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罗章龙等联名要求国际再一次召开像“八七会议”那样的紧急会议。他们攻击的矛头越来越集中地指向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特别是瞿秋白和周恩来，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反对中央的风潮。这对处在极端秘密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十分严重的问题。
中央直到十一月十六日才收到国际的十月来信。十八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际来信，承认三中全会没有揭露李立三的路线错误，是一种调和态度。但认为在目前的特殊环境下，这个问题不宜在党内扩大讨论，以免妨碍正在实行中的工作转变并造成党的分裂。周恩来在发言中说：
“国际来信的批评是很深刻的，指出过去对于路线的动摇。我们虽曾说过立三这一理论的发展可以形成另一条路线，但我们的指出是没有这样明显而深刻。”“对于国际来信的发表问题，我觉应遵照国际的指示，不允许扩大讨论，而使工作的停滞。因此此信只能发到积极干部中去，中央加一简要的说明。”“已经知道国际信的同志（如新由莫方回国的），必须召集他们一次会议，要他们站在巩固党、帮助中央的领导的立场上来做工作，不允许不经过组织而走到分裂党的方式上去。”〔48〕
十一月二十二日，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说：“上次政（治）局已表示同意国际指示，认为三中全会是接受国际路线的指示，并依此定出总的方针。但过去对立三路线错误的揭发，取了调和态度，没有指出其理论的基础，没有指出因他的理论而产生各种问题上的错误。”他强调：“要指出三中全会是在国际路线之下传达国际决议的”，〔49〕这样来回答反对三中全会的人们。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完全同意国际执委会的十月来信，并说：“三中全会一般的已经接受了国际的路线”，但“对于立三同志路线显然不充分的揭发，包含着对于‘左倾’错误的调和态度”，“没有揭发立三同志的路线，这就使执行国际路线的主要任务，没有能彻底解决”。政治局把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决议称作“补充三中全会的决议”。并认为：李立三和赞成过他的同志都作了自我批评，而党目前又正处在很困难的时候，因而“在党内实行‘公开辩论’立三同志路线问题是不适宜的”，对这个问题“只限于解释工作”。〔50〕十二月一日，周恩来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作了批判立三路线的报告，并着重分析了立三路线的理论基础。
对王明等人的小组织活动，周恩来已有察觉。十二月六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说：党内的不满情绪，“中心问题是不承认三中全会、要改组中央的原因造成的，在人的活动上可以看出显然是小组织倾向的”，“首先是陈、秦信对中央文件批评，对立三路线反没甚揭发”，“他们把这认为紧急任务，简直可以放弃一切中心任务”。周恩来强调：“政治意见可以发表，但不可妨害工作。小组织活动是有计划的，完全不站在拥护党的立场，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政治意见也不是正确的；若是正确的，在组织上便不会如此。”〔51〕
可是，王明等这时已觉得有恃无恐，公开打出“反对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的旗号，更加猛烈地攻击三中全会后的中央，指责它已没有保障执行国际路线的可能，不能领导全党工作，要求由国际组织临时的中央领导机构。他们对进一步揭发李立三的错误倒没有多大兴趣，置党的一切中心任务于不顾，而把重心放在不承认三中全会、要求改组中央上面，把这说成是紧急任务。罗章龙和一些受过三中全会错误批评的干部，这时也要求召开紧急会议，来解决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问题。周恩来等到处解释，舌敝唇焦，风潮仍无法平息下去。
十二月中，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以国际代表的身分秘密来到上海。他分批会见王明等和罗章龙、徐锡根等，但拒绝会见何孟雄。提出要召开四中全会，全会的中心是反右倾，并且严厉指责了三中全会和十一月二十五日决议案。
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分，直接出面干预，提出指责，使本已十分困难的中共中央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十二月九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承认：“三中全会虽然一般的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路线，——但是这是在调和主义的立场上去接受的”，“因此三中全会的路线也就不正确了”。〔52〕十六日，政治局决定撤销对王明、博古等四人的处分（同时也取消过去对何孟雄的处分）。但这样还不行。政治局经过两次讨论后，在十二月二十三日又发出中央紧急通告（即第九十六号通告）。这个通告，在米夫的压力下，不仅继续承认立三路线一度统治着全党，而且对三中全会和这以后的中央也作了全盘的自我否定。它说：“三中全会本是为的接受国际路线而召集的，但因为站在调和主义的立场上来接受，结果使三中全会的路线仍然成为立三路线的继续，并对立三路线加了一层保障。”“这样，就使调和主义的中央所领导的全党工作仍然在重复与继续立三路线的错误。”并说：十一月二十五日和十二月九日两个决议案中，“还是保持着调和主义的态度”。紧急通告中还表示：为了保障国际路线与反立三路线之“绝不调和的彻底的执行”，党内应实行改造，要发展自下而上的批评，并“引进积极反立三路线反调和主义的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到指导机关”。〔53〕事情发展到这样地步，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事实上已陷于瘫痪，无法继续工作下去了。
