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是千钧一发的严重时刻。周恩来、朱德在敌情的这一变化面前，毅然决然当机立断，不待请示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立刻改变原有军事部署。二月十三日晚，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说明南丰工事险要，我军强攻未克，伤亡较大，而敌军六个师已分三路前来增援。报告说：“据此情况，我们遂改强袭南丰为佯攻，决心先消灭增援队。”“求得于预期遭遇的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翼，以各个消灭之。”〔49〕从十四日开始，他们留下少量部队继续佯攻南丰；并以一部兵力伪装主力，向东面的黎川方向转移，将敌第二、第三两个纵队向这一方向吸引；而将主力四五万人秘密撤至南丰西南的东韶、洛口、吴村地区隐蔽集结，待机歼敌。
这是第四次反“围剿”中决定胜败的关键性决策。战斗正是如他们所预期的那样发展的。二月二十六日，原驻乐安的敌第一纵队的第五十二、五十九两师被伪装主力的那部分红军的行动所吸引，跟随着向东推进，准备配合其主力寻歼红军于黎川地区。在行军中，它的右侧翼完全暴露在红军面前。同天，周恩来、朱德命令红军主力冒着连日阴雨，披荆斩棘，从集结地点星夜秘密北上，隐蔽于宜黄南部的黄陂一线山区。敌军由于受红军佯动的迷惑，加上高山大雾和群众封锁消息，始终没有觉察红军主力所在，放心大胆地东进。二十七日下午一时，敌军这两个师分别进入山高林密、道路艰险的红军伏击圈内。拥有优势兵力的红军主力出其不意地突然发起猛攻。经过两天激战，将敌军这两个师几乎全部歼灭，敌师长李明、陈时骥都成为俘虏。红军取得了第一回合的重大胜利。
黄陂战役一打响，敌军第二、三纵队急忙掉头西援，而红军主力又于三月一日撤回东韶、洛口、小布地区秘密集结，待机继续歼敌。为了迷惑和调动敌人，周恩来又命红军一部分兵力向广昌开进。敌军在黄陂失利后并不甘心，急于反扑。红军一部的佯动，又使他们误以为红军主力已转往广昌。于是在三月中旬改变部署，将三路“分进合击”改为“中间突破”：以六个师分成前后两个梯队，用交叉掩护的办法，由宜黄徐徐向广昌推进。接着，又从后梯队抽出一个师加强前梯队。三月二十日，敌军后梯队与前梯队相距已有百里。后梯队在山路上又是一字拉开，前面的第十一师到达草台冈、徐庄时，后面的第九师还在东陂。第十一师是陈诚的嫡系主力，战斗力很强，这时刚好孤军行进在险峻的山路上，兵力无法展开，前后难以呼应。集结在敌军侧翼的红军主力，已秘密接近草台冈地区。周恩来、朱德抓住战机，立刻签署红一方面军作战命令：“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冈、徐庄附近之十一师，再突击东陂、五里排之敌。”〔50〕三月二十一日拂晓，红一方面军突然向敌第十一师出击。这次战斗异常激烈。双方在崇山峻岭间进行白刃相接的肉搏战，致使敌军的优势火力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战斗持续到下午一时，终于将第十一师和第五十九师残部基本歼灭。第二天，又在东陂歼敌第九师一部。
黄陂和草台冈这两个战役，是第四次反“围剿”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战斗，共歼敌近三个师、二万八千人，其中包括陈诚的最精锐的主力部队。至此，陈诚再也支持不住了，只能改取守势，指挥“进剿”军经南丰向抚州方向退却。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巨大胜利。
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周恩来一直同朱德一起置身前线。他们的司令部很长时间设在建宁。在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候，周恩来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他的生活十分简单。他当年的警卫员郭应春回忆说：
“周副主席在建宁，生活很朴素。睡的是门板床，再铺上几把稻草。盖的是一床很旧的灰毛毯。后来缴到敌人的毯子，才发给他一条红色的毛毯。床上没有枕头，就拣了一块砖头垫上。”“房里墙上挂着缴来的敌人的军事地图。这房子里很空，什么也没有。我们到外面搬来一张四方桌，一张小学生上课用的矮桌子，还有几张南方的矮凳子。”“桌上放的油灯，点的食油。食油本来困难，一人五钱油，还要省下来点灯。这灯是竹筒做的，上面放着瓦油盏，装了油，放着灯芯。周副主席端灯看地图时，有盏马灯。因为煤油更少，平时屋里都不点。”“我们洗面没有什么毛巾，用一块破布抹一下。周副主席和我们一样，有时用破布抹一抹，有时用手脸伏在水里一抹就算了。常常打仗缴来的战利品，我们想多照顾一下周副主席的生活，他都不要，都说归公，给我干什么？”〔51〕
就是在这样简朴的司令部里，周恩来、朱德以他们高度的智慧，运筹帷幄，指挥若定，领导中央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巨大胜利。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周恩来、朱德首次创造了大规模的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宝贵经验。他们根据敌情的变化而灵活运用兵力，用佯攻或伪装主力转移来迷惑并调动敌人，将大兵团兵力秘密集结起来，选择有利地形，出其不意地向敌军一部发动猛烈攻击，迅速击破或消灭其一翼。这种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胜利，在红军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红军发展到十万人，缴获了大批新式武器，红军的武器装备得到较大的改善，连队还装配了不少当时还不多见的轻机关枪。中央革命根据地同它东北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也连成一片。
