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省长道：老秦的问题你不要管了。
曹双停了一刻：我能喊几句口号吗？
副省长想了想：不行。
曹双就落了泪：请告诉战友们，莫学我曹双。
副省长道：省委已经发了通报，让大家记住你的教训。
曹双点头道：那就好，那就好。
副省长退出来。回到招待所，打电话喊来三伯：曹双明天就要执行了，你去送送他。他喜欢喝酒。
三伯想了想：影响好吗？
副省长好久没有说话，好一刻才重重地吐出一句话：不声张。
三伯就买了几斤好酒，夜里就去了看守所。
曹双看到三伯，就红着脸道：老秦，我带累你了。
三伯摇头迫：不提这个了，我今夜来跟你痛饮几杯。
曹双笑道：你怕不是我的对于。
三伯也笑：莫吹牛。
二人就划拳行令，直到天亮，二人旨喝得大醉。
毙了曹双，边彩玉和那个女教师在Ａ城呆不下去了。市民们不能容忍两个女人毁了一个挺得人心的副市长。边彩玉的家门口常常被人倒粪便。她在台上演出时，也常常有人往台上扔砖头，闹得很不像话。公安局竟抓不住这些闹事的。
边彩玉只好离开了Ａ市，去了北京。她在北京唱得挺红。但她再也没有来过Ａ市。她死于“文革”初期，传说是让红卫兵拉去批斗时，给剃了阴阳头，她气愤不过，一头栽下台子，登时毙命。那个于教师就在学校教不下书去了。总有人骂她是破鞋。有一天，有人在她的家门口挂了一只旧鞋，她气恼地揪了下来，然后就破口大骂。骂到后来，就哈哈乱笑，笑完了，就疯了。后来就在城里乱跑，再后来城里就不见她的影子，不知所终。四十年之后，我曾到Ａ市采访这件事。几个老人谈淡他说：当时共产党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很高，两个女人生生毁了一个共产党的干部，谁能不恨啊，那时共产党严厉得很啊，现在要是还像当年那样就好了啊。
这是一种沉重的牢骚。沉重得让人不好承受。
曹双只有一个儿子曹迪，曹双被杀之后，一直由政府抚养，后来上了大学。我前年在海南见过曹迪，长得五大三粗的一个中年汉子。我没看见过曹双，可仍旧相信他身上有着曹双的影子，曹双应该是这种威风凛凛的样子的。曹迪在一家合资公司任总经理，我见到他，提到了我三伯的名字，曹迪哈哈大笑。之后，热情地款待了我。他向我介绍他的公司，说得兴致勃勃，却只字不提他的父亲。
临别那天，他为我饯行，在一家挺豪华的酒店摆了一桌豪华得让我眼花缭乱的酒席，他只带他的一个女秘书陪我吃饭，曹迪那天喝得醉了，问道：你是要写我爸爸的吧？
我听得一愣，笑了笑。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曹迪淡淡一笑：其实我爸爸是撞在毛主席的枪口上了。你想想，当时共产党刚刚打下天下，不那样干行吗？这事要是放在现在，算不了什么的。要是按照我爸爸那个罪过就枪毙，我还不知道已经被枪毙了几回了呢。说罢，他哈哈大笑起来。
我点头道：曹伯伯其实挺可惜的，我三伯说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呢。
曹迪笑道：我现在玩过的女人，我父亲的在天之灵或许想也不敢想。他拍拍手，就有一个年轻女子走进来，当着我和曹迪那个女秘书的面，毫不羞躁地坐在了曹的腿上，并在曹迪的脸上身上乱摸乱啃着。
我愣了愣，就有些坐不住了。那个女秘书似乎司空见惯，毫无表情，专心致志地对付着桌上的酒菜。
曹迪笑道：你信不信？这已经是我玩过的第二百三十七个女人了。说着，就掀开那女子的衣服，揉搓那女人的乳房。那女子立刻就发出快乐的呻吟声。
我立刻头疼欲裂了，我记不得我是怎样离开的。我回到宾馆，收拾了行装，当天就离开了海南。后来，我见到三伯，提起了这件事。三伯淡淡笑道：小曹这些年一直仇恨我哩。我有些醒悟，曹迪是在向我示威，或者是向那个年代示威吧。
三伯不再说，转身走到桌案前，提起笔来，在宣纸上泼墨。我看着三伯仍然很直的背，他身上还是那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衣，已经打了几处补丁。三伯“文革”后出任某省的副书记，可他没有去上任，就告病回家休息了。他晚年著书立说，写字画画，悠哉游哉。
