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八千里路云和月”
如今，袁隆平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了，可没有谁能阻挡住袁隆平无欲无求的对杂交稻事业的一片赤诚。
他眷恋海南三亚那无边无际的原野。
他爱海南三亚黎明前的美景：缕缕晨曦，点点朝霞，渐隐渐现。
他似乎害怕海南三亚正午那轮火红的太阳，它暴躁，它炙烤着广阔的原野，直烤得海南大地大汗淋漓。
当红日西沉，夜幕降临，和风拂面的时刻，他还没来得及回到他安歇的陋室，海南三亚那广阔的原野，又把他卷入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之中……
置身于海南三亚这喜怒无常的原野之中，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经受着暴风雨的“洗礼”。
在海南岛育种基地，供袁隆平安歇的居室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一张简易的木床，两把竹椅。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为他购置了一台彩电，他坚持把彩电放在会议室，与大家一同蹲在凳子上，一边看电视，一边聊天，看完《新闻联播》，再继续他一天的工作。
他喜欢海南岛，喜欢海南岛的宁静。海南岛三亚荔枝沟的稻田总是静悄悄的，月亮的光辉在这里流淌，星光在这里更加灿烂，天穹显得那样高远，那样深不可测。他喜欢仰望海南岛夜晚的星空，喜欢观看头顶上那缓缓奔流的银河。他想到，这一条在我们祖先头顶上世世代代奔流的银河，是我们炎黄子孙繁衍生息的见证，我们这一代献给这浩瀚银河的将是一笔浓墨重彩。
秋天、冬天和春天，黑夜和白天的交替都是从他身边，从他心头开始的。于是，他拿起了小提琴，演奏起舒曼的《小夜曲》。猫头鹰飞来了，猫头鹰用它的铜号般的喉咙吹奏着长长的低音，各路草虫赶来争相放歌，他和它们共同演奏着一曲具有着袁氏特色的交响乐……
他觉得，这曲子不是他用手演奏的，而是从心里缓缓流淌的，没有悲伤，只有悠扬，他被自己的曲调感动了。兴致所至，他面对他钟爱的杂交稻，高歌一曲俄罗斯的民歌——《库班河上的丰收曲》。
袁隆平这一生对杂交水稻的钟情，有一种近乎丝丝缕缕的爱的交融，或者说，有一种生生死死的缠绵。杂交稻的秧苗总是牵着他的心，把他这个古稀之年的老翁牵来海南岛的荔枝沟。
他每天一大早便跑进荔枝沟的原野。原野雾气迷漫，蓝色的雾气中，跳动着黎明的鲜活的光斑。他见到了那金子般珍贵的 “超级稻”的秧苗，一种微妙的感觉涌上心头。在一片极为真实且又虚幻的绿色世界里，他播种着希望，播种着成功。
他所在的海南岛荔枝沟，到处是茂绿的秧苗，嫩绿的草，放眼望去，烟波浩淼。美丽迷人的岛上最常见的是松鼠和海燕。那活泼机灵的小松鼠时常是三五成群地在林间绿地上倘徉，对身边的游人根本不放在眼里，还时而冲人露出一张得意的笑脸。这里的松鼠爱打洞，或在树洞里栖息，或在林地、田埂上打洞穴居，更有胆大者竞把洞穴打到了袁隆平他们居住的院子早，把他辛辛苦苦种植的南瓜秧拖进洞中，成为它们的美味佳肴。
他离开荔枝沟的日子，心里总是怀念那郁郁葱葱的环境，怀念他亲爱的松鼠朋友。难能可贵的是，30多年来他对他的松鼠朋友始终保持着一颗童心。
“人生易老天难老”，这是铁的自然规律。但袁隆平始终保持着那火热的激情，胸中总怀有一份美好的憧憬，总是尽力去开掘属于生命本质内涵的那份“青春”活力。这份青春活力，在正当青春年华时凸现得酣畅淋漓；在他步入老年的时候，依旧保持着“十月小阳春”。他总是循时而动。
