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清楚地看到：以后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在这个时期都已初具雏形。这些也同周恩来主持下的中共中央军委的指导和支持很难分开。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也越来越重视。中共六届二中全会的政治问题报告在批判托派的错误时，对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重要地位说了一段很有分量的话：“他（指托派——编者注）以为中国像西欧各国一样，大城市的经济力量可以统治全国，所以大城市暴动成功以后可以影响小城市及乡村；而在中国，则找不到一个大城市的经济力量能统治全国的。中国可以划分为许多小国，他们的经济力量都可以独立的。所以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要有红军，必须要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的帮助。”〔33〕显然，在实际斗争的摸索中，他们对中国的国情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个时期中共中央对苏维埃政权建设和农村经济等问题的指导，是比较切合实际情况的，没有多少后来那种“左”的倾向。到一九三○年初，南中国几个大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已有几万、几十万农民群众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二月四日，周恩来起草《中央通告第六十八号》，宣布准备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通告》列举苏维埃区域面对的各项任务后，提出：“这一大会要使这些任务都能有具体的规定，有实际策略的讨论。”〔34〕
为了以人力物力支援红军和苏区，周恩来也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军队工作干部的输送。红军的主要成员来自原是小生产者的比较散漫的农民群众。因此，补充具有军事工作经验的指挥人员，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时中共中央曾规定：凡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从黄埔、保定等军校出身的以及其他军事干部，统由周恩来分配工作。这些军事干部，大部分由周恩来派往各个苏区。他还向苏区派遣不少军队政治工作干部。一九二九年夏天，周恩来又在上海主持举办了军事训练班。孙一中、许光达就是从这个训练班结业后被派往洪湖苏区工作的。与派遣干部同时，周恩来在物资支援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党组织在苏区周围各县建立一批文具店、百货店、药店、布店和电器、机械等店铺，用来向苏区输送物资，并作为交通联络点。在他积极筹划下，建立了中共中央同各地红军、苏区之间的交通联系。
对国民党军队内的党的工作，周恩来也十分重视。一九二九年三月底，他为中央主持起草了《关于军阀战争中的士兵运动给各省委的指示信》。信中说：“在目前党的总的政治路线‘夺取群众’之下，士兵运动，当然不能离开这个原则。我们必须根据这个原则，去做夺取广大士兵群众的工作。”〔2〕一九三○年初，他曾组织李卓然等在上海秘密组办“兵运训练班”，训练投诚或被俘后转向革命的原国民党军官兵，结业后回国民党军队去进行兵运工作。在中国旧式的雇佣军队中，军官有着很大的作用。当时对这方面重视不够，但还是做了一些工作。如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西北军高级军官张克侠，回国后于一九二九年七月在上海经张存实、李翔梧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他遵照党的指示重返西北军，先后担任过二十九军副参谋长、五十九军参谋长、第三十二集团军参谋长和副总司令。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淮海战役开始时同何基沣在前线率部起义，建立了巨大的功勋。
经过一年多的奋斗，红军战胜了初期的严重困难，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并在周恩来主持下建立了统一的序列。到一九三○年三月，红军已有第一军至第十三军共十三个军，六万二千七百三十人，二万八千九百八十二支枪，建立了湘赣、赣南、闽西、湘鄂赣、闽浙赣、洪湖及湘鄂西、鄂豫皖、左右江等大小十五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党所领导的革命游击战争扩展到了十二个省、几百个县。
当时，中共中央在敌人严密控制下的上海工作。敌人一直竭力利用各种特务手段，包括叛徒的告密，穷凶极恶地搜索并破坏党的各级机关。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三年内，党的许多重要领导人如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彭湃、杨殷等先后被捕牺牲。中国共产党人的鲜血染红了祖国的大地。如何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保证中共中央的安全，是放在党的面前的一个极其严峻的任务。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央常委会议，决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负责这一工作。为着这个目的，周恩来以不少心血来领导中央特科，从各方面加强了党的保卫工作。
中共中央的机关当时一般设在上海的沪中区，江苏省委的机关一般在闸北、虹口一带，少共中央机关在法南区（指法租界和南市地区）。地处上海闹市中心的云南路四四七号（天蟾舞台隔壁）“生黎医院”楼上，由周恩来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间安排熊瑾玎、朱端绶夫妇以湖南土布土纱商人的名义租住，门上挂着“福兴字庄”的牌子，作为中央政治局开会和办公的地方。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三一年四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差不多都在这里召开。离这里不远的浙江中路一一二号二楼，是中央军委的联络地点。周恩来曾在这里同顺直、云南、浙江等省委领导人谈过工作。戈登路善庆里的一座小楼和一一四一弄的一个地方，是中央同志看文件和起草文件的所在。威海卫路的达生医院是党的一所掩护机关，由贺诚、柯麟以医生身分开设。周恩来、李立三、邓小平等曾多次来这里开会。中共中央各机关的工作人员约二百人，各机关间禁止往来。中央设直属支部，支部书记由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的邓颖超兼任。
一九二九年八月下旬，不幸的事件发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长杨殷等，因叛徒告密被捕牺牲。这是一个严重的信号。为了保证中共中央的安全，九月十日，周恩来立刻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改变目前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方式，建议每周开会一次，变更开会时间，专门讨论政治问题，开会时政治局委员不必全到，常委五人也要有一人保留在外。十四日，他满怀悲愤地写下了《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一文，号召革命人民“踏着死难烈士的血迹，一直向前努力，一直向前斗争！”〔35〕
