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陕甘宁边区周围方稍见平静，河北的局势又急遽恶化了。六月二十二日，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民政厅长兼民军总司令张荫梧突然率领三千余人，配合日军对冀中各县的扫荡，偷袭驻深县的八路军后方机关，杀害八路军指战员四百多人。吕正操率部奋起反击，经过一天激战，除毙伤外俘获张部旅长以下二千余人，张荫梧只率十余人逃出。七月二日，周恩来从延安电告朱德、彭德怀，指出：冀中解决了张荫梧部，但张逃脱后必乱打电报，影响重庆在其他各处实行进攻，“务请你们将张进攻冀中实情详报蒋、何、陈、李（济深）、冯（玉祥）等，并说明不得已自卫之原因，以证明责在张荫梧而不在我”。电报还说：“国民党因张受损失，必加紧进攻，请严防，尤重在与友军杂居或接近之处。”〔38〕
事情不出周恩来所料。张荫梧逃脱后，果然致电蒋介石，诬告八路军制造严重事件。七月二十二日，陈诚电周恩来提出抗议。八月二日，周恩来复电痛陈事实真相：“查冀中、冀南迭经敌之扫荡，均恃十八集团军之贺、刘两师及吕正操部坚持苦撑，始克保全现状。”“不仅华北军民有口皆碑，公认战绩；即在敌方广播，亦只认与八路军激战。不谓乃鹿主席、张厅长不知是何居心，必欲诬八路军见敌潜逃，进攻友军。弟虽不敢谓鹿主席之弃冀南而往豫北为畏敌潜逃，但张厅长之在深、冀两县所发生之武装冲突，都由于张部挑衅”，首先包围吕正操部引起。“现张部乔司令明礼尚在吕部驻地，不日即将带队归还张处，方可知此事。”〔39〕由于中国共产党义正辞严地公布了事实真相，也由于张部在逃窜中溃不成军，丢尽了蒋介石的面子，这年年底，国民党政府下令免去张荫梧的本兼各职。
接着，南方的湖南平江惨案的消息又传来了。这次惨案，其实在六月十二日就已发生。那一天，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特务营包围了新四军在后方的平江通讯处，当场打死新四军上校参议涂正坤，活埋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以及家属等十人。由于国民党严密封锁消息，周恩来在离开重庆时还没有得到消息。
七月二日，周恩来在延安得知事件经过后，立即致电陈诚提出严重抗议。他在电文中说：“弟此次回肤（延安），原冀与敝党中央商讨巩固团结大计，并求平服磨擦事态。乃北事未平南变又起，推波助澜者大有人在。此种阴谋，弟敢断言决非止于反共，其目的必在造成国共裂痕，以便其破坏抗战，走入不得不对日妥协之途，其处心之深，用意之毒，显系破坏分子所为。吾辈矢志团结，坚持抗战，对兹惨案，必须有以善其后，方能得事理之平。否则激荡愈多，愤懑难抑，弟虽努力亦难收效矣。”电报还说：“请转呈委座，严令查明此案真相，对死难者请给以抚恤，对肇事者务请严予惩治，并责令保证以后再不发生此类事件，使中共党员得有生存之保障。”〔40〕
七月十九日，陈诚复电周恩来，反诬涂正坤等“召集土匪，扰乱后方”，并称该集团军“维持后方治安，系适当处置”〔40〕。二十二日，周恩来再电陈诚，严词驳斥。他指出：平江通讯处“向属合法机关，且与当地政府驻军久有联络，决不能诬为土匪机关”；自湘鄂赣红军游击队开往江南编入新四军后，“其通讯处在平江一带协助政府肃清土匪，迭有成绩，文白（张治中——编者注）兄知之最清，今竟诬其为与匪相通，宁有是理？”“当武汉撤退，日军向南转进之际，当地土匪团队均曾劫夺散兵枪弹，独该通讯处招待散兵负责送还，当时驻军政府均有好评，一转瞬间，竟诬其灭尸缴械，其何能信？”“当弟由江南转往南岳之时，深知平江通讯处与地方关系素睦”，“而兄两至长沙，亦言湖南无磨擦，何相距月余竟造此口实，怎能令人置信？”周恩来在电文最后指出：“倘兄愿弄清事实真相，以便公平处理，则请中央或九战区特派专员会同剑英兄前往查明，定可使此沉冤大白于天下。”〔40〕
七月三十一日，周恩来答《新中华报》记者问，再次指出：“肇事者为我抗战之国军，遇害者亦为我抗战之将士，此等反共阴谋竟波及抗战前线，不能不承认其计之毒，心之狠。盖武装惨杀，最易引起内讧，内讧一起，必致破坏抗战，此正中投降派制造内部分裂逼我中途妥协之阴谋。”他要求最高当局：“本大公无私之怀，必能平反此案，为死者伸冤，为生者保证其最低合法权利也。”〔40〕
平江惨案引起新四军、八路军将士和边区人民的极大义愤。八月一日，延安各界人士隆重举行追悼平江惨案被难烈士大会。毛泽东等参加大会。周恩来送了挽联，上联是“长夜辄深思，团结精诚仍是当今急务”，下联是“同胞须猛省，猜疑磨擦皆蒙日寇阴谋”。这副挽联，反映了周恩来的满腔悲愤和他以民族利益为重、维护团结抗日的精神。
