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的周恩来，除非不得已，仍然自己动手起草或批阅文件。他历来反对那种只动脑不动手甚至既不动脑也不动手的领导作风。但是，在重病中他已经力不从心了。医院的环境，又使周恩来在精神上感到压抑。为了调剂一下工作的环境和心情，周恩来有时便来到北海公园的漪澜堂，在这里处理和批阅文件。身体异常虚弱的周恩来，走路都觉得很费力。他常用左手支撑着腰部，坚持步行到漪澜堂大厅。看文件时间长了，他感觉眼睛疲劳时，才让秘书读文件给他听。但秘书们必须遵守一条规定：凡是写有周恩来亲启的信件，仍由周恩来本人拆封、阅读。北海公园仿膳饭庄的一位女服务员，亲眼见到过周恩来抱病工作的情景：
“前年（一九七五年——编者注）夏天，他老人家重病在身，却仍然操劳着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每次来我们这里，总理都带着许多文件，坐在漪澜堂大厅里，仔细地阅读、研究。这样一坐，就是很长很长时间。有一次，总理看文件很费力，就请秘书读给他听。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门外的同志十分着急地走来走去——‘我们的好总理，您还在病中，您需要休息啊！’我们几个人禁不住轻轻地把门推开一条缝，只见总理坐在椅子上，不时地倒换着手支撑着身子，豆大的汗珠从他老人家的脸上一个劲地往下淌，汗水早就湿透了衣裳。然而，总理的神情却还是那样坚毅，那样专注……我们的泪水伴着总理的汗水一下子涌了出来，真叫人心痛欲碎啊！等了好久好久，文件念完了，总理用左手扶着腰，慢慢地走出门来。我几步跑了上去，要搀他老人家一把，可是总理摆了摆手，对我说：‘不用，我自己走！’”〔43〕
几个月里，在病情日益加重的情况下，周恩来亲自处理或过问的事情还可以举一些例子：
六月九日，在医院和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签署中菲两国建交公报。
六月十五日，与中央派往浙江的纪登奎谈话，就解决浙江派性、落实中央有关整顿措施问题提出意见。这天午后，周恩来最后一次来到西花厅（住院期间，周恩来曾三次回到这里）。
七月一日，同泰国总理克立·巴莫签署中泰建交公报。
七月六日，在医院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毛泽东眼病的治疗问题（二十三日，毛泽东施行白内障手术治疗）。
七月十五日，审阅《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对实施中的有关问题作出指示。
七月二十三日，最后一次来到人民大会堂，嘱咐工作人员对新同志要搞好“传、帮、带”。
七月二十四日，在北海公园遇到彭绍辉，向彭详细询问罗瑞卿近况，并问候罗（以后，又托邓颖超了解罗的病情）。〔44〕
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就故事片《创业》问题作出批示，批评江青等人无端指责该片。周恩来要人找来江青等强加给《创业》的“十条罪名”的材料看。
七月二十九日，致信杨成武，就其长女杨毅被林彪一伙迫害致死的调查处理情况作出说明，告诉他当“恢复杨毅同志军籍和名誉”。〔45〕
八月二十四日，在北海公园散步时，长时间凝望湖水沉思，并问身边医护人员：“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老舍先生的忌日！”
八月二十九日，同准备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的中央代表团团长华国锋谈话，请华转达他对西藏人民的问候，提出要特别注意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培养藏族干部，发展民族经济。
九月四日，看了香港《七十年代》刊载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一文（该文介绍了蒋介石去世后的台湾局势、蒋经国的经历等情况）后，托人转告王昆仑、屈武等对此文“进行分析”，“弄清真相”。〔46〕
九月七日，会见伊利耶·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周恩来生前的最后一次外事活动。
九月二十八日，在病床上接见前往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庆祝活动的中央代表团成员，请他们转达他对新疆各族人民的问候。
进入九月以后，周恩来的病情急转直下，癌细胞继续扩散，免疫力严重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医疗组不得不取消周恩来的外事接待活动和室外散步。九月二十日下午，周恩来做住院后的第四次手术。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和邓颖超等来到医院手术室外守候。周恩来清楚：施行这次手术的后果很难预测。进入手术室前，他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一九七二年六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很长时间仔细地看了一遍，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47〕
在生死难料的情况下，周恩来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给老战友邓小平。在进入手术室的前一刻，躺在推车上的周恩来示意停下，轻声问道：“小平同志来了吗？”邓小平立刻跨步上前，靠近推车。周恩来吃力地抽出手来，紧握住邓小平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48〕
长达五个小时的手术，对于极度虚弱的周恩来来说，又是一次严重的考验。但周恩来坚持了下来。手术过程中，发现周恩来体内的癌瘤已扩散到全身，无法医治了。邓小平只能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十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又做了第五次手术。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再也没能从病床上下来。
