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日左右，夏衍的《法西斯细菌》在重庆上演。这个戏是通过一个原来不过问政治的细菌学家转变为反法西斯战士的过程，揭露了法西斯的罪恶，抨击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大概三天后，周恩来找夏衍到曾家岩五十号，很高兴地对他说：“这出戏写得不错，我打算请几位医生看看，听听他们的意见。”他说：“皖南事变之后，重庆文艺界万马齐喑。我们在这个时期钻了国民党的一个空子。沫若的《屈原》打破了十个多月来的沉闷，连国民党的‘要人们’也去看了，当然他们也知道，戏里骂的是什么人。但这是古代的事，是历史，他们也没有办法。”〔27〕当天晚上，周恩来便邀请了五六个中外医生一起到剧场去，看了《法西斯细菌》这出戏的演出。
周恩来十分重视发挥多种文艺形式的教育作用。一九四二年秋一个晚间，他和郭沫若应重庆《新民报》几位编辑、采访方面负责人的约请，同他们座谈。他仔细询问了《新民报》的情况和困难，向他们提出了许多建议，并向在座的著名小说家张恨水说：“同反动派作斗争，可以从正面斗，也可以从侧面斗。我觉得用小说体裁揭露黑暗势力，就是一个好办法，也不会弄到‘开天窗’。恨水先生写的《八十一梦》，不是就起了一定作用吗？”〔28〕
他对音乐界、美术界的工作也十分关怀，曾要求《新音乐》月刊总编辑李凌在扩大新音乐的群众队伍以外，还要加强同音乐界上层人士的团结工作。他对李凌说：“许多音乐专家也是主张团结抗日的，你们要关心他们，人手越多越好，在这方面不能关门。”后来，由田汉出面主持召开音乐家的座谈会，邀请缪天瑞、黎国荃、陈田鹤、胡然、盛家伦等参加，引起各方面人士对新音乐运动的关心。南方局文化组还加强同马思聪、范继森、夏云秋等人的联系，周恩来也同黎国荃、范继森等谈话，争取他们的支持。〔29〕为了更好地发挥多种文艺形式的宣传作用，周恩来又指示《新华日报》增辟《木刻阵线》、《戏剧研究》等几个副刊，团结了不少朋友。
对留居重庆的进步的学术工作者，周恩来同他们保持着密切的接触。皖南事变后，沉闷的政治空气压得许多人透不过气来。周恩来却神情自若地对他们说：“形势不利于大规模地搞公开活动，但这也是一个机会。有研究能力的人，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坐下来搞点研究，抓紧时间深造自己，深入研究几个问题，想写什么书，赶快把它写出来。”他爽朗地说：“等革命胜利了，要做的事情多得很呢。到那个时候，大家就更忙啦，你们想研究问题、写书，时间就难找啦！”〔30〕
周恩来这些话，使很多人顿时感到豁然开朗，驱散了笼罩在心中的乌云，开始埋头从事研究和著述。许多重要的学术著作，如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翦伯赞的《中国史纲》、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等，便是在这段时间内开始写作或写成的。
对学术研究工作的方向和学风，周恩来也经常给予具体的指导。当时进步的学术工作者中间有一个读书会，参加的有许涤新、胡绳、杜国庠、翦伯赞、侯外庐、王寅生等。周恩来也常去参加。侯外庐回忆说：“有时，因为形势不利，与会者显得不活跃的时候，周恩来同志出现在大家面前，总是谈笑风生，甚至讲点笑话。当我们讨论热烈的时候，他则通常是静听不语。在我的印象中，周恩来同志与会时，读书会的成员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问什么就问什么，大家丝毫不觉得拘束。有时，他也发言，那是一种完全以平等身分发表意见、探讨问题的发言。事实上，周恩来同志的意见只要一经提出，总被大家接受、采纳，奉为原则。他的意见能有这样的力量，并不是由他的地位所决定的，而是由他在大量的学术问题上，就如同在政治问题上一样，都有着敏锐的洞察力、透彻的分析力、准确的判断力所决定的。”〔31〕
当时，参加读书会的那些进步学术工作者都把宣传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冯友兰、贺麟视为对立面。一次，周恩来来了。大家正在热烈地谈着这个话题。周恩来听了一会儿，便平静地说：“民族大敌当前，在千千万万种矛盾中间，学术理论界也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我们和冯友兰、贺麟在阶级立场上，矛盾固然是尖锐的，但毕竟不是主要矛盾。当前，学术理论上最危险的敌人，是国民党右派的妥协投降理论，我们斗争的锋芒应该对准陈立夫的《唯生论》。”〔31〕这番话，把大家都说服了。
周恩来还特别注意培养良好的学风。他常强调，学术上的是非真伪，要通过深入研究、充分讨论、详尽说理来解决，切切不要强加于人。强加于人不仅不能达到目的，相反还要失去群众。
周恩来对进步学术理论工作所做的指导，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侯外庐多年后在他的回忆录《韧的追求》中还写道：
“在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的心脏所在地——重庆，周恩来同志，把我们一群渴望为抗战出力，有志于研究而困难重重的学术工作者组织起来，充分调动了每一个人的积极性，还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学风正派、方向明确、大家同舟共济、人人脚踏实地的研究环境。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如果说，我一生还曾取得一些成绩的话，一个极重要的原因便是，我受到过周恩来同志的指导，我在那个环境中得到过支持，得到过锻炼。”〔32〕
