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中旬，接待尼克松访华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周恩来密切地注视着这方面的宣传工作。十九日，他对新华社的一则报道提出批评：你们今天写的尼克松启程来华的消息中，没有摘录他所讲的这样一段话——“当我们展望将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美国政府之间存在巨大的分歧。将来我们之间仍将存在分歧。但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寻找某种办法使我们可以有分歧而又不成为战争中的敌人。”这段话说得最清楚不过了。〔45〕为了弥补这则新闻报道的不足，周恩来把这段话中的最后一句，加进了他为尼克松夫妇举行的欢迎宴会的祝酒词里。
二月二十一日中午，尼克松总统和夫人、美国国务卿罗杰斯、总统助理基辛格等一行乘专机抵达北京。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郭沫若、姬鹏飞等到机场迎接美国客人。尼克松走下舷梯，将手伸向周恩来。当两只手握在一起时，全世界都看到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周恩来对尼克松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啊！”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基辛格。在一个多小时的会谈中，把此次中美高级会晤的“基本方针都讲了”，〔34〕气氛认真而坦率。
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举行欢迎宴会。席间，周恩来在祝酒词中说：
尼克松总统应邀来访，“使两国领导人有机会直接会晤，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是符合中美两国人民愿望的积极行动，这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上是一个创举”。“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46〕
尼克松后来也回忆到他对周恩来的印象：
“周的仪表给人的印象是待人热情，开诚布公，善于自制又显然充满激情。”“周的机敏胜过我所认识的任何一位世界领导人，而且明显地带有中国人性格的特征。”“周还有一种罕见的本领，就是对细小的事情非常留神，但又不被琐事所缠住。”“他的精力充沛得惊人。在我们的一些时间比较长的会谈中，我注意到，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听着译员低声翻译的单调的声音，双方一些年纪比较轻的人露出了倦意，但是七十三岁的周却始终头脑敏锐，精神抖擞，聚精会神。他从不离题，从不讲废话，也从不要求休息。”〔47〕
尼克松在华期间，周恩来同他进行了五次会谈，主要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问题交换看法。尼克松在重申美方对处理台湾问题的原则（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不鼓励“台湾独立”，逐步实现从台湾撤军等）的同时，又强调美方在政治方面仍有“困难”，希望在他第二届任期内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还是那句话，不愿意丢掉‘老朋友’，其实老朋友已经丢了一大堆了。‘老朋友’有好的，有不好的，应该有选择嘛。”又说：“你们希望和平解放台湾”，“我们只能说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为什么说‘争取’呢？因为这是两方面的事。我们要和平解放，蒋介石不干怎么办？”“我坦率地说，就是希望在你（下届）任期内解决，因为蒋介石已为时不多了。”〔48〕
由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的分歧，直到二十五日下午，中美联合公报中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词仍没有确定下来。这时，美方已在担心，如果公报不能发表，尼克松的访华成果就无法体现。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告诉美方：反正双方观点已经接近了，我们也报告了毛主席，说已商定要写最后从台湾撤军的问题，但还要设法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词表达。基辛格马上表示：我们十分欣赏中方所表现的慷慨和公正的精神。当晚，周恩来出席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举行的答谢宴会。由于公报尚未定稿，不一定能够发表，周恩来在宴会致词中只讲了中美之间的分歧，而没有讲共同点。〔34〕
二月二十六日凌晨，双方对中美联合公报的内容基本谈定。经过一番文字推敲和修改后，在二十七日定稿。二十八日，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发表。公报里美方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词为：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49〕
周恩来不久后谈到：
这是中美会谈中争论最多的一段。从北京争到杭州，从杭州争到上海，一直到二十七日下午三时半才达成协议。这段第一句话是基辛格贡献的，我们挖空心思也没有想出来。这样人民的意见也表达出来了，所以博士还有博士的好处。我们原来提“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蒋介石也是这么说的，但美方坚持要改成“一部分”，因为他们国内有人反对。我们同意了，因为“一个省”和“一部分”是一样的。“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一句中的“立场”二字也是美方提出的。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要使他尽可能明确地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人之间的问题。他们提出种种方案，要我们承担和平解放台湾的义务，我们说不行，你这样希望可以。我们要他承担从台湾全部撤军为最终目标。有人问，“美蒋条约”为什么不写上？你写上废除“美蒋条约”，他就要写上保持“美蒋条约”义务，这就不利了。军事设施都撤走了还有什么“条约”？所以抓问题要抓关键性的，有些关键性措词要巧妙，使他们陷于被动，我们处于主动。尼克松上台前十七年，我们一直坚持两条原则，一个是在中美两国之间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个是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军。这就等于取消了“美蒋条约”，让中国人民自己解决台湾问题。尼克松上台以后，情况有变化，时代也在前进。我们如果还是只有原则性，没有灵活性，就不能推动世界的变化。外电评论说，这个公报是个奇特的公报，双方的原则和立场截然不同。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也不同，但也找到一些共同点。前面有十一个共同点，台湾问题好像也是个共同点。但台湾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这个文件是过去没有过的，所有外交公报都没有把双方尖锐对立的立场写出来。我们把分歧写出来，在国际上创造了一个风格。〔34〕