但王明和罗章龙等并不就此罢休，更加乘势猛攻，大吵大嚷。罗章龙等对九十六号通告仍采取否定态度，坚持撤换中央领导，要求召开紧急会议。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罗章龙主持制定了《全总党团决议案》，要求“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的职权，由国际代表领导组织临时中央机关，速即召集紧急会议”；认为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均是不堪教育的”，向忠发、项英、关向应、邓中夏、贺昌、罗登贤等“亦须离开领导机关，施以严重的处罚”。王明等在同米夫商议后，左右开弓，一面继续猛烈攻击中央，一面又指责罗章龙、何孟雄等为右派。他们改变召开紧急会议的主张，要求召开四中全会，要把反对立三路线、反对三中全会后中央的旗子完全抢到他们手中。
这时米夫出来讲话了。他说已报告国际，决定召开四中全会，而不是召开紧急会议，并由他起草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米夫还提议由王明担任江苏省委（三中全会后一度改称江南省委）书记。政治局没有完全接受，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决定这时还在苏联的刘少奇担任省委书记，归国前由王明代理；还决定将博古补为团中央委员，参加团的中央局工作。瞿秋白、周恩来认为自己在处理立三问题上既已错误，就应该团结各方面反对过立三错误的人来执行国际路线。他们推荐何孟雄等去见米夫。在讨论四中全会补选中央委员名单时，他们又提了何孟雄。这些都被米夫拒绝。他们两人还对三中全会以来的问题承担了责任，提出自己应退出政治局。米夫因王明等都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而共产国际对瞿秋白在莫斯科工作期间的表现早有不满，就确定排除瞿秋白，保留周恩来。瞿秋白对周恩来说：“你还要背着这个担子。”〔54〕
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了。这次中央全会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举行的，只开了十几个小时。向忠发宣布开会时说：这次会议“是在远东局指导之下召集的”。〔55〕在整个会议过程中，共产国际代表一直处在实际作出决定的地位。出席会议的有三十七人，其中有中央委员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八人，还有王明、博古等其他出席者十五人。会议一开始，罗章龙等反对举行四中全会，要求召开紧急会议。围绕会议的性质和议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国际代表宣布，四中全会已得共产国际来电批准，停止了这个争论。会上，向忠发作政治报告；经讨论后，由国际代表作结论；然后进行改选。国际代表在讲话中批评三中全会“接受立三路线”，“中央在转变中仍是对立三路线取调和态度，及转变迟缓”。并且挖苦地说：“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56〕
周恩来在发言时，对三中全会的错误承担了责任，同时仍坦率地针对当时党面对的分裂危机和派别分歧，谈了他的忧虑，强调要维护党内团结。他说：“党现在正处在困难时期。立三路线是涣散了党的，现在正要加紧的将它恢复与健全起来。”“如果说凡是过去坚决执行立三路线者、或者指导机关主要负责同志便是立三派，拿他们当派别看待，说他们不堪造就，这依然是立三路线的继续，我们也是要反对的。因为站在派别观念上来解决问题，就一定会离开党的利益而只顾到派别的利益，这不是布尔塞维克党允许的。”〔57〕对自己，他没有作什么辩解，并印发了自己在三中全会上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注明：“对立三路线之调和主义错误实可以拿它做一个标本式的文件。我发表了它，也正是要全党来认识与指斥我的错误。”〔58〕
会议通过了远东局提出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成员名单。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三人退出政治局。李维汉、贺昌两人退出中央委员会。原来不是中央委员的王明，不仅被补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了政治局委员。周恩来曾建议：既然王明和几个同他持相似观点的进入了中央委员会，是否也可以选一些有不同意见的人参加，米夫没有同意。
四中全会上强调反对“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会后，决定由王明担任江苏省委书记，并派遣大批中央代表到各地去。于是，“钦差大臣”满天飞，到处拿“国际路线”压人。从这时起，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
六届四中全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刘少奇在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时说：本来，三中全会虽然未在思想上纠正立三路线，但在实际工作上当时还是纠正了的。当前问题是解决了，本来可以不开四中全会的。但米夫到中国后与王明结合，却召集四中全会，打击恩来、秋白。
周恩来在当时处境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四中全会期间，他和瞿秋白两人都被置于“被告”席上，事实上成为主要的批判对象。在决定瞿秋白等退出政治局后，有人提议周恩来也应退出政治局并单独交付表决，由于十八人不同意，只有六人同意，才没有被通过。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分来到中国，会后又在中国停留了半年左右时间，一切重大问题都由他一个人决定，没有任何讨论余地。在中国共产党内，经过这场突然袭来的轩然大波以后，中央的威信被剥夺殆尽，党内思想极度混乱，小组织活动到处都是，情绪严重对立，正常的党内讨论已难于进行。罗章龙等正在酝酿成立第二中央，王克全等正在准备成立第二江苏省委，不少党员一时不知所从，全党面临大分裂的现实威胁。这种状况在中国共产党过去的历史中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的环境中，共产党员正处在敌人的严密搜捕下，一旦出现这种大分裂，就会给党带来致命的打击。
