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四日，江青从新华社的内部刊物《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有关“风庆”轮事件的报道，其中有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所谓“洋奴哲学”的内容。江青立刻挥笔批道：“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迷（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江青批示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都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意见，要求抓住“风庆”轮这件事“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对交通部进行彻底检查整顿”。〔48〕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邓小平只在这份材料上画了个圈，周恩来也不过在江青派人专送的传阅件上批了“已阅”两个字。
“四人帮”多次攻击买船，是怎么一回事呢？“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顾明说：
“‘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是坚决主张买船的。七十年代初，石油能源危机影响到世界各国，使运输业萧条，船队运输也不景气，八成新的船用原价百分之五十就可以买到手，一条万吨级的轮船花原价百分之二十就能买来。于是，周总理提出要买一批船，以加强我们自己的运输力量，搞上几年就会连本带利都赚回来。经周总理批准，外贸部门便动用贷款买了一批外轮。为此，‘四人帮’批总理批得很凶。”〔49〕
由于周恩来、邓小平都没有理睬江青等人借“风庆”轮一事的纠缠，十月十七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一伙突然向邓小平发难。江青首先站起来就“风庆”轮一事质问邓小平，要邓小平当场表明态度，承认这件事是所谓“崇洋媚外”、“洋奴哲学”。邓小平严词反驳道：“对这件事我还要调查，不能搞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们的意见！”于是，张春桥、姚文元一起指责邓小平。江青更是对邓小平大肆攻击和谩骂。邓小平忍无可忍，愤然退场。当夜，“四人帮”在一起碰头，要王洪文去长沙，向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告状”。
第二天，王洪文背着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飞赴长沙。见到毛泽东后，他按照事先同江青等商量好的意见，硬说邓小平仍在继续推行“造船不如买船”，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并且说，周总理虽然有病，但昼夜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频繁来往，一定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毛泽东听了王洪文的“汇报”，对他们的“告状”十分不满，当即批评王洪文：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又说，你回去后，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两天后，毛泽东又提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周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开人大的时间除了看准备情况外，还要视总理病情而定。他告诫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毛泽东建议：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么明确，现在再明确一下。
这时，在北京三○五医院的周恩来也不断地约人谈话，了解这次政治局会议争论的情况。他说：“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计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
频繁的会客、谈话和批阅文件，使手术后不久的周恩来难以得到正常的休息。医疗组不得不再次写报告给政治局有关成员，提出：“连续会客、谈话及批阅文件后，影响白天休息及夜间睡眠。最近几天显得疲劳，恩来同志自己也感到精力不足。建议最近期间减少送阅文件及会客次数，并缩短谈话时间。”〔50〕
可是，周恩来的工作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加重了。
十一月一日至三日，周恩来分三批约在京政治局成员开会，解决“风庆”轮事件的问题。以后，他致信毛泽东，汇报一个月来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的情况。信中说：“人事名单估计十一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的人选”，“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对自己的病情，他在信中表示：“我的身体情况比七月十七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十二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51〕当天，毛泽东在信上批：“同意。”
十一月十二日，邓小平陪外宾赴长沙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向他了解了十月十七日政治局会议“风波”的情况后，肯定了邓小平的做法，并且批评了江青。同一天，毛泽东写信给江青，警告她：“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针对江青提名由王洪文当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人大）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毛泽东托人转告周恩来：（人大常委会）朱德、董必武之后要安排宋庆龄；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等可任国务院副总理。其他人事问题由周恩来主持安排。
十二月中下旬，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十四日，周恩来审阅出席四届人大会议各类代表名额的分配方案后，致信王洪文和中央政治局，建议在现有名单基础上，再增加老干部、外事和体育等方面的名额，并提交政治局审议批准。二十日，他又审阅、修改了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稿，表示“基本同意”。二十一日，周恩来召集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讨论新一届国务院各部委人事安排问题。会上，江青、张春桥等竭力想把他们的亲信安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会后，周恩来同李先念、纪登奎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以周荣鑫掌管为宜，文化部和体委可作些让步。同一天，周恩来还拟出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方案，在副委员长名单中增加了陈云、韦国清二人。〔52〕至此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十二月二十三日，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周恩来、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准备情况。行前，医务人员再次发现周恩来便中潜血，需要马上进行检查治疗。周恩来自己也明白，这样远途奔波会使病情恶化。但他以国事为重，坚定地向医生表示：“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53〕负责周恩来医疗工作的叶剑英再三叮嘱随周恩来前往的医护人员：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不能改变计划，但要想尽一切办法，绝对保证周总理的安全。
当天中午，身体虚弱的周恩来离开三○五医院，启程去长沙。一位当年跟随周恩来前往的机组人员回忆说：
总理跟我过去见到的完全不一样了：他明显消瘦，穿了一件灰呢子大衣，戴一顶蓝呢子帽，还围着围巾，戴着口罩。以前我送总理上飞机，他在舷梯上一步一步地走得很有劲。这次登机时，总理走得很慢，很费劲，而且还有点晃。总理脸上、手上有很多老年斑，端杯子时手还微微发抖。看到这种情况，我的心一下就提起来了。〔54〕
下午，周恩来飞抵长沙。王洪文也另机到达。在毛泽东住地，周恩来和王洪文同毛泽东会面。周恩来关切地询问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毛泽东也很惦念周恩来的病情。从这天起到二十七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一连进行了四次谈话。鉴于江青等人在筹备四届人大期间的帮派活动，毛泽东严厉警告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又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毛泽东提出，江青应该作自我批评，并且要求王洪文写出书面检查。与此同时，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邓小平，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毛泽东还采纳周恩来的建议，提出在四届人大前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同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毛泽东重申，“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人大开过后，总理可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由邓小平去顶。毛泽东还就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的人选问题提出一些具体意见。〔55〕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八十一岁生日。这一天的谈话，只有他和周恩来两个人。相处近五十年的两位老战友，在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促膝长谈，直到次日凌晨。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56〕毛泽东还谈到，要尽快“解放”一批干部，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们还就党和国家领导人员的任职问题交换意见，最终确定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上的人事安排方案。在听取周恩来汇报后，毛泽东表示他已经知道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
