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的结果，大大出乎少壮派意料之外：不是由杨虎城下动员令出击，而是立即派和谈代表李志刚到潼关去签字。但少壮派仍不甘心，认为这只是王以哲、何柱国破坏的结果；于是，不顾大局，决心除掉王、何。二月一日晚，街上已贴出“除奸”的标语，西安城内的情势急剧地紧张起来。二月二日上午，少壮派突然下手，由卫士营一批军人闯入王以哲住宅，开枪将王打死。何柱国由于躲在杨虎城公馆里，才没有被害。
接着，几个青年军官又冲入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一看他们气势汹汹的样子，便明白了来意。他霍地站起来，大声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干就能救张副司令回来吗？不！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38〕在周恩来的严厉训斥下，这几个青年军官气焰顿敛，低头不语。周恩来见他们平静下来了，又进一步开导他们认识错误。这几个青年军官自觉惭愧，流着眼泪跪下来向周恩来认错请罪。
这时，西安城内充满着恐怖气氛，谣言蜂起。有的甚至恶意挑拨说：少壮派是受共产党的指使行动的，共产党有一张黑名单，要杀一批军长、师长，打出红旗。但周恩来依然那样沉着。他完全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立刻带李克农、刘鼎赶往王以哲家里。这时离王以哲被害只有一个小时。王身中九弹，躺在血泊里。家中乱成一团。周恩来是最早赶到的。他安慰家属，迅速帮助搭起灵堂，料理后事。消息传出后，使东北军高级将领深受感动，解除了一些人对共产党的误会。
少壮派原以为只要杀了王以哲等“主和派”，就可以堵住和谈的路，可以同中央军打仗，可以救回张学良。结果却事与愿违。王以哲在东北军中是很有威望的高级将领。他的被害激起了广大官兵的愤慨。消息传到前线，驻防在渭南的东北军立刻调转枪口向西安开拔，前锋到达临潼。他们提出：孙铭九等必须离开西安。三日，杨虎城同周恩来商量后，派人找孙铭九等问他们何以自处。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这时也慌了，三人经过彻夜商量，在第二天提出三个方案：第一，他们三人引咎自戕；第二，自首投案，听凭处理；第三，将他们送到红军中去。周恩来在这样复杂而困难的局势下，经过权衡，考虑到少壮派在发动西安事变中是有功绩的，他们错误地刺杀王以哲的动机还是想拯救张学良，不能随便牺牲他们，毅然地决定不避袒护少壮派的嫌疑，把他们送到云阳红军驻地，再转往平津。〔39〕这些人一走，要替王以哲报仇的人便失去目标，从而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自相残杀。
这几天，可以说是周恩来在西安事变期间最困难的日子。在他周围就像堆满了火药桶。各种对立力量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而他们大都又是共产党的朋友。情况的发展常常是风云突起，瞬息万变。处理稍一不慎，就可能前功尽弃，使已取得的初步胜利全部付诸东流。这几乎是常人难以承受的。当时正在西安的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后来回忆道：“那些天，周恩来同志忙到不可再忙的程度。他顾不得吃饭，顾不得休息，几天几夜睡不上几个小时，夜以继日地工作。眼睛熬红了，人累瘦了，舌敝唇焦。然而，当他出现在会场上，出现在客人面前，仍然是那样神采奕奕，谈笑风生。周恩来同志平易近人，对和战两派平等相待，尽力说服大家团结合作。”〔40〕他的态度是诚恳的，谈话是有说服力的，终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使大局得到维持而不致崩坏，并且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广大将士中赢得了信任，赢得了友谊。
但是，“二二事件”所造成的损害，毕竟是难以完全弥补的。西安内部的分化在这以前虽已开始，但还能保持表面上的一致。少壮派那种不顾大局的鲁莽行动，就把已有的裂痕完全撕开了，从而严重破坏了“三位一体”的内部团结，决定性地削弱了西安方面同南京谈判和营救张学良的力量和地位。“二二事件”以后，东北军内部人心涣散。渭南前线的东北军自动撤到渭河以北，给中央军让出进入西安的大路。一些高级将领在南京方面的政治攻势下进一步发生分化。军长缪征流等纷纷表示愿意东调，离开西北。南京方面也乘机施加压力，改变了原办法，提出一项更不利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军事善后办法。
二月六日，杨虎城离开西安，到了三原。十七路军在西安的部队也全部撤到三原。中共中央在“二二事件”发生后，十分关心周恩来、博古的安全，致电要他们在紧急时立即移至三原。但周恩来很清楚：环境越危险，他就越不能离开西安。如果离开，正在建立的红军联络处就难以在西安存在，红军就难以在关中立足，国共正式谈判也难以进行。因此，他将大部分工作人员撤出了西安，要博古、叶剑英、李克农、刘鼎等转移到三原。他自己仍然坚持留在西安，并在七贤庄一号公开建立红军办事处。
当时西安的局面十分混乱，顾祝同率领的中央军即将开入西安，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周恩来从容镇静地留在西安，这个事实本身最有力地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坚持国内和平、反对内战的，表明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诚意，表明共产党要求一致抗日的决心，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月八日，中央军一个师和平开入西安。“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也在第二天到西安。国民党的政工特务在大街上张贴反动标语，宣传“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攻击西安事变。周恩来毅然去见顾祝同，严词质问：这些标语是谁贴的？想要干什么？迫使顾祝同不得不立即找来政训处长贺衷寒，当面“申斥”，并下令立即取消这些标语。第二天，满街的反动标语全部洗刷干净。十四日，杨虎城也回到西安。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形成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了国共合作的新时期。它成为历史转折中的重要关键。在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这次事变后，周恩来受着党和人民的重托，在极端复杂而紧张的历史时刻来到西安，一直置身于这个巨大风暴的中心。在充满惊涛骇浪的险恶环境里，他临危不惧，沉着机智，忘我工作，力挽狂澜，表现出对人民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也显示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卓越才能。亲身参与这次事变的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这样评价：当时如果“没有周恩来同志在西安，毛主席、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就很难得到贯彻，内战可能再起，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初步胜利就无法巩固。周恩来同志为党的革命事业，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41〕应该说，这个评价是公允的。
【参考文献】
〔1〕《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3、4页。
〔2〕毛泽东致张学良的电报，1936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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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国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3日。
〔6〕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3日。
〔7〕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的电报，1936年12月13日。
〔8〕张学良致毛泽东的电报，1936年12月17日。
〔9〕访问刘鼎谈话记录，1981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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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周恩来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36年12月17日。
〔13〕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148页。
〔14〕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48页。
〔15〕周恩来致毛泽东并告中共中央的电报，1936年12月18日。
〔16〕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9日。
〔17〕洛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9日。
〔18〕周恩来致毛泽东并告中共中央的电报，1936年12月18日。
〔19〕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36年12月20日。
〔20〕《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蒋夫人西安事变回忆录》，（台）正中书局1975年4月版，第43页。
〔21〕《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83、84页。
〔22〕中共中央致周恩来的电报，1936年12月21日。
〔23〕《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70、71页。
〔24〕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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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70—73页。
〔27〕周恩来，博古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36年12月24日。
〔28〕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157页。
〔29〕《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73页。
〔30〕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161、163页。
〔31〕《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123、126、127页。
〔32〕《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3、4页。
〔33〕周恩来、博古致洛甫、毛泽东并告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1937年1月15日。
〔34〕访问刘鼎谈话记录，1981年4月14日。
〔35〕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200页。
〔36〕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201、203页。
〔37〕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204页。
〔38〕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版，第70页。
〔39〕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207页。
〔40〕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版，第72、73页。
〔41〕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版，第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