在桌上，哭出声来。
我讨厌身上的汗味
我知道我身上有一股很重的汗味。我还知道，那气味很难闻。
现在是黄昏，我挤上12路公共汽车，从东城去西城。我喜欢12路公共汽车。每天我都要往返于东城和西城之间，在清晨与黄昏，12路伴我穿越小城。有时我嫌这段行程太短。我喜欢站在汽车上，欣赏城市的街景。
我讨厌一些作家把我们写得很可怜，偏偏现在的作家大多把我们写得很可怜——在晚上，在睡觉之前，我喜欢翻翻杂志。我常常被杂志里的那些农民工所感动，我对他们，心怀怜悯。但我与他们不一样。我不想让别人怜悯，我真的没有让他们怜悯的理由。事实上，除了偶尔的伤感、孤寂与无所适从，我过得挺快乐。
一瓶白酒、两包咸菜、一根火腿肠，就能带给我一个快乐的夜晚。我一边喝酒一边打量街景：我喜欢坐着轮椅的老人，挺着啤酒肚的男人，拎着坤包的女人，踩着滑板的孩子。我喜欢路灯投下的光影，汽车溅起的水花，男人打出的饱嗝，树叶沙沙作响。我喜欢马缨花的气味，流浪狗的气味，女人飘然而过时散发出的香水气味。城市里，一切都是美好的。我喜欢这个小城。
可是我身上有一股很重的汗味。这让我非常难堪。
清晨，我用冷水将身体一遍又一遍地擦洗。从西城去东城，公共汽车上，我非常自信。我挤在人群里，身体轻轻地晃，轻轻地晃。我迷恋这种感觉。我愿意被这种迷恋所欺骗。我想起母亲的摇篮。
可是黄昏，当我带着一身臭汗回来，我就变成另外一副样子。我尽可能躲开人群，尽可能离他们的身体远一点儿，再远一点儿。然而，我仍然看到他们厌恶的表情。他们或扭过脸去，或捂住鼻子，或打开窗户，或干脆下车。每当这时，我就会羞愧得无地自容。仅有一次，一身臭汗的我被挤到一个女人身旁，那女人看看我，非但没有厌恶之情，还冲我笑了一下。那一刻阳光明媚，我认为全世界的花儿，都在那一刻开放。
我常常想，假如我不必流汗，我就会像城里人一样，每时每刻都干干净净。或许我还会往身上喷点儿香水，淡淡的，甜甜的，若有若无，丝丝缕缕。轻轻翕动鼻翼，仿佛站在桂花丛中。我会靠近每一个城里人：老人，孩子，男人，女人。仅仅是靠近他们，不去打扰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