人们称海南是我国育种家的天然大温室。袁隆平充分利用这个温室效应，30多年来，一次又一次地从海南这块宝地起步，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
1996年，袁隆平提出了杂交水稻超高产育种计划。袁隆平的这一提议被国家农业部采纳，作为“超级杂交稻选育”立项，列入“863”计划。此后，全国20多家协作单位，数千名育种专家，又一次联合到海南岛攻关。5年后，育成了以“培矮64S” 为母本的几个新组合。仅湖南、江苏两省便有7个百亩片，2个千亩片，亩产超过700公斤。在云南永胜县的试验基地亩产水稻达到1139公斤，创下了世界水稻单产最高记录。按国际同行的鉴定原则，一个新组合，连续两年在两个以上百亩片试种达标，就可以宣告超级稻育种成功了。我国超级稻从海南岛起步，虽然尚不完善，但其研究成果已经走在了世界最前列。
“超级稻计划”又称水稻超高产育种计划，最早是由日本人于1980年提出并实施的。当年，日本计划用15年时间，育成单产超过700公斤的超高产水稻品种。1989年，国际水稻研究所也提出培育“超级水稻”的计划，以后定名为“新株型育种计划”。国际水稻研究所曾计划于2000年育成亩产700公斤的超级稻。为此，世界各水稻生产国竞相追随，各自提出并实施本国的“超级稻计划”。然而，由于技术路线选择失当，也由于他们不善于利用大温室的特殊功效，均未达到预期的目标，而不得不把实现超级稻计划的时间推迟到2005年。
我国超级稻研究为什么能够如此顺利地走在世界的最前列呢?
超级稻计划首席主持人袁隆平的回答是：我们首先是得益于正确的技术路线；其次是，我们很好地利用了海南岛这个天然大温室，所以大大加快了成功的步伐。
我国超级稻育种的技术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形态改良，如矮秆、分蘖、大穗；二是杂交优势利用，如三系法品种问杂交、两系法亚种间杂交和一系法远缘杂交等。他说：
“其他育种技术，包括基因工程在内的分子育种技术，最终都要落实到形态改良和杂种优势利用上来。
“以国际水稻研究所为代表的各国育种专家，单纯走形态改良的路子，其增产潜力有限。也有些专家单纯利用杂交优势，其增产效果也不明显，甚至只增产稻草不增产稻谷。我们研制的超级稻计划采用一条亚种间杂交与形态改良相结合的技术路线，效果最佳。”
“除了正确的技术路线以外，再就是得益于我们的三亚荔枝沟，得益于我们的天然大温室。”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推广杂交水稻以来，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们培植的不育系有16个，大面积推广的杂交组合有50多个，这些不育系和杂交组合的培育和选育近一半的世代是通过南繁完成的。袁隆平说，没有南繁，就没有杂交稻的选育速度。
回顾30多年来，为了抢时间，他和助手们冬天到海南培育一季水稻，次年4月间返回湖南再育两季。那时候从安江到海南，要到桂林改乘火车到湛江，再转汽车到濂江，再换乘渡船到海口，然后转车到三亚，单程需要7天。转车难，买票难，个中艰辛难以尽述。
一次，袁隆平和助手尹华奇凌晨2点在车站排队买票。窗口前只有他师徒二人，熬过了三更乏、四更困和五更寒……8点，窗口打开，售票员说：
“只有两张票，在你们前面排的有两张小板凳，那是车站职工的，票只能卖给他们。”
袁隆平和尹华奇当时就像是两个农民：背一床草席，提一个水桶。未来的科技大师们当年就是挤在农民中间，坐在车厢的连接处，穿过广西赶赴海南的。
开始，袁隆平和当地的农民住在一起，行李中有三件宝是随身必带的：草席、蚊帐、水桶。到了住地，用水桶提几桶水冲个澡，就洗去了一天的劳累。卸一张门板，铺一张草席，挂上蚊帐就能躺下去过一夜。
