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成立。周恩来、郭沫若、冯玉祥等都出席了成立大会。大会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为总主席，周恩来、蔡元培、罗曼·罗兰、史沫特莱等十三人被推为名誉主席团成员。周恩来在会上发表热烈的讲演。他说：“今天到会场后最大的感动，是看见了全国的文艺作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地团结起来。这种伟大的团结，不仅仅是在最近，即在中国历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团结，也是少有的。”他还说：这种“不分思想，不分信仰的空前团结，象征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定可以凝固地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42〕会上推举老舍、郭沫若、茅盾、丁玲、邵力子、冯玉祥、田汉等四十五人为文协理事，周恩来和蔡元培、宋庆龄、于右任、宋美龄、孙科、柳亚子、陈立夫、陈诚、何香凝等一起被选为名誉理事。文协没有设主席和副主席，由老舍担任总务部主任，负责一切。五月中旬，文协召开第二次理事会，周恩来应邀参加。老舍以后在会务报告中对这次会议有一段生动的描写：
“轮到周恩来先生说话了。他非常地高兴能与这么些文人坐在一处吃饭。不，不只是为吃饭而高兴，而是为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协力同心地在一块儿工作。他说，必须设法给文协弄些款子，使大家能多写些文章，使会务有更大发展。最后（他眼中含着泪）他说他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十时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都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掌声送他下楼）”〔43〕
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创刊时，周恩来在一月九日为它题词：“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不久，他又约见《群众》周刊副主编许涤新等，对他们说：“《群众》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是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它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要更多地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当时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反动谬论。”〔44〕当时，《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受中共中央长江局党报委员会领导，周恩来是党报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但党报党刊的日常工作并不由他负责指导，这同以后重庆时期还有所不同。
由于经常接见来访记者或举行记者招待会，周恩来同武汉的新闻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三月，《大公报》著名记者范长江在汉口发起成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周恩来同他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四月，范长江同数十名记者到津浦铁路前线采访，经历了台儿庄大捷和徐州会战。五月下旬，回到武汉。《新华日报》举行盛会欢迎他们。周恩来临时因事没有出席。二十六日，他写信给范长江说：“长江先生：听到你饱载着前线上英勇的战息，并带着光荣的伤痕归来，不仅使人兴奋，而且使人感念。闻前线上归来的记者们正在聚会，特驰函致慰问于你，并请代致敬意于风尘仆仆的诸位记者。”〔45〕六月七日，他又致函范长江说：“昨午已与陈辞修部长约好，本星期四（九号）正午约津浦战场归来诸记者会餐，地点在中街新生活宿舍。届时当可静聆诸先生对于二期抗战的经验与教训的高论，希预告怀着满脑意见的诸记者能分类准备为好。关于约请的名单，将由政治部函你代约，预计有二十人以上。”〔45〕这次会餐后，周恩来根据记者们反映的情况，向陈诚提出了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具体建议，并由陈诚将记者们反映的情况到军事委员会作了报告。在周恩来的帮助下，范长江的思想不断进步。到重庆后，就由周恩来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那时郭沫若还办了一张《救亡日报》。这是他从日本归国后，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名义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在上海创办的。他自己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沪战告急时，周恩来通知郭沫若：上海沦陷后把《救亡日报》迁到广州去出版，继续由夏衍负责。一九三八年四月下旬，夏衍到武汉向周恩来汇报《救亡日报》的工作。周恩来询问了报社情况、报纸销路以及各方面对报纸的反映后，对夏衍说：“问题不单在销数，而在于读者敢不敢看你们的报和喜欢不喜欢看你们的报。这张报纸是以郭沫若为社长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这一点规定了你们的办报方针。办成像国民党的报纸一样，当然不行。办成像《新华日报》一样，有些人就不敢看了。总的方针是宣传抗日、团结、进步，但要办出独特的风格来，办出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要看、都喜欢看的报纸。”周恩来还说：“要好好学习邹韬奋办《生活》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这就是方针。”夏衍努力按照周恩来这个指示去办。