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林彪集团后，在“文化大革命”仍在继续进行的混乱日子里，最使周恩来感到欣慰的，是中国的对外关系打开了新局面，特别是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尼克松访华和中日恢复邦交。这三件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到一九七二年九月间相继发生的大事，对国际关系新格局的形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大突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的外交活动几乎陷于停顿状态。一九六九年六月十日下午，到任不久的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卡·穆·凯瑟，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凯瑟大使转交了叶海亚总统的一封信，邀请周总理访问巴基斯坦。周恩来回答：已经有好几个国家向我提出什么时候能出国访问，但由于我们国内事情很忙，目前还不能出访。许多友好国家都谅解我们。关于访巴时间，国庆节前不可能，今年冬天有没有可能现在也难说。今年恐怕定不下来。如果（今年）要出国访问，将首先到你们那里去。〔1〕
周恩来上一次访问巴基斯坦，还是在三年前“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三年来，作为举世公认的杰出外交家，他却不曾迈出国门一步。来华访问的外国领导人也大大减少。就是一九六九年这一年内，周恩来除为吊唁老战友胡志明而去河内半天外，仍没有能安排一次正式出访。
尽管处在这种极不正常的状况下，周恩来仍时刻关注着世界风云的变幻，有远见地从事一些重新发展对外关系的准备工作：整顿外事队伍，保存并培养外语人才，思考国际战略的重大问题。
中国的驻外使节，在一九六七年初召回后，一直没有再派出。除保留驻埃及大使黄华外，在其他国家都处于空缺状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周恩来抓住九大后国内政局相对稳定的时机，在接见凯瑟大使的前几天，派遣耿飙、王幼平、黄镇等分别前往阿尔巴尼亚、越南、法兰西等国。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批任命或重新出国的驻外大使。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先后安排了十几名驻外大使回任或到任。六月四日，周恩来在接见耿飙等即将赴任的大使时，对未来充满信心地说：形势是乐观的，但要准备有曲折。外交工作要有主动性，使馆要把调查研究工作作为重要任务，做到“心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要教育外交人员谦虚、谨慎、朴素，不亢不卑。由于“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驻外机构受到极左思潮泛滥的影响，在对外宣传工作中采取了一些强加于人的做法，周恩来特别强调要善于做对外宣传，要慎之又慎。〔2〕
外语专业人才的培养，不是短时间内能见成效的。所以，即使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周恩来仍一直考虑到将来对外交往发展的需要，关注着这个问题。原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秘书长马列回忆：
一九六九年，国务院的几个办，包括外办都被撤销，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我没有下去，受总理的委托负责几所外语院校大学毕业生的管理工作。当时中央所属的和重点大学的外语系共有四十多个语种的毕业生和在校生六千多人。总理当时看得很远，想得很深。考虑到将来对外事务的发展，他指示绝对不能让这批外语人才毕业散掉，要先将他们集中管起来等待分配。大学毕业生当时都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我就同总参联系，先由部队农场接收下来，边劳动，边接受再教育。总理还一再关照不要荒废这批学生的外语学习，要求安排外语天天读的时间，最后建立了半日劳动、半日学习的制度。〔3〕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提出应该“酌情使用”被认为有这样或那样“问题”的老翻译人员，同意有关部门从全国外语院校一九六六届毕业生和一九六四年外派留学生中选调一批人到外交部工作。他指示外交部会同中共中央联络部、外文局、对外经委和外贸部等，对中央各部门的外事、翻译人员进行调查登记，提出加强管理的办法。
一九七○年十一月间，周恩来连续五次就外语教学问题同北京外语院校有关负责人和教师代表座谈，指出：现在我们对外口头和文字上的宣传，同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实在相差得太远了！外语教学首先要从师资抓起，按照外语教学规律，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改进。又说：培养造就高质量的外语人才必须苦练基本功，包括政治思想、语言本身和各种文化知识。否则便是误人子弟。〔4〕同年，周恩来指示北京外国语学院恢复招生。第二年六月，他亲自批准该院招收八百名新生的计划。
更重要的是，中共中央也好，周恩来也好，这时需要对整个国际局势作出冷静而客观的判断。