进步出版事业，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向广大人民群众传播革命真理的有力阵地，是党的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进步出版事业的摧残更为加紧。周恩来约请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的负责人共同商议对策。他提出要采取“化整为零、多种形式”的做法，将进步出版机构严格区分为一、二、三线：第一线出版物要敢于冲锋陷阵，准备牺牲；第二线着重出版理论性书籍以及同现实政治关系不那样直接的书籍；第三线出版工具书、技术性书籍和中外文学书籍，采取更为稳重、隐蔽的做法。〔33〕三家书店根据这些原则，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一直坚持了下来，继续出版各种进步书刊，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除了在文化战线上取得重大突破以外，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领导下，国民党统治区的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对民主党派和地方实力派的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
重庆是抗日战争中后期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各民主党派都在这里集中。著名的高级知识分子和民族资本家很多也在这里。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任务，是要在揭发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斗争中，争取各民主党派、争取地方势力，争取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认清形势，逐步摆脱国民党顽固派的影响，跟着共产党一道前进。这是有可能的。但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要把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这方面取得的第一个重大突破，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的成立。这离皖南事变只有两个多月，离第二届国民参政会闭幕只有九天，在当时政治气压低沉的国民党统治区是一件大事。这个组织的前身是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它由国共两党以外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后改称“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以及少数无党派人士联合组成。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九日，张澜、黄炎培、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左舜生、罗隆基等十七人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推选黄炎培为主席（这年冬天改由张澜担任）。十月，向国内外公开宣布政纲和宣言，提出贯彻抗日主张、加强国内团结、结束党治、实践民主精神、厉行法治、保护合法自由等政治主张，在国内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酝酿成立的过程中，曾多次同周恩来商议。成立后，周恩来经常同他们在一起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共商国是。救国会的胡子婴回忆说：“他经常给我们讲解形势，分析非常精辟，使我听了心明眼亮。他还常常告诉我们一些如何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策略，使我们在工作中增添了勇气和办法。”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他原以为发动皖南事变打击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其他党派必然会低下头来，跟着他走。可是，这些党派却从事实中看到：蒋介石对有着强大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尚且采取这等蛮横的手段，自己要是再不团结起来，就只会被吞没而无法生存。如果说，皖南事变以前不少民主党派站在中间，有时甚至更倾向于国民党，而到皖南事变以后，虽仍站在中间，却是逐步向中国共产党靠拢。这对中国政治局势的发展，特别是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月间，中华民族大众同盟（后改名“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在重庆成立。这是一个秘密的政治团体。参加成立大会的有王昆仑、许宝驹、王炳南、刘仲容、阳翰笙、吴茂荪、侯外庐、屈武、阎宝航、高崇民、赖亚力等。它是在周恩来的帮助与推动下成立的。他们中许多人同国民党上层人物有着密切的关系，王昆仑还是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这个团体成立后，从政治见解到斗争行动都同中国共产党基本一致，处处密切配合，在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争取国民党上层人士中可以争取的分子，分化国民党顽固派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那时在西南各省，地方实力派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除贵州外，在四川、云南、广西等省，他们都拥有相当数量的军队和辖地，同蒋介石排除异己的政策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的势力深入西南，他们都觉得自己的处境岌岌可危，如果在政治上孤立无援，就难以生存下去。对他们，周恩来做了不少工作。