《救亡日报》在华南，在香港，在海外，在广泛的社会阶层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周恩来在武汉的时间还不到一年，但通过他范围广泛的活动，结交了那么多的朋友，使很多人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团结、进步的主张，从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在广大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不仅在当时对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抗日战争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以后全国解放战争中第二条战线的开辟和一部分国民党将领的起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周恩来在武汉从事的统一战线工作，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收到显著的效果。
在中共代表团到武汉以前，中国共产党同苏联以外的国际社会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只有埃德加·斯诺等很少几位外国朋友到过陕北，向国外作了报道，帮助各国人民了解一些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中共代表团到武汉后，这里既有常驻的外国使节，有来自全球的各国记者，还常有一些外国团体和人士前来访问。这就大大扩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接触面。中共中央长江局设立由王炳南负责的国际宣传组，这项工作也归周恩来领导。周恩来指示他们：对在武汉的四十多名外国记者要保持经常的联系，凡中共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时都邀请他们参加；向他们提供《新华日报》的新闻资料，这些资料由于及时和准确，往往比国民党通讯社的资料更受到外国记者的重视；同在武汉的外国机构建立联系；对国民党接待的外国友好人士和进步团体，也要尽可能参加接待。周恩来自己同在武汉的外国朋友也保持频繁的接触。他不仅同斯诺、史沫特莱、鹿地亘夫妇、爱泼斯坦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同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等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到武汉访问或参加援华工作的外国朋友，有些人后来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给了重要的帮助。
一九三八年一月下旬，由白求恩大夫率领的加—美医疗队来到中国。一个深夜，周恩来在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他。周恩来用熟练的英语向他表示欢迎，并介绍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因为白求恩急于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去，周恩来就嘱咐王炳南，为白求恩一行去延安作出安排。这样，便开始了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在中国的不平凡经历。
四月，荷兰著名电影工作者伊文思到达武汉。他是受宋美龄邀请来华拍摄新闻纪录影片的，他又是个荷兰共产党党员。周恩来到旅馆去看望他。伊文思后来说：经过交谈，他发现周恩来“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而且也精通军事和文艺，是一个兴趣极广的人”。〔46〕伊文思在津浦战场拍摄纪录影片后，希望到延安去拍摄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活动，国民党不允许，使他很生气。为了弥补这种缺陷，周恩来作出安排，使伊文思在武汉拍摄了中共代表团活动的镜头。伊文思这次拍成的影片，便是在国际上产生一定影响的《四万万人》。他回忆说：“这次访问认识了周恩来，并得到他许多的关照，也了解到中国的许多真情，同时也因此对周恩来的伟大、深谋远虑和文武全才有所体会。”〔46〕周恩来还派人将伊文思赠送的一部电影摄影机和三盒胶片送往延安，帮助开创解放区的电影事业。
六月，长期在华工作的新西兰友好人士路易·艾黎从上海到达汉口，同斯诺等人筹备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他们计划在全国组织三万个工业合作社，希望得到包括国民党政府在内的各方面的资助。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积极支持他们的活动。八月，“工合”总会在汉口正式成立，艾黎以技术顾问的名义主持实际工作。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内外进步人士的支持下，“工合”迅速发展成为有着一定国际影响的社会团体。
九月二十九日，印度援华医疗队到达汉口，他们中有爱德华、柯棣华、巴苏等大夫。十月七日，周恩来第一次会见他们。巴苏大夫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下午，我们去看望周恩来同志，他正在办公室里举行记者招待会，屋里挤满了新闻记者，大部分是外国人。我们在一个角落里坐下，倾听着他透彻地分析中国的军政局势，以及阐明怎样通过全面发动群众抗击敌人。他现在是政府军事委员会群众动员部门的负责人，所以他非常忙。他侃侃而谈，精力充沛，学识渊博，长着一对机灵、谨慎的眼睛，还有中国少见的浓眉。看来他好像连每天刮脸的时间都没有。电话和通讯员不断地打扰着招待会。”“见到我们，并得知我们要去八路军那儿，他显得非常高兴。他说八路军将会给我们最热烈的欢迎。”〔47〕
十月十日，周恩来再次会见他们。巴苏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在爪哇支队举行的盛大宴会上，我们全体再次见到了叶剑英将军和周恩来同志。医生、护士、外科助手乃至军医署长和市红十字会的大夫，也普遍洋溢着欢快的气氛。我们这些印度人也从救护工作中解脱出来，沉浸在欢乐之中。”“在全体来宾中，周恩来同志是唯一庄重的人。我有机会从很近的地方观察他。最吸引我的，是他那机敏、聪慧和富于同情感的目光。安娜（即德国友人安娜利泽——编者注）同志说，二十年后，我们将会为曾经与他结识感到骄傲。我补充道：‘干吗这么晚呢？此刻我们就感到骄傲。’”〔48〕这个医疗队后来在中国大地上布下的友谊种子是尽人皆知的。