我总感到三伯同时代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老了。历史已经把他抛到了社会的边缘地带。他在寂寞中守护着一种圣洁的东西，他不为汹涌而来的时代大潮所动，他的生存本身就对时代的进程发生着有益的制衡作用。三伯到死也不会有惶惶不安的样子，他应该是一个智者。领袖无有民众不成其为领袖，导师没有弟子不能成为导师，但是对于智者来说，只要他守护着人类最基本的精神价值，即使没有人知道他，他仍是一个智者。三伯至今淡泊地活着，今年八十九岁。（我这篇稿子杀青之时，传来三伯逝世的消息。前天晚上，三伯在桌案前写字时，突然直直地倒下了，等干休所的医生匆匆赶来时，三伯已经没有了心跳，真是无疾而终。享年九十岁。）
这里还要交待三伯的一个情节。
曹双被枪毙后，三伯便赋闲在家。他身体不好，身上有三处弹片没能取出，就由此歇了病假，在家写书。三伯在我的家族中，是文化最高的。他上过师范，曾在延安抗大教过书，曾被视为我们党内的秀才。他还跟毛主席很熟悉。因为曹双的问题三伯翻了船，就安心在家写书了，到了1959年，他的一本《先秦诸子百家论》已经出版了。
1962年冬天，毛主席到南方巡视，途经Ａ市，或者是想到了三伯，就打听：那个秦秀才哪里去了，我拜读过他的一本《先秦诸子百家论》。很好。
Ａ市领导就谈了三伯的憎况。
毛主席就笑：脑壳顽固不化，找他来见我，我给他开通开通。
三伯就被引来见主席。
毛主席笑：听说你要当陶渊明，可惜你生不逢时啊。
据三伯后来回忆，毛主席跟三伯谈了他那本书，提了一些意见和建议。毛主席后来就要三伯出来工作。三伯说，他要写完下一本书再说。毛主席就笑：我从不强人所难，或者你真会成为我党的司马迁。但是我还是要劝你研究一下中国当代的经济问题，我们十分缺乏这样的专家，只有一个陈云同志，是很不够的，“仓廪实而知礼仪”。是不是这样？古人这样说，我不大相信。我想你还是研究一下农民的状况，农民的问题。你还是要出来工作，现在重要的是工作，而不是书本。你好像有什么情绪嘛？
三伯就旧话重提，讲到了曹双的事情，认为处理太重了。
毛主席静静地听完了，点点头，叹道：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你再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做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了他们就是救了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啊。我说过的，杀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要积重难返了啊。主席的声音有些发涩。
三伯听得呆了。窗外的北风呼呼响着，锈铁般的枯枝发出海潮般的啸声。
毛主席看着三伯，缓缓地道：你研究历史，不知道你对明史怎么看的？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只好哭天抹泪了哟。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帧，我们绝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会，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三伯怔怔地。他后来对我讲，他当时感觉毛主席像一座高山一样矗立在他的面前。
毛主席走后不久，三伯调Ａ省任副省长。是时：1963年春天，中国已经远离了那个可怕的荒年。但另一个可怕的年代正在悄悄向人们走来。
1960年夏天，村里的食堂已经办不下去，只好解散了。各家各户重新起了炉灶，只是稀少了炊烟。
每天都有人死去。时值盛夏，田野里已经没有了绿色的植物，以至连树根、草根，凡能够咀嚼的东西，统统被人们拿来充填了肚皮。可是村里的红薯地，却没有人去挖。村里杜二娘七岁的儿子杜小山饿得撑不住，半到地里摸了一块红薯，就狼似的吞起来。不曾想被偷偷跟踪来的杜二娘从后面一把夺过去了，一向温和的杜二娘变得狰狞极了，嘴里骂着：你个崽子，几时学会偷了。就乱打起来，杜小山立刻鬼叫起来。等村人赶来拉开疯了似的杜二娘，杜小山已经被打得浑身是血，一张小嘴被二娘拧得烂烂的，昏死过去了。杜二娘凄惨的声音在村里炸响着：燕家村可从没出过啊，为什么就让我家遇到了啊，这叫我如何在村里做人啊。小山啊，你丢了祖宗的脸面啊。呜呜。