在三亚，每当试验田稻种将要成熟的时候，漆黑的夜只有海风吹过的呼呼声，他们要防止田鼠偷吃稻种，因此要睡在田里。这里的田鼠大而猖狂，整夜地叫个不停。袁隆平和助手们轮流在田间用手电照，用棍子打，驱赶田鼠……
30多个寒来暑往的南繁岁月，袁隆平硬是熬过来了。人们说，今日的科技伟人袁隆平，昔日犹如一只历经磨难的“幼虫”，不知受了多少皮肉之苦，终于蜕变成了一只翩翩飞舞的蝴蝶。可这只蝴蝶又瞄准了远方那眩目的光芒，一头扎进了火海。于是，他再次舍去了优裕的生活，重新开始了“超级稻”的研究，继续他南繁的艰苦岁月。他即使再蜕掉一层皮也心甘情愿，因为他是怀着“挑战饥饿”的一颗雄心去扑火的，用他的话来说，那是奔向一片新的光明。
此刻，他凝视着荔枝沟那无边无际的稻田，久久地出神，那眼神，时而美丽，时而欣慰，时而带些许忧伤。秋去春来30 载，稻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自己也渐渐地走向老年。
人们说，袁隆平宛若深秋的叶片，阻不住地红透了，花了眼睛，白了头发，红土地赐予他的古铜色的皮肤也慢慢地被时光雕刻上了皱褶。然而，他一颗奋进的心，永无休止的拼搏精神却一如既往。
在南繁的日子里，当他感到寂寞时，便与水稻对话，他以为水稻是他的朋友。他总是再三叮咛他那些年轻的助手们，要他们甘于寂寞，因为他自己是过来人了，他年轻的时候，也曾怀念那车水马龙的重庆青石板街。助手们总是以微笑作答。他没有学会训人，只会微笑，对任何人都报以谦恭的微笑。
袁隆平那“浪里白条”的绰号，从青年时代带人壮年时代，又带入老年时代。一天劳作之后，他常到大海里一显身手。每年都有来自内地从事南繁事业的“旱鸭子”成为袁隆平的“入海弟子”。
海是水族的世界，可是，袁隆平却凭着自己高超的潜泳技巧，总想追赶游鱼，追不上，只好悻然浮出水面，自嘲地抹一把脸上的海水，换成自由泳。他的弟子们紧随其后，只见无数的 “浪里白条”在劈波击水，游到离海滩几十米的海面。袁隆平游泳速度之快，时间之长，令许多年轻人惊叹，年轻人争相与他比赛，总是纷纷败下阵来。
傍晚，到大海里自由自在地畅游是很惬意的，这是大自然对劳动者的恩赐。
他很瘦，但身体很健康，精神状态尤其好。
在海滩休息时，他对弟子们说：
“我发现一个大秘密，这世界存在太多免费的东西，例如阳光，空气中的氧，海面上的波浪，海滩的清风。”
他每天早晨都到海滩跑跑步，为的是多吸收一些免费的氧气，享受一下免费的阳光。他觉得这世界上的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到处皆是。那一片片小草争着向他奉献绿意，小鸟们为他歌唱，草虫为他奏乐……这世界存在如此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免费的好东西，是多么惬意啊!
《湘声报》记者李也陶、谢代炳在《走近袁隆平》一文中，记录了2001年袁隆平在海南岛三亚荔枝沟的“平常的一天”——
这一天早上，育种中心约40名专家、科研人员、博
士、学员同在一个食堂里吃早餐，每人一碗很普通的面条。
早餐后，袁院士与几位老专家、助手罗孝和、周坤炉等
围坐在一个水泥桌前研究杂交水稻的育种情况。
约8：20，袁院士上楼换了一双长统套鞋和一件短衫，下
楼推了一辆单车，准备骑单车下田。
记者说：“骑单车要注意安全啊。”
“没问题。”
“不买一台摩托下田?”
袁院士对骑摩托下田很感兴趣，笑着说：
“呵，是的，买一台摩托下田好些呵。”
“路不平，袁老师骑车要注意，今年——”
“今年71岁了，我是1930年出生的，你看我老了吗?”
“袁老师心态不老。”
袁院士停下来，很认真地说：“听雷洁琼讲，‘百岁笑嘻嘻，九十也不稀，八十多来兮，七十小弟弟，’我是小弟弟。”
“‘多来兮’是什么意思?”