在到达中央苏区后的两年多中，周恩来比较强调红军的正规化和高度集中化。他有丰富的军事工作经验，对作战方针和红军建设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
他一直强调要“在决战方向集中优势的兵力”，并且解释说：“我们要用少数的兵力放在次等方向，去抓住多数的敌军，以便抽出多数的兵力，在主要的突击方向，有把握的去消灭敌军。”〔52〕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便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取得的。
这时敌人在对苏区的作战中越来越多地依靠要塞作为支点。对敌军的这种要塞应该怎样办？周恩来既批评了那种以为在要塞空隙中不能作战、因而主张专打要塞的观点，也批评了那种认为攻打要塞是不可能的、因而主张不打要塞的观点。他认为，“在敌人依靠要塞做支点”的情况下，我们在要塞的间隙中“多争取一分群众，多赤化一个地方，多组织一个游击队，敌人即多受一分威胁。以赤色包围城市与以武力封锁城市，前者较后者尤能持久地围困敌人，便利我红军由间隙中出击，使敌人（要塞）失其支点的作用”。〔53〕
他认为，除了正规红军以外，还要充分发挥红色游击队的作用。主张：积极挺进游击队，或破坏敌人围攻线，到敌侧后方去发动群众斗争，瓦解敌军；截断敌之交通，劫夺其辎重，扰乱其后方地方武装，在各个战线上去组织小战斗，以便红军主力攻击敌人一点，各个消灭敌人。他认为：不仅在苏区与敌人决战，并要能在边界与敌人的侧后方去积极战斗，这才能调动敌人，使敌人不敢深入。
周恩来十分重视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他主张：必须有深入的政治动员和充分的阶级教育，来提高红军战士的革命热忱与阶级自觉。一九三四年二月七日至十三日在瑞金召开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周恩来于十二日在会上作了《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上的胜利》的报告，指出：“一切政治工作，要服从整个作战计划”，“要为着前线上的胜利”。〔54〕报告论述了运用政治工作来提高部队战斗力、保障执行命令的各项措施，强调了政治工作人员学习军事的重要性。
他要求红军严格遵守纪律，指出：“工农红军必须在一切行动的纪律上，使群众认识真正是他们自己的军队，才能取得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爱戴，而竭诚来拥护。”“红军军人坚决执行号令，是战胜阶级敌人的重要条件之一。”〔55〕
他对方面军进行了集中的训练和改编，并认为：红军的军事政治教育，主要是在实际战斗中，其次则利用战斗间断及配置后方的一瞬间，来实施训练和讲评。
为了加强红军的统一指挥，他指出：无线电已成为苏区红军主要通讯工具。他要求使电台工作更加健全起来，重视电台工作人员，“切勿以其为技术人员而加以丝毫的忽略。重要，重要！”对赣东北、闽北等处，都新配置了电台，并送去密码。他和朱德还发布了《保护我军文件、电台机密的几项规定》。
他要求加强侦察工作，整理各级侦察队，开办间谍班。指出：“侦察工作是组织战斗的第一步工作，是首长下定决心的基点，是完满作战计划的主因，是战斗过程复杂环境中达到机动的先决条件。它能使战略更加巧妙，使红军的战斗力更加发扬，因此它是司令部最主要的工作之一。”〔56〕
他还提出了加强后勤支援等方面的问题，要求在战争沿线有得力干部主持区委、区政府与训练赤卫军。在这些要道左右三四十里，须预先选择可以存储粮食、农具、耕牛的偏僻山寨或村庄，准备随时可以撤移。他要求重视对周围的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工作，并提倡用合作社等方式做好苏区与国民党统治区之间互通有无的贸易。
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正在胜利进行的时候，原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因处境日益恶劣，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决定迁来中央苏区。二三月间，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到达中央苏区。
博古一到，立刻把中央苏区的党、政、军权全部抓到自己手里。为了推行“左”的政策，他们错误地批判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犯了“对革命悲观失望”的“逃跑退却路线”，并在苏区各地开展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五月八日，根据临时中央提议，将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同红军总司令部分开，在前方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而把原来随军在前方的中革军委移至临时中央所在地的瑞金，增加博古、项英为委员。并规定：当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时，这个职务由项英代理。这一来，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就由临时中央在瑞金直接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了。
接着，临时中央同苏区中央局合并，称中共中央局。周恩来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名义也不存在了。六月上旬，周恩来出席了在宁都召开的中共中央局会议，在会上作了第四次反“围剿”的报告，并强调红军中没有“罗明路线”。会后，同朱德一起返回前方。