那天，大伯从地区回来，在地里转了转，就把村支书志河喊来了，听了志河的汇报，就让志河带着乡亲们把地的红薯挖掉。
志河惊讶地摇头道：还没熟啊。
大伯恼怒地骂道：你混了，真要到人都饿死的时候，才算熟了嘛？
志河也有些火了：哥，你是大官，要说你去说嘛。就转身倔倔地走了。
那天黄昏，大娘也从县上回来了，进了门，就软软地坐在院中的石板上，脸黄黄地喘着。大娘很少回来，我们几个孩子天天盼着她回来，因为她每次回来，总能给我们带回一些吃的。
我们几个孩子拥过来，饥饿的目光狼一样盯着大娘。大娘看懂了我们的目光，歉意地笑笑：这回没带回来吃的，玩去吧。
孩子们失望地走开了，大娘轻声地喊住我，等别的孩子走尽了，从怀里掏出一块烤红薯塞给我，我记得那块烤红薯是黄绿色的，其间有许多坏了的苦丁。我至今常常在梦中忆起那种诱人的颜色。
大娘对我说：吃吧，快点吃吧。
我晕晕地看着大娘，怯怯地接过来。刚刚咬了一口，突然身后伸过来一只大手，夺走了那块红薯。我回过头，竟是大伯，硬硬的目光盯着我。
你回来了，大娘朝大伯笑道。
大伯不理大娘，凶凶地问我：哪来的？
我的几个哥姐听到了大伯的吼声，都拥过来，狼一样的眼睛盯着我。我至今记得那目光中有许多仇恨。
大伯骂道：是从地里偷来的吧，你这个贼崽子。
大娘急忙说：你怎么这样骂孩子啊。
你还护着他不成？大伯一扬手，给了大娘一记耳光。
大家都愣了。
大娘嘴角就冒出血来，跳脚跟大伯吼起来：你不问问清楚，就打人啊。
大伯骂：我打你给他们看的。看谁敢去偷。
我突然扑过去，狠狠咬住大伯的手。我恨透了他。大伯被我咬得疼了，一甩手，我就飞了出去。
死崽子，看我不打死你。大伯冲过来，扬扬手，威吓着我。
袁娘跑过来，拉住大伯：你也不问问明白，这块红薯是大嫂从县里带回来的。
大伯就怔住，看看大娘，声音一下子软下来：你说清楚嘛。
大娘一下子哭了：你容人讲话嘛？
大伯摸摸我的头。我抬手挡开了。
大伯叹口气，转身出去了。
三伯缓缓走出屋子，走到我的身边，抚摸着我的头，低低的声音道：孩子，别怪你大伯。说罢，再也无话，就踱出院门。
月亮胆怯怯地从云层后面露出头来，一张惨白惨白的脸，显得消瘦极了。很快又淹死在黑黑的云朵里了。
当天夜里，志河站在村委会的房顶上，拿着喇叭嘶哑地喊话，要社员们到村里的东大场上去开会，秦书记要讲话。村民们就去了，见大伯早早等在了场上。志河袁娘几个村干部呆呆地站在大伯身边。大伯身边放着一张木桌，桌上燃着几支昏黄的土蜡，受惊似的烛光在夜风中慌慌地窜动着。
大伯看看人来得差不多了，就说：今夜开这个会，是告诉大家，村里已经决定了，让大家挖地里的红薯。村民们听得愣住了，直直地看着大伯。
大伯说：咱们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啊，都把地里的东西挖了，不能眼睁睁看着饿饭啊。我听说杜二娘的孩子偷吃了地里的一块红薯，让杜二娘打得半死，这不好嘛，不怪孩字嘛，杜二娘来了没有，就有人喊：杜二娘，秦书记喊你哪，前边来。
瘦成一根柴似的杜二娘颤颤地走到前边，傻傻地看着大伯，社员们也都呆呆地看着大伯。大伯声音有些发涩，暗哑下来：二娘，我老秦替孩子给你道歉了。说罢，大伯突然弯下腰去，给杜二娘深深鞠了一躬。抬起头来，已是满脸的泪。
杜二娘哇地一声哭了起来，猛转身跑出了会场。哭声在黑黑的旷野里响得烈。没有人去劝杜二娘，村里人知道、杜二娘的孩子，昨天下晚已经死了。
袁娘带头喊了一声：去挖红薯啊。就转身向田野里走了。社员们紧紧随着袁娘，拥进了田野，空荡荡的场里，只剩下了孤单单的大伯，在那里久久地呆呆地站着。我不知道怎么突然觉得大伯变得十分的可爱了。我没有随人们去挖红薯，我坐在空室的场上，远远地看着大伯。大伯也远远地看着我，脸上似笑非笑着。
不知道什么时候三伯也来了。大伯看了他一眼，似乎想说什么，可是什么也没有说。三伯拉起我的手，往村里走了。我感觉三伯的手冷冷地颤动。（看到这里，你眼睛也许没有潮湿，可我已经留下了眼泪。我忽然觉得：袁隆平比许多政治家们都要伟大！他能使我以后的孩子们再也不知道饥荒的滋味）
黑黑的夜色像水一样在村道上沉沉地涌动着。
又过了两个月，就进入了1960年的冬天，寒风漫不经心地掠过已经没有多少生气的村子。村里已经没有炊烟。整日整日的没有一点声息，像一座古墓那样可怕的寂静。
