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还动员国际舆论对蒋介石施加压力。斯特朗回到美国后不久，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建议她发表所知道的情况，并附去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重建新四军的命令。斯特朗立刻通过纽约一些报纸和《美亚》杂志，披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28〕
苏联政府也明确表示态度。国民党驻苏大使邵力子原定于一月十七日晚举行宴会，莫洛托夫已答应出席。皖南事变的消息传来，苏联外交部建议宴会改期。邵力子到苏联外交部去解释。洛佐夫斯基副部长批评说：苏联人决不做可使敌人快心的事。请问大使阁下，日本人对此事高兴否？请转告贵国政府勿做敌人快心之事。在重庆，周恩来同苏联驻华使馆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和武官崔可夫先后向何应钦、白崇禧等提出质问。蒋介石这时还需要取得苏联的援助，只得要张冲和王世杰分别宴请潘友新和崔可夫进行解释。一月二十五日，潘友新会见蒋介石，向他指出：进攻新四军有利于日本侵略者。他要蒋介石注意，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46〕
局势的发展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在国内外舆论的一片责难声中和英、美、苏三国政府的外交压力下，蒋介石突然发现自己在政治上已陷入异常孤立和被动的境地。
为了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皖南事变的严正立场，在国民党发布一月十七日通令和谈话后三天，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同天，又发表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提出中国共产党关于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
“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
“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
“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
“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
“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
“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
“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
“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47〕
一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将这十二条交给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转交蒋介石，并且充分运用它作为打击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有力武器。这十二条既义正词严，又合情合理。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谈话中并指出：“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47〕这就大大将了蒋介石一军，使他在政治上更处于进退两难的狼狈境地：既不能接受这十二条，又提不出足够的理由来拒绝这十二条，从而在全国人民面前更加输了理。
这时，另一件出乎蒋介石意料之外的事情又发生了。那便是二月初日军在河南发动大规模进攻。一月十七日通令和谈话发表的第二天，日军便开始调动七个师团，在二十四日大举进攻，将国民党军队汤恩伯部等约十五万人包围于平汉铁路以东。这次进攻，规模很大，战况激烈。蒋介石原想以反共来停止敌军的进攻，以为日本至少会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而事情的发展却处处同他的愿望相反。这是为什么呢？第一，在日本政府看来，国共冲突固然很好，但与其坐观，还不如乘机进攻，把你进一步削弱，中国问题就可以容易解决。三十日，日本陆相东条英机的讲演中说：蒋政权内部打架，固然不能抗战，但日本决不能依赖国共纠纷，而是要依赖自己的力量来解决中国事件。第二，蒋介石想把八路军、新四军压往黄河以北，这也不符合日本政府的愿望。东条说：华北是日本人的根据地，蒋介石要驱逐华中共产党去华北，破坏日本利益。日本军队出于这两重原因而在这时大举进攻，对蒋介石自然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迫使他对内更不能不采取和缓的步骤。
国民党刚刚在一月十七日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顶点，还没有来得及展开，便不能不悄悄收缩退却了。中国共产党敏锐地察觉到时局发展中的这种变化。毛泽东在二月七日致电周恩来说：“依我观察，他们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敌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非想个妥协办法更加于他不利。”〔48〕
于是，斗争焦点便转到中国共产党人是不是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这个问题上来。
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名单在皖南事变发生前十来天（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刚刚公布。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参政员仍是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等七人。这届参政会的第一次会议原定在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开幕。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纷纷表示：国民参政会开会，中共参政员的出席是必不可少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也留在重庆不走，据说是专等观光国民参政会开会。蒋介石异常焦灼。他急于想把共产党人拉进国民参政会来，以减轻国内外对他的非难，摆脱困境。