六月十三日，周恩来、朱德在前线接到中共中央局关于今后作战计划的指示。这是一份很长的电报，实际上是当时在上海的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总顾问的意见。它批评红一方面军把“主力集中于一个单独的作战的单位，即方面军，这就不能从各方面配合作战”。并且判断：蒋介石与闽、粤敌人有矛盾，而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北部采取守势，不易攻击，所以要求将一方面军主力分成两个部分作战。这就是所谓“两个拳头打人”。〔57〕周恩来同朱德在十八日致电中共中央局，提出不同意见，坚持“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目前绝对不应分开”。〔58〕同天，他又致电博古、项英，不同意他们对前方的指责，说：“如果我们待机是守株待兔，当是错误；但自东黄陂战略（斗）后，每次转变阵势，确是有机可待。”〔59〕二十三日，在接到中共中央局上一天来电严厉斥责后，复电中共中央局，一面表示“绝对服从你们的命令，并立即执行”；一面仍提出：“我要求在部队调动中回瑞金一行，面陈不同意见，或改在博生（县）开军委会或中局会，因许多问题非电文所解释能详，许多批评完全不是我所愿意也。”〔60〕但这样的提议仍遭中共中央局拒绝。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接到‘长电’以后，周恩来、朱德和我们各军团在前线的领导同志都反对这个计划。但当时在瑞金的临时中央、中央局和军委的一些领导同志，根本不接受前线同志们的意见，三令五申，必须执行‘长电’。”〔61〕其结果，就是将第一方面军分为两路：一、五军团留在原地，改称中央军，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作战任务，置于无用之地；以第三军团为基干组成东方军，东出福建，计划经清流、归化地区折向北上将乐、邵武，进入赣东北，再与方面军总部会合。周恩来不能不执行上述决定，但仍提出：清流、将乐、邵武城的地形都是“易守难攻”，而移驻福建的十九路军的守城能力又强，因此，东方军不宜在攻城上多耗时日。
红军分兵两路，使蒋介石获得喘息的时间。他一面从容地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策划第五次“围剿”的方针和计划；一面命令准备进犯的各路部队，在根据地周围休养生息，补充物资，构筑堡垒封锁线，准备发动新的进攻。集结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周围的国民党军队，经过陆续增调，达到五十万人。局势是十分严峻的。大战已一触即发。
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强调：“五次‘围剿’是更加剧烈与残酷的阶级决战”，“是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的斗争”，并提出了“保卫与扩大苏区”、“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62〕等口号。八月五日，周恩来在第一方面军政治干部会议上作了《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央区红军的紧急任务》的报告，要求“中央红军应该紧密的团结在共产党周围，以常胜的英勇精神，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强调要建立“各方面的正式战线与游击战线”，〔63〕创造众多的游击队，深入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人兵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十二日，他同朱德一起发出指示，要求在北方战线大力开展游击运动，“破坏敌人五次‘围剿’的一切准备与企图”。〔64〕
这时，一件原来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发生了。
曾在上海英勇抗击日本侵略的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部虽奉国民党政府之命，移师福建，参加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但它的广大将士是厌恶内战、要求抗日的。在中国共产党提出愿在三个条件下同全国任何武装部队合作抗日宣言的推动下，蒋光鼐、蔡廷锴在八月间秘密派遣代表吴明（就是旅法时曾同周恩来在一起的陈公培）到延平前线同红军联络。
十九路军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劲旅。他们所控制的福建正同中央苏区接壤。如果红军同十九路军结盟，不仅可以立刻消除来自东侧的威胁，得以全力对付集结在北线的蒋军主力，并将由于得到盟友而大大增强自己的斗争力量。周恩来对这件事十分重视，在九月二十二日致电项英、彭德怀、滕代远，建议派袁国平在福建西芹地区同吴明面谈，以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真实意图。经过会谈，彭德怀交吴明带去回信，对十九路军提出的合作要求表示欢迎。双方在前线进入休战状态。
鉴于形势发生的变化，九月二十四日，周恩来致电项英并转中央局，提出东方军围攻将乐、顺昌一月，仍未攻克，而北线敌情已日益严重，必须迅速结束在东方的战斗，“否则将会失去剪除赣敌左翼良机，坐视其抢先集中抚河”。〔65〕第二天，他又再次提出：“东方军必须最大限度集结兵力，以最大机动求得胜利的结束东方战斗，不为坚城所击，不为强敌所滞，以便能在运动中歼敌一部，赶早北上。”〔66〕这是一个正确的主张。
就在这个时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于九月间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博古虽是中央主要负责人，但他不懂军事，就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李德。