扑天盖地下了那年冬天第一场大雪，雪厚厚地盖在了田野中。天晴了，刺眼的阳光在雪地里喘息着，让人听着心颤颤的。
那天，我一早醒来，见村里的人都拖着软软的身子去扫雪了，袁娘也拖着浮肿的两条腿去扫雪了。我吃了一碗用杨树叶子做成的饭，就去上学了。道路已经被扫得干干净净，几个男人和女人扶着扫帚和铁掀软软地站在路旁看着我们，我认出他们是公社的干部们。雪都被堆在了道路两旁，路面已经露出了于松的黄土，散发着黄土的泥香，诱发着人们的食欲。我一路上不时地抓着道旁的雪吃着，那天我吃了很多雪，我至今记得我那天的肚子像被人系紧了肠子一样，有些隐隐的疼痛。我感觉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果然，在第一堂课，就歪倒在了课桌底下了。紧跟着，就歪倒了另外几个同学。我是被苗老师背回家来的。
我醒来时，已经躺在了家里的土炕上。袁娘正在喂我柴灰水，这是乡下治肚胀的一种上法。我想坐起来，可是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就呆呆地看着窗外，天已经黑下来了。袁娘把一碗柴灰水端给我，让我喝了，就问我：还疼不疼了，柴灰水涩涩的，我直想呕，不想说话，就点点头。这时就听到街门一响，院子里就传来志河的声音：五嫂在家吗？袁娘就应道：志河吧，快进来吧。
豆芽菜一样的志河就晃进门来，在屋中的土炕上坐下，伸过干柴一样的手，摸了摸我的头，叹了口气，问袁娘：大哥大嫂没回来。
袁娘叹一口气：听说苍南县好几个村子的人吃野菜中毒了，大哥去那里了，怕是一时半会回不来的。大嫂过两天就回来，说是要在咱们村里下乡。
志河苦笑笑：五嫂，村里有人说要去逃荒哩。你看这事？
袁娘闷了一下：不行，县上讲了，眼下全国都是这年景。咱们去别人的地面上讨食，人家吃什么啊？让党员们去做做工作，一个人都不要去，不能给咱燕家村丢人败兴的。饿死一条命，丢了儿孙的脸啊。那天县上的方书记就在会上这样讲的。话重哟。
志河叹道：都阎王喊门的年景了，还顾什么儿孙的脸哟。乱扯嘛。
袁娘叹口气：志河，咱们做干部的，莫要对乡亲们乱讲的。
志河不再说话，就坐在院子里掏出一指用旧报纸撕成的烟纸，卷烟。然后就凑近土蜡点燃，屋子里就升腾起一股菜叶子的味道。那是用葵花叶子卷的烟。那年代，村里的许多烟民就用它来替代烟草。
志河默默地吸完那支烟，把烟头放到脚下踩灭，对袁娘说：五嫂，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袁娘笑道：你说吧。
志河叹了口气：我也没有想好，那样做怕是要犯罪的。就垂下头。
袁娘怔了怔：我听别人说过了，你真敢想啊。
志河叹道：咱们当干部的，不能眼睁睁看着村里这么死人啊。
袁娘点点头：是啊，再想想办法吧。那种事是万万不能干的啊。
志河说：我们当干部的，总不能让乡亲们一个个饿死啊。就说不下去了。
袁娘默然无语，呆呆地看着志河。
志河道：县里传来了活，地区要修水库哩。公社要咱们燕家付出三十名劳力哩。
袁娘道：我也听说了，村支部要去一个带队的哩，还是我去吧。你婆娘有病，脱不开身的。
志河闷闷他说：其实我是真想去哩，在家天天费心呢。你一个妇道家，怎好去干那种力气活啊。
袁娘笑了：你小看我哩。当年支前的时候，我一个人一口气背过一百多个伤号哩。
志河也笑：不敢小看嫂子哩。
袁娘说：就这样吧，我去水库。
志河说行，就抬起屁股走了。我肚子里一阵乱叫，大概是那碗柴灰水发生作用了。就坐起来，袁娘扶着我，我扶着墙去大解。到了街上，就看到志河踢着疲疲塌塌的步子，消失在暗夜里了。街道上，死一样的寂静，只有寒风呆呆傻傻地吹过去。
1961年冬天，县委指示各公社抽调人力去修朝阳水库。朝阳水库至今仍是苍山县最大的一个水库，于1963年春天竣工。或者今天的人们不可能想象，在那样一个饥饿的年代，政府竟然还能有这种举措。燕家村抽调了三十名民工，在西北风呼叫着的一个早晨，到公社集合了。
我那天正在公社的学校上课呢。听到敲锣打鼓的声音，我听不进课去了。一下课就跑到公社的大院里去看热闹。就看到公社的院子已经挤满了，各村来的民工都带着工具站在寒风里。还有几面旗子在凤中猎猎飘动着，发出哗哗啦啦的雄壮的声音。院子的中央搭起来一个席棚子，算是主席台了。上边还挂着一幅大标语，红纸黑字亮人眼目：让高山开道，让河水让路。
