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河在看守所里省下了十几块菜饼子和两块玉米饼子。两块玉米饼子是志河临刑前的最后晚餐。公安局的人按照志河刑前嘱咐，给大娘送了去，说是志河让大娘带回燕家村给孩子们吃的。大娘就带回了村子，就让我们几个孩子欢天喜地不知滋味地吃了个净光。我们哪里知道，我们是吃的志河的上路饭啊。志河是空着肚子走上刑场的啊。
1960年至1961年的两度荒年里，全县共出过三起偷窃事件。除去燕家村这一件村干部偷窃粮库的事件，还有一件石家村的一个叫贺二虎的偷了生产队的几斤红薯干，被判刑五年。再一件是县城的售货员监守自盗，半夜值班时，偷吃了商店的饼于，大概一共吃了十几斤，他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第二天被上班的职工发现，他已经躺在地上不能动，肚子像一个皮球一样鼓鼓的，他是胀死的，任何一个世界中，都有杂质的，但不能代表这一个年代的人们的精神。至少，我想志河也是没有划出这个精神目的。在那个饥饿作为第一特征的年代，这几起偷窃事件，实在是不值得一提的了。
近年来，苍山县偷窃成风，于是，防盗们成了抢手的产品。燕家村占河的儿子做防盗门成了大富。去年我回苍山县采访，参观了占河家的铁合金工厂。那一个宽大的院子里，堆满了一律涂着血红色防锈漆的防盗门，上边还画着秦叔宝尉迟恭的神像。占河的儿媳告诉我，他们家已经开始设计装有防盗电子系统带音乐门铃的防盗门了，现在已经有了不少订户。我问她价钱是不是很贵？她狡滑地笑笑说：当然很贵的，因为还要装非常豪华的进口锁。我问：真的有人买？她告诉我，这东西现在很走俏，苍山县共有十几家这样的工厂，没有不嫌钱的，很受一些有钱人的欢迎。她让我在报上给他们吹一吹。就算做广告了。我点头答应了。
我回到报社，没有写这篇稿子，我想了很多。在那个荒年里，我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防盗门这个东西的。那真是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年代啊。那些精致结实的防盗门，能说明什么呢？
我不能不提及另一个数字。今年，苍山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建国后的历史最好水平，而这个水平的背后，是全县偷盗成风，仅燕家村，就有二十余人因偷盗被逮捕。1993年，全县出现刑事案件两千一百多件。其中盗窃案一千三百起，包括入室抢劫杀人案37起。我从这些数字的背后，看到苍山县于民当代的精神面貌。他们变得硬实了，凶悍了，骄横了，他们不要任何制约了，他们重新选择了一种行为准则，他们一个个横眉立目，带刀上路，大步疾行。
我实在是无话可说了。
燕家村似乎一下子被泄了元气，再也打不起精神来了。志河的事情，够燕家村人脸红几辈子的了。村头的那块石碑，不知道被谁涂上了一层黑黑。耻辱深深地击中了燕家村人的心脏。燕家村的人在饥饿面前的镇定，已经做到了极致，村头的这一块石碑，为燕家村的历史提供了约定俗成的生命前提，没有这一个前提，燕家村便无以构成，燕家村便无以自存。而志河这个孽障，竟然背弃了这一个生命的前提，砸碎了燕家村的生命的公理，精神的基石，他恶恶地向燕家村的心脏狠狠扎了一刀啊。燕家村人的心里在滴血，这是比饥饿更加让人难以承受的事情啊。
志河死后，志河一家再也没有出过门，任谁去喊，也不开门。后来，大娘让人送去一些用树叶子做成的饭团子，送到他家门口，却也不见他家人出来取。半个月后，大伯回来，让人砸开了他家的门，就见志河的媳妇和三个孩子都死在炕上了，是活活饿死的，他们是默默地死去的。即没有一点点表演的意识，也没有一点点抱怨的情绪。他们死得是那样透彻。
1988年，我回到Ｓ县采访，见到了县里著名的乡镇企业家田二喜。田二喜也是燕家村人，他盛情款待了我。酒席间，提到了那个可怕的荒年，田二喜向我说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