李德是怎样一个人？他原名奥托·布劳恩，是德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八年越狱后逃往苏联，一九三二年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由共产国际派来中国。他根本不懂中国的国情，只凭教科书中的条条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规模阵地战的经验，硬搬到中央苏区强加推行。他的作风又独断专行，蛮横粗暴。大家因为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对他相当尊重。他就独揽大权，发号施令起来。他制订并下达具体的作战计划，甚至越过红军总部，直接指挥前方部队作战。担任过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在回忆录中说：“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由李德一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红军的许多失利“本来都是李德的主观主义瞎指挥造成的，可是他却动不动就训斥处分别人，不断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得反对意见”。“当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和李德本人的专横作风，使他成了一个地道的‘太上皇’。”〔67〕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处境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他虽还在前线，但对重大军事行动的指挥权力已被剥夺，只能提出建议，而这些建议又往往不被理睬。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这次“围剿”的规模比以往四次更大。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五十万人。由于红军的东路军无法及时北上，国民党北路军顾祝同部在二十八日抢先夺占黎川，隔断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同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联系，使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开始时，就陷于不利的作战态势。
这时，红军同十九路军的联络仍在继续进行。十月初，吴明陪同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秘密到达瑞金。二十六日，双方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立即停止相互间的敌对行动，临时划界而治；恢复商品贸易，解除对苏区的经济封锁。
十一月二十日，李济深、陈铭枢和十九路军将领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这是有益于革命的行为。蒋介石不得不将原来用于进犯苏区的主力部队转向福建进攻。国民党营垒的破裂，使形势发生了有利于红军的变化。二十四日，周恩来和朱德向赣东北根据地的刘畴西、曾洪易、寻淮洲发出指示：福建十九路军宣布反蒋独立，蒋介石已抽兵向浙赣闽边境集中，赣东北应开展游击，截击敌人的联络运输，扰乱其后方。红七军主力应截击敌行动部队。闽北游击队也应相应采取行动。同天，周恩来又向中共中央局报告：蒋介石进攻福州，将以由浙入闽为主要方向，以由资溪、光泽入闽为辅助方向。要求以三、五军团侧击进攻福建的部队。由于周恩来对这样规模的军事行动已无权决定，只能在报告中希望中央早作决定。
中共中央局却从“左”倾观点出发，对福建人民政府抱着完全不信任的态度拒绝给它以支援。在周恩来要求侧击攻闽蒋军的第二天，中革军委给红一方面军的训令说：我们不应该付出巨大的损失去同这路敌军作战，还是让十九路军替我们去打该敌。这样，周恩来原来计划的支援福建事变的军事行动被搁置起来。不仅如此，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发表社论，没有把福建人民政府看作抗日同盟者，而是错误地指责：“以十九路军和陈铭枢、李济深辈在福建所组织的‘人民政府’也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新的欺骗。”〔68〕十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发表《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说：“这一政府还不是人民的，而且还不是革命的。”“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正是为了要维持这一统治，为了要阻止全中国民众的革命化与他们向着苏维埃道路的迈进！”〔69〕周恩来提出的侧击入闽敌军的建议也遭到拒绝。十二月二日，军委电朱德、周恩来：只可袭击敌人在运动中的单独部队，“不大过一团或一旅的侧翼”。〔70〕十三日，军委又作出决定并电告朱德、周恩来，将红军主力西调，由一军团、三军团组成西方军，去劳而无功地攻击永丰一带地区的敌人堡垒线，而不去向东配合十九路军作战。
