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后，周恩来在筹备九大的同时，毅然指示编制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这是扭转国民经济连续两年滑坡所做的一次重大而有效的努力。据这时协助周恩来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回忆：
“进入一九六八年，经济形势更加严峻，工业生产继续全面下降。由于根本无法召开计划会议，这一年始终没能订出一个计划，是‘一五’计划以来唯一没有国民经济年度计划的一年。快到年底时，周总理下了决心。十二月二十六日那天，我回家时已是凌晨两点多了，刚进家门总理就亲自打电话叫我去。我到总理处已是凌晨三点。总理疲惫至极，面带忧虑地对我说：‘今年只有五天了，明年计划还没有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里生产，往哪里调运，没有个计划怎么行呢！’我说，我找几个人先搞一个明年第一季度的计划，以便使工作有所安排。总理说：‘好！你赶快回去搞吧。’我回来后顾不得休息，就找了几位同志商量，搞出了一个第一季度计划安排方案，只提出了几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指标，立即报给了总理。总理审查同意后即报请毛主席审批。毛主席很快就批准了这个计划。这样，一九六九年一开头，总算有了一个可供遵循的计划。”〔47〕
九大召开前夕，周恩来认真修改了计划编制小组草拟的《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稿）》。三月二十四日，他在国务院召开的历时一个多月的全国计划座谈会上作总结讲话，系统阐述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各项任务，强调：作计划要实事求是，把困难摆出来；生产指标要实事求是，计划有不够确切或实在完不成的，还可以修改；要注意提高生产和基本建设质量。他提出：每个县要由下而上提出自己的农业规划，把一九七○年农业计划落实；要增加粮食储备，藏粮于民；最重要的是工业支援农业要落实。他批评那种滥制毛主席像章、滥印毛主席语录的做法是搞形式主义，是铺张浪费之风，是不尊重毛主席和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他说，在这些方面如能减少一些数量，就可以把所用原料转产别的东西，如节约纸张就能节约烧碱，就可以多生产一些肥皂，现在不是肥皂不够吗？周恩来还特别强调，年度计划和长远规划的立足点，都应放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这样两条方针上，重点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48〕
一九六九年的国民经济，由于政治局势相对稳定，由于计划和管理工作有所加强，生产状况、主要是工业生产情况有所好转，因而改变了一九六七、一九六八两年生产连续下降的局面。全年工农业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三点八，其中工业增长百分之三十四点三。铁路货运量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六点二。这种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仍带有恢复的性质。
周恩来对国防科技事业的关心，从未因政治局势的严重动荡有所放松。
一九六九年一月，周恩来听取有关部门汇报，当得知华东、中南许多地方受冰凌影响，有线通讯阻断，需要采用地下电缆才可望解决这一难题时，他激动地连声问道：“我们国家有多少公里电缆？为什么这么少？为什么这么落后？”当有关部门列举通讯方面的情况后，他说道：“落后！落后！最重要的是改变这种落后现状，使有线、无线，包括电缆、微波都赶上去。”他又说：“应该搞我们自己的气象卫星，气象火箭也要搞。”“我们研究气象，就是为了使一切有生命的力量都能够很好地生存，让植物、动物很好地生长；就是为了保护人民，首先是保护劳动人民。”〔49〕
同年二月，周恩来连日召开国防科研和军工生产部门负责人会议，对海军新型舰艇的研制，空军歼击机、轰炸机的生产，以及高射炮、雷达、地空导弹等防御性武器的性能、规划、布局等，一一作出具体指示。九大期间，周恩来还听取有关部门军管会和生产指挥负责人关于飞机生产质量的汇报，严厉批评他们不敢抓产品质量、取消检验制度，以致飞机生产屡次出现质量事故。他愤怒地说：你们都是从空军来的，怎么能对同志的性命这样不负责任呢？你们为什么不敢抓？为什么不下命令恢复？你们就是怕事、怕群众。我是早上看到报告的，看后非常难过，军事工厂哪能搞成这样！你们现在还说检验制度正在逐步恢复，什么逐步恢复？不是逐步恢复，而是应当马上恢复！你们应当下命令嘛！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合理的还是要保留。他指出：“一概取消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不尊重科学的。不能违背科学。”“有些人要把一切制度砸烂，这是极左思潮。”〔50〕
在对生产状况的了解上，周恩来甚至不愿放过一些细节。出席九大的前志愿军特等功臣杨育才回忆：
九大中的一天下午，周总理来到我们小组参加讨论。一见面他就问我，“你现在不是在淮北煤矿支左吗？淮北煤矿有一部坏了的发电机修好没有？”由于对这个情况不了解，我只好如实告诉总理我不知道。总理听了和蔼地批评说，你应该知道啊，你是老侦察员了。过去在战场上能把敌情摸得很清楚，掌握得很全面，现在也要和过去打仗一样，了解、摸清各种情况，做到胸有全局，真正掌握工作的主动权。这时，我心里又是激动，又是惭愧，眼含热泪地把总理的指示记在本子上，暗自下了决心：决不辜负总理的殷切希望，一定把各项工作做好！〔51〕
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期间，虽然周恩来也说过一些错误的或违心的话，但他仍时时在关心着那些被打倒的领导人。九大开幕后不久，周恩来从中央警卫局的一份报告中获知陶铸病情较重，立刻进行追问，很快得到医务人员的详细报告，他马上批示同意送陶铸住院治疗。〔52〕在这前后，他还指示自己的保健医生对在京患重病的刘少奇进行抢救。一九六九年五月，周恩来批告公安部：对在押的人“应增加营养食品，防其自行消瘦致死”；“伙食应加至十五元以上，并须检查伙食管理”；“如有生命危险，应送医院进行治疗”。〔53〕
周恩来不仅关心党的高级干部，也关心着普通的群众。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初，北京礼花厂青年女工王世芬在一次意外的爆炸事故中受重伤，烧伤面积达百分之九十八。周恩来闻讯后，当即指示要全力抢救，并多次派联络员前去了解王的病情及治疗情况，鼓励她树立信心，战胜伤痛，配合治疗。数年后，已经康复的王世芬回忆往事时，仍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她说：周总理那么忙，还惦记着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女工。没有周总理的关心，我怎么能活到今天？〔54〕