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在武汉进行的国际交往，无论对当时和后来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并为中国共产党的外事工作奠定了基础。
中共代表团，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这些都是公开的工作机构。在内部，还有着负责指导整个南方的党的工作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周恩来担任着长江局副书记。他白天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办公，晚上就回到八路军办事处，参加长江局的会议，并处理有关的工作。
长江局一成立，首先面对的任务，便是要恢复和加强南中国各省的共产党组织。在抗战前，由于十年内战期间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和几次“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恶果，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共产党组织已遭到普遍的破坏。除了十四个游击根据地保存一些党的力量以外，在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只留下北方局所属组织和上海、西安等地保存下来的部分组织，其他都已被摧毁殆尽，有党的关系的党员为数极少。抗日战争爆发后，一批由中共中央自陕北派出的、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和爱国救亡运动的、还有这时经组织营救出狱的党员分散到各地，但人数仍很少。这同全国蓬勃发展的抗战形势显然是极不适应的。如果不首先把各省的党组织恢复或加强起来，就谈不上开展党的工作。
从一九三七年九月到一九三八年九月这一年间，在南中国先后建立共产党省委或省工委的，有河南、湖北、江苏（以上三省是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以前建立的）、四川、湖南、广西、贵州、安徽、广东、云南、浙江、江西、福建十三省。党员人数到一九三八年九月已发展到六万七千七百八十人（军队中的党员未计算在内）。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入党的党员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除一部分到陕北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外，其他的逐步成长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各方面工作的重要骨干力量。在长江局内部，这一项工作由博古主持。周恩来对南方各省的状况十分熟悉，在这方面也有不少贡献。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周恩来为长江局起草致中央书记处电，提出对四川工作的意见。电文中说：“四川已无疑地成为抗战最后根据地，成为连接西南和西北的枢纽，而且很快的会变成全国各党派、各实力派争夺的中心”，而“目前党的工作却极落后”，因此，应该“迅速加强四川党的工作”。〔49〕具体办法是：请求中央迅速派得力的川籍干部赴川主持党的工作；请中央从抗大、党校、陕公中挑选一批川籍学生回川工作；在重庆设《新华日报》分社，筹办印刷厂；努力发展军事工作；不放弃运用上层联络，推动各方特别是川中实力派抗战等。这是一个富有远见的战略性建议，两天后就得到中共中央复电同意。它为武汉失陷后南方局在重庆的工作做了重要准备。
中国共产党在南方领导的武装斗争，最重要的是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和新四军的组建并东进抗日。这项工作由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领导。一九三八年一月，东南分局在南昌成立。它受中共中央和长江局双重领导，书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一月十一日，周恩来、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建议鄂豫皖红军的一部分不参加新四军整编，仍在鄂豫皖边力求发展，以扩大和发展中原的游击战争。同月十四日和二十二日，长江局两次作出决议，决定把留在河南确山县竹沟镇的新四军四支队第八团队由长江局参谋处直接指挥，归周恩来、叶剑英领导，留原地发展，以“保护后方根据地，保证进行党和群众工作，以及训练干部的工作”。〔50〕在当时的新四军中，只有这一部分工作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对这项工作，周恩来抓得很紧。二月十三日，周恩来等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建议，调彭雪枫由晋来豫。十五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代表团与长江局联席会议，决议：“黄河与长江间成立一军区，在其下分为四个军分区”；“雪枫同志加入河南省委及四支队军政合作委员会，并负责领导全军区军事工作”。〔51〕三月，彭雪枫作为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长来到竹沟，兼任第八团队留守处主任。竹沟，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原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支点，在新四军发展的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留守处在豫南各县进行广泛的抗战动员，建立地方党组织，开办各种培养干部的训练班，开展统战工作，放手发展了武装力量，并且陆续派往敌后，在敌后独立自主地发展抗日力量，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九月二日，周恩来、叶剑英又指示中共河南省委，要将工作重点移向豫东敌后，开创豫皖苏鲁抗日根据地。周恩来、叶剑英对这一部分新四军工作的指导是正确的。以后的新四军第四师和第五师，都是在这里打下最初的基础，然后开赴敌后，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