周恩来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一直处在时代激流的中心位置，经历过多少次血和火、生和死的考验，使得他虽然面对死亡，却内心坦然，神态自若，没有丝毫悲观失望和烦躁不安的表现。唯一使他感到遗憾的，就是自己再不能像以前那样工作了。尽管如此，周恩来的头脑仍在想，他的眼睛仍在看。他关注着国内政局的变化，思考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开始，他还能勉强支撑着自己看报、看文件，后来却不得不靠医护人员帮助念了。面对着因江青一伙不断反扑而趋于恶化的形势，医务人员常常看到周恩来眼望天花板，时而陷入沉思，时而轻轻地摇头叹息。
这一年十月，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四十周年。在邓小平等支持下，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冲破江青一伙阻挠，在十月中旬重新演出萧华作词的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
“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
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
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
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
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这是长征组歌中的一个片断：《过雪山草地》。它也是周恩来十分爱听爱唱的一首歌曲。当时领唱这首歌的男高音歌唱家贾世骏回忆：
《过雪山草地》唱的是红军长征中最为艰难的一段路程，当年，有许多红军战士在这里倒下、牺牲……周总理生前特别喜欢这首歌，他不仅听过多遍，还特地要我教他唱。有一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一见到我就让我过去，说：“你再教教我唱《过雪山草地》吧！”总理因为白天接见红卫兵，说话把嗓子都说哑了。我就说：“总理，您不是已经会唱了吗？”总理说：“再教我唱一唱，纠正纠正。”于是，我一边打着节拍，总理一边用沙哑的嗓子唱了起来。听总理唱完，我兴奋地说：“总理，您唱得一点儿也不差啊！”周总理笑道：“你再唱一遍，让我熟悉熟悉。”当时陈毅、谭震林等同志也在场，我放声唱了起来。唱完后，总理亲自给我端上来一杯热茶。〔49〕
这首颂扬红军英雄气概和顽强斗志的歌曲，一次次地把周恩来仿佛又带回过去那艰难困苦的岁月，成为鼓舞他坚持工作、忘却病痛和劳累的巨大力量。当长征组歌重新演出后不久，邓颖超打电话告诉有关部门：总理在医院里很想再看一看、再听一听长征组歌。
和周恩来相濡以沫整整五十载的妻子邓颖超，不顾自己体弱多病，紧紧守候在丈夫身边，从精神上给周恩来以更多的关怀和慰藉。他们以彻底唯物主义者的态度，共同商量“后事”。邓颖超回忆说：
“我自己是共产党员，我用无产阶级的坚韧性，高度地克制我内心的痛苦，在他病中还要用愉快的精神和恩来同志一起同疾病作斗争。当他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挽救时，一再叮嘱我，死后不要保留他的骨灰。这是我和恩来在十几年前共同约定下来的。”“一九五八年，恩来首先把他死去的父亲，我把自己死去的母亲以及重庆办事处的一些死去的同志的坟墓平掉，进行深埋。恩来还把他在淮安几代亲人的坟墓，也托人平掉，改为深埋，把土地交公使用。在中央作出人死后实行火葬这个决定不久，我们二人共同商定，互相保证，把我们的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撒到水里、土里去。”“他自己就曾经讲过：人死后为什么要保留骨灰？把它撒在地里可以做肥料，撒在水里可以喂鱼。他还主张人死了以后应该做尸体解剖。在他病重住院期间，他曾专门交代医务人员：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做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恩来对他的后事，曾经对我说过，丧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的任何人。”“一定不要搞特殊化。”〔50〕
在这生离死别的最后时刻，他们之间该有多少要说的话啊！可是，他们谈论的仍然是如何严于律己，遵守组织决定，如何为人民、为后代造福。至于他们认为不应该谈论的其他“心里话”，始终没有讲起。邓颖超回忆道：
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他对我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我回答他：“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当时双方都知道最后的诀别不久就会残酷无情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然而我们把没有说的话终于埋藏在各自的心底里，永远地埋藏在心底了。〔51〕
从十二月中旬起，终日卧床的周恩来已无法进食，所需要的食物由医护人员用管子直接灌入胃里。这时周恩来的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进食、输血、输液、排液……以至连翻身都受到限制。为了减少周恩来的痛苦，医生不得已使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但是，不时袭来的剧痛，仍使周恩来常常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他仍表现出高度的自制力。医生张佐良回忆：“总理用的止痛药，开头打一针可管上四五个小时，后来管两三个小时……他疼得实在不行时，就把我叫进去，说，我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唤叫唤。听到这里我的眼泪都掉出来了，我说，总理，你现在愿意怎样就怎样吧！”护士许奉生说：“这时总理是很痛苦的，可他从来不哼也不叫。有一次他正睡觉，一下让病痛惊醒了，就问，我喊了没有？我们说，你叫叫没关系的，如果你疼，你就哼哼，就叫，没关系。他摇摇头。”〔52〕
