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离西安事变的发生，相隔只有几天了。
在局势发展中出现这样一些曲折是不奇怪的。蒋介石后来说到：那时“我对于中共问题所持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39〕这一点，周恩来已看透了。他在一九四五年谈到这一段历史时说：“国民党蒋介石对谈判的想法是怎样呢？那时他是把我们当投诚看待，想收编我们，直到西安事变以前，还是这样的想法。”〔40〕在这种情况下，国共谈判自然难以取得重大进展。但是，这一年的接触毕竟为日后的国共合作打下了一些基础，为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做了准备。
西安事变前夜另一件大事是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
自从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巴西率领一、三军团脱离险境继续北上后，中共中央曾多次电示张国焘，要他改正错误，迅速率部北上。张国焘仍坚持错误，擅自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四军、三十军掉头南下，企图在川康边建立根据地，并于一九三五年十月间在卓木碉公然另立中央。但以后一年间的事实却是：中共中央和北上红军在各方面都蓬勃发展，取得有声有色的成绩；而张国焘率部南下后，一直困处于人烟稀少、粮食缺乏、民族之间存在隔阂的边僻地区，部队由开始南下时的十万多人锐减到四万多人，处境日益窘迫。北上和南下，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就使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的不满增长起来。原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等一直大义凛然地坚持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作斗争。中共中央获悉张国焘另立中央后，又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三日电令张国焘立即取消这一反党的非法组织，接着在党内公布俄界会议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张国焘被迫表示“原则同意”中央路线，准备北上，并于六月六日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七月二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后在甘孜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七月五日，二、六军团奉中共中央命令，合编为第二方面军。这时，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张浩、彭德怀已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并转任弼时：“关于二、四方面军的部署，我们以为宜出至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41〕张国焘被迫同意两个方面军北上，同中共中央会合。红一方面军主力也由彭德怀率领向南推进，占领甘南的会宁城、将台堡等要点，进行策应。十月九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城，二十二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将台堡，先后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这时离西安事变的发生只有一个多月了。红军三大主力在这时会师，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十一月十五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赶往河连湾迎接二、四方面军。他担负着艰巨的任务：当时，蒋介石正集中五个军的兵力从会宁至固原一线由南向北分四路对红军进攻，又令马步青、马鸿逵等部沿兰州至宁夏段黄河进行防堵，想乘红军立足未稳，二、四方面军经过长途跋涉十分疲惫之际，一举给红军以歼灭性的打击。敌情是严重的。当地物资又十分缺乏。更困难的是，由于张国焘的长期欺骗宣传，红四方面军一部分指战员对中央一时还缺乏了解，有的人甚至心存疑惧。张国焘更心怀叵测。处理上只要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周恩来从容沉着地在十八日来到河连湾。他在这个集镇的大路口上热情地欢迎张国焘和留在左路军同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的朱德总司令，向他们介绍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一年来形势的巨大变化，特别是介绍同张学良谈判的情况。张国焘后来在《我的回忆》中说到：听了周恩来的介绍，“使我们觉得世界是真的变了，而他又确已得风气之先”。〔42〕在河连湾，周恩来还见到分手多年的老战友贺龙。
他花时间更多的是，利用一切机会向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宣传中央的政策。有时是在大会上讲，有时是到四方面军机关、部队看望时讲。即便只有一二十人，他也一一握手，同他们进行热情的谈话。他所讲的内容主要有几点：第一，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肯定四方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战功赫赫；并对他们三过草地、两过雪山表示慰问和鼓励。第二，宣传团结。他说：这次会合后，红军的力量大了。要把若干个小山头变成一个大山头。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第三，介绍形势。说明东北军是同情抗日的，愿意同红军联合，一致对外。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华北搞所谓自治运动。现在主力红军到了陕北，离抗日前线很近，要准备抗日。周恩来这些热情而恳挚的谈话，使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了解了中央的精神，对消除隔阂、增进各路红军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时，四方面军中一些反对张国焘的干部和战士仍遭受张国焘的残酷迫害。廖承志就是一个，他被开除党籍后给关押着。周恩来一路上一直在打听他们的消息。他深知张国焘是个心狠手辣的人。原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曾中生在监禁中听到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的消息后说：这下可有希望了。张国焘立刻下令把他秘密杀害。因此，周恩来处理这个问题时不能不格外谨慎。一天，他在往豫旺堡的路上，刚好劈面遇上被押送的廖承志。廖承志后来写道：