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能随便地、无条件地出席这次国民参政会。这样做，必须力争取得社会各界的理解和同情。二月十日，周恩来同黄炎培、沈钧儒、邹韬奋、章伯钧、左舜生、张君劢等会面，向他们说明中国共产党拒绝参加这次国民参政会的原因。他们表示谅解。会面后，周恩来接受沈钧儒等的建议，又致电中共中央，主张以中共方面七参政员的名义将十二条要求提交国民参政会讨论，并以接受十二条作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
这是十分高明的一着。它不仅极大地扩大了十二条要求在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影响，又进一步表明中国共产党力求恢复国共团结、坚持对敌抗战的立场，从而博得了国内外更多人的同情。十四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周恩来的这个建议。
一场新的巧妙的斗争开始了。二月十八日，周恩来将七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的公函送交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声明在中共所提十二条善后办法未得裁夺以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同时将这封公函抄送各党派和有正义感的参政员二十余人。这是一个爆炸性的消息。王世杰接到这封公函后十分紧张，立刻找张冲商谈，认为这是中共表示决裂。张冲接连找周恩来，要求将这封公函暂行收回两天，以便他从中奔走，请蒋介石约周谈话。周恩来早就胸有成竹，当即严词拒绝，指出：“十天中，政治压迫之严重和接连不断，无理已极，实属忍无可忍。”张冲劝说：“蒋是吃软不吃硬的，结果必致翻脸。”周恩来爽快地回答：“翻脸已半翻脸了。现在所能做的，不过是讨伐令，全国清党，逮捕办事处人员，封闭《新华日报》等等，我们已经准备着了。至于见蒋，必不能得结果，仍是撤过黄河那一套。”〔49〕二十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说：“我想，目前还不是谈判的好时机，见蒋毫无结果，而且击退顽方政治压迫，必须动员舆论和中间力量，故将此事经过参政员来调解是必要的。”在国民党的严重政治压迫下，这样断然的处置可能带来什么后果，周恩来当然都想到了。他处之坦然，向中共中央坚决表示：“我们一切都准备了，即他捕杀讨扣，毫无所惧。”〔49〕
离国民参政会开会只有四天了，谈判仍处于僵持状态。国民党方面越来越焦急，希望共产党能撤回七参政员公函，出席国民参政会。二月二十五日晨，张冲又到周恩来那里去，谈了大约三个小时。周恩来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七参政员公函不能撤回。张冲苦苦哀求，甚至说：为了国家计，他跪下也可以。周恩来说：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在新四军问题后，政治压迫，军事进攻，我们确无让步可能。张冲又提出周恩来见蒋的问题。周恩来回答：目前见蒋亦无意义，因不会得到任何结果的。张冲急忙说：不然。并表示：根据各方面可能的意思，可以有几项具体办法，要求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报告。这些具体办法是：一、军事上，十八集团军以正规军开到黄河以北，其他游击部队完全留华中，再归还一军的番号，以补新四军的缺，归还叶挺和其他干部，边区或冀察政权照前议；二、参政会改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三、军事进攻停止，政治压迫要总解决，请蒋负责纠正，再不许发生新事件。显然，国民党方面已走投无路，开始软下来了。周恩来不为所动，回答张冲：所提具体条件可以报告中共中央，但没有必要收回公函，更没有必要见蒋。〔50〕
第二天，周恩来又会见张冲，告诉他中共中央的答复：“非十二条有满意解决并办理完毕确有保证之后，决定不出席参政会。”〔51〕张冲看了来电后说：“漾电等于破裂。”周恩来说：“责在国民党。我党为挽救破裂，故提出十二条。”张冲又谈到具体条件问题。周恩来说：“中央要我回去讨论。”张冲说：“你如回去，他们（指国民党）又要说你们破裂了。”周恩来说：“你们不让我回去岂不更表示压迫？”张冲说：“可否你回去讨论，参政员公函也要撤回，董（必武）、邓（颖超）两位可出席参政会？”周恩来说：“万做不到。这样做将成为历史上滑稽剧，不是侮辱我们？”张冲说：“董、邓如不出席，他们不会让你回去的。”周恩来立刻回答：“我本准备在此待捕的。”张冲又说：“即使董（必武）、邓（颖超）只出席一人也好。”周恩来讥讽地说：“国民党请客吧，被请者为‘奸党’，还要客来捧场，岂不是侮辱？”并再次坚决地告诉他：“出席是不可能的。”〔52〕
三月一日，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在重庆开幕。上一天晚上，各方面都在等待着中国共产党参政员出席的消息。国内外的压力都这样大，国民党方面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蒋介石的侍从室从晚上到清晨不断用电话向王世杰询问消息。开幕那天清晨，张冲等又奉蒋介石之命来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遭到谢绝。当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报告：“此次参政会我们得了大面子，收了大影响。蒋亲提主席名单，昨夜今朝连续派两批特使迎董、邓，一百多国民党员鸦雀无声，任各小党派提议，最后延期一天，蒋被打得像落水狗一样，无精打采的讲话。全重庆全中国全世界在关心着、打听着中共代表究否出席，人人都知道延安掌握着团结的人是共党中央。”〔53〕
这一场政治仗打得十分漂亮。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这次参政会是有足够理由的。因为皖南事变是国民党的过错，这一点全国都已知道，中国共产党以不出席参政会来表示抗议，没有什么错，何况中共方面又已提让步条件，国民党仍不答应，错更在他们方面。国际国内局势的发展，也使国民党顽固派感到进退失据，一筹莫展。因此，中共中央判断，只要熬过目前一关，就有好转可能。
为了做到仁至义尽，参政会开会的第二天周恩来又采取新的主动行动，致函张冲转蒋介石，提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并说：“倘能蒙诸采纳，并获有明确保证，则敝党参政员届时必能报到出席。”〔54〕董必武、邓颖超也在同天清晨写信给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说：“兹为顾全团结加强抗战起见，必武、颖超特就在渝所见各方奔走之殷，提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附列如后。倘此十二条能蒙政府采纳，并得有明白保证，必武、颖超届时必可报到出席。”〔55〕这十二条临时解决办法，是中共中央采纳周恩来、董必武的建议，在两天前提出来的。它的内容是：