准确而及时地掌握敌人活动情报，对保证党的机关的安全和正确开展各项斗争，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个工作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由陈赓等负责。他们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打入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机关，及时了解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共产党秘密机关准备进行破坏的各种动向，尽力营救被反动当局逮捕的共产党人。周恩来经常强调对这方面建立的关系，要广为选择，大胆使用，各尽其才，在工作中考验。一九二八年春建立的第一个反间谍关系杨登瀛（鲍君甫），是陈立夫的亲信、国民党中央的驻沪特派员。他提供的大量情报，对防止党的机关被破坏、营救战友和清除内奸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九二九年末，又派遣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打入国民党的高级特务机关，钱壮飞还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对保卫党中央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周恩来领导下，还建立起地下的无线电台。一九二八年十月，由张沈川、李强负责，在沪西极司非而路（今梵皇渡路）福康里九号租了一幢三层楼房，安装发报机。经过一年的努力，到一九二九年十月试制成第一套收发报机，培训出第一批报务员，在上海建立了党的第一个秘密无线电台。它的第一本密码，是周恩来亲自编制的。十二月，又在香港设立了第二个秘密无线电台。一九三○年一月，沪港开始通讯。中共中央同广西左右江苏区的往来电报，都是由港台转发的。以后到了这年十月，在苏联学成的一批无线电台工作者相继归国，同在上海培训的报务人员一起，先后被派往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一九三一年九月，中央苏区同上海党中央开始直接通报。在天津，也设立了分台。这些电台，保证了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之间的通讯往来，也加强了中央对各苏区工作的指导，并使红军能及时了解敌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这个时期内，由于政治环境的极端险恶，由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遭受的暂时挫折，党内一部分不坚定分子从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进而走上右倾取消主义的道路。他们宣扬：中国革命失败了，“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36〕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社会已是所谓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中国无产阶级应该待到将来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现阶段只能进行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他们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的各种革命斗争，把红军运动污蔑为所谓“流寇运动”。如果照他们的这些主张去做，中国革命就会被全部葬送。他们中许多人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或重要干部，如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等，这时仍保留着共产党员的身分，有的还担负着地方上的领导职务，在党内有一定的影响。更严重的是，他们在党内组织秘密的小派别，散播秘密刊物和小册子，制造思想混乱和纠纷，并同国际上的托洛茨基反对派连结在一起，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一九二八年秋和一九二九年，中国留俄学生中的托派分子先后被遣送回国，在上海、北平、香港等地建立各种名目的托派小团体。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这种活动已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对处于秘密状态下的党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周恩来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他在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五日政治局会议第一次讨论反对派问题时就说：反对派有计划地打入党内来，是非常严重的。他们主要是找对党不满的和被党开除的分子。凡理论上一知半解而又不懂实情的人，是易于走到反对派那边去的。有些同志总是以怀疑态度来讨论理论问题的，也很容易受到他们的影响。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出周恩来起草的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的第四十四号通告。通告阐明了同反对派在思想上理论上的原则分歧后，指出：“现时中国党内反对派同样也在党内形成小组织的活动，这是破坏中国党的统一之最（此处漏一‘危’字——编者注）险的企图，是布尔什维克党所绝不容许的。故中国党除掉从思想上与反对派作坚决的斗争外，并要从组织上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与无产阶级的最高原则，坚决地消灭反对派在党内的任何活动以巩固党的一致。”〔37〕
十月初，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直属支部干事会上作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的报告，严正指出：反对派这些活动的作用，我们自然不必夸大，但也不容丝毫忽视。他具体分析了反对派产生的原因，说：“在革命失败之后，必然有许多失败的情绪，引起许多争论的问题。俄国在一九○五年以后，德国在革命失败后，都有过这样的情形。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亦是如此。”“反对派在中国发生之主要原因，是中国大革命之失败与新的革命浪潮之复兴，存留在党内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同路者’形成了反对派发展的基础。”他又指出：当时党内生活不健全，有些同志甚至专以个人的小问题闹无原则纠纷，这些也都使反对派的活动有隙可乘。反对派的活动在组织上是秘密的，周恩来说：“惟其如此，就更应该将这一问题提到下层去，指导同志们讨论与坚决地肃清一切机会主义——反对派的活动。”〔38〕
十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决议》对反对派的整个路线及其对党的严重危害作了系统的分析，作出决定：各级党部如发现这种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经讨论后，仍坚持取消主义思想、不服从党的策略、不服从决议的，应开除出党。
反对派首领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和初期的主要领导人，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是有过功劳的，因此，党曾尽力对他进行过帮助和挽救。向忠发、周恩来等都曾找他谈话。十月五日的《决议》还对他发出严肃的警告：“独秀同志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39〕
但是，陈独秀和其他托派分子并不接受中央的警告，拒绝中央指派他们的工作，坚持错误，继续在党内进行反党宣传和非组织活动。这就迫使党不得不对他们采取组织制裁。十一月十五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由李立三起草、经周恩来修改的《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接着，江苏省委又将郑超麟、尹宽等人开除出党。由于托陈取消派在中国并没有多少实际的社会基础，在被中国共产党揭露并清除出党后，他们的影响便迅速缩小，越来越不成气候了。