那年志河弄回了粮食，他们也被喊了去，田二喜的父亲田成杰不敢相信，志河肯把粮食分给他们这样的地主分子。那时田二喜才十三岁，胆怯地跟在父亲身后，志河声音哑哑他说：把你们家那一份拿去。
田成杰害怕他说：乡亲们都不敢要，我也不敢要。
志河叹道：你不要管他…，他们有原则的，你们不要学他们的样子。
田成杰声音弱弱地：我家是地主啊。
志河苦笑道，那是以前的事了，你家现在也一样挨饿哩。娃儿还小，都是乡亲哩。
黑黑的夜色中，田成杰就贼贼地背回了那十斤玉米。
说到这里，田二喜哽咽了：没有那十几斤玉米，他们一家人活不到现在。而且，他不敢相信，志河一家会活活饿死的。他说，他父亲回到家，整整哭了半夜，对全家人说，不要忘记志河，不要忘记……
田二喜对我说：你要写写志河啊，那是个怎样的年月啊。
我含了泪：我写我写。
１９６１年春天，灾荒仍旧威胁着苍山县。县委方书记万般无奈，咬咬牙，就到燕家村找我三伯，求三伯到省军区，找当时的省军区的司令员赵勇求救。赵勇是三伯的老战友，曾在苍山县打过游击。方书记是想动用三伯这个老关系，弄一些粮食回来。
三怕听罢方书记的意思，就叹道：部队的日子也紧得很啊。 方书记垂泪道：我知道，我们是种粮食的，怎么好从部队的嘴里掏口粮啊。可是我真是看不下去乡亲们……
三伯长叹一声，就随方书记去省军区。
赵勇黑瘦瘦的，显示着灾年的特征。他坐在椅子上，听着方书记讲述苍山县的灾情。他的眉头一直紧紧锁着，一支接一支吸着特供的劣质烟，不时咳出黑黑的痰来。当听到县里饿死了那么多人，赵勇哭了，手颤抖着，猛地把烟在手心里捻死，唬地站起身，对方书记摆摆手：你别说了。来人。
一个警卫员走进来。
赵勇说：把军需处长给我喊来。
不一会，瘦得像豆牙菜似的军需处长进来了。越勇没说话，示意他坐下。军需处长就坐下。
屋里很静。谁也不说话。赵勇就接着闷闷地抽烟。满屋子的烟雾，只听到赵勇不时的猛烈咳嗽声。方书记不安地在沙发上扭动着身子，他看看三伯，只见三伯仰靠在沙发上，已经是珠泪滚滚了。
军需处长坐不住了，问道：司令员，有事吗？
赵勇不看军需处长，眼睛闭着：我私人跟你借些粮食，你要大方一些了。
军需处长一震，看看三伯和方书记，方书记埋下头，三伯一声不吭，似乎睡着了。
赵勇说：我请你调拨给苍山县五十万斤粮食。
军需处长身子一怔，忽地站起来，空空的目光看着赵勇，没说话。
赵勇睁开限睛，看着站得笔直的军需处长：你听到了没有？
军需处长点点头：听到了。
赵勇声音干涩他说道：那你就去办吧。
军需处长脸色就白了：司令员，这，这，军粮动不得啊。
赵勇硬硬地扔出一句：出了问题我赵某去顶雷。
军需处长还是一动不动，额上逼出许多细汗，脸更加惨白起来。
赵勇声音就有些沙哑：国法、天理、人情啊。我赵勇今天至少占了后两条了。你应该记得，那里的老百姓当年是怎样支援革命啊。那年月为了部队，乡亲们死了多少人啊，现在解放了……赵勇说不下去了。
军需处长身子微微颤了，向赵勇敬了个礼，转身走了出去。脚步沉沉的。
方书记再也忍不住了，站起来，浮肿的双腿一软，就跪在了赵勇脚下，放声大哭起来。
赵勇腾地火了，骂道；你这是干球什么嘛？
方书记抹了一把眼泪，站起来，连声喊道：谢谢了，谢谢了啊。
赵勇转过身去，眼睛盯着窗外，久久没有回头。窗外的树叶已经绿了，熬过了一冬的生命似乎正在悄悄地复苏了。
三伯看看方书记，站起身。方书记会意，低低的声音说：赵司令，我们回去了。
赵勇闷声对三伯道：老秦啊，回去代表问乡亲们好，把这个灾年过去，我赵勇要到苍山县去看望乡亲们。这五十万斤粮食，实在是不多啊，可是我赵勇就只有这一点能力了，让乡亲们咬咬牙吧。说着就转过身来，已经是满脸的泪了。
三伯凄然一笑，你已经尽力了。我听人讲，你家乡的人来求你，你一斤粮食也没给啊。
赵勇眼睛上红，泪又落下来，长叹一声：我这个官，不是为家乡当的啊。你们快走吧，不然我冷静下来会后悔的。
赵勇病逝于1982年，时年七十九岁。他至死也没有到苍山县来看看。
五十万斤粮食，对于几十万人口的苍山县，无异是杯水车薪。但是，它毕竟救下了几十万人的生命。那个瘦成豆牙菜似的军需处长，同时还调拨了三十万斤饲料。军需处长亲自押解着这批粮食，和方书记一同到苍山县。走到县里，把粮食卸了，军需处长眼睛潮潮地说：我回去了。
方书记和三伯跟军需处长握握手，目光哀哀地着着军需处长远远地去了。