“一、立即停止全国向我军事进攻。二、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及各地之被捕人员，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之禁令。三、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之一切压迫。四、承认陕甘宁边区之合法地位。五、承认敌后之抗日民主政权。六、华北、华中及西北防地，均仍维持现状。七、于第十八集团军之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两集团军共应辖有六个军。八、释放叶挺，回任军职。九、释放皖南所有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家属。十、退还皖南所有被获人枪。十一、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每党每派出席一人，国民党代表为主席，中共代表副之。十二、中共代表加入参政会主席团。”〔56〕
张冲收到周恩来来信后，借口“时间过急，等于哀的美敦书”〔57〕，将来信和十二条退回。周恩来立刻重新送去，并附信说：“倘此次竟因先生退此公函作为贵党破裂表示，斯诚弟所不敢置信”。〔54〕同时，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又联名写信给黄炎培、张澜、张君劢、罗隆基、梁漱溟、左舜生、章伯钧、沈钧儒、褚辅成、邹韬奋、张申府等各党派代表，告诉他们：中国共产党为顾全大局起见，“改定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具见于与参政会公函中”。并且申明：此等办法，我党实已委曲求全，倘能接受，并有明确保证，“必武、颖超必亲往参政会报到”。如果这样的要求仍遭拒绝，造成局势恶化，中国共产党人也已“问心可告无愧”了。〔58〕
鉴于《新华日报》准备发表的《中共参政员未出席本届参政会真相》一文遭到扣压，周恩来决定不经送审而自行出版《新华日报》增刊一大张，将中共方面有关本届参政会的全部文献公开发表，使广大群众都能了解。
这十二条临时解决办法最后虽仍未被接受，董必武、邓颖超也没有出席这次国民参政会，但中国共产党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已博得广大群众、包括中间力量的同情。国民参政会在闭幕前通过国民党参政员提出的反共决议，那已是退兵时的一战了。
国民参政会闭幕后几天，蒋介石在三月十四日约见周恩来。宋美龄也在座。蒋介石这次谈话的目的已在和缓对立空气。他不再有前一时期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一开始就向周恩来表示：“两月多未见面，由于事忙。参政会开会前，因不便未见。”“现在开完会，情形和缓了，可以谈谈。”周恩来将新四军事件和近来各地政治压迫的状况说了一遍。蒋介石对新四军事件有意置而不答，对各地的政治压迫则推说：这是底下做的，不明白他的意旨。对周恩来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如《新华日报》、放李涛等人、发护照等问题，表示都可以做到。周恩来又提到防地、扩军问题。蒋介石对防地问题没有回答，但也没有再讲开往黄河北岸的事，而是含糊其词地说：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军队多点，饷要多点，好说。〔59〕二十五日，宋美龄又出面宴请周恩来和邓颖超，蒋介石、贺耀祖、张冲也在座。周恩来再一次谈了停止军事进攻和制止政治压迫等问题。当天，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说：“今天见面仍只是表面上的轻微缓和，实际上要看他是否真正做些缓和的事。”〔60〕
在这以后，国共关系趋向一定程度的缓和。
这一次反共高潮，前后经历了将近半年的时间。这是充满着惊涛骇浪的日子，国共两党的关系发展到破裂的边缘，问题的处理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极端严重的后果。
周恩来在这些风云险恶的日子里，始终屹立在斗争的第一线，并参与着中共中央的各项重大决策，多方面地展现了他的品格和才能。《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在回忆中说：“在那时候同志们也就经常这样说，‘在工作中有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感觉——有恩来同志在！’”〔61〕他处身于龙潭虎穴之中，全然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大义凛然，光明磊落，从容沉着，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机智灵活地处理着各种复杂的事态，以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巧妙而又恰到好处地击退国民党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赢得了国民党统治区广大群众、包括中间阶层的同情和信任。国民党时而用硬的高压威吓，时而用软的哄骗哀求，始终奈何不了他一点。中共中央在三月二十二日一个文件中说：“蒋介石在这次斗争中，遭遇到真正的劲敌与攻不开的堡垒。”〔62〕
这一次国共斗争，是两党力量的一次大检阅，中间波涛汹涌，高峰迭起，引起全国及全世界人士的注目。经过这场暴风雨的洗礼，中国共产党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更加提高了，成为坚持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这次反共高潮的被击退，充分显示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上的成熟，表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力量对比已发生深刻的变动，对此后的中国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4月29日。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19年6月第2版，第756页。
〔3〕中共中央致项英、周恩来、叶剑英、廖承志的电报，1940年5月。
〔4〕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8月4日。
〔5〕周恩来致毛泽东的电报，1940年6月4日。
〔6〕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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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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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8月16日。