在这样复杂而艰难的局势面前，周恩来该怎么办？他的心情极其痛苦。听任党组织出现大的分裂，在这时对党是罪恶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自己遭受了不应有的打击，乘此撒手不管，置身事外，这从他的思想和性格来说，又是决计做不到的。
他后来说过：这时支配着他的想法，是要“顾全大局，相忍为党”〔59〕。尽管他自己还没有被不少同志所谅解，但他不为自己解释，而是恳切地说服许多同志不能意气用事，要在四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机构领导下团结起来，使党避免出现大的分裂，度过这段最艰难的时刻。但是，罗章龙、王克全等不但没有收敛，相反更派人四出串连，煽惑鼓动，加紧分裂党的活动。周恩来代表中央同罗章龙、王克全谈话，严厉批评他们，要他们立刻停止活动，认识错误，回到党这边来。告诫他们：分裂和反对党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这次谈话没有生效，王克全态度蛮横地大吵大闹。最后，周恩来要他们慎重考虑，限三五天内作出答复。罗章龙、王克全仍然没有理睬，不向党作出回答。一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并决定开除王克全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由于采取了这种坚决的措施，党内局势稍稍稳定了下来。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内部曾经历过多次巨大的风波，出现过严重的分歧和纠纷，但党始终没有分裂，总是在党的内部纠正错误。这对党的发展和民主革命胜利的取得，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这段时间内，十分不幸的是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因被叛徒出卖，一月十七日在上海东方旅社被捕，二月七日英勇牺牲。周恩来十分悲痛，在党的秘密报纸《群众日报》上写了题为《反对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的社论，沉痛地悼念他们。
四中全会后，周恩来依然忍辱负重地担负着中央的繁重的日常工作。王明公然说，这只是“为的实际工作便利和给他们以改正错误机会”〔60〕。由于米夫仍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分留在中国，支持王明，周恩来的处境十分困难。他的内心充满着苦闷，但仍然拼命地工作，并努力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消除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
一月十日，政治局会议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三人为中央常委。三十日，决定周恩来兼任中央军委书记。三十一日，常委讨论分工时，明确周恩来负责军委和苏区的工作。他在这次会上说：现在与苏区的道路已通，必须迅速进去。这样，在四中全会以后，周恩来的工作重点逐渐转到红军和苏区工作的指导方面。
这时，红军和苏区的局面已有很大的发展。在四中全会召开前几天，红一方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取得歼敌近两个师的重大胜利。紧接着，敌人又暗中筹划并准备第二次大规模“围剿”。一月间，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在四中全会后的第一号通告中说：“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军阀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成为目前对于革命的最主要的危险。”“苏区与红军的存在”“将更推动着革命运动前进”。《通告》尽管根据四中全会的精神不适当地提到“我们必须坚决执行进攻的路线”和“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问题，但又写道：“如果轻视了反革命‘围剿’的力量，过于夸大了自己的力量，这在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危险。”并提出在敌我力量对比不利情况下应注意“保存实力以图新的发展”和“应当更发动广大的群众的游击战争”的问题。〔61〕
三月二日，也就是第二次“围剿”发动前将近一个月，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央给一、三集团军总前委等的信。信中根据中央掌握的谍报材料，通报了第二次“围剿”的几个特点：第一，他们认为江西苏区是主要的危险，这次进攻时最主要的是进攻江西苏区与打击红军一、三集团军；第二，为了改正第一次进攻指挥不统一的弱点，委任何应钦为进攻苏区的总指挥；第三，“他们现在预定不取包围形式，而取集中力量，以便打击我们”。周恩来在发信前，又添写了重要的一段：
“在战略上，当着敌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时候，我们必须利用优势击溃敌人的主力。当着敌人大举包围，我们必须利用敌人的弱点，击溃敌人的一方。如能诱敌深入，聚而歼灭他，这也是可采用的战略。总之不应执着一端，而固守某一办法成为不可改变的定理，这是容易造成失败的前提的。我们作战，只有一个是不易的法则，即是时刻不忘与群众武装斗争的配合，此外，都是要我们站在主动地位而支配作战形势的。”〔62〕
对赣东北、湘鄂西、鄂豫皖等根据地红军的军事行动，他也给了许多具体指示。
赣东北根据地在方志敏等领导下，一九三○年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成立了红十军和赣东北革命委员会，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四个师、三万多兵力的第一次“围剿”，正准备对付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周恩来在他二月十九日起草的《给赣东北特委的指示信》中，要求面对着优势敌人的红军，在农民游击战争的配合下，用各种方法“来疲敝与涣散敌人的战斗力，在适当的力量对比上，击破敌人的一方，给敌人以各个击破，这样来冲破敌人的‘围剿’”。并且指出：“你们的发展方向应以打通与西南一、三集团军的联系为主要任务”。“在发展中必须求得巩固，绝对反对只发展不巩固的冒进政策。”〔63〕