不辱使命的周恩来谈话后心情很好，因为事情解决得比较圆满。就这样，毛泽东、周恩来共同作出具有深远意义的“长沙决策”。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长期以来企图“组阁”的阴谋完全破产了。这对以后中国局势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有着至关紧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1973年9月14日，手稿。
〔2〕江青给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信，1973年9月14日。
〔3〕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4月1日。
〔4〕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1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5月20日。
〔5〕访问奥德丽（加拿大友好人士朗宁之女）谈话记录，1985年6月7日。
〔6〕周恩来审阅外交部、国家体委关于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开（闭）幕式及宴请、会见等活动的请示报告时的批示，1973年8月17日。
〔7〕周恩来在外交部负责人关于出席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几个问题的补充请示上写的批语，1973年8月22日。
〔8〕谢国明：《一百七十五位将军的“解放”》，《周恩来的最后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15—316页。
〔9〕《叶剑英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182页。
〔10〕《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社论：《元旦献词》，《人民日报》，1974年1月1日。
〔11〕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合议庭上公诉人赵世如对被告人迟群所犯罪行的发言，1983年2月5日，《历史的审判》（续集），群众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36、51页。
〔12〕《解放军报》，1974年2月15日。
〔13〕周恩来关于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参加中央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的批示，1974年1月25日。
〔14〕江青、姚文元、迟群等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1974年1月25日，录音记录稿。
〔15〕周恩来办公室台历，1974年1月24日、31日。
〔16〕李坚真：《永恒的怀念——献给敬爱的周总理》，《南方日报》，1977年1月9日。
〔17〕石雷：《耿飙在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关头》，《炎黄春秋》，1994年第4期。
〔18〕访问王去病、张福履谈话记录，1986年。
〔19〕张春桥在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转发《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批示稿上的批语，1974年1月29日。
〔20〕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对《孔丘其人》送审稿的批语，1974年3月26日、27日、28日。
〔21〕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批林批孔运动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1974年2月1日，手稿。
〔22〕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批林批孔运动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1974年2月6日，手稿。
〔23〕周恩来就医疗组拟定的《检查治疗方案》致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的信，1974年3月8日，手稿。
〔24〕周恩来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事给毛泽东的报告，1974年3月27日，手稿。
〔25〕周恩来致邓小平、乔冠华的信，1974年4月5日，手稿。
〔26〕周恩来会见日本自民党前众议员、日本世界青少年交流协会会长川崎秀二谈话记录，1974年4月22日。
〔27〕周恩来、邓小平与巴基斯坦总理布托会谈记录，1974年5月12日。
〔28〕访问李政道谈话记录，1985年6月6日。
〔29〕访问韩丁（威廉·欣顿）谈话记录，1985年5月31日。
〔30〕高振普：《在总理和大姐身边成长》，《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480页。
〔31〕周恩来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和夫人谈话记录，1974年7月5日。
〔32〕钱嘉东：《还是让我们谈总理吧》，《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252页。
〔33〕周恩来对甘肃省定西、庆阳地区灾情材料的批语，1974年7月16日，手稿。
〔34〕江青接见“梁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成员时的讲话，1974年6月15日，记录稿。
〔35〕“梁效”及有关人员的揭发、交代材料，1978年1月22日、7月6日。
〔36〕“梁效”成员的揭发材料，1977年12月14日。
〔37〕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谈话记录，1974年7月17日。
〔38〕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162、167、240—242页。
〔39〕吕正操：《永远怀念周总理》，《怀念周恩来》，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版，第63页。
〔40〕访问廖汉生谈话记录，1984年2月18日。
〔41〕《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457页。
〔42〕钱澄海：《幸福的回忆，沉痛的悼念》，《体育报》，1977年1月5日。
〔43〕柴树藩：《周恩来与新技术引进》，《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205页。
〔44〕外交部理论组：《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回忆周总理同第三世界的深情厚意》，《人民日报》，1978年3月4日。
〔45〕韩权华：《周总理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统一战线政策的光辉典范》，《中国新闻》，1977年1月22日。
〔46〕周恩来卫士记录的《首长活动日记》（1974年—1976年）。
〔47〕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一审汪青时王洪文出庭作的证词，1980年11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素主犯纪实》，群众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120页。
〔48〕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在《国内动态清样》（1974年10月13日）上的批示，1974年10月14日、26日。
〔49〕访问顾明谈话记录，1987年2月26日。
〔50〕周恩来医疗组就施行第2次手术后周恩来身体恢复情况给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的报告，1974年10月。
〔51〕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1974年11月6日，手稿。
〔52〕吴庆彤注明的周恩来对《拟提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名单第一方案》改动意见，1974年12月21日。
〔53〕吴阶平：《终生难忘的教诲》，《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584页。
〔54〕汪云现场回忆，电视历史回顾纪实片《伟人周恩来》，第15集。
〔55〕周恩来起草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传达的毛泽东谈话要点，1974年末至1975年初，手稿。
〔56〕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谈话（关于理论问题），1974年12月26日，记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