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一月，周恩来进入他生命的最后日子。他清楚地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必须在这十分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把有关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安排好。
一月一日傍晚，他同邓小平进行了单独谈话。随后，就和邓小平一起离开医院，前往人民大会堂主持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根据“长沙决策”，讨论将由四届人大确定的人事安排方案。方案中最重要的是：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在十二个副总理中列在第一位，准备在周恩来治疗期间代替他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会议通过由邓小平起草的国务院所属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选的报告，决定“基本不动，个别调整”。一月二日、四日，周恩来两次向在长沙的毛泽东书面报告会议情况：“（十届）二中全会拟定在一月八日至十日开会”，“四届人大会期拟定在一月十三日至十八日”。〔1〕
一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这以前，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邓小平已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参与所有重大问题的决策。
八日至十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如期召开。全会讨论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等，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全会正式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2〕
一月十日晚，周恩来来到京西宾馆，主持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闭幕式，并致了闭幕词。他说：二中全会闭幕前，请示毛主席有什么话要说，主席讲了八个字：“还是安定团结为好。”最后，我还是说主席的话，“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希望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各省、市、自治区的工作，解放军的工作，各级革命委员会一直到人民公社的工作，都要遵照主席的指示做好。一九七五年是安定团结的一年，是争取跃进胜利的一年。我相信，在毛主席的谆谆教导下，安定团结，一定会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3〕
在简短的闭幕词里，周恩来一连讲了四次“安定团结”，表明他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寻常的关切。
一月十三日晚八时，人民大会堂大厅里灯火辉煌，庄严肃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这里隆重开幕了！这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经过多年的波折和磨难，才得以召开的。四届人大会议共有三项议程：一、修改宪法；二、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三、选举和任命国家领导工作人员。
周恩来走上大会主席台，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来自全国各地、各条战线的两千八百多名代表向抱病前来参加会议的总理报以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掌声。接着，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他郑重地重申一九六四年在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的“两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4〕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整个《政府工作报告》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也是这篇《报告》的精髓所在。在经历了漫长的“文化大革命”苦难岁月后，重新在全国人民面前响亮地提出这个宏伟目标，使人们心中燃烧起新的希望。其实，对这个问题周恩来已经想得很久很久了。还在一九七一年八月，林彪叛逃事件发生的前夜，正主持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的周恩来曾写了一份《报告》提纲，其中明确地写下：“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5〕
