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六日，周恩来偕黄永胜、张春桥等再次前往北戴河林彪处汇报工作。周恩来告诉林彪：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党中央决定在国庆节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现正逐步就绪。
九月三日，在南方陪同毛泽东巡视的汪东兴，把经毛泽东亲自阅改过的由他和华国锋追记的毛泽东沿途谈话专送周恩来。〔45〕四日，在北京的周恩来收到这些谈话记录。
两天后，陪同外宾来到武汉的李作鹏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口中得知毛泽东在这里的谈话内容，他立刻形成三点“印象”：庐山会议的事情还没有完，上纲比过去更高了，矛头似乎指向林彪。一直把自己的命运同林彪联系在一起的李作鹏、黄永胜，连忙把这些情况密报给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
九月五日、六日，林彪、叶群先后得到周宇驰、黄永胜的密报，决心铤而走险，作出一个丧心病狂的决定：把毛泽东杀害在巡视途中，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八日，林彪亲笔写下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立果、周宇驰二人分别向“联合舰队”成员下达谋害毛泽东的具体方案，并指派江腾蛟（南京军区空军政委）为“第一线指挥”。
林立果等准备用来谋害毛泽东的手段有：用火焰喷射器或“四○”火箭筒击毁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用炸药炸毁毛泽东专列必经的苏州硕放铁路桥；派飞机轰炸专列，或炸毁专列停车处旁的油库；派王维国（在上海的空四军政治委员）乘毛泽东接见时直接下手等。〔46〕这个行动方案，林立果曾报告给林彪和叶群。〔44〕在布置“南线”行动的同时，林立果等还研究了“北线”计划，攻击目标是中南海和钓鱼台，准备消灭的对象包括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刘伯承等，也还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
这时的周恩来，仍在北京有条不紊地领导着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从九月六日起，他每天都在人民大会堂里主持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十日，在对报告稿又作了一次修改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告诉他：已写出初稿，拟从十一日起，由政治局确定几名成员以十天时间改好送审。信中还就国庆节前召开九届三中全会、补选几名中央委员等事作了请示。毛泽东阅后批道：“都同意。还要补选常委。”显然，毛泽东对中央的人事调整已有所考虑。
十日中午，对林彪一伙已有警觉的毛泽东下令专列从杭州开往上海，随即离沪北上，一路不停，直驶北京。十二日午后，专列抵达北京。当汪东兴将毛泽东回京的消息报告周恩来时，因为事情变化得很突然，周恩来问汪东兴：“你们怎么不声不响地就回来了，连我都不知道？路上怎么没有停？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呀！”〔44〕
毛泽东安全返回北京，使林立果等策划的谋害计划无法实现，完全打乱了林彪一伙的部署。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林立果紧急策划南逃广州，企图另立中央，分裂国家。他们安排了几架飞往广州的飞机，其中一架“三叉戟”是林彪的专机，在十二日傍晚秘密调到山海关机场，供林彪一家使用。
这天晚上，周恩来照常在人民大会堂主持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稿。灯火通明的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内，四周的玻璃窗都紧闭着，拉上深色帷幕。朝东靠广场方向的窗户旁边，放着一排长方形会议桌，上面铺着白色桌布。周恩来背朝着广场方向，全神贯注地主持讨论。这时，天安门广场上为国庆游行进行队列操练的红卫兵仍未散去，高音喇叭播放的乐曲隐约可闻。〔47〕二十二时许，工作人员请周恩来接电话。大约半小时后，周恩来回到会场，讨论继续进行。过了一会儿，周恩来又出去接电话，这次，他很久没有回来。
周恩来所接的第一个电话是张耀祠打来的。他报告：驻北戴河的中央警卫部队获悉林彪等人打算离北戴河出走，准备去哪里还不知道。这是林彪的女儿林立衡报告的。周恩来立刻指示警卫部队继续观察，随时报告。从第二个电话里，周恩来了解到有一架专机正停候在山海关机场。他马上把正参加《政府工作报告》稿讨论的吴法宪找来，要他立即查明这架飞机的情况。
周恩来是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的一个房间里，处理来自北戴河方面的问题的。这时，福建厅的会议实际上已经中止。从周恩来急匆匆的步履和异常严峻的表情上，参加讨论的人都隐隐感觉到发生了一件“紧急的重大事件”。〔47〕
在证实山海关机场确有一架专机后，周恩来亲自打电话向叶群询问，并且提出打算到北戴河来见林彪。这时已是深夜二十三时三十分。
因为周恩来紧紧地追查停留山海关的飞机的情况，林彪等感觉阴谋已经败露，南逃广州的计划恐难以实现，便决计向北叛逃国外。二十三时四十分，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在慌乱中钻入一辆“红旗”高级防弹轿车，冲过警卫部队的阻拦，高速驶往山海关机场。到机场后，他们匆忙登机，在副驾驶员、领航员、报务员都没有上机的情况下，下令飞机在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此时已是九月十三日零时三十二分。
周恩来在“三叉戟”起飞后不久便接到了报告。在这以前，他作过这架飞机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的指令。但李作鹏却有意篡改了这个命令。〔46〕