十二月二十日上午，周恩来体温达三十八度七。应约来谈对台工作的罗青长来到周恩来的床前。周恩来非常吃力地向罗青长询问台湾近况以及在台的一些老朋友的情况，并且嘱咐道：不能忘记那些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们……不到十五分钟的谈话，周恩来竟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进入昏迷状态。〔53〕
到十二月底，病危中的周恩来因为长时间没有修面理发，他的容貌已完全变了：花白的头发蓬长，胡须几乎把嘴唇遮住，灰黄的面部布满一块块的老年斑，深陷的眼窝发黑，双目更不见原有的神韵和风采。过去一直为周恩来理发的北京饭店职工朱殿华，几次托人捎信请求来给总理理发。周恩来知道后，告诉工作人员说：朱师傅给我理发二十多年，看我现在病成这个样子，他会难受的，还是不要让他来了。谢谢他了！
病危之际，周恩来多次询问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询问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健康，并对一些党内领导干部、民主党派人士、高级知识分子、文艺界人士以及过去身边工作人员的处境和下落表示关切。他嘱咐叶剑英说：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手里。
一九七六年一月五日凌晨，医务人员为生命垂危的周恩来做最后一次手术。随后，接到周恩来病危通知的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国务院负责人等陆续来到医院。
一月七日，周恩来病情继续恶化，气息已变得十分微弱，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医疗组成员、护理人员等昼夜守护在病房，随时准备抢救。深夜十一时，弥留中的周恩来从昏迷中苏醒。他微睁双眼，认出守在他身边的吴阶平大夫，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54〕这是周恩来留下的最后的话。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上午九时五十七分，周恩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与世长辞，终年七十八岁。
一月九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表讣告，沉痛宣告周恩来逝世。同时宣布成立由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朱德等一百零七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这一天，北京天安门、新华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外交部等处下半旗志哀。十日、十一日，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叶剑英、邓小平、宋庆龄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一万多人，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由于对前往告别的人员有严格的限制，许多人自发地赶去，只能站在医院墙外，表达自己的哀思。
十一日下午，周恩来的遗体由邓颖超和治丧委员会人员护送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沿途数十里长街上，首都百万群众很早就自发地聚集在街道两侧，在凛冽寒风中肃立致敬，送别周恩来。当载着周恩来遗体的灵车缓缓通过时，人们含悲饮泣，泪眼相送，整个长安街头笼罩在一片哀痛气氛中。这种感人的情景，在中国历史上还从来不曾有过。
从十二日起，首都各界群众四万多人有秩序地陆续前往天安门东侧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大厅，沉痛悼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叶剑英、邓小平、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夫人邓颖超，以及其他方面的单位和个人敬献了花圈。邓颖超所送花圈的缎带上写着：“悼念恩来战友——小超哀献”。世界许多国家的首脑和政府，驻中国的外交使团、大使、大使馆，国外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及其领导人，在北京的外宾、专家、留学生和实习生等也送了花圈。吊唁仪式后，周恩来的骨灰转到人民大会堂，安放在台湾厅内。
吊唁期间，更多的首都群众冲破“四人帮”的禁令，自发地或有组织地举行各种悼念活动，深切缅怀周恩来。天安门广场中央镌刻有周恩来手书碑文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成为人们追悼、怀念周恩来的主要场地。几天里，以纪念碑为中心的天安门广场花如海，人如潮，一派悲壮景象。除北京外，天津、上海、武汉、南京、西安、重庆、南昌、广州以及全国其他大中城市也出现类似的群众性悼念场面。
一月十五日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几千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他说：
今天，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的逝世，对于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对于国际反帝、反殖、反霸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都是巨大的损失。