这份来之不易的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尼克松显得心情格外舒畅。在上海市为他送行的宴会上，他发表即席讲话说，此次访华的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离开中国前，尼克松还要国务卿罗杰斯当面邀请周恩来访美。周恩来回答：中美目前还没有建交，我这时访美，似有不妥。〔34〕
此时此刻，周恩来已在考虑尼克松访华后给中国对外关系带来的一系列新的变化和应该采取的对策。
中美关系的突破，使得中国开始面对一个新的外交局面。正如这年八月间周恩来所指出的：我们跟美国来往是有原则的。我们到现在没跟美国缔结什么协议，只有一个《联合公报》。但这一突破，使世界上的国家都愿意跟我们来往了。中美来往的收获就在这里。〔50〕这对改变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月十三日，在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后只隔了两个星期，中英两国关于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签字并公布。两国之间自一九五四年起建立的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接着，中国同荷兰、希腊、联邦德国等相继实现外交关系升格或正式建交。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重大变化。
受“尼克松冲击波”影响最大的，要算同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关心中日关系，指导对日工作。从五十年代初打开中日民间交往大门，“以民促官”，到六十年代互设贸易代表机构，开辟中日半官方渠道，中日关系每前进一步，都包含着周恩来的精心指导和培育。基辛格秘密访华前，周恩来同日本公明党领导人竹入义胜举行会谈。日本公明党访华代表团同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强调：中国只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日台条约是非法的，必须废除；中国在联合国一切组织的合法权利必须恢复。中国方面表示：如果日本政府能够接受上述主张并为此采取实际步骤，中日两国就可以结束战争状态，恢复邦交，缔结和平条约。这样，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前景已经明朗。接着，基辛格两次访华和第二十六届联大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现实，又给予日本各界强烈震撼。日本政界、财界团体和人士接踵来华，为推进日中关系正常化积极活动。长期以来一直致力日中友好的日方老朋友们更是不辞辛劳地往来奔波，企盼早日实现共同的夙愿。
周恩来长期处在中日之间这一系列活动的中心地位。一九七二年上半年，周恩来连续同日本社会党、自民党、民社党和公明党人士谈恢复中日邦交问题，提出：中日两国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对立下去，应该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恢复中日邦交三项原则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51〕并表示：如果一位现任首相准备解决日中关系问题，亲自到中国来谈，当然我们不好拒绝。有这样勇气的人来，我们怎么能拒绝呢？从原则来讲就是，新的日本政府不敌视中国，不阻挠恢复中日邦交，而是继续日中友好，努力恢复日中邦交，也就是合乎现在大家常说的“三原则”。这样的政府，也就是不继续佐藤路线的政府，我们愿意接触。当然，中日邦交问题还有很复杂的问题，具体实施的微妙处需要通过政府级会谈，同时也要有一个形式问题。如果两国首脑诚心诚意愿意解决问题，那么形式是第二位的，内容是第一位的、本质的，就是要真正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52〕
一九七二年七月七日，日本佐藤内阁下台，田中角荣接任首相。当天，田中发表声明说：“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下，应该加速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强有力地开展和平外交。”第二天，周恩来召集外交部及有关外事、宣传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田中讲话，商讨推进中日关系问题。他要求新闻单位积极工作，不能掉以轻心，在宣传报道上全面、准确地体现出促进中日友好的精神。〔53〕九日，周恩来在欢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宴会上致词，提出：“田中内阁七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随后，周恩来又在同法国外长的会谈中表示：“日本在对华关系上出现了新气象，这是战后二十七年来日本政府第一次这样做。我们对田中政府这样做没有理由不欢迎。”〔54〕这两次讲话，是对田中对华关系声明的明确回应。
这时，中日友协副秘书长、原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孙平化正率团在东京访问。周恩来指示孙平化抓住时机，向田中本人转达他本人对田中访华的邀请，并且传话：“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十六日，周恩来会见日本社会党副委员长、众议员佐佐木更三时进一步提出：如果现任首相、外相或其他大臣来华谈恢复日中邦交问题，北京机场准备向他们开放。〔55〕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孙平化在七月二十二日先向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转达了中方的邀请。田中政府经过研究，在八月十一日把田中首相访华的决定转告中方。周恩来接到报告，立刻授权姬鹏飞外长发表声明，宣布中国总理欢迎并邀请田中首相访华，就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进行谈判。十五日，田中接见在东京的孙平化，正式接受中方邀请，并告诉他访华的时间。