进入七十年代后，有着宽广的世界眼光并熟知中国国情的周恩来，常常以一种难以言状的心情，注视着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尤其是发达国家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变化。当美国总统尼克松将中国称为“世界五大力量”之一时，周恩来表示，中国确实是一个潜在的力量，但不是一个现实的力量。中国的工业水平比美国落后得多，还要奋斗好几十年。在这个问题上要有点自知之明。他还向法国总统蓬皮杜说过，人家说我们是大国，我说不完全是。面积大、人口多，这算是大国。但从经济发展来说，差得很远。如果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说，法国是中国的十多倍。中国需要几十年的努力，至少要到二十一世纪，才能达到法国现在的水平。〔6〕关于科学技术方面的差距，周恩来也作过具体比较。一次，他对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谈到，在计算机生产上，中国要比日本差三十年。现在我们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白纸一张。这跟整个工业水平、技术水平有关。〔7〕眼看着国际经济和科学技术的竞争日趋激烈，而中国却在“文化大革命”的苦难中白白丧失时机，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不断拉大，这对周恩来来说，是再焦急不过的事情了！因此，在四届人大会议上向全国人民重新宣布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正是晚年周恩来内心最强烈的愿望。
参加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的顾明回忆说：
“一九七四年冬，小平同志受毛主席委托代恩来同志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并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考虑照顾恩来同志病体的承受能力，要求我们草拟一个三千字左右的《报告》稿。小平同志与‘四人帮’坚决斗争，排除种种干扰，确定了总纲和方针。最后定稿约五千字，经济部分不到两千字。经过大家反复思考，把恩来同志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一贯思想作为重点来写，与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相衔接。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恩来同志以无比顽强的意志，战胜病痛，激昂有力地向大会作《报告》，全场振奋，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我激动得热泪盈眶。恩来同志又一次为中国人民鼓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斗志。”〔8〕
一月十七日，四届人大会议闭幕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决议，批准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大会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等十二人为国务院副总理。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参加天津代表团讨论时，坦然而又郑重地对大家说：我已经得了癌症，工作的时间不会太长了，这也是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在，我正在医院里同疾病作斗争，在可能的情况下，我还要继续和大家一起奋斗，共同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两周后，周恩来在医院里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新的国务院领导班子的分工。二月一日，他嘱咐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请邓小平将国务院各副总理的分工列出，说：有些话小平同志不好讲，由我来讲。
这天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四届人大后的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审定国务院十二位副总理的分工。邓小平等副总理出席，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叶剑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列席。会议确定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会议还确定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三名常务副总理“负责处理国务院日常事务”。〔9〕会上，周恩来对大家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又说，“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的，但我还是想争取每个星期来和大家见一次面。”随后，周恩来又主持有各部、委负责人参加的国务院全体会议，在讲话中说：今天没有什么议事，就是同大家见一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的决定，我们从今天开始来完成四届人大以后的工作，把国务院的组织健全起来。今天是开始。恐怕我也只能够完成这个开始的任务。他重申了毛泽东关于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的评价，并且强调：现在我病了，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希望新的国务院成立以后，出现新的气象，争取今年第四个五年计划能够完成并且超额完成。〔10〕