事情弄到这种地步，事实上已使周恩来在前线无法正常地工作了。十二月十六日，周恩来致电博古、项英，愤慨地指出：由于中央不了解前线实际情况，“连日电令屡更”，“使部队运转增加很大困难”。请求“在相当范围内给我们部署与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否则亦请以相机处理之电令给我们”。并且声明：这是因为“事关战局责任，使我不能不重申前请”。〔71〕这个电报更加触怒了那时的中共中央。于是，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提出建议，并经中共中央局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第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和组织，原前方总部撤回后方，并入中革军委，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中央苏区的各军团和独立师、团作战。二十日，项英致电朱德、周恩来等：中革军委决定将原属红一方面军各部组织为东方军、中央军和西方军，方面军司令部即回瑞金。
一九三四年一月四日，周恩来等从前方返回瑞金。二月三日，他被任命为中革军委副主席。这以后，他对前线部队的指挥权实际上被剥夺，只担负一些技术性的组织工作。许多重要事情，如六届五中全会的准备、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等，他都没有与闻。但在一月十五日至十八日举行的五中全会上，他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担任新设立的书记处的书记。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由于孤立无援，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于一月下半月遭到失败。中共中央的“左”倾政策，不仅丧失了有利时机，并且使自己也陷于孤立的境地。当福建人民政府十分危急时，周恩来、朱德刚从前方回到瑞金。周恩来通知第三军团政治委员杨尚昆去瑞金，要第三军团东出福建延平地区截击蒋军，并给第三军团配备了一个炮兵营。但当第三军团到达延平附近时，蒋军主力已过，只拦击了一个尾巴，无法扭转整个局势。〔72〕这样，福建人民政府很快就失败了。
福建事变被镇压下去后，蒋介石立刻集中兵力再次向中央苏区大举进犯。他们的进攻采取了新的战术：不是长驱直入，而是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一边前进，一边筑碉堡，平均每天只挪动二三里，一步一步朝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和主力所在地进逼。博古、李德却命令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抗，推行“以碉堡对碉堡”和“短促突击”，实行消极防御的方针。在双方兵力和武器装备悬殊的条件下，这样做的结果是：自一月下旬到三月底，红军所进行的许多战役、战斗都遭到失败。
四月中旬，敌军集中了十一个师分两路进攻广昌，企图从北面打开中央苏区的大门。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调集红军主力坚守广昌，由博古、李德赴前线直接指挥。他们在前方组织野战司令部，司令员在名义上是朱德，实际上是李德，博古担任政治委员。周恩来被放在远离前线的瑞金留守。
博古和李德到前线后，调集红军主力一、三、九军团的九个师坚守广昌，同有着优势兵力和武器装备的敌人“决战”。这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国民党军队用飞机轮番轰炸，用大炮猛烈轰击。从四月十日起打了十八天，红军尽管予敌重创，自己也遭受重大损失，广昌已难以继续坚守。周恩来在四月二十七日致电博古、朱德、李德：“在我主力受到较大损伤，而在广昌支点直接作战又无把握时，原则上同意放弃广昌，但仍须以一部扼守广昌，迟敌诱敌，抽一军团秘密东移，突击汤（恩伯）敌。”并表示：“最后决心由你们下。”〔73〕第二天，红军被迫撤离广昌，转移到贯桥、高虎垴一线继续进行防御。
七月上旬，国民党军队经过调整部署，集中三十一个师的兵力，从六个方向开始对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发动新的进攻。博古、李德又命令红军“分兵把口”“处处设防”，形成“六路分兵”、节节抵抗的阵地战。在高虎垴、万年亭战斗中，红军虽然杀伤敌军三四千人，自己的伤亡也很惨重，被迫后退。八月三十一日，广昌的驿前失陷。至此，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东线和北线都被敌军突破，西线和南线也更加困难，红军突围转移已成势所难免。
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被留在后方瑞金。在党内生活很不正常的情况下，他不能参与重大决策。当时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说：周恩来“曾经与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特别在如何使用兵力的问题上，李德强调所谓‘正规军’打‘阵地战’，用红军的‘多路分兵’对付敌人的‘多路进击’；周恩来同志主张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则部署牵制力量，使红军保持相对的优势和机动兵力，以粉碎敌人的进攻。但是，李德拒不接受周恩来同志的正确建议，使分兵把口的红军被敌人的强大兵力各个击破。进行这些争论时，我经常在场，有时由我从中翻译，有时周恩来同志直接用英语对李德讲”。〔74〕那时对博古、李德的一些错误决定，周恩来不能不服从并组织实施。他还在《红星报》上发表过宣传消耗战的文章。这段时间内，他的思想很苦闷，但仍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当广昌战役正在进行的时候，鄂豫皖省委派成仿吾到中央汇报工作，要求派军事干部到那里去。周恩来决定派红二十二师师长程子华去。临行前，周恩来同程子华就鄂豫皖根据地形势和红军行动问题谈了话。程子华后来回忆道：