天阴阴的，好像要下雪的样子，我感觉有些冷，就想回去了。刚刚要走，就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我顺着声音一看，原来是袁娘。袁娘笑道：援朝，你别走，一会儿我给你吃的。
我高兴地问：什么吃的啊？袁娘笑道：一会儿就知道了。
人群一阵躁动，有人说：来了来了。袁娘也对我笑：你大伯来了。
我回头去看，见有几辆吉普车开进了公社大院，瘦干干的大伯跟县委的几个领导下了车，就上了主席台子。公社的干部们就忙朝会场喊活：大家静一静了，秦书记来看望我们来了。
天果然就下开了霏霏的细雪，我抬头看去，就觉得天上要是下白面该多好啊。我至今记得当时这一个念头。每当下雪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一个充满了理想色彩的比喻来。这时，大伯就上了台子，开始讲话。
大伯站在高高的台子上，他眼前是数千名面呈菜色的乡亲。小风呼呼地刮着，小雪花在人们头顶上落着。
大伯高声喊着：乡亲们，我老秦送你们出征来了。我们苍山县，打败了日本鬼子，打走了蒋介石。今天，共产党号召我们去修水库。我们一定不能让党失望。人定胜天。愚公移山。
人群一片寂静，谁也不说话，我听到大怕的声音在满天的飞雪里像冻石头一样硬硬的。
开罢了誓师大会，各村出征的劳力到公社的食堂领取菜饼子，每人两个，还有一碗热汤。然后就出发。袁娘带着我去领了两个菜饼子，把菜饼子塞给了我，她喝了那碗热汤。她笑着对我说：娘去了，得走些日子哩。你就跟着你三伯吧。
我只顾狼吞虎咽着那两个菜饼子，一边吃一边乱点着头，竟没有细细看看袁娘。后来袁娘走了，大伯看到了我，走过来拍拍我的头说：援朝，快去送送你娘。
我醒过来，把最后一口菜饼子吞进肚里，就跑出院子，就听到一片敲锣打鼓的声响。只见黄土道上，漫天飞雪，红旗飘飘，民工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我已经看不到袁娘在哪里了。
袁娘第二年春天才回来，只是那时袁娘已经不会说话了，一丝笑容在脸上僵住，似乎她突然有了一个什么念头，而这如烟一样的念头已经飘散了。民工们抬回的是袁娘的尸体。听民工们说，袁娘是生生累死在工地上的，她事事干在别人前边，还把干粮给别人。那天，她顶着寒风挑河泥，就昏倒在河坝上，再也没有醒来。
给袁娘下葬那天，我默默地淌着泪，固执地坐在坟地里不走，家里人劝不动我，就先走了，我听着田野里的风僻低地吹过来，听着风儿钻入坟土的声音。我知道我再也没有袁娘了。我哇地放声哭起来。
我常常想着一个问题。关于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我们这些年或许过于强调了物质，精神在物质面前仿佛变成了一个受气的上不得席面的小媳妇儿。可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原子弹是在那个年代，人们勒紧裤带干出来的。我们今天会狠狠嘲笑精神原子弹这句曾经风传一时的豪言壮语，可是历史偏偏开了这样一个一点儿也不幽默的玩笑。我们先是有了精神的原子弹，才有了物质的原子弹。
如果说我们用血肉筑起朝阳水库，那么凝聚血肉的则是精神的原汁。
袁娘走后的第十天的夜里，志河在他家里开了一个民兵会。第二天夜里，就胆大妄为地带着村里的民兵把公社的粮库打开了，弄出了九袋玉米。为此志河招来了杀身之祸。
我常常感慨，或者那天志河真是晕了头了，已经被饥饿煎熬得耐不住他那焦躁的性子了。或者志河那天夜里跟几个民兵一定想了很久，终于他们做出那一项可怕的决定。据村里曾经参与了那件事情的老人们回忆，志河叫他们去的时候，眼睛红红得像是冒血。他们当然不会知道那时的志河，血管里的液体正在急涌奔流，志河已经决定了一件让全村人脸红至今的事情。
志河讲了想法，众人一下子都惊呆了，有人呆呆地问：这，可是犯法的事情啊。
志河惨惨一笑：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村里人一个个就这样死去，咱们是借，借还不行嘛。那么多种子粮在粮库里闲下一冬也是闲着，咱们借借还不行嘛？他空空的目光四下看着，渐渐，他的眼睛红了起来，渐渐就红得像浇了鸡血一样，恶恶地盯着众人。