能够让动乱岁月里的周恩来常感慰藉的事情，莫过于这个时期他一直紧抓不放的尖端科技事业所取得的成就了。一九六六年底，在周恩来直接部署下，有关部门的科技人员排除干扰，团结奋战，取得第一次氢弹原理性实验的成功。正在西花厅听汇报的周恩来十分兴奋，设了家宴，向参与研制部门负责人庆贺胜利。这时，中南海墙外造反派叫喊的“打倒”声隐约可闻。周恩来边吟诵毛泽东诗句“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边举起酒杯说道：“今夜得宽余。喝酒吧！”快慰之情，溢于言表。〔55〕在原理性实验成功的基础上，研制人员再接再厉，在第二年六月取得中国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的重大胜利，提前实现了毛泽东、周恩来预计的一九六八年取得氢弹试验成功的目标。这时，正值“停产闹革命”的高潮中。周恩来多次直接打电话、发电报给核工业生产科研单位所在地区，要求“保证工厂绝对安全，保证工厂稳定生产”。同时，他还亲自派出调查人员了解情况，制止武斗，维护正常的生产秩序。〔56〕九大以后，周恩来连续十余次接见七机部两派群众代表，严肃地批评他们置国家尖端科研项目不顾，热衷于打派仗的行为。为了保证国家尖端科技项目的研制和生产，他还批准了一份需要重点保护的几百名工程技术人员名单，要求他们在政治上不被侵犯，业务上不受干扰。〔57〕一九六九年九月，周恩来亲自指导进行的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再获成功。
在这段时间里，周恩来直接关注并给予指示的重点建设工程和基建项目还有：南京长江大桥、成昆铁路、湘黔铁路、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厂、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三门峡改建工程、秦山“七二八”核电站、攀枝花钢铁基地，以及华北农用机井布局等等。
一九七○年三月，在武汉的毛泽东提出关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毛泽东的意图是，“文化大革命”已近收尾，各级党组织也已陆续恢复或建立，下一步应该是重新组建政府机构，使它正常运转，发挥各种职能，实现社会的稳定发展。这正是几年来不堪重负的周恩来所期盼的。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九大后，林彪集团的势力迅速增强：不仅林彪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地位写入党章，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进入政治局，陈伯达向他们靠拢，黄永胜和吴法宪还分别担任军委办事组的正、副组长。随着力量的膨胀，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野心更大了。与此同时，江青集团的势力也在迅速膨胀，使林彪感到威胁，担心会取代他的接班人地位。这两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总的说来是密切配合和呼应的，而到这时，双方的裂痕和磨擦便日益明显了。一场新的政治波澜正从此而来。
【参考文献】
〔1〕国务院联络员办公室《简报》（1967年第10期）转载铁道部业务监督小组报告和中共第68军委员会特急电，1967年5月31日。
〔2〕周恩来接见辽宁省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记录，1967年9月9日。
〔3〕国务院业务小组：《1967年前三季度的主要经济情况和四季度要抓紧的几项主要工作》，1967年10月24日。
〔4〕周恩来接见出席全国铁路运输工作会议全体代表时的讲话记录，1967年10月29日。
〔5〕周恩来接见黑龙江省“炮轰派”代表时的谈话记录，1967年11月24日。
〔6〕周恩来接见铁路系统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记录，1967年11月25日。
〔7〕周恩来接见国防工业系统群众组织代表和军管会负责人时的讲话记录，1967年6月3日。
〔8〕周恩来接见广州地区赴京汇报的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记录，1967年9月1日。
〔9〕同恩来接见广西赴京两派群众组织代表谈话记录，1967年8月24日。
〔10〕周恩来等就铁道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情况反映》给毛泽东的报告，1968年2月4日，周恩来手稿。
〔11〕周恩来接见越南驻华大使吴明鸾、越南外贸部副部长李班谈话记录，1968年2月17日；周恩来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巴巴尼、武官哈卡尼谈话记录，1968年8月20日。
〔12〕周恩来接见财贸口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记录，1967年9月2日。
〔13〕周恩来接见东北3省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记录，1967年9月28日；周恩来接见全国铁路运输会议全体代表时的讲话记录，1967年10月29日。
〔14〕毛泽东接见谢·佩奇为首的阿中友协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
〔15〕江青、康生等在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江苏省革命委员会赴京汇报团和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江苏班全体学员时的讲话，1968年3月18日、21日。
〔16〕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149—156页。
〔17〕傅崇碧：《大树参天护英华》，《人民日报》，1979年1月7日。
〔18〕周家鼎：《总理风格如是说》，《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145页。
〔19〕张化东：《崇高形象，永照汗青》，《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142—143页。
〔20〕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427页。