后来听说那个军需处长在“文革”中被人整死，罪名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倒卖军用粮食和饲料。他到底也没有出这一切都是赵勇的指示。而且这批调拨粮就没有赵勇的签字，或者那个精明的军需处长当时就想到了最后的结局，竟没有让赵勇留下一点痕迹。
五十万斤军粮和三十万斤饲料运到了苍山县，县委星夜召开了紧急会议。大伯和几个地委领导也被请来，大伯听了方书记的汇报，就苦笑道：粮食是你们苍山县搞来的，可是你们不能眼睁睁看着别的县挨饿啊。全局一盘棋嘛。
方书记点点头道：当然。
于是，重新划拨这五十万斤粮食和三十万斤饲料，最后分到苍山县头上，只剩五万斤粮食和三万斤饲料。后来有人感慨他说，苍山县在那个时候献出了四十五万斤粮食和二十六万斤饲料，近乎贡献出了几千个生命啊。这是何等的气魄啊。这是一个处在极致，超越了界限，不近乎人情，近乎于愚蠢的故事，今天读来并不会使人快乐，让人听后有一种难言的悲怆，让人听后会永远感到今人的低下，我不得不在这个气壮山河的数字后边提及另一个让我气短的数字。1993年，苍山县工农业总产值，创造了历史上的最好水平，而这一年，苍山县对希望工程的捐款，却平均每人不到一角钱。而这一年的公款吃喝费用，却平均每人一百六十元。我富裕了的苍山啊，远远地走出了饥饿贫困的阴影，脱去了上布的衣着，换上现代的西装革履，却如何竟站在了一个十分弱小和蒙昧的人格水平上了。仓廪实而知礼仪。我几次想起这个古老的历史命题，果然是这样吗？我深深地困惑了。
大伯带着那四十五万斤粮食和二十六万斤饲料走了，只剩下了苍山县委一班人仍在连夜研究余剩的粮食和饲料如何划分。
方书记想了想说：县委县政府和各区乡的干部都划出去，一份也没有，谁有意见，让他来找我。说罢，他那浮肿的眼睛，四下扫视着会场，扫视着那一个个脸上全是菜色的干部们。
会场上一片寂静，只听到一片沉重的喘息声。
窗外，早春的寒风扑打着窗子，发出尖尖的啸声，揪得人心紧。
方书记艰难地笑笑：散会。
1960年至1961年，县委和各公社的干部们没有吃一点额外的粮食，是否绝对，至今苍山县的老百姓都这么说。西山公社的党委秘书刘春华的老婆玉秀，是刘家村的妇女队长，到公社开会时，因为惦记丈夫，就把自己早上的口粮－－两个菜饼子省下，给刘春华带来了。刘春华咽得下去嘛。
玉秀看着丈夫，转身流着眼泪走了。刘春华的老娘和不满一岁的儿子，就是那一年饿死的。刘春华却硬是从每月已经减到了２０斤的口粮里，每月都省出几斤，给了村里的五保户张寡妇。张寡妇由此又活到1976年。临死前，她仍喊着刘春华的名字。是时，县办公室主任刘春华正在戴着高帽被红卫兵押着批斗呢。
1989年，任县委书记的刘春华，因为贪污公款三十八万元，被判刑二十年，给他送过菜饼子的玉秀，在县煤建公司当副经理，也因受贿索贿被判刑七年。据报上披露，刘春华家的一间空房子里，堆满了成箱的罐头，高级营养品，成条成捆的高级香烟和成箱的名酒。一个为了解决工作的临时工，为了转正，家里的房子拆掉变卖了，给玉秀送了礼。在写这篇小说之前，我曾去狱中采访过刘春华，他不认识我，我讲了他当年的事迹，他突然埋下头，无声地哭了。两肩颤抖着，像两片寒风中的枯叶。我发现刘春华的头发已经白了，我一阵恍惚。想象不出当年那个每月从嘴里省出几斤粮食的刘春华是什么样子的。
狱中的控视室里，不时有风悠悠地吹过。我抬头看看，是那扇小铁窗开着呢。几根锈蚀的铁条威严地竖着，让人感觉思维在这里会变得单调乏味。我再看看刘春华那一头白发，知道这个老人将在这里度过他的晚年了。我希望他能对我讲点什么，或者说，我暗暗希望着他能对那个年代再说些什么。
刘春华突然抬起头，挥挥手，无力地说，你走吧，我什么也不想讲。说罢，就转身回号子去了。我起身盯着他那有些驼背的身形，恍惚间似看到一片精神的废墟。这似乎不应该是刘春华一个人的变节，一个人的异化，而是一种当代文明对生态愚昧意义上的可悲的认同与回归。我不禁心中一阵慨叹。昔日的光荣已经成了嘲弄。文明的精神已经被这种回归打得落荒而逃了，苍山县已经开始容忍邪恶，已经无视暴虐，那一度辉煌的精神已经被撕成了碎片，任大大小小的刘春华们搓捏着和践踏着。