袁院士说：“‘很多’的意思吧，活到80岁的人很多呢!”
说着，袁院士推着单车紧跑几步，跨上单车上了公路。
这是一条简易的公路，大约3米来宽，偶有摩托车驶过，便会扬起一团灰尘。行约500米，袁院士将单车停在路边，下田。
这一片稻田是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育种基地，约60 亩，稻田被齐腰高的围墙围住。田埂和水沟边也稀稀落落地摆着一溜单车，研究人员都是一律骑单车下田。
袁院士越过一条水沟，走到他的助手朱运昌的试验田前细数着谷穗上的粒数，脸上露出了笑容。数谷穗的时候，袁院士不戴眼镜，坐在田埂上，左手小心地护着谷穗，右手一粒一粒地拔着。数完后同朱老师交谈，用一个二指宽的小计算机反复计算。然后开怀大笑说，理论上这个品种的杂交早稻达到了999公斤，按80％，折算，接近800公斤，栽培技术如果跟上去，前景会很好。朱老师又报了几个数字，袁院士不语，搜索着记忆说：“不对，你拿记录来看。”朱老师已经63岁，戴着眼镜，微胖。他跑到田的另一头，拿来记录，一看，
“哦，还是袁老师记忆准确。”袁院士又蹲在田间笑眯眯地望着这片将要成熟的稻子，说：
“要告诉家里立即准备在湖南试种。”朱老师回答说已经布置了。朱老师告诉记者：这里所有的问题，袁先生都在田头解决，不再开任何会议，这已是几十年的惯例。在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这里的资深研究人员都称袁隆平院士为“袁先生”，青年人称袁院士为“袁老师”。
袁院士走进另一丘田，这里的杂交稻课题组负责人是一位博士，姓曹。曹博士很年轻，晒得很黑，戴一顶草帽，背一个书包，包内是一摞笔记本和书。袁院士点燃烟，很认真地回答曹博士的提问。
试验区的高处有一丘田，稻子还未扬花，这是研究栽培技术的。袁院士翻译了美国的一份技术资料，又写了自己的意见，交给一位“老把式”执行。这位“老把式”60年代曾是袁院士的学生，在县农业局退休后，又重在袁老师的指导下进行新的栽培技术的试验。此处种植技术与传统方法不同，田很干了才浇水，袁院士蹲下来抓起一把土捏紧，仔细地观察土壤的水分。
跨过一条水沟，袁院士高兴地指着一个在田间工作的青年，对记者说：
“他曾是一个最小的书记——村团支部书记。小书记也是书记啊，实验田干得好啊。”指导了这位青年后，袁院士和记者一前一后地走在尺来宽的田埂上，他说：
“现在的青年生活好多了，1000多元一个月的工资可以买三部单车。过去我要三年才能买一部单车。我1974年才买了一辆五羊牌单车，凤凰牌单车要180元，太贵。一年后才攒钱买了一块手表，再过了一年才又买了一台缝纫机。”
这时，一位负责人飞快地跑过来递过一个手机，高喊： “袁先生，国外有人要找你。”大约是日本的一个组织要给袁院士授奖，袁院士站在田埂上接过手机，说4月份你们再来吧，现在水稻正抽穗，我没有时间呀!