对贺龙等领导下的湘鄂西根据地，国民党军队从一九三一年初发动第一期“围剿”，攻占了监利、沔阳、潜江地区的大片土地，局势是严峻的。周恩来在三月十日起草的《给湘鄂西特委的指示信》中，批评了那种“只凭脱离群众的单纯的军事行动企图取得大城市乃至最大城市”的错误观念，要求他们树立“巩固苏区、建立根据地与改造红军的根本认识”。并说到这里受着敌人五六个师以上兵力的“围剿”，要反对“冒进政策”，也要反对“逃跑主义”。“在湘鄂西要特别注意的是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要能在配合群众的斗争、利用敌人的弱点的条件下，击破这一线敌人的一方”，“各个击破敌人”，“赤卫队与白军作战应尽可能避免正面的硬拼”。“只有使红军真正成为接近群众、发动群众的阶级军队，使红军真正成为实现土地政纲、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军队，则红军才能得到广大群众坚固的拥护。”〔64〕
鄂豫皖根据地的斗争，这时在曾中生等领导下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一九三一年三月九日的双桥镇战斗中，全歼来犯敌军主力，活捉敌三十四师师长岳维峻以下官兵五千余人，缴枪六千余支，炮十四门。这是鄂豫皖红军取得的空前大胜利。三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军委会议上说：红一军最近的胜利，已冲破了敌人第一次“围剿”，但敌人正在进行第二次的新的进攻，这是不能轻视的。鄂豫皖特区必须在巩固的基础之上向外发展，扩大苏区。他还谈到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我们可以与次要的敌人结暂时军事联盟，打击主要的敌人。”〔65〕
可是，这时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工作环境，由于敌人的破坏而更加恶化了。
一九三一年四月下旬，也就是四中全会后三个多月，一件对中共中央的安全造成从未有过的极大威胁的事件突然发生，那便是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送张国焘去鄂豫皖根据地后，在武汉被捕叛变。顾顺章原是上海的工人，这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长期负责党的保卫工作，了解党的重要机密极多，清楚只有极少人才知道的中共中央机关和许多中央领导人的住址，也熟悉党的各种秘密工作方法。顾顺章的被捕和叛变，因远在武汉，中共中央没有能立刻获悉。顾顺章向国民党当局建议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这个极端机密而重要的情报，被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当机要秘书的地下党员钱壮飞获悉了。他立刻派人连夜从南京赶到上海，报告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转报中央。
这真是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如果中共中央机关被敌人一网打尽，对中国革命带来的打击将是不堪设想的。而要在敌人的统治下迅速从事大规模疏散的任务自然十分艰巨，时间又如此紧迫。周恩来是这样一个人：他在危急关头，不仅有着钢铁一样的意志，并且总能冷静而周密地估量可能发生的种种问题，果断地采取行动。他没有浪费掉一点时间，当天就同陈云商定对策，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协助下，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销毁大量机密文件；迅速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转移，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把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或撤离上海；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当夜，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国际机关全部搬了家。聂荣臻后来说：“这两三天里真是紧张极了，恩来和我们都没有合眼，终于抢在敌人前面，完成了任务。”〔39〕在顾顺章指引下，国民党特务在上海进行了大搜捕，周恩来原来的住处也被搜查，结果却一一扑空。在周恩来沉着机智的指挥和周密细致的部署下，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妥善地保卫了中共中央的安全，避免了一次后果极端严重的大破坏。
在这以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活动范围被迫更加缩小。那时留在上海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有向忠发、王明、周恩来、卢福坦（工人，在全国总工会工作，后叛变）四人，总书记仍是向忠发。政治局会议和常委会议都很少进行。为此，中央决定改变工作方式，采取分头负责的办法。周恩来仍被指定负责军事工作和中央苏区、赣东北苏区的工作。六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给苏区各级党部及红军的训令》，指出：“目前红军主力军的行动方针，应是巩固的向前发展。”“在这时，诱敌深入与击破敌人一方的策略是应互相为用的，中心要放在运用广大群众的游击战术击破敌人主力以至完全消灭他们上头。”〔66〕
可是，这种状况没有维持多久，新的打击接着又来到了。中央机关被迫转移后，形势更趋紧张。因为向忠发历来生活作风不好，又不守纪律，周恩来一再叮嘱他不要出去活动。六月二十一日，向忠发擅自外出，并且在外面住了一夜。第二天出门叫出租汽车时，被人认出而遭敌人逮捕。周恩来立刻组织人营救，但向忠发被捕后，就把周恩来在小沙渡路的住处供出。敌人派人去搜查，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已撤离。敌人仍不死心，派人在他家守候。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不得不更加严格地隐蔽起来，同其他领导人互不往来。这时他在上海已很难继续存身了。不久，中央决定他停止工作，等候转移，但周恩来并没有完全停止工作。八月三十日，他在听取欧阳钦关于中央苏区情况的报告后，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提出：