这似乎不是刘春华一个人性格的转变，背景竟是相当的深刻。深刻得让人心中滴血。
那天，苍山县委宴请了我这个记者。我是被一群政府官员拥簇着进了一家豪华的饭店的。我记得那天上了许多我没听说过的菜，鸡鸭鱼蛋都被做成了我很少见过的表情和姿态端上了桌子。五粮液和外国洋酒也前呼后拥地挤上了桌案。我看看那些红光满面的官员们，我估计如果再发生什么荒年，他们是绝不会在吃上出问题的。我那天喝得多了些，席间去小解。路过后堂的时候，见到两个老乡正在拉泔水，整盒的米饭和肉食就呼呼地倒进了泔水桶了。其中一个年长一点的老乡把一些整盘的米饭和馒头倒进了一只门袋中，我问他这样分开做什么用。他笑道：拿回去让家里人吃呢。
我好奇地问：现在吃的还紧张吗？
老乡苦苦一笑：我是那年月饿怕了，见着这糟蹋东西，心疼哩。
我怔怔地看着他…
老乡自嘲地笑笑：我这人没出息哩，没出息。
采访完了刘春华，我离开了苍山县。路两边盖起了一排排的商店和饮食店，一些招客女打扮得花枝招展，站在路边拦截着来往的车辆。我听说这一带卖淫的事情很多，还常常发生抢劫的案件。这些商业建筑的后面是田野，田野里麦浪滚滚，我打开车窗，深呼吸着浓郁的麦香。我竟嗅出了一种腐烂的气味，我闭上眼睛，车子已经走出苍山县很远，我暗暗叮嘱我不要回头去看，但我还是忍不住回头去看了，当我扭过眼睛的那一刹那，我不禁热泪盈眶了。
我蒙蒙的泪眼中，似乎看到了一片昨天的废墟，我耳边传来路边酒店中放出的摇滚的强劲音乐。是一个时下很是走红的歌星在呼嚎着。我突然想到，也许就在这种现代人醉生梦死的喧嚣中呼嚎中，昨天的废墟才显得雄浑，那是辽阔，那是久远，那是高贵而悲壮的光芒，那是一片由骇俗的美引起的久久震撼的遗址。
（选自《北京文学 》199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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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歌原名谭同占。1954年生于河北保定。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当过工人、宣传干部、报社记者。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小说集《我曾让你傻半天》等。现在河北保定冶金部地球物理勘查院工作。系河北文学院专业作家。 返回 夢遠書城 my285.com
序：他给世界带来了福音
/缪俊杰
袁隆平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世界级农业科学家。
20世纪80年代初，当袁隆平被印度农业部前部长斯瓦米纳森博士庄重地领上国际学术会议的讲坛时，这位博士把袁隆平称为“杂交水稻之父”，并郑重地向各国专家介绍说： “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世界带来了福音。”
90年代，当袁隆平站在美国罗德岛菲因斯特“拯救饥饿奖”的领奖台上时，美国前总统顾问、农业部部长助理帕尔伯格教授则称赞袁隆平：
“他的研究成果击退了饥饿的威胁，袁正引导我们走向一个营养充足的世界。”
这就是外国人眼中的袁隆平。
这位曾经在湘西一所农校里当了多年穷教员的农业科技人员，曾几何时，成了世界级的大科学家，成了中国最权威的学术机构之一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在世纪之交的喜庆日子里，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向他颁发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证书和奖金；有关权威机构还把天上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袁隆平星”。几亿、几十亿人当中，有几个人获此殊荣!伟哉，壮哉，幸哉，袁隆平!