〔13〕周恩来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40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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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8月31日。
〔16〕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议记录，1940年10月4日。
〔17〕孔原：《在南方局工作的片断回忆》，《中共党史资料》第12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49页。
〔18〕《周恩来关于德意日三国协定后形势的分析和对何、白“皓电”对策的建议》，《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1月版，第74页。
〔19〕毛泽东致周恩来、彭德怀、胡服、项英的电报，1940年10月29日。
〔20〕周恩来致毛泽东的电报，1940年10月24日。
〔21〕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0年10月25日。
〔22〕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电报，1940年11月1日。
〔23〕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0年11月2日。
〔24〕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0年11月3日。
〔25〕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并告彭德怀、胡服、项英的电报，1940年11月30日。
〔26〕《为顾全大局挽救危亡，朱彭叶项复何应钦、白崇禧佳电》，《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1月版，第84页。
〔27〕周恩来致毛泽东的电报，1940年11月3日。
〔28〕[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我在中国的经历》，《人民日报》，1980年3月27日。
〔29〕周恩来致毛泽东并告中共中央的电报，1940年12月26日。
〔30〕《新华日报》，1941年1月12日。
〔31〕中共中央书记处致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电报，1941年1月20日。
〔32〕《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134页。
〔33〕《新华日报》，1941年1月18日。
〔34〕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2月2日。
〔35〕新华日报馆传单：《反对非法扼死〈新华日报〉》，1941年2月。
〔36〕廖似光、王辉、王勉：《并肩战斗创伟业，高风亮节四海扬》（资料稿），1984年10月。
〔37〕周恩来致毛泽东的电报，1941年1月20日，雷英夫提供资料，1982年3月，手稿。
〔38〕冯玉祥日记（根据冯玉祥的秘书当年整理的记录），1941年2月21日。
〔39〕许涤新：《〈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序》，《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2页。
〔40〕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2月14日。
〔41〕[西德]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5月版，第361页。
〔42〕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41年2月16日。
〔43〕《新中华报》，1941年3月9日。
〔44〕《新中华报》，1941年3月20日。
〔45〕《蒋总统秘录》第十二册，《中央日报》，1977年7月版，第137、115页。
〔46〕《蒋总统秘录》第十二册，《中央日报》，1977年7月版，第116页。
〔4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19年6月第2版，第775页。
〔48〕《毛泽东关于对蒋介石政治动向的估计给周恩来的通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1月版，第206页。
〔49〕《周恩来关于提出十二条和张冲交涉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1月版，第213页。
〔50〕《周恩来关于出席参政会问题与张冲谈判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1月版，第217、218页。
〔51〕《中共中央关于不出席参政会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1月版，第220页。
〔52〕《周恩来关于同张冲谈拒绝出席参政会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1月版，第219页。
〔53〕《周恩来关于出席参政会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1月版，第225页。
〔54〕周恩来致张冲的信，1941年3月2日，手稿。
〔55〕《董必武、邓颖超致国民参政会公函》，《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1月版，第242页。
〔56〕《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1941年3月，周恩来手稿。
〔57〕张冲致周恩来的信，1941年3月2日。
〔58〕《周、董、邓致各党派领导人士书》，《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1月版，第243页。
〔59〕《周恩来关于同蒋介石谈判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1月版，第235页。
〔60〕《周关于同蒋交谈的几个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1月版，第240页。
〔61〕潘梓年：《〈新华日报〉回忆片断》，《新华日报的回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52页。
〔62〕《中共中央一九四一年三月政治情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1月版，第27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