正确地估量国际形势，本来是党制定外交工作方针和战略策略的基础。然而，在党的九大前后，全国上下到处被“准备打仗”的气氛所笼罩，不能用冷静、客观的头脑来分析世界大势。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意图，把研究国际问题的任务交给原来处在“靠边站”地位的四位老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组成由陈毅负责的“国际问题研究小组”。周恩来向他们说明这项任务的极端重要性。他说：主席之所以交待给你们这项任务，是因为主席认为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主席的一贯思想是，主观认识应力求符合客观实际，客观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作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现在国际斗争尖锐复杂，各部门集中力量进行“斗、批、改”，只能应付“门市”；熟悉国际问题的干部大部分尚未解放，我一天到晚忙于处理日常工作，实在挤不出时间过细地考虑天下大事。主席没有让你们回到原岗位，除了“蹲点”，你们可以不受行政事务的干扰，每星期有几天时间专心考虑国际形势。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这个任务很重要，不要看轻了。〔5〕“有了对某一专题的成熟意见，就可写出书面报告呈阅。”〔6〕不久，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外交部又选派熊向晖、姚广协助四位老帅进行这项工作。
一个月后，由陈毅等四人署名的《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书面报告送给周恩来。报告中详尽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认为针对中国的战争目前还不会轻易发生。从这个根本判断出发，报告勾勒出以中、美、苏三方力量相互制衡的国际战略格局。接到这份报告的第二天，周恩来立刻批告外交部：有关外交类的文件，“应发研究国际问题的四位老同志：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7〕
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陈毅等在下放工厂“劳动锻炼”的同时，抱着对党和国家极端负责的态度，从中国和世界的现实出发，就国内外大势提出多篇分析报告。这些报告的基调同九大政治报告特别是林彪等人对形势的看法很不相同，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看法是客观的、有远见的。这就为毛泽东和周恩来“掌握战略动向”、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可靠依据。
这些，为不久后打开中国对外关系的新局面做了重要准备。
在进行这些重要准备工作的同时，周恩来在外交工作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改善同周边国家的关系。
一九六九年秋，在全国上下一派紧张备战气氛中，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举行了一次不寻常的会晤。
九月初，越南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周恩来的老战友胡志明主席在河内病逝。四日，周恩来、叶剑英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在葬礼前赶到河内吊唁，并在当晚返回北京。这时外电作出分析，周恩来是为了避免同参加九日胡志明葬礼的苏联领导人柯西金会面才这样做的。这种说法是十分肤浅的猜测。事实上，中国一直主张举行中苏外交谈判，解决国家关系中存在的问题。这年初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发生军事冲突后，柯西金曾通过载波电话要求同中国领导人通话。周恩来在得到毛泽东批准后，告诉他们：苏方有什么话要说，可以通过正式外交途径向中方提出。这实际上是向苏联政府敞开了外交谈判的大门。胡志明葬礼结束后，柯西金通过越方向中方提出希望同周恩来会晤，很快得到中方同意。
九月十一日上午，柯西金飞抵北京机场。中苏两国总理在机场举行了长达三个半小时的会谈。会谈中，双方领导人仍互称“同志”，并致问候。这同珍宝岛冲突以来两国间一直剑拔弩张的敌对状态形成微妙的反差。鉴于苏联方面重兵压境、甚至以实行核打击进行威胁的现实，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表明中国决不会在任何压力面前屈服的坚定立场。他说：“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同时，他又重申中国希望通过外交谈判解决边界争端的意愿，恳切地说：“我们现在自己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呢？”他主张：中苏两党之间的争论，不应当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不应当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两国总理经过坦诚地交换意见，共同达成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发生新的武装冲突的谅解；并对恢复互派大使、扩大贸易、改善两国间的通车通航及界河航运等旨在缓和两国紧张关系的若干具体事项取得一致意见。〔8〕
中苏两国总理会谈和达成的谅解，是六十年代以来中苏关系破裂、尤其是一九六九年因边界武装冲突而使两国关系跌至“谷底”后的一次转变契机。它的直接结果，是同年十月在北京开始举行中苏边界问题谈判。尽管谈判历时多年，成效不大，但毕竟使原来兵戎相见的双方坐到了谈判桌旁。始终关注并指导谈判进程的周恩来一再交代中方代表团：缓和边境紧张局势，解决边界问题，恢复睦邻关系，这就是我们的方针。〔9〕
从这时起，周恩来还比较集中地处理同其他周边国家的关系问题，为修复或稳定中国同这些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做出一系列的努力。
一九七○年一月，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建议由郭沫若做特使赴尼泊尔参加比兰德拉王太子婚礼；同时，还就近期出访朝鲜等邻国提出初步安排。〔10〕