曾经担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刘文辉，这时仍拥有地方武装十万多人，是川康地区地方实力派的首领。周恩来早就通过各种渠道同他建立联系。一九四二年二月，周恩来同刘相约在重庆机房街吴晋航的住处见面，恳谈了一个多小时。周恩来向刘文辉分析国内的政治形势，表示：共产党愿意同国民党民主派合作，尤其希望西南地方的民主力量能够同共产党密切联系，具体配合。在现阶段，就是要促进西南地方民主力量的团结，联合起来坚决抵制和反对蒋介石政府的一切反动政策。共产党愿意在政治上给国民党地方民主力量以支持。接着，南方局在这年六月派人到雅安同刘文辉建立经常联系，并在他那里设立秘密电台，同延安直接通报，一直坚持到一九四九年刘文辉在川康地区起义。四川另一个地方实力派人士潘文华，周恩来也同他面谈过两次，并在他那里长期设立秘密电台，直到一九四九年潘文华在川西地区起义。
云南可以说是大后方的后方，地位十分重要。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在云南主政十多年，同蒋介石有着深刻的矛盾。一九三九年南方局批准成立云南省工作委员会时，周恩来就指示他们：“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要利用国民党中央与龙云地方实力派的矛盾，做争取地方实力派的工作，以利我们动员群众，坚持抗战，更好地发展我们党的工作。”〔35〕一九四一年初，南方局派朱家璧回云南军队工作。周恩来叮嘱他：“你到过延安，进过抗大，人家是会知道的，这个问题不能回避。你回云南后，只能是以进步的面貌出现，不能装落后。装落后，人家是不会相信的。”〔36〕他回云南后，说是从抗大请假回来探亲的，不久被任命为滇军第一旅营长。一九四三年九月，南方局派华岗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分直接同龙云接触。龙云主动建议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在云南设立秘密电台，以便保持经常联系。电台就安置在昆明五华山云南省政府内。经龙云同意，《新华日报》还在昆明设立营业分处。由于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联合而成）等高等学府在云南，也由于龙云采取的开明态度，昆明的民主运动广泛开展，被誉为国统区的“民主堡垒”。
广西桂林在抗战爆发后是大后方进步文化活动的重要中心。皖南事变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被迫撤销。周恩来又派李亚群去建立桂林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他对李亚群说：“桂林这个阵地不能丢，一定要保存下来大大发挥作用；广西同其他地方有差别，要充分利用这个差别，做好交朋友的工作。”李亚群去后，得到新任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的支持，工作逐步恢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批文化人回到桂林，地方当局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作了安置，使桂林的进步文化活动在艰苦的条件下又逐步发展起来。
对当权的国民党，周恩来坚持要采取分析的态度。认为它的内部并不都是一样的，除一部分顽固派外，也有不少主张抗战和团结的进步分子，必须加以区别。
他同冯玉祥、于右任、邵力子、张治中、贺耀祖、朱学范、李德全等都有密切的交往。冯玉祥六十岁生日时，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的专文，赞扬冯玉祥多年以来坚持御侮，反对投降，呼吁团结，致力联苏，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并且写道：“国家今日，尚需要先生宏济艰难，为民请命，为国效劳。”〔37〕冯玉祥读后很受感动。他写了一首《谢寿》的诗，里面说：“我只有在今天立一个最大的决心，做一个崭新的青年人，向着真理不断的迈进，为了我们的国家民族，为了全国同胞和全世界的人群，努力不懈不怕牺牲，尽自己的本分打倒侵略的敌人。我就拿这一点恳挚的心情，来感谢我的长者和朋友们。”〔38〕
冯玉祥的旧部、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荩忱）在襄樊战役中英勇奋战，壮烈殉国。在他牺牲三周年时，《新华日报》出版《张自忠将军殉职三周年纪念专刊》，周恩来写了题为《追念张荩忱上将》的代论，热情地赞颂：张上将是一方面的统帅，他的殉国，不仅为抗战树立了楷模，同时，也是为了发扬我们民族至大至刚的气节和精神。这种生死不苟、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乃是抗日战争中所需要的宝贵精神。我们在抗日战争最后的一段行程中，要有伟大的爱和憎，爱我们抗日的同志，恨那般杀死我们抗日同志的敌人，不调和，不妥协，一直打到最后胜利。
对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周恩来一直十分关心。一天晚间，他找于的女婿屈武到新华日报营业部楼上谈话，叮嘱屈武：“于右任先生是位公正的人，有民族气节，但是在国民党内部他还不能算是一位真正的左派。他态度不坚定，旗帜不够鲜明。于先生是你的老长亲，你应该爱护他，首先在政治方面爱护他。要帮助他认识两党合作团结抗战的重要性，对这方面发生的重大问题，要有正确的理解和积极的态度。”皖南事变发生后，屈武把事变经过的真相系统地告诉了于右任。于右任听了非常气愤，拍着桌子大声地说：“这种破坏两党的合作，简直就是破坏抗战，我们一定要讲话！”沉默一会后，他又叹了一口气说：“唉！讲了又有什么用呢！”对周恩来在皖南事变后的态度，于右任曾赞叹说：“恩来先生的人格真是伟大！”以后，于右任因监察院对一件重大贪污案件的弹劾同蒋介石发生了一点冲突，愤而移居成都。但他又担心蒋介石进行报复，甚至做了恶梦，心里很不安。周恩来知道后，对屈武说：“于先生和邓演达先生不同，他这块元老招牌老蒋还是要利用的，绝不会加害于他。你要请于先生鼓起勇气，对老蒋该顶的还是要顶。”〔39〕