借。志河终于为自己这个决定找到了一个理由。大凡事情如果不做，只有一个理由；如果去做，总有一百个理由任你挑选。
民兵们闷闷着，谁也不肯说话，满屋子里只听到一种犯罪前紧张的喘气声。
窗外，月亮被云彩掩死了，寒风嗷嗷地叫着，在村道上疯跑着。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志河抽了几口树叶子烟，大口大口地吐着浓浓的烟雾。他哑声道：大家就不要去了，我一个人去就是了，日后有了什么我秦志河担着吧。说罢，就跳下炕来，扯起几条麻袋，凶凶地走出门去。
终于，有几个年轻的民兵，跟着志河出来了。
屋里有人冲出来，低低地喊一句：志河，你们去不得啊。
志河听到这一声喊，脚步猛地停住。他回过头来，看到几张欲哭无泪的眼睛。志河叹了口气，就大步走了。
当他们走到村口那块石碑前，志河的脚步似乎迟凝了一下。但他没有去看那块刻写着约束着燕家村人行为规范的石碑。
公社的粮库只有一个粮食局的冯大水守着，大水已经被饿得头晕，早早躺在床上了。对翻墙过来的这十几个人，竟是毫无察觉。
志河他们没有费多少力气，就把粮库的门弄开了。他们拥进去，满满地装了几麻袋玉米，拖出了粮库。就在出大门的时候，就听到一声吼：站住。
志河一惊，回过头来，昏昏黄黄的灯光下，管粮的保卫冯大水黑黑地站在粮库门口，一支黑洞洞的枪口对着志河。大水是县粮食局的。到燕家村收过粮食。大家当然认识他了。
无人知道是偷，有人知道则是抢。偷则还有羞耻之心，抢则把这种行为推上了赤裸的绝境。志河并没有想到抢。志河呆在了那里。几个背着粮食的民兵也愣愣地看着大水。
志河非常难看地笑了笑：大水。
大水骂道：秦志河，你怎地干开了这种事啊？
志河垂下头，许久，抬起头来，已经满脸是泪了。就看着大水说：大水兄弟，我们不能看着村里人一个一个地死啊。
大水就湿了眼，声音像一下子被抽去了骨头，就软下来：志河兄弟，这可是种子粮啊，有道是饿死爹娘，不吃种粮啊。你们都是当村干部的，这道理是该懂的啊。
一阵沉默。空气紧张得像拉满了的弓。粮库里只听到呼呼的喘气响。
志河猛地吼一声：大水，你给我滚开。吼罢，拖起一包粮食就走。
大水哗啦一声就拉开了枪栓：志河，听我一句，这粮食动不得啊，是要掉头的啊。
志河凄然他说：我什么都明白，可现在顾不得许多了。
大水硬硬他说：我不能让你们这样走的。
志河点点头：我知道。猛地抬手，打昏了大水。几个民兵就上去捆了大水。
志河把粮库的十几袋子种子粮弄到了村里。当夜就开了社员大会，让各家各户把粮食带回去。
于是，一个出乎志河意料的景观出现了。乡亲们眼睛里冒着一种就要燃烧的热烈，却没有一个人上前去搬那些已经分配好的粮食。志河去公社粮库劫粮的事情在村里已经传开了，人们惊得透不过气来了。燕家村从没人干过这种事情呵，真是胆大包天了。志河疯了不成？人们慌慌地拥到村委会的大院子里，就看到志河几个人弄来的那十几包粮食。土蜡燃起昏黄的光，荡起飘忽不定的暗影，像鞭子一样在人们的身上抽打着。
志河干干地喊道：大家把这些粮食分一分吧。
没有人响应，志河的声音显得无力极了。像是很容易就能被人折断的枯枝。
志河又心虚虚地喊了一声，仍是没有人去动。一个老汉走过来，盯住志河：志河啊，怎么能干这种事呢？哀哀地看了志河一眼，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就转身走了。于是，乡亲们就一个个走出了院子。最后，院子里只剩下志河和那堆粮食。
天空黑黑的，院子里点燃的那几支土蜡，有气无力地燃烧着。志河就木木地怔在了那里。他没有料到，他们几个舍身为乡亲的行为，他们对村民们的关怀，竟像是一颗挡在村民们脚下的小石子，被村民们轻蔑地踢飞了。志河突然觉得自己挺窝囊，挺没劲，挺操蛋的了。几个早就蔫头蔫脑了的民兵，突然蹲在地上，伤心地哭了，呜呜地。哭声在死墓一般的村中飘散着，显得那样软弱无力，像残秋中田野里悲悲的虫鸣。
志河呆呆地走出院子，不禁抬起头来，仰天长啸一声。一口浓浓的热血就喷出来。
其时，天寒彻，夜无声。
天蒙蒙亮时，志河让民兵把粮食送到了公社，自己去自首。几个年纪大的村民就趴在村头那块石碑前痛哭着，哭声像受惊的鸟儿一样在村中飞来飞去。整个燕家村陷进了惶惶不宁的气氛中，人们感觉到一种比饥饿更吓人的事情就要来临了。