三月十八日，柬埔寨国内发生由美国支持的军事政变，朗诺军事集团乘西哈努克亲王出国访问的机会推翻王国政府，并宣布废黜正在国外的国家元首西哈努克。第二天，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一行从莫斯科飞抵北京，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他当面向西哈努克表示：中国决心支持亲王直到亲王胜利回国。〔11〕以后，中国政府始终如一地站在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及其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一边，并全力支持印度支那“三国四方”（即柬埔寨、老挝、越南南方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人民共同开展的抗美救国斗争。
四月上旬，周恩来应邀访问朝鲜。这是他四年来的首次正式出访。在朝期间，周恩来同金日成等朝鲜党政领导人就国际及亚洲地区局势、中朝两党两国关系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
六月下旬，周恩来致电哈蒂妮·苏加诺夫人，对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加诺的去世表示哀悼。唁电对领导印尼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促进亚非人民团结反帝事业的苏加诺作出很高的评价。〔12〕
十一月中旬，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在同叶海亚总统会谈时，周恩来对中巴两国近十年来的友好合作关系给予充分肯定，并赞扬巴基斯坦在联合国大会上主持正义、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席位的原则立场。叶海亚表示愿意帮助中美两国接触。在以后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过程中，巴基斯坦政府起了特殊重要的作用。
第二年八月，缅甸联邦主席和政府总理奈温来华访问，同周恩来就恢复和发展两国关系问题交换意见。奈温对一九六七年发生的两国关系中的不幸事件表示“深切的遗憾”，并感谢周总理给他机会前来解释两国间可能存在的误会。周恩来坦诚地回答道：当时仰光华侨学生的某些过激行动，“我们也不赞成”；“在那个阶段，极左思潮影响到我们外交部。但我国政府还是要控制这个局势，特别是同缅甸的关系”。〔13〕会谈中，周恩来处处表现出来的理解和尊重缅方的态度，使奈温深受感动。中缅关系从此恢复正常。
在不到两年时间里，中国同相邻的绝大多数国家恢复了友好关系或正常往来，新中国的周边环境比较极左思潮泛滥的一九六七年有了巨大改善。这种局面的形成，使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能有更多精力用于处理国内的繁杂事务，更为进一步打开新的外交格局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在打开外交新格局中，最重要的变化是中美关系开始走上正常化的道路。
长期处于对抗状态的中美关系出现这样戏剧性的转折，是许多人没有料想到的。其实，这是整个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结果。那时候，苏联正在咄咄逼人地向外扩展势力，中国又已成为国际上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在美国看来，改善中美关系可以增强它同苏联抗衡的力量。在中国看来，改善中美关系可以适应抗御苏联威胁的需要，有助于逐步解决台湾问题，也便于扩大中国的国际交往。但是，要实现这一点是十分不容易的。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日，在波兰首都华沙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表演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看到中国代办雷阳离席，便尾随跟出，试图同雷阳搭话。不料中国代办却走出会场，坐进轿车，准备离开。美国大使情急中不顾外交礼仪，一把拉住雷阳的翻译，用波兰语说：他得到华盛顿的指示，准备恢复同中国大使馆的联系。中方翻译有礼貌地答应代为转达后，便匆匆离去。
事情发生在华沙，并不是偶然的。长期以来，华沙一直是中美两国进行官方正式接触的地方。一九五五年的第一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就在这里举行。一九六七年三月，已经进行了一百三十多次的中美华沙会谈暂告中止，中美官方接触的渠道也随即中断。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向中国方面发出一系列“信息”，表示愿意同中国对话，并多次声明将把改善美中关系作为美国政府的外交目标之一。中苏两国总理的北京机场会晤以及随后举行的中苏边界问题谈判，更促使美方下决心加快美中接触的步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美国大使追赶中国外交官的一幕。
周恩来当天晚上看到发自中国驻波兰大使馆的电文，立刻报告毛泽东：“找着门道了，可以敲门了，拿到敲门砖了。”〔14〕在这以前，毛泽东和周恩来早已敏锐地察觉到尼克松发出的一系列值得注意的信号，包括美国政府宣布放宽对华贸易限制、反对苏联方面提出的旨在孤立中国的建议、下令停止美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等。十一月十六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15〕十二月四日，周恩来批准外交部关于释放两名乘游艇进入中国海域的美国人的报告，并通知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这也是发出的一个回应信号。几天以后，斯托塞尔应邀到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同中国代办雷阳会晤，成为第一个进入新中国驻外使馆的美国大使。十二日，周恩来将有关中美华沙会晤的三份电文转报毛泽东，提出：中美接触一事，“拟搁一下看看各方反应，再定如何回答”。〔16〕同日，周恩来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时要他转告叶海亚：尼克松如果要同中方接触，尽可利用官方渠道。〔17〕十二月底，经过毛泽东、周恩来反复考虑，终于批准恢复中断了近三年的中美华沙会谈。