对林彪等突然乘机逃走的意图，当时还不清楚。对他们的全部阴谋计划，一时也并不了解。周恩来命令李德生坐镇空军司令部，监视飞机动向；派杨德中随吴法宪去西郊机场，派纪登奎去北京空军司令部，以便从各方面掌握情况。同时，他向全国发布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停飞所有飞机，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周恩来还请调度员用无线电向这架飞机呼叫，要林彪等飞回来，告诉他们：不论飞机在何处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但飞机上一直没有回答。
在空军司令部的李德生通过专线电话，不断将林彪所乘飞机的位置、高度、方向等情况向周恩来报告。当飞机飞临中蒙边境时，李德生向周恩来请示处置办法。周恩来回答他：已请示了毛主席，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48〕一个月后，周恩来在广州回答为什么不把林彪座机击落时说：他是副统帅，打下来我怎么向人民交待？只好打开雷达监视飞机的行动，直到飞机飞出国境，才算是真相大白。
凌晨一时五十分，林彪座机飞越中蒙边界上空。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用力按下手中的话筒，气愤地说出两个字：“叛徒！”
面对如此惊心动魄的重大变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紧急会议，宣布林彪叛逃事件，研究部署各种应变措施。
从十三日清晨到当天下午，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十一个大军区和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通报林彪外逃情况。他使用的是经过斟酌的语言：“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会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去了！你们要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从现在起，立即进入紧急备战。”
周恩来还将李先念、华国锋等分别派到京西宾馆、海军司令部和总后勤部主持工作，以便随时掌握并报告情况。
他指示外交部，要密切注意外电报道，抓紧研究和提出因林彪事件可能引起的对外交涉所需的应对方案。
周恩来还同其他领导人一起，拟定向全军发出的紧急战备指示，并对北京地区的军队部署、京郊各机场的军管以及机动兵力的安排等作了布置。〔49〕
十三日上午，在周恩来直接指挥下，北京地区空军将林彪党羽周宇驰、于新野等劫持的一架直升飞机迫降在京郊怀柔县境内，从飞机上缴获了林彪一伙阴谋政变的大量罪证。
为了应付各种可能发生的严重情况，周恩来的考虑和部署是十分周密的。到九月十四日下午，各项必要的工作才部署完毕，七十三岁的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里已连续工作达五十多小时。疲惫已极的周恩来刚休息一会儿，便接到来自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特急报告，得到林彪一伙机毁人亡的确切消息。异常的兴奋，立刻驱走了周恩来的困乏。他连声说道：“摔死了！摔死了！”随即亲自到毛泽东处报告这一消息。
飞机坠毁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乘坐的飞机飞临蒙古境内温都尔汗时，因油料将要用完，飞机上又没有领航员和报务员，不得不强行迫降，机身因擦地而爆炸起火，机上人员全部摔出，焚烧致死。〔50〕
九月二十四日，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会议，宣布将十天来一直拒不交待问题、反而加紧烧毁材料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实行隔离审查。林立果“联合舰队”在各地的骨干分子也先后被捕归案。中共中央随即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
不久，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逐级传达到全党全国，正式宣布：“林彪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参考文献】
〔1〕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给毛泽东、林彪的报告，1970年3月14日，手稿。
〔2〕周恩来对邓颖超留言的批语，1970年4月1日。
〔3〕陈寰：《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怀念》，《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438页。
〔4〕国防科工委某部：《周总理的英名和我们的伟大事业永存》，《解放军报》，1978年2月25日。
〔5〕毛泽东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送审稿的批改，1970年4月3日，手稿。
〔6〕周恩来在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东北、西南小组会上的发言记录，1970年7月18日。
〔7〕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八一”社论稿事给毛泽东的报告，1970年7月28日，手稿。
〔8〕周恩来给康生、江青、黄永胜、张春桥等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的信，1970年7月30日，手稿。
〔9〕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10〕毛泽东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1970年8月22日，传达记录稿。
〔11〕康生在庐山召开的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0年8月22日。