1994年的春节，我面对着一桌丰盛的年饭，把这段故事对女儿说了。女儿睁大眼睛，问我：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么我真不敢相信全世界任何一个民族，在饥饿的死亡线上，能够如此理性、冷静。您讲的是真的吗？
我艰难地苦笑笑：是真的，的确是真的，你的姥姥就是在那年饿死的。
女儿用不信任的目光看着我，仿佛我真的是在编造一个神话。或者，她真的不相信曾经存在过这样一段历史。女儿笑着说：我看过一部反映那个年代的中篇小说，那篇小说里的主要人物可是带着愤怒的感情，带着红了眼的老百姓去砸了粮库的。这篇小说还获了奖的。
我摇摇头：我也读过那部名噪一时的小说，但我总不肯相信作家写的那就是真实的生活，至少在苍山县里就没有发生过那种事件。也绝不会发生那种事件的。
女儿笑了：您别是把记忆中的东西艺术化了啊。您看看当代的中国人，就会知道您记忆中的是否真实了。昨天下了一场大雪，您见过有扫雪的吗？您这些年见过有扫雪的吗？这就是中国人啊。
女儿挑衅的目光盯着我。我哑然。的确，我已经记不清了，从什么时候，这个城市没有人扫雪了。每年下雪之后，都要出几起交通事故。市委大楼门前，雪仍旧堆得厚厚的，人们连各人自扫门前雪这句最为保守的格言也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女儿看我怔怔的，就嘲笑着问我：既然那个年代那样饥饿，为什么人们竟能够自甘潦倒，聊以自毙呢？为什么竟没有人破门人户，抢劫造反呢？他们分明感受到了生命的威胁，却竟没有互相残害。真是还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吗？
我点头说：基本上是这样的。
女儿感慨地说，那个年代的人真是老实啊。如果现在赶上一个饥饿的年代，人们还会那样吗？
我看看她：你说呢？
女儿一脸惶然：说不定，我也要加入打砸抢的行列呢。至少要把银行抢了。
我呆呆地，我的心疼了一下子，我看着女儿那张平静的脸，我知道女儿说的是真话。一句非常恐怖的真话。
我再也无心吃饭了、转身去看窗外工窗外一片白茫茫，路上的雪还没有化。太阳光在雪地上波快地跳舞。果然是没有人扫雪，听说已经出了好几起交通事故了。昨天晚报上讲，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被人杀了，尸体被埋在了雪地里。丈夫对我讲这件事的时候，口气谈淡的，好像在说一件小孩子的游戏。我开始恐怖雪，皑皑白雪中竟掩埋着黑暗的凶杀。一种精神的民族的凶杀？
的确，对于这样一个年代，对于那些人物，我一直不敢动笔，以致于现在我坐在书桌前，口忆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竟怀疑我是否真的在那样一个时候生活过。我该怎样写那个年代、那些人物？好像真是很难的。那一个年代那些无恨无侮饿死的人们，能否代表中国？在当今热闹的现实景观中，我这样一个回忆，显得那样苍白，而且有毛病。那一场饥饿，像一场风一样，早就刮得无影无踪了，却让我保持着惊恐的记忆。那一个没有诗情的年代，却让我终生高山仰止。
我今天重提这一段历史，不仅仅是回忆那一场恐怖的饥饿，我是重新破那个年代中那种镇定、自若的精神秩序所震撼。我们竟是在一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时尚中安详地度过了那场可怕的灾难。不要总是指责那一个年代吧。不要总是对那一个年代的中国百姓简单地理解为愚不可及吧。或者说，那一个年代有着过多的悲剧和锗误，但是它竟是充满了神圣的原则和伟大的人格。以致使我们每每回忆起，总感觉像是敲打一块钢板，
叮当作响，激越雄浑。
退一万步讲，我们恼怒那个经常充满了错误和悲剧的年代，但我们总不应该倒污水似的连同盆中那洁净的婴儿一同泼掉。我们应该珍惜自己的历史，我们应该珍憎那种洁净，我们应该纪念那个物质绝对危机，而精神竟绝对灿烂的年代，换句话说，我们的确不应该把那一个人格灿烂的年代，错误地看成精神愚昧的年代啊。
或者那一个年代的精神原则，本身太高傲了。这使得它与我们现实中活得有滋有味的人们之间产生了悲哀的隔阂。因为那个年代的精神几乎是处在了极致，超越了我们今天能够合理想象的界限，对于只重视现实而不在乎历史的当代中国人，断定它只是野史传说而不予置信，从而渐渐忘记了它是一个重要的关于中国曾经是怎样活着的例证了。或者说，匆忙的当代国人，早已经被利益驱动搞得焦头烂额，已经丧失了体会它的心境和教养了。