第二天，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报告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等情况。从这时起，邓小平实际上代他主持国务院的工作。
四届人大开过、中央人事安排确定以后，周恩来完成了一件大事，心里感到踏实了。他告诉医生：现在我可以安心治疗了。二月二日，就在周恩来写信向毛泽东报告副总理分工的当天，他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近三个月来的病势及治疗情况，表示待下一步检查后，“不论有无病变，仍继续住院疗养”。〔11〕
然而，这时的周恩来还是像过去那样，对普通百姓的安危冷暖，无时无刻不挂在心上，继续为这些事情操心。
二月四日下午，经中央政治局四人小组和毛泽东批准，周恩来再次动了手术。这次手术，整整进行了四个钟头。在这令人难熬的时刻，周恩来想到了远在祖国西南边陲的受着矽肺病（肺癌）折磨的矿工们。刚做完手术、还躺在手术台上的周恩来，让人把日坛医院（肿瘤医院）院长李冰叫到身边，当面嘱咐她去办这件事。这个情景，李冰在多少年后仍历历在目。她说：
我没有想到，总理会在这个时候找我。当时手术已经完了，还在包扎过程中，医护人员叫我，我就进去了。总理的声音很小，我把头伸到布帘子里面听着——那个场面，他的声音，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总理问我，云南锡业公司矿工肺癌发病很高，你知不知道？我说我知道一些。总理说，知道为什么不去，你赶快去！就这么几句话。我一时发懵了，我难以想象总理在麻醉后的手术中间还想着这件事。出来时，我哭了，周围的医务人员也都流着泪。回去我就照总理说的做准备，内科的、外科的，还有胸部的专家，一个礼拜之后就去（云南）了。当地矿工得知周总理对他们的亲切关怀，全都感动得哭了。〔12〕
在周恩来做手术的当天，辽宁省海城、营口地区发生七点三级强烈地震，因震前有关部门已作出预报，使这次发生在人口稠密地区的地震损失大大减轻。事后，经周恩来批准，国务院及时发出通报表扬地震预报的有功单位和人员。二月十日（除夕）那天，周恩来在医院里特意调看了电影科教片《地震》，并对国家地震局的一份简报写下批语：“我今天已看了《地震》科教片，虽然中间还少了一些地震震前震后的征兆（我于一九六六年邢台地区两次地震都看了不少征兆和记录），但还是一个好片子，可以在国内多印拷贝进行地震知识教育。”〔13〕三月五日，是周恩来七十七岁的生日。当天夜里，周恩来获悉北京通县麦庄公社发现一条地裂缝，他要求地震部门连夜派人调查，并具体指示应该解决现场照明问题。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一日是农历春节。这一天，周恩来想起一位老人——马寅初。三年前，九十高龄的马老因患直肠癌需要进行大手术，在周恩来亲自过问下，马老的手术做得很成功。现在马老的情况怎样呢？他派吴阶平、卞志强两位大夫去看望马寅初。在马老家里，吴、卞二人从马老手术后的身体状况到生活起居、家庭成员情况、有什么困难和请求等，问得十分仔细，并代表总理向马老转达慰问，才告辞离去。不料只过了半小时，两位大夫又从总理那里给马寅初家打来电话，说总理听取了他们的汇报，问得很细，当问到马老在吃什么药时，两位大夫没有能回答上来——他们只有这件事忘记问马老了！总理要他们立刻打电话问清楚。听完家人的述说，马寅初的眼睛潮湿了。半晌，他才深沉地吐出五个字：“周总理无私。”〔14〕
从二月四日做过大手术以后，周恩来的病情仍不稳定，几乎每天都便血。三月间，在进行食钡和灌钡检查时，又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有一个核桃大的肿瘤。鉴于周恩来病情复杂，而且有不断发展的趋势，周恩来医疗组已由最初的几个人扩大到几十个人，包括：泌尿科专家吴阶平（医疗组组长），外科专家董方中、吴蔚然、陆惟善、熊如成、潘铨，内科专家张孝骞，心脏病专家陶寿淇、黄宛、方圻，肿瘤专家吴德成，麻醉师尚德延，营养学家陈敏章，中医高辉远，以及原医疗组成员卞志强、张佐良等。针对周恩来罕见的病情，医疗组成员全力以赴，潜心研究、揣摩中外各种治疗方案，运用各种先进的技术手段，希望能在周恩来身上创造出奇迹来。
巨大的责任和压力，使每日轮流守候在周恩来身边的医生们常常变得沉默寡言，寝食难安。一位医生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
周总理当时的病情比外界猜测的要严重得多。值班时，看到总理因癌症的剧烈疼痛头冒虚汗、紧皱眉头的情形，我们心如刀绞。休息时，一闭上眼睛，周总理被疾病折磨得憔悴的面容就浮现在脑海里。我们医疗组的许多同志平时都要靠安眠药才能睡觉。当时不少人是在增加安眠药的剂量后，才能每天睡几个小时的。一次，黄宛主任交班后怕睡不着觉，服食了大量的安眠药，结果在食堂吃饭时药物起了作用，他饭没吃完便从椅子上滑到了餐桌下面，是服务员和警卫员同志把他抬回到房间去的。负责周总理医疗组工作的叶剑英副主席对我们很关心，曾亲自到食堂看了我们的伙食，指示要提高伙食标准。其实，食堂的伙食是很不错的，只是在那种情况下，总理的病越来越重，大家心情不好，吃什么东西也觉得没味。
病中的周恩来，头脑仍像往常那样清醒。当他觉察到医护人员情绪不高或看到他们面露愁容时，一再对他们进行安慰。一次，他发现有位值班医生情绪低落，说话也支支吾吾，答非所问，便猜出是自己的病情又恶化了。他非常坦然地对这位医生说：你皱着眉头干什么？不必愁眉苦脸嘛，我不会责怪你们的。你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我完全相信你们。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好的办法来对付这种病。人要死是自然规律，谁也逃脱不了的。