周恩来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周恩来同志对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对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对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衷心地爱戴他，尊敬他。周恩来同志在国际事务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对加强我党同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团结，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对加强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的贡献，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他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在悼念周恩来同志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他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诚，终生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要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忘我地、不知疲倦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要学习他对敌斗争的坚定性，奋不顾身，机智勇敢，坚定沉着，充满着必胜的信心；要学习他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光明磊落，顾全大局，遵守党的纪律，严于解剖自己，善于团结广大干部，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要学习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以身作则，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和他同疾病作斗争的革命毅力。
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战士周恩来同志和我们永别了。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邓小平致悼词后，全体到会人员向周恩来遗像和骨灰盒三鞠躬。
遵照周恩来的遗愿，十五日夜至次日凌晨，周恩来的骨灰由西花厅党支部工作人员乘飞机撒在北京、天津和山东北部黄河入海口等处。
周恩来的逝世使全世界为之震动。一百三十多个国家和政党领导人先后发来唁电、唁函，向中国党和政府表示深切的悼念，对周恩来为中国、为世界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作出崇高的评价。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由会议主席提议，全体代表起立，向周恩来默哀。联合国大厦也下半旗志哀。
周恩来逝世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百般阻挠并竭力压制全国人民自发举行的各种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激起人民群众更加强烈的不满。十五日追悼大会当天，上海市广大工人不顾“四人帮”的禁令，拉响停泊在各港口码头船只的汽笛。听到笛声，行人止步，车辆停驶，人们自动肃立街头，向周恩来默默致哀。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福州、黄埔、湛江等港口码头的中外船只也纷纷拉响汽笛。呜咽、悲壮的笛声此起彼伏，连绵不绝，响彻数千公里祖国沿海的上空。三月下旬，南京市人民发动声讨“四人帮”一伙倒行逆施的抗议活动，举国响应。清明节（四月四日）前后，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更大规模的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活动。面对种种禁令、高压和恐吓，人们无所畏惧，万众一心，用诗词、传单、演说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思念和决心，将全国性的悼念、抗议活动推向高潮。这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并结束“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周恩来逝世后只有半年多，取得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历史的伟大转折。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决议中郑重地写道：“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的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这是历史作出的公正结论。
一九八八年春天，中南海西花厅院落的海棠花又盛开了。这是周恩来最喜爱的花。八十四岁的邓颖超深情地回忆十二年前离去的周恩来：
“你不在了，可是每到海棠花开放的时候，常常有爱花的人来看花。在花下树前，大家一边赏花，一边缅怀你，想念你，仿佛你仍在我们中间。你离开了这个院落，离开它们，离开我们，你不会再来。你到哪里去了啊？我认为你一定随着春天温暖的风，又踏着严寒冬天的雪，你经过春风的吹送和踏雪的足迹，已经深入到祖国的高山、平原，也飘进了黄河、长江，经过黄河、长江的运移，你进入了无边无际的海洋。你，不仅是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国家的人民服务，而且你为全人类的进步事业，为世界的和平，一直在那里跟人民并肩战斗。”“当你告别人间的时候，我了解你。你是忧党、忧国、忧民，把满腹忧恨埋藏在你的心里，跟你一起走了。但是，你没有想到，人民的力量，人民的觉醒，我们党的中坚优秀领导人，很快就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四人帮’粉碎之后，祖国的今天，正在开着改革开放之花，越开越好、越大、越茁壮，正在结着丰硕的果实，使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给我们的人民带来幸福。”〔55〕