一九六九年，成为毛泽东和周恩来筹划新的外交战略、进而逐步实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一个“转折点”。〔18〕
重新恢复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定于一九七○年一月二十日在华沙举行。会谈前，周恩来逐字逐句地审阅修改中方的发言稿，并且注明：在我方发言后，美方如重提美与台湾有条约关系，我应以“美蒋条约”是全中国人民所不承认作答；美方如询更高级会谈或其他途径何所指，可答以美国政府如对此感兴趣，可提出方案，也可在大使级会谈中双方商定出方案。〔19〕
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会谈的关键所在。恰当地处理这个问题，是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是无法回避的实质问题。周恩来认为有必要向美方特别是尼克松本人表明中方的这一立场。当考虑恢复中美华沙会谈的时候，他就对帮助实现中美接触的巴基斯坦大使表示：当前国际事务错综复杂，中美之间的关系也在变化。对美关系，中国的立场一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是美国一切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去。感谢叶海亚总统把中国的这一立场说得很清楚。〔17〕二月中旬，经过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的华沙会谈中方发言稿中又提出：“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美国总统的特使到北京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中的根本问题，中国政府愿予接待。”〔20〕这里说的“中美关系中的根本问题”，主要是指台湾问题。
不久，巴基斯坦方面传来美方口信：尼克松准备开辟一条白宫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以便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保证完全的自由的决断”。周恩来一看就明白了。他阅后批道：“尼克松想采取对巴黎谈判（指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谈判——编者注）办法，由基辛格秘密接触。”〔21〕
这以后，事情发生了一些波折：因为美国支持柬埔寨朗诺集团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王国政府，美国军队入侵柬埔寨，激起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高潮。为了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中国方面连续两次推迟中美华沙会谈。六月底，尼克松政府被迫决定把美国军队撤出柬埔寨。同年十一月初，周恩来再次对外谈到中美关系问题。
十一月五日，周恩来会见美国友人斯诺，更加明确地提出：“中美谈判从一九五五年开始到现在，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为要解决问题，现在就要谈台湾问题，就是美国武装侵略和占领了台湾及台湾海峡。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又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谈判的态度和方针不会改变，应该改变的是美国政府。我们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22〕几天后，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来华访问，并带来尼克松关于准备派他的高级助手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同中国相应代表对话的口信。尼克松尽管一再表示愿意同中方进行高级会晤，却对中方表明的解决中美关系的关键问题——台湾问题仍避而不谈。十一月十四日，周恩来回答叶海亚时又一次重申：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问题。中国政府一直愿意以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谈了十五年还没有结果。现在，尼克松总统表示要走向同中国和好。如果美方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23〕十一月下旬，美国又通过罗马尼亚传来类似的信息。中国方面再一次表示欢迎。
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会见老朋友埃德加·斯诺。谈到中美关系时，毛泽东告诉斯诺：尼克松早就说要派代表来，他对于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24〕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出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斯诺合影的照片，以含蓄的方式向美国发出赞成中美实现高层对话的信息。