一九三九年八月初，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原来打算在四月前后召开，因为周恩来的东南之行而推迟了。由于政治局势的大幅度逆转，国内阶级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动，需要对统一战线问题再一次作出总体性估计，以便采取正确的对策。八月四日起，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这个报告分为三个部分：一、抗战两年的总结——经验与教训；二、目前时局的关键——目前时局的主要危险及克服危险的紧急任务；三、论统一战线。
周恩来一开始报告就说：一期抗战结束了，击破了敌人速战速决的方针，奠定了长期抗战的胜利始基，现在正由一期抗战进入二期抗战。在这个转折时刻，存在的主要危险是什么？他明确地指出：“中途妥协与内部分裂是目前的两大主要危险。”
从这个基本估计出发，周恩来认为：“目前克服危险的主要任务便是：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坚持全国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这确是力争时局好转的焦点所在。
周恩来以丰富的材料，论述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时局的演变过程和阶段性，详细剖析这个时期的国际形势、日本侵略者动向和中国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实际情况。他预言局势的发展，“不论好转，不论坏转，其前途总是复杂的，曲折的，而且还有新的变化可能。这就是说，一切变化都在潜伏中发展，而存在着突变的投降危险。这是目前时局之不平衡发展中的一个主要特点。”
他分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和特点，认为中国的统一战线既是民族的、民主的，也是社会的（即也会有社会解放的初步的和推动的作用）。但这三方面的特点是不平衡的，民族性是中国统一战线的强点，弱点是在民主性和社会性方面。
对蒋介石，周恩来一针见血地分析道：“蒋的思想基本上是反共的，不承认统一战线，实际政策也在那里限共防共，破坏统一战线，存在着妥协投降的危险；但目前的方针及形式上还讲团结，还主抗战，还不愿造成全国破裂的局面，这是蒋之思想与政策的最矛盾处，也就是他的政治特点。”
为什么蒋介石没有马上投降和分裂呢？周恩来认为，这是因为：一、投降将成为汪精卫的尾巴，或许会被迫下野。二、分裂会遭到国人甚至他部下一部分人的反对，并且不能战胜中共。三、日本提出的投降条件很苛刻。四、国内坚持抗战的困难还不是完全无法克服。五、国际的妥协派还不是一定要中国全部马上投降。
周恩来冷静地指出：蒋介石也有另一个特点，就是承认现实，只要现实对他有利，也能影响他改变一些办法，但阶级的根本思想是不会变的。“幻想蒋放弃其阶级立场，特别是对敌妥协性、对英美依赖性、对内反共性，是绝对不可能的。可能的只是使抗战延长，国内情形相当好转，以便于各方面的进步而已。”但就是这样，“基本的矛盾依然存在，仍然会随着进步而发展，常常妨害着进步，有时更会发生新的危险”。
他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对待统一战线的态度和心理状态，作了透辟的、入木三分的刻画：他们原则上不承认中国有阶级的对立；不承认共产党与国民党有对等的地位，甚至不承认其合法的存在；然而它是怯懦的，只要事实的发展不危害到它的基本利益，同时，事实的存在已成为不可变性，它也只好承认事实，迁就事实，以保存它未来的利益；但是它又是自大的，即使事实已经存在，只要它有权力否认，有可能拖延，仍然是不愿公开承认的，仍然企图设法取消的。因此，中国的统一战线不仅是不平等的，而且也不是公开法定的，它只是在不得已的默认中形成，在习惯中发展，不仅今天如此，就是时局再有进步，也仍然会如此。〔41〕
根据这些情况，他提出统一战线的方法应当是：
“一、在斗争上，我们要不失立场，但不争名位与形式；我们要坚持原则，但方法要机动灵活，以求达到成功；我们要争取时机，但不要操之过切，咄咄逼人。二、在组织上，要不暴露，不威胁，不刺激，以求实际的发展，但不能走向死路，也不要自投陷阱。三、在工作上，要使竞争互助让步相互为用，但竞争不应损人，克己互助不要舍己耘人，让步不能损害主力。四、在方式上，要讲手续，重实际，勤报告，重信义，守时间，以扩大影响，便利工作。”〔42〕