【参考文献】
〔1〕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所议事项写给毛泽东的报告（王洪文签名），1975年1月2日、4日，手稿。
〔2〕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公报，《人民日报》，1975年1月18日。
〔3〕周恩来在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1月10日。
〔4〕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1975年1月13日），《人民日报》，1975年1月21日。
〔5〕周恩来起草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提纲稿，1971年8月31日，手稿。
〔6〕周恩来与法国总统蓬皮杜会谈记录，1973年9月13日、14日。
〔7〕周恩来会见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谈话记录，1972年10月14日。
〔8〕顾明：《历尽艰辛创四化》，《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14页。
〔9〕周恩来就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给毛泽东的请示报告，1975年2月2日，手稿。
〔10〕周恩来在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2月1日。
〔11〕周恩来就近来病情及治疗情况写给毛泽东的信，1975年2月2日，手稿。
〔12〕中国医学科学院：《伟大的人，伟大的精神》，《人民日报》1977年1月9日；李冰现场回忆，电视历史回顾纪实片《伟人周恩来》，第15集。
〔13〕周恩来对国家地震局简报《关于京、津、唐、渤近期地震趋势分析意见》的批示，1975年2月10日。
〔14〕胡韧：《一生一死，乃知交情——周总理关怀马寅初记事》，《经济日报》，1985年1月8日。
〔15〕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1975年3月20日，手稿。
〔16〕周恩来致毛泽东秘书张玉凤的信，1975年3月20日，手稿。
〔17〕毛泽东秘书张玉凤打给周恩来的电话记录，1975年3月。
〔18〕周恩来总理值班室《工作日志》，1975年3月26日。
〔19〕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3月1日。
〔20〕《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1975年3月21日。
〔21〕江青对北京新华印刷厂的电话指示（迟群传达），1975年4月4日；江青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指示，1975年4月5日。
〔22〕周恩来卫士记录的《首长活动日记》（1974年—1976年）。
〔23〕周恩来总理值班室《工作日志》，1975年5月2日、4日。
〔24〕毛泽东在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5月3日。
〔25〕周恩来总理值班室《工作日志》，1975年5月2日、4日。
〔26〕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学习理论问题和中央政治局工作问题的意见稿，1975年5月4日、5日，手稿。
〔27〕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报告，1975年5月15日，手稿。
〔28〕周恩来致全体中央政治局成员的信，1975年5月21日，手稿。
〔29〕周恩来复张春桥的信，1975年5月27日，手稿。
〔30〕张春桥记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1975年5月27日、6月3日。
〔31〕张玉凤记录的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1975年5月。
〔32〕王海容、唐闻生记录的毛泽东与邓小平谈话要点，1975年6月7日。
〔33〕周恩来就江青检讨信（6月28日）写给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的信，1975年6月30日，手稿。
〔3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2页。
〔35〕访问秀蒲拉西谈话记录，1985年6月5日。
〔36〕周恩来就第3次手术后病情等事致毛泽东的信，1975年6月16日，手稿。
〔37〕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1975年6月9日，手稿。
〔38〕徐向前：《鞠躬尽瘁，砥柱中流——回忆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片断》，《红旗》，1978年第3期。
〔39〕薛明：《周恩来与贺龙》，《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617、618页；薛明现场回忆，电视历史回顾纪实片《伟人周恩来》，第15集。
〔40〕周恩来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及所率代表团成员谈话记录，1971年6月28日。
〔41〕叶启光：《缅怀周伯伯对我们全家的关怀——纪念敬爱的周总理诞辰八十周年》，《解放日报》，1978年3月1日。
〔42〕方圻现场回忆，电视历史回顾纪实片《伟人周恩来》，第15集。
〔43〕马玉玲：《周总理叫我学铁梅》，《北京日报》，1977年1月7日。
〔44〕罗瑞卿：《党的三大作风的楷模——回忆周总理》，《解放军报》，1978年3月1日；彭绍辉：《深切怀念敬爱的周总理》，《解放军报》，1978年2月24日。
〔45〕周恩来致杨成武的信，1975年7月29日，手稿。
〔46〕周恩来写给罗青长、钱嘉东的批语，1975年9月4日，手稿。
〔47〕周恩来签字手迹，1975年9月20日。