这样，举行中美高级会晤的条件已渐趋成熟，等待着实现一次重大突破。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是农历正月初三。
中南海西花厅内，周恩来正同参加起草中日乒乓球协会会谈纪要的中方人员谈话。看过他们草拟的纪要文本后，周恩来皱起眉头，批评说：“后藤钾二的会谈纪要草案已经很好了嘛！后藤先生很早就想来中国，你们对这样的朋友要求也太过分了。”接着，他又焦虑地说：“你们不要那么‘左’嘛！”〔25〕
后藤钾二是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鉴于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即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他专程来华邀请中国派团参加这次比赛。在后藤提出的作为两国乒乓球协会会谈基础的文本中，明确写有应当遵守“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即：一、反对“两个中国”；二、争取恢复邦交；三、促进中日友好。但会谈时，中方代表却坚持要把台湾问题写入纪要，并主张将“政治三原则”的文字放在纪要的第一条。这时中日关系还没有正常化，日本国内情况也比较复杂，后藤感到为难，希望中方能够理解他的处境。由于双方相持不下，纪要一时难以定稿。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把中方会谈人员找来，严厉地批评他们的做法。他说：会谈要看对象，台湾问题在这里没有必要提，你们不要给后藤先生出难题。“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还是按日方原来提的，放在纪要第二条。〔25〕
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中日乒乓球协会会谈纪要于二月一日在北京签字。随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组成，正式向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组委会报名参赛。
中国乒乓球队一向受到周恩来的关怀。过去几次出国比赛归来，他常设家宴招待参赛队员和教练员，说：“我请你们到我家吃饭，钱我出，但要自带粮票。”席间，周恩来和大家谈笑风生。饭后，有时他还要跟大家一起打球。〔26〕可是，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在世界乒坛享有盛誉的中国乒乓球队却已连续几年没有在国际大赛中露面。一九六九年十月，周恩来在一次观看体育表演时，向国家体委军管会和体育院校军宣队负责人了解运动员的思想、训练、生活情况。当听到有人把“文化大革命”前出国参赛说成“为帝、修、反抬轿子”，搞“投降主义”、“卖国主义”，把在国际比赛中为国家争得荣誉的运动员说成是“修正主义苗子”时，他气愤地说道：“出国比赛，这是为祖国争光嘛！有人不要爱国主义，我们还要爱国主义！”谈到“文化大革命”中体育队伍的现状时，周恩来十分关切地说：有名的运动员大多被关起来了，就和劳动模范一样。告诉他们，要经得起考验。运动员绝大多数是好的，是毛泽东思想培育起来的，是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我们不要自己把自己否定了。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为国家出力，总还是好事嘛！〔27〕不久，周恩来又询问乒乓球运动员的学习、训练情况，提出：要抓紧训练，恢复技术。
一九七一年三月中旬，中国乒乓球队各项参赛工作准备完毕。十四日夜，周恩来召集外交部、国家体委等部门负责人会议，听取关于中国队赴日参赛问题的汇报。当时，体委内部又出现去和不去两种不同意见，不赞成去的还占多数，理由是得知国外有几股敌对势力想破坏中国队的参赛，去了危险性很大。周恩来沉思片刻后说：“不去怎么能行？我们怎么能不守信用呢？”接着，他耐心地阐明派队参赛的理由，果断地说：“我们信守诺言，参加第三十一届世乒赛。”他边说边用铅笔当场给毛泽东写报告，提出：此次出国参赛，已成为一次严重的国际斗争；我方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即使输了也不要紧，反正政治上占了上风。写完后，马上要秘书将报告发出。十五日一早，毛泽东的批示传到体委：“我队应去”，“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26〕
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七日，中国乒乓球队如期赴日参赛，一举荣获四项冠军，使世界乒坛为之震动。在短短几天时间里，中国运动员同美国运动员进行了友好接触，在日参赛的美国队向中方提出访华的请求。
四月三日，外交部、国家体委就美国队访华问题写报告给周恩来，认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四日，周恩来将报告送毛泽东审批。经过反复考虑，毛泽东在七日作出邀请美队访华的决定。周恩来立刻告诉外交部电话通知在日本的中国代表团，正式向美方发出邀请。当中国代表团负责人宣布这一富有象征性含义的消息后，立刻引起轰动，日本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登出消息，报道中美之间的“乒乓外交”。周恩来兴奋地在转给毛泽东的一份报告上写道：“电话传过去后，名古屋盛传这一震动世界的消息，超过三十一届国际比赛的消息。”〔28〕当晚，周恩来向出席全国旅游和援外工作会议的代表宣布：从今天起，我们展开了新的外交攻势，首先从中国乒乓球队开始。〔29〕