他对当前统一战线工作中遇到的一系列重要问题，逐一进行细致的剖析，提出处理这些问题的明确原则和具体办法。这些问题是：三民主义问题、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关系、政权问题、军队问题、对地方关系、对各党派关系、民众运动、文化宣传工作、边区问题、八路军问题和新四军问题。
谈到对蒋介石的关系时，周恩来主张：在他困难时援助他，在他蛮横时拒绝他；诚恳的批评，具体的建议；影响他左右的进步分子，反对那些落后分子；经过抗战将领及有正义感的元老造成进步的集团来影响他。周恩来特别强调：“有利的应该立即商定，不要希望将来会有更好的；无利的应该严正拒绝，不要拖泥带水，使他增加幻想；让步的应该自动让步，不要等他要求；可能实现的应该适时适当的提出要求，不要过多也不要太少，免致做不到或者吃亏。总之一句话，对蒋不要过存奢望，但也不是一成不变。”
对各党派的关系，他主张：“基本上应扶持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分子。”
在民众运动问题上，他认为，一般地讲，我们在民众中间统一战线的基础并不宽广。努力争取我们活动的机会，扩大我们的群众基础，仍成为我们的基本方针。因此，他主张：一切群众工作，仍应以抗战任务为出发点，以利发展；一切工作应以隐蔽为上，上层活动与下层活动分开；采取分散而不集中的原则，以求适合环境的发展；宁愿重复，不要急求统一；宁愿隔开，不要打通；宁愿持久，不要速成；宁愿埋头苦干，不重表面浮夸。
对文化宣传工作，周恩来认为：“发展抗战文化与提倡进步思想，是我党文化政策的方向。”“文化运动的口号应该是：民族化，大众化，民主化。”他主张：先求量的发展，后求质的进步；先求面的发展，后求深入；先求个性的发展，后求集体创造的成功；先求思想上的进步，后求艺术上的成功。〔41〕
为了做好这个工作，他还提出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六条守则：“一、坚定的立场。二、谦诚的态度。三、学习的精神。四、勤勉的工作。五、刻苦的生活。六、高度的警觉性。”〔43〕
当局势正处在激烈的变动中，环境显得那样险恶，许多事情仿佛还混沌不清的时候，要能充分理解事物的全部复杂性，而又迅速抓住问题的实质，作出如此清醒的、透辟的、有系统而又多层次的分析，提出明确而恰当的对策，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没有高瞻远瞩的恢宏气度、体察入微的剖析能力和丰富熟练的实际经验，是根本办不到的。周恩来的这个报告，总结了他在统一战线工作中长期积累的丰富经验，显示了他政治上的成熟和能帮助别人打开思想的高度智慧，是一篇高水平的报告。
这次政治局会议断断续续地进行到八月二十五日才结束。在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连续举行三天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对周恩来的报告作了充分肯定。他说：恩来、博古等的报告都有很多新的经验，和政治局六月决议在原则上是相同的，我都同意。毛泽东对南方局的工作给予很高评价。他说：这是广大的地方工作与统战工作，“工作做得好，各省工作有成绩”。他从六个方面指出南方局取得的成绩：一、发展了统一战线；二、发展了党的组织；三、推进了战争动员；四、发展了青年和妇女工作；五、开始了工农运动；六、帮助了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并说：具体讲，“这是在恩来领导下的成绩”。他针对南方局工作中还存在的弱点提出，方针是：一、巩固党；二、深入群众工作；三、向中层阶级发展统一战线。这是今后南方局的严重任务，要这样去适应新的环境与党的总任务。〔44〕
周恩来作结论时说：对时局的估计，大家是一致的。自武汉失守后，现阶段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我说明时局是在有突变危险的前途下说的。他对毛泽东提出的三个方针作了具体的阐发：一、对中层阶级团结不够。过去偏于联蒋，对中层阶级联络不够，如对黄炎培、梁漱溟等的联合工作做得不够，而国民党现在是不要中间分子。二、群众工作做得不够，即利用公开合法工作做得不够。许多同志不会灵活地打进公开合法的团体中去工作，不懂得群众工作要利用合法才能做得通。三、巩固党的问题。巩固已有阵地是主要的，但有的地方也可以发展。巩固党的工作，一方面是巩固内部，一方面是加强群众工作。会上还再次强调了新四军应坚持游击战争、巩固阵地、向东作战的方针。