〔48〕吴蔚然现场回忆，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第5集。
〔49〕俞亮鑫：《周总理请贾世骏教唱：“雪皑皑……”》，《新民晚报》，1995年5月3日。
〔50〕邓颖超：《继承遗志，永远向前》（1976年1月15日同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医务工作者和亲属的谈话），《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625页。
〔51〕邓颖超：《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为纪念建党六十一周年作》，《人民日报》，1982年6月30日。
〔52〕张佐良、许奉生观场回忆，电视历史回顾纪实片《伟人周恩来》，第15集。
〔53〕罗青长：《铭记不忘——回忆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我的亲切嘱咐》，《人民日报》，1979年1月9日。
〔54〕吴阶平现场回忆，电视历史回顾纪实片《伟人周恩来》，第15集。
〔55〕邓颖超：《从西花厅的海棠花忆起》，《人民日报》，1997年3月5日。
后记
编写周恩来同志的传记，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邓小平同志为本书题写了书名。
本书的主要资料依据是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周恩来同志数万件文稿、电报、书信、讲话记录和大量会议记录，还有原由邓颖超同志保存的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日记、作文和书信等。同时，广泛参考了当时各种报刊和许多同周恩来同志有过直接接触的人员的访问记录、回忆录等。力求根据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写出比较翔实的信史。
由于编写周恩来传记的工作量太大，本书曾分建国前和建国后两部分出版。《周恩来传（1898—1949）》在一九八九年二月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第一版。这以后，又经过九年的工作，《周恩来传（1949—1976）》方才完稿，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周恩来传（1898—1949）》，由李琦指导写作并审阅定稿，由金冲及主要撰写。写作的过程是：先由力平、马芷荪、石仲泉、李海文、金冲及分工执笔，写出第一稿；再由金冲及写成全书第二稿，并根据各方面所提意见作了多次增补和修改；廖心文核对了全部引文，并注明出处。为本书做了很多工作的还有方铭、陈浩、吴瑞章、朱同顺、熊华源、孙翊以及周恩来研究组和办公室的其他同志。
第一版出版后，受到社会各界的鼓励，先后获得第一届国家图书奖、一九八九年全国图书金钥匙奖一等奖、第二届吴玉章奖金一等奖等，被列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五部委推荐的百部爱国主义图书之内。并由日本阿吽社、台北地球出版社分别出版日文本和中文繁体字本（日文本由京都大学狭间直树教授监译）。
最使我们感动的是，邓颖超同志在病中要护士把这本书念给她听，每次十至十五页，多的时候到二十页。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她把作者找去谈了她的看法：“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觉得这部书是一种创新，文风上也是一种创新。你们花了许多时间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这样写出的传记不是片面的，而是比较全面的。最难能的是，你们对许多材料去伪存真，写进传记里，使得历史上一些误传的情况得以澄清。我认为这部传记写得很好，是一种创新。特别是对文风我很满意。你们把收集到的大量历史资料经过研究、选材，组织起来，比较完整地反映出一些重要的历史情况，这是一次最好的尝试。”“你们费了很大的力量来思考和组织材料，这一点值得你们发扬，至少要提倡这种写作方法。”我们的理解，邓颖超同志这些话，目的是要告诫我们应该坚持怎样的写作方法。对这本书的不足，她也提出了意见：“比如，沙基惨案，恩来同志也是参加了群众队伍的。当时三个人一排，机枪扫射过来，恩来同志两旁的人都中弹身亡，他得以幸免。这件事可以说明恩来同群众的关系，他总是勇于站在第一线。希望你们再版时把这个内容补充上。”
《周恩来传（1949—1976）》同样是集体劳动的成果，由金冲及任主编。各章执笔人如下：
三十八——四十五，金冲及
四十六、四十七、六十、六十一，熊华源
四十八——五十九、六十二、六十三，廖心文
六十四——七十三，安建设
金冲及统一地对全书作了仔细的修改，并负责定稿。李琦审阅了全部书稿。廖心文等选定书中的照片和插图。中央文献研究室办公厅秘书处和档案处、中央文献出版社，为本书的编写和出版做了许多工作。
在《周恩来传（1949—1976）》将要定稿时，我们对《周恩来传（1898—1949）》第一版进行了必要的修订，主要是根据出版后各方面所提意见和我们自己已发现的问题对书中叙述得不准确或漏校的地方作了改正，还根据以后新看到的材料作了少量最必要的补充，改动的地方约上百处。这项工作主要是廖心文做的，由金冲及定稿。
由于周恩来传记的全书已经完稿，这次不再单独出版《周恩来传（1898—1949）》第二版，而是把它同建国后部分合在一起，用《周恩来传》的书名出版，以此来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一百周年。考虑到《周恩来传（1898—1949）》第一版已发行数十万册，《周恩来传（1949—1976）》仍单独出版，和本书同时发行。
书中不当的地方，仍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校订说明
《周恩来传》，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1997年先后出版建国前、建国后部分，建国前部分1997年有修订。周恩来档案网站（）根据这些版本进行了校订。
比较了各版本的《后记》，选取内容最完整全面者。
增加了【参考文献】标记，合并同一章内重复出现的条目。
改动了下列文字、标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