“周副主席说：当前在鄂豫皖地区，敌占绝对优势。敌人用碉堡、封锁线，把我根据地不断压缩并分割成几小块。敌人有驻‘剿’和追‘剿’部队，对我交替地攻击、堵击、追击。我们的根据地缩小了。红军不断伤亡，难以得到补充，也变小了。根据地发生了人力、物力的严重困难。他指出：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如果红军得不到人力、物力的补充，继续削弱，以至被消灭，那么根据地也就没有了。出路是什么呢？他说：中央决定了，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根据地。这样，部队就能得到发展，同时也就能把敌军主力引走，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根据地的敌军减少了，留下的部分武装就能长期坚持，也就能够保存老根据地。
红军主力去建立新根据地，应选择什么地区呢？周副主席谈到这个问题时，是从毛主席关于建立根据地的基本条件的规定出发的。他说：根据地要选择在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地方；我党在群众中有较大的革命影响，或者是那里的群众容易争取；要具备便于我军作战、防御的地形和较丰足的粮食及其他物质条件。” 〔75〕
程子华到鄂豫皖后，省委决定由他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为副军长，吴焕先为政治委员。省委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决定红二十五军西征，留下红二十八军在鄂豫皖根据地坚持。第二年九月，红二十五军经陕南到达陕北，同原在那里的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会师后，合编为红十五军团。这就大大加强了陕甘根据地的红军力量，为迎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五日，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联名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重申愿在过去提出的三个条件下“同全中国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76〕在抗日反蒋号召的影响下，广东的陈济棠在七月间秘密派人到苏区接洽。十月五日，朱德、周恩来派潘汉年、何长工为红军代表，到寻乌附近同陈济棠的两个师长举行密谈。代表出发前，周恩来向他们交待了任务和联络密语，叮嘱他们要“勇敢沉着，见机而作”。〔77〕陈济棠的这两个师长都是保定军官学校出身。他们向潘汉年、何长工表示：中国再打内战就要亡国了，蒋介石收拾了红军就要收拾他们。经过谈判，双方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其中包括：红军有行动时事先告诉陈济棠，陈济棠部就后撤二十公里。这就为中央红军的长征突围准备了有利条件。
【参考文献】
〔1〕《伍豪（周恩来）自苏中区来信》，1931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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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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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六大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9、360、361页。
〔9〕《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174页。
〔10〕《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
〔11〕《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2〕《申报》，1932年2月22日。
〔13〕陈云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的书面发言，1972年6月13日，手稿。
〔14〕《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申报》，1932年3月4日。
〔15〕毛泽东：《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布告》（复印件），1932年2月。
〔16〕毛泽东致苏区中央局的电报，1932年5月3日。
〔17〕《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8〕《中央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9〕周恩来：《拥护全国红军的胜利，坚决执行积极进攻的路线》，《实话》第5期，1932年5月30日。
〔20〕《聂荣臻回忆录》，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55页。
〔21〕《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79页。
〔22〕周恩来致苏区中央局的信，1932年7月29日。
〔23〕周恩来：《关于乐安，宜黄两次战绩和敌军动态的报告》记录，1932年8月。
〔24〕任弼时、顾作霖致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的电报，1932年8月28日。
〔25〕任弼时、顾作霖致周恩来的电报，1932年9月7日。
〔26〕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苏区中央局并告中央的电报，1932年9月23日。