成立只有一个多月的田中内阁，表现出了政治家的勇气和果决精神，毅然摒弃前任佐藤内阁的对华政策，把促进日中友好、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主张付诸行动。
在这个期间，为了准备中日两国领导人的会谈，周恩来这时虽已发现身患癌症，但仍事无巨细，昼夜操劳。当年参与准备工作的外交部长姬鹏飞回忆道：“总理指定我、乔冠华、廖承志、韩念龙等人组成日本组。总理白天接见外宾，那时到中国访问的日本朋友特别多，夜晚将我们找到西花厅或钓鱼台开会研究中日建交问题，或带我们一起到中南海毛主席住处开会，向主席汇报。在主席那里决定了大政方针后，回来总理又同我们一起研究、安排，事无巨细，总理都一一过问，一一想到。他常说：‘外交授权有限’，‘外交无小事’。这时他已是七十四岁的高龄，并已查明身患癌症。他就是这样带病工作，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甚至二十个小时。”〔56〕这种情况，当时几乎毫不为人所知。这是一种何等的忘我献身精神！
解决中日之间邦交正常化，也存在一个台湾问题。不同的是，中日两国领导人的会谈准备一次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双方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同时日方断绝同台湾蒋介石集团的官方关系，包括废除所谓“日台条约”。因此，周恩来一直密切地关注着日方对台湾问题的态度，连某些提法的微妙差别也亲自过问。
七月下旬，孙平化向日方转达中方邀请后不久，周恩来再次会见日本公明党领袖竹入义胜。会谈中，周恩来直截了当地提出：现在发生了一个具体问题，田中内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正统政府，我们对“正统”二字不太理解。我们所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合法”的反义词是“非法”。因为蒋介石被推翻了，所以它是非法的。去年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把蒋介石集团赶出去了，也就是说，国际组织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合法的，蒋介石政府是非法的。我为什么要问“正统”这个词的意思呢？因为汉语中有“正统”还有“偏安”。他列举了中国历史上的情况后说：我不知道田中政府中的法律专家讲的“正统”是否有别的意思？周恩来还针对《东京新闻》所传日外务省官员宣称“日台条约已经解决了结束战争问题”的说法，指出：缔结“日台条约”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这个条约根本无视中国的存在，同一个逃到台湾的蒋政权缔结结束战争状态，是非法的、无效的，是应当废除的。关于中日联合声明问题，周恩来表示，中方将坚持把结束战争状态和复交三原则两个问题写入联合声明。竹入当场记录下周恩来的意见，表示将带回去向田中首相、大平外相报告。〔57〕
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历史的问题。一九七一年元旦，周恩来曾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由松冈洋子率领的日本反对军事基地斗争妇女代表团。松冈洋子回忆说：
周总理用日语“晚安”来欢迎我们一行。我看到他的衬衣袖子，已经洗得褪了色。他笑容满面，充满了对亲密友人的深厚情谊。作为日本军国主义抬头的例证，自然谈到了当时引起公众注意的《军阀》和《山本五十六》等影片。据说，总理曾在那天清晨一时半看了放映两个小时的《军阀》。本来，像周总理那样的人是没有必要为了同我们十名日本妇女谈军国主义而进行如此周到的准备的。可是他做了。在这部影片中，多次出现日军杀害中国人的镜头。总理问道：“你们知道我们是以怎样的心情来看这样的镜头吗？”我必须作出回答。但要说知道吧，他一定要问我知道些什么。于是我就拼命地说：“不知道。”总理说：“你们以为我们是不进行抵抗就被杀的吗？”仅仅这一句话，就具有使我动弹不得的分量。据说，中国在战争中的牺牲者少说也有一千万，其中有名副其实不能抵抗的婴儿和直不起腰的老人。但是，这一千万人被杀的根本原因是抵抗。这是历史的主流。正因为进行了抵抗，所以才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才能够是今天的中国。〔58〕
两个多月后，周恩来又同来华的一个日本学生访华团讲述近代中日关系的历史。他说：从一八九四年起到一九四五年共五十一年，对中国人民是很大的教育。如果仅仅是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还不能教育中国人民。最大的教育是后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华战争。〔59〕
在对日本侵华战争问题上，周恩来始终坚持的原则是：毫不含糊地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在这个基础上，坚持向前看的方针，着眼于解决今后的问题。
一九七二年九月中旬，周恩来连续三次会见日本众议员、自由民主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会长小坂善太郎，对田中首相来华谈判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表示乐观。接着，又会见受日本外相大平正芳之托来华的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负责人古井喜实，就中日联合声明问题交换意见。他还多次约见并宴请长期以来致力日中友好的日本老朋友们，引用“饮水不忘掘井人”一语对他们表示感谢。二十日，中日双方同时发表关于田中首相访华的公报，两国领导人会晤的各项准备已全部就绪。
九月二十五日上午，日本国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等飞抵北京。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等到机场迎接。这是战后日本首相首次访华。当天，中日两国领导人开始就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及其他有关问题进行会谈。
晚上，在为田中首相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周恩来发表祝酒词，称赞田中访华“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同时指出：“自从一八九四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又说：田中首相就任以后，在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现在是我们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的时候了”。〔60〕