我可怜的女儿啊。
1993年的春节，我一夜无眠，我想了很多。这也许就是我这篇文章的最初冲动吧。
志河带上那些粮食去公社自首了。公社被惊呆了。当下就用麻绳捆了志河，又派人到粮库找到嘴里被堵了破布，被捆成一团的大水，一并解押到县里去了。县公安局就把志河和大水拘押起来，连忙向县委汇报。
县委方书记听到汇报，惊呆了。那是一个公社的种子粮啊，竟敢有人这么胆大妄为，而且还是一个村党支部书记带头干的。反了反了。
方书记是大伯的老部下，当他听到是大伯的堂弟犯的案子时，很是为难地给地区挂了一个电话。大怕接了电话，听得呆呆的，电话里好半天没有声响。方书记颤颤地问：秦书记，您看这事……
大伯猛地火了：这还用请示我吗？这是反革命事件。懂吗，反革命。大伯把电话摔了。
方书记放下电话，叹了口气，就对通讯员说：你把秦志河叫到我这里来。通讯员就去公安局带志河来见方书记。
两眼没有了一点光彩的志河被押进方书记的办公室。彼此都认识而且熟悉。方书记点点头坐着没动，浮肿的双腿已经很难使他站着说话了。他指指椅子：坐吧。
志河一脸惭愧之色：方书记？我……我真是昏了头啊。说罢，就垂下头，傻傻地坐在椅子上，再无一句话了。
方书记闷了一会儿，就问了问村里的情况，特别问了问死人的情况。志河一一说了。方书记不时点点头，最后看看表，就喊通讯员进来带志河回公安局。
志河站起身，闷闷地问了一句：这事我哥知道了吧？
方书记点点头。
志河又问：他说什么了？
方书记哀下脸，没有回答。对通讯员挥挥手。
志河低下头，转身要走，门就开了，就听到有人颤颤地喊了一声：志河。
志河口头看，见是大娘走进来，哀哀地看着他。
志河怔住了，干干地叫了一声：大嫂……头就低下去。
方书记跟大嫂点点头，吃力地站起身，走了出去。通讯员就站在了门口。屋里只剩下了大娘和志河。大娘叹口气：我刚刚听说了，你怎么会做下这等事啊。
志河低下头：我实在不忍看乡亲们饿死啊。
大娘说：你也不是在党一天半天了，现在什么形势啊，修正主义掐我们的脖子，老天爷闹自然灾害，毛主席都不吃肉了，我们还不能饿几顿饭吗？挺一挺就过去了吗，总不会比咱们打鬼子那年月难过吧？可你怎么能……
志河垂泪道：大嫂。我已经知道做下错事了，现在悔得肠子疼哩。我对不住村里的乡亲，做下这等坏了村子名声的事情。把这事刻在村前的石碑上吧，让后人知道，饿死也不能去偷啊。就呆呆地转过脸去，看着窗子，有一只苍蝇软软地趴在上面飞不动了。
大娘叹道：志河，你何尝是丢了村里的脸面啊，你糊涂啊，你是丢了共产党的脸面啊。
志河身子一颤，呆呆地看着大娘。
大娘看看志河：你还有什么话要讲的，家里还有什么话要说的嘛？
志河就湿了眼：日后就靠给大嫂你了。
大娘点点头，怨怨地看了志河一眼，就低头出来了。
志河回了县公安局的看守所。
案子就报到了地区、批示很快就下来了。开除志河的党籍。移交到法院。过了一个月，就判了志河的死刑，报省高院核准。
枪毙志河的那天，几个公社的人都拥到路边看热闹。人们在传说着一个可怕的故事，燕家村的支部书记砸了国家的粮库，共产党里边出了坏蛋。
老百姓们拥挤在路上，朝着志河指指点点，有人恶恶地骂着。还有，人恨恨朝志河吐唾沫。以致开道的警车不得不几次停下来，驱散着人们。
没有开公判大会，原来是要开的。后来方书记说了一句活：乡亲们都饿得走不动了，再弄到一起开会，在冷天里冻着，怕是要死人的，于是，就没有开会。
燕家村没有几个人去看，他们头低着，觉得志河实在是给燕家村丢了人，燕家村的乡亲们日后怎样出去见人啊。有几个老太太那天就在燕子庙前跪下了，饶着香，嘴里喃喃着，似乎是在替坏蛋志河赎着什么罪孽。
燕家村陷浸在一片深深的羞臊之中，他们感觉他们的荣誉一下子被志河毁掉了。悲哀啊。
我没有去看志河，大娘不让我去，我至今后悔，我至今猜想，那天志河一定会在囚车上四下找燕家村的乡亲们。志河一定不放心燕家村的乡亲们的。而燕家村却没有一个去送送他。
枪毙志河那天，村外的太子山上，站着一个人，一动不动，一直目送着志河上了刑场。看着志河在山下的河坡上跪下，被一颗子弹结束了生命，又看着我大娘带了几个村里人去替死去的志河收尸。
那人就是我三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