远处有记者正在摄影，隔很远拍摄，一点也没有干扰袁院士的工作。下田时，袁院士曾说： “我是搞研究的，不能当演员啊。”
每到一块田，袁院士都要看水稻的长势，与负责人谈这块田的水稻父本、母本的栽培情况等等。
11：40左右，袁隆平院士走上田埂，一边抽烟，一边检查抽水的情况。之后踩着单车回到住地。此时，试验田内的同志陆续回来，都是一律地穿长统套鞋，戴草帽，骑单车往回赶。这时候三亚的太阳已经把公路晒成一片白色，阳光晒得皮肤发热。
12：10，厨房内的一位大嫂将一条收拾好的小鱼、一碗豆腐、一碟花生米和一碗米饭送到袁院士房内，袁院士自己把这些半成品下锅做好后，开始吃中饭。他不吃肥肉，很喜吹吃花生米。
中饭后与几位专家交流上午收集的情况。
下午3：30，袁院士下楼，欣赏司机买回的一台咖啡色小
摩托。袁院士发动摩托，笑得非常开心，骑着摩托下田。
晚6：30，袁院士骑摩托从田间回来吃晚饭。育种中心的
三餐饭非常简单，记者看到公布的上个月伙食账平均每餐为
1.81元。
晚7：30，袁院士与几位助手一边散步一边谈话，他走得
很快。
晚8：00左右，与几位老专家打麻将，输家在桌子下钻
一圈。
麻将散后，袁院士独自在卧室内看书写作。
这时候三亚荔枝沟非常安静，海风很柔和，山野田地沉
浸在黑夜之中，只有育种基地的不少房间闪着灯光。
袁隆平的肠胃不好，患有过敏性肠炎，吃大锅饭有困难，便自己做饭炒菜。他总是重复地说，清茶淡饭对我最相宜。每顿饭前他都吃一点花生米，边做饭，边用手拣来一粒粒花生米不停地往嘴里送。他总是重复地说，这是边吃边做两不误，很节省时问。
原来，一个世界级科学家的生存需要就是这么简单。
袁隆平与杂交水稻，如同骆驼与沙漠，骏马与草原，鸟与树林，彼此相互依存，相互组合。哪里有杂交水稻科研的新课题，哪里就有袁隆平。湖南的冬天不能生长杂交水稻，那么，他便到海南岛去寻找冬天里的春天。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30多个春秋的南来北往，袁隆平在研制杂交水稻的征途中，行程何止八千里路!他所遭受的磨难，与他取得的成就比起来，只不过是征程上的些许 “尘”与“土”罢了！
第三十一 走近“米菩萨”
清明前夕，袁隆平夫妇来到掩埋父母骨灰的“坟茔”前，点燃了一些黄纸，以示缅怀与祭祀。一阵微风吹来，纸灰四处散去，纷纷落在他们的头发上、衣服上。妻子邓哲说：“明年别烧纸了，种两棵树吧。树是有生命的，倘若父母有知，他们一定会喜欢有生命的绿树陪伴他们。”
袁隆平点点头，陷入了沉思，忆起了母亲对他的谆谆教诲。
那是1984年6月，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成立，袁隆平任中心主任。当他把中心的事务处理好以后，便赶回安江农校探望老母亲。老母亲听人说儿子在长沙当了官，这位知书达理的母亲早已为儿子准备好了一篇文章——孔子的《论语·为政》。妈妈告诉袁隆平，孔子的这篇《论语·为政》，是阐述为官之道的好文章。接着，这位熟读孔孟之书的老人，用自己的语言，向爱子讲述了书中的内容。她说：
“孔子在这篇文章中警示后人，为官之人应具有五种美德，排除四种恶政。孔子把这五种美德归纳为：
“为官者，应使老百姓得到好处，而自己不耗费；
“选择老百姓可以干的事情，叫他们去干，老百姓满意，而不怨恨；
“追求仁义，而不贪图财利；
“性情宁静淡泊，而不居功自傲；
“态度严肃，而不凶猛。”
老母进一步解释说：
“切记先祖的教诲，永远去做对黎民百姓有益的事情，永远追求仁义，不贪图其他，群众便会拥护你。”
袁隆平毕恭毕敬地聆听着母亲的教诲，连连点头称是。袁隆平告诉母亲，自己毕生所倾心的杂交水稻事业，正是一桩对黎民百姓有益的事业。
老母亲微笑着点了点头。
老母亲的教诲，犹如一股清泉，注入他的心田，洗涤着他心灵的尘埃。母亲的教诲，注定是要影响他一生的。他以为，母亲的这些教诲是永远值得珍重的。
袁隆平自称是红土地的子民。他与农民一同下地干活，有着与农民一样的在太阳底下蒸发的汗珠，有着一双与农民一样的在红土地上寻梦的眼睛，有着与农民一样的隆起的肌肉与青筋，也有着与农民一样的朴实与简约。他走在一片片红土地上，留下了与农民一样的一串串赤红的脚印。在山梁，在河湾，在田埂，在路边，留下了与农民一样的沉思……
尽管袁隆平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科学家，可看上去的确像一个地道的农民。曾有人笑他太“土气”，他说：
“我是在重庆长大的，重庆曾经是国民党的陪都，非常繁华，所以我并非天生就这样土气。可我现在干的是农业活，天天与农民打交道，如果穿得很挺括，就会让农民觉得生分，他们就不会同我交朋友了。农民需要我，我更需要农民，我国农民有很丰富的水稻种植经验，我时刻都在向他们学习。再说，我整天穿得挺挺括括的，还怎能下地干活?”