一九三八年四月初，正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的张国焘，以参加祭黄帝陵为名，私自离开延安，经西安前往武汉。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等，要他们寻找张国焘，促其觉悟，回党工作。周恩来立刻派人到汉口车站守候。十一日，张国焘乘车到达汉口。周恩来和长江局其他领导人对他反复进行了批评和规劝，张国焘毫无悔改之意。为了做到仁至义尽，十七日，周恩来等正式向张国焘提出三点办法：一、改正错误，回党工作（这是我们最希望的）；二、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时期；三、自动声明脱离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52〕谈话后不到一个小时，张国焘就逃离八路军办事处，并留信说：“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52〕第二天，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周恩来在长江局机关支部召开的全体党员大会上讲话，对党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他指出张国焘不思改悔，同党同革命闹对立，搞分裂，直至公开叛党，告诫大家要以此事为鉴戒。
在武汉时期长江局的工作中，周恩来也有失误。这一点，他自己多次说过。一九四五年四月他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言时说：“那个时候在武汉，我们自己也有错误。就是说，当时在武汉做领导工作的同志，我也在内，着重在相信国民党的力量可以打胜仗，而轻视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在战争上强调运动战，轻视游击战。”〔53〕在这段时间内，长江局曾以王明、周恩来、博古等的名义多次致电中共中央，并发表过《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底意见》，其中有些意见是错误的。尽管这些文电主要是王明的思想，但周恩来是长江局副书记，并且署了名，也有责任。十二月会议和三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名义批评中共中央过于强调独立自主时，周恩来在发言中肯定了过去在各方面得到很大的成绩，提出了一些正确的看法，但也认为不能把全面抗战同片面抗战对立起来，说把独立自主发展到各方面会妨碍统一战线等。
为什么他会有这些失误？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确实面对着一个异常复杂的局势：随着日本军队的大举侵入，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必须实行全民族的抗战。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武汉失陷前，国民党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国共关系还比较好，这同武汉失守后有很大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时在某些问题上需要作出一些让步，有些事情也需要得到国民党的同意或承认。可是，针对国民党存在的两重性，怎样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正确地处理联合和斗争的关系？怎样在维护合作中又不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怎样恰如其分地处理好这一切？这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对当时的周恩来说来，也是一件还缺少足够经验的事情。
王明从莫斯科回来，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宣传：“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54〕提出了他的一整套政治主张。王明说这一切都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他这时又担任着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书记，是以“钦差大臣”的姿态回国的。王明的文章《救中国人民的关键》，同时刊登在《共产国际》、《布尔塞维克》等共产国际、联共（布）的机关刊物上，被广泛地宣传。这就使他的言论带有很大的迷惑力。周恩来和王明自然是不同的。只要客观地考察周恩来在武汉时期的全部活动，不难看到：他在同国民党谈判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在涉及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从来没有作过无原则的妥协和屈从；他一直坚持抗日和民主是不可分离的，竭尽全力地推进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他积极宣传持久抗战的主张，要求他和叶剑英负责指挥的河南竹沟那部分新四军要放手发展武装力量，开赴敌后，独立自主地发展抗日游击战争。从总体上看，他在这个时期的工作是正确的。但在有些问题上，他一度受到过王明的影响也是事实。以后，周恩来在一生中不知多少次地谈到他的这些失误，把它引为终身不忘的教训。
八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同王明、博古等离开武汉回延安，准备参加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