一星期后，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刚刚来到中国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他说：“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会见中，美国队员格伦·科恩向周恩来询问他对美国青年中流行的“嬉皮士”的看法。周恩来回答说：“现在世界青年对现状有点不满，想寻求真理。青年思想波动时会表现为各种形式。但各种表现形式不一定都是成熟的或固定的。”“按照人类发展来看，一个普遍真理最后总要被人们去认识的，和自然界的规律一样。我们赞成任何青年都有这种探讨的要求，这是好事。要通过自己的实践认识。但是有一点，总要找到大多数人的共同性，这就可以使人类的大多数得到发展，得到进步，得到幸福。”〔30〕周恩来的好客、谦逊和睿智的风度，给第一次来到这块被认为是“神秘国土”的美国人以深刻印象，并引起全世界舆论的关注。
“乒乓外交”取得了“小球推动地球”的戏剧性效果，加快了实现中美高级接触的进程。
四月二十一日，周恩来通过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向美国政府递交《周恩来总理给尼克松总统的口信》：“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二十九日，尼克松获悉后，先以口头方式回复中方，表示接受邀请。五月十七日，美方又通过巴基斯坦驻美大使正式答复中方：尼克松总统“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进行认真交谈，双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并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基辛格在六月十五日以后来中国。”
尽管美方仍在回避中美会谈的关键问题——台湾问题，但它明白这个问题在会谈时是无法回避的，并且已在对来华的具体工作做出安排，表现出积极认真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方面开始就中美会谈的方针进行准备。
五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召集外交部核心领导成员开会，研究尼克松的答复口信。第二天，他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中美会谈的方针问题。会后，周恩来写出《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报告》回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美关系演变的过程，估计了同基辛格的预备性会谈和尼克松的访问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拟出相应的对策。《报告》的核心内容是关于中美会谈的基本方针，即：
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事设施，应规定限期从中国台湾省和台湾海峡撤走；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外人不容干涉；中国人民力争和平解放台湾；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美国如欲同中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31〕
二十九日，毛泽东批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同一天，中方向尼克松发出口信，欢迎基辛格来北京同中国领导人举行秘密会晤。六月二日，尼克松接到口信后兴高采烈，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从这时候起，周恩来为准备同基辛格会谈做了大量工作。他多次约外交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会谈方案，研究分析美方情况，并对礼宾、民航、安全保密等问题做出周到细致的部署。谈到这次中美会谈的意义时，他说：这是中美交往中断了二十年后第一次重要的高级会晤，这说明了美国封锁敌视中国政策的完全失败。为了摆脱被动局面，美国不得不放下一贯的傲慢架子，跑到北京来与我们会谈；不是我们有求于他们，而首先是他们有求于我们。我们应该本着落落大方、以礼相待、不卑不亢的精神做好这次工作。〔32〕
七月九日中午，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一行在中方有关人员陪同下，乘坐巴基斯坦民航公司的飞机秘密抵京。基辛格在北京逗留了四十八个小时。在这期间，七十三岁的周恩来同这位四十八岁的博士举行了六次总计十七小时的会谈。双方着重就台湾问题以及尼克松访华时间等进行磋商。周恩来重申：台湾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必须限期撤走驻台美军，必须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基辛格表示：美国承认台湾属于中国，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美国不再与中国为敌，并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逐步减少驻台美军；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历史可以解决。双方商定尼克松总统在一九七二年五月前访华，并确定中美之间今后改用巴黎的秘密联络渠道。
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谈到周恩来在这次会见中给他留下的印象：
“他是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他精通哲学、熟谙往事，长于历史分析，足智多谋，谈吐机智而有风趣，样样都卓越超群。他对于情况的了解，特别是美国的情况，也包括我个人的背景，了如指掌，简直令人吃惊。他的一言一行几乎都是有明确目的的。”