袁隆平这位红土地的子民，每每出现在红土地上，每每出现在农村，总会受到乡亲们的欢迎。乡亲们把他看成最亲的亲人。他每到一个村，便会引得全村人出动。老农们与袁隆平有说不完的话，浓浓的乡情，唤起了他对乡村生活的眷恋。乡亲们杀猪宰羊，富裕了的乡亲总是用最丰盛的农家宴席款待他。饭菜有鸡有肉有野味，有池塘捉来的鲜活鲫鱼煲制的鱼汤，还少不了他喜欢吃的花生米。农民用自己酿制的甜米酒招待袁隆平，他们干了一杯又一杯。袁隆平原本是不喝酒的，但既然是农民兄弟自己酿制的甜米酒，那是必定要喝的。因为那杯中的米糟酒，滴滴都是浓浓的乡情。
袁先生与人民群众有着深厚的情谊。他时常告诫同事，研制的良种不要卖贵了，要让农民得实惠。
外国商人要与他合作，利用他的技术赚钱，他不干。他说，不能让外国人赚中国农民的钱。
在田问，袁隆平把自己培育的种子送给农民去试种。为此，每年春节他都意外地收到农村寄来的山货特产。许多进城办事的农民，总要给他家提来一只鸡，一块腊肉，或是香菇什么的。
在袁隆平的心目中，农民朋友给予他的奖励，重于诺贝尔奖。袁隆平家的大门，对布衣的来访者是永远不会上锁的。
广大人民群众称颂袁隆平功盖华夏，绩铺九州。然而，袁隆平却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保持了中国知识分子真诚、热情、朴实的传统美德。
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华塘镇塔水村有一个农民叫曹宏球，他和乡亲们连续几年种植杂交水稻发家致富了，他把袁隆平誉为 “神农”。为了表示对这位神农的崇敬之情，在老母亲的催促下，他决定拿出自己的积蓄，请人为袁隆平塑一尊汉白玉雕像。为此，他给袁隆平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尊敬的袁先生：
我是一名农村知识青年，出生于天灾横行的1960年，
差一点饿死在襁褓之中。我们家乡在推广您发明的杂交水稻
之前，我没吃过一顿饱饭。是邓小平给我们送来了好政策．
您又给我们送来了好种子，使得我家如今不仅衣食无忧，住
上了小楼，还有五六万元的存款。我今天给您写信，就是想
向您表达我以及我全家对您的崇高敬意和感激之情。我相
信，在这一点上，我们全家人的感情可以代表全中国许许多
多个农民家庭。
我母亲信佛，常年礼拜观音菩萨，也敬拜神农炎帝。她
老人家教导我们，有了钱要修桥补路，乐善好施。我积蓄了
一些钱，可如今我们村的路和桥都修好了，施舍别人的事我
也做了不少，因此，我想用现有的积蓄请人塑一尊您的汉白
玉雕像。全家人都很赞成我这主意。我母亲尤其支持，她
说，修菩萨是善事，袁先生就是“米菩萨”。请您不要误
会，我的本意并不是把您当成菩萨来修的，而是为了纪念您
的功德，使我们全村、全镇的农民子子孙孙都不会忘记是谁
使我们吃上了饱饭……
为此，我请求您赐给我几张不同角度和不同姿势的全身
照片，以便我请合适的工匠参照您的照片进行雕塑……
袁隆平边看信，边摇头，他感到我国农民实在是太可爱，太容易满足了，又重感情，讲求礼仪?他怀着感激的心情，给曹宏球写了一封回信：曹宏球先生：
来信收悉，谢谢你的好意。你和许多农民的心愿，是对我和我国科技工作者的最高嘉奖、鼓励和鞭策，在我看来，这比诺贝尔奖更荣耀。你们的这份情意我领了。但我为国家和人民做了一点贡献那是应该的，不值得你们如此敬仰和崇拜。从你的来信看来，你家虽有一些积蓄，但尚不算很富有。因此，我建议你把钱用到扩大再生产上去，好进一步发家致富。倘若你一定要积德行善，社会上也还有很多公益事业可做。请你务必不要把钱浪费在为我塑什么石雕像上，我实在承受不起你的这般厚爱。请你尊重我的意见，并恕我不给你寄照片。
顺祝
阖家安秦!