对新发现的周恩来体内的肿瘤，医疗组向负责这项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四人小组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作了汇报，并提供有关技术鉴定资料。四人小组经过研究，同意报毛泽东批准后在近期内开刀。三月二十日凌晨，在病房的周恩来支撑病体，写出一份长达七百字的报告，向在南方的毛泽东详细说明几年来病情发展、变化的过程。关于新出现的肿瘤，他写道：“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在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由于病有内因，一说即明。好了的疮疤，现在生出了肿瘤，不管它良性或者恶性，除了开刀取出外，别无其他治疗方法。”“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史造因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15〕细心的周恩来，知道这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和心情也不好，为了不给毛泽东加重精神负担，他又提笔给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写了一封信：“我现在又以突然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但政治局常委四同志必将医疗组报告送请主席批准。在主席正在有病待治的时候，我又以开刀治病干扰，你可以想到我这时的心情。我只能补写一封关于病情病因的报告，请你看后斟酌，在主席已批准洪文等同志报告后，或在主席休息好后再读给主席听。一切托你酌办，千万不要干扰主席太多！”〔16〕几天后，张玉凤从杭州毛泽东住地打来电话：病情报告都念过了，主席很惦记总理，有几天睡不好觉。〔17〕
三月二十六日，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施行住院以来的第三次大手术。手术前，周恩来同秘书一起清理住院以来尚未批办的重要文件，对若干亟待处理的积案，周恩来尽可能提出具体意见，嘱咐秘书抓紧办理。在这些文件中，有不少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受到“审查”的许多党政军高级干部的“悬而未决”的材料。在这以前，周恩来曾审查、阅改汪东兴、纪登奎等写给党中央的《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由中央专案所管的六百七十名审查对象，“大多数人的问题已经基本查清”。“这些人，凡是专案组能够作出结论的，应作出结论；一时还不能作结论的，应先放出来。”这样，继罗瑞卿、杨成武等人后，长期遭到监禁的彭真、安子文、薄一波、杨尚昆、黄克诚等也陆续获释。尽管如此，周恩来还是留意看了专案组认为“能够作出结论”的审查对象的材料。他把比较有代表性的杨勇“问题”的复查报告抽出来，嘱咐秘书送给叶剑英，并且注明：“对杨勇同志问题的复查是处理类似问题的第一件，从现在的口径来看，严了一些。”〔18〕此外，周恩来对江青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材料也逐一过目，嘱咐将江青一年前以个人名义到处写信的原件“均暂保存”；将迟群就一九七四年“一·二五”大会的检讨批转有关负责人，并批道：“迟的检讨空洞无物。”〔18〕
处理完所有文件，已是傍晚。再过一会儿，周恩来就要进手术室了。此时此刻，看着疲倦、瘦弱的总理，心绪难以言状的秘书祝愿他手术成功。周恩来听罢坦然回答：“不一定，两种可能。”
周恩来这次手术长达八个小时之久。在医生们竭尽全力下，手术是成功的，但周恩来的身体却更加虚弱了。四月三日，应对方一再请求，手术后才一个星期的周恩来躺在病床上会见了来自北非的一位客人。两天后，他又审阅中共中央为四月二日在京病逝的董必武所拟的悼词稿。四月七日，首都举行董必武追悼会。仍不能下床活动的周恩来只能向董老敬送花圈，表示哀悼。
就在周恩来施行这次大手术前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突然又打出批判“经验主义”的旗号，把矛头对准周恩来和一批老干部。
三月一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张春桥借讲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提出批判“经验主义”的问题。他说：全国解放以后，“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现在，“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讲话中，张春桥露骨地指责一九七二年开展的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是“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影射四届人大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将导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19〕同一天，姚文元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中，也歪曲地引用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写过的一段话，强调：“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张春桥、姚文元这样“步调一致”地批判“经验主义”，是有所指的。三十年前的延安整风时，周恩来曾被认为是“犯经验主义错误”的代表。周恩来抱着严于律己的态度，诚恳地检查了自己在历史上犯过的错误。后来，周恩来屡作自我批评，甚至是过分的检讨，目的在教育全党，引以为鉴。完全清楚这些事实的江青一伙，却借他们操纵的舆论工具，大肆宣扬“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等。〔20〕四月初，江青又一再宣称：“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21〕四月中旬，江青把反“经验主义”的问题正式提到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进行讨论，并主张“交锋”。这时，在医院里的周恩来同邓小平进行了多次单独谈话。他们还几次同因接待外宾而有机会在外地见到毛泽东的王海容和唐闻生长谈。〔22〕