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一日去世。周恩来不仅给他的追悼会送去“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联，又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悼张淮南先生》一文。他写道：“淮南先生逝世将三月了。每念公谊，迄难忘怀，而且也永不能忘怀。”“我与淮南先生往来何止二三百次，有时一日两三见，有时且于一地共起居，而所谈所为辄属于团结御侮。”“我与淮南先生初无私交，且隶两党，所往来者亦悉属公事，然由公谊而增友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于往还，丧及党格。这种两党间相忍相重的精神，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后一口气的。”〔40〕周恩来这种诚挚的感情，也使国民党中一些人士受到感动。
原来担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中国银行顾问、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的马寅初，因痛斥官僚资本而被监禁。他六十寿辰时，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赠送寿联，向他遥致祝意。上联是“桃李增华，坐帐无鹤”，下联是“琴书作伴，支床有龟”。〔41〕
周恩来在重庆期间的交往面十分广泛。皖南事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周恩来晚上经常在民生路新华日报营业部二楼会见各方面人士，不仅同他们谈团结抗战，而且一起谈历史，谈哲学，谈文学，谈经济，结交了许多朋友。他还同宗教界领袖吴耀宗、华侨领袖司徒美堂等有过多次接触。他在曾家岩五十号会见吴耀宗时，热情地介绍了国内外形势，希望一切爱国党派和爱国人士团结起来，废除法西斯统治，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并向吴耀宗认真细致地讲明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他会见司徒美堂后，司徒美堂返回美国，从物力、财力上给了中国抗战以很大的援助。
对科学技术界的朋友，周恩来嘱咐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同他们广泛交往，推动他们组织起来，投入抗日救国的洪流。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自然科学界一些知名学者梁希、潘菽、金善宝、涂长望、干铎、谢立惠等二十余人在重庆成立“自然科学座谈会”。周恩来经常关心座谈会的活动，同他们恳谈，帮助他们认清时局和抗战前途。有一天，他和董必武邀请“自然科学座谈会”七位科学家到《新华日报》编辑部共进午餐。他们去后，看到桌上摆着寿桃和酒菜，很是惊讶。周恩来说：“今天是梁老（梁希）六十寿辰，我们为他老人家祝寿。”他端起酒杯走到梁希面前说：“中国需要科学家，新中国更需要科学家。不管道路如何曲折，新中国总要到来，到那时就大有用武之地了。”梁希激动地说：“我无室无家，有了这样一个大家庭，真使我温暖忘年。”〔42〕回去后，梁希夜不成寐，起身作了三首七律，两首送给周恩来，一首送给新华日报社。此外，周恩来还约请“自然科学座谈会”的一部分科学家，负责为《新华日报》编辑《自然科学》副刊，向广大群众普及科学知识，帮助他们摆脱愚昧和落后；同时向自然科学工作者说明科学和政治的关系，推动他们团结起来。
周恩来在同朋友们的交往中，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待人以诚。他总是尊重对方，能够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照顾到对方的困难和接受程度，以平等的态度同人家交换意见。在交换意见时，他总是坦率明朗地说出自己的看法，从不含糊和敷衍，对正确的意见诚恳地接受，对不正确的意见则进行入情入理的说服工作。他常向周围的人说：对国民党元老、地方实力派和某些工商业者，不要只看到他们消极的一面，同时要看到他们要求抗日的一面。他还对夏衍说过：“对过去不认识、不了解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要解除他们对共产党的疑惧。只有把对方当作朋友，人家才会把你当作朋友。”〔43〕这是周恩来所以能在这方面取得重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关于隐蔽和撤退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的指示》，1941年5月26日。
〔2〕周恩来在南方局青年组的《一九四二年度工作》报告上的批示，1943年4月，手稿。
〔3〕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1年4月15日至5月22日。
〔4〕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召开的学生工作讨论会上的发言记录，1941年（或1942年）7月28日。
〔5〕周恩来致刘晓并告康生的电报，1941年8月30日。