田中在致词中说：“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之意。”第二天，在同田中会谈时，周恩来直率地提出：田中首相对过去的不幸的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要深深的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的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感，因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麻烦”。〔61〕田中对此解释说，从日文来讲，“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并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二十七日，毛泽东会见田中时，也问到“麻烦”的问题。田中表示，日方准备按中国的习惯来改。
中日会谈中遇到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战争赔款问题。还在田中访华前，中方已向日方正式转告，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国准备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并建议将此写入双方联合声明。然而，日外务省条约局长高岛在商谈具体条文时却提出，联合声明中不必再提赔偿问题，因为它从法律上讲已经解决了，日台条约中已宣布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周恩来得知后向田中和大平提出：我们非常欣赏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所说的这样一句话，恢复日中邦交应从政治上解决，而不要从法律条文上去解决。从政治上解决，比较容易解决问题，而且可以照顾双方；如果只从条文上去解释，有时很难说通，甚至发生对立。接着，周恩来批驳了高岛的说法，指出：
“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款，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你们的条约局长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款，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我们经过五十年革命，蒋介石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推翻。高岛先生的说法不符合你们两位（指田中、大平——编者注）的精神。”〔61〕
事实上，日台关系问题一直是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主要障碍。田中来华前，在公开场合曾多次表示“充分理解”中方关于复交三原则，但出于国内政治上的原因，日方始终没有对三原则之一的“‘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作出承诺。会谈中，日方提出希望对他们国内的处境和困难给予照顾。因此，中方同意在联合声明中不提“日台条约”，而由日方在另外场合声明，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台条约”宣告结束。这样，剩下的问题就是日方在什么时候作此声明了。二十七日，周恩来在同田中、大平会谈时当面问道：从联合声明公布之日起，两国就建交了，双方互换大使需要多少时间？这句话实际是问日方何时采取废除“日台条约”的具体行动。大平明确回答：“我们有决心尽快采取必要的措施。”周恩来表示满意。第二天会谈时，周恩来用中文写下“言必信，行必果”六字交给田中，田中也写下日本旧宪法里的一句话“信为万事之本”交给周恩来。中日双方表明了相互信任的态度。
九月二十九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长和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声明文本上签字。《联合声明》说：“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起建立外交关系。”“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62〕签字仪式后，大平外相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台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可以认为该条约已经完结，驻台湾的原日本大使馆处理善后事宜后将予关闭。
从这一天起，中日关系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一九七二年内，中国同世界上十八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或实现外交机构升格，其中包括许多重要的西方国家，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同外国建交最多的一年。这样巨大的突破，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中取得，是更加不容易的。由此，人民共和国的对外关系和对外友好交往，打开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周恩来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谈话记录，1969年6月10日。
〔2〕周恩来在接见即将赴任的部分驻外大使时的谈话记录，1969年6月4日。
〔3〕马列：《当翻译卡壳的时候》，《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237页。
〔4〕《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468—470页。
〔5〕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1969年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和建议》，《历史的注脚》，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177页。
〔6〕周恩来对陈毅6月1日关于研究国际形势等问题的来信的批语，1969年6月2日，手稿。
〔7〕周恩来在一份反映国际问题的材料上的批示，1969年7月12日。
〔8〕周恩来与柯西金会谈记录，1969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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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周恩来致毛泽东、林彪的信，1970年1月27日，手稿。
〔11〕周恩来与西哈努克会谈记录，1970年3月22日。