为了开好这次全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九月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先举行十多天会议。这时，任弼时已受中共中央委派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向国际和各国共产党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刚从莫斯科回来的王稼祥在政治局会议的第一天传达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同他谈话时所说的：“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55〕周恩来在二十六日的发言中说：我完全同意国际指示与毛泽东等同志的报告。关于抗战形势，他指出：抗战面临着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变。在第二阶段要发展游击战争，并使正规战与游击战适当的配合。新四军中的老干部要大胆放手去发展游击战争。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他说：我们拥蒋合作，拥护三民主义是巩固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但我们必须在保持党的独立性的原则之下。他还强调：根据今天中国战争长期性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对于各种区域的不同情况，要采用不同的方式，不要机械的呆板的规定，要有具体性与灵活性。〔56〕
九月二十九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各方面负责干部五十五人。这是六大以来人数到得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
王稼祥在会上再一次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周恩来在三十日下午，以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名义作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他详细叙述了六届五中全会以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接着又剖析抗战中国民党政策的矛盾性：第一，联苏实现了，但是还存在反共的思想，所以在各方面或明或暗地反对苏联影响的扩大；第二，联共政策实行了，可是同时又在国民党区域内发展限制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第三，要群众，因为抗战需要群众，军队补充需要群众，粮食的供给需要群众，同时又统制民众运动。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原则应该包括：坚持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战；坚持党的政治上的独立性，信仰共产主义；实现三民主义，从共产主义的观点来实现三民主义；认定国民党为主要合作对象，不是削弱国民党，而是推动国民党进步；坚持民众的动员；坚持国内民主；坚持国际和平阵线；坚持反对汉奸、托派；发展我们的力量，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等。〔57〕
这次中央全会的时间很长，开了一个多月，共有四十多人发言。毛泽东在十一月五日、六日作了题为《战争和战略问题》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的结论。六日，全会通过《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会议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中原局以刘少奇为书记，南方局以周恩来为书记、董必武为副书记。（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南方局管辖华南、西南各省，委员有周恩来、博古、凯丰、张文彬、徐特立、吴玉章、叶剑英、廖承志、吴克坚、邓颖超、刘晓、高文华、董必武，以周恩来为书记。十三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南方局批准以周、博、凯、吴（克坚）、叶、董六人为常委，江西、上海工作归南方局管。）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仍以项英为书记。
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阐明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策，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初步统一全党的认识，增强团结，推动各项工作迅速地向前发展。
周恩来没有参加完这次会议。他在会议第二天发言以后就离开延安，在十月一日回到武汉。四日，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转交毛泽东给蒋介石的信件，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和统一战线的主张。〔58〕八日，他将所谈内容写成书面意见交给蒋介石。十四日，再次会见蒋介石。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的主张表示赞同，但对两党关系问题仍不表示明确态度。〔59〕由于日军正以强大兵力开始向武汉进攻，局势日趋紧急，国民党的党政军机关陆续撤出武汉，周恩来同蒋介石关于两党关系的会谈不能不暂时中止。