〔21〕访问廖志高谈话记录，1983年12月5日、1984年2月9日。
〔22〕访问周家鼎谈话记录，1981年11月7日。
〔23〕《杨伯涛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265、266页。
〔24〕1936年，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北方局为了开展工作，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报请中共中央批准，指示薄一波等61人可以履行一定手续后出狱。对此，中共中央早已有过结论，没有当作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康生、江青等人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将薄一波等61人定为“叛徒集团”。这是一起重大错案。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为这一错案彻底平反。
〔25〕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二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434页。
〔26〕余湛邦：《大树荫深荫弱苗——记“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对张治中的保护》，《怀念周恩来》，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版，第187—188页。
〔27〕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二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404页。
〔28〕顾卓新：《坚持原则和解决困难的高超领导艺术》，《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191页。
〔29〕周恩来总理值班室《工作日志》，1968年4月9日。
〔30〕周恩来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68年5月17日，手稿。
〔31〕周恩来对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关于人民大学教授何思敬死亡情况报告的批示，1968年7月10日。
〔32〕周恩来对谢富治转来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要求批斗彭真、刘仁、万里等人的报告的批示，1968年5月14日。
〔33〕周恩来接见工交、财贸、农林口各部委及国务院直属单位群众代表时的讲话记录，1968年2月2日。
〔34〕周恩来接见陕西省赴京代表团的讲话记录，1968年4月30日。
〔35〕周恩来总理同尼雷尔总统会谈纪要，1968年6月22日。
〔36〕毛泽东、周恩来等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的讲话记录，1968年5月8日，周恩来修改稿。
〔37〕据周恩来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记录，1968年10月13日。
〔38〕周恩来在国务院各单位军管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大联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8年12月5日。
〔39〕周恩来、毛泽东在徐向前办公室党支部关于《徐向前最近表现情况》的报告上的批语，1968年12月29日、1969年1月3日。
〔40〕周恩来对国务院值班室请示报告的批示，1969年1月8日。
〔41〕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参加九大作代表的名单和预拟名单》，1968年12月，手稿。
〔42〕周恩来等就补选王恩茂、陈康为九大代表事给毛泽东、林彪的报告，1969年1月12日，周恩来手稿。
〔43〕周恩来在九大准备工作会议第2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9年3月16日。
〔44〕张作文：《樽俎沙场百战身》，《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164页。
〔45〕《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453页。
〔46〕周恩来接见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同志谈话纪要，1972年8月1日、2日。
〔47〕余秋里：《中流砥柱，力挽狂澜》，《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49—50页。
〔48〕周恩来在全国计划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69年3月24日、25日。
〔49〕周恩来在听取邮电部、铁道部、中央气象局军代表、领导干部和群众代表汇报时的讲话记录，1969年1月29日、2月7日。
〔50〕《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462页。
〔51〕杨育才：《怀念周总理》，北京师范大学编《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四），第41—43页。
〔52〕《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454页。
〔53〕周恩来对公安部关于特殊关押犯情况报告的批示，1969年5月4日、31日。
〔54〕邵泉：《周总理对一个女工的关怀》，《瞭望》，1984年第1期。
〔55〕刘西尧：《我当周总理联络员前后》，《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35页。
〔56〕刘杰：《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决策者和组织者》，《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27页。
〔57〕杨国宇：《为了东方“巨龙”早日腾空——回忆周总理和几位老帅关心运载火箭的研制》，《怀念周恩来》，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版，第1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