袁隆平
然而，这位痴情的农民曹宏球最终还是从邓哲手中 “骗”走了照片。1996年10月，他带着全家人的一片心愿，来到河北省曲阳县园林艺术雕刻厂，请求这个厂家按照 l：l的比例为袁隆平塑一尊汉白玉的雕像。厂家营业员经过测算，告知曹宏球价格为30万元。可是，曹宏球身上只带了5.8万元。无奈，他找到该厂厂长，从头至尾诉说了自己的一番心愿。这位厂长听说曹宏球是自费为“米菩萨”袁隆平塑像，深受感动，便豪爽地说：
“既然是为袁隆平塑像，赔本我们也干。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我们也该凑个份子。这样吧，你交4.8万元
就可以了，留1万元回家发展生产，其余由我们厂里出，也
算表达我们对袁先生的一点心意。我一定精选一方上等石料，亲自执凿，与那位曾经为天安门雕塑飞龙的卢进桥师傅共同来雕好这件作品。”
这位厂长与老工匠卢进桥师傅精心雕琢了4个多月，一尊晶莹剔透的袁隆平劳作于稻田的艺术形象面世了——只见他蹲于田埂，手捧稻穗，深情地凝视着——瞧那眼神，像是在说：
“噢! 又一个杂交组合诞生了。”
塑像加底座总高“一米又六”，是“有米又有肉”的谐音。
这尊披红戴花的雕像运往郴州塔水村时，乡亲们闻讯赶来，放鞭炮，扭秧歌，争先一睹“米菩萨”雕像。
曹宏球为袁隆平塑像，这种朴素的形式，表达了农民兄弟对一个农业科学家的感激、珍爱与赞美，象征着袁隆平在农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人们在赞美袁隆平的同时，也赞美了他们所珍爱的杂交水稻。
曹宏球在袁隆平的塑像前，讲述了一个既传奇又充满人情味的神话故事。他说：
“我小时候听奶奶讲过一个敬重神农的故事：从前啊，我们郴州曾经出过三位善良的马车夫。这三位马车夫原是祖孙三代一家人。他们变卖了全部家产，仿照当年炎帝迎蚕神坐过的马车样子，打造了一辆‘炎帝车’，拉载客人，筹钱集资。
“这祖孙三代人有一个共同心愿：修造一座炎帝庙。
“爷爷整日拉车赚钱，是为了购置一块山地；
“父亲整日拉车赚钱，是为了在爷爷购置的山地上，修建庙宇：
“孙子拉车赚钱，则是为了在父亲修建的庙宇里给炎帝塑一尊雕像。
“祖孙三代人，代代相传，不懈努力，终于建成了一座‘炎帝庙’，为后人供奉，以表示祖祖孙孙对这位神农的怀念。
“如今，我曹宏球以这三位马车夫为榜样，塑一座当代的 ‘神农’雕像，以引发后人对我们所崇敬的这位‘神农’的怀念之情……”
曹宏球所讲述的关于“三位马车夫”的故事，虽然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但却留在当代人的心田里。从历史走进现代，从传说走进现实，它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于那些创造辉煌、建功立业的英雄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第一流的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
所以说，袁隆平给后人留下的不仅仅是杂交水稻，他留下的是一笔绵延世代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