〔27〕周恩来致苏区中央局的电报，1932年9月24日。
〔28〕苏区中央局致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电报，1932年9月25日。
〔29〕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苏区中央局的电报，1932年9月25日。
〔30〕苏区中央局致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电报，1932年9月29日。
〔31〕《苏区中央局在宁都所开之全体会议经过简报》，1932年10月下旬。
〔32〕《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等对宁都会议经过与争论问题之说明》，1932年11月12日。
〔33〕《周恩来致苏区中央局电报告宁都会议简情》，1932年11月12日。
〔34〕中央常委会议记录，1932年10月6日。
〔35〕朱德、王稼祥、彭德怀：《红一方面军兼政委毛泽东暂回政府工作，遗职由周恩来代理的通令》，1932年10月12日。
〔36〕《红一方面军建、黎、泰战役计划》，1932年10月14日。
〔37〕《红色中华》第40期，1932年11月14日。
〔38〕周恩来致苏区中央局、中央政府并转中央的电报，1932年12月16日。
〔39〕苏区中央局致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并前方负责同志的电报，1933年1月24日。
〔40〕周恩来致苏区中央局并转中央的电报，1933年1月26日。
〔41〕《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60页。
〔42〕《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62页。
〔43〕蒋介石：《剿匪要实干》，《蒋总统集》第1册，（台）中华大典编印会1960年10月版。
〔44〕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致苏区中央局的电报，1933年2月3日。
〔45〕苏区中央局致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的电报，1933年2月4日。
〔46〕《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63页。
〔47〕周恩来致苏区中央局的电报，1933年2月7日。
〔48〕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致苏区中央局的电报，1933年2月7日。
〔49〕《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65页。
〔50〕《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68页。
〔51〕根据当时周恩来的警卫员郭应春提供的书面材料。
〔52〕周恩来：《从实际战斗中来认识战术原则》，《红色战场汇刊》，1933年8月。
〔53〕周恩来、王稼祥致各军团、各政委、政治部主任的电报，1933年4月10日。
〔54〕周恩来：《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上的胜利》，《军事文献》（二），1942年编印。
〔55〕朱德、周恩来：《中央军委关于检查军队违犯纪律情况的通令》，1933年3月24日。
〔56〕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关于健全侦察工作的训令》，1933年6月16日。
〔57〕《苏区中央局转中央对今后作战计划之指示》，1933年6月13日。
〔58〕周恩来、朱德致苏区中央局的电报，1933年6月18日。
〔59〕周恩来致博古、项英的电报，1933年6月18日。
〔60〕周恩来致苏区中央局的电报，1933年6月23日。
〔61〕《聂荣臻回忆录》，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81页。
〔62〕《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63〕周恩来：《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央区红军的紧急任务》，《斗争》第24期，1933年8月29日。
〔64〕周恩来、朱德：《一方面军对北面军区、分区的密令》，1933年8月12日。
〔65〕周恩来致项英并转苏区中央局的电报，1933年9月24日。
〔66〕周恩来致项英并转苏区中央局的电报，1933年9月25日。
〔67〕伍修权：《我的历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71、72页。
〔68〕《福建的事变与我们的任务》，《红旗》周报第63期社论，1934年1月1日。
〔69〕《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斗争》第38期，1933年12月12日。
〔70〕中央军委致朱德、周恩来的电报，1933年12月2日。
〔71〕周恩来致博古、项英的电报，1933年12月16日。
〔72〕访问杨尚昆谈话记录，1978年11月3日、7日。
〔73〕周恩来致博古、朱德、李德的电报，1934年4月27日。
〔74〕伍修权：《往事沧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6月版，第110页。
〔75〕程子华：《为党掌握武装而斗争——回忆在周总理教诲下走过的胜利历程》，《红旗》杂志，1978年第8期。
〔76〕《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77〕《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