“简而言之，我生平所遇到的两三个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人中，周恩来是其中之一。他温文儒雅，耐心无穷，聪慧过人，机巧敏捷。他在我们讨论之际，轻而易举地就点破了我们新关系的实质，似乎除此之外别无明智的选择。”
“中国和美国在七十年代初谋求和解，这是世界环境所决定的。但事情来得这样快，发展又如此顺利，则是由于中国总理的光辉品格和远见卓识起了不小的作用。”〔33〕
十一日午后，基辛格一行乘机返回巴基斯坦。两天前还对此行“不摸底、心中惶惶不安”〔34〕的基辛格，到这时终于松了一口气，认为此次访华成果“超过了原来的期望，圆满地完成了所承担的秘密使命”。
七月十五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关于基辛格访华公告。全世界都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震动了。其实，这只是迈出了第一步。中美双方在台湾这个关键性问题上并没有取得共同的协议。
中美公告发表三天后，经周恩来审阅修改的外交部就掌握中美关系的方针问题发给各驻外机构的《通报》强调：在处理中美关系以及其他国际事务方面，“将坚持既定的原则立场，绝不会拿原则做交易”。〔35〕
同一天周恩来接见法国议会代表团时，进一步阐明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中美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不是没有障碍的。中美之间最大的问题是台湾问题。又说，联合国只要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者类似的形式，我们就不去，坚决不去。〔36〕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也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百般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得这一席位长期被在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所窃据。建国二十多年来，周恩来始终不渝地为争取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而努力。一九七○年第二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第一次获得半数以上国家的赞同，但因不足三分之二多数而仍未能通过。在形势越来越有利于中国的情况下，周恩来同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表示：如果联大会议通过赞成我们的合法席位，同时驱逐台湾，当然我们对此要进行考虑。〔37〕
作为美国方面来说，由于形势的发展变化，已使它越来越难以操纵联合国。这就迫使它不得不改变过去的政策，承认台湾属于中国，甚至表示要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但同时又反对驱逐台湾当局的代表。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主张在联合国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发表《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声明》，将“两个中国”的方案公开抛出。以后，美、日等国又提出所谓“重要问题案”和“双重代表权案”，力图保持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
周恩来十分关注二十六届联大的情况。八月二十一日，他召集党、政、军系统外事部门负责人会议，宣讲外交部批驳美国政府提案的声明。当他询问与会者美国为了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曾经同哪些国家开会时，到会的外事干部大多回答不出。周恩来生气地批评道：我真有点恼火！你们报纸也不看，《参考》也不看，外交战线这个样子不行啊。随后，他逐一地举出这二十个国家的名字，并且作了分析，说：从这个名单里，可以看出美国国际地位的下降。〔38〕
十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基辛格“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作基本安排”而第二次访华。才处理完林彪叛逃事件不久的周恩来，顾不上已持续一个多月的紧张和疲惫，又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繁重的外交事务当中。根据美方要求，这次中美会谈将同时安排各种级别的对口会谈和有关活动。为此，周恩来事先逐一审定、落实了外交部提出的各项方案。
基辛格访华的一星期内，周恩来同他进行了十次会谈，除商定尼克松访华日期和讨论其他国际问题外，双方主要就尼克松访华的中美联合公报交换意见。事前，美方并没有说要发表联合公报，中方没有预做准备。当周恩来看过美方提出的公报草案后，表示不能接受，因为这个公报草案仍沿袭一般联合公报的写法，掩盖彼此之间的分歧，回避实质性的问题，是一个用漂亮辞藻粉饰起来的貌似观点已取得一致的公报。同时，周恩来也没有否认美方草案中的可取之处。他指示有关人员起草对案，提议：可以按照过去同蒋介石达成协议的办法，各说各的，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也吸收美方可取之处，写出双方的共同点，以便共同遵循。在得到毛泽东认可后，中方起草出一份“各说各的”公报稿，其中将美方意见空出留待美方自己写。起初，基辛格感到中方对案“用词尖锐”、“立场都是以最不妥协的词句提出来的”，觉得难以接受。但冷静下来仔细研究后，发现这种“独出心裁”的方式或许能够解决他们的“难题”。经过反复会谈，美方终于同意中方关于联合公报的起草原则和基本内容，并提出修正方案和补充意见。二十六日，双方就联合公报草案达成初步协议。
遵循周恩来提出的“各说各的”原则创造出来的这种奇特的、“过去没有过的”〔34〕外交公报草案，使基辛格再次感到“不虚此行”。