“现在中央苏区的中心任务应是：最大范围的发动群众，巩固并扩大红军，支持长期的艰苦的阶级战争，以冲破敌人的‘围剿’，并扩大苏区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在这个根据地上建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最大限度的实施苏维埃政纲。”
“在军事策略方面，集中红军主力，实行各个击破敌人，这是我们的原则，但不是说要集中主力，便连一部分的必要的分兵配备去发展游击战争，去巩固后方，去袭击敌人的力量都不要了，也不是说只有诱敌深入的办法，才可各个击破敌人，在力量许可时，我们还要用追击敌人的办法来消灭敌人。”〔67〕
信中也批评“中央苏区现时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批评红军“还没有完全抛弃游击主义的传统”。这些批评是不正确的，反映了当时中央工作指导中的“左”的错误。
这时，由于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远不足半数，中共中央根据远东局（这时米夫已经离开中国）的提议，决定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六人组成，以博古负总责。随后报经共产国际批准。九月下半月，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
正在这个时候，日本军国主义者于九月十八日突然以武力袭击沈阳，随即强行占领整个东北。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奉命不战而退。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周恩来虽处在严格隐蔽、准备撤退的情况，仍密切关心着时局的发展，并写过几篇有关九一八事变的短文章。
十月中旬，王明先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十二月上旬，周恩来也离开上海，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就是中央苏区）。据送他离开上海的黄平回忆：
“他当时住海宁路与山西路转角处的一家小店（大概是烟纸杂货店，夜晚看不清楚）楼上。”“恩来离沪那天，我是晚上八时许到他家的。当时他穿着对襟蓝哔叽中式短上衣和一条蓝哔叽中式裤子。这是广东熟练工人的打扮。”“化装就绪，他拿了一只小手提箱，我们两人就一起下楼，雇了两辆人力车就动身了。为避免引人注意，邓颖超也未下楼送行。到了十六铺，我们立即就上了一艘太古洋行或怡和洋行的轮船，经过香港或直放汕头，我不能确定，但决不会冒被捕的危险，在香港上岸。在统舱里找到绰号叫‘小广东’的交通员，恩来认识他。我把恩来交给了‘小广东’，就告别下船。”〔68〕
这样，三十三岁的周恩来告别了他从一九二七年起长达四年（两次去苏联的时间包括在内）的白区地下斗争的生活，前往他久已向往的新的天地了。
【参考文献】
〔1〕库西宁：《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3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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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29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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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0年8月22日。
〔12〕周恩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30年1月7日。
〔13〕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303、304页。
〔14〕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29年12月14日。
〔15〕德共《红旗报》，1930年4月27日，译稿。
〔16〕《柏山（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内容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98、102页。
〔17〕《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6页。
〔18〕《远东局致中共中央的信》，1930年6月20日，周恩来笔记。
〔19〕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0年6月25日。
〔20〕周恩来：《中国革命新高潮与中国共产党——在联共第十六次大会的报告》，1930年7月5日，手稿。
〔21〕周恩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特点与目前党的中心任务》，1930年7月16日，手稿。
〔22〕向忠发：《中央致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信》，1930年7月16日。
〔23〕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0年7月20日。
〔24〕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0年8月1日。
〔25〕项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0年8月1日。
〔26〕向忠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0年8月1日。
〔27〕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0年8月3日。
〔28〕向忠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0年8月3日。