十月七日至九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目前抗战形势》的长篇文章。文章一开始就指出：中国抗战，经过十五个月的英勇奋斗，完全证实了一个真理，即是：只有坚持长期抗战，才能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他写道：“中国抗战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持久战的方针是确定的。日本强盗既不可能一下子把我们赶到中国的‘堪察加’，迫上昆仑山，我们也不能很快的转弱为强，反守为攻，将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因此，中国战争的形势，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须经过持久战的三个阶段，才能争取最后胜利。”他从抗战形势发展的全局来观察武汉战役所占的地位，指出：“保卫武汉的战斗，从整个抗战的形势看来，它只是第一阶段能否即过渡到第二阶段的关键，而决不是能否继续长期抗战的关键。”〔60〕他详细分析了抗战发展中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同时又指出克服这些困难的种种有利条件。这时，由于武汉既濒危急，新的困难又已开始，一些悲观论者又怀疑这个前途，而一部分侥幸论者想从孤注一掷中挽救这个危机。周恩来冷静地说明相持局面到来的可能性，明确地告诉他们：“保卫武汉的战斗，固然愈久愈好，但决不能在长期保卫武汉的条件尚未具备的今天，想作孤注一掷的侥幸的尝试。这不仅对于保卫武汉并无大的帮助，而且对于继续长期抗战是有害的，是不利于转入相持局面之过渡阶段的。”“只有坚持长期抗战，加强国内团结，才是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转入相持局面的基本方针。”〔61〕这篇文章发表后，还印成小册子大量发行，使许多人从惶惑中看清前途，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
十月十九日，文协、政治部三厅和鲁迅纪念委员会三个单位联合发起，举行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周恩来不仅为《新华日报》的纪念专刊题了词，还同博古、邓颖超出席纪念会，在会上发表讲演。他热烈地赞颂鲁迅从不动摇和妥协的战斗精神，用来激励大家。他说：“到今天，抗战已经一年有余，更走到一个艰苦困难的阶段，纪念鲁迅先生，更应该学习这种倔强奋斗至死不屈的鲁迅，不退让，不妥协，困难愈大，更愈加努力，以克服困难，坚持抗战，特别要紧的是要有最后胜利的信心，伟大前途的认识，为达此目的而努力。”〔62〕
这时，武汉已准备放弃，各机关、工厂陆续内迁，周恩来一直坚持到最后。临撤前，他镇静地对中共湖北省委的今后工作做了细致的安排。他指示当时留在武汉的省委成员钱瑛、王翰将省委机关先向宜昌、沙市方向转移，以后根据游击战争的发展情况再考虑进入敌后。还说：省委今后主要抓游击战争的工作，陶铸随省委机关转移。待应城陷落后就去领导那里的游击战争。这个安排，对以后新四军第五师在鄂中平原和江汉湖区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二十四日晚上，局势已经十分紧迫了。周恩来来到汉口《新华日报》社，为《新华日报》汉口版口授最后一篇社论。社论郑重宣布：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我们一定要回来的，武汉终究要回到中国人民手中。这篇社论排出来后，周恩来又亲自看了一遍。二十五日凌晨一时，当报纸正在开印时，接到电话说：日军已经迫近市郊。周恩来命令报社其他人员撤退，由留下的工人将最后一天报纸坚持印出了一部分，张贴散发。〔63〕周恩来自己在安排报社最后一批人员撤退并检查了政治部对敌宣传科的工作后，才同叶剑英撤离武汉。
就在这一天，汉口陷落了。
周恩来在武汉工作了十个月。怎样看待他和长江局的这一段工作呢？这时，正处在全国抗战开始不久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从过去长期被封锁和隔绝的狭小范围里走出来，踏上领导全国人民抗日这个更加广阔的舞台。尽管在这个时期中，长江局的工作多少受到过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受到一些损失，但它在这个关键时刻对南中国各省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对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对团结各阶层人士和国民党爱国将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新时期下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许多都是在武汉开端的。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容忽视的。
【参考文献】
〔1〕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致洛甫、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1937年12月21日。
〔2〕《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长江中央局第一次联席会议》记录，1937年12月23日。
〔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375页。
〔4〕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38年1月11日。
〔5〕王明、周恩来、博古、彭德怀、叶剑英、董必武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38年1月21日。
〔6〕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8年2月底至3月初。
〔7〕周恩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9月30日。
〔8〕叶青：《关于政治党派》，转引自《血路》第2期，1938年1月22日。
〔9〕《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长江中央局第九次联席会议》记录，1938年2月6日。
〔10〕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毛泽东、洛甫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并转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1938年2月10日。
〔11〕《新华日报》，1938年3月12日。
〔12〕《中央关于国民党临全大会后的策略问题致长江局电》，《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3页。
〔13〕周恩来等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38年2月10日。