四月十八日，从南方回到北京的毛泽东会见一位外国党领导人。邓小平借陪见的机会，当面向毛泽东反映了一个多月来江青等大反“经验主义”的情况，明确表示他不同意“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说法。毛泽东赞同邓小平的意见。几天后，毛泽东对姚文元所送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写下一段批语：“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又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批示要求将这个问题“提政治局一议”。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月二十七日召开会议，研究贯彻毛泽东批示精神。叶剑英、邓小平等在会上先后发言，批评江青、张春桥等大反“经验主义”的错误，并针对江青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期间提出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到处送“材料”，以及其他“四人帮”宗派活动的事实，提出尖锐质问。会后，主持会议的王洪文以汇报为名致信毛泽东，污蔑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支持、纵容社会上最凶的谣言，并说：“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江青也通过秘书转告毛泽东：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是在搞“围攻”，是一九七○年庐山会议的“再现”。
虽然周恩来没有出席四月二十七日的政治局会议，但通过会后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的谈话，已完全了解会议情况。五月一日下午，他再次约王海容、唐闻生长谈。第二天，他又嘱秘书将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以及其他登有反“经验主义”的报刊文章找出送给他看。〔23〕
双方的对峙和斗争，已进入“两军对垒”、一触即发的关头。
五月三日夜，毛泽东在他的住处中南海游泳池召开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这是上一年七月中旬离京后他首次同大家见面。周恩来抱病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批“经验主义”的文章（指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我没有看出来”，“我自己也犯了错误”。他批评江青等：“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毛泽东严厉地警告他们：“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一次还是三条，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就是不要搞宗派主义。”又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会上，毛泽东还不点名地批评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24〕
周恩来回到医院，已是凌晨一时了。
四日上午，邓小平第一个来到医院同周恩来单独谈话。接着王海容、唐闻生又来谈了很久。当天晚上，周恩来前往人民大会堂，主持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在政治局范围内讨论贯彻毛泽东五月三日讲话的问题。由于五月三日会上“有些事大家还没听得很清楚”，常委会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核对毛泽东的讲话记录。
四日、五日，周恩来用两天时间起草有关学习和政治局工作等问题的意见稿，这份意见稿，多处驳斥了江青等在“经验主义”问题上散布的种种谬论。在起草过程中，周恩来曾交待秘书把前一时期报刊上批“经验主义”的情况综合出一个简况，以便“从量上提供材料”。〔25〕意见稿首先谈了对“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等问题的认识，提出：在学习过程中，需“在一定时期有针对性加以宣传”，“把主席指示的反修防修的目的说清楚”。同时认为，“凡犯一般经验主义的人，他们凭经验办事，要慢慢来教育改造”。强调：在过去一个多月里，“有些报告、报刊社论、一般文章、新闻报道、内部清样，强调反修正主义的一项经验主义，放过另一项教条主义，有些地方甚至连反修正主义主题都不提了，这不能不是一个错误。报纸全国转载，清样有时转至各地，军队报告发至下层，这不能不引起一部分地区、部队和一部分机关、学校弄得争论不休，或者年老干部又不敢负责工作。因为有文章上说，资格老、能打仗的人就有背上经验主义包袱的。这就刺激成百万的人，对于教育他们不利”。对毛泽东指出江青等人的“错误”，周恩来表示拥护提出，“有错误的，要有自我批评”。此外，“同意小平同志意见，愿自我批评的就说，说多少都可以，不说也可以，不要强人所难”。意见稿还就政治局内部的工作程序等提出具体要求。〔26〕