〔29〕温裕成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0年8月3日。
〔30〕罗登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0年8月3日。
〔31〕《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584、585页。
〔32〕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0年8月22日。
〔33〕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0年8月24日。
〔34〕向忠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0年8月24日。
〔35〕《中央政治局接受国际关于停止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致国际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266页。
〔36〕周恩来：《中央给长江局指示信》，1930年9月1日，手稿。
〔37〕周恩来：《中央给长江局指示信》，1930年9月4日，手稿。
〔38〕周恩来：《中央给长江局指示信》，1930年9月9日，手稿。
〔39〕聂荣臻：《学习恩来的优秀品德，继承他的遗愿》，《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18页。
〔40〕周恩来：《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366、367、368、369页。
〔41〕伍豪（周恩来）：《在三中全会中的组织报告》记录，1930年9月27日。
〔42〕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0年9月29日。
〔43〕周恩来：《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军事通讯》第四期，1930年12月30日。
〔44〕《中央关于对付敌人“围剿”的策略问题给一，三两集团军前委诸同志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479页。
〔45〕刘晓：《党的六届三、四中全会前后白区党内斗争的一些情况》，《中共党史资料》第14期，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88页。
〔46〕《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1930年10月。
〔47〕绍禹（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665页。
〔48〕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0年11月18日。
〔49〕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0年11月22日。
〔50〕《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500、501、502页。
〔51〕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0年12月6日。
〔52〕《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九日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503、504页。
〔53〕《中央紧急通告（中央通告第九十六号）——为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号召全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547、549页。
〔54〕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提纲，1943年11月15日，手稿。
〔55〕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议记录，1931年1月7日。
〔56〕《共产国际代表在四中全会上的结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36、39页。
〔57〕周恩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31年1月7日。
〔58〕周恩来：《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359页。
〔59〕周恩来：《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提纲，1972年6月10日，手稿。
〔60〕陈绍禹（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722页。
〔61〕周恩来：《目前政治形势及党的中心任务》，1931年1月，手稿。
〔62〕周恩来在《中央给一、三集团军总前委，第二集团军前委，各军前委，各特区军委，各集团军与各军的军长，政治委员的公函》上的补充意见，1931年3月2日，手稿。
〔63〕周恩来：《中共中央给赣东北特委的指示信》，1931年2月19日，手稿。
〔64〕周恩来：《中共中央给湘鄂西特委的指示信》，1931年3月10日，手稿。
〔65〕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军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1年3月24日。
〔66〕《中央给苏区各级党部及红军的训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319、320页。
〔67〕周恩来：《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362、365、366页。
〔68〕黄平：《往事回忆》，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79、8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