当基辛格即将离开中国的时候，一件他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晚上，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的表决结果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将台湾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表决刚一结束，纽约联合国会议厅里一片欢腾，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从四面响起，一浪高过一浪，此起彼伏，经久不息。支持中国的代表们起立，高举双手用不同的语言欢呼：“我们胜利了！”新闻媒介评论道：“中国是在自己不在场的情况下，受到联大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的祝福，被赋予挥动巨手进入联合国的权利，使联合国发生根本变化。”〔39〕
二十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出现在联合国大厦。在纷纷登台致词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发言者里，以亚、非、拉地区国家的代表最引人注目。他们一篇篇热情洋溢的讲话，表达了这些国家对新中国的真挚感情。在他们的心目中，作为大国的中国，处处和他们平等相待，这同一些西方大国的所作所为形成鲜明对照。对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来说，这种真诚如朋友的关系，是通过接触周恩来而感受到的。一九七六年周恩来去世后，缅甸总统奈温在悼文中深情地说：作为一个大国的领导人，周总理“总是平等待人”；“世界大国中，特别是超级大国中，若能出现更多像周恩来总理那样能给予同情和谅解精神的领导人，这个世界该多么好啊！”〔40〕
新中国如此迅速地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也出乎中国领导人的意料之外。联大通过表决后不久，周恩来向一位美国友人表示：那天联合国的表决完全出乎意料，不但出乎我们的意料，也出乎美国的意料。我们没有派一个人去联大活动，而且提案国是由地中海两岸的两个国家带头的。这么多的国家对我们寄予希望，我们感谢他们。〔41〕第二天，周恩来又对来访的日本客人讲：这么一件大事，全世界都在注意，我们没有准备好是事实。它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联合国美国的指挥棒不灵了。这次表决的结果是违反美国的意愿的，也是违反一向追随美国的日本佐藤政府的意愿的。我们不能不重视这一表决的精神，因为它代表了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愿望。〔42〕
新中国在第二十六届联大上的胜利，归根到底是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原则的胜利；同时，也是美国及其追随者长期推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政策的失败。这个事实，又反过来促使更多国家谋求同中国关系正常化。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牢牢把握住这一历史契机，加速打开全新的外交格局。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新华社受权发表公告宣布：中美两国政府商定，尼克松总统将于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开始对中国访问。从这时起，周恩来直接领导和部署接待尼克松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宣传教育、安全保密、新闻报道等等，他都亲自研究布置，逐一落实。
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上，第一次美国总统来华访问，是举世瞩目的大事。由于缺乏经验，在接待工作中，稍有疏忽就可能在国际上产生不利影响。周恩来首先明确地规定这次接待工作的基本原则。十二月二日，他对参加接待尼克松来华准备工作会议的有关负责人强调说：我们是主权国家，凡事不能触犯我国主权。对尼克松总统的接待，一定要反映出无产阶级的原则、作风和严格的纪律，一切事情有条不紊，实事求是，行不通的就改正，行得通的就认真办好。对外宣传上注意不要夸大，不要过头。经周恩来确定的接待工作的总方针是：“不冷不热，不亢不卑，待之以礼，不强加于人。”〔43〕
一九七二年一月初，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率先遣组来华，为尼克松访华进行技术安排。周恩来召集会议进行研究，原则同意美方提出的通过卫星转播尼克松在华活动实况，决定由中国政府出资买下供美方使用的通讯卫星，然后租给美方使用。周恩来说：在主权问题上，我们一点不能让。美方原来说他们自己带通讯设备，不要我们付费。我们说，这不行，我们是主权国家，我们买过来，租给你们用，你们付费。这样一方面维护了我们的主权，另外我们在跟他们使用时总能学到一点技术。〔34〕
对某些观点和提法，周恩来的反应更为敏锐。一月六日，他答复黑格转达的美方口信时指出：美方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并声称要“维护”中国的“独立”和“生存能力”的说法，令人惊讶。中国认为，任何国家决不能靠外力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别人的保护国或殖民地。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在不断抗击外来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并一定会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