〔14〕周恩来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毛泽东的电报，1938年1月5日。
〔15〕王明、周恩来、博古、彭德怀致毛泽东、洛甫的电报，1938年1月20日。
〔16〕王明、周恩来、博古、彭德怀、叶剑英、董必武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38年1月21日。
〔17〕周恩来致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的电报，1938年7月26日。
〔18〕阳翰笙：《风雨五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167页。
〔19〕郭沫若：《洪波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19页。
〔20〕郭沫若：《洪波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19、20页。
〔21〕郭沫若：《洪波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21、23页。
〔22〕《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140页。
〔23〕《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142页。
〔24〕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十四次部务会报记录，1938年3月28日。
〔25〕阳翰笙：《风雨五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178、179页。
〔26〕阳翰笙：《风雨五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183、184页。
〔27〕郭沫若：《洪波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56页。
〔28〕阳翰笙：《风雨五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192、193、195页。
〔29〕《新华日报》，1938年2月10日。
〔30〕郭沫若：《洪波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206、207页。
〔31〕冯玉祥日记（根据冯玉祥的秘书当年整理的记录），1938年2月11日。
〔32〕冯玉祥日记（根据冯玉祥的秘书当年整理的记录），1938年2月14日。
〔33〕访问于志恭谈话记录，1983年10月19日。
〔34〕冯玉祥日记（根据冯玉祥的秘书当年整理的记录），1938年2月19日。
〔35〕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16页。
〔36〕访问张爱萍谈话记录，1987年6月。
〔37〕访问胡绳谈话记录，1988年4月。
〔38〕金城：《张冲同志入党前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
〔39〕张执一、王西萍、杨斯德：《从爱国军人到共产主义战士——回忆优秀共产党员何基沣同志》，《人民日报》，1983年1月8日。
〔40〕张仲实：《言犹在耳，记忆仍新——对周恩来同志的回忆片断》，《人民日报》，1985年1月8日。
〔41〕楼适夷：《忆老舍》，《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
〔42〕《新华日报》，1938年3月28日。
〔43〕老舍：《会务报告》，《抗战文艺》1938年第6期。
〔44〕许涤新：《群众周刊大事记序言》，《群众周刊大事记》，红旗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4、5页。
〔45〕《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150、152页。
〔46〕访问伊文思谈话记录，1983年9月22日。
〔47〕《巴苏日记摘抄》，《纪念柯棣华》，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183页。
〔48〕《巴苏日记摘抄》，《纪念柯棣华》，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184页。
〔49〕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38年1月21日，周恩来手稿。
〔50〕《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长江中央局第七次联席会议》记录，1938年1月22日。
〔51〕《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长江中央局第十次联席会议》记录，1938年2月15日。
〔52〕王明、周恩来、博古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38年4月18日。
〔53〕《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197页。
〔54〕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12月9日。
〔55〕王稼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9月14日。
〔56〕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9月26日。
〔57〕周恩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9月30日。
〔58〕周恩来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38年10月4日。
〔59〕周恩来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38年10月21日。
〔60〕《新华日报》，1938年10月7日。
〔61〕《新华日报》，1938年10月9日。
〔62〕《新华日报》，1938年10月20日。
〔63〕陆诒：《在周总理领导下做新闻工作》，《新华日报的回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