在反对托陈取消派的右倾宗派活动时，周恩来仍很注意反对“左”倾错误的斗争。十一月二十二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信中说：“党内右倾的危险却依然存在”，“但这并不是说‘左’倾便不危险了。现在城市工作中尚遇有脱离群众的盲动情绪，农村工作中尚有不合条件的暴动计划，甚至还有超乎条件的全省暴动计划，……这都是值得全党注意，须予以坚决之纠正与肃清的”。〔40〕
六大后这一年多时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正处在一个严重的历史转折时刻。由于大革命的失败和“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党和革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一些反动分子断言：共产党已经失败了。可是，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被杀绝。他们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顽强奋斗，不仅战胜了党内一度存在的削弱涣散现象，度过了大革命失败后最困难的时期，重新站稳了脚跟，并且又向前迈进了。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事实证明：这个时期在周恩来实际主持下的中共中央的路线和策略在基本上是正确的。
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时说：“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41〕这种在极端艰难险恶的特殊环境中经过千锤百炼而形成的坚韧不拔的品质和常人难以做到的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成为周恩来性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以后一生中起着极其明显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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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央关于军阀战争中的士兵运动给各省委的指示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4月版，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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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恩来：《改造顺直党的过程中的几个问题的回答》，《出路》第2期，1928年12月18日。
〔5〕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28年11月9日。
〔6〕徐彬如：《用“六大”精神武装顺直省委》，《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5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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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29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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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29年1月13日。
〔12〕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29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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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29年3月2日。
〔15〕《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19、20页。
〔16〕周恩来：《中央给山东省委的指示信》，1929年5月11日，手稿。
〔17〕周恩来：《中央给满洲省委的信》，1929年2月5日，手稿。
〔18〕周恩来：《中央给顺直省委的指示信》，1929年4月25日，手稿。
〔19〕访问黄介然谈话记录，1978年7月7日。
〔20〕《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纲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4月版，第147页。
〔21〕《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底决议案》，《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3页。
〔22〕粟裕：《千万里转战》，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69页。
〔23〕红四军前委向中共中央的报告记录，1929年4月5日。
〔24〕中共中央给润之（毛泽东）、玉阶（朱德）的信，1929年4月7日。
〔25〕《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32—33、37、40、41、42页。
〔26〕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29年11月28日。
〔27〕《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5页。
〔28〕《军事通讯》创刊号，1930年1月15日。
〔29〕周恩来：《中央给广东省委的指示信》，1930年2月1日，手稿。
〔30〕周恩来：《中央给贺龙和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3月17日。
〔31〕中央给云卿（贺龙）并前委诸同志的指示信，1929年6月15日。
〔32〕访问郭述申谈话记录，1983年5月16日。
〔33〕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政治问题报告记录，1929年6月25日。
〔34〕《中央通告第六十八号——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红旗》1930年，第75期。
〔35〕《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27页。
〔36〕《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4月版，第727页。
〔37〕《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9月版，第408页。
〔38〕周恩来：《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44、45、47页。
〔39〕《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4月版，第506页。
〔40〕周恩来：《中共中央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信》，1929年11月22日。
〔41〕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提纲，1943年11月15日，手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