〔12〕汪东兴：《忆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
〔13〕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14〕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1次全体会议记录，1970年8月23日。
〔15〕周恩来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东北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70年8月24日。
〔16〕李德生：《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24—125页。
〔17〕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0年8月29日。
〔18〕陈先：《周总理组织和审议“二五”至“四五”计划》，《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170、171页。
〔19〕与顾明等座谈记录，1987年1月9日。
〔20〕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曾用“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我们两人还认为”等语。此件印发全会前，毛泽东还将原稿中涉及林彪讲“天才”的内容删去。
〔21〕周恩来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东北组、华北组和华东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70年9月3日。
〔22〕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记录，1970年9月6日。
〔23〕《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1970年9月6日），《人民日报》，1970年9月10日。
〔24〕吴庆彤转告交通部周总理关于邮票发行问题的指示，1970年9月8日。
〔25〕周总理在全国外贸计划会议期间的指示，1970年9月，上海市外贸局档案。
〔26〕周恩来关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4人检讨事写的一封信，1970年9月22日。
〔27〕周恩来同斯诺和夫人的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9日。
〔28〕毛泽东对吴法宪、叶群检讨的批示，1970年10月14日、15日，手稿。
〔30〕周恩来就华北会议情况给毛泽东、林彪的报告，1971年1月4日，手稿。
〔31〕周恩来就江青在华北会议上的两次讲话事致江青的信，1971年1月9日，手稿。
〔32〕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
〔33〕周恩来就中共中央1966年394号和1967年394号两份文件写的批语，1971年1月26日，手稿。
〔34〕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10月版，第41页。
〔35〕毛泽东对外交部编《外事活动简报》“古巴驻华临时代办加西亚访问外地的几点反映”的批语，1971年2月18日。
〔36〕周恩来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1年5月30日。
〔37〕李德生：《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26—127页。
〔38〕周恩来等7人在北戴河林彪处谈话记录，1971年3月30、31日。
〔39〕周恩来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提纲，1971年4月29日，手稿。
〔40〕杜修贤：《林彪对毛泽东的“不辞而别”》，《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57—76页。
〔41〕熊蕾：《历史的注脚》，《新观察》，1986年第18期。
〔42〕孙平化、王效贤：《樱花烂漫忆园丁》，《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411页。
〔43〕周恩来就陪同奈温赴广州期间中央工作安排事给毛泽东的报告，1971年8月9日，手稿。
〔44〕汪东兴：《毛主席在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日子里》，《中共党史资料》，第49辑。
〔45〕汪东兴就送毛泽东南巡谈话追记稿事给周恩来的信，1971年9月3日。
〔46〕《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1980年11月2日），《历史的审判》，群众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40—42页。
〔47〕陈先：《周总理组织和审议“二五”至“四五”计划》，《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171页。
〔48〕李德生：《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32页。
〔49〕周恩来就紧急战备部署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1971年9月13日，手稿。
〔50〕周恩来就256号三叉戟飞机坠毁现场勘察情况给毛泽东及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的信，1971年9月22日，手稿；孙一先、沈庆沂、王中远：《视察林彪叛逃飞机坠毁现场纪实》，《新中国外交风云》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5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