为这样一位人物树碑立传，理所当然。摆在我面前的是河北传记文学家祁淑英和她的女儿魏晓雯合著的传记文学作品《袁隆平传》。这是一部风格独特的科学家传记，我为它的出版感到由衷的高兴。
几年前，也曾有人为袁隆平作传。为一个杰出人物出版多部传记是值得庆幸的事情。世界上写拿破仑的传记有100多部，写爱因斯坦的传记也很多。只要各有特色，读者就不会感到多余，反而会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传主的经历和性格，对人物有更全面的认识。祁淑英、魏晓雯合著的《袁隆平传》，多角度、多层面地向广大读者展现了袁隆平这位高大(隆)而平凡(平)的人物的曲折经历和心路历程，扣人心弦，引人深思。
袁隆平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他的母亲发现这个幼小的心灵对大自然充满幻想，对绿色世界怀有一份爱心，便十分珍爱他的童心，逐渐培养他的兴趣。袁隆平少年时期，多难的祖国正受到日本的入侵，中华民族英勇抗战的壮举，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当他开始懂事时，他意识到人生是一盘永远下不完的棋，他把自己当做一个过河卒子，拼命前进，永不后退。学农，是他人生的一个重大抉择。他把自己喻为一粒种子，不管撒在土地上的任何一处，都会生根发芽。袁隆平的性格中有其平和的一面，又很富于挑战性。他具有非凡的创新胆略，敢为天下先。他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权威。他对外国人的权威观点敢于质疑，大胆提出自己的创见。他的“水稻杂交优势利用”的科学选题，就是这样提出来的。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和广大群众一样挨饿，但他却以非凡的勇气向威胁着人类的“饥饿恶魔”挑战。他在人生道路上也经历了许多坎坷和磨难，但他相信，走过秋天的泥泞、冬天的风雪，就会迎来春天的曙光。他相信，穿行在磨难之中，他的智慧就会发出璀璨夺目的光芒。他经历了太多曲折，但他坚持“杂交水稻”项目的科学研究，与他的助手一起，在崎岖的科学道路上百折不挠地攀登前行，就像到西天取经的唐僧，经历了九九八十一劫难，终于获得了成功，达到了“光辉的顶点”。袁隆平人格之可贵，在于他是以他的创造勇气来从事自己的事业，又以平常心来对待自己的成就。他始终能以平常心来对待自己，拒绝做官，把自己留在科学家的角色之中。他效仿爱因斯坦，失意时不气馁，得意时不忘形，分外之事虽有利而不为，分内之事虽无利而为之，始终安于自己的农业科学研究。袁隆平在科学研究上有着丰富的想像力，而在为人上却脚踏实地、忠厚诚实，具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他对家庭、爱情的执著，同他对科学的执著是一样的。因此，他是一个具有完整人格的人。我们从祁淑英、魏晓雯的《袁隆平传》中读到的就是这样一位科学家袁隆平。作家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生动的情节和鲜为人知的故事，把人物的生存环境、社会环境和人文氛围都写得有声有色，人物性格呼之欲出，跃然纸上。
祁淑英同志是出版事业家，也是一位在传记文学创作上很有功力的作家。有的图书评论家在谈及祁淑英的传记文学创作特点时指出：她在传记文学创作中，不是用一般的写传记的手法平铺直叙，而是截取独特的闪光点，每每将一个又一个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又执著追求的科学家的个性和人格魅力展示给读者。她将传主写得如诗如画，如曲如歌。读祁淑英笔下的传记文学作品，如同听一首生命之诗的朗诵，如同欣赏一曲事业之歌的吟唱……我赞同这种评价。近些年她从事人物传记特别是科学家传记创作，她的《钱学森》、《钱三强》、
《邓稼先》等科学家传记出版后，在社会上和广大青少年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得到了好评。鲁迅说过：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进的灯火。”但曾几何时，歌星、影星、电视主持人以及大款们的传记作品充斥着我国的图书市场。他们的传记不是不可以出版，但是，许多青少年以他们为偶像并趋之若鹜，就不能不引起社会的关注。为此，诸多有识之士曾大声疾呼，要多为那些默默无闻、甘于奉献的人，特别是要为功勋卓著的科学家树碑立传。可喜的是，目前已有一批科学家的传记相继问世。尽管这些作品不如明星之类的传记畅销，但是，我以为这些作品对于青少年的激励和引导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现在祁、魏合著的这部《袁隆平传》即将出版，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向亲爱的读者推荐这部为“杂文水稻之父”立传的文学传记作品。我同祁淑英同志认识多年，有些业务来往，对她在出版事业上忠于职守、兢兢业业，在文学创作上执著追求、富于创造的精神，深感钦佩。读后有感，撰写此文，如蒙不弃，权作为序。
2002年1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