过了三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政治局常委会，继续研究在政治局内讨论贯彻毛泽东五月三日讲话事。会议商定，等邓小平出访法国回来（五月十八日）以后，再召开贯彻毛泽东讲话的政治局会议。可是，直到五月十三日，王洪文才向在京政治局成员通知这件事，中间竟拖延了五天！江青等人的消极态度，表明他们对召开这次政治局会议已预感情况有些不妙。十四日晚上，在医院的周恩来不顾“连日头痛兼见客”的劳累，打电话向王洪文询问政治局会议通知情况，并在第二天亲自写报告给毛泽东说：“对主席这样重视的会议和指示，我们处理这样迟慢，报告又这样不及时，责任完全在我。”〔27〕
十八日晚上，刚从法国返京的邓小平顾不上休息，赶到三○五医院，同周恩来单独谈了整整一个小时。这次出访归来，邓小平还为他留法勤工俭学时的“兄长”周恩来带回一件“礼物”——他们当年常吃的法式月牙面包。在和邓小平谈话后，周恩来又先后同叶剑英、李先念、吴德等政治局成员谈话。〔22〕
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就四日、八日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情况写信给全体政治局成员，对前一时期反“经验主义”的问题作出说明，指出：
姚文元文章中提了“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以后，《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的两篇社论也是根据姚文引用的。而小平同志向毛主席反映的，是指三月一日张春桥在总政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阅后在此处批注：“当时还提到江青同志在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了反经验主义问题”），这在各大军区政治部向总政反映讨论情况的三、四月份电报中可以看出。现在政治局既开正式会讨论主席批示和指示，特补写如上说明；如大家同意，亦请将此信转主席一阅。〔28〕
在召开政治局会议前夕，周恩来这封信实际上点明了会议的主题。二十二日，张春桥在周恩来信的传阅件上批道：“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江青、姚文元在批语中称他们对一些情况“不了解”。江青等人的“解释”，表明他们毫无认错的诚意。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认为有必要继续把问题说清楚。
二十六日下午，周恩来来到同三○五医院只有一墙之隔的北海公园（这座公园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不久就关闭了）。从这个月中旬开始，周恩来在医护人员陪同下，常来这里散步和休息。今天，他依然像往常那样，很少说话，只是默默地踱步、思考。
第二天，周恩来致信张春桥，以事实反驳他所谓“不确切”的说法。信中首先说明，张早在批林整风期间，就已经流露出批“经验主义”的思想。随即指出：“你在三月一日总政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片面地强调经验主义的危险，这在三、四月中各政治部向总政来电反映讨论情况，也可看出。”“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29〕同日，张春桥看信后被迫表示：“不再改了。”接到退件，周恩来立刻将二十一日信的原件送毛泽东审阅。
五月二十七日，经毛泽东批准，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中批评江青等人。会上，由邓小平作中心发言。他首先谈了对毛泽东五月三日讲话的理解，指出：主席这篇讲话，对于我们党非常重要，因为主席是对政治局讲的，（政治局）是党的核心。主席提出要政治局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联系批评宗派主义、“四人帮”。这是很重要的原则问题，需要好好讨论。针对江青等对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的无端指责，邓小平进行了有力驳斥，说：有人说这次会上的讲话过了头，还有人讲是突然袭击、是围攻。其实，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因此，谈不上“突然袭击”、“过头”的问题。邓小平提出，这里有三件事需要讲清楚：一是前年十二月会议上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二是批林批孔中又批“走后门”，三是学理论又提出批“经验主义”。倒是问一问，这是为什么？不讲明白，没有好处。邓小平发言后，吴德、李先念、陈锡联等相继发言，批评“四人帮”的宗派活动。〔30〕六月三日，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叶剑英就邓小平五月二十七日讲话中提出的“三件事”作长篇发言，质问江青一伙。在多数政治局成员的批评下，王洪文不得已作出检讨；江青仍拒绝检讨，并否认“四人帮”存在的事实。主持会议的邓小平表示：“讲多少算多少”，要将会议情况“给主席作报告”。〔30〕
周恩来十分关注这场斗争。五月二十七日的政治局会议开过后，他同第一个来到医院的邓小平长谈达三小时之久。接着，他先后同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王洪文、苏振华等谈话，了解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的情况。〔22〕