〔6〕陆诒：《在周总理领导下做新闻工作》，《新华日报的回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36页。
〔7〕夏衍：《懒寻旧梦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7月版，第455页。
〔8〕周恩来致方方并转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41年8月26日。
〔9〕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1年10月24日。
〔10〕周恩来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41年10月27日。
〔11〕《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110—111页。
〔12〕《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111页。
〔13〕《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194页。
〔14〕周恩来致方方的电报，1942年6月8日。
〔15〕毛泽东致董必武的电报，1942年7月2日。
〔16〕周恩来致中共中央书记处并报毛泽东的电报，1942年7月17日。
〔17〕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2年7月17日。
〔18〕《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195、196页。
〔19〕阳翰笙：《风雨五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62、263、267页。
〔20〕许涤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周总理在国统区的斗争》，《人民的好总理》（上），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26页。
〔21〕巴金：《望着总理的遗像》，《人民的好总理》（下），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57页。
〔22〕阳翰笙：《风雨五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85页。
〔23〕《新华日报》，1941年11月16日。
〔24〕张颖：《雾重庆的文艺斗争》，《人民的好总理》（上），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40页。
〔25〕白杨：《敬爱的郭老，深切悼念您》，《悼念郭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第251页。
〔26〕夏衍：《懒寻旧梦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7月版，第475、479、491页。
〔27〕夏衍：《懒寻旧梦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7月版，第488页。
〔28〕陈铭德、邓季惺：《周恩来在重庆和我们的几次见面》，《怀念周恩来》，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版，第370页。
〔29〕李凌：《忆周总理和新音乐运动的二三事》，《周恩来与文艺》（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385页。
〔30〕侯外庐：《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10月版，第114页。
〔31〕侯外庐：《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10月版，第122、123页。
〔32〕侯外庐：《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10月版，第126页。
〔33〕徐伯昕：《在艰苦战斗中建立的团结》，《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革命出版工作五十年纪念集》，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1984年6月版，第108页。
〔34〕胡子婴：《山城忆旧》，《回忆南方局》，重庆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81页。
〔35〕李群杰：《关于抗战时期对云南地方实力派部分统战工作的回忆》，《南方局党史资料》，1987年第3期，第49页。
〔36〕朱家璧：《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滇军中的一些工作》，《南方局党史资料》，1987年第3期，第38页。
〔37〕《新华日报》，1941年11月14日。
〔38〕《新华日报》，1941年11月20日。
〔39〕屈武：《记周总理对于右任先生的关怀和对我的教育》，《怀念周恩来》，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版，第160—163页。
〔40〕《新华日报》，1941年11月9日。
〔41〕董必武手迹（影印件），《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
〔42〕谢立惠：《周恩来与中国科协》，《科学家》第5期。
〔43〕夏衍：《懒寻旧梦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7月版，第491页。