政治局会议的最后一天，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确定以整顿、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为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决定一般地停止发展党员。以后，南方局向所属各级党组织贯彻了中共中央这个决定的精神。
这次政治局会议，在抗日战争处于新的转折的历史时刻，对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做了全面的总结和研究。会上进一步明确的三个方针问题，对以后的统一战线工作以至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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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发布的忠收第二九六号通报，1937年9月28日，复印件。
〔19〕阳翰笙：《怀念叶挺同志》，《回忆叶挺》，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第33页。
〔20〕黄绍竑：《我与蒋介石和桂系的关系》，《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中华书局1960年7月版，第104页。
〔21〕《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102—106页。
〔22〕中共中央书记处致项英并东南局的电报，1940年2月19日。
〔23〕项英致毛泽东、王明、周恩来的电报，1938年4月18日。
〔24〕毛泽东致项英的电报，1938年5月4日。
〔25〕王明、周恩来、博古致叶挺并报毛泽东的电报，1938年8月28日。
〔26〕叶挺致项英的电报，1938年9月30日。
〔27〕项英致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1938年10月23日。
〔28〕周恩来、叶剑英致项英的电报，1938年11月2日。
〔29〕周恩来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39年1月8日。
〔30〕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周恩来并转新四军的电报，1939年1月10日。
〔31〕周恩来致毛泽东、王稼祥并告项英的电报，1939年2月3日。
〔32〕《赤子之心——沈其震同志回忆叶挺将军》，《回忆叶挺》，第54页。
〔33〕《湖南党史大事年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141页。
〔34〕周恩来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39年4月30日。
〔35〕周恩来致中共中央书记处并转林伯渠的电报，1939年5月30日。
〔36〕周恩来、叶剑英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39年6月16日。
〔37〕周恩来致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陈诚等的电报，1939年7月。
〔38〕周恩来致朱德，彭德怀的电报，1939年7月2日。
〔39〕周恩来致陈诚的电报，1939年8月2日。
〔40〕《新中华报》，1939年8月1日。
〔41〕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提纲，1939年8月4日。
〔42〕《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4页。
〔43〕《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5页。
〔44〕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9年8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