同一个月前一样，江青对政治局会议的批评极为不满。第一次会议刚开过，她就迫不及待地托人向毛泽东反映，说是政治局对她进行“围攻”。毛泽东没有理睬，反而充分肯定这次政治局会议，指出：“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31〕
六月七日夜，在医院里刚会见过一批外宾的周恩来，不顾疲劳，继续同邓小平以及王海容、唐闻生长谈。周恩来和邓小平要王、唐二人向毛泽东报告江青等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表现。几天后，邓小平又当面向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毛泽东称赞道：“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又说，“他们几个人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毛泽东满怀期望地向邓小平提出：“你要把工作干起来！”邓小平坚定地表示：“在这方面，我有决心就是了。”〔32〕
江青等一再拒绝政治局会议对他们的批评，使毛泽东感到失望。从六月下旬起，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被派往浙江、上海“帮助工作”。六月二十八日，在批评“四人帮”的政治局会议开过一个月后，江青终于向毛泽东和政治局交出一份书面检讨。江青正式向党中央作检讨，这是九年“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检讨书”中，江青不得不检查自己一年多来“所犯的错误”，包括提出“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中搞“三箭齐发”、“个人自作主张送材料”，以及讲“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等；同时，她被迫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负主要责任”。两天后，周恩来看过“检讨书”，批示将它送在京政治局成员传阅，并表示欢迎这一检讨，指出：“今后政治局同志凡遇大事都经过组织讨论，事先请示主席，遵照主席指示执行，认真深入学习，联系中国实际，在实践中多听同志好意见，坚决改正常犯的错误，政治局的团结就会搞得更好。”〔33〕批示还建议将这个“检讨书”送毛泽东。邓小平、叶剑英等看后，表示“同意总理的建议”。毛泽东最后圈阅了此件。“检讨”后的江青，一扫以往那种不可一世的骄横气焰，变得异常沮丧，连续很长时间没有公开露面。
经毛泽东同意，从七月初开始，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七月四日，邓小平向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发表《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他说：“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他还强调，当前，我们有好多事要办，“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34〕在以后的几个月里，邓小平连续发表讲话，指导各条战线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开始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种种“左”的做法，落实党的正确政策。
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期间，周恩来同邓小平谈话次数更频繁了。从七月初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起，每隔几天他们就要见一次面。单在七、八、九三个月，他们在一起开会或谈话就有十二次，几乎每周一次。〔22〕邓小平是周恩来在医院里会见次数最多的中央领导人。此外，周恩来经常约见的政治局成员还有叶剑英、李先念、纪登奎、吴德、华国锋、汪东兴等。
对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来取得的显著成效，周恩来感到由衷的欣慰。这种欣慰之情，在他以后同外宾的多次谈话中也毫不掩饰地表露出来。
八月二十六日晚，周恩来在医院会见即将返回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宾努亲王。在一个多小时的会见中，周恩来热情地赞扬邓小平，给两位亲王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场的柬埔寨民主团结政府大臣秀蒲拉西回忆说：周称赞邓小平副总理，并说有邓代替他，他就感到放心了。〔35〕
九月七日中午，病情已十分严重的周恩来不顾医护人员一再劝阻，坚持会见由伊利耶·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全体成员。当谈到自己的病情时，他坦然而又肯定地告诉客人们：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接着，他满怀信心地说：我现在病中，已经不能再工作了，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你们可以完全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中国党和政府的内外方针。整个会见只有短短十五分钟。十多年后，维尔德茨说到这次会见“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也是在一个令人难以忘记的情况下进行的”，“是非常热烈和激动人心的”。