〔12〕《人民日报》，1970年6月28日。
〔13〕《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483页。
〔14〕耿飙：《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和奠基者》，《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15页。
〔15〕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1969年11月16日，手稿。
〔16〕周恩来就转报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会见美国驻波兰大使的材料写给毛泽东的信，1969年12月12日，手稿。
〔17〕周恩来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谈话记录，1969年12月12日。
〔18〕周恩来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夫妇谈话记录，1972年11月27日。
〔19〕周恩来修改外交部致雷阳代办电稿及第135次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中方发言稿时加的话，1970年1月15日，手稿。
〔20〕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和周恩来修改的第136次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中方发言稿，1970年2月12日。
〔21〕周恩来对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转来叶海亚总统转达的尼克松口信的批语，1970年3月21日。
〔22〕周恩来会见埃德加·斯诺谈话记录，1970年11月5日。
〔23〕周恩来与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第5次单独会谈记录，1970年11月14日。
〔24〕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
〔25〕钱江：《“乒乓外交”始末》，东方出版社1987年1月版，第139页。
〔26〕赵正洪：《我所知道的“乒乓外交”》，《中共党史资料》，第39辑。
〔27〕周恩来与国家体委军管会、北京体育学院工宣队负责人谈话记录，1969年10月10日。
〔28〕周恩来在国家体委关于接待美国等国乒乓球队的请示件上的批注，1971年4月8日，手稿。
〔29〕周恩来接见全国旅游工作会议和援外工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记录，1971年4月7日。
〔30〕《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473页。
〔31〕周恩来起草的《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1971年5月26日，手稿。
〔32〕唐龙彬：《一次神秘的外交使命——接待基辛格秘密访华》，《新中国外交风云》第4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39页。
〔33〕[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3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11月版，第16、18、19页。
〔34〕周恩来讲解中美《联合公报》纪要，1972年3月3日。
〔35〕周恩来修改的外交部就中美关系问题发给各驻外机构的《外交通报》稿，1971年7月18日。
〔36〕周恩来接见法国议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71年7月18日。
〔37〕周恩来会见埃德加·斯诺谈话记录，1970年11月5日。
〔38〕周恩来同回国大使及外事部门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71年8月21日。
〔39〕熊向晖：《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斗争历程》，《中共党史资料》，第59辑。
〔40〕[缅]吴奈温：《我所知道的周恩来》，《劳动人民报》（缅），1976年1月15日。
〔41〕周恩来会见谢伟思和夫人谈话记录，1971年10月27日。
〔42〕周恩来会见日本《朝日新闻》东京总社编辑局长后藤基夫谈话记录，1971年10月28日。
〔43〕周恩来同参加接待尼克松来华准备工作会议的有关部门负责人谈话记录，1971年12月2日。
〔44〕周恩来答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转达美方口信要点，1972年1月6日。
〔45〕周恩来在研究尼克松访华宣传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2年2月19日。
〔46〕《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475—476页。
〔47〕[美]理查德·尼克松：《领导人》，新华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278、281、282、294页。
〔48〕周恩来与尼克松举行的4次限制性会谈记录，1972年2月22—25日。
〔49〕中美《联合公报》，1972年2月28日。
〔50〕周恩来与金日成会谈记录，1972年8月24日。
〔51〕周恩来会见日本自民党顾问三木武夫谈话记录，1972年4月17日。
〔52〕周恩来接见日本公明党第2次访华团二宫文造等谈话记录，1972年5月15日。
〔53〕周恩来在外交部及其他外事和宣传部门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2年7月8日。
〔54〕周恩来会见法国外交部长莫里斯·舒曼谈话记录，1972年7月10日。
〔55〕周恩来会见日本社会党副委员长佐佐木更三谈话记录，1972年7月16日。
〔56〕姬鹏飞：《饮水不忘掘井人——中国建交纪实》，《周恩来的最后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286页。
〔57〕周恩来与日本公明党中央执行委员长竹入义胜会谈记录，1972年7月27日。
〔58〕[日]松冈洋子：《死得重于泰山，缅怀周恩来总理》，《每日新闻》（日），1976年1月12日。
〔59〕周恩来接见日本关西学生友好访华参观团的谈话记录，1971年3月13日。
〔60〕《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477—478页。
〔61〕周恩来与田中第2次限制性会谈记录，1972年9月26日。
〔6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1972年9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