“我正在踌躇的时候，周恩来同志走过来了，看见我被押送着，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若无其事，也没有说话，但同我紧紧地握了手。当天晚上，周恩来同志派通讯员找我到司令部去。我进屋后看见一大屋子人，张国焘也在。张国焘明明知道周恩来同志认识我，却阴阳怪气地问：‘你们早就认识吗？’周恩来同志没有直接回答他，却转而厉声问我：‘你认识错误了没有？’‘认识深刻不深刻？’‘改不改？’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周恩来同志便留我吃饭。吃饭时，周恩来同志只和张国焘说话，也不再理会我。吃过饭就叫我回去。我敬了一个礼就走了。周恩来同志考虑问题很周到，斗争艺术很高超，如果他不这样问我，当天晚上我就可能掉脑袋。自从周恩来同志把我叫去以后，我的待遇明显改善。不久，我就被释放。”〔43〕
对部队的给养问题，周恩来九月间就在保安召集会议，决定为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将后勤机关继续西移，派红军总供给部副部长白如冰到环县、洪德前线；并确定：红军供给的重点是二、四方面军。因此，二、四方面军一到陕甘根据地，很快就得到补充。
战局这时也在迅速发展着。国民党军队正分几路进犯，其中的主力是胡宗南的第一军。他们自恃兵强马壮、装备精良，孤军深入。十一月十九日清晨，周恩来赶到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地区，部署红军主力隐蔽集结待机。第二天，胡宗南部右路第七十八师大部进入山城堡地区。二十一日，红一方面军第一、十五两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在红二方面军的配合下，发动猛烈的攻击。经过一昼夜的激战，歼敌一个多旅。余敌仓皇西撤。张国焘也承认：“这次战争的胜利，周恩来的贡献最多。”〔44〕
山城堡战役结束后，周恩来又赴这一带的各县巡视，并继续看望四方面军的指战员，然后于十二月一日回到保安。根据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的情况，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七日扩大组织，有委员二十三人，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七人组成主席团，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
从中央红军初到陕北至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其间只有一年时间，但整个局势在这一年中已发生多么巨大的变化！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地位，为迎接西安事变和抗日战争的到来做了重要的准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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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3月20日。
〔11〕周恩来致洛甫、毛泽东、彭德怀的电报，1936年4月10日。
〔12〕毛泽东、彭德怀致周恩来的电报，1936年4月14日。
〔13〕毛泽东、周恩来致彭德怀、左权、聂荣臻、徐向前等的电报，1936年6月15日。
〔14〕[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41、42、43、47页。
〔1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7月27日。
〔16〕蒋介石：《对外关系之报告》，《蒋总统集》第1册，（台）中华大典编印会1960年10月版。
〔17〕蒋中正：《苏俄在中国》，（台）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年12月版。
〔18〕邓文仪：《从军报国记》，（台）正中书局1979年版。
〔19〕谌小岑：《西安事变前一年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抗日问题的一段接触》，《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
〔20〕石肖岩：《一个宝贵的资料》，《中国青年报》，1981年6月4日。
〔21〕访问刘鼎谈话记录，1981年4月14日。
〔22〕洛甫、毛泽东等致博古转董健吾的电报，1936年3月4日。
〔23〕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3月23日。
〔24〕《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16页。
〔25〕蒋介石：《御侮之限度》，《蒋总统集》第1册，（台）中华大典编印会1960年10月版。
〔26〕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8月10日。
〔27〕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8月10日。
〔28〕《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98、100、101页。
〔29〕《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0〕洛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9月15日。
〔3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9月15日。
〔32〕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9月16日。
〔33〕《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03页。
〔34〕毛泽东、洛甫致朱德、张浩、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彭德怀的电报，1936年10月8日。
〔35〕毛泽东致叶剑英的电报，1936年10月14日。
〔36〕周恩来致张子华的电报，1936年10月21日。
〔37〕潘汉年向中共中央的报告记录，1936年12月10日。
〔38〕毛泽东致张学良转潘汉年的电报，1936年12月10日。
〔39〕蒋中正：《苏俄在中国》，（台）中央文物供应社1966年5月版，第58页。
〔40〕《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192页。
〔41〕张浩、洛甫、周恩来、博古、毛泽东、彭德怀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电报，1936年6月19日。
〔42〕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317页。
〔43〕廖承志：《教诲铭心头，恩情重如山》，《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1、32页。
〔44〕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3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