从一九七五年六月以后，已经清醒地估计到自己的生命“还有半年”的周恩来，拖着只剩下三十点五公斤〔36〕的重病之躯，继续顽强地工作，同病魔、同邪恶势力进行着最后的搏斗。
六月九日，是贺龙元帅含冤逝世六周年的日子。这一天，中央军委等单位准备在北京八宝山举行一个小型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贺龙家属虽被通知参加仪式，但被要求对外保密，提出“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道，不宣传”。这是六月六日王洪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的。贺龙的长女贺捷生在六月七日分别写信给毛泽东、周恩来，表示对这种做法“百思而不可解”，信中提出：
“林贼诬陷贺龙，颠倒历史，强奸民意，动员舆论，鸣锣击鼓，血口文章满天飞，何其不‘保密’、不‘小型’，而任其泛滥，流毒全国？今日，为执行中央通知（指一九七四年九月中共中央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编者注），恢复贺龙同志名誉，反而不能讣告国人，举行公祭，挽回影响，使举国声讨林贼之恶，伸张正义？再者，受贺龙一案所累之干部群众甚多，惨死者、长期坐牢者大有人在，许多同志至今犹受歧视，既失去健康，又失去工作。贺龙后事尚且如此，等而下之，如何了结？为此，恳请中央，补行葬仪。死者虽已无知，生者定能戴德！”
看到贺捷生的信，周恩来立刻写信给毛泽东：“今年六月九日为贺龙同志开逝世六周年纪念会事，我也知道。后因我三月开刀治疗，未再过问。昨（八日）晚想起，始知纪念会照开，无悼词，不登报。”“今得贺捷生同志此信，特送上。如主席另有指示，当与政治局设法补救。”〔37〕看得出，周恩来希望得到毛泽东的指示，以便修改政治局原定的贺龙骨灰安放仪式的方案。当天，毛泽东批复：“照总理意见办理。”周恩来托人转告贺捷生，要她顾全大局，一定参加她父亲的骨灰安放仪式。贺捷生表示：听总理的话。
六月九日下午，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被一片沉痛、肃穆的气氛所笼罩——“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在这里举行。接到毛泽东批示以后，周恩来决定：重新布置会场，安放花圈，准备悼词，他自己参加这个仪式。当年出席这次仪式的徐向前元帅目睹了周恩来来到会场时的情形：
“总理是不顾人们的劝阻抱病参加的。他签到时，显然是由于心情激动和身体虚弱，书写签到簿时手哆嗦得很厉害。我问他：‘你病成这个样子，怎么还来了？’总理尽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沉痛地说：‘这个会，我不能不来啊！’在场的同志谁都可以感觉到总理心中感情的分量，谁都不能不想得很多。总理在这个场合流露的感情，包含着对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造成严重后果的深深的愤慨。”〔38〕
在去八宝山以前，周恩来的心情一直难以平静。在他身边的邓颖超觉察到这一点。她打电话告诉贺龙的夫人薛明：“总理也许来。若来了，你们双方要控制些感情。”在八宝山的休息室里，周恩来见到了薛明和她的子女。周恩来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了。薛明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六月九日下午四点，我和孩子们提前到了八宝山。在休息室里，好多老同志进来一个一个和我握手。正在这个时候，我听见外面有人叫：‘薛明，薛明啊！’接着，门被推开了，总理走进来。我看他确实瘦了许多。我急忙迎上去说：‘我在这儿。’总理拉住我的手，又扶着我的肩头，声音颤抖地说：‘薛明，我没有保住贺龙啊！都六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呀……’他说着哭出声音来了。我说：‘总理，你不要太难过了……’我替他抹去流下的泪水。他拉着我的手直哆嗦：‘薛明，我没想到，我没想到啊！’这时，我女儿（晓明）看到情况不好，怕总理太受刺激了，就劝道：‘周伯伯，你自己要保重身体啊！’总理听了抬起头，缓缓地说：‘晓明啊，我的时间也不长了！……’这个时候，我终于控制不住了，在场所有的人也都忍不住了，一屋子的人全都‘呜呜’地哭起来。”〔39〕
伴随着低回的哀乐，周恩来走进安放仪式的会场，在贺龙遗像前深深地鞠了七个躬。他代表党中央致悼词，说：“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做出重大的贡献。”“贺龙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对战友的思念，多年来已成为周恩来情感世界的一个重要部分。几年前，一批日本客人向周恩来请教“养生之道”，周恩来回答：“在漫长的中国革命岁月中，有许多同志都牺牲了。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要更加倍地工作。我每天都以此激励自己。这也可以算是我的‘养生之道’吧！”〔40〕病重后，在病房里，周恩来的思绪依然常常流连于那些战火纷飞的年代。他又想起同自己和贺龙等一起领导打响南昌起义第一枪的叶挺。他曾托人转告叶挺的子女，将来有机会，他要亲自给他们讲述他们的爸爸在革命战争中的故事。〔41〕甚至在睡梦中，这种思念有时也使周恩来惊醒。担任治疗工作的方圻医生回忆：一天，正在熟睡中的总理突然醒了。我们听到动静，赶紧过去看看是怎么回事。总理告诉说，我做了一个噩梦，梦见和陈毅同志在一个山坡上，陈毅脚下一滑，我一把没拽住，两个人险些都要摔到山下。〔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